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索柯里尼柯夫，格里哥里·雅柯夫列维奇
——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苏俄代表团团长，其财政和币制改革是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成功的改革
（1888-1939）
1888年8月15日我生在波尔塔瓦省罗姆内县城，父亲在当地的利巴瓦－罗姆内铁路上当医生。很早（5岁）就学会读书。在我家搬到莫斯科以后，我进了莫斯科第五古典中学，这个中学在教学计划中保留了拉丁语和希腊语课程。我作为犹太人受到了校领导的迫害。“古典”教学促使我参加雨后春笋般兴起的自学小组；自学小组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政治小组。
在革命运动迅速发展的形势下，青年政治小组发生了分化，其中一部分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当我接触到民粹派书刊和马克思主义书刊以后，我靠近了莫斯科马克思主义小组（特别是同米·隆茨·纳尔基里耶尔等人的小组接近），那里的人仔细研究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经常阅读非法的期刊和小册子。从国外运来收藏在住所里的一大批书刊使我们了解到国外社会民主党报刊上讨论的理论和策略分歧。在地下青年晚会上我同社会革命党人和托尔斯泰主义者（C．杜雷林、古谢夫）进行过辩论。在首批认识的“地下工作者”中间有洛基洛夫（安东），我通过他同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建立了联系。1905年我加入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领导了社会民主主义学生运动，参加了十二月起义。由于组织青年学生的事宜，常常同米·尼·波克罗夫斯基、H．H．罗日柯夫、米茨凯维奇、策伊特林碰头。在加入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两者之间的选择，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对两个派别对无产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和参加临时政府问题的态度的估计作出的。1906年春天我进入了市区宣传委员会，主要在印刷工人中间工作，然后在索科利尼基区工作：起先在纺织工人中间当宣传员，后来作为区委员会的委员充当组织员、鼓动员、宣传员。同时我在布尔什维克战斗队的总部莫斯科委员会所属的“军事技术局”工作。在这个时期我认识了维克多（塔拉土塔）、布尔（盖森）、马尔克（柳比莫夫）。由于工作的缘故，同弗拉斯（利哈乔夫）关系特别密切。由于军事技术局的关系，同“谢苗·谢苗诺维奇”（科斯季岑）和“埃罗特”（巴·卡·施特恩贝尔格）发生了联系。街头集会、林中群众大会、布尔什维克演说家在工人集体宿舍的突然出现、工人宣传员学校、宣言和工人手抄和油印的传单——这一切引起了警察的密切注意和严密的监视。1907年秋莫斯科大破坏期间，索科利尼基区也遭到破坏。我在被警察包围的会议地点被捕，在索科利尼基区分局关押了几天便转移到布蒂尔监狱，1909年2月从那里被流放。在转移之前，我被单独派去干一件工作：同刑事犯一起打扫多尔戈鲁科夫街并照例从好心的过路人那里得到几个“戈比”。我被送往西伯利亚前不久，由于在监狱长走过时拒不脱帽而被送入地下禁闭室，带上缭铐并服苦役。1908年秋天，高等法院根据指控我是社会民主党（布）索科利尼基区委员会成员（第102条）的罪名进行了审理，结果判处我永久流放。我坐了一年半的单身牢房，在这段时间里，我系统学习经济、历史、哲学。我常常以敲墙壁的方式同隔壁下棋以调剂自己的学习生活。尽管用面包捏成的棋子被没收，尽管敲墙对话受到惩罚，我们还是玩得很起劲。在上述年代里，布蒂尔监狱的单身牢房的条件是比较不错的，1908年年底条件开始恶化。鲁柳斯尼出版了监狱手抄杂志，该杂志的积极撰稿人之一是尼·列·美舍利亚科夫，当时他同同案人尼·索柯洛夫、韦谢洛夫等人在等着受审。在监狱的浴室里，在浓浓的水蒸气中，在哗啦哗啦的水声中，在水盆的响声中展开了关于经验一元论和辩证法的争论。最高纲领主义者－剥夺者换上了狱吏的衣服，打算从浴室逃跑，但他的不成功的逃跑行为导致狱方重新审查浴室自由宪章并大大减少了这种自由。
经过四个月的押解和关入羁押监狱之后，我到了流放地——安加拉河的雷勃村（叶尼塞斯克州）。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羁押监狱中遇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叶尔柯马什维尔、什克洛夫斯基。在安加拉河，流放犯组织反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论战性的学术报告，举行有组织的集会，中间还穿插着到原始森林去游览和为当地的商人提供皮子。在雷勃村呆了6个星期以后，我同什克洛夫斯基从流放地逃跑了。通过莫斯科到了马里安波尔（靠近普鲁士边境），并靠斯托克利茨基的帮助越过边境。1904年秋住在巴黎时，受列宁的委托主持“无产者”工人倶乐部的工作。这时在果贝伦大街的俄国图书馆里常常举行流亡者的会议，列宁就是在这些会议上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在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里，我认识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她经常在那里从编辑部的来访者中详细收集关于俄国的情报。
我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巴黎布尔什维克派的会议上，他在作关于俄国农业发展的两种可能的道路的报告。当时正处于反动势力猖蹶的艰苦年代，但列宁非常坚定和富有朝气。他住在马里罗兹街的陋室中，接连好几个小时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晚上在干净的小厨房吃比较简单的晚餐时，列宁同顺便来看望他的同志谈话。我在巴黎从法律系毕业并念完了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课程。在1910年春中央全会后的分裂时期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派的有马尔克〔柳比莫夫〕、列瓦〔弗拉基米罗夫〕、洛佐夫斯基〔德里佐〕等人），参加小组出版的《护党报》。曾两次见到普列汉诺夫，他当时把反取消派的孟什维克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普列汉诺夫所持的傲慢态度并不能掩盖这样的情况：他当时已经失去了判明俄国情况的能力。后来我在瑞士组织了“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国外组织瑞士局”。从战争开始时起我就持国际主义立场，在瑞士社会党里积极工作，为在巴黎出版的国际主义者的报纸《我们的言论报》（列·托洛茨基是编委）撰稿，在瑞士的许多城市里作关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等的报告，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同布尔什维克中央的立场接近起来。
二月革命以后，我同第一批侨民一起回俄国，这批人中间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哈利东诺夫、印涅萨·阿尔曼德、米林戈夫、利林娜、乌斯涅维奇等，在通过德国的路途上，在“铅封车厢”中不断讨论饿肚子的策略纲领——原则上决定拒绝德国红十字会准备请旅客喝的稀汤。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企图潜入车厢来向列宁祝贺，由于得到列宁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想被抓住领子撵出去就走开，只得匆匆地走了。列宁向代表提出的最后通牒用词强硬并且产生了应有的作用。在瑞典同“铅封车厢”中的旅客的会晤是加涅茨基组织的。关于开始诽谤列宁及与他同行的布尔什维克的消息使我们设想临时政府有可能企图逮捕越过俄国国境的乘客，为防万一（根据列宁的建议），我们商量好了在询问时如何应对等等。
我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同所谓的“区联派”（联合派－国际主义派组织）领导人合作的谈判，布尔什维克护党派的国外组织同该组织是有联系的。这个组织后来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当时却反对立即同布尔什维克联合。这种情况使我不可能加入“区联派”。我从彼得格勒到莫斯科之后（1917年4月），就回到了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不久就被该组织选为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和莫斯科区域局委员，同时也是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时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布哈林、弗·米·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雅柯夫列娃、布勃诺夫、斯土柯夫、萨普龙诺夫接近。在国外的时候，我赞成苏维埃夺取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支持列宁的四月提纲，反对最初表示反对“提纲”的那部分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区域各处进行鼓动时，在基涅什马被军官逮捕，又被预备兵释放了。我的一篇文章被收入莫斯科出版的题为《论修改党纲问题》的文集，我的文章提出了修改旧（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原则部分的方案。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委员。我同约·斯大林都是七月事变以后代替《真理报》出版的报纸——《工人和士兵的》《真理之路报》《真理呼声报》的编辑部委员（我在这些报纸上写了许多社论和其他文章，写了报刊述评），后来从十月革命时候起是《真理报》的编委。七月破坏以后，列宁认为很可能有一个比较长的对群众施加反革命暴力的时期，他要求筹建秘密机关刊物，他一度认为希望保存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是一种幻想。科尔尼洛夫的发动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科尔尼洛夫的失败表明，积极的无产阶级力量只有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才能进行斗争。科尔尼洛夫事变是十月事变的某种“演习”。列宁从芬兰避难地回来以后，把革命力量引向神速的进攻。索柯里尼柯夫是彼得堡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后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属于同列宁一起投票赞成起义并举行起义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是进行起义期间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以后我作为和谈代表团的成员被派往布列斯特，从布列斯特回来后起草关于私人银行国有化法令，领导私人银行国有化工作，同一批银行家（土曼诺夫、巴西阿斯、科甘）一起进行原私人银行改组和合并的工作。参加“夺取”国家银行和对它进行改组的工作。根据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名单被选入立宪会议。由于参加了布列斯特停战谈判，所以1918年春再度去布列斯特（在和谈破裂和德国人再次进攻之后），这次是作为和谈代表团团长去那里的，代表团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接受德国司令部的最后通牒式的建议和签订和约（代表团成员有契切林、越飞、卡拉汉）。当中央在关于恢复和谈和宣布准备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时候，支持列宁所捍卫的立场。当然并不相信德国政府会接受和平建议，休斯式电报机字条上关于德国人同意恢复谈判的回答的头几行字在深夜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所没有料到的，尤其是因为拖延不答、德军继续推进并攻占普斯科夫，每时每刻都造成和平姿态毫无效果的印象。苏维埃代表团由于铁路线被破坏而没有到普斯科夫，换乘轨道车，面向德国线路的最后一段路程是深夜步行走完的。先头部队的指挥部没有得悉恢复谈判的消息，完全莫名其妙，并且起初不知道怎样对待奇怪地和意外地出现的代表团。德国士兵认为进攻是由于有必要把边区各民族从俄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代表团从普斯科夫前去布列斯特的时候，城里有人举行敌对的示威游行，在这些人中间流传着挑拨性的谣言，说什么在俄国被推翻的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冒充和平代表团出行而逃跑。德国政府宣布，在签订和约前，将继续进攻。但是，和平代表团没有进行长期谈判的任务：由于战线是完全暴露的，一部分旧军队跑到几百里远的后方，有组织的红军部队又弱，要拒绝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不可能的。其条件由于在最后时刻加进土耳其的新要求而更坏了。在签订和约时，我作为苏维埃代表团团长（德国代表团团长是冯·罗森贝尔格，他后来是外交部长）发表了演说，我在这篇引起了到场的以霍夫曼将军为首的东方战线的德国军官们强烈不满的演说中，对德国的最后通牒作了尖锐的评价，并表示相信帝国主义对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胜利只是暂时的。
从布列斯特回来以后，同中央委员会一起在1918年春到了莫斯科，回到迁到莫斯科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中工作。在《关于银行国有化问题》这本小册子中对银行国有化的意义和今后信贷机构的作用作出了评价。在1918年夏召开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财政政策的原则的报告，反对取消货币的方针。我当时在《国民经济》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捍卫的也是这些原则。不久（6月）我成了被派往柏林的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草拟和约的补充协定——经济和法律协定。正在谈判的时候，克拉辛来到了柳杰多尔夫的大本营，同他谈判德军停止向巴库挺进的问题。柳杰多尔夫切断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的坚定计划被美国军队在德国海岸登陆所破坏。这一行动造成了新的军事形势并使德帝国主义极右翼在俄国的军事计划不可能实现。在柏林，我在独立社会党人的会议上和斯巴达克小组里作过多次报告。我同布哈林一起去拜访考茨基，但是同考茨基的谈话由于毫无效果而立即中断。米尔巴赫被暗杀以后，谈判中断，委员会回国。回到莫斯科后，我在给列宁的报告中汇报了德国革命运动发展、军队迅速瓦解和兵变情况。这时社会革命党委员会支持的立宪会议和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支持的白卫军在外高加索的叛乱开始显示严重的威胁——国内战争即将开始。我作为东线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前往维亚特卡（同谢·古谢夫一起）。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提出由旧军队的上校绍林担任第二集团军司令员，他是集团军司令员中的头一批“军事专家”之一。第二集团军应当平定伊热夫斯克工厂和沃特金斯克工厂的暴动，并且不让立宪会议派同军队联合暴动。在维亚特卡周围发生了富农暴动，从莫斯科派去的武装征粮队有一部分加入了暴动者的行列。第二集团军在最初几次冲突中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由各个部队拼凑起来的人最初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部队是由游击队——从帝国主义战争这个学校培育，并从德国战线上转调来的工人、水兵、志愿军所组成的。征用粮食、马匹、种子、房屋引起同农民的尖锐摩擦。动员当时农民加入红军队伍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被动员的人领到服装以后就开小差，或者刚一交锋就向敌人投降；曾发生过大小部队直接叛变的情况。当改编的第二集团军向伊热夫斯克进攻时，我亲自参加组织的特别师则奉命向沃特金斯克工厂前进。这个师是边战斗边组成的，这些在卡马河多树林的山前地带的战斗，是争夺鞑靼人的小村庄的残酷斗争，它们使这些村民遭到日夜炮击。战线只能相对地称为“战线”：有些部队很难保持自己内部的联系，往往是在一个区域里，红军连队在白军的后方，而在另一个区域里，白军又在红军的后方。有时“战线”一天之内推进40俄里，一夜内又后退70俄里，师的正规部队是塔乌曼上校指挥的拉脱维亚团，塔乌曼行动谨慎、缓慢和果断；突击任务由水兵游击队完成，但他们很不愿受他们的无比勇敢的巴雷什尼科夫委员（后为格拉佐夫县军事委员）的纪律约束；新兵营由军事委员马尔金（从当地农民中提拔的）和“专家”（旧军队的年轻军官）指挥，其中就有基涅特上尉，他在自己的士兵逃跑而先头部队人数很少的情况下企图阻截敌人时被白军砍死。白军靠兵工厂而拥有较多的武器弹药，在危急时刻他们对所有的工人进行挨个动员并把这些工人送去打仗，同时把枪毙退却者的侦缉连安排在第二线。
在两个月的斗争期间，工厂暴动的领导人日益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方面转到君主制的官吏和官员，特别是集结在伊热夫斯克的官员方面，两个月以后，白军撤退到卡马河以外（后来白军的伊热夫斯克部队合并到高尔察克的军队中去了）。外伏尔加农民情绪的转变和立宪会议委员会军队在喀山附近的失败实际上决定了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克暴动的失败。
伊热夫斯克暴动平定之后，我从第二集团军调往南线并作为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被派往第九集团军，该军司令员是克尼亚格尼茨基（工程师，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委员会委员是达什凯维奇和弗拉基米尔·巴雷什尼科夫（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后被马蒙托夫将军俘虏并在长期折磨后被白军处死）。第九集团军的基础是基克维泽和西维尔斯的游击队志愿师和米罗诺夫的哥萨克游击队骑兵师。基克维泽是优秀的游击队军事组织者之一；他的部队是由一些老兵的骨干组成的，他们同基克维泽一起在同德国人、佩特留拉匪帮和哥萨克人战斗中经历了从奥地利边境到伏尔加的长途跋涉，并在此长期行军中得到革命工人志愿军的可靠的补充力量。基克维泽本人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保持友好关系，但尽管普罗相前去劝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1918年夏在莫斯科叛乱以后），却拒绝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运动。基克维泽对集团军的指挥人员抱不信任态度，顽固坚持自己的“自治”和师的山头主义。这条“路线”在西维尔斯的师里得到贯彻，虽然贯彻得不那么起劲。米罗诺夫的哥萨克兵团的情况就差多了，那里不允许有军事委员，对政治工作设置了重重障碍并进行露骨的反对共产党人的鼓动。在党关于农民问题的路线（在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过对农村强行灌输社会主义的指责）改变以前，军队中的农民新兵的情绪常常是反共产主义的。同时哥萨克的战线由于老人与青年人的斗争、顿河区最高指挥部的君主主义倾向的出现和野战工作的疲劳而瓦解。红军的供给、装备和人员补充有所改善。革命正规军的机构逐渐形成并开始自己的正常工作。1919年春天，克拉斯诺夫的军队遭到了许多决定性的失败并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瓦解了。哥萨克兵团丢下或交出武器，克拉斯诺夫把对自己残部的领导权交给了邓尼金。依靠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事支援和拥有骨干军官兵团的邓尼金志愿军的出现，在离新切尔卡斯克不远的地方阻止了苏维埃军队的进攻。
我同进攻的部队一起越过了顿河草原，来到莫斯科，作为修改党纲委员会成员和军事建设问题的报告人，参加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坚持必须最迅速地从游击队的分立主义过渡到集中的“正规”革命军队。代表大会之后，由南方战线革命委员会派往第十三集团军，该军军长科热夫尼科夫体现了恶劣的游击传统。后来参加组织平定顿河上游的哥萨克叛乱。这一叛乱是由不久前从克拉斯诺夫那里分离出来的一些哥萨克城镇发动的，部分是由于苏维埃的侦察机构和粮食机构的错误促成的，它试图在地主路线和工农路线之间寻找一条中间的哥萨克路线。叛乱的社会基础是土地多、牲口多的富裕哥萨克（自从顿河区被纳入粮食出口区时起便处在从独户少地主转变为资本主义农场主的过程中）和附近省份地少的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从前在哥萨克那里当雇工并得到了小块土地的农民，在苏维埃军队获得胜利以及开始实行平分土地和财产。顿河上游区哥萨克城镇的叛乱在某种意义上是铁皮屋顶反对茅屋顶的战争，哥萨克的房屋同农民的房屋通常可以根据屋顶辨别出来。随着邓尼金的军队开始向莫斯科进攻，红军应当离开顿河下游一线，而叛乱的顿河上游的城镇就并入了邓尼金战线。
在马蒙托夫对南线红军后方进行袭击期间，我被调到沃罗涅日第八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参加了第八集团军和第十三集团军向哈尔科夫的进攻，这次进攻作为吸引敌方力量的佯攻获得了胜利（第八集团军的侦察班深入到离哈尔科夫20俄里之处）,但是却使第八集团军不得不后撤到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去。军队三面被包围，有时四面受阻截，它从伏尔加斯克退向沃罗涅日，有时勉强通过无线电或飞机同邻军第十三集团军及前线指挥部队取得联系。马蒙托夫部队对我军后方的袭击起了瓦解部队、影响士气的作用。第八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弗拉基米尔·巴雷什尼科夫被马蒙托夫的侦察班俘虏就发生在这个时期。军司令部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常常冒着突然被抓的危险；司令部的一部分工作人员开小差，有一些则跑到白军那边去了。这种条件下，我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这是为了增加对集团军司令部的信任。邓尼金向莫斯科的进军这时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奥廖尔被占领，图拉遭到了打击。但是这是靠集中最后的已经消耗殆尽的力量为代价取得的。农民后备军涌入红军，而白军被农民仇恨的气氛所包围。从东线投入的有力部队同从察里津地段撤下的骑兵保证了红军转入进攻的胜利。邓尼金的军队开始逃回库班。经过从伏罗涅日到罗斯托夫的艰难行军有必要进行休整；夺取罗斯托夫以后重新配置力量的必要性也使军事行动暂时不那么积极。白军重新占领罗斯托夫的企图没有成功。库班的哥萨克在邓尼金分子残酷迫害库班拉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吊死贝奇等）之后怀着反对白军的情绪，他们不给后退的“立宪民主党人”应有的支持。哥萨克和农民新兵成建制地转到红军方面来。枪支、弹药、供应品——一切都来自“白军”的储备。进攻越远，主要由倒戈者拿来的东西就越多。战役快结束时，许多团里的绝大多数士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绝大多数指挥人员都是由昨日的“白军”组成的。邓尼金未能守住库班路线。第八集团军沿着海岸向新罗西斯克迅速迂回运动使得白军狼狈逃窜。军官团匆匆从前线撤下来，在英国大炮和英国登陆队的保护下在24小时内坐上了船。成千的哥萨克投降了。新罗西斯克和极丰富的装备、武器和各种军需品的储备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大量的马匹被撤退者投入海中，但还有更多的马匹成群地在城里及附近乱跑。邻近的农民尽量地领走马匹，但好几百匹马由于饲料不足而死亡，这种对马匹的大规模屠杀，可以说是这种四脚战争工具的毁灭，昔日战马和辎重往返奔走的草原的道路，竟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白骨连成的纽带。
随第八集团军的部队完成从沃罗涅日至新罗西斯克的行军后，回到了莫斯科（1920年4月），我估计内战时期基本结束，于是回到《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我是莫斯科委员会委员，领导宣传员学校；曾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8月我作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土耳其斯坦委员会主席和土耳其斯坦战线司令（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委员是萨德罗夫、科冈诺维奇和彼得斯）被派往土耳其斯坦。推翻艾米尔以后领导布哈拉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工作，积极参加了在费尔干纳的反对巴斯马赤反革命匪徒的战役，这些战役以最大的巴斯马赤首领之一霍尔-哈德日的彻底失败而告终。霍尔-哈德日这个曾经因政治原因服过苦役、身强力壮的土匪，带着自己的部队跑到通向中国边境的山上去，但由于雪崩在狭窄的小道上死去；虽然巴斯马赤散布的传说硬说霍尔-哈德日被从天而降的天使救活，但最终他还是消失了。然而用经济的或其他的措施削弱巴斯马赤运动并不比军事措施更差：实行了币制改革，它取消了比国家货币贬值得更快的土耳其斯坦特殊货币——“土耳其券”；办理了用土耳其券兑换苏维埃货币的业务，进行了价格和工资换算成新币的工作；取消了（在大规模取消以前）粮食征收制，代之以粮食税；废除了普遍劳役制，容许往集市自由贩运物品并在那里买卖；释放宣布自己在政治上奉公守法的教士；苏维埃管理机构从俄罗斯人的城市迁到当地城市和市区；在谢米列奇耶开始把俄罗斯移民擅自从吉尔吉斯人那里夺去的土地归还他们；在费尔干纳釆取了恢复植棉业的措施，承认当局有必要支持手工业者；打算组织贫农协会（“科什奇”）等等。土耳其斯坦委员会在被吸收到负责的国务活动中来的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工作人员（拉希姆巴也夫、土里亚库洛夫、霍扎诺夫、阿塔巴也夫、比柳舍夫）的参加下在土耳其斯坦创造了比较安定的环境并创造了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经济和使地方机关免受当地资产阶级（拜依）的影响的前提。
在1920年底开始的关于工会的争论中，我支持“缓冲集团”，但是，我认为应当解决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工会问题，而是同农民的相互关系和必须对农民让步的问题。由于身患重病，从1921年初至1921年秋就不能参加工作。1921年11月，由于新经济政策给党的财政政策带来的变化，我又从事1918年中断的财政工作，我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此后不久任财政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由于财政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不在（1921年秋他被任命为驻德全权代表）,我领导部里的工作，1922年秋则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1926年1月以前一直担任这一工作。这一时期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财政人民委员部（这个机构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几乎完全取消），建立稳定的无赤字的预算和制定苏维埃预算法规，取消实物税、建立货币税和货币收入体系，实行稳定的通货政策，建立以国家银行为首的银行机构体系，组织国家信贷业务（短期和长期借款），建立国家保险局和国家劳动储蓄银行，把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区分开来，广泛发展地方预算，其中包括乡预算，实行财政纪律和会计制度。最困难的是废除实物税和在农村实行累进所得税，停止为满足预算需要的纸币发行，反对可能引起新的通货膨胀的不切实际的经济计划，确立满足全国的、各共和国的和地方的利益的正确比例，在满足国家政治、文化和经济需要时确定正确的比例。在这一时期，财政人民委员部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是弗拉基米罗夫、舍印曼、雷印哥尔德、图曼诺夫、尤罗夫斯基、什列伊费尔、勃柳汉诺夫、波留多夫、库茨涅佐夫、P．列文。
1922年夏，我参加了出席海牙会议的苏维埃代表团并在代表会议的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苏维埃国家的财政状况的详细报告，这个报告引起了整个资产阶级报界的激烈攻击。1923年，当我进行币制改革的准备工作时，我坚持限制信贷和降低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我站在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方面参加了政治争论。1925年秋我捍卫这样的观点：在保证作为强大工业基础的农业可能迅速发展的同时，必须有明确的农村阶级政策，在1925-1926年党内发生意见分歧时，我支持中央少数派。1926年春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6年夏同妻子Г．О．谢烈布里亚科娃一起前去美国进行关于财政协定的谈判。克洛格取消原先同意赴美的决定使此行半途而废。
在历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就财政政策问题发言。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财政政策的报告并捍卫提出了建立苏维埃财政制度的基本路线的决议草案。
关于财政问题的著作收入下列书籍：《革命的财政政策》（两卷本）、《币制改革》。论述1926年年底的经济困难的小册子有：《秋季困难和经济摊派问题》《走过的道路和新的任务》。
参加过共产国际几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从1917—1919年和从1922年至今是党中央委员。
蔡恺民 译
索柯里尼柯夫续志
索柯里尼柯夫1922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由于财政人民委员克列斯廷斯基兼任驻德国全权代表，经常留在柏林，所以财政人民委员部实际上由索柯里尼柯夫主持。1922年秋转为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在此任上实施财政金融改革，发行切尔文卢布，建立银行系统，从而稳定了国家财政，稳定了货币，制止了通货膨胀，这是新经济政策实施中最成功的一项改革。他反对不现实的经济计划和借助发行货币来加速工业化的做法，主张经济上融入世界市场，“缓慢逐步谨慎地实际实现社会主义”。1924年6月2日至1926年1月16日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5年参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新反对派”，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取消总书记的设置。从而失去政治局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职位。1926年脱离反对派。
1926—1928年任国家计委副主席。1928—1929年任苏联石油辛迪加经理。1929—1932年任驻英国全权代表。1932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年降为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任副林业人民委员。
1936年7月26日在“托洛茨基反苏总部”案中被捕受审，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30日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5月21日在狱中遇害。按当时官方的说法是被同狱犯人殴打致死。而据1956—1961年复查，与此前两天拉狄克被殴打致死一样，是贝利亚等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安排实施的谋杀。
1988年6月12日平反，同年12月16日恢复党籍。
索柯里尼柯夫被捕后其妻也被捕，在集中营和流放地生活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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