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一年

　　当时的农村也并不比城市安静.到处洋货充斥，一片萧条景象.落后的农业经济频于破产，农民生活贫困不堪，南北各省都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乡下人好辛苦，吃了年饭望端午”，这是说明农民一年只有两次吃肉的机会。农民一年的辛苦，只能生产一点粮食和棉花，而粮食棉花又受了舶来品的排挤，值不了几个大钱，加以贪官污吏的剥削，土豪劣绅的压榨，敲精剥髄，油尽灯枯，就是老百姓拿一点鸡蛋到集镇上去卖，如果遇着警察和衙役也要抽头，同到厘金上的喽啰，还要纳税。县太爷的衙役一年四季下乡，名义上是催钱粮拿匪盗，实际上是挨家挨户打抽风，每到一处先供吃喝，走的时候还要送路费，如果吃得不好或是路费送少了，来一下拍破鼻子打一个假的破头案，用抵抗公差，殴打公差的名义来耍无赖。他们每到一处，就是鸡厌不宁，人心浮动。在官府苛逼、胥吏勒索之下，农民真是永无喘息之日。健壮的农民便一个一个逃到城市里来，有的在码头上当苦力，有的到武汉、上海、天津、广州拉洋车，有的到工厂旁边做临时工和小工，有的做小贩，还有的成了乞丐。这样，农村里的生产力降低，城市的游民增多，工商业地区的劳动预备军扩大，社会也就更加动荡不安了。
　　农民的工作甚忙，生活极苦，一年四季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没有片刻的安闲，在播秧割谷与播种的时候，都是日以继夜两不见天的劳动，收获以后，稻谷交给地主，棉花卖给富人，自己还是一无所有，为了生活，仍然是两不见天地上山砍柴，下水摸虾。有时吃稀饭，有时吃青菜，有时吃树皮、草根，吃观音土。一九一九年前后，大江南北各省，连年闹旱灾虫灾，还有的地方遭水灾，官府有积谷，地主的粮仓里有二三年至五六年的陈谷不拿出出来救灾，河南陕西的农民吃观音土，四川贵州的农民吃树皮草根，因为消化不了，引起了很普遍的瘟疫，还饿死了不少的人，这些灾难是谁带来的呢？当然是那些地主豪绅、封建军阀。可是他们在灾后却装出一副假慈背的嘴脸，发出“人心不好”、“天灾难测”的叹气！他们发起“皇经功德”、“玉皇大蘸”，这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忏悔，并借这样的名义，向穷苦农民派钱捐款，请些游手好闲的和尚道士念经诵咒，自已则大吃大喝，贪污中饱，有的地方闹了十天半月，有的地方闹了一个月至一百天，穷苦的农民出了钱，出了力，还要早晚到所谓“经堂”、“佛殿”里礼佛忏悔，还要向那些地主豪绅打躬作揖，称他们是经主、斋主、蘸主、忏主，自己出了钱还称地主豪绅为施主，为善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黑暗，可想而知了。
　　一九二0年二月初，农村里开始春耕了，那个破落的家，没有我的容身之地，只好再回到武汉。
　　到了武昌，照例要到各报师友处走动一下。为了生活，不得不重操旧业，借了一点债，当了一件旧棉袄，暂时安排一下生活和工作。可是思想上总无法平静下来。
　　我在武汉居住多年，由于采访新闻的关系，足迹几遍大街小巷，深感这个城市藏污纳垢，丑恶不堪。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的飞扬跋扈，封建军阀的残忍狠毒，所听到的是劳苦大众的痛苦呻吟；任何一个有热血的人，静夜自思，无不忧心如焚。
　　当时汉口租界林立，一江两岸，一望都是外国人的兵舰。谁能相信这是中国的领土呢？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倒像是生活在外国一样。帝国主义的兵舰所在之处，在一定范围以内，不准中国人的船舶靠近它。就是过江的民船，也不准靠近日本兵舰，更不能靠日本租界登岸。外国人的舢板撞翻了中国人的民船是常有的事。兵舰上的官兵常常坐着舢板上岸，以采买菜蔬为名，撞入民房，调笑妇女，以至偷鸡摸狗，无所不为。人民的愤怒在卖国政府的压制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只好自认晦气！
　　租界的建筑比较汉口华界，那是有天堂地狱之分，但是租界内藏污纳垢，比起中国地界更肮脏更龌龊。无论是哪一国的租界内，都有赌场，有鸦片烟馆，有各种各样的中国娼妓或外国娼妓。日本租界的鸦片烟馆更多更贱，就是乡下来的流氓地痞以及游手好闲的城市平民，都可以进去吹躺一番。法租界的赌场规模宏大，为富商大贾与所谓高等华人出入之地，轮盘赌、四门摊、牌九、三十六门，有一块钱的孤丁可以赢得一百六十元的巨款，因此吸引了不少冒险家。不少豪门子弟、姨太太、小姐，在这里倾家荡产，堕落腐化，终至送掉性命。从赌场里发生出来的奸淫、拐骗、窃盗，以及谋财害命的事，更是司空见惯。英租界也不例外，也是烟、赌、娼应有尽有，不过表面上还是维持一种上流社会的风格，只有所谓高等华人才能出进罢了。
　　每个租界都俨如一个小国家，它有它的政府（工部局、巡捕房），有它的监狱，有它的武装（兵舰和武装巡捕），有它的法律。中国人如果在租界上违犯了它的法令规章，它可以照它管理航租界的一套国家机器来处理，中国政府不能过问，这就是它们在中国所享受的治外法权，租界上所用的巡捕，露骨地表示出殖民主义的特色，如日本租界的巡捕是朝鲜人，法租界的巡捕是越南人，英租界的巡捕是印度人。这些当巡捕的人，都是所谓“亡国贱民”，这些人都是它们选择来的忠实奴仆，一个个都是身强体壮，对于他们的主子是忠顺的，对于中国人就非常凶恶，他们主要的是管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以及在租界上的劳动平民。他们开口就骂，动手就打，有时候还要敲诈勒索：动不动就带到巡捕房关起来。殖民主义者对于它们的奴隶固然是极尽压迫的能事，而对于它们的奴隶侵犯中国平民的非法行为，还是极其其袒护的，谁遇上了这样的事，只有自认晦气，中国政府既不能保护这些受害的人民，租界当局更不管这些中国平民的死活。
　　此外，租界对中国人还有很多禁律：中国乞丐不准进入租界，中国武装官兵不准进入租界，租界上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禁止入内”的招牌，汉口沿江大马路的滨江那一方面有树荫密布，花草丛生，可供游览，但是中国人不仅不准在那里游览，就是在那里走路也不行，即令是所谓高等华人也必须是穿洋服着革履才能在那里行走，任何一个有钱有势的中国人，如果不穿洋服在那里经过，也要受到巡捕的干涉和侮辱。所以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对租界没有不痛恨的（到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时，工人和市民不顾英国兵舰的威胁，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
　　帝国主义国家在武汉的势力，除了兵舰与租界而外，具有文化侵略性质的书院和学校很多：武昌有英美两国主办的昙花林的文华书院（后改为华中大学），胭脂山下的博学书院，洪山北麓的捕文书院，还有圣三一学校，圣约瑟女校，都是规模宏大，气派不凡，所收的学生由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这些学校收费很重，穷人的子弟不敢问津，只有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子弟才能进去。这些学生都是养尊处优，穿洋服、吃大菜、读圣经。他们的课程主要是神学，其次是英文和法文，自然科学和中国的文史学科不过是点缀风景，具体而微了！此外还有天主堂，福音堂，青年会，密布在武汉三镇，日本人在汉口郊外还办了一个同文书院。所有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主办的学校教堂青年会，目的都是一样，第一步是以神道设教来麻醉中国的青年；第二步是培养出来一群传教士、买办、洋奴，作为奴化中国的骨干；第三步在那些洋学生中培植间谍，作为政治侵略军事侵略的内线。这些阴谋诡计，到五四运动以后，只要是有点政治觉悟的人，谁都认识到了，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教会学校与教会学校觉的学生，都存在一种轻视和鄙视的感觉。在任何一个教会学校的集会上，总有一个节目是某牧师或某传教士讲甚么“上帝教人行善，上帝引导你们的灵魂入天堂”，事实上恰恰相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在中国办学校传教，正是进行奴化中国青年，进行扩大它的殖民主义，想把中国人民埋葬到十八层地狱里。阴谋诡计与甜言蜜语，哪里能够掩住血淋淋的事实啊！
　　汉口是中国内地商业的中心，洋货的输入，土货的输出，行业甚多，交易频繁。从江汉路一直到桥口长达数里的河街与黃陂街，都是大小商店。他们对海关要纳进口税出口税，对征收局要纳营业税，对厘金局要纳百货厘金的运输税，关卡重叠，敲精剥髄，老百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此外对税务机关的大小喽罗还要送额外的贿赂，否则就交易不成，或者给制造一个瞒税漏税的罪名，轻则罚款，重则没收货物或者停止营业若干日以至关门。各税务机关除海关是外国人管理不买军警机关的帐以外，属于财政部门的税务机关还要买军警机关的帐：就是送贿赂和用私人。商人对军警方面要纳营业牌照捐、门牌捐、户籍捐、房捐、清洁捐、保安捐、消防捐，对收捐的员警也有一套陋规费，也就是贿赂。这些税和捐以及大小的贿赂的费用，商人就加在商品上，真正负担这些苛税杂捐的还是劳动人民。所以商人是政府和军警压榨的对象，商人也是政府和军警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
　　汉口又是个娼妓众多的地方。娼妓约有二三万人，管理娼妓的花捐局是一个肥缺，流氓政客趋之若骛。无论官娼私娼，都受到军警权要的保护，否则就不能营业。有很多政治上的阴谋，商业上的投机，都是在那里计划成交的。娼妓所在之地，即是赌博与鸦片烟发展的场所，烟、赌、娼的糜烂社会，是军人与警察栽培灌溉起来的，所以军警龟头娼妓有血肉相联的关系。
　　武汉的洪门哥老会，非常猖獗，与长江上游的袍哥棒老二，上海的青帮，同属一丘之貉。它们的范围广泛，组织严密，上到官府，下至里弄，都有它们的兄弟喽罗，据说无论青帮洪帮都讲交情义气，能为人济困扶危，在一些社会黑幕小说中，把那些帮会人物点缀得出神入化。但是我们的所见所闻，那些帮会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是罪大恶极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恶徒。王占元的汉口陆军稽查处长刘贵堂，就是一个著名的帮会人物，他除了为王占元缉捕爱国志土，杀害革命党人而外，并包赌包烟包娼包盗；还纵容他的部署，设置所谓架子楼，贩卖人口。在汉口各街各巷横行无忌的大摆队小摆队（流氓组织），都是他的喽罗，在洋船码头火车站上明抢暗偷的，也是他的兄弟。汉口陆军稽查处差不多是帮会的一个山头。直到蒋介石当权的时代，武汉行营侦缉处长（即陆军稽查处的后身）是长江双龙山的杨庆山。凡是帮会著名的人物如黃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等，没有一个不是为反动军阀当爪牙，作鹰犬，与进步的人士及善良的人民为敌的。
　　汉口是中国内地鸦片烟出口的枢纽。鸦片烟的产地主要的是川康滇黔，其次是甘陕，这是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政府也有一套禁烟禁毒的法令规章和组织机构，但都是虚有其名。事实上各省的督军省长，驻防的军队，关卡的员司以及大小军警人员，几乎无人不沾染烟毒。负地方行政责任的军警卫员长官包种鸦片烟，交通要地的军政人员包运鸦片烟，大小城市的文武官吏包售包吃鸦片烟。搞这种行业的商人，一定要上结权要，下联帮会，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否则也很容易出危险。各地的鸦片烟运到汉口，汉口的鸦片烟商设有神秘的宏大的鸦片烟栈，再由汉口转运到大江南北各口岸各城市。上海汉口各国航界内还设有提炼鸦片烟的吗啡制造厂，有的是中国人搞的，有的是外国人搞的；英国和日本向中国输出鸦片烟由来已久。汉口因为是鸦片烟输出的总枢纽，所以货多价廉，吸鸦片烟的人多，不仅各国航界上有鸦片烟馆，中国地界各大小旅馆中也有鸦片烟馆，就是汉口西北一带地区的贫民窟里，也有秘密的鸦片烟馆。鸦片烟的毒害泛滥到各阶层各个角落里，更加深了政治上的黑暗，社会上的腐败人民的贫困。
　　武汉三镇的人口总共不过百余万人，武昌约在十万人左右，汉阳约在五万人左右，汉口约在百万人左右，武昌汉阳是地大人稀，汉口是人稠地密，汉口租界上的卫生设备和社会秩序是另外一个天地，中国地界从江汉路到桥口，比武昌汉阳还要落后，河街黄陂街是商务最繁盛的地区，垃圾满地，乞丐成群。尤其是残废的乞丐，有没有脚的，有没有手的，有瞎子，有瘫子，有五官不正耳鼻脱落的麻疯病患者，有街头巷尾滚来滚去，叫嚣喧嚷，象蛆虫一般蠕动，使行人却步，不敢向迩。后城马路的人行道上，无论是春夏秋冬，都有无家可归的老少男女睡在那里。那些饥寒交迫的穷人，有的是失业工人，有的是破产的农民，有的是无依无靠的孤老，有的是无父无母的弃儿，风餐露宿，日晒雨淋，每到春天有春瘟，夏秋有霍乱，瘟疫暴发，死亡枕藉。武汉的瘟疫流行，一年不止一次，每次的死亡率很高。
　　我在这样的环境里冲来撞去，依然是找不到出路。其痛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来找我到江汉通讯社当编辑。这个通讯社是同乡的一个小政客在省议会的几个省议员支持之下办起来的，我当时也是饥不择食就答应了。通讯社的地址在汉口江汉路附近的一个里弄里。通讯社在出稿以前做了好几个宣传广告，真象煞有介事似的，其实里面只有一个社长一个编辑，一个厨师兼通讯员还兼油印工人，采访写稿编辑靠我一个人单干。社长租了一辆很漂亮的包车，每天晚上同那些腐败的官僚政客在三分里四成里的妓院里鬼混。我干了一个礼拜，才知道一些苗头，他们是督军兼省长王占元的走狗，省议会最反动的一群议员。那一年省议会要改选，这个通讯社是他们竞选活动的工具。如果我同他们同流合污地搞下去，那就变成了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了，我决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来干这样的勾当！
　　这天，我向社长正式提出不干了，他先甜言密语地留我，后来说要等他找着了人才能让我走，经过了好几次的争吵，我答就他干到月底，有人接替我也走，没有人接替我也走，好容易摆脱了他们的羁绊。
　　接着有一个同学又来找我，他也是好久没有职业的人，突然在日本租界了一栋房子，置了家具，也挂出一个“大江通讯社筹备处”的招牌，拉我入他们和伙，他倒很坦白地说：
　　“也是穷极无聊，本不会搞通讯社这样的行业，只是有个亲长是国会议员，他们要搞一个通讯社，准备下届竞选，要我替他们帮忙，现在是在筹备期间，到处拉人，我想你是一个老新闻记者，他们一定欢迎你，你愿意干吗？”
　　我就反把我在江汉通讯社的一段经过告诉了他，我说：
　　“我不愿当军阀官僚政客的走狗。”
　　他说：“据我所知，他们不是拥护王占元的人，他们是主张鄂人治鄂，将在省议会发动这种活动，在不反对王中元当督军的情形之下搞一个湖北人当省长，所以他们的活动不是同王占元有甚么直接的关系。”
　　我说：“那就是王占元的参谋长何佩瑢搞的。”
　　他说：“我也不完全清楚，恐怕同他有点关系吧。”
　　我说：“新玩意儿不少，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一点我们可以做而且能做的事，你把我们的关系不要同他们讲，将来这个通讯社的编辑你担当起来，我可以帮你的忙，你必须把他们当中的人和事告诉我，我可能替你们作点义务宣传。”
　　说完了我回到大关帝庙十二号仍营旧业。
　　五四运动的大半年以后，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在卖国政府压迫之下虽然沉寂一些，但是学生教职员和工商界不满意现状的情绪仍然没有消失，江浙各省已经发起了公民监督选举的活动，长江各省已经发现了学生选举监督团的组织。我同一个被王占元通缉有案住在法租界不敢出门一步的老国民党员熊晋槐商量了一下，我以学生、新闻记者的身份出面发起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在武昌湖北教育会招集了一个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筹备会，加上陈潭秋和其他几个朋友的奔走，几天功夫，联络了一些失学失业的学生和法政学校的学生。那一天到会的也有一二百人，会开得很好，通过了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的章程、宣言，选举了团长副团长，除当天到会的人都为发起人以外，并继续向各学校团征求发起人，正式宣告湖北公民选举监督团成立，分组办事，开会的记录和通过的文件送各报馆发表，看起来好象是声势浩大的样子，其实就是我们找了几个失学失业的人，开了这样的一个会，熊晋槐拿出十串钱，我们印发了传单宣言章程，分发到各报馆学校社团，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群众和组织。我们借此发一发牢骚，骂一骂人，为我们那些穷苦的青年一鸣不平而已，并没有希望在这方面搞出什么名堂来。但是给军阀官僚政客学阀们看起来有点惊异，因为他们是做贼心虚，又以江浙各省也有同样的活动在前，不便采取高压手段来禁止这种活动，他们也怕再搞出五四运动那样的局面来，所以他们就采取了“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态度。可见五四运动以后，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已经削弱了，人民正义的呼声可以得到社会的同情，舆论界的赞许，我们才有可能对于当时的所谓督军派、自治派、议会派、研究系、政学系以及国民党的那些官僚政客奔走豪门竞争选举的恶行，尽可能地揭发出来，虽然他们也向报馆里找过麻烦，凭借军警的势力进行取缔，但报馆里推说新闻记者是有闻必录，就是报道与事实不符的，当事人可以更正，新闻记者并没有甚么责任，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汉口有八家大报，都是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他们之间也是有矛盾的，我们当然也懂得行情，哪一方面的消息，适合于送到哪一家报馆发表，分途进行，无论是攻击哪一派的官僚政客，总有报馆把我们的报道发表出来。那几个月中，生意很好，收入较多，生活方面得到暂时的改善，拉近的人似乎也比以前多一点。
　　有一天，一个同乡的旧国会议员刚从上海回来，我去看他并采访新闻。他是同刘伯垂由广东经过上海才回到武汉的，见我干这一行，就劝我帮刘伯垂办报，或是办杂志，我当时未置可否，不想过了一个多星期，刘伯垂真来找我了。
　　刘伯垂名芬，是湖北鄂城人，清末留学日本，在早稻田法科毕业，他在少年时曾从章太炎学过文字学，也跟陈独秀学过声韵学，是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就当律师，一九一八年前后，广东军政府时代曾在广东做过高等审判厅厅长，他原信仰无政府主义。一九二0年秋，他在广东辞官北返路过上海，与陈独秀会谈过几次，陈独秀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并派他回武汉发展组织。刘伯垂回到武汉以后即开始物色同志，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约在一九二0年九月中旬，刘伯垂到大关帝庙十二号来看我并带来陈独秀给我的一封信，我们谈了很久，吸收我参加了党。不久，他便和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创立了中共武汉临时支部。
　　支部第一次会议是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的寓内举行的。在这次会议中，阅读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刘伯垂报告了中共成立的经过和组织体系，最后选出支部书记，并决定租定武昌山前多公柌五号为机关部，刘伯垂的律师事务所的招牌也挂在这里。他从上海带来了很多小册子，多半是《新青年》杂志社了出版的，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浅说》、临时中央主办的《共产党》月刊、考茨基著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著的《经济学说》，还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小册子是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品。我们当时感到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读得太少，对苏俄的情况也知道不多，主要的时间放在读书上面。每一星期支部要开一次会，开会时就由这几个人轮流做读书报告。照临时中央的规定，发起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公开的，发起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半公开的。青年团同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各地的青年团建立互相通报的关系。在那个草创的时期，虽然工作没有展开，也算是粗具规模了。
　　我在旧社会里是个无依无靠、孤苦零丁的人。从学校出来，过了两年多的流浪生活，好象是水上的浮萍，大海的飘舟，不知向哪里去抵一个安身立命之所，经过了转弯抺角，才走上了这样的一条路，我认识了我的前途，增加了我的力量，我再不是一个孤苦零丁的人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一个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