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四章 霍布森
J·A·霍布森[1]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作者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不能够被忽视。列宁吸收了霍布森的思想，而且有些作者甚至谈到“霍布森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尽管这夸大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巴兰和斯威齐跟随霍布森要比列宁紧得多，而他们的工作与霍布森的工作之间的相似处没有像往常那样被人关注。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在其《帝国主义》（霍布森，1938年；1902年第一版）中提出来的；它以之为基础的“消费不足理论”出现于他与A·F·莫迈利合写的第一本书中（莫迈利和霍布森，1889年），而且成为他终其一生持续研究的一个主题。他提出了一种论证，据此，普遍垄断的出现被说成导致了消费不足（或过度储蓄）、对外投资的增长和帝国主义扩张。简而言之：（1）垄断增加了利润额，并且把它集中到更少数的人手中；（2）大部分垄断利润被节省下来，因而储蓄趋于增加；（3）国内投资机会受限（对垄断减少投资这一点有时还有争论），因而储蓄趋于超过投资；（4）过量的储蓄导致长期的需求短缺，除非找到某些出路；（5）资本输出能够为过量的储蓄提供一个出口；（6）出现了领土兼并的压力，以保护现有的投资或为新的投资打开通道。相关的第二种论证把需求匮乏与寻求外国市场，因而与领土兼并联系起来。
霍布森的《帝国主义》大体上是一本论辩性质的著作。他把他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证建立在成本一效益分析基础之上，认为，如果成本高，而所谓的效益或者少，或者完全是幻觉。他说，帝国主义是坏事物，这是一种（至少）回到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证。他用其他的论证来为论辩作铺垫：帝国主义不利于民主（因为军国主义的副作用），不利于受外国统治奴役的人民（无论帝国主义者內称什么），不利于英国的名誉，等等。有关霍布森反对帝国主义的例证，参见阿莱特（1981年）和波特（1968年）。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一个副产品，必须把它与反帝国主义的论争区别开来。关键的一章“帝国主义的经济主根”是作为对下述论点的答复而构思出来的，这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是必然的，至少是合乎需要的，它为剩佘资本或剩余产品提供一条出路。这个观点当时被普遍接受，被称作“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the capitalist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埃思林顿，1984年）。它提出了一种特别难以应付的挑战，因为它与霍布森自己的观点具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
霍布森致力于消费不足理论，根据这种理论，过多的储蓄异致了长期的需求短缺。对外投资能够为剩余储蓄提供一条出路这一观点是这种消费不足理论的一种自然扩展。如果没有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帝国主义大概将是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所有阶级的利益，以达到避免萧条和失业的目的。霍布森的答复是，收入的重新分配（“社会改革”）将调动过多的储蓄并且消除在海外投资的需要。对消费不足及其原因的分析因而不仅在他反对帝国主义的论辩中，也在他的实证理论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他的支持社会改革的论辩显然远远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支持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辩，但这并没有阻止马克思主义者汲取他的理论观点。
霍布森实证理论的另一面是作为对下述问题的回答而出现的：如果帝国主义是一个“坏事物”，那么英国又是如何曾经被引导而采纳它的呢（霍布森，1938：46）?他的回答包含几个部分：第一，有许多一定会从帝国主义获得利益的利益集团。因为帝国主义不利于整个国家，它们是少数，但它们占据着各种有影响的地位。第二，许多人支持帝国主义是出于被误导的原因，相信需要它来提供各种市场，出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希望传播所谓的“文明”的好处，等等。这些解释集中起来可以被认为是充分的，尽管即使这就是霍布森所说的全部，人们也几乎不把它看做是一种有特色的理论。然而，霍布森并没有到此为止。使他关于帝国主义政治学的论述形成一个整体的是他坚持认为，各种力量的这种混杂的集中是受一个相对小的金融家集团的指挥和引导的。
因此，霍布森的理论能够被分为两个性质不同的、因为十分不同的原因而提出来的内容。第一，有一个用来解释各种高水平的对外投资的经济理论，并且表明，如果收入被重新分配，它将是不必要的。第二，有…个把对外投资与帝国主义政策联系起来的政治理论。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要对霍布森理论的这两个方面眉毛胡了一把抓。情况也许是，霍布森关于对外投资的解释是正确的但错误地相信它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原因，或者是，他正确地把帝国主义与对外投资联系起来但对资本输出原因的解释是错误的。
一 消费不足
霍布森坚决认为，过多的储蓄能够造成萧条。需要投资来提供（未来的）消费，因此，如果储蓄太高，而消费相应较低，储蓄可能超出了可利用的投资机会。
生产的目的是为消费者提供“效用和便利”……资本的惟一用途就是帮助这些效用和便利的生产，使用的总量必然随……所消费的效用或便利的总量而变化。于是，储蓄，当它增加时……资本，同时减少了消费的效用和便利；因此，这种习惯的任何不适当的运用必然造成资本的积累超过使用所要求的资本。（莫迈利和霍布森，1889：第V页）
论证非常一般；无论是因为垄断而使储蓄居高不下，或是仅仅因为人们碰巧要存一大笔钱都无关紧要。
“消费不足”或“过度储蓄”的观念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投资构成了与消费需求相等的对商品（机器，等等）的需求。
一旦我们承认投资商品工业的重要性，（莫迈利和霍布森的）论据就不灵了。对投资商品的需求与消费者的支出无关，而是依赖于资本家的贏利期望。（布里尼，1976：第157页）
布里尼的批评，正如其所表明的，说得过火了。莫迈利和霍布森并没有忽视对投资商品的需求；他们只是坚持认为，它依赖于最近的将来对消费品的需求（例如，1889：第27—28页）。他们还承认，投资能够超过这个水平，但是他们认为投入过多的股本没有经济价值（1889：第35页）。闲置的资本不能无限期地被积聚起来。
批评的真正核心是，莫迈利和霍布森的论辩常常像是未来的消费是固定的，并且投资的可能性由它确定。例如，假定经济正在毫无问题地平衡增长并且储蓄增加了，根据莫迈利和霍布森的观点，过度的储蓄似乎将必然出现。与此相反，人们也可以争辩说，增加了的储蓄将使得产量，因而收入和消费的增长率提高。任何储蓄率都能被适当的增长率所容纳。莫迈利和霍布森也能有理由答复说，增长是受到可资利用的劳动和自然资源的限制的。这的确是他们的假设（如，1889：第29页）。他们没有强调这一点，而且我不淸楚他们是否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它挽救了他们的论辩。如果可被使用的资本数量受劳动力，或其他必要投入供给的抑制，那么额外的储蓄就不会必然被加速的增长率所吸收，而过度储蓄问题依然存在。
消费不足论者的论证依然不是确定的。主流经济学家能够证明，投资资金的过度供给将压低利息率，并且消除难题。莫迈利和霍布森讨论了这一主题，但是并不十分具有说服力（1889：第130—131页），因为他们认为，需要增加消费来消除过度的储蓄。利息率的下降一定能通过减少储蓄消除投资資金的过度供给。证据显示，个人的储蓄对利息率的下降没有太多反应，尽管由此产生的收入偏离靠股息生活的人的变化可以减少总储蓄。对消费不足论者而言，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然而，更低的利息率也能够通过鼓励更多资本集约的生产方法的运用而有助于吸收额外的储蓄（因为资本相对而言更便宜），这样，一定的劳动力使用更多的资本。在资本一劳动比率高到足以使储蓄被吸收来维持新的、更高水平的资本强度之前，伴随下降的利息率，高储蓄能够导致资本一劳动比率逐渐提高。这种类型的增长和资本模式现在是平常的事：例如，参见所罗（1956年）。莫迈利和霍布森似乎已经如此相信资本和产出之间固定关系的观点（例如，1889：第23—28页），以至于他们从不考虑以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性。
总之，如果劳动力受到限制，如果储蓄对利息率的变化没有反应，并且如果生产方法是固定的（或者替代的各种可能性是有限的），那么过多的储蓄就有可能引起萧条。前面两个条件似乎非常有理，第三个更令人怀疑。
二 垄断和资本输出
在后来的工作中，霍布森把过多的储蓄归咎于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和垄断一起作为不平等的一个可能的原因。（大概第一次与莫迈利一起，他论证道，过度储蓄可能是一个问题，但对髙储蓄的原因并没有多说什么。）
如果……根据需求……分配收入的趋向是起作用的，那么显然，消费将随着生产力的每一次提高而提高，因为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因而不会有储蓄的过度。但是，（当某些人具有）一种巨大的超过需求或可能利用的消费能力时，事情就完全不是这样 。（霍布森，1938：第83页）
引文中言论的自相矛盾是霍布森相当随意风格的特征（如果需求是无限的，那么收入怎么能超过需求？）但意思是足够清楚的：当某些人具有高收入并且存了很多钱，过度储蓄也许会出现，而其他人想更多地花钱却没有任何收入可以花费。
垄断（托拉斯）似乎是一种非常次要的因素：任何不平等的原因也是如此。它们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它们在19世纪后期代表了对不平等增长（尤其在美国）的一种似乎有理的解释（霍布森没有不平等的直接标准），并且也许因此有助于解释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出现。垄断可以提高价格，并因而增加利润和不平等，而且，它们还可以减少资本的损耗量，从而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并同时减少所需的资本数量（霍布森，1938：第75—76页）。随后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利润的提高方面。用于生产一定量产品的资本的减少是托拉斯形成的可能的但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在某些市场结构中，公司也许从不经济的角度（垄断竞争）讲是小的，在其他市场结构中，它们也许有意掌握额外的生产能力，因而也握有额外的资本，以便能够通过价格战威胁竞争者。霍布森没有精确地理清他的想法。无论如何，结果都与利润提高相似，因此，我将关注那种情况。
当储蓄超出了国内投资所提供的空间，资本所有者便寻找国外投资的机会（霍布森，1938：第77—78页）。上面我己经表明，如果产出和投资都受有限的劳动供给的抑制，霍布森的论证才是有效的。如果他的论辩要有任何意义，它就因此必须用那些术语重新系统地阐述出来。问题因而就是：当垄断变得更广泛时，如果劳动匮乏阻碍了经济更快的增长，并且垄断利润的大部分被存储起来，将会发生什么？
首先考虑一下在缺乏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情况下增强了的垄断的影响。如果在一个单独的产业内垄断取代了竞争的公司，它将生产得更少，并且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它因此使用更少的劳动和更少的资本。如果向垄断的转变是普遍的，对劳动的需求会下降，因此工资会下降，并且对投资资金的需求会下降，从而降低了利息率。垄断利润占据了总收入的增加部分，而工资和利息的份额被减少。区别垄断利润和利息是重要的；霍布森没有作明确的区分。利润的份额（利息加垄断利润）开始提高，这样储蓄也提高（回想一下，假定来自利润的储蓄是很高的）。为完善起见，这里有一个小麻烦要处理一下。当更多的资本被积累起来，对劳动的需求就会上升，并且工资将升回到原来的水平。霍布森似乎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这是对劳动是匮乏的（对他的论证来说，必定是这样）和工资受供求决定这一假设的必然逻辑推断。当工资上升，投资的利润下降，并且利息率将被迫进一步下降。因而随着时间的过去，垄断利润的负担必定（至少部分地）从工资转变为利息。就更多的资本一集约型技术被釆用以响应更低的利息和增长的工资而言，利息的下降将放缓，而且工资将保持它们在竞争系统中的水平之下。
到目前为止，主要的结论是，增强的垄断将有助于迫使利息率下降；作为增加了的储蓄的结果，这完全是对资本供给增长的反映，与对资本的需求有关。如果利息率是足够灵活的，一种封闭的经济也许能够不经受长期的萧条而承受各种影响，但对霍布森的垄断导致过度储蓄和萧条这一结论却是很容易加以证明的。
在帝国主义理论中，它是垄断在一个值得考虑的开放经济中的影响。请人们考虑一下没有资本输入和输出情况下的商品贸易。从定义上讲，贸易必须是平衡的（不平衡的贸易相应于资本的流入或流出），因此，出口并不能补偿每个不足的国内市场。这并不必然否定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受追求出口市场的驱动的主张，因为每一个企业会正确地认为，为其自身的产品而扩大了的出口市场将对它有利，而不考虑间接的影响。平衡的贸易可以有助于间接地减轻过度储蓄的影响，因为低利息率对资本集约型商品来说意味着相对较低的价格，而且，出口转向资本集约型产业就等于以资本代替劳动。还应该注意的是，在某些，而并非所有的产业中，增强的垄断将趋于改变贸易的模式，对诸如此类的结果人们一般不能够多说什么。
无论如何，正是资本输出对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如果因为储蓄增加使利息率下降，而对外投资（或贷款）的回报却没有下降，资本将流向国外相对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霍布森对这个要点所作的结论是有活力的。必须注意到，没有必要假设资本一劳动比率是固定的，从而得出垄断将刺激资本输出的结论，因为下降的利息率既能够造成资本一劳动在国内的置换，又能够造成资本的输出。确实，对外投资的范围也许最后自身就受到同样限制国内投资的各种因素的限制。然而，正如我所论证的那样，如果劳动的匮乏有重要性，那么，不发达地区的剩余劳动就能够派上用场。也许需要大量的投资来打开新的地区，而且，无论如何，帝国主义能够用为控制有限机会的斗争来加以解释（参见阿莱特，1981：第145—146页）。
霍布森也许试图作太多的证明。他不需要论证说可以用过度储蓄来解释追求出口市场和国外投资机会。首先，资本的所有者的确总是愿意追求更好的投资机会，即使很有可能在国内获得不多的回报。其次，进一步讲，只要在竞争不完全的地方（即，几乎任何地方），公司发现，它们的销售受到其特殊产品市场范围的限制。它们永远渴望，通过出口或通过在国外组装产品，扩大它们的销售，而不管是否存在着任何总体的需求不足。即使更强有力的消费不足形式被否决，例如，即使额外的储蓄总是能够通过利息率的降低而被吸收，关于对外投资的解释还是有活力的。
然而，霍布森的理论也许遗漏了19世纪末资本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输出高潮的真正原因。考察一下英国。理论上认为过度储蓄是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把19世纪晚期资本输出的高速增长解释为过度储蓄的结果，正如霍布森所做的那样，这就要求那个时期发展的不平等。而现有的证据表明情况正相反；当时国民收入中工资和薪水的份额是增长的，尽管是缓慢的。有证据表明，英国的大量资本输出并不是高储蓄，而是非常低的国内投资率的结果（福雷曼-派克，1983：第130页）。无论如何，没有什么人会论证说垄断是那个年代英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们也许试图通过论证英国扩张主义是对来自竞争强国——那里的垄断和不平等正在增强——不断增强的威胁的一种反应来挽救理论。这看来是霍布森的一条论证线索；他强调了美国参与争夺殖民地的竞争（霍布森，1938：第72—79页）。美国的确从一个纯粹的资本输入国变为接近平衡的状态，但主要的转变看来在1870年左右已经完成，早于霍布森所提出的年代，而且非常早地被描述为垄断的结果。从大约1880年至1910年，没有多少趋势是明显的（福雷曼-派克，1983：第129页，图表5.1）。
在把霍布森的理论运用到历史事实中去的主要问题是，它描述的是如果垄断增强，或者更一般地说，如果不平等加重将发生的事情，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但情况并非如此。资本输出也许因为在利息率的下降和缺乏国内投资机会的促动下而增加，但它同样完全能够因为在获利机会改善或其他地方风险降低的拉动下而提高。即使首选促动解释（正如埃戴尔斯坦所做的那样，1982），促动也可以用霍布森理论之外的因素加以解释。
三 帝国主义的政治
霍布森主要关心的事物是，随着英国的扩张，自1870年至世纪之交（他正在写作）那段时期的帝国。在此期间，所获得的大部分领土在热带非洲和亚洲，并且已经被充分地殖民；它们或许原来并不适合大规模的欧洲移民。他注意到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增强，他把这看做是危险的和较新的事物。美国已经非常突然地参与竞争，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他列举了各种财政上的代价，主要在军事支出方面，几乎全部的军事开支都归因于帝国主义，根据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是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他还证明，军国主义和类似的发展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都是有害的。难以用与附属领土的贸易利益来证明这些代价的合理性，因为与热带帝国的贸易是小规模的，增长缓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不依赖于政治控制。
评估帝国主义的代价和利益，必然在思想中有某些选择。霍布森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因为他坚持认为，存在着一个长期的过度储蓄趋势。帝国可以提供投资机会并维持就业，有益于人口的大多数。如果这样，从国家的角度看，支持帝国主义就可能是合理的；这就是“资本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霍布森通过为大多数人口提出一种更好的选择而避免了这一结论；如果收入被更平等地分配，储蓄将下降，而且投资机会的短缺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帝国主义的各种代价能够被避免。
如果帝国主义是一个坏事物，那么它为什么会出现呢？
惟一可能的答案是，国家整体的商业利益从属于那些具有某些局部重要性的商业利益……这……是一切形式的政府的最普通的弊病。（霍布森，1938：第46页）
他列出了所涉及的利益，包括军火贸易，出口和航运贸易，武装力量，以及那些在帝国机构谋职的人，等等。关于这并没有任何非常独创的东西；它直接延续了亚当·斯密把重商主义当作特殊利益的创造物加以抨击的路线。
使霍布森的题材与众不同的是他赋予金融家以中心地位，他们“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
通过最强大的一系列组织的联合，总是与他人处于最密切的和最快捷的联系之中……他们处于惟一的搡纵国家政策的地位上……每一涉及新的资本流动，或现有投资巨大价值波动的重要政治法案，必须获得这个金融巨头小集团的批准和实际支持。（霍布森，1938：第56—57页，我巳经暗中把反犹太人的评论省略唓了；他较早的关于布尔战争的著作是恶意地反犹太人的。）
帝国主义的主要获利人是投资者。英国的政策“从根本上讲是一场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而进行的斗争”。（1938：第53页）而且“充满活力的帝国主义时期”也是来自对外投资的收入迅速增长的时期（1938：第52页）。投资者从减少了各种政治风险的吞并中持续获利，尤其是如果他们已经根据考虑各种风险的条款而进行了投资；当风险被排除时，投资的价值便增加。金融家也从任何原因的投资价值动荡中获利，因为他们作为知情者的地位使他们得以成功地进行投机买卖。这也许看起来是矛盾的（投资者企图消除风险，而金融家则靠风险而发迹\但是资本大概是在风险被降低时获利，其间正是价值的变化为知情者提供了美好的前景。
为了他们的前途，金融家们必须建立一种亲一帝国主义的（pro-imperialist）的合作。已经列出的利益都能得以补充。政治支持能够买到，通过对报纸等的压力，并且能够间接地施加影响。
控制和支配的动因……是财政和工业动机的压力，为小的、有能力的和组织良好的集团的直接的、近期的、物质的利益而发挥作用……。这些集团保护政治家的积极合作……部分通过让他们与他们的商业计划直接联系，部分通过求助于……占有阶级的……保守本能……。国家主体的……默认……通过发挥原始的竞争本能……受到保护。（霍布森，1938：第212页）
有人认为，霍布森有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心理理论，因为他重视无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动机（米切尔，1965；另外参见塞梅尔，1970：第223页）。无理性的动机的确是霍布森所讨论的（许多）因素之一（“原始的竞争本能”），但他再三强调指出，它们受到金融家的引导和利用。尤其是，心理的动机在决定帝国扩张的方向、时机或性质中不起作用。它们也许是一种必要条件，但除此之外它们并不发挥解释性的作用。霍布森自己对它们的附属地位十分清楚：
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基本上不是政治家盲目竞争热情或愚蠢和野心混杂的产物。它比初看起来要有理性得多……的确，帝国主义的动力主要不是金融的：金融更确切地说是帝国发动机的调节器，控制着能量并决定它的运行。（霍布森，1938：第47、59页）
埃思林顿（1984：第70页）把书中关于金融家的部分描述为“与霍布森的其他经济学论证是如此的不相关，以至于人们对他为什么把它收在书中感到奇怪。”凯恩（1978：第568页）承认霍布森的确强调了金融家的作用，但把它看做是一种偶然的偏差，一种“向把金融家视为魔王的极端陈旧的偏见的回归”。他提出证据说，霍布森后来至少修改了某些他的观点；情况也许如此，但在一段长时间的间隔后，直到1938年他才再版了《帝国主义》。霍布森论证中的阴谋理论（the conspiracy theory）的成分让凯恩感到忧伤，对埃思林顿也一样；他们正确地认为，没有它理论也能够被重新阐释，但事实依旧是，正是金融家的阴谋使得霍布森的理论具有那么大的解释力。没有它们的指导性信息，理论便失去了其与众不同的特征，而仅仅成为一种亲一帝国主义力量的罗列；它就不能提供关于帝国主义进展的模式或时机的任何解释。（我将证明，就算金融家起特殊的作用，理论也不会更好多少。）
正如凯恩（1985）所论证的那样，一个相关的问题是，霍布森是否看到了工业和金融之间的利益冲突。他确实看到了金融家和英国人民（他们是社会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但他是否看到工业资本家和金融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偶然因素除外）却是很值得怀疑的。有相当多的工业名列在帝国主义的受益者的名单上，但总体上资本家大概都对抵抗收入的重新分配感兴趣。在没有社会改革时，对工业资本家来说，海外投资要比根本没有投资更好；真正的问题是消费不足。顺便提一下，有一些证据表明，霍布森有一种“金融资本”的概念，与希法亭的概念相似（在下一章讨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融合，而金融占控制地位。例如，在他对美国的讨论中（1938：第75—77页），霍布森认为，帝国主义出现于金融家控制了国内主要工业之时：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什么冲突。
使主题得以集中，并且赋予其所具有的全部解释力的是，金融家的指导作用。不幸的是，霍布森根本没有明确地阐述金融家的利益。据说他们对控制现有的未来潜在投资目标感兴趣。因为目的之一就是减少风险，因此那些风险低的地区，或者说，那些不能实行征服的地区可能被分别对待；美国曾是英国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但英国并不谋求（再次）征服，指出这一点并没有驳倒理论。在19世纪晚期，曾经假设许多被吞并的领土能够产生回报（没有人声称金融家能够洞察未来），结果它们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证明这一点也没有驳倒理论。证明代价（对国家来说）超过回报，这并没有驳倒理论的实质。因为金融家被认为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始终对动乱感兴趣，任何冒险，无论多么狂热，都能够被解释。
问题并不是理论没有解释事实，而是它太容易地解释它们；它能够解释几乎所有的事情。一种令人满意的帝国主义理论必须对帝国扩张的模式和时机提供某些更加详尽的解释。霍布森的确提出了各种相关因素，这是有用的一步，但没有更多的用处。他的理论因此最终陷入困境。然而，这也不表明本书考察的任何其他的理论比他做得好得多，后来的作者，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广泛地汲取了他的思想。
四 小结
消费不足在许多关于帝国主义理论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值得把反对它的论证集中起来。基本的思想是，消费需求是特殊的，因为消费是经济活动的真正目标，而投资却从属于它，因为投资就在于为未来的消费作准备。而混乱由此产生。对个人（或计划经济）来说，消费也许是终极的目的。然而，一个市场系统却不是那种具有终极目的的事物；它不过是一种机制，而且，在产生利润方面，一种需求与另一种需求几乎一样。
据说，如果消费量太低，将有许多用于投资的储蓄，但缺少投资的机会〈因为低消费意味着低需求，因而也意味着低投资）。这一种非常天真的投资观念，它既忽视了经济增长的余地，也忽视了资本集约型的生产方法的余地。消费不足理论要想起作用，它就必须表明为什么这两种出路都不是可能的。卢森堡没打算这么做，而且她的消费不足的论证不严谨。霍布森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他的论证依然是非常特殊和非常没有说服力的。其他的看法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吋论。
各种消费不足理论的错误究竟有多大影响？如果目的仅是解释对外投资（这可能是帝国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它就无关紧要。不用强有力的消费不足形式也能解释对外投资。然而，任何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国外投资就能生存的主张也必须被放弃。
注释：
[1] 霍布森（1858—1940），著有《帝国主义》一书，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这位作者所持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社会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的观点，这同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卡·考茨基今天所站的立场实质上是一样的，但是，霍布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点和政治特点，作了一个很好很详尽的说明。”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7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一译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