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第八章结论：历史和社会变革

　　乔治∙利茨姆（George Lichtheim）曾这样写道：“历史问题是意识的问题。”^[1]也许应该加上一句：意识的问题是社会存在的问题。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在与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的辩证关系中逐步发展。世纪之交，由新的政治需要产生了一种新的对于社会的意识，进而开始了寻求“新史学”的进程。历史唯物主义的采用，标志着中国人在这一进程中踏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社会和社会变革已经逐渐在关于政治变革的思想中占据中心的地位。历史唯物主义，使中国人清楚地表达出了伴随着中国政治思想变革的崭新的历史意识。
　　这种崭新的历史观的明朗化、具体化，主要归因于20年代日益显著的激进社会变革。但从事后来看，有一点是清楚的--社会作为历史材料的核心重要性的思想、甚至是历史的社会学概念--它们介入中国史学思想的主要原因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其起源应该上溯至19、20世纪之交。勒菲弗尔（H. Lefebvre）曾指出：“革命……揭露了社会是一个整体。”^[2]在中国，对于社会的意识的深化根本上是20世纪初开始的革命变革的产物。尽管对于传统儒家史学观的不满的表露，乃是源于儒家思想的内在紧张，在时间上也要早于20世纪；但是直到 20世纪，对传统历史观的批评才开始确认社会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3]
　　变革的需要驱使中国知识分子质疑传统政治理论的前提和史学概念，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从一开始，政治变革的倡导者们就转向史学，视其为合法性的票据交换所（Clearing House）：制度变革的倡导者，新国民性、新民、新文化、新个人以及社会革命的支持者们，都将史学作为证明其变革要求合法性的资源。特别重要的是伴随着新政治思想而出现的国族（nation，又译为“民族国家”--译者注）意识。如列文森所雄辩地指出，当国族取代文明进入中国人的自我形象，传统的统治基础动摇，传统的史学观念也随之而动摇。^[4]对于国族生存或是富强的考虑导致了以下的结论：对于理想政治而言，统治者的品德并不如组成国族的人民的团结重要；国族的强盛之路是进步而非对于永恒准则的忠诚；历史学对于达到国族富强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梁启超是中国第一个呼唤“新史学”的思想家，1902年，他在一篇题为《新史学》的论文中，将以上这些考虑结合在一起，这并非偶然。
　　梁启超是第一个认识到需要一个新社会作为国族政治（nationalist politics）基础的中国思想家。他也最先明确认识到：新社会的实现需要创造一种新的中国人，一种“新民”。^[5]在撰作政治论文《新民说》的同一年，梁启超写了《新史学》。在文中，他谴责中国因国族意识的缺乏而导致的国力疲弱，而国族意识的缺乏又是由传统史学的缺陷而导致的。他认为，中国的史学一直局限于“圣王与英雄”的故事，而将人民排除在外，导致中国人无法发展自己的国族意识。他在文中呼唤一种书写人民历史的“新史学”；又提出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的历史观，指出缺乏国族意识的国家将最终面临被淘汰的命运。^[6]
　　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这种忧虑决不仅限于梁启超，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如章炳麟）也肯定史学对于国族意识的重要性，呼吁重写中国历史。这些呼吁在历史写作中更加重视社会的作用的主张，汇合成了一种对普遍的、整体的历史（通史）的强调。中国思想家们相信，与帝国的王朝历史相比，通史将给中国人提供一种更好的历史感。^[7] 1921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这篇更为史学化的论文中阐发了这些思想；1927年，他又在该文的增订本中加入了一份重写中国历史的详尽计划。^[8]
　　当中国的变革道路获得新的向度，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对于“新史学”的寻求变得更为复杂。作为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思潮的一个部分，20年代早期史学中最显著的趋向是转向考察传统史学观基本假定的有效性。胡适“整理国故”的号召，在“古史辨”派史学家的挑战传统史学的最核心假定的考据研究中，达到了顶峰。胡适认为“整理”的工作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通过对于史料的科学分析挑战传统史学；另一方面，运用科学的方法重写中国历史。最终，“整理”中消极的一面盖过了积极的一面：它能够“抓鬼”和“打鬼”，却不足以重写历史。^[9]
　　然而，与此同时，20年代初，中国人对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兴趣也在迅速增长--这既与史学有关，也与它们自身有关。自由派思想家，出于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论，在这一趋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一时期社会史的首要倡导者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历史学家何炳松。他把鲁滨逊的名著《新史学》译为中文，将其时美国学界对社会史的兴趣传送到了中国。他还将法国史学家塞诺（Seignobos）所著之《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改写为《通史新义》，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指出：新的通史与传统中国普通历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建立在社会学的基础之上。^[10]何炳松的译著，再加上这些年中迅速传播的其他一些史学通论性著作表明，从社会学的观点看待历史的观点日益在20年代的中国扎下根来。更为重要的是，像何炳松翻译的这些西方著作，也是当时最流行的西方史学思想的产物，它们受到了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史观的很大影响。事实上，中国人接触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不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一条路。
　　但是，20年代的这些发展主要是学术的。像顾颉刚这样的史学家坚持将当代社会的问题排除在史学之外。不管怎样，他们的史学观反映了这一时期关于变革的主导思想。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非历史的，甚至是反历史的。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家们对传统的批评中，他们将理性与科学设定为永恒的准则，用以批判他们认为对中国发展迟滞负有历史责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他们的目标是创造科学观念驱动下的自由的个体，以彻底变革中国。不过不管怎样，他们的立场还是提高了全社会对于社会变革问题的关注。首先，他们将旧社会的价值与其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这暗示着（他们并没有进一步推下去）要清除这些旧思想就必须变革旧的社会。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将他们的重点放在教育问题上，视其为变革社会的手段。类似地，他们批评旧的社会阻断了作为现代社会根本要素的社会意识的成长，并从批判像家族这样的旧社会制度对传统势力的支持来思考和寻求个人的解放。事实上，如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在2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借助于这些思想开始对中国社会产生作用的。无论如何，比起本世纪最初10年的前辈们，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更多地指向社会，视其为中国诸多问题的源头。
　　是20年代的社会动员，使得对旧社会势力的关注转化为中国政治的一个迫切问题。1927年革命运动的失败显示了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在1927年，许多中国激进主义者都应该会同意马克思的以下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使得中国知识分子转向探索并力图发现这些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马克思主义在2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一直占有优势，但是在1927年之前是具有民族主义涵义的、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直到他们在革命运动中遭遇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他们才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的整体理论的全部意义；他们也随之认识到革命要求对社会结构进行变革。即便早期的中国思想家曾经意识到社会的重要性，但是直到这时中国社会的革命潮流才开始转向作为政治变革与思想变革的最终基础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新的观念下，政治成为社会结构的一种延伸，思想成为反映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受益于这种观念的传播，而它反过来也使这种观念得到了更清晰的表达。
　　郭湛波在其1935年的著作中认为社会史论战能够促成中国社会和历史问题的阐明。^[12]甚至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被唤起，他们通过挑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而加入了社会史的大讨论。
　　以社会史讨论作为媒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迅速传播。冯友兰在其1935年评论现代中国史学的讲演中，根据对中国传统的态度的基本差异，认定有三个前后相继的史学趋向。^[13]冯对这三种趋向的描述是抽象的，并没有把类型的划分与特定的集团对号入座，但是其间的关系还是十分明显的。第一种趋向，“信古”，指的是那些视古代传统为历史真理的人。它代表了传统主义者的典型态度，无论是“古文学派”还是“今文学派”，他们都在历史解释中依赖于古代传统的权威。冯友兰认为30年代提倡读经的一些人就是这一遗产的继承者。第二种趋向，“疑古”，冯友兰是指那些认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的人，这很显然是指那些“后五四”的特别是参与“古史辩” 运动的史学家们；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钱玄同竟然用“疑古”作为个人的自号。依照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冯友兰认为第一种趋向是“正”题，第二种趋向是“反”题，它们的“合”题就是主导30年代史学观的最新趋势--“释古”：“ ‘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14]
　　应当对历史进行解释而非简单地相信或不相信，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史观的特征。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陶希圣，清楚地将社会史论战的历史观描述为“解释历史”。^[15]李季和梁园东，另外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评“古史辩”派无法超越史料而触及产生这些史料的社会历史背景。^[16]当然，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努力从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解释历史上的所有现象。
　　“解释历史”这一称呼含蓄地意味着从社会结构对历史进行解释，因而，“历史的社会解释”传达了新史学观的基本要旨。在30年代，这一观念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圈子，而直指中国史学思想的重新定位。这一趋向在顾颉刚身上再明显不过了。顾是“古史辩"派的精神领袖，其史学著作延及1919年之后的20年间。施奈德（Laurence Schneider）在其所著的颇富洞察力的顾颉刚思想传记中指出：这一时期顾颉刚的研究重心“从文献批评转向了社会批评”，说得更精确些，从对史料真实性的关注转向了研究导致那些对于史料的歪曲的决定性的社会动因。^[17]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顾颉刚的这一转变是否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示范而引起的，但是在30年代他的史学方法与当时流行的史学方法是一致的，这至少表明，顾颉刚是在往马克思主义者建议的方向转变。
　　要充分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就必须跳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外来考察塑造它的观念。在社会背景下的整体历史观不仅从根本上背离了传统的史学观，而且也背离了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准备了基础的现代中国思想中的社会学潮流。30年代以后，在总体的解释的创造性与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较其前辈没有多少增益。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影响力超出了知识分子阶层，而延及中国的普罗大众。至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领导人已经可以为这样的画面而骄傲不已了--中国农民们就在他们赖以为生的土地上，讨论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
　　这并不是说唯物主义观念与中国人历史观的结合，已经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发生了全盘的转变。如列文森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过去的历史化并没有导致一种对于过去的心安理得的抛弃，事实甚至证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以下的想法并不自在--由于传统社会的特定价值与特定的社会结构相符合，它们就该被认为是与现实毫不相干。^[18]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提供的这类解释的偏向，涉及的不仅仅是中西方碰撞所产生的思想和价值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中国历史意识的贡献是使中国人意识到：思想与价值不是超历史的永恒存在，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存在的产物。这的确是历史主义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是这并不必然要否认思想与价值在特定社会条件之外的有效性--即使马克思主义，包括当代中国的官方马克思主义，鼓励将思想和价值为阶级利益的简单延伸。然而，对于思想和价值历史性的意识，通过使个人被迫接受社会、政治对于思想选择的意义，确实使存在问题复杂化了。在中国，正是激进的社会变革带给了知识分子这一种意识，特别是在社会冲突迫使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表露对社会的忠诚之时。对这一问题的痛苦的意识，中国人提供了充分的例证：马克思主义使这一意识清楚地表达了出来；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也为由革命巨变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张力提供了例证。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历程在其他经历了革命巨变的社会中也可以找到相似之处，包括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经历（特别是19世纪早期社会变革和社会动员将一种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新的意识加诸西方知识分子以来的经历）。^[19]马克思主义是对19世纪欧洲问题的最有意义的解释之一，而且是其中最明确地将社会的所有问题植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学说。当中国社会根本性的大变革使中国知识分子直面这些相似的问题时，他们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并不让人奇怪。60年代中国的情况，非常清楚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化并没有使历史解释的问题在中国沉寂下来--当中国社会的革命化进程面临曲折和迂回时，历史问题也一次又一次地死灰复燃。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预言，只要革命的问题继续，历史的问题也仍将继续下去。

^[1] Lichtheim（利茨姆），The Concept of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意识形态”之概念和其他论文》），p. 43.

^[2] Lefebvre（勒菲弗尔），Sociology of Marx（《马克思的社会学》），p. 53.

^[3] 关于梁启超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演化，张灏有出色的探讨。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堪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

^[4]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第1卷。

^[5] 关于这一概念的探讨，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以及黃宗智，《梁启超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2），页62-67。

^[6] 梁启超，《新史学》，收入《饮冰室文集》卷四（台北：中华书局，1960），页1-32。

^[7] 有关中国思想家对于通史的兴趣讨论，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初版，台湾1968年重印），页296-326。

^[8]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增订本）》，（台北：中华书局，1968）。

^[9] Eber Irene（艾琳∙埃伯）， “Hu Shih and Chinese History: the Problem of Cheng-li-kuo-ku”（《胡适和中国历史：“整理国故”》），Monumenta Serica, 27(1968), p. 179.

^[10] 何炳松，《通史新义》（1928），参考序言部分（我在此根据的是1965年的台湾版）。

^[1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页15。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页603。

^[12]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香港，1965；初版于1935年），页338。

^[13]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演讲的初稿见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页221-224。

^[14] 同上书，页222。

^[15] 陶希圣，《疑古与释古》，载于《食货》半月刊3卷1期（1935年12月1日），页1。

^[16] 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载于《读书杂志》2卷2-3期（ 1932年3月）以及梁园东，《“古史辩”的史学方法商榷》，载于《东方杂志》27卷22、24期（1930年11、12月）。

^[17] L. Schneider（施奈德），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chap 6.

^[18] M. Goodman （梅里∙戈德曼），“The Role of History in Party Struggle, 1962-64”（《史学在中共党内斗争中之角色，1962-64》），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51，Jul-Sep 1972，pp. 500-519.

^[19] Karl J. Weintraub（卡尔∙温特劳布），“Toward the History of the Common Man”（《走向平民的历史》），in R. Herr and H. Parker（赫尔和帕克），Ideas in History（《历史上的思想》）（Durham: Duke Univ. Press, 1965），pp. 3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