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次写信给你后，我就到伍德斯托克演讲去了。那是件有趣的事情。伍德斯托克是个艺术家聚居区。大约180位作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和戏剧界人士住在一片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他们各有一套小木屋，有点象我在奥贾伊的那种。春天，他们到那里去，一直住到寒冷把他们赶走。但是，彼此来往需要一辆汽车，因为他们都分散住在山上和山谷里。我在哈罗德·鲁格（Harold Rugg）博士家做客……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一位非常有意思的人。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中国军官（国民党部队的），他是我在中国结识的一个老朋友。我们都受到极好的接待。鲁格博士于星斯六晚上安排了一次私人社交聚会（我的演讲安排在星期日晚上）。他邀请了15位客人，可是来了45位。他们都带了饭盒，自备晚餐。我们坐在他那可爱的台地似的草坪上，眺望着谷地和群山，一边吃着野餐。天色变暗了，我们回到屋里，几位音乐家奏起了乐曲。接着，我的那位中国朋友和我坐在围成一圈的朋友中间，回答有关中国情况的问题。我为这位中国的朋友担心，因为他有一个不幸的习惯——说令人痛苦的（有关中国反动政府的）严酷真相。一次，我打断了他的话，要求听众们记住，假如在外边重复那位军官说过的一句话，他便有可能被捕，并被遣返中国。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肖特韦尔夫人和她的女儿也在场。肖特韦尔是位历史学家——他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也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顾问，与中国官员过从甚密。所以，我的呼吁是说给肖特韦尔夫人听的。幸而那个周末她丈夫去华盛顿了。每个人都作了保证，——可是，我仍然有点不放心。
　　肖特韦尔教授曾试图阻止我说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独裁的话，他说，因为我国政府是承认那个政府的。他和一位富家妇女本来安排我在（伍德斯托克）市政厅演讲，当我拒不允许肖特韦尔或国务院限制我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时，他们火了。我拒绝了肖特韦尔教授（请我到伍德斯托克）的邀请。后来，有几位作家（鲁格博士）要我出席他们召集的一次集会，在那个会上，我什么都可以讲。我去了。使肖特韦尔母女和那位富家妇女惊讶的是，我带去了一位穿制服的（中国）军官——他对中国政府所作的批评远远超过了我。他们简直大吃一惊。自那次集会后，肖特韦尔夫人竭力要我和那位军官相信，她们绝对拥护言论、出版、集会等等自由。我默默地听着，由她去表达她的忸怩不安。甚至那位富家妇女也来参加那次集会，会后她走过来，哭丧着脸和我握手。我对她能勇敢地前来参加集会表示祝贺。她显得忸怩不安，问我要不要她帮忙把展品取下来——我们在会场上展出了一些（照相）展品——我告诉她不必了，那位中国军官会把展品取下来的；展览由他负责。

　　“请将居住在纽约市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雅都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定期审查监视的名单。请注意她的和有关于她的一切往来通讯和电话，并将有关的意见或建议全部呈交本局。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被认出是为苏联人工作而用英语写作的主要宣传人员之一。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是远东共产主义活动问题权威。值此美国陆海军军事行动接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时，共产党在上述地区活动的情报对本局将日益显得重要。”

　　（国民党特工人员）开始向甘愿为他们“充当掩护”的美国反动分子定期提供宣传的“国民党路线”。这一活动还伴随着一系列为使这个国家许多机构的美国人由于批评国民党反动而被解雇的秘密活动。被《时代》、《生活》和《幸福》杂志所选中而竭力加以维护的政权正在崩溃。这个政权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中国民主势力寸步不让，直到日本人真正是在敲着它的大门时才有所改变。它甚至以轻蔑的态度对待自己队伍中的民主派人士。它派出特工人员到美国来散布谎言，欺骗美国，而你却把你的出版物向他们开放。
　　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大崩溃要负一部分责任，自然是不消说的。多年来写文章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的美国人被诽谤为赤色分子、理想主义者、空想家等等。我也基被称作“党羽”的那些人中的一个，因为我不愿骑墙观望而哄骗别人命运之神自能保祐我们。
　　如果不是我们财界支持它（国民党）当政，它早就垮台了。
　　现在有关中国共产党人将统治全中国，他们将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而美国的影响将会衰落的叫喊声日益高涨。让我们感谢上帝，还有些中国武装部队仍然完整无损，可以和我们合作战斗下去。美国的民主主义人士将感谢上帝，这个从旧中国废墟中兴起的新中国将不会把它们的国家出卖给美国和英国的实业家和金融家。
　　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队伍中，也有成百上千的正直而有民主思想的爱国人士。不得不为（国民党）政权的罪恶付出代价的正是他们，那些从这场大崩溃中幸免于死的人会找到办法和那些象他们自己那样的军人，包括同共产党军队联合起来，以继续作战，并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
　　这个政府不会是你的《时代》杂志的文章所说的那种“极权共产主义”，因为那从来不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纲领和目标。如果我们试图摧毁（一个共产党的）政府，以便使中国成为一个傀儡国家，就象希腊和意大利成为英国的傀儡国家那样，那么我们可能因此而引发一场历时数十年的苦难和流血，而我们最终只会落得变成最受人痛恨的帝国主义者的下场。

　　我们的主要报刊杂志，象卢斯的出版物一样开始宣传一种新型帝国主义，说什么现在是“美国世纪”，美国将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这个问题——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将成为懂得我国和世界每个有争论的问题、在政治上开化的人民呢，还是继续象以前那样，把政治交由职业政客们去处理，而这些政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国大工业巨富的代表？我们是否仍象战前那样，极端害怕每一种有可能打乱我们固有思路的新思想？我们是否还会把欧洲和亚洲强大的人民抵抗运动看成是我们钱包的威胁，尽管我们大多数人的钱包是瘪的？我们是否仍然害怕去听一位进步的美国人演讲，以免感染上共产主义？我们拥有民主的政治机器，有了它，我们可以成为黑暗世界的一支火炬，可是，我们自己准备使用它吗？且住，想一想吧，你是你兄弟的保护者！^[3]

　　你是对的。我（在广播中）几乎与林语堂打了起来。在节目开始前，我问他，为什么他不直截了当地告诉公众，说他代表中国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并为他的旅行从中国政府的银行获得了一大笔美元，等等。林的面孔变得苍白，他挥胳膊踢腿地冲着我尖叫：“我要控告你！我要控告你！我要控告你!”他这样尖叫。然而他迄未控告……。
　　对了，当我读完周以德那封有名的信时，我几乎要捧腹大笑。（他在那封信中提到国民党）一些将军患有性病。我真希望你看到我读完信后周以德的那张面孔。我读出来的只是那封信的不到十分之一。这封信后来被一家杂志要去了，准备发表。我想，周以德到死也不会再给我写信了。^[5]后来，当我离开大厅时，周以德在街上拦住了我，和我握手并道再见。我和他握手时说：“好一个谎言家，沃尔特·周以德——作为一个传教士，你干得还是很出色。”然后就吵起来了。他和我都站在那里，又把什么都抖出来重新辩论了一次。从大厅出来的人群也停住了脚从四面围拢过来，不久，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了。后来围观的人也开始参加进来，我便到隔壁去参加招待会了。我回过头去，看见群众把周团团围住了。林（语堂）甚至拒绝参加招待会，从后门走了。可是，艾米莉·哈恩那个姨子却来了。当然，我们没说话。
　　市政厅说，他们从来没有举行过比这更加激动人心的集会。2000人把大厅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讲坛上塞满了外加的椅子，两边侧厅里也挤满了听众。到了晚上8点，他们就不得不把大门关上，以免过分拥挤。听众中有我的朋友，他们如此之激动，以致一位妇女有时简直听不清在辩论些什么。另一位妇女会后由于剧烈的头痛。不能去参加招待会只好回去睡觉。你们听（广播）的人是看不见听众的。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也出席了，包括中国大使和他的恶棍妻子……可是没有一个中国民主派人士敢于站出来，甚至连一个问题都不敢提。是有一些民主人士在场的，包括2名重庆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秘密成员。我的一位朋友坐在靠近两个中国人的地方。我每次讲话，他们都急切地把身子朝前探；如果我驳斥周以德或林，他们就把身子轻松地往后仰而露出笑容。整个大厅里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群众挤得前后左右到处都是。当我朗读周以德有关性病的那封信时，听众中开始爆发出喊叫声，可是主要主持人丹尼从舞台的这边跑到那边，向听众挥舞手臂，叫他们别笑。听众情绪沸腾。

　　我不知道我怎么能拔除我在雅都的根。管理雅都的那个女人深深地依恋着我。在一定程度上，我代替了她的姐姐，她姐姐瘫痪了，两年不能说话，去年冬天去世了。于是，我就受到了某种说不清的义务的约束，因为伊丽沙白需要身边有个人。她是个古怪而沉默寡言的女人，多数人都不喜欢她。她一定要我以雅都为家。我是这样做的——不过，我还是眷恋奥贾伊。
　　（3月27日）
　　对我来说，生活有时候变得压抑。我妹妹大约两周前死于癌症。她不断地呼唤我，可是你知道，到加利福尼亚去往返一次的代价是什么。我和她之间的分歧使得情形变得更加压抑。我病倒了。我试图和她通电话，可是她神志昏迷。当她神志仍然清醒时，我几乎每天给她写信。她并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不知道快要死了，所以，我也就按照这种情况写信，并计划着让她冬天到东部来，一起去看那出戏。我希望到那时那出戏已经可以上演了。她已经答应来。随后她就去世了。
　　我正在写我的（关于朱德的）新书，但进展缓慢而且吃力。我不断努力把它写成传记，但写着写着，总是变成小说，于是我又重新开始。
　　卡尔逊还在太平洋，可是塞班岛负伤已使他终生致残。他来信说，他将被迫永久退役，回老家去。为什么奥贾伊不能请他去演讲？（他的）地址（是）：加利福尼亚，埃斯康迪多。（6月1日）

　　钱伯斯回忆道，在1936年的某个时侯，他得知著名作家和《中国的战歌》（1943年）及其他一些书的作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纽约，于是他告诉彼得斯（J. Peters，曾是匈牙利共产党报纸的会计），他想要会见她。（1936年那年，史沫特莱在中国。）彼得斯说，可以在……东70几号街某个地方的自动售货饮食店会见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见到他时曾说：“我本来以为我要会见的是爱德华兹（格哈特·埃斯勒（Gerhart Eisler）的一个化名）……
　　在问到钱伯斯是否掌握史沫特莱加入共产党的任何证据时，他答道，他并没有任何实际证据，但尽人皆知她是个共产党员。他说：“关于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钱伯斯）回忆说，彼得斯与她过从甚密，她经常在（美国共产党的）总部的九层楼“闲荡”。

　　如果在（中国人）如此英勇地坚持了这条路线之后被抛弃，如果我们的承诺不兑现，那么下一回他们除了投奔共产党人和一场世界性阶级战争或者投奔日本和一切世界性种族战争之外，将别无选择。我们将面临世界人口中三分之二的有色人反对三分之一白种人的局面。我们能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我们还是要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他们可以在工作上胜过白人而吃得比白人差；他们比白人能吃苦，比白人更善于等待，并且比白人繁殖得快。
　　中国人，作为人数最多、无比坚强的有色人种，他们是站在民主阵营一边，还是被绝望地驱赶到另一阵营？答案仍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懂得，我们面对的现实，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直到不仅仅是打败日本，而且获得这样一种胜利，一种能使中国真正解放，能确保整个亚洲随着其人民努力和斗争，以成长到和全权国家和独立相称而获得最终自由的胜利。

　　好了，芝加哥大学的圆桌会议开过了，可是鲍威尔与我之间一场真正的战斗却在广播以前的那个晩上和早上继续进行。鲍威尔现在似乎得到某些强大的法西斯组织的财政支持，我怀疑其中有全国制造商协会。他一直在商会和实业家俱乐部演讲，鼓吹反对苏联，在中国，反对反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任何力量。他们似乎在以豪华的方式怂恿他，以致他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凶猛的反动分子，不断鼓吹发动反对俄国的战争，除非俄国人低头或跪倒在美国金融资本面前。
　　在前一天夜晚和芝加哥大学的三个人进行的6小时讨论中，鲍威尔与我激烈争论。鲍威尔指控我到场并参与杀害了两名美国传教士。据鲍威尔说，新四军杀害他们，是为了“庆祝俄国的国庆节”。我是如此之惊骇，我连想都无法去想，更不要说讲话了。麦克奈尔教授和鲍威尔辩论起来，并以事实使他哑口无言。我最后责问鲍威尔，象他那样一个和我相识多年的人，难道真的相信这样一个残忍的说话？他说，他“相信，在这种问题上我所知道的比我愿意承认的要多。”于是我回答他说：“在你的上帝面前并以你的上帝的名义，你在撒谎。”他默不作声了。
　　那个糟透了的会从下午6时半一直开到12时半。最后麦克奈尔对鲍威尔说（麦克奈尔踱着步），“你们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与会的另一位附和他意见。
　　谁也不知道鲍威尔为什么会转向反动。他过去一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确实反对中国共产党，然而，他总是愿意维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从不允许利用他的杂志进行诋毁和中伤。有一次，他还把发表文章恶毒攻击我的一个人解雇了。现在，他自己在进行恶意的攻击了。
　　我的朋友告诉我，我在电台上干得棒极了。我几乎记不得我说了些什么了。因为鲍威尔的变坏和他的恶意攻击，我一夜未能入睡。无论如何，我们已不再是朋友，我们成了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