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在武汉

　　一九一九年的夏天，武汉热的透不过气来。大街小巷都是屎尿淋漓，垃圾成堆，经过太阳的蒸发，就是臭气熏天，遇着一场大雨，变成屎尿横流，泥泞满地；地下的狐鼠与空中的蚊蝇，非常活跃，连达官贵人的楼台庭院也受到它们的光顾了。
　　当时我住在武昌大关帝庙十二号一个小旅馆里，前门有便池，后门有粪坑，中间一个大天井，终年污水盈寸，臭不可当。我住的房间在天井旁边，每到黃昏时候，蚊虫撞破脸，一到天明又是苍蝇飞满室，加以铺板上的臭虫，窗檐上的蜘蛛，阴湿地上的跳蚤，真是骚扰不堪。有时候，室内发现毒蛇和蜈蚣，就更使人苦恼了！心想搞一次清洁运动，把臭虫和跳蚤镇压一下，再买床蚊帐，或可得到暂时的安静。但是事实上，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即令搞一次清洁运动，又哪里能够改变这种龌龊污秽的环境！
　　这里是武昌最便宜的旅馆，连住房带吃饭每天二百四十个铜钱，每月仅费七串（千）二百个铜钱，合成银元不过两三块钱，因为便宜，住客很多。其中主要的是法政学生和各学校毕了业就失业的青年，还有少数打官司的乡下人。倒也是形形色色，构成一个小小的社会。
　　这些人住在一起，一样出房租、膳费，冷暖却有不同。法政学生多半是地主豪绅的纨袴子弟，他们是有钱有势的人物，老板待若上宾。他们的膳食费用是整月或整季的预付，老板对他们是必恭必敬，称某少爷、某先生或称某相公、某老爷。那些失业的学生是穷措大，膳食费是三天一交，一个礼拜一结，付不出膳食费的人，自然要受老板的白眼和冷落。甚至有的时候连名带姓叫骂一顿，以至撵赶出门，逼得那些穷苦的青年面红耳赤，不得不典当衣服行李清偿馆费用。古人说：“床头黃金尽，壮士无颜色。”真是话不虚传！
　　我虽然有点零星收入，还可以按月付出膳食费用，没有受到老板正面的奚落，但是处境也并不比那些失学失业的青年好些。我看不惯那些趋炎附势、擅作威福的行为，因此，同老板发生过几次口角，同那些纨袴子弟们打过架，树立了不少仇敌。就这样在混乱中住了一年多！
　　一天夜晚，我又同老板吵了一架，觉得再住不下去了，就想设法迁居。我把那一天的新闻稿件写完已是午夜一时了，加上思想上的不安，蚊子和臭虫的侵袭，真疲乏极了，很想找一个安静一点的地方睡一觉。我想蛇山顶上没有人烟，那里或者没有蚊子和臭虫，至少比这个龌龊的小旅馆风凉一些，就悄悄地拿了一条卧单跑到蛇山顶上。
　　这里倒是凉风习习，寂静无声。我在一个多年不用的要塞炮台旁边的草地上，拣一块地方埋头睡下。心想：如果没有毒蛇和夜鬼来侵扰，这一睡必定要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不料刚刚入睡，脖子上好像针刺了一下似的，又痛又痒，用手一拍，打死了一个又长又大的蚁子，一会儿嗡嗡之声，越来越密，简直招架不了，这里的蚊子比旅馆里的蚊子厉害得多，不能再入睡了。一阵苦恼，便翻身爬了起来。
　　我在山顶上，一边缓步，一边极目四顾，武汉三镇的夜景，历历如画，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顿时把心中的烦闷，身上的疲乏冲洗尽了！汉阳兵工厂不断地向江面吐出火光，武昌纱布丝麻四局与第一纱厂的乌烟缭绕，相映成趣，京汉铁路与粤汉路隔江相望，龟山在前，洪山在后，不仅是形势天然，从工商业条件来说，真是中国内地唯一无二的一个生产城市。我在这里生活了六七年，总以为武汉是一个争名夺利的是非之地，罪恶的渊薮，一个堕落腐化龌龊不堪的城市，今天夜晚竟发现它有无比的美丽。心想，那些坏东西是人为的，如果有一个好的政府，有一种清明的政治，有一个好的市政建设计划，武汉三镇市民的幸福生活是有希望的！想到这里，精神兴奋起来，睡意全消。连忙拾起卧单，走下山来。
　　这时，报晓的更鸡齐鸣，街上已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了。路过龙王庙，忽然发现了奇迹。这个没有香火没有住持的破庙，向来是乞丐栖息之所，破烂与污秽是应有尽有的，我差不多有一个多月没有到这里来，这个破庙变样了：乱草铲平，瓦砾捡尽，庙门两厢虽然还是那样破烂，但是清静无哗，并没有一个乞丐。再看看庙门虚掩，左上方挂着一个崭新的招牌，上面写着：“启明化学工业社”，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信步走了进去。
　　里面仍是空旷破落，无大变动，正殿上仍然是龙王爷的塑像，神气十足，只有左廊下睡着两个人，远看似乎是两个乞丐，走拢去一看，原来是我的同班同学閤八士和陈治安。我把他俩叫醒了，他俩坐了起来很惊奇地问：
　　“你怎么来得这样早，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互相谈了别后的情况，才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毕业以后找不着工作，回不得家乡，流浪在武汉很久，才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钱，准备做点小本生意，因为不懂生意经，又改变方针，买了两套做粉笔的模型做粉笔卖。在抵制仇货运动中，各学校都联合不用日本货，中国商人很少做这种经营，即令有做出来的，也像石头一样硬，写不出字来。他们利用在学校里的一点化学知识与做手工的经验，来搞这种行业，做出成品不比日本货差，比中国商人做的好，更以抵制仇货，提倡国货，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之下，以学生的身份，亲自拿着粉笔到各学校商店推销，几乎把武汉各公立学校半年用的粉笔都包下来了，竟是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两三个月之间，除了吃喝成本，还净赚了二百多块钱。因此信心十足，满想大干一场。正好找着这个破庙，挂出那样一个招牌，还准备招股，扩大经营呢！
　　“我们已经开始制造油墨和浆糊了。” 閤八士有些兴奋又有些难为情地说。“当初我们不过是谋个饭碗罢了，想不到学政法的倒办起实业来了！”
　　我也苦笑了一下。心想这也是这个社会的古怪现象，一个人要存在下去，不得不在夹缝中去讨生活。
　　接着，他俩又告诉我，刚开始的时候，从买原料，制成成品，向各学校商店推销，都是他俩自己动手，照说成本低，应该利润大；但是由于在市场上没有信誉，各学校一贯都是用日本货，日本货一般地说比中国货好，所以制成的东西推销比较难，几乎赔了钱。五四运动以后，展开了抵制仇货运动，在学生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的支持之下，国货抬了头，他们半年多的积货在一个月当中便销售一空，还有很多学校、商店继续来定货。
　　閤说：“我们想从这一方面或可以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所在！你能够加入我们的活动吗？能出钱也好，能出力也好，就是不出钱不出力，能够出一个名作为启明化学工业社的发起人，在精神上支持我们也好！”
　　我说：“我也是一个迷途的羔羊，想奔赴光明，但不知哪里有光明，我当新闻记者也是为了生活，同你们做笔卖是一样的，就我所知道的，时中书局是失业的学生办的，利群书社也是失业的或者将要失业的学生办的，这都是不安于现状又找不着出路的一群，国家不管我们，社会不管我们，我们为了要活下去只好自己干起来，你们干吧！我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我给你们当股东没有钱，当学徒吗？那是八十岁学吹鼓手，一世无成。我对于这个世界气闷极了，我真想找一个终南捷径，来一个一拳打碎黃鹤楼，两足踢翻鸚鹉洲，象孙悟空大闹天宫那样来把这个世界改变一下，越快越好，我没有像你们那样的耐心，象苦行僧似的，搞这样的行业。人生几何？到甚么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清平世界啊！”
　　閤问道：“你的终南捷径是甚么呢？”
　　我说：“揭发社会的黑暗！”
　　閤问：“你的武器呢？”
　　我说：“一枝铁笔！”
　　閤问：“一个人一支笔能够起多大用呢？”
　　我说：“这就看事在人为了。总之，这个社会不改变是不行的。”
　　閤说：“你的看法太不现实，不过同利群书社那些朋友有些相同。”
　　我问：“他们如何做法呢？”
　　閤说：“那说起来话长，你最好是去访问一下，也是一个新闻材料。”
　　我说：“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我也知道几个，我以为他们同你们和时中书局是一样的，他们真有与你们不同之处吗？我真要去访问他们一下。”
　　閤说：“你要我们介绍吗？”
　　我说：“我是新闻记者，用不着要人介绍。”
　　閤说：“他们对你不会说实话的。”
　　我说：“等到需要你们介绍时我再来找你们。”
　　谈到这里我就准备要走，他们拿出一份启明化学工业社的组织大纲及招股章程给我，要我替他们作义务宣传，并要我同他们常来往。我接受了他们的委托之后，又对这个破庙里的四方八面端详了一番，倒也清洁宁静，比我住的那个小旅馆好得多，我马上灵机一动，问道：
　　“你们这里很宽敞，欢迎我住在你们这里吗？”
　　他俩同声说：“只要你不嫌这里破烂，我们很欢迎你来！不过我们的伙食吃得比较苦一点，一天吃两顿，每顿一菜一汤，差不多都是素食，我们是自已做饭，胃口倒也不错。”
　　我说：“我不会做饭，我也没有时间搞这些。”
　　閤说：“那没有问题，横竖我们是要吃饭的，用不着你动手。”
　　我当时笑说：今天可算不虚此行了！找着了一个比较安静的住处，又发现了一个利群书社的线索，今天就先搬家，再去访利群书社。分手之后，我就径直回到旅馆，同老板算了账，把一卷行李一个网篮搬到龙王庙，利用正殿上倒下来的一扇破门做铺板，虽然窄一点，长一点，不大好看，但是这里巷蝇不多，蚊子很少，没有一个臭虫，摊开了行李，很甜蜜地睡了三个钟点，赶去了长时间没有睡好的疲劳。吃了午饭，就辞别了两位朋友，去访问利群书社。
　　利群书社是开设在武昌橫街头的一个丁字路口上，门前和其他的商店一样，只是比其他商店简单朴素一点，店堂的正中间有一张象餐桌的长方形的台子，上面堆满了上海北京各处新出版的杂志报章，台上置一个一尺见方的白底黑字的牌子，正面写着“阅览台”，反面写着几行简单的阅览规则，无论何人都可以在那里阅览，不取阅览费。柜台里面安置两个又高又大的书架，书架上，疏疏落落地摆了一些书籍，也没有人守柜台，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买书卖书的交易却很少，挤了一大堆人，也看不出谁是主人，谁是顾客。
　　我在那里徘徊了半个钟点，找不着一个问话的人，一会儿书社的后室有两个不象工人打扮的青年，抬着一筐垃圾走了出来，我想这总是他们的伙计吧！我就拦着他俩问：
　　“谁是你们的管事的呀？”
　　他们答应说：“我们没有经常管事的人，只有轮流值班的，现在就是我们值班，你要买书报吗？”
　　我说：“我是新闻记者，我想采访贵书社的情况，替你们作一些宣传报道。”
　　他们笑说：“我们是甚么也没有，只有几个人，这个铺面是租的，贩卖的书报是卖了再给钱，我们是中华大学的走读生，借利群书社作一个宿舍，并可以得到阅览书报的方便，就是如此而已，我们没有可以值得宣传报道的东西，辜负了你的好意。”
　　说到这里，不等我再问便嘻嘻哈哈地走了。
　　我碰了个钉子，心想这里门坎真紧，可是也更引起了我对他们的好奇心，接着我就去访问了好几个与利群书社有关系的人：陈学渭、罗四维、林育南等，他们都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实话，仅仅说这是一个工读互助的团体。当时一些局外人也多以为他们不过是读书不成，生活不了，一个穷苦失业失学的一群青年的组织。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知道利群书社，是共存社的事业机构，共存社的发起人是恽代英。到这时我才算找到一些脉络。
　　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后，就在该校任中学部的主任，他是一个信仰无政府主义，而富于想象力的人。他不满意他的家庭，不满意他的学校，更不满意那种社会和国家。他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学问方面就有相当的造诣，颇有文名，他常在《东方杂志》和《大中华》杂志上写方章。他更善于词令，在教课和任何集会上，讲话很有热力，能吸引听众，所以在中华大学各部有相当威信。他因为不满意现状，想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创造一种接近现实的新的人生，他有四大戒律：不吃洒，不抽烟，不穿绸缎，不做官。有四大愿望：改造自己，改造家庭，改造社会，改造国家。有四大工作步骤：个人自修，朋友互助，由乡村教育发展新村运动，由文化运动来发动改革政治运动。后来以这种思想为中心，成立共存社。共存社的纲领，差不多是由他的四大戒律、四大愿望、四大工作步骤演绎出来的，利群书社就是共存社最初的一个事业机构，后来恽代英在黃陂、黃冈办过乡村教育；在重庆、泸州办过师范教育。他在四川任教时，不仅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教员，并且把共存社的社员带去当学生，萧楚女、林育南等都是共存社的主要成员。到一九二二年春，远东弱小民族会议的时候，共产党吸收林育南为武汉学生代表，共存社才与共产党发生联系，它的主要成员差不多都加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加入共产党后，共存社即宣告解散，这是后话。
　　在当时利群书社的组成人员一共也不过十几个至二十几个人，除萧楚女外，都是中华大学附中、一中、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差不多都是布衣布裳布鞋布袜，象一群清教徒似的，对人都是冷冰冰地叫人不可向迩。我想这也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不会成甚么大事，也没有兴趣去随随他们，仍然过着白日到处采访，夜晚埋头写稿的生活。
　　当时，武汉的报馆、通讯社很多，他们除有自已的记者外，也约请一些不拿薪水只拿稿费的特约记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两家报馆发给了我特约记者证，有了这两个证件，我就可以横冲直撞了。我采访新闻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各界联合会，是属于抵制仇货运动的报道；一个是湖北教育界，是揭发各学校的黑幕如贪污腐化那一类的报道；一个是通过鄂西的几个省议员对鄂西军政府（是蔡济民、唐克明、柏文蔚等反对北洋政府的武装组织）的一些报道。这在当时都是合乎时代潮流的新闻，可以刺伤日本帝国主义、卖国政府及军阀和学阀，因此采访的新闻很有市场。
　　有一天，我到省议会秘书长蔡养朴那里去采访新闻，因为他教过我几何代数，我们算是师生关系，虽然他不大喜欢我，可是他有责任接见新闻记者，发布应该发布的新闻，所以我常到他那里走动。那一天他把省议会无关重要的两个议案交给我作为新闻发布，并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你是我的学生，我不能不对你说直话，一个读书人去当新闻记者就是未路，这种行业不仅辛苦，而且危险，一句话或是一件事到了你们的口头笔下，都变成了嬉笑怒骂，总要刺激一些人，甚至骂得不成话，那谁还敢同你说实话呢，又有谁敢同你做朋友呢？截至现在就有不少的人怕你，把你的名字同‘报痞子’联在一起，我听着很为你难过，我劝你不要搞这一套，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
　　他说完之后，只顾抽他的水烟袋，不再看我。我受了这顿没头没脑的教训，颇不甘心，就说：
　　“自从毕业以后，我钻了不少的冷窟窿，坐了不少的冷板凳，谁也不理我，低首下心地去找了校长好几次，他给我在附小半个书记（支书记的半薪每月十余元）兼四点钟的课，虽然生活很苦，地位很低，我还是忍气吞声干了一个学期。八十串钱一年的乡村小学教员我也干了五十天，结果我同当地的豪绅及流氓地痞对骂了一阵，他们兴师动众要同我打架打官司，我被迫离开那个学校，逃到武昌来找学校的老师，谁也不支持我，接着又害了一场大病，逼得我好几次想跳江，真感到天地之大，无我立足之地，想下乡种田，无田可种，想披发入山，无山可入。在那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关头，在旅馆遇着一个新闻记者，他吹他当记者的一套混世法宝，启发了我，我才开始在各报投搞，经过了半月投搞的信用，才得到那两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这样才解决我的暂时生活问题。这一年多来，辛勤的采访，努力的写作，不造遥言，不说谎话，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至于刺激人不刺激人，骂人或不骂人的问题，我就没有去考虑。您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不过，天地间的事，正当不正当是人为的，如果一个坏人做了所谓正当的职业，那个职业就变成了作恶的工具，新闻记者在封建军阀统治的中国是不值一个大钱的，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新闻记者倒是受到国家法律的保障，社会的尊重。我倒不一定要干这种行业，因为要活下去，恐怕只有这种行业好干，因为这是凭自己的劳动来换生活，既不求人，又心安理得。”
　　我说到这里，他脸上作出极不愉快的表情，把他手上拿的水烟袋重重地往桌上一放，不声不响地跑进内室去了。这是撵我出门的表示，我也只好站了起来，不辞而去。
　　此后，我没有见过他。过了一个星期光景，有两个警察到龙王庙来调查我的情况并检查了我的网篮行李，那两个同学害怕了，要我搬家，报馆里同我比较接近的一个编辑告诉我说：湖北省警察厅通函各报取缔“雷”“鸣”记者的稿件，他劝我暂停写稿，或是把笔名改一下，看看风色。我想这是一个无抵抗的办法，我既没有做贼，又没有造反，为甚么要那样怕人呢？这是那些老家伙放的火，他们排斥异已，才搞出这个鬼把戏。可是我不写稿不能生活，写了人家不用也是枉然，为了不使报馆为难，只得又换了两个笔名。龙王庙的老板既然不敢留我，只好又搬到大关帝庙十二号去。
　　转眼到了冬天，抵制仇货运动已经到了尾声，可报道的消息极少，湖北教育黑幕的报道，不知政府与报馆之间是一种甚么默契，一概不采用，鄂西军政府的活动在冬防期间报馆也差不多不要。这样，稿件用得少，收入也相当减少，差不多不能维持生活了。武汉的天气，到了严冬，雨雪连绵，天寒地冻，那个破旅馆是纸糊的房子，到处是洞，寒风刺骨，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那时陈潭秋在武高毕业以后，也闲在这里。我们朝夕相处，唯以聊天消磨时光。闲得无聊，他也帮我采访、写稿。夜晚冷得难当的时候，就用报馆赠送的报纸作燃料来取暧。到了旧历年关，旅馆的客人都回家过年去了，陈潭秋约我一路回家过年，我本不想回家，但是在旅馆里也住不下去，各报馆一律放假五天，我只好同他在旧历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回到故乡。
　　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讨债的人川流不息。母亲看见游子远归，倒是欢天喜地，父亲却是气忿不平。他把一家穷困的责任都推在我同哥哥的头上，说我们兄弟不成才，带累父母弟妹受苦，每天要咒骂几顿。精神上的痛苦与在武汉的情况并没有两样。读着林黛玉的葬花词：“……一年三百六十日，冰霜刀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春去难寻觅，……”之句，真同感到流出泪来！我真不知道要如何杀出重围，冲破罗网，找到一个自由天地，光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