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前

　　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以后，长江支部即自南而北发展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同时进行京汉铁路工会的筹备工作。本来俱乐部就是工会的雏形，不过有了俱乐部，不等于
　　有了工会。但要建立工会还存在着不少的困难：第一，在反动统治之下，工人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法律上也没有工会法；江岸工人俱乐部的成立，虽然是公开的活动，那是在复杂错综的环境之下，偶然发生的，并不等于工人已经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上工人的组织，军警可以随时予以武力干涉或解散，所以工人的集会结社问题，是当时的一个重大政治斗争。第二，工人本身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封建意识形成的帮口作用，严重地影响了工人的团结。京汉铁路是这样，其他各条铁路也是这样，这一问题如果得不着适当的解决，组织工会几乎是不可能的。
　　经过反复的商量研究，党决定把第一个问题作为政治问题，从实际斗争中来解决。一切公开宣传，都拿一九二一年吴佩孚“保护劳工”的通电作根据（这个通电是李大钊和吴佩孚在洛阳会谈之后，由吴佩孚发表的）；工会的组织活动则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第一步是联络各帮的领袖人物，调和各帮口的冲突。第二步是进行“工人无祖国”的阶级教育，来团结工人，瓦解帮口。在这方面，项德龙在京汉铁路郑州以南各站各厂，尽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同各站各厂的负责工人和活动分子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北京政府的内务总长，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交通总长）、白坚武（吴佩孚的参谋长）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后在湖北牺牲）、安体诚（后在上海牺牲）、陈为人（后病故）、何孟雄（后在上海牺牲）和包一宇（后脱党）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交通部根据当时的工作条件，分配张昆弟在津浦路工作，何孟雄在京绥路工作，安体诚在京奉路工作，陈为人在正太路工作，包一宇在京汉路工作。
　　为了不暴露身份，他们当时都用的化名。在那种军阀官僚政治的场合里，他们的地位不高，自然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只要在铁路上能够进行工作，也就够了。在交通部里，他们是守口如瓶，不同任何人扯关系。而高恩洪却希望他们多多为之效劳。高以总长之尊，常常召见他们，有时甚至还用电话约他们到高家里，询问铁路上的情况。当然他特别注意的是交通系的人物和活动。可是他们并不能完全满足高的要求。
　　有一次，包正在总长室同高恩洪谈话，次长劳之常进来，高恩洪对他介绍说：这位先生是蔡孑民先生介绍来帮忙的。可知李大钊是扯蔡孑民先生的关系，把他们介绍到交通部的。
　　当时他们常向李大钊汇报交通部的情况。李大钊要他们搞好同周围的人的关系，最好多拉些人作掩护，免得孤立。那时育才科新来了一个科长，名叫黄统，是吴佩孚交用的人。李大钊曾和他在日本同过学。因此特别要他们同黃统密切联系。后来发生了“二七”工潮，他们五个人以鼓动工潮的嫌疑被撤职。此时高恩洪去职，吴毓麟继任交通总长，欲置他们五人于法网，倒是黄统多方解释，始得免予根究，这时，他们才了解李大钊同志当初的用心。
　　他们在交通部任职约有十一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铁路上，各路各站各厂差不多都跑遍了，走熟了，工人俱乐部的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了。陇海铁路是由李震瀛负责，工作重点是开封与洛阳。他因为不是交通部的职员，往来全路各处是受到一些限制。据说，他在洛阳曾见过白坚武，并见过吴佩孚。他对上层的联系，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不过陇海铁路工人俱乐部的面貌，始终是维持员工俱乐部的状态。在“二七”工潮中，李震瀛曾在京汉铁路工作过，以后即不知所终了。
　　自江岸工人俱乐部与郑州工人俱乐部相继成立以后，接着江岸以北的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各站的工人俱乐部也陆续成立。长辛店的工人俱乐部于同年四月间成立，其余郑州以北，长辛店以南的各站，如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各站也在发动组织。一九二二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在郑州又召集了一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议。会议一共开了三天，决定了总工会筹备会的负责人：杨德甫为委员长，淩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吴汝明为副总干事，共计全路十五个大站，每站有筹备委员一人。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章程草案，分给各筹务委员带到各厂站征集全路工人的意见。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规模大备，各厂站的工会组织工作，由项德龙、吴汝明分别负责，全路的工人，对于工会的组织活动，非常热心，形成了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工会的高潮。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全路工人较多的车站：江岸、广水、信阳、驻马店、郾城、许昌、郑州、新乡、彰德、顺德、正定、保定、高碑店、琉璃河、长辛店、北京等十六个站口，都成立了工会，其他各较小的站口，也组织了工会小组或工会委员会，工人的组织，已经是普遍到全路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底工会筹备委员会在江岸举行会议，决定于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的地点决定在全路的中心站郑州，所以成立大会决定在郑州举行，事前对全国各兄弟工会发出请柬数十起，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招牌于一月中旬即挂起来了，一月下旬总工会已经开始办公，这些情况，事前已由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报告京汉铁路管理局，得到该局同意，并答应开会时郑州以南的代表准由江岸挂专车到郑州接送，郑州以北的代表由路局发给来回免票，一切安排好了，全路工人欢欢鼓舞。然而，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场激战也就由此开始了
　　原来就在这时候，吴佩孚的后台老板英帝国主义正在幕后阴谋策动。它是有政治经验的，长江一代又是它的势力范围，工人一组织起来就不得了，因此就指使军阀吴佩孚无论如何要把工人镇压下去。一月二十八日下午，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武装警察多人到总工会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工会方面以事前既已得到京汉铁路管理局的同意，或可以得到转圜的余地，故不为所动。二十九日吴佩孚又电令郑州驻军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工会活动，切实监视，不准工人举行集会。事态已经是一步逼一步，总工会就不能置之不理。李震瀛当时也在郑州，他同吴佩孚见过几次面，他说:
　　“吴佩孚的事好办，只要同他见了面，我们的态度软一点，他会迁就我们的;我们派几个代表到洛阳去一趟。或有转圜的希望。”
　　这个办法固然不妙，但是目前已闹成了僵持的状态，也只好用这个办法去试一试，或可以打开僵局。于是就推定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等五个人为代表到洛阳去见吴佩孚。
　　这五个代表从郑州到洛阳时，郑州的军警当局即把代表的姓名和行踪电告了吴佩孚，所以他们刚抵洛阳车站，就有吴佩孚的巡阅使署副官在车站上相候，很快地吴佩孚就接见了他们。吴佩孚装出一副尊严的面孔对他们说：
　　“京汉铁路的员工，都是我的部属，难道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一向是视部属如子弟的吗？只要与你们有好处的事，我哪一样不同意呢？现在民气是太嚣张了，北京的学生打了教育部，据报还有人要推翻黎大总统，我是军人，我有保卫国家维持治安的责任，我不准在我的防地内有任何骚乱，你们把各处的人都邀集到郑州开会，你们能保证这些人中没有坏人吗？我已下了命令不准开会，我还能够收回成命吗？军令如山，你们不知道吗？我准你们成立工会，就是不准你们开甚么成立大会，免得动摇人心，招致叛乱。”
　　说到这里，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相继都说了话，虽然话说得很和平委婉，骨子里面还是很硬，主要的内容是：（一）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二）根据你的政治主张，“劳动立法，保护劳工”的通电是你发的，不能出尔又反尔。（三）大会筹备很久，京汉铁路管理局已经同意，各地的代表大部分已到达郑州，已成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
　　吴佩孚的那些“约法”和政治主张，原是骗人的，现在英国人又给他上了一课，他哪里还去管那“约法”和“主张”，便说道：
　　“这些道理我还不懂吗？你们不能不顾及我的威信，我的话已经说尽了，你们若说一定非开会不可的话，那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吴佩孚冷笑数声，起身走了。杨德甫等退出来，即匆忙回到郑州，向总工会汇报情况。
　　在大家会商之下，意见颇不一致。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吴佩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承认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工会，在这一点，工人是胜利了。既然是合法的，工会成立大会就不能说不是合法的。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敷衍吴佩孚的面子起见，成立大会的方式可以改变：节目少一点，时间短一点，早开早散，尽可能避免同军警冲突。这是杨德甫的主张，有不少的人赞成。第二种看法，认为他既准我们成立工会，又不准我们开总工会的成立大会，这种做法岂不自相矛盾？会期已经到了，交涉还没有办好，我们可以改期开会，或是展缓一二天开会，再派代表分赴各方面请愿，同时也派代表再同吴佩孚交涉。这是凌楚藩的主张，也有一些人赞成。第三种看法，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已，求得解决，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靳云鹗、赵继贤、冯沄、黃殿辰以及大小员司都是压迫我们的人，都是我们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我们成立工会都要得到他们的批准，以后还都要乖乖地听他们的话，那末我们的工会就没有作用了。这是项德龙的意见，他并且大声疾呼地说：
　　“我以为今天要考虑我们自己的决心和估计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有决心有力量，工会的招牌已经挂出了很久，事实上工会是已经成立了，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甚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如果不这样，我们就把工会的招牌摘下来，大家散摊，不就完了吗？”
　　项德龙说到这里更加激动，眼圈红了，双手发抖，几乎掉下泪来，大家很受感动。接着，吴汝明、李震瀛也说了话，同意项德龙的意见。各地来参加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大部分也参加了这次会谈，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主任秘书林育南、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汉口香烟厂工会代表等都讲了话；尤其是施洋的讲话，声色俱厉，更为动人。最后他喊出“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无产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在会场的代表和在那里听消息的工人，都不知不觉地跟着施洋喊这两个口号！忿怒的声音震动了屋瓦。工人斗争的情绪顿时高涨起来，遂一致决定不问成败利钝，准在二月一日照原定计划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截至一月三十一日晚，全国各地工会代表来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计有武汉工团联合会、汉治萍总工会、汉阳兵工厂工会、汉冶萍驳轮工会、汉口人力车工人工会、汉口英国香烟厂工会、扬子铁厂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及各段分会、武汉机器工会、缝纫工会、鄂直豫蛋厂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建筑工会等三十多个工人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武汉学生联合会的男女学生代表及新闻记者三十余人。各铁路方面的代表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各段各厂的代表共六十余人。京汉铁路十六个分会的代表共计六十五人。还有各小站分属各分会的工会小组及工会委员会的代表一共数十人。大部分的代表住在郑州市中心区的五洲大旅馆。因为总工会是租的一栋民房办公，地点不够宽大，所以把工会会场布置在市中心区的花地岗五庆里一个戏园——普乐园里，工人们欢天喜地，准备迎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拂晓，郑州全城内外军警当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沿街排列武装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工会方面早有精神准备：吴佩孚、赵继贤、黄殿辰的臭威风都见过了，大了不得不过是禁止工会开成立大会，工人组织工会是根据约法，军警凭甚么禁止工人开会呢？这个简单的概念，工人差不多都知道，所以工人都是理直气壮，估计军警当局把工会是无可如何的。
　　普乐园的会场，工会知道已被军警查封了，大家都认为封条不过是白纸写的黑字，并不是钢筋水泥的堡垒。到上午十点钟，住在五洲大旅馆的各地代表捧着对联、匾额、银盾各项礼物向普乐园进发；铁路总工会的委员及全郑州的工友都是从容不迫地向普乐园走来。两路人马汇集在普乐园门口，对着封闭了的大门一声吆喝，三拳两足，破门而入，主席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大家还没有坐稳。军警的大队人马闯进了会场。警察局长黄殿辰一马当先，跑上主席台对大家说：
　　“奉巡帅令：禁止你们开会，限你们五分钟内自行解散，有反抗的以军法从事。”
　　主席和几个工会的委员围着黄殿辰理论。台下便呼起口号：“维持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一呼百诺，声震屋瓦。军警虽然装出弓上弦刀出鞘的样子，究竟还不敢开枪。这说明吴佩孚当时对工会的手段是着重在威迫利诱，还不敢以屠杀的手段来实行镇压。
　　象这样牛皮糖的状态，相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几乎是每一个工人，都在军警监视之下。我们只得决定暂时宣布散会，再想第二步办法。
　　主席宣布散会以后，工人即分途夺门而出，总工会的匾额、对联、银盾都被军警捣毁净尽。各代表回到旅馆，旅馆里住满了军警，跑到菜馆里，菜馆里也是住满了军警，到总工会，也是挤满了军警，这就是吴佩孚对工会坚壁清野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