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斯塔索娃，叶列娜·德米特里也夫娜
——多年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的女革命家
（1873—1966）
生于1873年10月16日（30日）。我在家里排行第五，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年龄同我相近的是个哥哥，年龄最小的是个弟弟。无论比我大的或比我小的，我都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我们打起架来却毫不手软。我在男孩中间长大，我无论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记得我同谢辽沙和沃洛嘉（矿业工程师亚历山大·安德烈也维奇·阿乌埃尔巴赫的儿子们）很要好，因此当他们生日邀请母亲去他们那里时，他们对母亲提出的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廖利娅·斯塔索娃最好，她扮演哥萨克强盗比所有的男孩都好。”
我从幼年开始，脑海里就留下了经常患病的母亲的印象，因此后来,也就是九至十岁的时候，我记得她的精神病怎样频繁地发作，我又怎样帮助姐姐们使她恢复正常。我的父亲德米特里·瓦西里也维奇·斯塔索夫是学法律的（1847年他十九岁时毕业于彼得堡的法律学校），在枢密院晋升很快，按起初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会获得很高的职位，因为在亚历山大二世行加冕礼时他是承宣官。但是，他的观点和兴趣不是按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1861年，即婚后一个月，父亲因在学生运动时期征集反对大学生入学考试的签名而被捕，当然也就丢了差事。从那时起，他再也没有在国家机关任职，他先当诉讼代理人，后来当律师。他同弗·瓦·萨马尔斯基-贝霍维茨、克尼里姆、加耶夫斯基、普林涅茨以及其他年轻的律师一起研究“伟大改革时期”的新法律规范，同时父亲还是第一届俄国律师协会（在彼得堡）的第一任主席。在1918年去世以前，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其中只有短暂的中断），因为律师们认为他是同业团体的“良心”。大量的民法工作并没有妨碍父亲在旧法庭或改革后的法庭上处理政治案件（50人案件，193人案件，卡拉科佐夫案件等）。
为了他在这方面的活动，为了他作保的无数被辩护人，他不止一次地遭到逮捕和搜査，而在1880年从彼得堡被驱逐到图拉，因为亚历山大二世有一次说过，“不可掉以轻心，以免落到斯塔索夫手里，他处处都要插手”。除了从事他的律师活动以外，他用很多精力和时间去钻研音乐，因为他钢琴弹得很出色并且是一个造诣很深的音乐家。他同安东·鲁宾斯坦和科洛格里沃夫创办了彼得堡音乐学院和俄罗斯音乐协会，该协会在革命前在彼得堡及各大城市举办过交响音乐会并促进了音乐在俄国的普及。
我写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因为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许许多多方面多亏他的帮助。父亲对孩子们非常温和，循循善诱，可以说像慈父一样。但同时他又要求很高并很严厉，他对待我们的特点是平等和一视同仁。他准备把我们全都送到地理学校去，我记得，我是多么努力准备功课，因为不言而喻，不熟知指定的功课是不能到他那里去上课的。父亲读了许多书并且有大量的藏书，这些书供我们广泛利用。父亲读报纸和杂志时，常常把有趣的文章和短评记下来并指给我们看。他在年轻的时候对政治经济学颇有研究，在他的藏书中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经典作家，他们也是我最初的老师。1900-1909年间，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开始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父亲开始感觉到他的知识中的空白点。记得有一次他请求我向他讲述社会民主党纲领和社会革命党纲领的区别，并在此后得出结论说：“应当给我读读马克思的著作，否则就会在黑暗中摸索。”
除了文章以外，我的叔叔，也就是我父亲的亲兄弟弗拉基米尔·瓦西里也维奇·斯塔索夫，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是一个音乐和艺术批评家，我这里还保存了他给我写的信（从我小时候开始）。奇怪的是，这位非常有教养的、从事重大的学术和艺术工作的人非常善于接近儿童，他并不模仿儿童语言，而是把可爱的废话同严厉的艺术和广泛的人文问题结合起来。在培养我的自我批评精神和自制力方面，他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十三岁以前，我在家自学，那时已经掌握了两门外语（法语和德语）并在1887春进了私立塔甘策娃女中五年级。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第一块金质奖章和家庭教师的称号。在八年级时已经显露出我的教学才能，我们年级的一个教师曾劝我到星期日女工学校去，但我当时一方面想学医，另一方面又想在历史方面继续深造，因此没有听从劝说，从我的智力发展方面来说，1892—1893年对我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年我在这个中学听了人类原始文化史的专门课程——由A．C．拉波-达尼列夫斯基教授讲授。正像现在我所记得的，他关于原始人的私有观念产生的论述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马上决定，为了懂得生活必须熟悉政治经济学，由于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找到了解这个问题的途径，所以我就干脆来研究约翰·斯图加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当然，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但由于有顽强的毅力和耐心，我读完了两卷。从那时起我养成了把读过的东西摘要记下来的习惯，这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
极为文明的家庭生活无疑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生活保持了6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中一切优良的东西，如经常接触文艺方面的杰出人物（我们这里有所有的俄国音乐家和艺术家——巡回展览派艺术家）。记得我越来越起劲地谈到欠了“人民”的债，欠了工人和农民的债的感情，因为他们使我们知识分子有可能过我们所过的这种生活。这些思想，关于我们欠了无法偿还的债务的思想，一部分是读书之后形成的，回顾往事，我想起了伊万纽科夫的《俄国农奴制的崩溃》一书对我产生的影响。该书指出了在我所受的教育中的空白点，于是我开始研究谢麦夫斯基的《农民史》。显然自我修养加上外界生活中的事件（其中当时的学生事件起了不小的作用）促使我把力量投到实际工作中去，一方面“利戈沃成年女工和少年星期日夜校”的工作，另一方面“流动教科书陈列馆”的工作就是这种实际工作。在烟草女工和纺织女工中的工作使我接近工人，而一方面结识克鲁普斯卡娅、雅库波娃和涅甫佐罗娃，另一方面结识乌斯特鲁戈娃和西比列娃又使我能认识一批已经走上了政治舞台的同志。
我逐渐开始在政治红十字会工作，我们在家里不止一次地举行过讲座（收费的），因为当时这种做法非常流行，而我们的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界，其中包括我的亲戚乐意给予协助。与此同时，积极的同志开始利用我来保管文献和党的档案的出版物。由于干了这项工作，在管理文献库的同志遭到一次失败以后，我就受托管理彼得堡委员会的全部文献库了。这是1898年的事情，因此我认为1898年是我入党的时间，虽然1896年春天我已保存过《工作日》《什么人靠什么人养活》《对我们毫无办法》等著作。工作渐渐增多起来，归我管的不仅有文献库，还有彼得堡委员会的一切有关技术方面的工作，即尽一切可能提供会议室、接头地点和住所，收发书刊，安装技术设备（胶印机、印刷所等），还有同国外的通信。
从《火星报》出版和建党运动开始之时起，我常同伊·伊·拉德琴柯一起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伊万·伊万诺维奇·拉德琴柯（阿尔卡季）是根据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提供的接头暗号从日内瓦直接来找我的，他要求我给他取得同“斗争协会”的联系。伊万是《火星报》组织的代表，我当时使他同尼·阿列克谢也维奇·安诺索夫取得了联系，而我个人一直同他保持联系，《火星报》同彼得堡的通讯工作都是我们和伊万共同进行的。同时瓦尔瓦拉·费多罗夫娜、科热夫尼科娃-施特列麦尔和尼古·尼古·施特列麦尔也帮了很大的忙。这是我们亲密的“火星”派，他们同“经济派分子”——托卡烈夫、安诺索夫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斗争协会”和《火星报》在彼得堡没有合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有两名代表分别代表这两个组织。
我在彼得堡委员会一直工作到1904年1月，由于组织被破坏和刚参加工作的一个技术助手无经验而使我暴露了，我不得不离开彼得堡。这时正巧中央委员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召我去基辅。但是我已无需留在那里，因为在我到达基辅的前一天那里已遭到破坏，于是我同玛·莫·埃森（野兽）一道前往明斯克，那里的一位工程师同志M．H．库兹涅佐夫收留了我们。玛·莫·埃森不久就到国外去了，我接受了同马尔克（柳比莫夫）一起搞中央的技术工作的任务。为了这个目的我只得去奥勒尔，为身份证、同军事组织联系等事情，从那里越过边境到斯摩棱斯克去找费·瓦·古萨列夫，到维尔诺去找克罗波夫。在早春时节我到了莫斯科，克拉西柯夫、林哈尼克、加尔佩林、鲍曼和我奉命组织中央委员会北方局并进行工作，鲍曼、他的妻子梅德维杰娃、林格尼克在6月份被捕了，我只好把北方局迁到下诺夫哥罗德。但在莫斯科遭破坏的同时，在敖德萨的南方局也被破坏，“耗子”（库利亚勃科）转移到了莫斯科。决定由库利亚勃科担任北方局书记，而我担任南方局书记。为了把关系转给“耗子”（库利亚勃科），我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在那里被捕，过了一昼夜被送到莫斯科的塔甘卡，在那里一直关到1904年12月才被保释出来。我从莫斯科到了彼得堡并立即重新参加工作。捷姆利亚奇卡把所有的关系都转交给了我，我又开始在彼得堡委员会当书记。春天，刚开完代表大会回来，阿列克塞（中央委员阿·伊·李可夫）就被捕了，因此，在整个夏天我就担任了中央书记的工作。秋天，我把彼得堡委员会的书记职务交给了弗·克桑德罗夫，技术的领导工作交给了B．C．拉甫罗夫（工程师），但在1905年8月以前继续当书记。后来我作为中央委员会技术工作的代表被派往日内瓦。
1906年1月我回到彼得堡，作为彼得堡委员会书记工作到2月底。1906年2月我受托去芬兰并从赫尔曼·费多罗维奇（H．E．布勒宁）那里接受了同国外联络的工作（通过托尼欧－哈帕兰达的陆路和奥布、汉科、瓦查－斯德哥尔摩的海路向瑞典转送人员，接收武器）。同时我必须安排好在瑞典召开统一代表大会的工作，并承担接送参加代表大会的同志的工作。结束此项工作以后，我回到了彼得堡，一直到1906年7月7日被捕时为止，我同拉伊萨·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尔芬克尔（孟什维克）都是彼得堡委员会的书记，因为在统一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彼得堡委员会也统一了。我同她一起召开了全市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的地点起先在城外大街21号的工程师协会，有一次在捷里奥基民众馆的大厅，然后在英吉利大街工艺师协会。最后这次会议没有举行，因为到会的人太少，卡尔芬克尔、克拉西柯夫和我一出会场就在街上被捕了，卡尔芬克尔和我被送到立陶宛监狱，而克拉西柯夫被送到十字监狱。因为除了准备给我们的合法报纸《回声报》用的关于组织的文章外，从我这里什么都找不出来，所以仅仅把我从彼得堡驱逐出去，但由于我父亲的斡旋，1907年1月我已获准回来，我又在彼得堡委员会一直工作到3月份为止，那时疾病迫使我转移到高加索。但从1907年秋起我就在梯弗里斯作为宣传员在各小组中进行工作，一直到1910年秋为止，这时斯潘达梁和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吸收我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起先从事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准备工作，后来做中央委员会的出版和一般技术方面的工作。
1913年11月我在梯弗里斯被流放，1914年1月9日到达指定地点——叶尼塞斯克省坎斯克县雷宾斯克村。我是根据梯弗里斯高等法院的判决被流放的，我同维拉·什维采尔、玛利亚·沃赫米娜、阿尔缅努伊·奥维扬、瓦索·哈恰图里扬茨、苏廉·斯潘达梁、涅尔谢斯·涅尔谢相一起按刑法第一章第102条被追究。
我们都是在1912年5-6月间被捕的，而且只是在奥维扬和沃赫米娜被捕以后才找到我的罪证。由于这次搜捕才下令在彼得堡逮捕我，我到那里去毫无目的，只是前往父母的住所。原来警察已经在那里了，除了饭厅的通道和老佣人罗曼·斯米尔诺夫的房间以外，所有的房间都贴上了封条。我到那里的时候，正发烧到40°左右的罗曼抢先告诉我关于搜捕的事。我要他把几份提纲藏好，因为我经常把我的秘密工作告诉他，他也不止一次地把我的东西藏起来，我洗完脸后想要到当医生的兄弟那里去，突然警察来了，检査了我的东西，什么也没找到，但仍旧逮捕了我并把我送到警察局（富尔什塔得斯卡娅26号），不过，允许我打电话给我的当调解法官的兄弟，说明我已到达并被捕。兄弟马上来到了警察局，我及时把钱（一部分是党的钱）给他，并把一些地址和事情转告他，这样一来同志们立即知道我被捕的事，斯大林（柯巴）有可能从我兄弟那里得到钱。在拘留所和流放犯羁押监狱呆了两个星期以后，由于父亲和兄弟花了钱，我被送往梯弗里斯。这次前去的情况是，我可以跑掉，兄弟也建议我这样做，虽然他已给我作保，但我拒绝逃跑，因为我相信自己十分清白。只是当我在梯弗里斯暗探局里，看到既装着信件、出生证和中学毕业证书又装着我手抄的中央档案的皮包时，我就明白判刑不会轻。1913年5月2日开庭审判，我们都被判处流放。
9月当局核准了对我的判决，11月25日我们同奥维扬一起动身，取道巴库、科兹洛夫、里亚斯克、萨马拉和车里雅宾斯克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因为指定的流放地是叶尼塞斯克省。在萨马拉我们遇到了许多男同志（谢列布里亚科夫、本·米·斯维尔德洛夫），而在车里雅宾斯克同我们会合的有谢苗·施瓦尔茨、安娜·特鲁宾娜和马鲁霞·切列帕诺娃；我同马鲁霞·切列帕诺娃一起到了流放地——坎斯克县雷宾斯克村。
1916年秋天，我获准去彼得格勒“探望年迈的双亲”，因为有一个条文，按法律的一般字面意义解，流放犯和流放移民有权离开西伯利亚。
在彼得格勒，我马上同施略普尼柯夫、莫洛托夫、扎鲁茨基、玛·伊·乌里扬诺娃以及其他人取得了联系，因此我能够过党的生活。我没有回到西伯利亚，因为病得很厉害，在彼得格勒逗留的期限延长了，而那里开始了革命。但是沙皇警察不让我安宁，在1917年2月25日夜间到我这里来了，进行了无效果的搜查并把我送到利齐尧警察局，起先我在那里只遇到一个女政治犯，她是比我早一小时抓进来的，后来在一天之内又抓来了16人。
我于3月12日（2月27日）晚上被起义的人民释放。1917年3月13日（2月28日）我到塔夫利达宫去并受施略普尼柯夫的委托组织中央委员会常务局书记处。从这时到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我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担任中央书记的职务。从1920年5月起转到彼得格勒并作为组织员在党的省委员会工作，一直到该委员会同彼得格勒委员会合并为止。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到巴库组织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工作。在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后，我当选为东方各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同时在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工作。从1921年4月至1926年2月受共产国际支配；现在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工作。
蔡恺民 译
斯塔索娃续志
斯塔索娃在十月革命前后起过重要作用，这从她的任职就可以看出。1912、1917年任布尔什维克俄罗斯局委员。1917—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17年2月28日至1919年3月25日为中央常务局书记，1919年3月25日至11月29日为中央责任书记，1919年11月29日至1920年3月20日为中央书记，1919年4月13日至9月26日任政治局委员，1919年3月25日至1920年3月20日任中央组织局委员。
1921年至1926年到共产国际工作，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柏林代表，在德国共产党从事秘密工作。
1926年起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工作。1930—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1937年任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主席团主席。1932年在阿姆斯特丹反战大会上当选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筹办世界妇女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1933年同伊凡诺沃工人发起成立国际儿童院。1938—1946年为《国际文学》杂志主编。1946年退休。1966年12月31日在莫斯科去世。骨灰安放在克里姆林宫宫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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