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拉柯夫斯基，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维奇
——真正的国际革命战士，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
（1873—1941）
我于1873年8月1日（13日）生在保加利亚一个小城镇科特耳。在19世纪前半期，科特耳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政治中心。我出生的家庭属于城市中的最富裕的阶级。我的父亲从事农业和商业。由于经商，他每年都要在君士坦丁堡住几个月。他属于所谓的“民主党”，求知欲非常强烈，受过中等教育，并懂得希腊文。但是，在父系方面，我没有继承到任何能决定我未来发展的东西。在母系方面，情况就不同了。母亲出身于在保加利亚人民政治和文化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出现过格奥尔基·玛玛切夫大尉，他在迪比耶奇·扎巴尔坎斯基的俄国军队中当过军官，而迪比耶奇·扎巴尔坎斯基在1834年曾第一次尝试举行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有组织的起义。起义被镇压了。玛玛切夫本人被逮捕，起初被流放到小亚细亚，后来被流放到萨莫斯岛，并在那里去世。他是著名革命活动家萨瓦·拉柯夫斯基的亲舅舅。萨瓦·拉柯夫斯基是1840-1867年保加利亚整个政治文化史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萨瓦·拉柯夫斯基在罗马尼亚时曾于1841年组织过起义分队，准备进入保加利亚。他被捕了，被判处了死刑。但他逃到法国，得以幸免。由于实行大赦，他才能够回到自己出生的城市，但没有多久，他们父子被投入君士坦丁堡监狱。他们的政敌的复仇心理还转到了失去了保护的家庭其他成员身上，其中也包括我的母亲，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家庭被“革出”教会，而且禁止同邻居有任何来往，而当时没有火柴，往往要向邻居借火才能点燃壁炉。由于父兄所受的政治灾祸，全家不得不忍饥挨冻。尽管从我记事起，萨瓦·拉柯夫斯基已经死了多年。但是对母亲和祖母还是记忆犹新，使这些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从小就对俄国怀着强烈的好感，这不仅因为我的祖辈和叔伯辈的革命活动多半同俄国有着联系，而且还因为我是俄土战争的目击者。虽然我当时还不到五岁，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保留着当时穿过巴尔干山隘口的俄国士兵的模糊形象。我们的房子是城里最好的住房之一，因此就成了高级军官的住所。我还见到过普列文包围战的组织者托特列宾将军；我见到过并陪伴过保加利亚义勇军师团的首长之一维亚泽姆斯基公爵，他负伤的时候，曾在我们家躺了40多天。在军官中还有同地下组织有关系的人。我家还保留着关于他们的传说，他们说过：“我们解放你们，但谁解放我们呢？”战争也扰乱了我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地产落入了罗马尼亚的疆界，我们全家必须移居罗马尼亚的多布鲁甲。
我在科特耳城就上了小学，后来到多布鲁甲在母亲的指导下继续学习小学课程。小学的最后一年，我是在瓦尔纳上的。在那里，我又上了中学。在那个时期，甚至最年轻的青年学生都十分关心政治。我和其他人一样开始关心社会利益。1887年，中学生中间发生了政治风潮，某些教师让一些个人不满分子卷入这一风潮，使这一风潮变成了真正的骚动。后来不得不召来一连士兵去平息这一骚动。我是被捕者之一，也是被保加利亚所有学校除名的学生之一。我在父亲的曼加利亚住宅住了一年，不加选择地阅读了我父亲的所有藏书和从亲友中所能借到的书籍。1888年，我被允许重新进入中学，我到了加布罗伏，在那里读五年级。在那里，我住了不到两年，因为六年级结束以前，我又被所有保加利亚学校除名，而且这次是被永远除名。
在加布罗伏，我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的导师是保加利亚革命运动的一个老战士达彼夫。我们同我的一个同志巴拉巴诺夫出版了一个地下的胶印报纸《明镜报》，后来这位同志惨死在日内瓦。这个报纸上有许多内容：既有卢梭的教育观点，又有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斗争，还有教师的恶劣品质，等等。我们在农民中进行了一些工作，散发了译成保加利亚文的日内瓦地下出版物。还在五年级的时候，我就步行到我出生的城市科特耳，并在教堂里宣传关于“第一个基督教的圣雅各教会”，换句话说，就是发表了关于基督教共产主义的演说。但一般地说，我们的活动都在校内。1890年秋，我去日内瓦上医学系。我选择医学，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学医能直接同人民接触。当时我们只知道个人的作用。还没有想到群众工作。我们以为，保加利亚独裁者斯丹鲍洛夫的制度将永世长存。
到了日内瓦以后，我在短短几个月内结识了俄国的政治侨民，其中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小组。又过了若干时候，我认识了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长期以来，他们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在日内瓦逗留了3年，从1890年至1893年。虽然算个大学生并且考试及格，但是我对医学完全不感兴趣。我的兴趣在校外。我很快习惯于在俄国大学生中的工作。罗莎·卢森堡有一段时间住在日内瓦，我同她一起领导过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
然而，我的活动不限于为了俄国的利益。我同其他同志——外国同志和俄国同志一起把日内瓦大学生中的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了。我们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比利时的大学生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在1891-1892年间的冬天，曾在比利时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学生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我没有能够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但我同组织者有通讯联系，而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由我担负的。在我的工作遇到困难的一切场合，我都去请教普列汉诺夫，此外，我同日内瓦工人运动和法国工人党建立了联系。在日内瓦，我还同波兰和亚美尼亚的社会主义革命小组很接近，但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保加利亚的工作。我翻译了杰维尔的《资本的进化》一书，同时写了很长的一篇分析保加利亚经济关系的导言。后来，我离开日内瓦，在保加利亚编辑杂志。这个杂志无论名称，或者形式、封面，都是模仿俄国国外杂志《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普列汉诺夫也是我们杂志的鼓舞者。其中的不少文章是我从他的手稿直接翻译过来的。在保加利亚创办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杂志《日报》和创办笫一个社会民主党周报《工人报》和《同志报》时，我当然是它们的经常的撰稿人，特别是后者的经常的撰稿人。有时整个一期全是由我用各种笔名写的文章，1893年，我作为保加利亚代表出席了苏黎世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在日内瓦时期结束时，我增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并增加了对俄国沙皇制度的仇恨。
还在日内瓦当大学生时，我就多次到保加利亚去，在那里作了许多次反对沙皇政府的报告。1897年，我大学毕业时，在保加利亚出版了一本大部头著作《在东方的俄国》，该书多年来不仅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反对俄国沙皇制度提供了材料，而且为保加利亚和巴尔干一切所谓的反俄派提供了材料。我遵循的是普列汉诺夫的指示：“应当在国际上孤立沙俄。”但是在这以前，也就是我最初几次去保加利亚时，保加利亚资产阶级报刊就注意我了。亲俄的报纸早在我当大学生时就已经发动了反对我的运动。1893年秋天，我在柏林进了医学系，目的是更深入地了解德国工人运动。在柏林，我开始为《前进报》撰写有关巴尔干问题的文章。我还参加了具有地下性质的德国学生社会主义组织，并同威廉·李卜克内西取得密切的联系。在李卜克内西那里，我还认识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长期同他保持个人的联系和通信，直到1900年。他对巴尔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对俄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革命运动也很感兴趣。在柏林，我的全部学生时代的政治生活是在俄国侨民中展开的。这是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极盛时期。柏林的俄国侨民全神贯注于下列问题的争论：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观主义学派，辩证唯物主义。但我还得参加更专门的争论（例如，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
在柏林呆了6个月，我就被捕了，过了几天，我被驱逐出境。1894年夏季学期，我在苏黎世医学院上学，当时巴·波·阿克雪里罗得也在苏黎世。1894—1895年冬季，我在南锡。我继续同保加利亚运动保持联系，并同普列汉诺夫和当时住在伦敦的维·伊·查苏利奇保持私人通信关系。
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是在蒙彼利埃（法国）度过的。我继续同保加利亚保持联系，并在俄国和保加利亚学生中进行工作，同时开始接近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并为由拉葛德尔主编、在图卢兹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杂志《社会主义青年》撰稿，还为改由茹尔·盖得主编的社会党机关报《小共和国日报》撰稿。蒙彼利埃的俄国学生争论的问题同柏林争论的问题一样。顺便提一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里有更多的支持者。我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此外，我还参加了法国学生小组并出席了非公开的工人会议。在南锡的时候我已受到法国警察的监视，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无法扩大自己的活动。
我大学毕业时正遇上使欧洲政治空气活跃起来的国际事件：亚美尼亚和克里特岛的起义。我就这些事件写了一系列文章，竭力使法国社会党和法国无产阶级注意到，为亚美尼亚人、克里特人和马其顿人辩护是合理的。我总认为，对东方问题无知和不理解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弱点。顺便提一下，在1896年举行的伦敦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我代表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所提出的报告就是专讲这个问题的。后来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这个报告。
我的医学教育以题为《犯罪和堕落的原因》的博士论文结束。我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这个问题。这篇论文在学生和教授中引起了轰动，在地方报刊上以及后来在专门性的国际文献上也得到了反映。
在蒙彼利埃，我也开始密切关注罗马尼亚的工人运动。虽然按国籍来说我是罗马尼亚人，但很晚才同罗马尼亚同志取得正式的联系。在伦敦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我同属于波兰社会党的波兰人关系密切起来了。我参加了他们的旨在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法文出版物的工作。在其他政党中，我对亚美尼亚人－公察察克党人特别感兴趣，早在日内瓦时我就同他们的书记有个人联系。
1893年我在苏黎世有幸见到恩格斯，听过他的讲话。在日内瓦时，我们同恩格斯偶有通信。他曾寄信给我们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当需要向他请教时，我是通过维·伊·查苏利奇去办的。恩格斯对她很热情和尊重。
1896年，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面临的问题是：今后向何处去？我主要在保加利亚社会党进行工作。然而按国籍，我是罗马尼亚人。最后，我的热切愿望是到俄国去工作，由于我同一个俄国的莫斯科人，普列汉诺夫和查苏利奇的亲密朋友、马克思主义革命者E．П．里亚波娃结了婚，上述愿望就更加强烈了。
我先到保加利亚，走遍了一切中心城市，在那里做了各种题目的报告，并通过了医学考核，以取得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在保加利亚行医的权利，后来我决定暂时留在罗马尼亚，作为到俄国去的过渡阶段。此外，我必须服兵役，因此我预先在布加勒斯特通过了医学考试。我是作为军医服兵役的。1899年2月，我有两周的假期，于是前往彼得堡，我的妻子已在那里了。在俄国，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著作界已有它自己的杂志《我们的言论》和后来的《开端》。在前一个杂志上，我以拉杰夫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保加利亚的政党的文章。当时在彼得堡的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正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我利用在那里逗留的机会，在自由经济学会的一个分会中就以同样的题目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由于我不隐瞒自己的姓名，俄国警察要抓我并不难。但当他们知道我的地址时，我已不在彼得堡了。
服兵役并不妨碍我写作。我继续热心地为保加利亚社会党人的杂志撰稿。这时党的机关刊物已经不是《日报》，而是布拉戈耶夫主编的《新时代》月刊。此外，我用保加利亚文出版了《论德雷福斯案件的政治意义》一书，还出版了题为《科学和奇迹》的反对唯灵论者的论战性小册子。我还把自己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供俄国出版的通俗本，并换上新的标题《不幸者》，署名女医生斯塔乔娃，通过了沙皇的书报检查。这篇文章还用保加利亚文出版，但用的已是它的真正作者的姓名。同时我准备写《当代法国》一书，这是彼得堡“知识”出版社向我预约的。在彼得堡逗留的短暂时期，我期望见到列宁，当时他在普斯科夫。但是此事没有实现。我在罗马尼亚服兵役的期限于1900年1月1日结束。脱下军官制服，我就可以在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报刊上和布加勒斯特工人大会上发表言论。但我这样做只不过为了确证，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由于其领袖几乎完全倒向布腊提昂诺的自由党的这种背叛行为而被完全取消。不过由于我急于去俄国，当时我在罗马尼亚运动中的活动只是限于发表这种言论。查苏利奇和普列汉诺夫同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量通信都是通过我在罗马尼亚转手的；我把信件转寄到彼得堡我的妻子那里。我动身去俄国之前，查苏利奇本人来到了罗马尼亚，我给她弄到了化名为基洛娃的罗马尼亚护照，让她去俄国，我准备过几个月也去那里。在这期间，伯恩施坦主义者即司徒卢威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已经展开了斗争。普列汉诺夫对自己的亲密同志的叛变行为感到特别愤慨。他往罗马尼亚给我写信说，甚至必须同米哈伊洛夫斯基结成同盟来反对司徒卢威，并建议我到彼得堡后帮他用别尔托夫的笔名在《俄国财富》杂志上撰稿。
在彼得堡，我看到了这种景象，司徒卢威急剧向右转。司徒卢威严厉责备维·伊·查苏利奇回到俄国来，因为她会在失败的时候损害“自己的朋友”的名誉。这使查苏利奇大为伤心，早从伦敦（1896年）时起（司徒卢威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后曾在伦敦逗留过几个星期）,查苏利奇就对他非常依恋。结果出现了这种情况，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尔波夫、安年斯基，更不用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杜岗-巴拉诺夫斯基、韦烈萨也夫、鲍古查尔斯基等等）,常在我妻子的住所同维·伊·查苏利奇会面，而司徒卢威长时间不愿意看到她。
至于普列汉诺夫为《俄国财富》杂志撰稿的计划，我们在俄国同志中间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个计划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普列汉诺夫在波谢和高尔基出版的《生活》杂志撰稿比较适宜。
我个人对能到彼得堡来感到非常幸福。我深深地呼吸着冬天的空气，幻想能长期在俄国工作。我同妻子和同志们（其中有А．Н．卡尔梅柯娃，尼·亚·司徒卢威，当时她比她丈夫左一些）一起制定了在青年和工人中进行工作的计划；我在写《当代法国》一书。但是，在我抵达后不久，就被通知必须在48小时内离开俄国。这破坏了我的一切计划。我一点不想返回巴尔干。我对巴尔干的兴趣减少了，尤其是因为我同俄国革命运动关系密切起来了。我被勒令在警察的监督下先到达烈韦里，然后坐船离开俄国。我是同妻子一起到那里的。在那里，我写完了《当代法国》，该书用印萨罗夫的笔名（这个名字是彼得堡的朋友们起的）出版。
经常为我能留在彼得堡而张罗的人中间有一个叫Н．И．古洛维奇的，后来知道他是一个奸细。在临行前，他对我说，由于他同宫廷（不知是同弗雷德里克斯男爵的兄弟，还是同他的女婿）有联系，他相信，过一段时间他能让我回到俄国来。1900年夏，他到巴黎来时又说了这番话。后来古洛维奇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保证能够返回俄国。最后，问题归结为要给一笔钱，“收买弗雷德里克斯男爵的亲戚”。当然，我并没有花这笔钱，而又回到了俄国。临去俄国前，我在巴黎法律系报名当大学生。我考虑到在彼得堡一定会受到审查，此后，我就不能长期住在俄国而又不得不到法国了。
我感到彼得堡非常冷落。在1901年春大学生骚动之后，许多著作家被驱逐出彼得堡，其中有许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我保持的唯一联系是同地下组织的联系，在那里，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很快成为当时讨论的中心。
在这个时期，我加紧为俄国“大型”杂志撰稿，直到1904年止，主要用印萨罗夫和格里哥里也夫的笔名。但是，这一切不能满足我参加实际活动的渴望。在我不幸失去妻子后，于1902年底回到了法国，并参加了法律系的考试，我想住在法国，成为法国公民，积极参加革命运动。
在这个时期，我唯一一次自愿当上了医生，在法国卢瓦尔省波列耶村，时间不超过6个月。我同农民不仅建立了职业上的关系，而且还建立了政治上的关系，特别是因为在一次官方宴会上我发表了讲话，这次讲话使参加这次宴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极为不满。农民建议我留在波列耶。1903年夏天，我父亲去世，我不得不回家。从这时起，我又回到巴尔干各国党内，特别是回到罗马尼亚工人运动中来了。
1903—1904年冬，我回到巴黎。在巴黎正好赶上日俄战争爆发。在有各革命政党代表参加的大会上，我也发表了讲话。我的演说由于有失败主义的情绪而受到我的导师、大会主席普列汉诺夫的指责。还在宣战以前，为了宣读报告提纲，他就来到巴黎，因为他已被从法国驱逐出去，所以必须请求克列孟梭协助，以便允许他临时入境。我记得，在这次大会后的第二天，普列汉诺夫同我在茹尔·盖得家里吃饭，他向茹尔·盖得抱怨我的失败主义情绪。我记得，茹尔·盖得激动地回答说：“社会民主党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反民族主义的。”后来，普列汉诺夫多次向我提起盖得的这句话。在巴黎逗留三个月后，我回到罗马尼亚，从那里到了保加利亚。在保加利亚，“紧密派”和“宽广派”的分裂已经是既成事实。我积极地和坚决地站在“紧密派”一边。
同年，我到了阿姆斯特丹，作为保加利亚代表参加了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同时，我也获得了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证书。在阿姆斯特丹，我积极参加了策略委员会的工作。也是在阿姆斯特丹，我受俄国代表团的委托，在工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大会的主题是普列韦遇刺事件。
我又回到罗马尼亚。1905年1月9日事件是罗马尼亚工人运动觉醒的信号。我们创办了《工人罗马尼亚》周报，为这个名称的工人政治组织奠定了基础。同已经被消灭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不同，我们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组织工会上，以便把社会民主党建立在纯粹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罗马尼亚既往的运动正是缺乏无产阶级性质，它是由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较少数的工人组成的。这个时期相当顺利。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准备响应《工人罗马尼亚》的号召。罢工运动已经达到这样的规模，连布加勒斯特的警察都要向我们请求组织罢工。我们建立了一批又一批新的工会。连资本家和政府也感到措手不及，第一次罢工很快胜利结束。但是，老板让步是为了更好地准备进攻。
在罗马尼亚，1905年和1906年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标记下渡过的。罗马尼亚各种色彩的报刊看到我是整个运动的鼓舞者，便集中火力来反对我，说我按出身是外国人，以为这样就能诋毁罗马尼亚的整个工人运动。有两件事使罗马尼亚政府和罗马尼亚统治阶级更加紧反对我。一件事是“波将金”号装甲舰到达康斯坦察，另一件事是1907年春天农民举行起义。政府认为，“波将金”号来到康斯坦察，我参加招待水兵，其秘密的目的在于把“波将金”水兵组织起来，依靠他们在罗马尼亚发动革命，从而促进俄国革命。但是，我们的目的比较简单，即对“波将金”号水兵进行政治教育。在发生“波将金”号事件和1907年农民起义的同时，还有一件事使罗马尼亚政府更为警觉。一艘装满武器的从瓦尔那开往巴统的轮船（后来我是从李维诺夫那里知道的），在罗马尼亚靠岸，被罗马尼亚当局搜获。我曾会见了船员，其中有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卡莫。我从他那里知道，这里发生了叛变事件，船长自己转舵靠岸。但是，不管怎样，这批非常宝贵的货物——至少5万支步枪，名义上是运给土耳其马其顿革命组织的，落到了罗马尼亚政府手里。罗马尼亚报刊硬说，这些武器是用来在多布鲁甲组织起义的，而且把我的名字同这件事扯在一起。
1907年2月，在罗马尼亚爆发了农民暴动。它起初是反对北摩尔达维亚的犹太租佃者的，并且是由罗马尼亚自由派和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唆使的反犹太主义活动引起的。但是，农民捣毁了犹太租佃人占用的庄园，转过来对付罗马尼亚的租佃人，然后对付地主，罗马尼亚形势危急。整个国家，也就是所有的农村都燃起了农民暴动的烈火。农民烧毁庄园，杀死在农村的地主。罗马尼亚政府枪杀农民并用大炮摧毁村庄。第二件事是迅速镇压工人运动，工人运动在农民暴动的前夜使城市中的国家政权处于经常的恐慌之中。政府害怕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为了使工人运动不能为害，在城市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搜查、没收社会主义报纸，查封工会和工会基层组织的所在地。逮捕工人运动的领袖。第一个被捕的就是我。紧接着就是明显违法地把我驱逐出罗马尼亚。在以后的五年中，关于我回去的问题成了罗马尼亚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实际任务。在我被驱逐的期间，我继续参加罗马尼亚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继续为党和工会运动的报纸撰稿，出版小册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杂志《社会的未来》。此外，我编写了两部书，一部是罗马尼亚文版的《专横与怯懦的王国》，另一部是法文版的《贵族的罗马尼亚》。头一部是为罗马尼亚工人写的，第二部是为国外的社会党和舆论提供情况，这两部书都谈到压制罗马尼亚的工人和农民的情况，其中也谈到了我的案件。我于1909年偷偷地回到罗马尼亚，然后被捕了，但没有按破坏法律的罪名把我送交法庭审判，只不过我又被驱逐出境。这里又演出了一幕大丑剧，因为我反抗，人家只好用武力把我推上车厢。匈牙利当局也拒绝接受我，我被当做一个包袱，从一个国家抛到另一个国家，直到最后通过罗马尼亚政府和奥匈政府的外交谈判，匈牙利当局才让我进入它的国境。我的希望和我们组织的希望都放在对我的案件的复审上，这可以成为我们在工人组织中进行宣传的手段。在此以前，当我不在罗马尼亚时，在1908年3月和4月里，罗马尼亚政府进行了两次对我的审判，并且（为了证明把我驱逐出境这一非法行为是正确的，因为罗马尼亚没有政府能够据以驱逐本国公民的法律）使用了最难以置信的法律手段和甚至无耻地捏造反对我的假证据。我们力求当我在的时候安排审判案，但罗马尼亚政府宁愿尽快释放我去国外，也不愿把我关在监狱里并对我提出诉讼，因为这个案件在罗马尼亚工人党和我们的手里是反对政府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手段。我曾经说过1909年罗马尼亚的警察逮捕我之后是怎样把我赶到匈牙利去的。
虽然逮捕的事实是保密的，但是报刊上透露出来了。罗马尼亚政府开始矢口否认。罗马尼亚工人阶级凭经验知道，罗马尼亚政府什么非法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他们把罗马尼亚政府企图隐瞒我被捕和匈牙利不接受我入境的事实，看作是罗马尼亚政府对我抱着罪恶意图的不祥征兆。1909年10月19日那一天，在布加勒斯特，工人阶级义愤填膺，特别是在晚报上登出布腊提昂诺打算对我采取“宁愿消灭，而不放回罗马尼亚”的办法之后，他们上街游行，结果同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除了几十人受伤外，将近30名工人被捕，其中有工会和政治性工人运动的领袖，他们当天晚上在布加勒斯特警察的地下室遭到毒打，所有这些令人愤慨的事实不仅在罗马尼亚国内——在它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工人中心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报刊上，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抗议。工人和政府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发生了暗杀布腊提昂诺未遂事件，原来警察自己就参加了组织这一行动。布腊提昂诺政府不能再当权了，他在工人的咒骂声中下了台，让位于以科尔普为首的保守党人政府。1911年2月，我又偷偷地来到了罗马尼亚，这次好不容易到了首都，当我和同志取得联系之后，我就前去听任司法当局的处置，不过这一次却没有给我打开监狱的大门，罗马尼亚政府宁愿再把我弄到别国的领土上去，因为匈牙利道路不便通行，罗马尼亚政府尽力设法把我弄到保加利亚去。但是它企图经过两个边境站把我送到保加利亚境内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把我驱逐出境去俄国的道路仍然是可以通行的，但是政府不能使用这条道路，最后，还是走海路。我上了船，拿到了罗马尼亚护照，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但在这里只过了几天，根据罗马尼亚警察的要求，青年土耳其党当局就逮捕了我。土耳其社会党议员进行了干预，才把我从土耳其监狱中放出。我到了索非亚，创办了社会党人的日报《前进报》，该报的主要任务是同准备巴尔干战争的保加利亚黩武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当然，我成了所有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对象。
当时在罗马尼亚正酝酿着对我有利的转变。我们工人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自由党，它不仅代表地主和租佃资本主义，主要还代表工业资本，在向农民作出某些让步以造成农村某种程度的安定局面以后，保守党人断定，他们暂时可以不必担心农民的新发动，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在同自由派斗争中可能对保守战略起有益的作用。无论如何，在我第二次回国以后，在第二次把我驱逐出境以后，保守党人宣布，他们准备对我的案件进行复查。驱逐出境的命令撤销了，特别法庭恢复了我的政治权利。这是在1912年4月。
我们利用的党的“和平”建设时期并不长。1912年秋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从那时起，罗马尼亚和整个巴尔干半岛进人了战争时期，巴尔干战争结束还不到一年，世界冲突的征兆就出现了。从1914年8月至1916年8月，当罗马尼亚参加战争的时候，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在罗马尼亚国内，我们应当保持国家中立，反对两个主战派——亲俄派和亲德派。斗争不仅限于在报刊上进行空前尖锐的争论，而且举行集会和上街游行，但它有时具有比较悲惨的性质。1916年6月在加拉兹发生了枪杀工人的事件，有8人被害。我被捕了，就组织反对当局的“暴动”问题对我进行的司法侦讯也开始了。这在工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在布加勒斯特宣布了总罢工，它有蔓延到整个罗马尼亚之势。政府显然害怕在这场战争的前夕引起国内的混乱，于是释放了我和其他被捕的同志。
在1914-1916年间，我的活动不限于反对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和罗马尼亚地主的斗争。作为罗马尼亚党中央委员，我开始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同那些在国外仍然忠于工人国际誓言的政党、团体和个别同志取得联系。
1915年4月，应意大利社会党的邀请，我去参加在米兰举行的反对战争的国际大会。在回来的路上，我在伯尔尼逗留时，曾同列宁以及瑞士工人党联系过。在此以前我还同托洛茨基有过联系，当时他领导着巴黎的《我们的言论报》，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我们经过几次交谈和会见，决定召开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
在此以前，夏天在布加勒特召开了巴尔干各国社会党代表会议，这些党持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和国际主义立场，因此，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人机会主义者（宽广派）被这个代表会议开除了。一个“巴尔干革命工人社会民主联盟”建立起来了，它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的党。选举了中央局，我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可见，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以前，巴尔干各党就制定了一条同帝国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路线。
1916年春天，我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伯尔尼代表会议并在那里同列宁一起出席了国际工人大会。我已经没有可能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因为罗马尼亚准备参战，我要经过的边境封锁了。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宣战，过了一个月，我就被捕了。
罗马尼亚政府从布加勒斯特向雅西撤退时也把我押解到那里。1917年5月1日，我被雅西的俄国驻军解放。解放后我访问的第一个城市是敖德萨，我在这里开始了反对战争和反对护国主义的斗争。到彼得格勒之后，我继续进行同样的斗争。虽然当时我还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同他们的意见还不一致，但是，如果我继续自己的活动就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日子里，布尔什维克组织把我隐藏在谢斯特罗烈茨克子弹制造厂。我从这里转移到喀琅施塔得。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定之后，我决定去斯德哥尔摩，那里将召开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代表会议。这里我正遇上了十月革命。12月我在彼得格勒。1916年1月初，我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组织委员同以热列兹尼亚科夫为首的水兵远征队去南方。我在塞瓦斯托波尔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组织了去多瑙河的远征队，以反对当时已占领比萨拉比亚的罗马尼亚当局。后来我同远征队一起前往敖德萨。在这里成立了同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反革命作斗争的最高自治委员会，我以该委员会的主席和罗马尼亚战线、黑海舰队及敖德萨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留在敖德萨，一直到这个城市被德军占领。我从敖德萨到尼古拉耶夫，从那里又到了克里木，然后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在那里参加了乌克兰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然后去波尔塔瓦和哈尔科夫。在莫斯科大体上顶多逗留了一个月，我就随代表团前往库文斯克同乌克兰中央拉达进行和平谈判。在库文斯克，我们得悉斯柯罗帕茨基政变的消息。我在这里不得不同继续进攻的德国人订立停战协定。斯柯罗帕茨基政府勒令我去基辅。在基辅，我率领的和谈代表团的任务是，向乌克兰工人和农民群众讲清楚苏维埃政权的正确政策，把这个政策同斯柯罗帕茨基、中央拉达以及德帝国主义和俄国地主的其他代理人的政策相对比。9月我接受了一项特殊使命，去德国继续同德国政府进行关于同乌克兰签订和约的谈判。我应当从这里到维也纳去，那里当时已经是共和国了。在柏林的时候，奥地利政府同意我去维也纳，当时奥地利政府的外交部长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但德国当局不允许我去维也纳。相反地，我和苏俄驻柏林大使越飞、布哈林以及其他同志很快就被德国政府驱逐出境。当德国革命的消息传来时，我们还在路上，在博里索夫，由德国人解送。过了一段时间，中央执行委员会派我同其他代表（马尔赫列夫斯基、布哈林、越飞、拉狄克、伊格纳托夫）一起去柏林参加德国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我们在科夫诺被德国军事当局扣留，几天以后“俘虏们”返回明斯克。在明斯克和哥美尔（当时那里的德国政权已被推翻）逗留短暂的时间以后，我到了莫斯科。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叫我在乌克兰担任乌克兰临时工农革命政府主席的职务。1918年3月召开的第三届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和由它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我担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任职到同年9月中，起初在哈尔科夫，后来在基辅，而在基辅撤退后，则在切尔尼哥夫。
9月中，我到了莫斯科，在保留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同时，兼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我担任这一机构的领导一直到1919年1月份，也就是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进攻我们的艰难岁月里。
当哈尔科夫从白卫分子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时候，我过了一段时间被重新任命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起初被称为西南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负责最后消灭邓尼金的残部和同波兰人进行战争，后来该委员会改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已故的米·瓦·伏龙芝领导，我仍然担任委员。在担任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同时，还兼任剿匪非常委员会主席、卫生非常委员会主席、燃料和粮食特设委员会主席和乌克兰经济委员会主席。我在乌克兰一直待到1923年7月，中间没有间断过，除了有一段时间同契切林、李维诺夫和其他同志出国以外，那次是作为苏俄代表团团员出席热那亚会议的。
1923年7月我被任命为驻英国全权代表，在那里进行使英国承认苏联的谈判，以后作为代表团团长同麦克唐纳签订了一些条约，但后来替代他的保守党政府拒不承认这些条约。
我从伦敦出发先同赫里欧，后同赫里欧和德·蒙齐进行谈判，谈判以法国政府承认苏联结束。从1925年10月底开始，我调任驻巴黎全权代表。从1918年至1925年，我先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是其主席团委员。1924年以前还是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从1919年起先后是俄共和联共中央委员，1924年以前还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蔡恺民 译
拉柯夫斯基续志
拉柯夫斯基是名副其实的国际革命战士，曾经活动在欧洲各国。十月革命后在苏俄工作。俄共第12次代表大会上，坚决反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主张取消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十分之九的权力，把它们交还给各民族共和国。1923年6月，在俄共中央及各民族共和国和区域负责人会上，斯大林指责拉柯夫斯基搞邦联主义、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数月之后，拉柯夫斯基被解除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改任驻英大使（1923—1925）,1925—1927年任驻法全权代表。
拉柯夫斯基从1923年起属“左翼反对派”，是其理论家之一，他写的《论党和国家机关蜕化之原因》流传很广。把反对派成员派往国外工作,是当年对付反对派的措施之一。
1927年被解除所有职务，在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接着被判流放4年，1931年又被判流放4年。拉柯夫斯基在很长时间拒绝承认错误，直到1935年才同另一位一直顽抗的反对派成员索斯诺夫斯基宣布脱离反对派。于是在1935年恢复党籍。但没过多久，又于1936年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27日被捕，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最初拒绝承认强加的罪名。1938年3月是“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的被告，拉柯夫斯基承认参与“各种阴谋”，是日本和英国的“间谍”，3月13日被判20年徒刑。卫国战争爆发后，根据斯大林批准的名单于1941年9月11日被枪毙。
1988年2月4日获平反，同年6月21日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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