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端

　　在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我差不多是一只野马，思想没有一定的体系，言论行动没有一定的范围。对人处事全凭热情，因此，有人讨厌我，也有人愿意同我做朋友。但就是这些朋友也免不了常和我争吵打架，因为我是过于感情用事。陈潭秋与我相识最早，他常呼我为“暴徒”，刘伯垂常戏称我是“感情动物”；我自以为这都是生活细节，并不放在心上。
　　共产党在当时是一个绝对秘密的党，有一套保密的规定，因此入党以后，我不敢感情用事，随随便便。从前是幻想得多工作得少，后来是幻想得少做得多了。当时我们的党并没有提出思想改造的问题，但是一个人如果投入阶级斗争，就不能不经受思想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不能不有所改变，去适应革命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我加入党以后的第一个改变。
　　当时武汉的知识界人士比起北京、上海、广州各地是落后得多，因为落后，同志就少；同志少了，工作面自然就窄，因此敌人也就不多。不是没有敌人，而是我们没有被敌人发现。或是我们警惕不高，不把敌人在眼里。如党在武昌建立的第一个工作部，设在山前多公祠五号，就在湖北省警察厅紧隔壁。我们在那里集会，作各种宣传、组织的活动，差不多是如入无人之境。真正的秘密工作还是在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经受了血的教训才学会的。至于封建势力，如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头儿，虽然仇视新文化，但并不知道我们是属于新文化当中的哪一家，更不知道有何历害，大了不得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指责我们是甚么“离经叛道”，“有过激嫌疑”，如此而已。别的倒也不来妨碍我们。不过他们这些指责、中伤，对我们的工作客观上却也起了某种推动作用。因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般青年学生思想中，多厌恶旧的东西，喜欢新的东西，那些老师宿儒最看不起的人或是骂得最毒的人，就是那些青年学生最喜欢接近的人；有好多青年在课堂上听着那些老先生的咒骂，引起了好奇心，便转弯抺角来找我们谈家庭问题，谈婚姻问题，谈社会问题，谈伦理道德问题；终于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就吸收他们加入青年团或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妇女读书会。如果没有两湖经心系的那些老先生的“宣传”，工作还可能发展得不那样快呢！
　　当时党组织的活动对象，主要是学生。学生有要求婚姻自由的问题，尤其是女学生，在父母包办的婚姻制度之下，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天罗地网，党组织不仅支持这种要求，还帮助他们离婚或逃婚。这样的事虽然只做过两三件，但在学生中却是一传十，十传百，影响遍及各校，都说《新青年》杂志派的人是自由天使。其次，学生要求升学，有很多穷苦学生中学毕了业怕考不上大学，即令考上了又没有钱交学费，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半工半读，或是介绍他们到莫斯科去免费留学；虽然这样的事也做得不多，但是只要做了一两件，这就给那些穷苦的学生带来了希望，使广大的青年学生发生了向心力的作用。再其次，是学生在学校毕了业或是半途废学，党组织便帮助他们在学校或是报馆搞一点工作，或是介绍他们到上海广州工作，无论成功或不成功，这种热情帮助是很容易容易使人理解的。党组织通过这些方法联系群众，帮助一些穷苦的学生，树立了威信。
　　在那很短的一个时间中，还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作用，把革命的影响散布到各学校里。此外，又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吸收了武汉中学、第一师范、外国语学校、旅鄂湖南中学，及武高的一些学生为团员，虽然一共不过二十来人，但是这些人在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代都成立主要的革命干部。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这在党纲草案中已经规定下来了。照说党应该向工人运动方面投下相当大的力量，换名话说，应刻是以工人运动为工作重点。但是在武汉支部初期，党对工人运动是比较陌生的，同志中只有郑凯卿一个人是工人出身，而且他失业很久，才在昙花林文华书院找着一个校工的工作，跟工厂也没有甚么联系.他在文华书院工作很忙，工资很少，为了生活，又不能抛弃那个工作，来搞工人运动.即令可以为他的生活想出办法，也很难叫他一锄头挖一个井，把武汉的工人组织起来。支部经过好几次的讨论，拟定了一个武汉工人运动的计划，决定先从调查入手。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武汉各工厂工人的分布和工资、男工女工童工的状况作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送到《新青年》杂志发表。除此以外，工人运动计划差不多是纸上谈兵了。实际上除了郑凯卿外，同志们没有接触到任何一个工人。为了商量如何去接触工人，如何去组织工人的问题，支部开了好几次的工作会议，还没有得出结论。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劳资冲突，也发生一些各种各样、规模大小不同的罢工运动；但是这些都是属于经济意义的多，属于政治意义的斗争少。就是说，工人阶级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统治之下，活不下去了，自发起来和资本家做斗争。
　　这种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才有了根本的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劳动运动计划”。
　　它的主要内容是：（一）组织起来：包括劳动组合的方式方法问题。（二）经济斗争：包括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及工人的福利问题。（三）政治斗争：包括工人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问题。这个计划就成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了。
　　接着在八月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上海宣告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共中央为实现劳动运动计划，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工作部。并且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开始时，是先就小沙渡纺织工厂附近恢复了停办很久的工人补习学校，其次就以浦东一带的烟草工人和纺织工人，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各印刷工厂的印刷工人为工作对象。不过工作的开始，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的。
　　上海的各种企业：第一，多半属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经营或间接投资，各工厂工场中都有洋大人的暗探活动与工厂把头严密的监督和无情的压迫，工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限制，我们要接近工人，就比较困难。第二，各工厂工场中，都有地方性帮口，如广东帮、山东帮、江南帮、湖北帮之类。工人大多在帮。那时我已到了上海。我们本来就很难接近工人，就是接近了这一帮，就更难接近那一帮，这也是一个困难。第三，在上海各工厂、工场、码头、公共场所以及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有青帮、洪帮的组织活动，尤其是青帮，是上海的地头蛇，大而言之如公司企业工厂工场，小而言之如里弄摊贩，如果没有青帮的关系，必然动辄得咎，一事无成。
　　这三个难关，摆在工作前面。我们也认识到：第一个难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不把帝国主义打垮，或是把他们赶走，第一个难关就冲不破。要冲破这一关，只有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组织起来，准备力量，同这一伙强大的敌人战斗到底。第二个难关与第三个难关，是封建社会形成的恶劣势力，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对于第二个难关的对策，是先找出各工厂的各帮的领袖人物，同他们交朋友，讲义气，先调和帮口与帮口的冲突，再进行“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阶级教育。这样做虽然说收效慢一点，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解决了帮口与帮口之间的矛盾问题。对于第三个难关：我们开过好几次会，不容易得出一个适当的办法来克服这个困难，最后我们决定把几个同志设法加入青帮或洪帮；但是在当时我们同志都是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一套，下台来写一套，倒还有人；如果要到青帮里去拜老头子，到洪帮里做小兄弟，先要低首下心去学他们的清规戒律，然后再转弯抹角，开展工作，那真是谁也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那个门路。
　　过了不久，李启汉在工人补习学校里认识了一个纺织工人，她是一个在帮的人，她同李启汉处得很好；由她的引荐，李启汉就拜了她的师父，加入了青帮。李启汉加入了青帮以后，由小沙渡纺织工厂辗转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纺织厂至浦东的烟草工厂，都发生了联系，工作这才逐渐发展起来。在上海的广大工人群众中扎下了根基。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除了在上海把工作作了初步的部署而外，计划在全国各地建立工作机构，使中国工人运动在各大城市、各产业集中地区得到平衡的发展，决定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之下，设三个支部。南方支部设在广洲，北方支部设在北京，长江支部设在武汉。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前后这三个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了。接着在南方发生海员罢工运动。在武汉发生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的同盟罢工运动，在北方发生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个不同类型的罢工运动，最初虽然是自发的罢工斗争，但是南方支部参加了海员罢工运动；长江支部参加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运动；北方支部会同长江支部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运动。这三次罢工运动，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导后，罢工运动的性质不同了，不仅仅是自发的经济斗争了，而带了政治的要求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参加了陇海铁路的罢工活动，就同京汉铁路郑洲以南的各段工人发生联系，于是开始把京汉铁路工人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