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列宁誉为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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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达可夫，格奥尔基·列昂尼多维奇

——乌克兰共产党的创建者，被列宁誉为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中央委员

（1890—1937）

　　1890年8月6日（公历19日）生于基辅省切尔卡瑟县马林斯克制糖厂，父亲列昂尼德·季莫费也维奇·皮达可夫是该厂厂长兼工艺工程师。1902年进入基辅圣叶卡捷琳娜实科中学三年级。1904年加入具有不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学生革命小组。1905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且是“造反”的领导人、中学生委员会的成员，同时还参加街头示威游行和集会。因领导“学校革命”被开除出学校。在这段时间里，接近了无政府主义者。曾作为校外生参加六年级的考试。1906年夏天，在农民和工人青年中进行积极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是一个50人小组的领导人。从这个小组和邻近的、由尤斯廷·古克领导的小组分化出以若克为首的剥夺小组。剥夺小组采取剥夺行动后就瓦解了。1906－1907年重新进入原实科中学，然而又一次因同学校的牧师进行“不礼貌的争论”被开除。1907年作为校外生于实科中学毕业。1907年夏天，无政府主义小组瓦解了。秋天在基辅为了暗杀基辅省省长苏霍姆林诺夫加入了完全独立的恐怖主义小组。但这时发生了严重的内部危机。我厌弃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践活动。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我属于克鲁泡特金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能使我满足。我开始仔细地和大量地研究革命书籍。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在此以前我已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了）、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怎么办？》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从此我完全脱离了无政府主义，并着手研究马克思的著作。就在这段时间里，我以校外生应考拉丁文及格，进入了彼得堡大学。1907—1910年间，我专心致志地从事理论工作，即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文献，古典政治经济学（魁奈、斯密、李嘉图），现代经济文献，俄国经济，统计学（特别是数学统计），哲学（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和一些最新流派）等。1910年前，我已完全地和坚定不移地成为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同大学里的社会民主党人取得了联系，并成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1910年底，发生了大学骚乱（“托尔斯泰纪念日”和“萨宗诺夫纪念日”），我也积极参加了。被捕后被行政监禁3个月，随后由于教育大臣卡索的命令被开除出大学，并被从彼得堡驱逐到基辅。在基辅，当时社会民主党组织遭到了大破坏。我一到基辅就寻找关系，同叶·波·博什、亚·施尔甘等人一起成立了恢复秘密组织的倡议小组。我们找到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基辅委员会的幸存者，并同他们一起召开了市代表会议，会议批准了组织，选举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叶·波·博什、德·施瓦尔茨、弗·阿维尔金、皮戈相茨、我和其他一些人），并派德·施瓦尔茨参加布尔什维克召开的全俄代表会议（1912年1月），会上改选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同取消派的激烈斗争中秘密工作。勒拿惨案给我们提供了公开活动（罢工和集会）的机会。此后，组织和委员会都遭到破坏。我和几个委员得以幸存，没有被捕。整个工作需要恢复，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本人不得不同时担任委员会书记，保管秘密文件，领导秘密印刷厂，书写和印刷传单，重建联系和组织小组；总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1912年6月，我和部分委员被捕。1913年11月，法院根据第102条给我定罪，我和五个同志一起被判处终身流放。1914年4月到达流放地（伊尔库茨克省），10月经日本逃往国外。逃往国外是想弄清第二国际的破产和国际的局势，因为从战争的最初日子起，我就坚定地站在国际主义者和反战的立场上。
　　为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伯尔尼代表会议，我径直到了瑞士，直接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并完全站在拥护伯尔尼决议的立场上。然后与列宁、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博什着手出版《共产党人》杂志。该杂志出了1－2期。1915年底，我、布哈林和博什在民族问题上，以后又在继续出版《共产党人》杂志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冲突。我们三人所持的立场是错误的。杂志停止出版。我和布哈林、博什迁居到斯德哥尔摩进行工作。瑞典左派代表大会（我们也参加了这次大会的一些筹备工作）之后，一些瑞典人被捕了；布哈林被捕了，后来我、苏里茨和哥尔顿也被捕了。被捕后我们四个人被驱逐到克利斯提阿纳，在那里正赶上二月革命。我们（我和博什）立刻动身回俄国。我在国境线上被捕（因为我的护照是假的），在托尔尼欧城的监狱里呆了三天，然后被押送到彼得格勒。从那里我又回到基辅。随即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工作。成为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基辅委员会主席和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9月当选为基辅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是革命委员会主席。我和其他许多同志一起被士官生和哥萨克逮捕，后被起义的工人和士兵释放。随后列宁把我召到彼得格勒去接管国家银行，同奥新斯基一起完成这项工作。布列斯特谈判之前，开始是国家银行总委员助理，以后是总委员。在布列斯特问题上我同中央委员会发生了分歧，被派往乌克兰同德国－盖达马克匪军作战。我加入了普里马科夫的部队，在部队里担任过各种职务，如领导政治工作，同列别捷夫一起出版小报《拿起武器！》，搞过审判和镇压，出去侦察，还当过机枪手。1918年4月前，敌人把我们逼退到塔甘罗格—罗斯托夫。一些有首创精神的同志在这里会合，成立了召开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而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了秘密的乌克兰工农政府。两个组织我都参加了，直到1918年底。积极参与领导乌克兰秘密的党和起义的工作以及创建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夏天，参加了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1918年12月，德国革命后，当乌克兰爆发起义时，我是乌克兰临时工农政府的主席。1919年7月前参加了乌克兰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在邓尼金进攻期间任第十三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后任该集团军第四十二师政委。开始反击邓尼金后，我被召到莫斯科，不久被任命为总参谋部学院政委，随后同托洛茨基一起到乌拉尔第一劳动军。但波兰战争开始了；1920年5月我被任命为波兰战线第十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0年秋天。同波兰缔结和约之后，我被调到弗兰格尔前线任第六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粉碎弗兰格尔以后，被任命为中央顿巴斯煤炭工业管理局局长，从那时起一直在搞经济工作（燃料总管理局代理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租让事务总委员会主席，从1923年夏天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张海滨译

皮达可夫续志

　　列宁在“遗嘱”中曾评价皮达可夫为年轻力量中“最杰出的力量。……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
　　皮达可夫1921—1923年为俄共候补中央委员，1923—1927年为中央委员，1930年起再任中央委员。1920年起从事经济工作。1920年11月至1921年12月领导顿巴斯煤炭工业，任租让事务总委员会主席。1922年5月起为国家计委副主席，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制订者之一。
　　1923年起为“左翼反对派”成员，1927年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28年声明退出反对派后恢复党籍。1927年领导苏联驻法国商务代表处。1928年任国家银行理事会副主席，1929年春任主席，因信贷改革失败于1930年10月被免职。1930年起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1—1932年为副主席。1932—1934年任重工业副人民委员，1934—1936年为第一副人民委员。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身亡后，国内加紧清洗镇压。1936年9月初皮达可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9月12日被捕，是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的主犯之一，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指控的罪行纯系凭空捏造，例如指控皮达可夫去挪威秘密会见托洛茨基，而据挪威当局调查证实，所说的皮达可夫与托洛茨基秘密会见期间奥斯陆机场并无外国飞机降落。
　　1988年7月获平反，1988年12月恢复党籍。
　　其第一任妻子是著名的女革命家博什·波格丹诺夫娜，1925年去世。第二任妻子于1936年7月7日被捕，1937年6月20日遭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