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拉斯科尔尼科夫，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红海军的领导人，1938年公然抗命拒绝回国
（1892—1939）
我于1892年1月28日（旧历）生于彼得堡郊区的大奥赫塔。1900年以前我由母亲教育，1990年这一年秋天我被送进奥尔登堡斯基公爵的慈善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相当于实科中学。这个学校还没有取消宗教学校的陋习，学生常因学习成绩不良而在班上罚跪，神父利西岑当众揪学生的耳朵，我不得不作为寄宿生在这所可怕的学校住了8年。1908年毕业，这时我16岁。在七年级时我成了无神论者。就在这一年我读到了最新文学作品，即马克西姆·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烈也夫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巩固我的无神论。1909年我进入综合技术学院彼得堡经济学分部。
这里需要简要讲讲我的政治观点的形成情况。1905—1906年，我在实科中学五、六年级时曾两次参加罢课，有一次甚至被选进学生代表团，向学校校长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为此几乎被开除出校。1905年革命引起我对政治的兴趣和对革命运动的同情，但是那时我才13岁，所以对各政党间的分歧根本弄不清楚，但从情绪来说我笼统地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阅读舍列尔-米哈伊洛夫的著作使我同情被压迫和被剥削者，他的小说《砍树飞碎木》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这样，1905年革命时期的政治感受和强烈的社会不平感自发地把我引向社会主义。由于我们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相当艰难，这就使我更加认同社会主义。
1907年父亲逝世，留下我母亲及两个儿子。她的60卢布月薪完全花于日常开销，然而还需要让我的弟弟亚历山大（党内化名为伊林-热涅夫斯基）受教育。由于缺钱弟弟只好从实科中学（他是寄宿生）转学弗韦坚中学。
尽管负债累累，母亲还是让我读完了中学。最初她也不得不为我支付在综合技术学院的费用。在以后的几个学期，教授委员会有时会鉴于我生活困难而免除我的学费。总的来说，这时期我的家庭是贫困的。
在一年级时我读到了格·瓦·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成了马克思主义者。1910年夏我仔细研究了《资本论》。同年12月我入了党。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第一号出版后，我到编辑部去，声明自己完全同意报纸的倾向，愿意听从编辑部的支配。我从事党的著作活动的教父是康·斯·叶列梅也夫。从这时起我成了《明星报》和《真理报》的经常撰稿人。我从写新闻开始，逐渐转入写文章，我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11年春发表的。此外，在《明星报》和《真理报》时期我同莫洛托夫一道在综合技术学院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工作并接受它的委托同彼得堡委员会保持联系。
1912年4月22日工人报纸《真理报》出版，我任编辑部秘书。但我在这一岗位上总共才干了一个月，因为我在5月21-22日夜被捕并被关入“拘留所”。根据第102条，我被指控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单人牢房监禁四个半月之后，我被判处行政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三年。不过流放被改为出国。10月9日我出发赴德国，到达离国境不远的因斯特尔堡，我决定在这里休息一天。但德国宪兵以俄国间谍的罪名把我逮捕，主要罪证是巴黎侨民区的地图，这是我从彼得堡出发前请康·斯·叶列梅也夫画的。几天后获释，我动身回俄国从事地下工作，但在边境韦尔日博洛沃被捕并被押解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但我在马利阿姆波尔得病卧床。这时候我感到了由监禁引起的神经震荡。不久我获准在彼得堡郊区的疗养所治疗。
1913年2月12日我作为大学生获得赦免，因而重新取得在彼得堡的居住权。自然，我立即恢复为《真理报》撰稿，该报当时由于书报检查用不同报名出版。从1914年春列·波·加米涅夫自国外回来后，我的报纸工作加强了。这时开始出现编辑部约写的我的长篇文章，通常以小品文形式刊载在报纸的底栏。我几乎每天都去《真理报》，有时也去《启蒙》编辑部，该刊也刊载我的文章。战争爆发后《真理报》遭完全破坏。我之所以没有被捕，事出偶然，在被破坏的那一天我比平常早一些结束工作回家了，后来得知，这正是在警察到来之前不久。
从帝国主义大屠杀最初之日开始，我就持国际主义的列宁立场。参加了集体起草答王德威尔得的信。像其他同时代人一样，战争使我成了军人。我早就向往海洋，我选择作为一种武器的舰队，尽管我没有政治可靠的证明，还是进入了独立海军学校。这几年我曾两次航行于远东，访问过日本、朝鲜和遥远的堪察加。二月革命爆发时我在海军学校，这时已进行过毕业考试。
我立即同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像从灰烬中复活的不死鸟那样的《真理报》建立联系。我在这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3月中旬我受《真理报》编辑部派遣，赴喀琅施塔得领导当地党的机关报《真理之声》。在红色喀琅施塔得我并不限于编辑报纸，还致力于党和苏维埃的中心工作。在喀琅施塔得形成了一个友好团结的领导小组，其中有谢·格·罗沙利、基里尔（奥尔洛夫）、П．И．斯米尔诺夫和我，稍后又加入了斯米尔加、杰舍沃伊、勃列格曼和弗列罗夫斯基。
不久我当选为喀琅施塔得苏维埃副主席（主席是无党派的拉马诺夫，后来在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中暴露了其白卫分子的面目）。我和其他喀琅施塔得人一起积极参加了七月事变，接着被捕，被关进“十字监狱”，以“布尔什维克案”受审。10月13日获释，几天后受党中央派遣赴诺夫哥罗德和卢加，以准备无产阶级革命。
我在十月革命中直接参加了普尔科沃城下的战斗。粉碎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匪帮后，我被派领导一支水兵部队支援红色莫斯科。不久把我从莫斯科召回，任海军总司令部委员，然后是海军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年任副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6月接受人民委员会秘密任务赴新罗西斯克去沉没里海舰队，以免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战利品。1918年7月我任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派往捷克斯洛伐克战线。8月22日我被任命为伏尔加舰队司令，9月10日该舰队直接参加了攻取喀山的战斗，此后连日作战，追击白卫舰队，进军卡马河，把敌舰队赶往白河，迫使它躲进乌法。
卡马河从白匪手中解放出来后，得以上溯萨拉普尔至加利扬，在这里我们碰上了开始出现的浮冰，因此红色伏尔加河舰队只好赶快开赴下诺夫哥罗德过冬。战役结束后我返回莫斯科，在这里我作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出席该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已故的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尔特洛特一起领导海军人民委员部。
1918年12月底我乘“斯巴达克”号驱逐舰去列韦里侦察，遇上了力量大大超过我们的英国分舰队，它由五艘装备了六吋口径大炮的轻巡洋舰组成。我们的驱逐舰边战边朝喀琅施塔得方向撤退，但是出现了意外事故，舰只撞上了石滩，螺旋桨的全部叶片被撞碎。这样，我成了英国人的俘虏，被押往伦敦，关在布里克斯顿监狱。我当了5个月的俘虏，以被关押在苏俄的19名英国军官作交换而获释。交换于1919年5月27日在白岛进行。我从英国回来后当即被任命为里海舰队司令。不久，把从卡马河回来的伏尔加舰队并入里海舰队，内河和海上联合力量被命名为伏尔加河－里海舰队。我们的舰队不得不分成一支支小舰队在从伏尔加的萨拉托夫到里海的拉甘和加纽什金诺的广阔水面上活动。舰队参加的最激烈的战斗是在察里津和黑谷进行的。在这两处舰队几乎每天都遭受飞机的袭击。然而红军和红色舰队的联合行动使我们守住了苏维埃阿斯特拉罕，它当时处在白卫军的包围之中，只有一条铁路把它同萨拉托夫联结在一起。最后，1920年攻克亚历山大罗夫要塞并俘获乌拉尔哥萨克白军残余，把英国人从恩捷里驱逐出去，从而结束了舰队的征伐。
国内战争期间我曾两次获得红旗勋章。1920年6月我被任命为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在我们进军华沙时，红色喀琅施塔得全副武装以准备迎接英国来客。但使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大失所望的是，丘吉尔没有往喀琅施塔得水域派来任何军舰。
1921年3月由于国内战争结束和转入和平建设，我复员并被任命为驻阿富汗全权代表。1923年12月我返回莫斯科。任《青年近卫军》、《红色处女地》和“莫斯科工人”出版社责任编辑。1926年春我作为苏阿混合委员会我国代表团团长再度赴阿富汗。
郑异凡 译
拉斯科尔尼科夫续志
拉斯科尔尼科夫是立宪会议议员，1918年1月6日夜他在立宪会议上发布布尔什维克退出立宪会议的声明，接着立宪会议被驱散。国内战争结束后，1921—1923年任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回国后主编《红色处女地》杂志。1930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0—1933年任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1933—1934年任驻丹麦全权代表，1934年9月至1938年4月任驻保加利亚全权代表。1938年4月外交人民委员部召他回莫斯科，路过柏林时他从报纸得知自己已被解除全权代表职务，为免于被捕和枪毙，拒绝回国。1938年7月26日在巴黎俄侨报纸《最后消息报》发表抗议信《如何把我变成“人民之敌”的》。1939年7月17日苏联最高法院宣布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受法律保护”。同年8月17日拉斯科尔尼科夫写成《致斯大林的公开信》，谴责斯大林对国内各界的镇压，指责斯大林“开启了一个名为‘恐怖时代’的新时代”，这是一篇声讨斯大林的檄文，不过到他死后才公布。9月在法国尼斯去世。关于死因一个说法死于肺炎，另一个说法是苏联内务部特工所为。
拉斯科尔尼科夫还是一位作家，著有悲剧《罗伯斯庇尔》（1930年）,《海军准尉伊林的故事》（1934年），后者写了驱散立宪会议、黑海舰队的覆灭、里海舰队的活动等。其第一任妻子是著名女作家、国内战争女英雄雷斯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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