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叶甫盖尼·阿列克谢也维奇
——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共产主义ABC》的作者之一
（1886—1937）
我于1886年出生在奥廖尔省波尔霍夫县一个神甫家中。很早就学会读书，4岁读托尔斯泰识字课本上的故事。我幼年笃信宗教。我的许多时光是在父亲供职的两座教堂钟楼上度过的：在那里捉鸽子、掏乌鸦窝和敲小钟玩。我很早就产生了社会正义感，厌恶物质上的不平等。我记得八岁时，曾故意把一双为过复活节而买的新皮鞋扔给母亲，理由是我的儿童玩伴米施卡·乌斯宾斯基，一个皮鞋匠的儿子，穷得穿破皮鞋过复活节。我最初是在我父亲的私立学校学习。后来，在入中学以前，我在波尔霍夫县城小学学习了两年。在奥廖尔市中学，最初两三年我学得很出色，是名列第二的学生。但是，我后来对中学的理科失去了兴趣，因为我爱读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报纸和杂志，爱读我国古典作家的小说和历史教科书。我在十四岁时，独自得出了不存在上帝的信念。从那时起，我在家里开始进行顽强的斗争，反对上教堂和参加其他宗教仪式。我对宗教日益厌恶，这是因为我从宗教的阴暗面亲眼观察了整个宗教的内幕。当我读了科尔布《文化史》两卷本以后，我的无神论观点更加坚定了。这部肤浅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对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影响，正是由于作者彻底揭露了宗教迷信和宗教愚昧。不过，他未能理解宗教的历史规律性，但它对我当时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我当时渴望知道的，主要不是解释宗教，而是绝对否定宗教。
我在得到第一本非法著作以前，已经阅读了《俄国财富》、《俄罗斯新闻》、《祖国纪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著作，特别是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的著作，在它们的影响之下，我的思想非常激进。另一方面，我常在假期中到波尔霍夫县、姆岑斯基县和布良斯基县——那里是我常去度假的地方——的乡村去考察农民受苦受难、赤贫如洗和备受压榨的状况。
念中学五年级时我首次看到某种非法刊物，我记得在头几篇文章中，有一篇胶印的阿姆菲佳特罗夫的讽刺小品文《奥勃曼诺夫家的老爷和太太》，在它前面印有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矿业学院大学生革命委员会的宣言（在《俄罗斯》报上发表过），有揭露哥萨克毒打大学生的报导，还有几首诗歌，如《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勇敢前进吧，朋友！》等。我想起自己生平经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宛如在眼前一样。那是一个夏天，我回到波尔霍夫家中度暑假，我溜进我家花园一个最阴暗的角落，那里在浴室后面的丁香花灌木丛中摆有一条长凳。我开始重读起我的全部非法读物，有旧的，也有新得到的，还有个手抄笔记本，抄有大学生宣言、讽刺诗和抒情诗以及摘自革命纪事中的某些材料。我在这个时刻要充分考虑一个实际问题：怎么办呢，同不同意参加革命者的队伍并忍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被学校开除、与家庭决裂、坐牢与流放，等等。就在这个地方，我下决心坚定地对自己说：对，无论如何要参加革命者的队伍。
这一年夏天，在我们城里的唯一的一个革命“支部”看来是由我和我的少年同学伊凡·安尼西莫夫组成的“支部”。他是本地商人的儿子，后来变成孟什维克，大概同白卫分子一起流亡到外国去了。我与他常到城里去，在最僻静的地方唱马赛曲，表示我们对专制制度的反抗，但唱得很低，除我们自己以外，谁也听不见。波尔霍夫县有座监狱，是一所破旧的小建筑物，里面经常关着大约20名小偷和盗马贼。我们路过那里的时候，就会想到那些“十字”监狱和“布特尔”监狱，那里有许多我们敬爱的反沙皇制度的战士正在受苦。
我度完暑假回到中学，决心在中学功课上尽量少花时间，只要得分不少于三就行。我从此转移了活动重点，每晚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用卷烟纸抄印的国外文章，白天全用来阅读文化史、通史，特别是革命史和政治经济学初步知识等等书籍。此外，我同伊凡·安尼西莫夫着手在同学当中扩大宣传工作，成立了两个小组，与奥廖尔省城受监视者建立了联系。我在这段期间产生了复印非法刊物的神秘嗜好。在此以前，我同后来发疯的诗人亚历山大·廷亚柯夫合办过手抄杂志《学校闲趣》，由于在政治上毫无益处，现在丢开了。用胶印机印些小东西已经完全不能满足我，尽管用同样多的胶印原料我们已经可以印出上百份。我梦想有个印刷厂，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准备用以后的假期来“提高技术水平”。当时在奥廖尔省我们这个圈子里有许多革命青年，其中有本地印刷厂厂主阿列克辛的儿子。在我的坚决要求下，萨沙·阿列克辛从他父亲的铅字盘中偷出了五俄磅铅字。我主张用它们来进一步改进印刷《革命歌曲选》（马赛曲和其他歌曲）的工作。我带着这些铅字回家度假，在我父亲的花园浴室中“开办”印刷厂。我做了几个铅字盘，把铅字分放在盘中，动手排《同旧世界决裂》。为了使我在浴室的秘密工作不致引起家里的怀疑，我让父亲相信，清晨到本地卢格河洗澡，对我的身体是有益的。当然，我没有去洗澡，而是把时间全花在浴室，作掌握印刷技术的尝试。我排的版毫无结果，因为字母零散，又不够用。当我费了很大的劲排好第一节，小心翼翼想印好第一个印张时，却把字母全印倒了。我为自己这个“企业”伤了两周的脑筋，终于决心“关闭”印刷厂。我把铅字埋在地下，秋天便送还了阿列克辛印刷厂。我不得不像过去一样停留在胶印技术水平上，以便以后改用油印机完成奥廖尔委员会要我们印某些文告的委托。
当我升入中学七年级时，我不能再满足于不明确的非正式革命状态，必须在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作出抉择。《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篇文章这时对确定我的世界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在对这些文章经过长期的深思以后，断定民粹派的世界观没有科学根据，只有马克思主义能给我指出正确的道路。我的世界观的这种转变同时产生了一种实际结果。在此以前，我在青年学生中间不仅散发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而且还有社会革命党的刊物。前者是社会民主党奥廖尔省委员会委员瓦列里扬·施密特和彼得·谢苗诺维奇·博德诺夫斯基（他们后来都成了孟什维克）交我散发的，后者是一个受监视的社会革命党女党员尼克列娃提供给我的。我记得我怎样抱着不愉快的决心，有一次对尼克列娃说，我不能再帮她散发社会革命党的刊物了，因为我现在成了社会民主党人。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参加我们学生革命组织的同学有叶弗格拉弗·利特肯斯（后来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他后来悲惨地牺牲了，还有Д．库佐夫柯夫、Н．米歇耶夫、列多夫斯基、Е．M．柯廷。在毕业班同学中，我记得有罗曼诺夫、M．费罗曼科夫，等等。我记起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参与人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利特肯斯和我。我们在中学组成一个社会民主党的“三人小组”，经常得保存大量非法刊物。为了不再使用把刊物埋在地里或塞在树洞里等手工业方法，我们决定在受监视人巴里诺夫的住宅中设一个小仓库。为此，我们决定在俄罗斯式火炉的内部，用砖再砌第二道墙，在这个双层墙后面存放我们的非法刊物，上面盖了一块涂点颜色的活砖。我们在一个星期天花了很大力气细心地建成了这个结构，兴高采烈地把我们的全部非法储备都放在这个新储藏室。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不幸事件。女房东有时到巴里诺夫（他租了住宅另一半）住宅来生炉子。她这次生旺炉子以后，想把火钩子捅进火炉去，现在却突然完全捅不进了。女房东吓慌了，走去告诉男房东。他们打着灯笼一道来査看洞口，但在那里什么也未发现，墙仍是墙，火钩子就是捅不进去。周围邻居都纷纷议论这个火炉。于是，我们明智地决定在下一个星期天拆掉我们的仓库。我们像修建它时那样，干得非常细心。砖是在深夜运走的，扔在奥尔里克河里。但当女房东下次再来生火炉时，火钩子现在又能像过去一样，正常地捅入火炉中去。男房东又打着灯笼来查看炉口，但仍然什么也未发现。他们这一次比上一次吓得更厉害，女房东说起什么鬼魂在作祟了，并把这种情况同房客巴里诺夫受监视联系在一起。这件事对我们总算没有产生非常的后果。1903年秋天，我们在各学校开展了更为紧张的宣传工作,并且是作为奥廖尔党委会的支部进行活动。
我在1903年冬自认为党员，尽管隆重地正式接受我和利特肯斯入党是在两三个月以后的事。
1904年秋天，当日俄战争爆发时，奥廖尔的党委会发表了反战宣言,并且委托我们三人在中学大量散发。我们三人在一次上课的时候，同时走出各自的教室到存衣室去。那里存挂着所有中学生的大衣。我们利用适当机会，把150至200份宣言塞在高年级中学生的大衣口袋里。这次活动进行得很顺利。当中学生穿上大衣各自回家时，会惊奇地发现口袋中有奥廖尔党委会的文章。这件事闹大了，行政当局到处追查罪犯，宪兵纷纷进行侦查，但是找不到罪犯。我们这次有组织的活动完成以后，奥廖尔党委会认为可以吸收我们正式参加直属党委会的宣传员小组。经过一些简单的口试，这件事在1905年2月就定下来了。
这一年夏天，我接触了一个小组，是由赫鲁晓夫机器厂两名工人组成的。我花了很长时间向他们解释党纲，但讲得不很得力。同年夏天，我升入中学八年级，同党委会商量以后，就在马尔策夫几个工厂的中心，即布良斯基县的佳奇柯夫工厂和在县警察分局局长佐洛托夫的儿子那儿，担任暑假教师。我向我的学生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佐洛托夫（现住在法国）灌输社会民主党的信仰。我一面正式教他拉丁文，一面把主要精力放在佳奇柯夫、伊沃特和其他马尔策夫工厂的工人当中进行宣传工作。我在这里第一次认识了福金，他后来在我们布良斯基的苏维埃政权各级组织的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县警察分局局长佐洛托夫（我学生的父亲）竭力想一网打尽我们在佳奇柯夫的支部组织。因为它散发了许多非法刊物和印刷了许多宣言。我们用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保存了油印机和非法刊物。我这位学生向父亲抱怨说，他没有放书和练习本的地方，要求父亲把自己办公桌的一个上锁抽屉给他用。父亲欣然同意，给了他一个抽屉和钥匙。佐洛托夫的父亲在佳奇柯夫到处搜查和侦査这个散发机构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抽屉里存放油印机和非法刊物。当我们需要在各工厂举行林间小型集会时，我们如法炮制，要求县警察分局局长借我们两匹马去打猎。毫无戒心的县警察分局局长又欣然把自己两匹系了铃铛的马给我们。我们骑着马到处去找我们区的各个组织。这件事在过了一年以后才被发现。
我们小组在1905年4月和5月组织奥廖尔市各学校举行了一次总罢课。尽管我们在学生群众大会上公开发表演讲，通过了我们提出的教学要求，但我并没有被捕，甚至还领到了中学毕业文凭。1905年夏天，我到布良斯克做党的工作，在那里与另外两个同志领导布良斯克党委会的工作。我住在布良斯克车站。由于房里没有床，我在地上铺了两张报纸睡觉，吃的是面包夹灌肠，每天花钱不超过20戈比。我每天傍晚去别日查，往返步行。这就是说，为了领导布良斯克机车制造厂工人小组的工作，我来回得走18俄里。就在1905年10月，根据奥里姆皮叶·克维特金的建议我被选入奥廖尔委员会。奥廖尔委员会当时是一个调和主义组织。奥里姆皮叶·克维特金离开以后，委员会的领导人波诺马廖夫向其他委员笑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米哈依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基，二十岁；叶甫盖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十九岁。”我不顾这种嘲笑，决心坚持自己的方针，维护我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立场。在此以前，奥廖尔委员会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组织安排奥里姆皮叶·克维特金出席第三次代表大会。他去时是孟什维克，回来却成了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全力支持我和米哈依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观点。10月，在著名的宣言发表以后，我参加了反对奥廖尔蹂躏者的斗争，后来被派去布良斯克工厂工作。我在布良斯克呆到11月中旬，后来由于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H．M．米歇耶夫的建议，并经莫斯科委员会认可，我被调到莫斯科工作，担任普列斯尼亚区的宣传员。起义以前，我一直在这里做宣传工作。我在起义期间参加了领导普列斯尼亚区起义的区委员会历次会议。当时我们这里的人员都受谢多伊指挥。我这时的任务主要是在各个罢工的工厂召开群众大会。这些工厂这时已受到瓦甘科夫墓地上大炮的轰击。当时普列斯尼亚区已被谢苗诺夫士兵包围，市内在燃烧。我于是把勃朗宁手枪藏在自己住宅的厕所中，深夜溜过步兵散兵线进入市中心，花了几天时间到达奥廖尔，然后回来听候莫斯科中央常务局的调遣。A．И．李可夫当时领导常务局。他提出两处遭到最严重破坏的组织——科斯特罗马省或乌拉尔的彼尔姆省——要我挑选。我选了乌拉尔，五天以后我就报到了，被安排在彼尔姆委员会工作。这时经常在彼尔姆工作的，有克拉夫基娅·季莫费耶叶夫娜·诺夫哥罗德采娃。一月失败以后，组织了我们党的乌拉尔联合会的雅柯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也到这里来了。我在彼尔姆大约工作了两个半月。由于一个有点名气的叫莫托维里赫·沃廷诺夫的人告密,我与其他几个同志在3月18日被捕。这是我第一次坐牢。5个月后，经过四天绝食，我与宾娜·洛博娃、莉莎·金和其他同志被释放出狱，由警察局监视。当我出狱后腋下挟着一个小包往城里走的时候，在街上遇见了亚历山大·敏金。他给我介绍了组织情况，并建议我着手工作。第二天我就在卡马河对岸与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争论。正常的地下工作车轮又转动起来了。由于省的组织遭到破坏，我到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和乌法去恢复联系，定于秋天在维亚特卡市召开省代表会议。但我本人未能与会，我被彼尔姆委员会派到彼得堡去为彼尔姆组织的工人战斗队购买勃朗宁手枪。由于Ф．列别捷夫告密（1919年他在奥廖尔偶然被我认出来，后在彼尔姆枪决），我在喀山车站被捕，又被押回彼尔姆，第二次关在彼尔姆监狱，后在臭名远扬的尼古拉耶夫苦役连囚禁了大约8个月，最后，当我们这批人的案件转到喀山法院时，因罪证不足，我又被释放出来。
出狱以后，我去了南乌拉尔，主要是在乌法、西姆地区各工厂和兹拉托乌斯特进行工作。我们终于又恢复了乌拉尔省的组织。尼古拉·尼坎德罗维奇·纳科里亚科夫（党内化名叫纳扎尔）当时是这个组织最著名的工作人员之一。我们在乌法一个很好的秘密印刷厂恢复出版我们乌拉尔省机关报《乌拉尔工人》，此外，还开始出版《农民报》和《士兵报》。1907年,我作为乌拉尔的代表参加了我们党在芬兰召开的全俄代表会议，在那里第一次认识了列宁。在环境日趋险恶、失败接连不断和反动势力日益猖厥的形势下，我在乌拉尔一直工作到1908年3月。3月，我在车里雅宾斯克市会议上被捕。我把会议日程和秘密地址都咽下肚里去了，并在当天深夜顺利地逃出了警察局。然而，当我在乌拉尔遭到彻底失败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它，我乔装成实科中学学生，从车里雅宾斯克逃往乌法。我必须召开原定在兹拉托乌斯特举行的会议。4月底，我在街上被密探逮捕，因为我在那里被认出来了。在我被捕以前，乌法发生了一件与我有关的趣事。宪兵曾在布留哈诺夫（现在是财政人民委员，当时是乌法委员会委员）家里进行搜查，按照从车里雅宾斯克报来的我的特征，想在那里抓到我。我像过去一样，乔装成实科中学学生。我在门口遇见宪兵大尉，猜出是怎么回事，便问他：大学生韦林·尼柯夫斯基住在哪里（这是两栋住宅房主儿子的名字，布留哈诺夫住其中一栋）。宪兵大尉给我指出到一栋相邻住宅去的路。我满心欢喜地走进那里去了。宪兵在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的错误。
我在乌法监狱关了一些时候以后，被转押到车里雅宾斯克，在那里一直囚禁到1909年秋庭审时为止。在庭审期间，我预料会被判处苦役，曾试图从押送队手下逃跑，但未能成功，反挨了押送士兵一顿毒打。不过判刑很轻：被判终身流放。在此以后，我根据第102条向彼尔姆再次上诉，但再次被判终身流放。我被押到伊尔库茨克附近的亚历山大诺斯克的流放犯拘押站，在那里关到夏天。我在夏天被安置在基廉斯克县卡拉普郑斯克乡。我们在流放地过着公社式友爱家庭似的生活，沉静的阿尔乔姆·谢尔盖也夫、彼得·科瓦连科、阿纳托利·加尔金等同志与其他人也参加了这种公社。我除了在农民那儿做零活以外，主要是从事打猎。1911年冬天,我们党的叶卡捷琳堡委员会要我从流放地逃往叶卡捷琳堡，代表叶卡捷琳堡委员会去国外参加将于1912年在布拉格召开的我们党的代表会议。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特别是我与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正在通讯谈论这次代表会议，并且收到了列宁的密信，就更高兴了。在我要从流放地逃往叶卡捷琳堡之前不久，警察局曾下令对我进行搜查，为此派出了以枪杀勒拿工人而著称的捷烈申科大尉。他被安加拉河上的冬季浮冰所阻，不能渡江，毫无结果而回到基廉斯克。圣诞节第一天，县警察分局局长尼施宜·伊里姆斯卡（当时我们流放犯都归他管）接到了警察局关于立即逮捕我的电报，因为叶卡捷琳堡的组织已被破坏，要侦查我同这个组织的联系。碰巧伊里姆斯卡在圣诞节第一天醉倒了，他的秘书拆开了电报，内容被泄露给我们在伊里姆斯卡那儿流放的同志。同志们立即派人深夜骑马飞奔80俄里来告诉我，大约30分钟以后，我已坐上农民的大车，向图龙火车站疾驰而去。当这位县警察分局局长清醒后读过电报来追捕我时，我同他迎面而过，并且到了图龙站，然后再从那里去新尼古拉耶夫斯克。我在这里开始当合法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鄂毕生活报》的编辑，曾在报上发表几篇文章，维护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几个主要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我那时正在同季诺维也夫通信，请他给报纸撰稿，并且收到了一篇署名为格·季的文章，列宁也答应撰稿，但他没时间写任何东西。1912年秋天，我们的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组织由于有人告密而全被破坏。在这个组织里工作的彼得·科瓦连科最早被捕。我是在应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邀请，出国参加某次会议的前一天被捕的。我从新尼古拉耶夫斯克被押解到叶卡捷琳堡监狱，在囚犯中我遇见了被流放的Л．谢列布里亚科夫、捷连斯基、库兹曼科和其他人。
我在叶卡捷琳堡与谢曼·施瓦尔茨、叶甫盖尼·博什、A．H．特鲁宾娜、A．巴拉蒙诺夫和其他同志一同受审。由于检察官在宣读诉讼词时愚蠢地把我错认为另一个叶甫盖尼，我在Н．Д．索柯洛夫、А．Ф．克伦斯基和Н．М．米歇耶夫参与辩护的配合之下，出乎大家意料地被宣告无罪。
我又从叶卡捷琳堡监狱被押去流放，在此以前，我因逃跑而被判处6个月监禁。我这次在流放地呆的时间不长，1915年就允许我回伊尔库茨克。我在那里加入了本地的党组织，但它很快就被破坏了。在此以后，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奸细，我们组织了一个新的小组，由“最可靠的”同志扎瓦德斯基、罗姆、德兹雅尔斯基、克鲁特、萨姆索诺娃和我组成。我们筹办了一个印刷厂，着手出版我写的反战宣言。不久就发现我们六个“可靠人”中间出了奸细。于是我们这个小组解散了。只是在二月革命以后，根据伊尔库茨克宪兵管理处的档案，才查明谁出卖了我们。这个人就是大卫·克鲁特。1926年他在莫斯科因这个案件受到审判。我在伊尔库茨克期间，接触了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外贝加尔观察》，在报上发表了两篇反战文章。离开伊尔库茨克以后，我去了赤塔，在那里正赶上二月革命。我在4月离开赤塔，以代表身份参加了稍后举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幕以前，我在乌拉尔，在兹拉托乌斯特与乌拉尔的老朋友一起着手进行工作。
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又回到乌拉尔，当选为乌拉尔区域委员会委员，并且代表乌拉尔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我回到进行工作的兹拉托乌斯特市的时候，我们党甚至在十月革命时期在工人当中仍占少数。大多数工人拥护社会革命党。我在十月革命时期参加了我们党的武装示威游行，高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我的嗓子都喊哑了，说服了兹拉托乌斯特工厂的工人与其他同志支持政权转交苏维埃。我们在这方面只取得局部的成功。可是，我在10月26日到西姆斯克区时，我们的组织在各处夺取了政权，并把西姆斯克矿区的企业收归国有。十月革命以后，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了乌拉尔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并且加强了我们党的各级组织。
从1918年春天开始，我们乌拉尔各级组织经受了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攻击的考验，接着建立了反对高尔察克的阵线。1918年夏天，我作为乌拉尔代表出席了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参加了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暴动。我在进攻社会革命党人占据的中央电报局时，左太阳穴受了轻伤。后来，我被革命委员会派往库尔斯克区数天，整顿我们驻扎在乌克兰边境的部队纪律。我从莫斯科再去乌拉尔，那里的叶卡捷琳堡已被高尔察克分子占领，我们的部队向北撤退。我这时担任乌拉尔区域委员会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政治部的职务。我用自己组织的全部力量完成了一切有关的工作。在高尔察克分子进攻彼尔姆时，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是在白匪扫射之下，同姆拉奇科夫斯基师最后一批队伍一道从彼尔姆撤退下来的。以后,我们坚决撤退到格拉左夫和维亚特卡。在乌拉尔区域联合会实际丧失了几乎全部领土以后，中央委员会决定解散乌拉尔区域委员会，我被调回莫斯科，开始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我是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参加了起草党纲的委员会。后来，我被任命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派往奥廖尔省的全权代表。
回到莫斯科以后，列昂奇也夫斯克巷发生爆炸时，我在现场。乌拉尔解放以后，我又被派往乌法进行党和苏维埃的工作。我作为乌法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而在中央我又当选为三位书记之一。我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被任命为直属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财政委员会的主席，领导使我国的货币流通和财政经济适应新经济政策条件的全部工作，后曾任职业教育管理总局主席、《真理报》编辑并兼其他许多职务，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的著作除小册子和在《真理报》与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外，还有《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ABC》（与布哈林合著）、《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货币》、《我国卢布贬值的原因》、《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论道德与阶级的标准》、《弗·伊·列宁》、《现代法国的经济与财政》和《论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危机》。最后，还有尚未完成的《新经济学》一书第一卷。
夏道源 译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续志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917—1918年为党的候补中央委员，1920—1921年为中央委员。1920年4月5日至1921年3月16日任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1921—1924年任俄共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下属财政委员会主席，1921—192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1年同时为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技术学校与高等教育机构总管理局局长。1921年9月14日至1922年3月6日任《共产国际》杂志部主任。1923年任共产国际农业委员会委员。1924—1927年任租让总委员会副主席。
1923年起属“左翼反对派”，是“46人声明”的发起人和作者之一。1927年秋因组织地下印刷所被开除出党。1928年流放乌拉尔斯克。1928—1930年在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机关工作。苏联实施工业化后以为执行了“左翼反对派”的纲领，因而支持斯大林的立场。1929年7月与拉狄克、斯米尔加致信中央，宣布思想上组织上脱离反对派，1930年1月恢复党籍。1930—1932年任下诺夫哥罗德边区计委副主任。1932—1933年任苏联轻工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实际了解到农村全盘集体化的真实情况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再次成为斯大林政策的反对者，同斯米尔诺夫成立地下反对派组织。为此于1933年1月被开除出党，在所谓斯米尔诺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托派反苏集团”案中受审，被逮捕。1933年1月16日被判流放哈萨克斯坦3年，而对他的审讯是在1月17日才开始的，未审先判。1933年12月恢复党籍。1933—1936年任谷物肉类国营农场人民委员部财政司副司长。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在领导“青年托洛茨基中心”案和参加“反革命托洛茨基组织”案中受审，1937年7月13日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1988年12月22日获平反。1990年5月16日恢复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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