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红军占领柏林的消息是令人满意的。非常重要的是俄国人给了全世界所有法西斯分子一个警告，任何企图仿效希特勒的人将会得到什么下场。也许他们会接受警告，虽然我不认为他们愿意。这不是最后的战争。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它将设法粉碎任何一个合作的国家只要它敢于昂起头来。我们知道许多美国法西斯分子非常愿意与反对苏联的纳粹联合。他们在等待时机——他们将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到那时候你我都将不复存在于人世。不过我相信那将是最后一次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将统治全球。我认为统治阶级不会吸取任何历史教训。

　　1945年8月14日，中苏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订，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美国新闻界的保守势力宣称这项条约“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支柱”。人们会问，什么样的支柱？多年来，莫斯科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且只同它打交道。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的仅有的“支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由于人民的需要并未改变，中苏条约的签订也就未能使中国共产党和游击队消失。^[2]

　　在波士顿，我与哈佛大学副教授阿瑟·施莱辛格进行了一次激烈的和不愉快的斗争。他是新书《杰克逊时代》的作者。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
　　“你粉饰中国共产党所做的每一件事——例如在安平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他们对那件事撤谎，而你也为他们粉饰。”
　　我的看法是，美国海军无权到安平或中国其他地方去。假如我们在中国有和平动机，我们就无权运送军火。假如外国军队出现在美国土地上，我也会伏击他们并尽可能多地杀死他们。
　　施莱辛格说，“共产党人否认袭击。他们撤了谎，而事实这种东西是有的。”
　　我回答说，“你是在把一个小事实置于主要事实之上。主要事实是美国海军无权到那里去。中国的土地属于中国人民。而我们（美国）是在那里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游击队有象法国地下组织当年在法国伏击德国纳粹一样充分的权利伏击护送队。”
　　他说：“共产党人撤了谎。”
　　我说“马歇尔一直在撒谎。他用说和不说两种方式撒谎。他指责中国共产党有反美情绪，是撒了谎。反美情绪是全国范围的事情，影响到中国人民所有各个阶级。假如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敌人不给予武装和财政援助，就不会有反美情绪。”
　　施莱辛格和我的听众中的其他人都淡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极权主义”目标；但是我一直在说中国共产党人不害怕武装人民，或把民主权力交给人民掌握。而我也无数次反复说，我们的政府并不反对极权主义因为在我们承认和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时，我们就承认、武装和支持了中国的极权主义。
　　在我的演讲中，我也谈到少数软弱的自由主义者不可能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而蒋介石也绝对无意允许组成一个民主政府。他针对不明真相的美国人发表一些动听的声明，是为了争取美国贷款。
　　到目前为止，我惊奇地发现，公众并不是毫无疑问地轻信马歇尔的报告。他们最担心的是，让军人出任如此重要的职务。有1个人说，假如罗斯福活着，他可以用这样一种人担任国务卿而不发生危险，因为罗斯福比这种人强。可是杜鲁门总统是如此软弱和平庸，以至马歇尔将成为政府的主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陆军部将指导我们的对外政策。更有甚者，我们的国会比马歇尔将军还要反动得多，国会领袖已经宣布了他们坚持要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政府的意图。马歇尔将很快被召到最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参议院对外政策委员会去作证。所以我预料马歇尔将在反动势力面前屈服。而反动势力则又得到亨利·卢斯系报刊（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系和赫斯特系等大新闻垄断集团的进一步支持。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罗斯福的副总统，1941—1945）和象他这样的一些人正在和反动势力作斗争，但是我们在财政上软弱。我们的公共报刊甚至不能同大报业垄断集团进行竞争的尝试。
　　就我所知，除了中国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外，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抵消我国政府对中国的反动政策。我希望共产党人和民主分子对我国和我国的玫策不抱幻想。我国的进步力量将竭尽全力进行斗争，不过我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实在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学生运动在我国的反动势力圈内引起了恐慌，不幸它已经消沉。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中有人熟悉美国情况和反动宣传。例如，马歇尔指控共产党人（阻碍国民党和共产党地区之间的公路和铁路交通）。共产党就应该发消息指责（这些道路）专门用于运输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而共产党的活动同大战期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反对纳粹及法国贝当政府的活动毫无二致。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杨杰（国民党将军）那样的人公开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卷入），否则，马歇尔将使美国有这样一种印象：只有共产党人反对美国？
　　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国家忍受一个艰难和痛苦的时代。有些人也许能在未来的不景气中获得某种安慰，但那种不景气是极大的危险，因为一旦到来，美国的男人们将参加陆军、海军和空军去谋生。资本家阶级总用战争解决他们的问题，危险就在于随着不景气的来临，我们将遭受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甚至现在仍有许许多多男人留在军队里或者重新参加军队，因为他们害怕将来失业。我自己的侄子就是这样做的。所以，完全可以说，问题已经来到我自己的家门。我侄子住在西海岸，我给他的几封信决不可能抵消每日每时军方宣传灌输在他头脑里的东西。他是个典型的政治无知的美国人。他甚至不读我的书，更不用提别的书。
　　白修德的新书（《中国的雷声》）对这个国家有很大影响。但是在可能会有100万人读这本书的同时，就有1200万人在读《星期六晚邮报》之类的周刊，而其他杂志的发行量则达到300万到1500万份。今天，甚至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被称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如果不被直截了当称作“赤党”。我们的人民轻信肤浅得令人吃惊的宣传。我有时想，假如孙逸仙夫人来作一次演讲旅行，她会对美国产生良好的影响。但是她必须坚强得足以忍受一些反动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她发动的诽谤攻击。然而美国是个权力中心，它所作的将具有决定性。惟有中国人民的群众力量能够粉碎它的阴谋。有时，一想到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持久地抵制我国的反动，我就感到难过。我要回中国去。一旦我的新书完成，我将设法回去。

　　听众热情极高。我对他们的反应大为惊异。只有一个穿着讲究的男学生提出一个怀有敌意的问题。他提醒我，马歇尔说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可能提倡民主，但是他们抱有一个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目标。这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声反动叫嚣，而非常重要的是……我向提问题的男青年问道：
　　“你学过马克思主义吗？”
　　“没有”，他说。
　　“我学的也不很多”，我回答说。“恐怕，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这是个弱点。因为今天（全世界）人民的大多数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鼓舞。我零零星星读一些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但是并不透彻或全面。然而从我读到的书中，我已懂得，人类社会各有其特色是由于各有其特定国家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背景。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人，生根于中国的土壤。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了解他们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他们的目标确实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追随苏俄、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他们所想、所做和将要做的，都将受到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和需要的影响。假如他们被迫，被中美反动联合势力所迫，去建立一个否认人民公民权利的极权主义社会制度，那将不会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可能被迫反对所有的反对势力，为自己和人民的生存而斗争。不过就我对他们的了解来判断，他们会宁愿采取别样的做法。他们一直相信说服的力量。他们相信他们甚至能够说服地主同他们一道朝着进步的政治形态前进。在战争期间，我看见过他们是怎样做的。我常常比他们还‘左’，因为我不相信不经使用暴力，封建地主就会放弃对农民的压迫。
　　在我们美国人说我们害怕极权主义时，我对他们表示怀疑，因为如果我们害怕极权主义，我们就不会支持蒋介石的极权主义政权。然而，20年来我们一直在支持那个政权，我们还支持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尽管他们侵犯民主，不承认人民的公民权利并且用极权主义的暴力进行统治，。而我们却不认为他们有错。我们的政府在支持国民党今天的极权主义同时却大谈中国共产党人某种遥远未来的极权主义是不诚实的。
　　掌声震动了屋宇。
　　然而，我讲话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妇女用速记记下了我说的每一句话。后来她请我同她共进午登，并且说她来自军事情报部门（陆军第54军司令部）。我已另有约会所以未能去同她共进午餐，真是太可惜了。我应该去。
　　我进集中营的日子还会有多久，我不知道。我们的国会就象在纳粹主义初期。
　　我还被聘请到芝加哥去做15分钟的广播讲话。这个节目的赞助单位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要求，我把演讲稿送去，而他们……取消了这次广播，因为他们说，我的讲稿“容易引起争议”而且批评了马歇尔将军的声明。
　　两星期前，他们已给周以德博士安排了同样的节目，他鼓吹美国给蒋介石政权以全面的支持。

　　老舍无所忌惮地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答复听众中一位商人模样的人有关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的问题时，老舍说了大致象这样的话：“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需要你们。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而他们就支持你们。你们的唯一兴趣是剥削中国人民。”
　　一个到过昆明的青年大兵站起来表示对中国人民不满。他说，日本一投降，对美国人的态度就变了。他说，他曾坐着吉普车在那个国家旅行，他一眼就看出了他们的态度——他们问他，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这小伙子认为中国人相当卑鄙。
　　老舍回答时对这位青年说，在战争期问，云南省的全部鸡蛋都必须交给美国人；农民的家畜家禽也被拿去宰杀。
　　这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却没有了蛋，没有了鸡，没有了肉。"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
　　“哦”，这年轻人说，“你的意思是你从农民的观点看这个问题。”
　　“当然”，老舍说，“即使你们付了钱，我们的人民却没有东西吃了。”
　　一个刚从中国回来的人真了不起。他这样说：“他们要求我们离开，正象我们会要求外国军队离开这个国家一样。我们美国人的行为非常糟——黑市，女人，而且轻视一切中国人。在印度和中国，我看到这两个国家的苦力为我们的飞机装货卸货……他们吃不饱，很瘦弱，——他无法象美国人一样干那么多工作。拿陈纳德将军来说吧，我曾在他的航空队工作，据说，他在昆明的每一家饭馆、酒店和云南省的各种实业中都有权益。那就是为什么他同史迪威有发生这样一种冲突的原因。”
　　另一来自陈纳德的航空队的人谈到了同样的事情。

　　我到纽约去看史迪威将军和史迪威夫人，经过24小时旅行后回来了。特德·怀特（即白修德——校者）在他家中为他们举行一个（到过）中国（的）人的聚会。出席的还有埃里克·塞瓦赖德（Eric Sevareid），贝蒂·格雷厄姆（Betty Graham）（不久她将作为自由撰稿人到印度去），杰克·贝尔登（他新娶的法国妻子随时有可能生孩子），小里查德·沃茨（Richard Watts，Jr），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邱茉莉和埃皮（即爱泼斯坦——校者）、梅杰·斯科耶尔，安纳利·雅各比（即贾安娜——校者），哈罗德和维奥拉·艾萨克斯（即伊罗生夫妇——校者）以及其他许多人。赛瓦赖德的新书不久即将出版，特德·怀特的书准备6月出版，埃尔西（即邱茉莉——校者）的书也准备好了，也可能在那时出版。这些全都是有关于中国的书。
　　史迪威将军是……一个非常忧伤和孤独的人。我希望孙夫人能被劝说给他写信，让他知道中国人仍然尊敬他。昨天他在集会上讲话，说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国民党会履行新的军事协定中有关他们一方的那部分。他认为马歇尔一离开，国民党就会再次开始杀人。他说将介石现在面对一种观念，并对这种观念的意义毫无所知。他从军事角度想问題，在这类事情上也不大内行。

　　由于写作十分困难，我经常想到我已不是一个作家。我对我的写作有一种负疚感，好象我是伪装成作家或别的什么的骗子。我成了两个我：一个我似乎不得不与打字机和纸打交道，没有这些我连多活一天也没有价值；另一个我松弛休息，厌恶地望着一切，有时怀着轻蔑，有时感到绝望。雅都的客人们们促成了后一种精神状态——他们大多数人不认为我是个具有优美和高雅风格的作家。他们转向乔伊斯、卡夫卡和萨特等人，花上无数个夜晚对作品和作家吹毛求疵，把小人物抛入火坑。卡夫卡和萨特使我厌烦得流泪，乔伊斯也仅仅是某些段落使我觉得有趣。你知道，我缺乏恰当的写作方法。我知道的不是用或不用逗号或句号的一个完美无瑕的均衡句子，而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赤脚农民军正力求掌握人类的命运却由于他们的努力而被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