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李可夫，阿列克塞·伊万诺维奇
——苏联第二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布哈林右倾集团”的主要成员
（1881—1938）
1881年2月13日生于萨拉托夫城。他的父亲是维亚特卡省亚兰斯克县库卡尔卡村的一个农民，早先在萨拉托夫种地，以后经商，最后到麦尔夫谋生，在那里因患霍乱去世，撇下了六口之家，有第一次结婚生的孩子，也有第二次结婚生的孩子。李可夫当时还不满8岁，童年是在极端贫困中度过的。继母能养活的只是她的亲生孩子。大姐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在梁赞－乌拉尔斯克铁路办事处工作，并从事一些私人授课，挑起了照管弟弟的重担，并资助他上了中学。李可夫13岁时转到了中学高年级班，他自己也能通过私人授课挣钱了。李可夫在中学时代喜欢的学科有数学、物理学和自然科学。从四年级起，他已经抛弃了一切宗教的东西，不再去教堂忏悔了，这使因其出色成绩而非常器重李可夫的学校领导人十分伤心。青年革命者同学校领导人的关系逐年紧张起来，因此他不止一次地处于被开除的危险境地，只是学习成绩好才使他得以幸免。
在毕业考试前夕，李可夫遭到了搜查，多亏他机智，及时隐藏了非法书籍才平安无事。然而显眼的“四分”的“品行”使李可夫失去了进首都大学的机会。1900年他不得不去喀山完成他的学业，在那里进了大学的法律系。
李可夫的青年时代正是俄国工人运动普遍高涨的时期，工人运动使这位青年精神振奋。萨拉托夫当时是“流放犯的城市”，一些工人和大学生“政治犯”被遣送到那里，具有革命倾向的小组在那里特别活跃。他们不仅读米哈伊洛夫斯基、皮萨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甚至还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李可夫在秘密小组里接触到了俄国革命运动史和革命著作，第一次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关于西欧工人问题和工会运动的一些主要著作。他还参加了萨拉托夫出版的地下杂志的工作。李可夫积极参加活动的小组是由拉基特尼科夫领导的，他后来在社会革命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同老民意党人瓦尔·巴尔马晓夫（李可夫同他的儿子、1902年杀死内务大臣西皮亚金的斯切潘关系甚密）的结识促使李可夫去研究农民运动。
中学生李可夫在萨拉托夫革命组织里的工作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进入喀山大学之后，19岁的大学生李可夫立即成为社会民主党地方委员会的委员，领导工人小组，同时还在大学生委员会中工作。李可夫在喀山从事这样紧张的革命工作只有很短的时间，因为1901年3月工人和大学生的组织就被摧毁了，李可夫也被带到喀山的监狱里“休息”了9个月，以后在等待警察当局判决期间，被遣送回故乡萨拉托夫，由警察公开监视。
在1902年之前，萨拉托夫已经成为某种“俄罗斯中学”，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在那里的工人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政治鼓动。在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工作的李可夫试图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但是在社会革命党成立之后，这个组织根据李可夫的倡议就解散了，因为李可夫那时已是一个彻底的火星派分子。作为1902年五一节示威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李可夫被黑帮、宪兵和警察打得遍体鳞伤，好容易跑进一家院子，越过栅栏，摆脱了被捕的危险。
不久，由于喀山的案件，警察当局判决李可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李可夫认为转入地下状态比较好，一直到1917年他始终处于地下状态，常常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监狱转到另一个监狱，频繁地更换身份证。他自己在以后的一封信中这样描写了这个时期的生活。“我还没来得及跨进大学的校门，就进了监狱。从那时起已经过去12年了，然而其中约有5年半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此外，三次处于流放途中，耗费了我一生中的3年时间。而在短暂的‘自由’的间隙时间里，村庄、城市、人物和事件像电影一样在我面前闪现，而我总是坐着马车、骑马或乘船到某地去流浪。我没有一个住所是住上两个多月的。我活到三十岁还不知道如何给自己弄一张身份证。对到什么地方去租一个固定的住所，对此我一无所知。”
李可夫在基辅从《火星报》俄国局得到了秘密越境的“接头暗号”后，就前往日内瓦。在这里，李可夫同列宁和其他国外火星派的著作小组和组织小组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私人联系。两个月后，李可夫带着在日内瓦弄到的非法护照、地址和暗号再次回到俄国进行秘密工作。这使他进入了令人神往的危险的地下革命工作的环境。从国外回来后，他开始在社会民主党北方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主要是在雅罗斯拉夫里和科斯特罗马省开展活动。在那里，他领导着雅罗斯拉夫里、科斯特罗马、雷宾斯克、基涅什马和其他一些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作。在雅罗斯拉夫里的组织遭到破坏之后，逮捕开始了，李可夫就转到下诺夫哥罗德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工作。1904年他非常成功地领导了索尔莫沃工厂的大罢工。随后，党把他作为一名杰出的党的组织者派往莫斯科，因为当时那里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李可夫迅速地把组织恢复起来，不久，莫斯科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李可夫的领导下，从一个完全被破坏的组织很快成为规模最大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之一。李可夫将大部分分散的、彼此毫无联系的社会民主党小组和团体集合在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周围，恢复了工人区的工作，并且亲自在索科里尼奇和列福尔托沃区的工人中进行工作。他建立了莫斯科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同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密切联系。当时著作家团体同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波克罗夫斯基、罗日柯夫、弗里切等人一起着手出版一个马克思主义杂志。莫斯科的一系列罢工显示了工人运动在全俄蓬勃兴起，这激发了1月9日事件，而1月9日的枪杀则导致在莫斯科河南岸建立第一批街垒。
1905年3月，李可夫作为莫斯科社会民主党委员会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推选参加了伦敦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那里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从那时起，除不长的一段时间外，李可夫一直是中央委员，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以后是联共（布）中央委员。
伦敦代表大会之后，李可夫回到俄国，开始领导彼得堡委员会，但是5月14日在开会时全体委员被逮捕。李可夫本应流放9年，但是根据1905年10月17日宣言，他被放出监狱，加入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遭到破坏之后，他被迫在1905年年底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李可夫化名米哈伊尔·阿列克谢也维奇·苏霍鲁琴科医士，领导筹备第四次统一的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在工作中同列宁建立了密切联系，列宁有一次来到莫斯科并会见了李可夫。1906年年中，李可夫前往敖德萨同孟什维克进行斗争，并在那里建立布尔什维克支部。在遭到搜捕时，他又悄悄地逃回莫斯科，但很快就被捕了，被流放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皮涅加三年。他从流放地逃回莫斯科，又在莫斯科组织中进行工作，领导工业区的区域委员会。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李可夫个人同革命者施米特的亲密关系，他直接参与了把施米特在他的工厂主父亲死后所得到的一大笔遗产转交给党以供革命工作之需的工作。1907年5月1日，李可夫因被女奸细普佳塔出卖而再次被捕，在“案子”未查明之前，在卡缅西克（塔甘卡监狱）监禁了17个月。1908年6月28日,除以监禁期折抵外，他被判处流放到萨马拉两年。
列宁把李可夫召到国外，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克同提出取消地下组织的孟什维克的不可避免的冲突业已成熟。在国外，李可夫受托同所有党的派别和小组进行谈判，以便建立统一的反对取消派的联盟。1909年夏天，李可夫回到俄国，立刻受到暗探局的监视，9月7日在莫斯科被捕，他是以哈尔科夫市民伊·比列茨基的化名住在莫斯科的。由于伪造身份证被监禁了3个月之后，李可夫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伯朝拉河的乌斯特齐尔马，为期3年。因为生病，警察临时把李可夫留在皮涅加，从那儿他又一次逃到国外，并根据列宁的特召前往巴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心就在那里。1911年8月，李可夫为了筹备新的党代表会议回到俄国，但是在莫斯科，在从车站出来的路上又被捕了，坐了9个月的牢，因而在他生活的道路上为了度过3年的流放期，又第三次到了皮涅加，李可夫用读书来度过被迫得来的空闲，以后作为采访员参加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报》。他在皮涅加写道：“我所有的时间都在阅读学术性的小册子、杂志和大量的报纸，特别是报纸，因为俄罗斯的生活开始微笑了，开始活跃起来了。”——他从遥远的地方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1912年工人运动的新高潮。但是，1913年李可夫回到彼得堡之后，看到很多以前的党的工作者完全蜕化了，在反动派的压力下脱离了积极的革命工作，埋头建立“体面的家庭”。李可夫写道：“新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和私人利益的目的甚至在正式的布尔什维克首脑们当中打开了缺口，造成了完全新的心境和新的心理。工人们倒是没有我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变态，并且自发地、本能地向他们表明了反对立场。”
李可夫转移到莫斯科之后，又领导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工作。然而在1913年7月他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纳雷姆边疆区4年，11月中旬，一部分人戴着手铐从莫斯科被押解到那里。尽管有极其严密的监视，李可夫在1915年9月还是从流放地逃跑了，开始沿着鄂毕河，以后沿着额尔齐斯河、托博尔河和图拉河，顺这条路线潜入了萨马拉。他并没有得到多少自由，因为就在那一年（1915）10月他被拘捕了，坐了7个月的监狱，又被遣送到纳雷姆边疆区，在那里一直到革命胜利。
从大战一开始，李可夫就捍卫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失败主义立场。他一分钟也没有陷入护国主义的情绪和爱国主义的狂热，在战争最初几年，甚至连有些流放犯也充满着这种情绪和狂热。李可夫领导了一些反战小组，在这些小组里他提出了齐美尔瓦尔德观点，由于他的巨大努力，把流放到纳雷姆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流放生活愈来愈艰苦，这在流放犯中引起了自杀之风。李可夫同他的妻子尼娜·谢苗诺夫娜和一些亲近的同志们一起顽强地同流放犯中各种各样的颓废绝望的现象作斗争。在领导当地的布尔什维克派时，他开展了广泛的政治活动，建立了流放地同俄国党的中央以及国外的联系，列宁尽力设法使他了解党的政策。当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时，纳雷姆边疆区收到了托木斯克社会委员会的电报，根据李可夫和其他两名同志的指示，要求释放700名流放犯，并把他们遣送回家。
李可夫和最后一批流放犯离开了纳雷姆前往莫斯科。党派他担任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很快被选进苏维埃主席团。在这里他积极参与调解工厂主和工人们的冲突（工人们逮捕了最大的工厂主之一——弗托罗夫，发生了奥烈霍沃－祖耶沃冲突，等等）。根据他的倡议，莫斯科苏维埃在十月革命前两三个月就将利基纳纺织工厂收归国家管制和国家所有，并把它交给工人管理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当中大多数成员是会民主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李可夫提出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例如，组织了违背苏维埃大多数意志的电车职员大罢工，并且为了抗议克伦斯基政府召集的八月莫斯科“国务会议”，在莫斯科组织了一天的总罢工。根据他的俄国政治局势的报告，莫斯科苏维埃全会否决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案，通过了反对克伦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行动纲领。十月革命时，李可夫是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成立人民委员会时，他作为内务人民委员参加人民委员会。鉴于粮食供应遭到破坏，李可夫曾负责安排往莫斯科运送粮食的任务。1918年2月，他被派往图拉、奥廖尔、坦波夫、伏尔加河流域、哈尔科夫等产粮区，组织中途停运的粮食列车的运行，使定期收购粮食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改善。
早在1918年，在苏俄遭到巨大经济破坏的时期，政府委托李可夫领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他的领导下，实行了工业国有化，建立了商品分配方面的国家垄断制。国内战争开始了，需要向很多战场的红军有计划地实行补给。鉴于军队和工人的粮食和服装不足，1919年7月，建立了专门机构来协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经济机关的工作以及组织红军的畅通的补给工作。李可夫曾主持领导这件事，是“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补给方面的特派员”。由于李可夫的努力，凡是能够为革命的武装和军队的补给所利用的一切东西都被从仓库和库房里抽调出来。
在他的亲自领导下，军事工业的一些工厂得以恢复并重新开工生产。
红军开始定期得到了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弹药。
就在苏联的军事工业开始恢复元气的时候，在李可夫的领导下和平工业也开始恢复和得到改善。
1922年夏天，由于列宁患病，李可夫被任命为列宁的副手，暂时中止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作。
1923年，李可夫作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再次领导该委员会，同时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此外，李可夫还领导着很多委员会的工作，如制定和实行统一的农业税，提高工资，工业托拉斯化，制订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的措施，等等。
李可夫担任主席的委员会（所谓“剪刀差”委员会）曾详细制订了党所赞成的关于降低主要日用品价格以及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价格方面的经济措施的计划草案。根据这个计划，迅速地消除了1923年秋天的销售危机，保证了从1924-1925年已经开始的蓬勃的经济高涨。
列宁去世后，党提名李可夫为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候选人。1924年2月2日，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他当选了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从那时起李可夫就领导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而从1926年初又直接领导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以及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李可夫作了关于政府和党的内外政策总问题的方针性报告。
他的大部分讲话已经专门出版，其中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农村、新经济政策和合作制》；在苏联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出版时附有单独的序言《新时代的前夕》），说明了苏联即将来临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国家的经济形势和党的任务》。李可夫最近的这个报告实际上拟定了党和政府在苏联工业化事业中的政策。李可夫全集正在筹备出版，包括1918—1921年期间的文章的第一卷已经出版。
李可夫在党务工作方面是一名老的中央委员，从1919年起又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是列宁主义原则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
在这方面，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他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论新反对派》，有单行本）和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李可夫在演说中详细地评论了反对派的经济纲领。
李可夫的传记，除了一些较小的以外，还有两部大型传记，A．洛莫夫：《阿·伊·李可夫》（1924年，莫斯科工人出版社出版）；И．И．沃罗比也夫，B．B．米列尔和A．M．潘克拉托娃：《阿·伊·李可夫及其生平活动》（1924年，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
Р．С．Д． 撰写
张海滨 译
李可夫续志
李可夫是列宁的接班人。列宁病中他同加米涅夫一道成为列宁的副手，列宁去世后，1924年2月2日至1930年12月19日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24年2月2日至1929年5月18日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26—1930年任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1922年4月3日至1930年12月12日为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8—1929年同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一起反对取消新经济政策，反对加紧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被打成“右倾集团”成员。1929年11月在中央全会上承认错误，在党的十六大后仍当选政治局委员。1930年12月19日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2月21日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1931年1月30日起任邮电人民委员。1934年被解除候补中央委员职务。1936年9月26曰被解除邮电人民委员职务。检察长维辛斯基宣布对其进行审查，不久因查无实据作罢。1937年2月中央全会将其开除出党，2月27日被捕入狱。1938年3月13日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被判处死刑，15日执行枪决。
1957年曾试图平反，未果。1988年与布哈林等一道获平反。
李可夫妻子在卫生人民委员部保护儿童健康局任局长，1937年7月7日被捕，1938年8月22日被枪决。其女儿1939、1946、1950年多次被判刑，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度过18年，1956年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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