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第九章 还有哪些问题未解决？
国家资本主义的新表现
2008年3月，美国政府“救助”了华尔街第五大投资公司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那一年6月，它再次“救助”了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这两个巨额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放款者和抵押贷款支持的提供者，并且在2个月后将这两家公司正式国有化。当9月中旬恐慌冲击一开始，其他国有化进程就随之而来。通过购买其绝大部分股份，政府实际上已把AIG这个保险公司巨头国有化。此后不久，超过700家银行以及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和克莱斯勒（Chrysler）公司，因政府通过TARP为它们提供资本而成为由政府部分拥有的公司。
在整个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中，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些行动试图让富人更富，而一些左派则认为，由于它们标志着对自由市场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因此它们具有某种进步的意义。我认为这两种观念都存在严重的误解。
这些干预，还有政府普遍实行的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表现。它不是苏联那种以中央“计划”和国有财产统治为特征的国家资本主义。它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杜娜耶夫斯卡娅（2000，第258页以下）用它指称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阶段，即一种自1930年代伴随新政和类似政策体制而兴起的以持续的国家干预为特征的阶段。新政的目的，就像最近的政府干预的目的一样，是要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因为许多自由主义的和左派的评论者选择从分配的角度来讨论干预——政府解救了哪些人，是富有的投资者和放贷者，还是被解雇的工人和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普通房屋业主？——让我强调一下，我使用“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意指的是其字面上的含义。这些干预的目的不是要使富者更富，甚至也不是要保护他们的财富，而是要挽救这样一种制度。
政府官员并没有隐藏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这一事实。在面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时的证词中，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2010）声称：
在危机中，政府为大而不倒的公司提供支持，不是出于对他们的偏袒或对公司的管理者、所有者或债权人的特殊关注，而是因为政府认识到听任经济在更广的范围中出现混乱的倒闭风潮，其后果在某种程度上要远比为避免失败而付出的代价更加严重。
想想对贝尔斯登的“救助”。美联储试图把它以每股2美元的大甩卖价格廉价卖给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这个价格只是它在公开市场中的资产价值的一个极小部分，并且是最终售出价格的五分之一。贝尔斯登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麻烦，但也有其他解决其麻烦的办法。如果它能够在美联储的“贴现窗口”获得贷款，贝尔斯登或许就能够度过它因现金缺乏而面临的最紧迫的危机，从而捱到6个月后的TARP救助。但是美联储一直等到贝尔斯登被出售给摩根大通之后的第二天，才宣布它现在将对华尔街的公司开放贴现窗口。另外，如果贝尔斯登被允许申请破产，那么它就有可能继续运营，其所有者的股份也就有可能不会仅按照其市值的一部分来出售了。相反，美联储迫使贝尔斯登廉价出售。
因此，把对贝尔斯登的接管称做“救助”是极具误导性的。美联储当然不是要救助贝尔斯登公司的所有者。它也并非企图使摩根大通的所有者变得更加富有；摩根大通被选择成为贝尔斯登资产的新所有者，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大得足以买下这些资产的金融公司。美联储以这种方式采取行动，是为了向金融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美国政府将竭尽全力阻止任何“大而不倒”的机构破产，因为这样一种破产可能会带来多米诺效应，引发基金的大规模恐慌性赎回，足以使整个金融制度崩溃。
再想想政府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救助”。这一救助的起因是它们的股票价格急剧下跌。但是，政府并非出于支撑其股票价格的目的而实施援救。在宣布了救助计划之后，它们的股票价格仍在继续下降，这完全是因为政府的动机并不是要救助公司的股东。事实上，股东们并没有从政府那儿拿到钱。只有那些借钱给他们的机构和投资者得到了救助，并且政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不救助那些高风险次级债务的持有人。与贝尔斯登的例子一样，这个干预的重点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恢复金融制度的信心，即向贷出人保证，即使其他所有人都不能偿还欠他们的钱，美国政府也将会向他们偿还这些钱。
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新表现本质上具有非意识形态的特点。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无疑不是政府管制或国有化的拥护者。但当恐慌紧随雷曼兄弟的破产而来时，他却匆忙抛出了TARP的援助方案。在那个“这个笨蛋会搞砸”（George W. Bush，转引自Herszenhorn，Hulser和Stolberg，2008）的时刻，意识形态的顾虑完全被抛到一边。同样被抛到一边的还有这样的担忧，即政府对“大而不倒”公司的救助会导致道德风险和过度风险承担。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的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本身的利益，它与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1990b：989—999）①目的是资本持续的自我扩张，即让产生价值的价值产生价值，为了价值的积累——而不是为了富人的消费——而积累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译者注
这场远离自由市场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回到更多的政府控制甚至政府所有的运动，是一个实用主义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它并不存在什么内在的革新。事实上更大的政府干预最近一直伴随着——或者更准确地说越来越多地采取了——紧缩性的措施。就美国而言，政府只是一直在做它必须要做的事，而无论它必须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都是为了阻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当它为了平息金融市场中的恐慌和阻止衰退演变为一场萧条而需要大规模借款时，它就大规模借款。但作为其结果的国债激增——自雷曼兄弟破产以后的三年中，国债增长超过50％，本身已成为这个制度的稳定性的一个潜在威胁，因此，现在对经济政策的讨论已集中于使赤字支出得到控制的紧缩性措施。
几十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这样的一个信条下运作，即大型商业银行对资本主义制度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它们太大而不能倒闭。在最近这场危机中，这一信条第一次被延伸到诸如贝尔斯登和AIG这些商业银行以外的机构。“大而不倒”信条的这种延伸反映了最近这场危机对整个金融体系构成威胁这一事实，也反映了投资银行、经纪商和保险公司日益具有“系统重要性”这一事实。[1]雷曼兄弟被允许破产，但这已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一个政府无疑不愿重复的错误。如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詹姆斯·布拉德（James Bullard，2010）所说，“金融危机表明，全球性大型金融机构确实是‘大而不倒’。……我们可以允许大型金融公司突然倒闭，但全球性恐慌就会随之而来。”
因此，最近这场危机以及政策制定者对它的应对，已大大加剧了大而不倒的问题。在这场危机之前，政府是否会“在异常或紧急情况下”使用纳税人的钱来支持任何或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这一点并不完全清楚。然而现在，这一点已经完全清楚。其结果是，道德风险显著增加。那些把资金借给这种机构的放贷者，或许同样还有它们的股东，现在甚至有更大的激励去从事高风险行为，因为他们知道得到了这样一种保证，即纳税人将承担他们过度冒险的后果。
极为值得怀疑的是，资本主义下是否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止金融机构变得大而不倒，或者永久缩减那些已经太大的金融机构。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价值生产体系，削减成本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集中”（1990a：777）。大公司，它们能够用比小公司低得多的成本进行生产，击败了小公司，把它们赶出交易或接管它们。这种变动在金融业尤其明显，这是因为一家银行并不需要100倍的劳动或100倍的计算机就能够放出1亿美元而不是100万美元的贷款。在美国，“大而不倒”公司的规模和/或数量很可能大大增加，因为美国银行业并不像欧洲那样集中化。[2]
因此，道德风险、过度风险承担和政府救助同样也很可能大大增加。因此，资本的集中使得资本主义更不稳定，而不是更加稳定。这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期的完全相反。[3]
对最近这次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最恰当的描述或许是，它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991a：569）①的最后一个阶段。除了财产这种权利以外，这种制度中再没有任何东西是私有的。“大而不倒”信条延伸到任何和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使得这一状况惊人的清晰。并且如我在这里所强调的一样，政府甚至不再为了私人利益而进行干预。它是为了这种制度本身的利益而进行干预。这种经济制度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利益的总体异化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它必然要灭亡，从而给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让路。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497页。——译者注
解决方案是进一步国家化吗？
几十年来，一直到最近，我们听到过很多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比那种国家所有、控制、干预和/或管制在其中扮演重要作用的资本主义形式更加成功的说法。现在，我们正在听到把各种国家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当做新的解决方案的说法。这种变化的关键是，那些没有完全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人们不得不总是设法“把责任推给资本主义本身以外的某种东西”。（Harman，2009：292）他们只有两个可供选择的选项——自由市场或是国家干预，他们只能从一种观点转变为另一种观点。大萧条似乎是自由市场的危机，因此，他们接受了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1970年代的全球危机似乎是干预主义国家的危机，因此，他们重新转向自由市场。随后，当苏联及其附庸国的崩溃似乎表现为“非”资本主义的崩溃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某种形式的崩溃时，他们在自由市场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而现在，他们重新转变为各种形式的国家主义。[4]
管制
对金融业进行更加严格的管制怎么样？它能够阻止下一场危机吗？为了有助于回答这一问题，回顾一下1980年代美国在储蓄和贷款都处于严格管制之下爆发的储蓄信贷机构危机（S&L crisis）是有益的。事实上，储蓄信贷机构危机恰恰是由管制所导致的。
一项联邦法律规定了储蓄信贷机构（S&Ls）向储户支付的利率上限。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州还制定了反高利贷法，这些法律限制了它们对其放出的抵押贷款所收取的利息（住房抵押贷款是它们的主要业务）。S&Ls在当时被称做是“3-6-3行业”：通过对存款支付3％的利息来吸纳资金，再以6％的利率把它们放贷出去，并且下午3点去打高尔夫。这是一项非常无聊的生意，但却被认为是非常安全和稳定的生意。
然而，在1986年存在的全部S&Ls中，大约有一半在那一年到1995年期间要么破产，要么被其他机构接管。（Curry和Shibut，2000：26）那些破产或被接管的S&Ls的储户不得不接受政府救助——他们的存款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保障，在1986—1995年间，这一救助花费了纳税人1530亿美元——其中还不包括政府为支付这一救助所发行的债券的利息（Curry和Shibut，2000：31，33）。相反，美国财政部最近估计，TARP对纳税人带来的负担不超过这一数字的三分之一（金融稳定办公室，2010：1），如果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大约是五分之一。[5]
尽管各种管制措施能够控制S&Ls支付和收取的利率，但它们并不能控制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OPEC提高石油价格之后所发生的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以消费价格指数〔CPI-U〕来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在1974至1978年间平均为8.0％，在1979至1981年间是11.7％。
一旦通货膨胀上升，S&Ls从它们的抵押贷款中所收取的利率就往往会低于通货膨胀率，因此，若以（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实际”量来衡量，它们正在遭受损失。此外，联邦政府允许它们向储户提供的微薄利率更加低于通货膨胀率。储户们在把他们的钱存入S&Ls时会遭受巨额损失。这种状况刺激产生了一个不受管制的替代方法，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它所支付的利率足以弥补通货膨胀。储户非常高兴有这个替代方法。他们放弃了受到管制的S&Ls，把他们的钱投入到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中去。这样，管制和通货膨胀就创造了这样一种状况，即资金流入不足而流出过多的状况。
为了防止S&Ls崩溃，国会于1980年通过一项法律，废除了各州的反高利贷法。这项法律允许S&Ls对新增贷款收取超过通货膨胀率的利息，但它并没有解决根本性问题：S&Ls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那些已经存在的贷款——它们在1950年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低利率所发放的30年期抵押贷款。这些贷款的利息以实际量来衡量仍然是负数。1980年的这一法律还允许S&Ls在持有较少资本的情况下发放更多的贷款，参与某些投机性的不动产和商业贷款。这些贷款比住房抵押贷款更加有利可图，但也具有更大的风险。
随着危机继续恶化，国会采取了更多的措施以防止S&Ls崩溃。1982年，它通过一项法律，提高了S&Ls向储户支付的利率上限。这一新的法律还允许它们参与更具投机性的贷款，同时对它们的资本金要求也更加宽松。但是这一措施的作用太小，同时也来得太迟。1980和1982年这两项允许S&Ls通过从事高风险的不动产和商业贷款来弥补其损失的法律条款，只是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因为这些高风险贷款中有许多根本就无法偿还。最终结果是不得不实施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救助。
尽管采取了取消储蓄信贷行业管制这种最后一搏的措施，但对修复已经存在的严重问题来说，它只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最初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对利率的管制和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法阻止的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而这次救助花费了纳税人这么多钱的原因是政府担保了储户的资金。
当然，有人可能会争辩说，管制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储蓄信贷机构危机被局限在了一个国家的一个行业之中，而最近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和普遍性的危机。但是，为什么储蓄信贷机构危机影响如此有限，其原因是管制的范围是有限的。设想一下假如美国所有的利率都受到管制，一旦通货膨胀加速，钱就不仅仅是从S&Ls中流出了，它将在总体上从美国流出。那就将出现一场全国性的大规模金融危机，一场在美国发生却很可能引发其他地区危机的大规模危机。
在管制能够阻止金融危机这种观念中，还存在其他一些关键的问题。其中一个是，新的管制总是“在打最后一仗”。国际购物中心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hopping Centers）副会长、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涅米拉（Michael Niemira）说到，即使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Dodd-Frank financial re-form bill），“下一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不可能与上一场的根源完全相同——它从来都不会完全一样。”（Izzo，2010）
另一个关键问题完全是由《纽约客》（Vey，2009）上刊登的一幅漫画总结出来的，这幅漫画上画的是一间办公室中有两位会计。其中一位会计转向另一位说：“这些新的管制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付他们的方法。”
有关管制的这种悲观看法并不少见。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银行持有更多的资本，该法案的规定将会提高银行的成本、降低它们的利润。然而，当参议院和众议院敲定了这一法案的最终条款时，银行的股票价格猛增了2.7％。《纽约时报》的格蕾琴·摩根森（Gretchen Morgenson，2010b）评论说，这种反应要么“有点儿难以理解”，要么就是“投资者可能已经在期待银行会做出它们最擅长做的那些事儿：找到避开新的规则和限制的方法”。
即使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那样赞同管制是一种解决方案这一观点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承认金融机构总是会找到办法规避那些管制。在2008年恐慌时期，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出了一套包括六项内容的改革方案，这套改革方案后来被他所带领的联合国货币和金融改革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纳入其推荐方案。尽管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如何防止下一场华尔街危机”，但它在最后一段中承认，“这些改革并不能保证我们不会出现另一场危机。金融市场上从业者的足智多谋令人印象深刻。无论实施了什么样的管制措施，他们最终都会找到方法避开这些管制。”（Stiglitz，2008）
既然如此，为什么文章前面还要提出这种管制呢？斯蒂格利茨向我们保证，“这些改革将使另一场这种类型的危机变得不太可能出现，并且万一它真的出现了，也可以使它不像在不实行这些改革时那么严重。”（同上，强调为原文所加）然而，如果真的如他所说，金融市场“实施了什么样的管制措施，都会找到方法避开这些管制”，那么一旦他们找到了方法，这些管制就无力再约束他们，到那时下一场金融危机就会变得和没有管制措施一样易于发生。从最好的方面说，新的管制措施也只是能够延迟下一场危机，而市场仍然能够找到避开这些管制的方法。但是，延迟下一场危机意味着，在此期间的过度借贷将使经济出现更多人为的和不可持续性的扩张，从而一旦债务泡沫最终破裂，经济紧缩将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有所缓和。[6]
多德—弗兰克法案包含许多与大而不倒的机构有关的条款，但它既不能解散这些机构，也不能阻止政府“救助”这些机构，并且许多评论家认为，即使未来真的发生了任何能够减少大规模“救助”的事情，这项法案在其中也几乎没有什么作用（例如，见Morgenson，2010b；Ramirez，2010；以及Wallinson，2010）。事实上，就像摩根森（2010a）指出的那样，多德—弗兰克法案实际上是以纳税人的钱为支持，创造了一个“在异常或紧急情况下”大而不倒的新机构：衍生交易的清算公司。她引用了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金融学教授克雷格·皮龙（Craig Pirrong）所说的话，“清算公司与金融体系及整个银行体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巨大，相互关联，并且当市场出现巨大冲击时它们可能会倒闭。”
国家控制和国有化
近来，一些左派经济学家们呼吁实施国家控制或国有化，而不是仅仅实施管制。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f）支持国家控制。他建议应该由“国家机构〔来〕协调企业相互依存的生产决策”，美国政府应当要求金融机构“转变成那种雇主和雇员为同一些人的企业”。（Wolff，2008b）他主张，“那些为他们自己的董事会服务的工人将会做出与传统的由股东选举出的董事会不同的决策”，并且“广义的工人福利（一个包容性标准）将代替单个企业的利润（一个狭义的排他性标准）成为企业决策的普遍目标”。（Wolff，2010）
弗雷德·莫斯利（2009）和约翰·威克斯（2011：150—151）偏爱国有化。莫斯利注意到决策者现在要么必须救助大而不倒的公司，要么只能让危机恶化，他认为，“避免这种两难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让政府自己成为经济中主要的信用提供者……金融应当被国有化，应当由政府来运作。”与沃尔夫一样，他主张只要主管金融机构的人不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就会，或者至少可以有所不同：
对房利美和房地美已经实行的准国有化，应当转变为永久性的国有化，这些由政府经办的抵押贷款机构应当被用来实现使所有人都有能够负担得起的体面的住宅这一公共政策目标，而不是被用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其次，大型银行……应当被国有化，并且为实现类似的公共政策目标而运营。
银行的国有化并不是社会主义，但它可能是通往社会主义之路上的重要的一步。用政府银行来追求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而不是利润最大化，将会成为经济中其他部门的一个榜样。
但是社会主义无法在一个国家中建成。当你试图在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时，其结果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仍处于全球资本主义包围的一个国家经营的体系，这一体系仍然受困于同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竞争之中。一个国营的银行仍然是一个银行。它仍然必须首先获得资金然后才能提供贷款，为此它也必须向那些供给它资金的人们提供满意的回报。（这对由工人运营的银行也同样成立）但是，这意味着它的投资决策不能够以提高工人福利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为基础。如果工人福利的提高或公共政策目标的实现会显著降低它同那些与它竞争的银行相比的盈利能力——很难想象在哪种环境下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哪家银行敢于追求这些目标，它就会发现投资人和资金提供者将不再向它提供资金，它就无法在竞争中获胜，甚至无法维持其偿付能力。为了生存，国营银行（或工人运营的银行）必须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就像其他所有银行一样。
此外，就像埃戈维尔（Egoavil，2009）所强调的那样，金融就其本性而言是投机性的。出借人本质上是下了一个赌注，赌未来的价值流将足以使他们得到超过他们借出额的回报。这意味着，债务泡沫以及这些泡沫的破裂是内在于金融并且不可避免的——无论金融过程是由国家控制还是由私人拥有的，这一点都同样成立。埃戈维尔还表明，莫比利埃信托公司（Crédit Mobiliér）事件，与近期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事件，都表明“政府支持的银行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能够让它比私有企业更少地从事投机性行为”。
因此，国家控制资本这个概念，就像是巨大的小虾米一样，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oxymoron）。只要资本存在，实际控制经济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个人资本家，包括单个的国家资本和工人运营的企业，都必须服从这些规律。就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指出的那样：“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①（1973：752）。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马克思赞扬工人合作工厂是新社会的先兆，但他还是警告说，只要合作工厂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它们“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②（马克思，1991a：571）换句话说，工人最终剥削了他们自己。
总之，“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③（马克思，1990b：989），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只要它在这个位置上执行着职能，它就是资本家。把不同的人放在“控制”的地位上，并不会取消资本的内在规律；但是，资本的内在规律必然会被取消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译者注
②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页。——译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译者注
“我们不应幻想能够防止所有危机”
伯南克（2010）在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证词的结语部分说道，“然而，我们不应幻想能够防止所有危机。”一方面，这一表述成了使美联储作为经济安全网的最终手段拥有更大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伯南克也无意中说出了秘密。
然而，伯南克对为什么不能防止所有危机的解释却是混乱不堪的。他的表述看上去像是说，金融危机是任何“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经19济”的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产品，无论如何，“一个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经济需要一个金融系统，在将信用配置于家庭和企业时能够使可用的储蓄得到有效利用。信用的提供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风险承担。”这一表述中正确的部分是，任何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经济都需要让额外的资源（“储蓄”）得到有效的利用，而不是被消费掉或被贮藏起来。但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根本就不会需要一个金融系统。[7]
首先，金融市场中的大量活动——例如货币投机，衍生品交易，以及对包括已发行债券、其他信用工具和股份的交易，都只不过是赌博而已。金融市场活动的另一大组成部分——例如股票的原始发行——由财产权买卖所构成。这些活动全都不是在家庭或企业中配置信用的。
其次，当伯南克说“信用”的提供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风险承担时，他意指的是，当出借人提供临时资金，他们就冒着不能从借款人那里按时取回资金和商定的利息这种风险。这并不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经济的必然特征。这种风险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出借人和借款人是相互分立并且相互对立的实体；在一个共同所有的社会中将不会存在这种状况。事实上，信用这个概念在这样一种社会中将会是没有意义的。就像一个个人或家庭不可能从他自己那儿获得信用，对他自己进行偿还，或者拖欠他应该偿还给自己的责任一样——他所要决定的仅仅是要使用其资源还是要继续持有它们，一个共同所有的社会也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一旦理解了这些，伯南克所说的无法防止所有危机这句话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默认了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和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相互对立的社会。
“自下而上的”经济学及其政治含义
我在第八章所讨论的那种消费不足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和衰退的最终原因是劳动人民获得的报酬太少。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危机和衰退原则上可以通过给劳动人民分一块更大的蛋糕来避免。当然，如果他们得到了更大块的蛋糕，富人们得到的就会更小。但是，劳动人民几乎把他们的全部收入都用于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甚至其消费还超过收入，而富人们则把他们的许多收入用于购买证券和不动产。因此，如果劳动人民得到了更大块的蛋糕，那么用于消费品和服务的总支出将会增加，消费不足理论表明这种分配原则上能够使经济从其最近这场衰退中挣脱出来，并且能够避开此后的危机。
因此，消费不足理论是“自下而上的（trickle-up）”经济学。它表明，对工人阶级有利就对资本主义美国有利。与此相反，几乎所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们都认为，归根结底，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这种制度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尤其是当情况变得艰难，就像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那样。[8]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坚持认为社会需要革命性变革的主要原因。
但是，如果资本主义能够正确地对待劳动人民，尤其是如果它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像消费不足理论所暗示的那样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么至少就经济理由来说我们就不需要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可能是你想要的东西，但你并不会总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社会变革的任务是如此艰巨，能不能实现这一任务又是如此可疑，所以最好还是忘了你想要什么，而把目光集中在此时此地需要做什么。一个人或许应当倡导和争取自下而上的政策以帮助改善现有制度，尤其是在一场损失如此巨大的严重经济衰退之后更应如此。
我并不认为一个人同时既是一名主张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又是一名消费不足论者是不可能的。卢森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同时主张这两种观点并且又不陷入彻底的自相矛盾，这是有可能的。然而，除了这种自相矛盾以外，在理论和政治立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不一致，例如杜娜耶夫斯卡娅所说的“深不可测的峡谷”（abysmal gap）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杜娜耶夫斯卡娅在对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消费不足理论的评论中写道：
作为革命者的卢森堡察觉到在她的理论和她的革命活动之间存在着“深不可测的峡谷”（abysmal gap），因而作为理论家的卢森堡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早在”资本主义因非资本主义世界被耗竭而崩溃之前，卢森堡写道，资本主义的矛盾，包括其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就会发展到这样一个时刻，即无产阶级将会推翻它的时刻。
但是，它不是一个“早在之前”的问题。没有革命者会怀疑，唯一的最终解决方案……将来自于现实的阶级斗争……理论上的问题是：这一解决方案究竟是内在地来自于你的理论，还是仅仅来自于“革命意志”。（1991：45，强调为原文所加）
没错。一个消费不足理论的支持者或许恰巧也具有支持革命的观点，但这未必是因为革命的观点内在地来自于他或她的理论。
某些消费不足论者不同意这一点。例如，20世纪消费不足理论的领导者保罗·斯威齐在他1942年的《资本主义发展论》一书中主张，经济危机的消费不足理论内在地具有革命意义：
如果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消费需求越来越落后于生产要求的趋势……那么，这个制度的毛病就可望随岁月的推移而加剧……周期地打断社会经济生活的危机，就的确必须看做是现在社会体系的死亡象征。但是……如果造成危机的最顽固原因，真的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失调，那么，现存的这个社会制度似乎就很巩固了……在这两个互不相容的观点中，如果第一个为人所接受，社会主义者就必须为迎面而来的风暴做好准备；他们甚至还必须做好准备——如果必要的话——通过革命的办法来强行解决现存体系的矛盾。但如果第二种观点为人所接受，那么，社会主义者就可以期待一个无限期的、平静的教育工作时期，他们至少可以指望，这种教育工作最终将通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取得和平地建立合作共和国的胜利。（Sweezy，1970：160-161①
① 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80—181页。——译者注
然而，回首1942年，很难知道斯威齐实际上对消费不足理论必然指向革命的方向这一观点的相信程度。斯大林主义苏联令他失望，随后中国又偏离了他后来支持的毛泽东主义道路，之后斯大林主义苏联崩溃，当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了之后，他在他主编了半个世纪的《每月评论》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如果我对美国经济在过去60年中的表现所作的分析为人们所接受，那么它意味着什么样的政策结论呢？……在短时间内，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用计划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将不是〕一个认真的选择。因此，应当把问题重新表述为：在私人企业体系的框架下，能够做些什么以使它变得更好？……
为了使私人企业经济变得更好所需要的第二个不可或缺的变化，是更加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再分配。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社会收入中归于公司和富有的食利者的份额空前庞大并且仍在不断增长，而底层人口的份额则停滞或下降。这意味着在社会不断增加其资本存量的潜能与其萎缩的消费力之间存在着一个永久的不平衡……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极端情况下，愿意放弃它所拥有的一半来拯救另一半吗？我有一种感觉，私人企业体系的命运或许就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Sweezy，1995：9—11）
斯威齐在1995年对消费不足理论的政治意义的理解，实质上与我在上面所描述的是一致的。并且，在他为了“使私人企业经济变得更好”而提倡收入再分配之后，那些以“合作共和国”的名义从事着斯威齐先前所说的“平静的教育工作”的人们，似乎就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阶级战士了。
对消费不足理论在当前这一历史时刻的政治意义，我深感担忧，因为正如斯威齐所提出的那样，消费不足理论表明一个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将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好。让我明白地说吧，我并不是建议劳动人民应该克制自己不去争取更大的蛋糕或其他改革。这里的问题不是“改革还是革命？”相反，这里的问题是，“对劳动人民有利的事情，对资本主义美国也有利吗？”根据第八章里对消费不足论的讨论和经验缺陷的批评，我必须给出否定的回答。
尤其是在当前这场衰退及其余波仍未结束的时期，劳动人民当然需要向雇主和他们国家的政府提出要求，并且争取使这些要求得到实现。在希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已经开始的反击，毫无疑问标志着未来仍然存在着希望。劳动人民争取实现其要求，在短期内有利于他们自身。他们正在争取这个制度的让步。然而，重点在于，他们并没有推动资本主义走上一条新的前进道路，也没有解决经济危机。他们所赢得的让步仅仅是让步而已，这些让步并不是一套新的将会带来经济繁荣稳定的进步性政策。
没错，在大萧条时期，劳动人民的大规模运动迫使美国政府在面对这种运动时为拯救资本主义制度而作出了重大的让步——集体议价权、规定工时和最低工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没错，这些措施，连同大量的管制和（“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财政货币政策在一段时间内似乎永久地消除了经济大幅衰退，似乎为资本主义重建了一个更加健康和更加进步的基础。但是，当1970年代中期爆发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时，这一切都轰然倒塌。左翼的凯恩斯主义的决策者们及其支持者们以为他们能够通过制定法律来扭转制度的运行，但是1970年代的危机表明他们的政策无法对抗实际主宰着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见Clarke，1988，第11、12章）
为了拯救这个制度，1930年代所赢得的成就必须被收回。它们也的确被收回了。当然，凯恩斯主义者及其支持者们一定会为此而指责里根、撒切尔（Thatcher）以及新自由主义，但是他们自己必须承担大部分责任。他们所宣扬和执行的政策最终失败了，因为他们的失败，新的人们和新的思想自然会出现，取代他们并收拾烂摊子。此外，在左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有助于瓦解劳动人民——通过诱使他们相信凯恩斯主义的政客、政策和教条，还有他们的工会领导人，而不是相信他们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生活并在新的人本基础上重建社会。其结果是，新出现的人们和思想就成为反动的了。
历史分析的这个片段应当有助于澄清，在危急关头，劳动人民的利益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运行是不能并存的。它们之所以不能并存，是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利润驱动的制度。因此，对资本主义有利的——即对这种制度有利的事情，是高利润而非低利润，这同对在资本主义中生活的大多数人有利的事情截然不同。对工人支付更高的薪资削减了利润，同样会削减利润的还有提高公司所得税并把税收用于资助社会项目、更短的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卫生和安全监管，如此等等。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这种两难困境是无解的。
所有这一切都如此明确，从而表明消费不足理论所说的那种相反的状况并不是事实。消费不足理论所说的是，对底层人口的收入再分配，由于它带来了消费需求的提高，因而使得商品和服务的销售增加，而这提高了盈利能力。
我在第八章里证明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我的论证是合理的，那么其后果是什么呢？在资本主义中，一场新的经济繁荣要求盈利能力得到恢复，但是对下层的收入再分配将降低盈利能力。因此，它将倾向于进一步动摇资本主义。它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新一轮恐慌，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通过这种方式，或者通过使投资支出下降，对下层的再分配可能会带来一场严重的衰退，甚至会导致一场萧条。并且，由于改革政策将再一次不能让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本身变得更好，这就为另外的人物和思想来收拾烂摊子创造了条件。到那时，哪怕是法西斯主义，就像欧洲在大萧条时期那样，也可能会成为一个严肃的选择。劳动人民需要准备好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即他们在面对经济衰退时为保护自身的斗争，并不符合这种制度的利益，而成功的斗争很可能会引起极端的反动。他们还需要准备好面对这种反动。但是，如果他们已经被引导相信这样一种自下而上的观念，即对工人有利的就对资本主义美国有利，那么他们就不会做出准备。
为了一个不同的未来
最近这场经济衰退及其持续性后果已经给千百万劳动人民带来了苦难。但是，它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以摆脱这种不断受到类似危机冲击的制度。资本主义根本上的不稳定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是像伯南克那样心照不宣的认识，它还为主流报纸和杂志明确承认。例如，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2008）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中提到“我们制度的根本上的不稳定”。在最近接受《哈珀》（Harper's Magazine）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市场导向的法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创立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宣称，“由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不稳定的。”（Silverstein，2010）
2009年4月在全美进行的1000人拉斯穆森民调（Ras-mussen poll）显示，低收入人群和青年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只略高于对社会主义的支持——而斯科特·拉斯穆森（Scott Ras-mussen）是一位共和党民意专家。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只有37％赞同资本主义，而赞同社会主义的人数几乎一样多，为33％。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受访者中，赞同资本主义与赞同社会主义相比仅有35％对27％的优势。（Rasmussen Reports，2009）该调查没有定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因此我们不知道那些表示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们的意思是什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所说的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信条不再全面占据主导地位了。
然而，我们不能不采取行动，坐等一系列事件替我们完成工作。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是一件事，而揭示其他选择是可能的则是另外一件事。就像迈克尔·斯卡平克（Michael Skapinker，2008）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中所说的那样，最近这场危机和政府的干预已经结束了里根—撒切尔的时代，但是“左翼的和极左的网站……显然”对什么东西能够取代它“毫无头绪”。在碰巧遇到诸如“多数人的需要比少数人的贪婪更加重要的世界”这样的答案时，他的反应却是：“比如说呢？”
因此，陈词滥调没什么好处，“对那些要求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提供更加明确和保险的见解的理论家们公然表示无情的蔑视”（James和Lee，2006：103）也一样没什么好处。这种反应很容易被认为是在回避，被认为弊大于利，因为这种反应表明一个人对他所支持的想象中的取代方案“毫无头绪”。现在是时候承认“比如说呢？”是一个要求直接给出答案的诚实而深刻的问题了。现在是开始去寻找并发现那些答案的时候了。
我并不是要在这里鼓吹抽象的革命主义。仅仅呼吁社会主义但却无视很可能会出现的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失业和住房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问题，这种作法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只考虑取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而无视这些问题，同样也不能解决问题。在面对通过紧缩手段来恢复盈利能力和经济增长的企图时，劳动人民将不得不竭尽全力去斗争，仅仅为了防止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进一步恶化。
然而，对思想和行动进行这种方式的对比是错误的。它们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携手并进的。在“比如说呢？”这一问题尚没有可以信赖的答案时，过去几十年的现实斗争自然是极具自我局限性的。这些斗争甚至没有试着在整体上改造社会。当关于未来的问题与日常斗争紧密相连时，新的人类社会显然不可能仅仅通过自发行动而产生。要超越这一僵局，人们不仅仅需要知道他们要反对什么，还需要知道他们要支持什么，不仅仅要知道“哪些是要去实现的”，还需要知道哪些是要去废除的——为了实现一个切实可行的、解放的社会主义，那些必须变革的究竟是什么？
不幸的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问题几乎都没有得到关注。几乎每一个左派人士都仅仅是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是现实存在着的，直到所谓的“共产主义”崩溃，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徒劳的梦想。一些人热衷于批评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各种不同程度的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过度倾向于认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或处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因而认为这些国家需要的不是与之不同的另一种生产方式，而是政治上的转变——用“社会主义和民主”来取代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或是用“来自下层的社会主义”来取代来自上层的社会主义。其他人则确信，高效的政治行动将会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就得到维护并逐步扩展到社会和经济生活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去。
因此，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另一种世界是否可能这一问题才得到了明显的关注。但是现在，当资本主义的未来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之时，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应当被理解为当今革命思想的核心问题。
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凭借一个掌握国家政权和国有化生产资料的政党而得以建立起来的观念，是一个在根本上被误导了的观念。约翰·霍洛韦（John Holloway，2002）的《不取得政权即可改变世界》一书对此进行了重要的分析。（但读者需要仔细阅读；他并没有说社会主义能够在不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形成）我的确认为，现存国家的权力需要被打破，生产资料需要被社会化。但是上述观念的问题在于它是政治决定论的；它暗示着，政治和法律的变革而非现实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关键因素。这是对马克思的180度的倒置。把自己称做“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恐怖，与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挂帅”这一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恐怖应当有助于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也是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真实关系的180度的倒置。
包括列宁在内的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完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马克思观点的改造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马克思认为使国家权力得以执行的官僚军事机器是不能被接管的；它必须被打破。然而，在这本书中，列宁写道，邮政（postal service）是一个只需要简单地接管过来的“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直接的目标是要“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列宁，1971：299，强调为原文所加）①
①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译者注
在这本书中，没有证据表明列宁认识到资本主义下劳资关系本身是错误的。（技术进步尚未给我们提供这种“使用邮政（going postal）”的现象）也没有证据表明列宁认识到一个经济制度是与诸如邮政的单个企业不同的，它并不是一个人通过发布指令就能够管理的东西。它是一种关系的网络。这些关系将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控制，除非并且直到这些规律被打破，而这将要求生产关系发生全面的变革。指令并不会打破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其中最重要的规律就是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个规律迫使一个企业，无论它是由谁来拥有或“控制”，都必须最小化成本以保持竞争力，因而必须解雇低效率的和不必要的工人、加快生产、不保障工作环境的安全、为利润而非为需求进行生产，如此等等。如果你身处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之中，你就不能仅仅发布一个为需求而生产的指令，或者一个避免解雇工人的指令。削减成本才是生存的关键。
这让我想谈谈在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社会主义，拓宽平民的生存空间或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幸的是，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尝试已经有过（例如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场〔Kibbutzim〕），但它并没有成功。它所处制度的经济规律使它不会成功。如果你从“外部”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购买东西，你同样必须卖掉它以获得你购买它所需要的钱，如果你的价格因你的生产成本较高而较高，那你就卖不掉。并且如果你欠了债，你必须要偿还这些债务。[9]
要超越这种情况，我认为有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劳动人民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才能得到解放。就像尤金·V.德布兹（Eugene V. Debs）所说的那样，“全世界的工人等待某个摩西（Moses）带领他们走出奴役等得太久了……如果你能够被带领走出奴役，你也会被带领重新走入奴役。”因此核心问题不是“取得权力”的问题，而是如杜娜耶夫斯卡娅（1978）所说的在那之后要怎样的问题。那时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使普通民众不仅仅是击败旧势力的力量，他们还要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全副武装起来，靠他们自己来统治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够防止权力落入精英手中。这看上去极具乌托邦色彩，但确实别无选择。
其次，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建设一个现代社会，使它的运行不处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统治之下。左派中甚至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个现实问题。然而，没有哪一个委员代表能够命令生产资料必须属于整个社会，或者命令必须为需要而非为利润进行生产，也没有哪一个工人委员会能够通过投票使这些成为现实。必须首先有新的生产关系；然后这些才会成为可能。这看上去同样也具有乌托邦色彩，但同样，确实别无选择。
我痛苦地意识到，这些反思仍然不是对“比如说呢？”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过去几年所发生的事件迫使我将注意力转向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之前，我一直在探索这一问题。现在，完成了这本书之后，我可以再回到这个问题之上了。由于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得到了明显的关注，因此，在这个时刻还没有得到答案，对我来说似乎就不是令人失望的原因，也不是根本就不存在答案的证据。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可靠的答案，主要是因为人们过去一直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求答案。我的确认为上面这些反思有助于我们在正确的地方寻找答案。
除非并且直到人们有了一个可靠的答案，否则在我看来我们所面对的最有可能的结果，要么就是资本价值的全面消灭，要么就是持续的经济萧条、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以及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资本价值的全面消灭或许会导致盈利能力的恢复和一个新的繁荣，但是，在1930年代，资本主义的自我纠正机制被证明是极其微弱的，它不足以自动带来这种恢复与繁荣。复苏还需要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而这一次，不难想象，在达到复苏之前我们就会陷入混乱、法西斯主义或军阀混战的局面。
同样也无法保证，通过接受相对停滞、债务不断上升以及危机周期性爆发这样一种未来，我们就能够避免上述那些局面。美国政府通过恢复投资者的“信心”来确保最近这场危机不致失去控制，但是，美国政府能够恢复信心，仅仅是因为人们对美国政府抱有信心——也就是说，人们相信它有能力用更多的债务来弥补债务。随着政府未偿债务额的攀升，对它有能力担保债务以及偿还它自己的债务——用真实的钱而不是用印刷出来的钱和贬值了的钱——的信心，就将走向反面。
赌注很高。清醒地面对未来的时刻已经到来。
[1] 新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和决策者常常提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公司。这个短语有助于明确什么样的公司能够成为“大而不倒”的公司——即使一家公司并不是特别大，即使它的破产并不会威胁到与它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的偿付能力，但只要政府不挽救它就会危及整个金融体系中投资者的“信心”，那么它就是一家“大而不倒”的公司。贝尔斯登不是一家特别大的机构，雷曼兄弟在它破产时也不是。根据《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贝尔斯登在2007年12月末时并不是（按市值排名的）世界500强企业，2008年6月末时雷曼兄弟也不是。见tinyurl.com/3goh85l和tinyurl.com/3oyq7wy。
[2] 2008和2009年，欧洲银行资产的56％由最大的1000家银行拥有，但是美国只有13％的银行资产由最大的1000家银行拥有。（IFSL研究，2010：3，第7章）。
[3] 杜娜耶夫斯卡娅评论说，在希法亭（Hilferding，1981）1910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金融资本》一书中，他“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其金融狂欢的表象下的新阶段，并且变得迷恋于这个新阶段的将商业、产业和金融利益‘统一在一起’的能力，而不是具体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垄断阶段所具有的更大的矛盾和对抗性……对希法亭的一个更为仔细的研究表明……恩格斯去世后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把垄断视为束缚，而是视为生产的一种组织力量。因此，曾公开拒绝伯恩斯坦主义（Bern-steinism）和渐进主张的第二国际接受了希法亭主义（Hilfer-dingism），这意味着默认了资本得到了一种‘可靠的’稳定性，从而把它的无政府主义粉饰为一种‘不变的’属性的能力，它还意味着把这个新阶段不是看做向更高形式的转变，而是看做资本主义自身内部尽管是‘不好的’但已经出现了的某种更高级的东西”。（Dunayevskaya，1951：9291—9292，强调为原文所加）
[4] 我的制造业薪酬数据来自于BLS的“2008年制造业小时薪酬的国际比较”的第1至4页（可以在tinyurl.4vp4qrn中找到）。出口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网址是databank.worldbank.org/ddp/home.do。人均GDP增长率数字来自于联合国的《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我是在hdrstats.undp.org/en/buildtables中下载的。
[5] 尽管专用于TARP的资金有7000亿美元，但它们并没有全部花完。此外，在TARP下进行的贷款通常都得到了偿还，并且政府从利用TARP资金购买的资产中获得了利润。
[6]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最终的报告声称，“公司总是会发明出各种办法来规避管制这一事实，意味着政府不得不把管制看做是一个动态过程”（专家委员会，2009：63）——也就是说，看做是一个老鼠一直在设法逃过猫的捕捉的、永不停歇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可不是一个能够鼓舞对管制有效性的信心的评论。
[7] 我使用“社会主义经济”，指的是一个以民主方式运行的、公有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人们的工作能力不是一种商品，生产和供给是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导向的，而不是以积累数量越来越大的抽象财富（“价值”）为导向的。为了使经济行为的导向按照此种方式重新调整，金融、货币、交换和价值都必须被消灭。
[8] 遗憾的是，对这一见解公开表示赞同以及以它为基础来实施政策，远远不及人们对它的相信那么普遍。
[9] 1980年代中期，以色列失控的通货膨胀一结束，基布兹立刻就面临着一场难以解决的债务危机，他们对这场危机的应对主要是在基布兹内部放弃废除市场关系的做法（他们为利润生产，使用雇佣劳动，而在此之前很长时间里常常是雇用阿拉伯人）。“今天的基布兹引以为荣的是差别工资，装有百叶窗的饭厅，个人对住宅的所有权，私人银行账户和投资组合，当然，还有更富和更穷的基布兹成员。只有大约80个基布兹农场——不到三分之一——仍然保留着原有的平均主义。”（Goldberg，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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