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谁发动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自传》
索斯诺夫斯基，列夫·谢苗诺维奇
——乌拉尔地区的革命领导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
（1886—1937）
1886年生于奥伦堡市。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一个狭小的装订车间，在工作台上待装订的书堆得高达天花板，我这个7岁的孩子，爬上工作台，靠窗坐下，贪婪地读着各种书籍。在装订车间，各种内容的书杂乱地混在一起，我也就这样杂乱无章地阅读。我既没有听别人说过，也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有选择地读书。当然，我自己也作过某种选择，开头读几页，最后读几页，或者中间读几页，不过，如果这本书引人入胜，我也会从头到尾地看下去。我后来对许多作者有了鲜明的印象。我非常喜欢阅读并且读遍了所有俄国古典作家的作品，以及各种惊险小说和历史小说等等。儿童文学是到成长时才熟悉的。在童年时代，我并没有读儿童文学作品，或者它们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我几个哥哥都是装订工人，由于我如此迷恋于读书，他们往往对我瞪白眼。他们勉强容忍我读没有装订好的书，但不许我读刚装订好的书，因为读刚装订好的书，书页会卷起来，封面会脱落，书会发胀。但是，有时我会违反他们的规定。记得我开始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些书是没有装订好的，但是，到后来这些书放在装订台上（工序很复杂），并且已经装好了，我才读完这些书。因为我读了很多书，而且往往过目不忘，所以虽然我刚开始学写作，我写东西却没有语法错误，也会正确地使用标点符号，后来成为新闻记者。我的这种“成就”，从下面就会知道，对父亲的职业是很有用的。
现在简略地谈谈我的家庭。父亲是一个退休的士兵，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几乎服了25年兵役，他饱受了世袭制的痛苦，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被强制离开双亲，穿上了军装。对于尼古拉一世时代服兵役和实行世袭制的情况，我并不是从父亲那里知道的，而是长大以后知道的。父亲多次讲到自己的过去，特别谈到了多次受到的毒打。他谈起人们用毒打、酷刑甚至用刺刀来迫使他信奉东正教。如果不做祷告，就被赶到河里，用淹死相威胁。他的许多同伴成了东正教徒，但他仍然是一个犹太教徒。他在市场上要我看一些有地道俄罗斯姓的老店主，但他们有真正犹太人的鼻子和胡子，他解释说，他们都是世袭兵，是用拳头和皮鞭让他们懂得东正教的法典的。关于父亲和母亲的生平我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没有说过，我也没有问过。我多少记得，父亲服完兵役以后到一家包税吏开设的酒店工作。他从军营到了酒店。他在酒店时期的生活，我毫不了解，只知道他酒量很大，可以喝大量伏特加而不醉。我能记得的是他在饭馆时期的生活。他成天在一家离市场很近的“萨拉托夫”饭馆，那里是他的接待室，他做起律师的工作。他的文化程度很低。不知道他是怎样做辩护工作的。只记得我九岁的时候，父亲就要我誊清他为辩护人起草的申诉书。我虽然只有9岁，但比我父亲写得好。他只是严格要求我写好标题，留下空格，不要涂改。其他事情，他就不太过问了。他只知道字要写得对，加上标题和符号，如此而已。
在他当律师时期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件事是我们家庭生活的转折点。那时在奥伦堡死了一位无子女的富有的女商人，父亲承担了寻找她的远亲，并证明他们有继承权的委托。他到远方省份寻找他们，并且找遍了教堂的档案，终于同继承人一起返回。我还记得他带来的弗拉基米尔省的几个农夫的美丽善良的面孔。他确实使他们得到了一份可观的遗产，因此，他也得到了一笔酬金。对那时我们贫寒的家境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但总数大概不会超过两千卢布。
我们从手工业者变成县城里的企业主。几个哥哥以前是奥伦堡印刷厂的工人，后来当了独立手工业者，而现在我们迁到了特罗茨克市，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印刷厂。父亲在饭馆当辩护律师的时期结束了。我在街上赤脚闲逛或整天躺在乌拉尔河边浅滩的时期也结束了。我成了一个中学生。
不久我父亲和大哥不和，我们分了家。我留在大哥的印刷厂。我很难讲出在中学时期有什么愉快的事情。我常常感到，我自己也是一个世袭兵，不过形式略为温和与文明一些而已。教育制度刻板，对学生实行恐吓，教师毫无才华，成天要学生死记硬背，枯燥至极。只有俄罗斯语言教员巴夫林闪现一点光辉的才华，他在短短的时期内（大概一两年）使我热爱俄罗斯文学，特别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巴夫林授课的时期同我童年博览群书时期有着某种联系。巴夫林确实以他的活力滋润了这颗虽已播下但已干枯的种子。就我的年龄来说，我的确出奇地读了很多书，知道和记得的也很多。就在那个时候，我已经显出了某种“讽刺”才能。我们开始出版手抄的学生刊物，我在上面写了一些讽刺教师的诗，当然，诗写得并不好。
我在智力上愈是发展，我就愈不能忍受继续留在中学。主要是屈服顺从，毫无自由，经常准备挨骂、挨打、受处罚，使我感到窒息。1926年我在《探照灯》杂志写了一篇文章，题为《给家乡的一封信》，在这篇文章中，我叙述了我在学校生活的片断和遭遇：我决心冲破学校的束缚，家人也没有反对，在五月的一天，我终于离开了学校，感到获得了自由。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我母亲去世了。她是在精神病医院死去的。其实，她是一个安静的病人，挨了父亲的打，实际上被父亲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当着她的面父亲同厨娘们胡搞，而厨娘们嘲笑她，侮辱她的宗教感情。她发病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害怕别人强制地在她房间挂圣像。她大喊“把圣像取下”，奔到病房的角落里去。家里发生的另一件事，也促使母亲得病。在我出生的那年，我的姐姐离家出走，信了东正教，当了修女。母亲长期以来一直为这种在犹太人的圈子里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而苦恼。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曾到修道院去看过姐姐，不久以前，她到我这里来时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修道院关闭了，她做了40年的修女，必须开始新的生活。
我独立生活的最初年代开始了。这种生活还不能说完全独立。虽然我离开了军营般的学校，进入了自由生活的洪流，但我还不能独立地为自己挣一块面包。后来我到萨马拉的一家药房当学徒，按照当时的合同，在开始阶段，我没有工资。工作非常繁重。工作日很长，假日还要像平时一样工作，只能利用休息日。而除了工作日很长外，不久还要我值夜班，白天和黑夜都要工作。店主是一个严厉的德国人，待我们学徒非常苛刻。当然，他对我们的工作训练是出色的。他教我们迅速、干净、利索、准确、细心地工作。现在我已经看不到像他那种利索的工作了。但他非常粗暴，看不起俄国人，在同他的法国朋友说话时，经常骂“俄国蠢猪”，我感到非常气愤。
有一次，他打一个学徒，我们团结起来，进行罢工。但他根本不理我们的罢工，因为像我们这样要寻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但是从此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就是要对欺侮工人的压迫者和剥削者给予回击。
我们的一个伙伴为当地的萨马拉报纸写了一篇描述药房的奴隶生活的题为《白色奴隶》的文章，文章登出来了。大约就在这一时期，我被介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在小组里，有人和我讲述了兹拉托斯特的枪杀工人事件，我们在那里开始阅读《火星报》。我开始向党提供力所能及的（技术性质）的服务。从这时（1903年）起，我就认为自己是党员了。
以后我离开了萨马拉，到别的地方的药房工作（奥博扬，车里雅宾斯克），最后到了叶卡捷琳堡（1904年）。在那里，我很快接触了布尔什维克。起初我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我所服务的药房既便于保存秘密文件，也便于地下工作人员接头。国内外的来信也寄到我这里。来自各地的党的工作人员到药房来找我，从我这里再得到联络地点。不久我认识了著名的乌拉尔的党的工作者。有一次，我决定按照联络地点去寻找他们。我认识了玛丽亚·奥斯卡罗夫娜·阿维德（1919年春因从事地下工作被高尔察克处决），向她表示了想同党组织保持更密切联系，和参加研究党纲小组的愿望。她要我去找克拉夫季·拉莫费也夫娜·诺夫哥罗德采娃（后来是斯维尔德洛娃，即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1905年春天，记不清由于什么原因，我认识了乌拉尔当时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人，并且同他们很熟悉。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来了，他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他是真正革命者的典型。我经常去参加会议和群众集会，用胶版印刷声明以及完成多种细小的任务。1905年秋天的事件爆发了，组织掌握了巨大的力量，斯维尔德洛夫、丘茨卡也夫、司罗莫洛托夫和其他许多同志都是很有经验的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
1905年10月的日子里，我们经受了真正战斗的考验。10月19日黑帮袭击了我们的群众大会。一些人（包括敏金同志）受了伤。但过了两天，党组织准备进行回击，向黑帮发出了挑战。在布尔什维克战斗小组的保护下，在市剧院举行了有很多人参加的大会，斯维尔德洛夫作了非常成功的讲演。我记得，那天晚上，布尔什维克小组随时作好了对挑衅进行武装反击的准备。那是一个通过战斗的联系把人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的极好的夜晚。
在这个时候，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一段插曲。前面我已经说过，我的药房地址是委员会的通讯联络点。我离开了药房，但有人还不知道我的通讯地点已经变换，信仍然寄到老地址。有时候信封上的地址写得不太准确，仅仅写上“沃兹涅先斯基药房”而没有写上收信人。有一次店主打开了信封，吓了一跳，其中是一封薄薄的密信。店主暴跳如雷，威胁说自己不敢受不法事件牵连，要把信交给宪兵。我从药房职员那里知道了他的谈话，就到他那里，向他要回信件。他开始对我肆意侮辱，我不能忍受，就打了他几下耳光，从他那里把信夺走，谈话也就结束了。以后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我早在1905年已经开始实践对资产阶级的恐怖活动了。
同年11月，有人建议把我派往兹拉托乌斯特，那里是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我到那里去了，虽然感到自己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布尔什维克。在兹拉托乌斯特，我的首要任务是到工厂去。本来我已被录取为清洁工，但行政当局狡猾地把我打发走了，他们通过体格检査把我淘汰了。我经常到工厂去，做些小事情（同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交锋），但我一再感到自己特别是在农业问题上的宣传训练很差。
在纪念沙皇刽子手在兹拉托乌斯特广场枪杀工人一周年的工人群众大会上，我不得不首次发表演说。当时天气严寒，即使天气不那么冷，我也喘不过气来。又冷，又紧张，我的声音发抖了。在我短短的讲话中，激起了对沙皇制度的巨大愤怒，以致事后我的朋友都为我的演说才能所震惊，并预示了我成为一个演说家的未来。但是，很快从乌拉尔派来了由一个专门从事血腥镇压的将军率领的一支侦缉队。我不得不转移。我冒着刺骨的严寒躺在一辆空的货车上，从兹拉托乌斯特到萨马拉去，希望在那里找到熟悉的党的工作人员。我总算活着到了萨马拉，但那里没有找到熟人。我又改道去敖德萨，在那里找到了几个地址，但都扑了空。那时，我决定去国外，希望在那里学习马克思主义，考察国外的工人运动，并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气。
我走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最后我决定像我读过的小说的主人公那样出走。我看到一艘轮船，也不知道它开往何处，就钻进它的货仓。到了君士坦丁堡，我从货仓钻出来，船长罚我在船上做苦力。在阿尔及尔（北非），我从船上逃跑，因为船长威胁我说，由于偷渡，要把我送交英国法庭审判。我带着3个卢布开始了流亡者的生活，我先后在烟草厂、药房做工，最后抵达巴黎。
在巴黎，我过了将近一年的流亡生活。虽然失业，经常流离失所，忍饥挨饿，但我贪婪地寻求新的知识。我去听演说，到图书馆去看书，出席巴黎工会的各种会议，甚至参加了法国亚眠的工会代表大会（1906年）,在巴黎，我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十分想念俄国，渴望工作。我还到了日内瓦和维也纳，但我断然决定返回俄国。我回俄国后到了塔什干，在地方资产阶级报纸《土耳其斯坦信使》当一名印刷工人，组织印刷工人的工会。有时为由一名老同志朱·弗·莫罗佐夫领导的地方社会民主党报纸撰稿。我们的印刷厂老板兼报纸主编，是一个犹太教牧师，名叫基尔斯涅尔，他弄清了我的底细，把我解雇了。工会组织了罢工。当天晚上，我们被逮捕了。工会在我们获释前继续罢工。基尔斯涅尔不得不设法把我从监狱中放出来。不久我在塔什干德鲁日金兄弟公司当上了办事员—代理人。德鲁日金兄弟年轻，继承了巨额遗产，装出非常进步的样子。公司的经理教我怎样写各种信件，对要断绝关系的供货者怎样写，对不想断绝关系的供货者怎样写，对挥霍了规定的余款（按共同继承人的家庭决定）的上大学的兄弟怎样写，对公司各处处长怎样写，等等。他对我写的文件不断进行挑剔。但是，这种文体的训练被我们组织的抗议公司无故解雇职工的罢工打断了。警察局又开始搜捕我，我不得不离开中亚细亚。在塔什干，我参加了第二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我们的候选人在塔什干当选为杜马代表，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个最有意思的人——弗·彼·纳利夫金将军，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是一位头发灰白仪表堂堂的老人，从斯柯别列夫时代起，他就为沙皇征服中亚细亚而东征西伐，在军事方面和行政方面升迁很快（军事总督）。到了老年，他对现存制度有一套特殊的反对派的革命观点。这些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和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混合物。他特别认真地对待东方民族问题，几乎学会了各种土著语言，为土著儿童开办学校，亲自出版一种当地语言的报纸，撰写关于土著无产阶级状况的巨著，等等。在选举时，他同意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并被选入杜马。他以工作负责和高度民主而享有盛名。同他认识以后，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圈子。
在快写完塔什干时期时，再谈一下德鲁日金。这个名字是同英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枪杀26个巴库政治委员的事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德鲁日金是英国在外里海地区短暂统治时期的帮凶。后来，他同英帝国主义分子一起躲藏起来。他是书写商业文体的专家，也是从事镇压和白色恐怖的专家。
在离开塔什干的途中，我本想停居在奥伦堡。在那里，正赶上第二届杜马被解散，沙皇政府对革命工作者和工人阶级的镇压变得更加残酷。根据某些消息，高加索的革命火焰越烧越旺，这就吸引了我。
我来到了巴库。我秘密地住在那里，当上一家饭店的办事员，目睹巴库商人纵酒狂饮。后来，我到一家药房工作。很快通过我在巴黎认识的一个朋友谢姆科夫同组织建立了联系。巴库对我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学校，那里有大工业，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石油工业具有特殊地位，党和工人能比在俄国其他地方呼吸得自由些。群众性的工会能公开活动，还出版工人报纸。无产阶级经常进行政治和经济斗争。资本家同工会就签订集体合同进行谈判。总之，阶级斗争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具有巨大的规模。进行宣传鼓动的可能性比俄国其他地方广泛多了。在这里，合法和地下革命运动的结合，使工作开展得非常广泛。在巴库时，我一直担任（地下）党组织的区组织员，木材和建筑工会的书记，还参加俱乐部和合作社工作。工作非常繁忙，我专心致志于工作，但不久又遭到了逮捕。不过，过了几天，我得以逃跑，躲在石油区——巴拉哈内。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很有意思、很有才华的工人布尔什维克И．П．萨马尔策夫（他的真姓是希李科夫），他当时是工会的组织者，对建立强有力的阶级组织作了非凡的努力。他一度离开过党，但后来又回到党内。他倾向于当时流行的法国型的工团主义，反对右翼社会党的改良主义和已经产生的议会主义。在巴拉哈内，我住在工人家里，过着与当地工人一样的生活。我当过罗特希尔德油田的小工，从那里被解雇，后来同萨马尔策夫一起参加失业工人劳动组合，从事铺设油管的工作，这种工作是临时性的，非常繁重，有生命危险（当油管不得不经过石油湖泊——沼泽地时）。
离开巴库后，我到了莫斯科，用的是尼古拉·克拉尤什金的身份证（他是巴库冶金工人，他把自己的身份证给了我）。我担任纺织工会和皮革工会的书记。这两个工会在莫斯科南岸区一个裁缝的家里共有一间很小的房间。实际上，这里没有多少组织工作，主要是鼓动工作。这里用工会会员会议的名义完全合法地召开工人会议，用合法的形式进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
我们学会避开沙皇的法律。沙皇的警察当局非常凶残，但也相当愚蠢。例如，当时政府正在起草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所谓保险是怎么一回事是很清楚的。从工人那里拿钱，但不让工人管钱。这就是整个法案的含义，我们召开了几十次人数众多的会议，在警方的参加下，我们用很平静的声音，不用任何激烈的语言，就清楚地揭穿了沙皇的狡猾伎俩和对工人的政策。除了公开的警察外，也有文化程度较高的秘密特务参加会议。由于他们的告密，很快就不让我们再提国家保险问题了。于是我们在议程中既不用“国家”这个词，也不用“保险”这个词。我们只谈“患病工人的保障”。后来就谈“对患病工会会员的援助”。但是，问题是一样的，难道这个政府能关心工人吗？报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工人申请加入工会。我们就深入工房（“宿舍”），吸引最积极、最活跃的青年参加工会工作，而通过工会，又参加党的工作。当然，从事工会工作，有遭解雇和逮捕的危险。但是总有不怕风险，积极工作的工人。
会议大部分是在饭堂和“贫民救济所”在各区设立的民众馆召开的。这个救济所的头头是当时莫斯科省长钟科夫斯基，没有他的许可，是得不到开会场所的。有一次，我这个地下革命者以农民尼古拉·克拉尤什金的名义参加了省长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这位省长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应我的请求接见了我，向我提了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并慷慨地答应予以解决。他后面跟着一大堆秘书和随从，而我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心，完全像个工人。钟科夫斯基不会怀疑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逃犯。
在这个时期，我在莫斯科还从事某些写作。那时，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出版过政治—工会杂志。它不断被封闭，但又用新的名称（《工人事业》《劳动通报》等）出版，莫·伊·弗鲁姆金、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在那里工作过。
1909年冬，我被逮捕。由于倒霉的巧合，给了我一张季莫菲耶·库拉诺夫的身份证（克拉尤什金的身份已经过期，必须另外得到一张身份证），但后来才知道，有人在哈尔科夫用过库拉诺夫名字的这张身份证，在逮捕时曾向警方开枪逃跑了。我按照身份证被认为是此人，被解送至哈尔科夫。审问、对质、严格隔离，这一切使我等待糟糕的结局。
虽然事情发展还算顺利，但我经历了最沉闷、最不愉快的时候。有一天深夜，我被叫醒，从哈夫科夫监狱转到宪兵处。我记得在那天晚上，宪兵处的大房间像死一般地沉寂。我等了很久，直打瞌睡，但又不得不保持警觉，同睡意作斗争。突然门开了，两边放进来了许多人，命令他们仔细辨认我。然后所有人都离开了，要一个一个地进来。“这个人是向押送的警察开枪的人吗？”长时间的令人窒息的沉默。这很像基普林《丛林》中的一场戏。“仔细瞧，啊，狼”，这是在丛林中的夜晚狼群在训练幼狼开始独立生活时如何捕获目标的场景。“仔细瞧，啊，狼，”而宪兵军官在吼，“仔细瞧瞧这个人。”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证人都说：“不，不是这个人。”第四个证人，一个毛发稀落的特务带着难听的鼻音急匆匆地说：“就是这个人，我一看就认出他了。”但这没有给宪兵留下印象。他重视一个老头的意见（后来我知道这是一个房主，在他家里开会时警察去抓人，但没有人向警察开枪）。老头很长时间犹豫不决，但后来喘着气说：“不，不是他。”在拂晓时，经过一条条无人的沉睡的巷道，我被解送回监狱。我一路上都在想：“如果老头把我认作搜捕的对象，那会怎样？逃不了上绞架。朋友们赏给我这样一张身份证，有什么说的呢？”
我被送回莫斯科监狱。在莫斯科，看守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我送去服兵役，这样就可以向政府交差了。有一天，一个看守幸灾乐祸笑嘻嘻地对我说：“这比把您流放更糟。”
监狱，押送，陆军医院，体格检查，终于到了叶卡捷琳堡，穿上了军装，得到了在监视下“捍卫沙皇的祖国”的权利。在几个月的严密监视后，我开始跑出兵营，去寻找1905年时期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我找到了一两个朋友，并且得到了当时出版的报纸《明星报》和其他地下刊物。我渴望自由行动，一些最卑鄙、最反动的军官常常给我暗中捣鬼（把一些老传单偷偷地塞到我那里去）。我准备逃跑并转入地下状态。有人劝我向医生行贿，以患病为借口，摆脱服兵役。次年，我就用这种办法摆脱了服兵役，获得了自由，获得了合法地位。
在草原的一个小县城，我的大哥出版了一份小报《草原》，我就到他那里工作。这家报纸尽管很左倾，但一般很少超出地方的题目。在我到报纸工作时，正赶上歉收。我们目睹沙皇政府机关在救灾时贪污盗窃、官僚主义、不管饥民死活等种种行径，就写了不少犀利的短文加以揭露。报纸经常受到罚款和没收的处分。最后，让我明白，等着我的是什么。
《真理报》问世了。在收到10号—20号《真理报》以后，开始想去彼得堡，我同首都没有联系，但找到了一个机会，迁到那里去了。最初有几个月，我苦于找不到门路，后来终于进入《真理报》，并在那里积极地工作。同时，我在工人倶乐部和工会从事半合法的工作。我参加了削弱孟什维克在冶金工会和某些倶乐部的影响的工作（例如，莫斯科关卡外的“教育协会”赶走了头号孟什维克阿布罗西莫夫，后来发现此人原来是奸细）。1913年春天，我被逮捕，在“拘留所”呆了几个月后获释，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自然，不久我又回到《真理报》工作。我又同其他同志一起创办了《保险问题》杂志，并担任书记，直至1913年秋天我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我从关押的“拘留所”被流放到车里雅宾斯克。
在车里雅宾斯克，我尽力扩大《真理报》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征集订户和通讯员，参加合作社和工会，利用多种合法和部分非法的机会从事工作。在宣战时，按彼得堡的命令又把我逮捕，有几个月我完全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直到把我释放时，才知道谁和谁在打仗。1915年，我又被逮捕，但时间不长。在这个时期，我同住在乌拉尔其他城市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在叶卡捷琳堡召开了如何对待战争问题的党的小型会议，克列斯廷斯基、谢夫鲁克（那时是布尔什维克）和我等参加了会议。虽然我们没有中央关于对战争的立场的文件，也没有消息，但我们凭着自己的直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我们的决议后来登在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得到了中央的赞同，被认为是地方党员的及时的反映之一。
在流放期结束以后，我移居叶卡捷琳堡。为了谋生，我为当地的《乌拉尔生活报》撰稿，这家报纸当时是比较激进的。例如在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时，我们在报纸上用尖锐的方式宣传实行抵制，这是符合我们党的路线的。这并不妨碍这家报纸基本上釆取护国主义路线。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的坚强组织逐渐形成了，它进行了多种公开的和秘密的工作。二月革命前不久，一部分积极分子被逮捕，另一部分因被搜捕而躲藏起来。我跑到了萨特金厂（南乌拉尔），找到了一个办事员的工作。但我刚放下行李,就传来了沙皇政府倒台的消息，我赶忙回到叶卡捷琳堡，一下火车就直接参加了在市剧院召开的大会。
从1917年2月到难忘的10月，我一直在叶卡捷琳堡工作。我主要担任鼓动员、记者和编辑，但是我也要做多种多样的工作。我从苏维埃成立时起就在那里担任多种领导工作（乌拉尔区域苏维埃副主席，后任主席，乌拉尔工会区域委员会主席，党的区域委员会委员等等）。
在1917年的几个月中，我在多处从事非常繁忙的鼓动工作，几乎没有一个企业和兵营是我没有发表过讲话的，更不要说苏维埃的会议和群众大会了。不言而喻，我在乌拉尔成了著名人物。我著名的程度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当年5月，叶卡捷琳堡的苏维埃按其党的机构成分来说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但就其思想倾向来说是布尔什维克的。它受到了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军队的包围，并且被解散了。在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所有领导人都到彼尔姆去参加代表大会了，敌人就利用了这一点。新的选举开始了，在这次选举中必须战胜叛徒。他们争取不到工人的选票，就竭尽全力去争取士兵群众。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展开了疯狂的诽谤。1917年7月在彼得格勒发生的事，5月就在我们叶卡捷琳堡发生了。军官们用各种方法来污蔑我们的党，以便使士兵脱离我们，有一个士兵描写了当时的场面：有一个社会革命党人的军官在士兵大会上说，布尔什维克是德国威廉皇帝的间谍，他们出卖了我们，等等，因此，决不选布尔什维克，他说：“弟兄们，懂吗？”士兵们喊道：“懂！”“你们同意不选布尔什维克吗？”“同意!”“好，现在我们选谁呢？”突然出乎意料地，大家同声喊道:“索斯诺夫斯基!”
敌人疯狂的程度还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十月革命以前，一个军官，也是社会革命党人，叫米亚利岑，是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为了我在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演说，他通过决斗副手向我提出决斗，我把决斗副手赶走，这件事在地方报纸上传开了。
1917年12月，我和克列斯廷斯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提名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我们离开了乌拉尔，抵达了彼得格勒。一天的立宪会议很快就结束了，而我被留在首都工作。彼得格勒苏维埃决定为工人出版一份群众性的通俗报纸。这件事委托沃洛达尔斯基和我来办。《红色报》就这样诞生了，沃洛达尔斯基更多地从事党的工作（主要是鼓动工作），只是晚上到编辑部来撰写有关当前迫切问题的战斗性的社论。我成天呆在编辑部，为新型的报纸挑选撰稿人，并校阅了全部稿件。同时，我必须参加工人和士兵的大会，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作斗争。
我随中央政府迁往莫斯科，当时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担任专职直到1924年）。在莫斯科，我被委托创办群众性的农民报纸，当时把两份党报——《农村贫民报》（彼得格勒）和《农村真理报》（莫斯科）合并在一起，春天我开始出版《贫农报》，我担任该报编辑有6年多。在《贫农报》阅读农民和士兵群众的来信，使我第一次接触农民问题。1918年，一个农民控告地方当局违法，我奉命到特维尔省的别热茨克县去作调查，我是和卓越的党的农村工作者А．Г．潘可夫一起去的，他教我学会了许多东西，使我考虑许多关于农村工作的问题。1919年夏，我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被派往地方上检査党的政策执行情况，我又同潘可夫一起来到了特维尔省。我到了好几个县，听取了多种申诉，参加了许多农民会议，我继续学习以前我不知道的有关党的农村政策这个复杂和重要的问题。
不久以前，我还参加了一项新的很有意思的工作，即组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鼓动－指导列车和轮船工作，我被任命为该组织的领导人。实际上日常的领导是由布罗夫担任的。我亲自乘第一班有组织的列车，一直到了我国的最西的边界。这项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也是有成效的。
随着乌拉尔从高尔察克占领下解放，中央委员会派了一批工作人员，主要是过去的老乌拉尔人，其中包括我，到这里来工作。我被任命为叶卡捷琳堡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在经历了一年的白卫军专政以后，我们必须从事恢复苏维埃的工作。在1919—1920年的冬天，我被派往刚从邓尼金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哈尔科夫，我在那里只工作了约3个月，担任党的省委主席。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在交通人民委员部总政治部（在交通部门从事政治工作的组织）工作，在那里我向托洛茨基（他当时是交通人民委员）建议出版铁路工人的群众性报纸，经他同意和中央的批准后，我创办了《汽笛报》，我担任了该报最初几个月的编辑。1921年我被任命为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1922年我参加了出席热那亚国际会议苏维埃代表团的工作，这次旅行给我一次机会考察一下1905年以后的现代欧洲的生活。在以后的阶段值得一提的只是我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部的部委委员，不过我在那里做的工作很少，我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我在革命年代的主要工作是新闻工作。我从1918年春天到今天为止一直是《真理报》的经常撰稿人。我同其他人一起合作进行工作，但是没有人像我一样把力量都放在《真理报》上。我一直为苏联的小品文开辟道路。在革命的最初年月，除了我和杰·别德内依以外，几乎没有人写小品文，后来克尼亚泽夫和其他人也开始写。一些小品文以《事件与人物》为题汇集成两卷出版（第1卷题为《播种》，第2卷题为《冰雪融化》）。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苏维埃处女地》《论音乐及其他》《迫切的难题》《迪莫夫卡》《论文化与市俭习气》等。
如果把我在革命年代的著作活动总结一下，那么它的内容主要可归结如下：第一个时期是反对各种叛徒和白卫军的战斗性的文章。以后是描写现实的小品文，有点像描写日常生活之类的东西。在1918-1919年，描写革命的文学还没有出现，小品文部分地代替了文学。以后开辟了内部的战线，同混乱现象作斗争，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迪莫夫卡》，即在乌克兰迪莫夫卡枪杀农村通讯员格里戈利·马林诺夫斯基的惊人事件。这件事当时在报刊上作了广泛的报道，把它同党和苏维埃在农村中的领导的不正常现象联系在一起。除了以上文章外，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以《真理报》的社会控诉员的身份写文章。在《迪莫夫卡》之后，我还报道了一系列类似的事件（如白俄罗斯农村通讯员拉比茨基事件，顿河的库普里克事件等等）。后来，我渐渐写文学方面的题材，例如,论杰米扬·别德内依，反对未来派，反对像叶塞宁那样的颓废文学作品，反对皮里尼亚克对苏维埃现实的歪曲，等等。在我的著作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关于农业的文章。对我们的报刊来说，这是一种新东西：在党的机关报刊上出现一些战斗的小品文，谈畜牧业、块根作物、小麦新品种、洋麻这种新作物，等等。还有一类文章是揭露我们过渡时期受到破坏的生活的畸形现象的，这可以用一系列文章中的一篇小品文的标题《论文化和市侩》予以概括。最后，我还描绘了我们同时代人（活着的和去世的）的人物形象。某些小品文包括《人物和事件》的第一卷，已译成德文，可能还译成其他文字。一本文集用世界语出版，并附有插图。
蔡恺民 译
索斯诺夫斯基续志
1923年10月索斯诺夫斯基在“46人声明”上签字，1924年属“左翼反对派”，被撤销《贫农报》的工作。1927年在“83人声明”上签字。1927年12月属75名“托派积极分子”之列，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外地。1929年4月29日被捕，5月28日被判徒刑3年。论者认为，这是因为他在给反对派分子的信中激烈批判了斯大林的农村政策。1932年4月13日徒刑延长2年。宣布退出反对派后，1934年回到莫斯科，任《社会主义农业报》编委，1935年恢复党籍。但过不多久，1936年10月13日被捕，1937年7月3日以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反革命恐怖组织罪被判处枪决。
1958年6月28日平反。
家属受株连：其妻1937年被捕，1941年被枪决。儿子1941年被捕，在集中营关押到1953年12月1日。1990年1月参加“纪念”协会成立大会，是其一个分会的负责人。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