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的战斗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就这样流产了，各委员、各地代表以及郑州各厂处的工人都被军警围困住了。总工会遂决定改变斗争的办法向敌人反击。（一）把总工会移到江岸办公。（二）准备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三）确定罢工运动的负责人，推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德龙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明、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各处分会由各分会执行委员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四）重新改组工人纠察队，执行罢工的纪律。（五）罢工命令由彭占元、马定清、刘文松及其他火车司机负责传达。各地代表各自设法回各自的岗位，对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作实力援助。这个办法分途秘密通传以后，次晨各地代表都相继离开了郑州。郑州总工会于二月二日黎明被军警查封了。
　　至此，全路的工人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情绪激增，工人的团结力量高涨，就是一向对吴佩孚存着幻想的工人如杨德甫之流，也看穿了吴佩孚的狰狞面貌，这就是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创造了条件。
　　总同盟罢工的五项办法，是在郑州先由党内同志会商决定之后，由项德龙同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等提出来的，他们都同意了，才秘密传达给各分会的负责人，这就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动员总同盟罢工的第一道命令，时间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前后，地点在郑州车站。
　　郑州军警封闭了工会，驱逐走了各地的工会代表，吴佩孚自以为京汉铁路的工潮，镇压下去了，对全路各处，并无警戒部署，这就给我们进行罢工运动以有利的机会。武汉工团联合会的各工会代表到达汉口以后，当夜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支持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并发动学生、工、商团体，一致声援，星夜分电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同仇敌忾，以示坚决支援。江岸工会代表们回到江岸以后，即在工会集会。总工会决定于三日起在江岸分会开始办公，并决定命令各分会于二月三日开始总同盟罢工运动，罢工命令由三日早班北上快车的司机和加油工人分别送达。同时发出罢工宣言，并分别向北京政府国务院及交通部提出罢工的要求如下，
　　（一）要求交通部撤换播弄是非的京汉铁路管理局局长赵继贤、南段局长冯沄。要求吴佩孚、靳云鹗撤换破坏工会蹂躏工人的郑州警查局长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损失费六千元。
　　（三）二月一日在郑州被军警扣留的各项匾额、对联、银盾等礼物，要求地方当局用军乐队送还工会，所有占据郑州工会的军队立即撤退，并将工会设备恢复原状，郑州军警当局向工会道歉。
　　（四）要求星期日工人轮流休假，工资照发。
　　（五）要求农历年关轮流放假一星期，工资照发。
　　以上要求，若不达到圆满目的，全路工人，誓死决不上工。
　　罢工的部署既定，罢工宣言，罢工要求等项文件于三日早晨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名义，分别送由邮电局及武汉各报发表，到二月四日上午八时前后，正式罢工命令即已普遍分送到各分会。上午九时起，各站各厂即实行罢工，至下午一时，全路车辆停止净尽，无论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顿。总工会发出“敬告旅客传单”，“敬告京汉路员司的通告”，说明京汉铁路工会筹备的经过，及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被封闭的情形。
　　在罢工期间，维持秩序工作，由工会纠察队担任。在工人俱乐部时期，即已开始组织工人纠察队，在各分会成立时，才正式编制起来，最初的任务是调查登记会员，征收会费，排解工人与工人间的纠纷。罢工令下，工人纠察队重行编组，改名为工人纠察团，它的任务就是维持秩序，防止任何人对罢工运动的破坏活动，执行罢工纪律，就成为罢工委员会的警卫部队。各纠察团设团长一人，副团长一人至二人。江岸工会与总工会是一体，纠察团组织比较健全，团长是罗海澄、副团长是曾玉良、姜绍基。罗海澄不细致，也不识字，曾玉良是个老好人，姜绍基是个小滑头，各人都有各人的缺点，所以把他们置于罢工委员会之下，受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的指挥调遣。在罢工期间，他们做了很多工作。
　　罢工的重心在江岸，支援罢工运动最力的是武汉各工团，由各工团的活动，发展到报馆和学校，各家报纸在四日下午，即为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出号外，各学校在我们党的发动下，组织了京汉铁路罢工运动的慰问队，每日从数十人至数百人，络绎不绝，把一个刘家庙的小集镇，形成了一个闹市，这样就把罢工运动的声势壮大了，政治意义提高了。
　　关于组织学生和妇女到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慰问的工作，党的方面是陈潭秋负责，团的方面也有几个同志负责，在运动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月五日，从早到晚，各学校团体妇女的慰问队逐渐增多，各学校并准备发动同盟罢课，各工厂也正在酝酿同盟罢工来支援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这样就使湖北督军萧耀南，汉口镇守使杜锡钧，京汉铁路管理局长赵继贤、冯沄等不能不重视京汉铁路的罢工运动了。
　　这些反动头子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发动了两种攻势:一种是由京汉铁路管理局派出代表二人到江岸工会商量复工的条件，经过几次的会谈，他们答应只要工会命令全路立即复工，罢工的要求属于路局职权范围以内的，都可以同意。路局职权范围以外的可以分别转呈交通部及巡阅使署核办。但是他们却禁止工人开工会成立大会与封闭郑州工会的问题，推说完全不知道。总工会方面答应只要路局能保证立即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启封，准工会另行定期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赔偿损失；其余的条件可以复工后商量。当然敌人出面谈判，只是一种和平攻势，瓦解罢工运动，争取舆论同情，并无诚意。但杨德甫及其他比较软弱的人就认为这是路局的好意，谈判复工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敌人的阴谋毫无加戒备了。
　　敌人另一种攻势是由萧耀南派督军署参谋长张厚庵[1]会同汉口镇守使署到江岸工会提出两个条件：(一)工人无条件复工。(二)交出总工会负责人杨德甫等五人。其余被胁从的工人一概不究。这样的条件当然唬不倒已锻炼的工人，遭到工会强硬的拒绝。
　　张厚庵当即指挥武装部队占驻工厂，监视工会的活动，迫令大智门车站卖票，并在工人家里捉去了火车头上的司机二人，强迫开车。事为总工会所闻，马上派纠察团率领工友约千余人，包围军警，将两个司机抢回，工人与军警发生格斗，同时军警也将纠察团的工人捉去五个，再向工会交涉，以五个纠察团的工人换取两个司机；工会再派人到扶轮学校张厚庵临时指挥所交涉。他们知道工会的团结力量相当大，不是马马虎虎威胁得了的；就是捉去两个司机，也不可能叫全路复工，扣留几个工人也不能解决问题，遂转变态度，将五个纠察团的工人释放，并约定第二天工会派出实际负责的人同他切实会商复工的办法。
　　时间已经很晚，张厚庵走了。监视工会的武装部队是张厚庵的卫队，也随他走了，但是进驻工人和车站的武装士兵并没有撤退，为数虽然不多，对工人总是一种压力，工人愤慨的情绪更为高涨。
　　这一天，总工会发行《罢工月刊》创刊号。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出“援助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同盟罢工的紧急宣言”。
　　二月六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江岸举行群众游行示威大会，除江岸全体工人而外，有武汉各式工团各学校组织的慰问队，总共约有一万四五千人，首先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报告罢工的情形，并对各工团各学校大力支援，热情慰问，表示感谢。接着各工团各学校代表演说，其中有武汉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施洋，汉冶萍总工会的代表许白昊，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林育南，以及烟厂工会的代表，学联会的代表，各报的新闻记者等。尤其是施洋的演说，慷慨激昂，更博得群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下午三时，宣布散会，群众结队在江岸车站绕行一周，盘踞刘家庙的少数武装兵士也受到感动，对游行群众毫不留难，事实上在群众的威力之下，少数武装士兵也不可能有留难的举动。
　　游行示威的群众经过日租界、法租界、英租界到一码头，沿路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阶级胜利万岁！”在游行示威时，群众手执白旗，旗上写着援助罢工的各种各样的标语。工人纠察团手执红旗，旗上写着：“维持秩序”“执行罢工的纪律”的标语，步伐整齐，秩序良好。
　　当天夜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出“致全国各铁路工友书”，呼吁经济支援与实力支援。
　　罢工运动，已经经过四天了，反动统治的军政当局，尚无丝毫接受工人罢工要求的迹象，张厚庵原约定六日再来谈判，亦不见来，也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工人的团结很紧密，外面各工人团体，各学校和社团援助接踵而至。罢工运动以疾风暴雨之势，震撼着这个黑云弥漫的武汉和京汉铁路全线！

[1] 过去一般书刊均误记为张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