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5章 斯大林的赏识：1929—1937
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坐落于公园环路外一所革命前的别墅里，在那里沙皇曾经有一座夏季行宫，工业学院是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旗舰式学校。1929年，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在清洗他们于1917年革命后的岁月里征召来为革命服务的残余的“资产阶级专家”。为了替换这些资产阶级专家，共产党于是召集原来的无产阶级进入大学和其他的学校里学习。[1]工业学院的使命就是将以前有管理经验（在党、政府、商会或共青团中）的干部培养成社会主义的管理人才。1929年，从全国各地只挑选了100名新生。经过三年的学习后，毕业生将被派去领导大工厂、工业集团与政府经济机构。
尽管他们对于新生的政权极具重要性，但工业学院的学生却对他们的教师提出很大的考验。“当你努力向在其一生中只接受过三年教育的人讲授高等数学时，”一位前教官说：“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当你要求一个有工作和家庭、将近四十岁的人像八岁的孩子那样安静地坐在课堂里时，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付出了努力，但还是很困难。”[2]
1929年9月，赫鲁晓夫进入工业学院。尼娜·彼得罗夫娜和他们的孩子在基辅一直呆到第二年夏天，才到首都与赫鲁晓夫会合。赫鲁晓夫当时35岁。他在乌克兰共产党机构里有着出色的表现，在克里姆林宫也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卡冈诺维奇。不过，根据他自己的描述，他在工业学院里还是受到了冷遇。“那里的同志们说我不适合他们，建议我去中央委员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他们说赫鲁晓夫缺乏高级经济工作方面的足够经验。毕竟，他被告知：“这是一个培训管理人才与工厂经理的学术机构。”
即使在1929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在当时比在后来思想意识变得淡薄的几十年里更能赢得人们的尊重，这种建议是明显带有奚落的意味的。他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不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受教育程度不高，而且也因为他对斯大林主义的忠诚。当他入学时，工业学院里的很多学生对斯大林都抱有怀疑，于是他们很可能想以赫鲁晓夫经验不足为借口将他赶走。在赫鲁晓夫答应如果能破例录取他，他将努力“赶上”后，卡冈诺维奇出面干涉，他这才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在不到十年后，就是这个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最重要的15个人之一。他离开莫斯科，成为乌克兰的党委书记，但是他并没有完成工业学院的学业。
在1929—1938年间，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青云直上：1930年5月，工业学院党组书记。1931年，鲍曼（Bauman）区党委书记，工业学院就位于该区；6个月后他成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Krasnopresnensky）党委书记，这是首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自治区。1932年1月，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党组织里的第二号人物。1934年1月，他成为莫斯科市党委书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1935年初，他兼任莫斯科省党委书记，这是一个面积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110万的地区。[3]即使在他青云直上的那些岁月里，赫鲁晓夫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不过就在到达权力巅峰的那十年里，他的国家经历了多次的大屠杀。
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付出生命代价的人是难以计数的。斯大林本人后来对温斯顿·丘吉尔说，1000万富农中的“大部分”被“消灭”。很多人死于1932～1933年的大饥荒，这是由农业集体化所带来的可怕的人为灾难，对农村（乌克兰受害最为严重，但并不仅限于乌克兰）地区影响最大。如此大规模的恐慌动摇了共产党领导人的决心，不仅尼古拉·布哈林有此看法，他事先就警告说强制集体化可能会带来的灾难，甚至那些支持斯大林、反对布哈林“右倾反对派”的人也产生了疑惑。为了应对这些反应，同时在他极度膨胀的妄想意念驱使下，斯大林发起了恐怖浪潮，并最终波及了党、政府、军队和知识界的高层。到1939年事态稍微平息一些的时候，恐怖浪潮已经造成了数不清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多数人被指控的罪名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的，更不用说去从事那样的犯罪活动了。[4]
赫鲁晓夫在大恐怖中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飞黄腾达。大屠杀不是他发起的，也不是他能控制的。发起大屠杀的是斯大林和他最亲密的盟友——维耶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以及克里姆·伏罗希洛夫[5]，秘密警察头目杰里克·雅戈达[6]、尼古拉·叶若夫[7]与拉夫伦蒂·贝利亚[8]操纵着专政机器。直到30年代末，赫鲁晓夫还不是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但是他也负有严重的责任。甚至像罗伊·麦德维杰夫[9]这样充满同情心的传记作家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可以证明赫鲁晓夫“曾经反对过斯大林的做法，或是采取过什么努力去保护莫斯科共产党和苏联的官员免遭杀戮”。在恐怖最高潮的时候，赫鲁晓夫发表了充满暴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讲，号召“民众”起来加入到政治迫害中。作为莫斯科党委书记，他自己就批准逮捕过很多他自己的同事，并把他们送到了他后来所说的绞肉机里。
对赫鲁晓夫的行为该作如何解释呢？有什么能为他的所作所为辩护的吗？与其他很多人一样，赫鲁晓夫认为他正在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一辉煌的目标，采取任何最严酷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如果说他太忙或是不具识别能力，没有看到他周围正在发生的或是后来出现的一切，那么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斯大林掩盖了他的意图，有几次都出现了后退的迹象，但紧接着的却是变本加厉的迫害。直到1935年，或是1936年，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还是有可能相信斯大林的。从此以后，他们不相信斯大林也来不及了。他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已经深陷其中。抵制的代价只能是死亡。拯救自己的性命和家人的唯一办法就是对斯大林这位强力领导人顶礼膜拜。
这就是赫鲁晓夫可能采取的保全方式。令人奇怪的是，他从来也没有承认过，相反，在当政期间和回忆录中，他都采取了欺人与自欺的做法。他从来没有完全承认自己在大恐怖中的共犯关系，他坚持认为自己信任斯大林，相信斯大林所认为的敌人有罪。在斯大林去世前他一直否认自己了解所发生的一切，不过当仔细考察他的全部生活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他这段历史的回忆录与他的否认不符。[10]
有很充分的政治理由说明赫鲁晓夫与大恐怖脱不了干系。不用说他在1956年针对斯大林的那场引起轩然大波的攻击，并承认他自己的过错有可能损害到了整个苏联政权，更不用说他自己的立场了。此外，他自己的个人负罪感是如此深重，以致他不敢承认，甚至是对他自己。抛开所有这些不谈，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他对斯大林的忠诚及其后的闭口不言：尽管20世纪30年代是他的很多爱国者最为惨痛的时代，但却是他最为辉煌的岁月。
经过让他不快的工业学院入学后，如此迅速地攀上高位，结识了斯大林本人，从克里姆林宫到他乡间别墅的家庭餐桌上坐在这位伟人的身旁，想到这位苏联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对他怀有尊重之情，甚至是慈爱之心，并认为他是一个有着特别远大前途的年轻人，这肯定是一种相当兴奋的感觉！虽然他对自己的父亲感到失望，但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认为，斯大林就是赫鲁晓夫心目中的父亲形象，尽管有越来越充分的证据表明他的身上存在着缺点，但赫鲁晓夫仍然坚持着他的理想化看法。“斯大林喜欢我，”赫鲁晓夫后来坚持认为：“要说他喜欢什么人是愚蠢的、情感化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我怀有极大的尊重。”他宣称：“斯大林对我比对其他人要好。几位政治局成员最终认为我得到了他的赏识。”[11]
如果说赫鲁晓夫在他退休后仍然珍藏着那种回忆的话，那么他刚开始有这种感觉时肯定会感到更幸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共同参与大屠杀不光是由于他对事业的信仰，或是出于国家与社会取得进步的愿望，以及害怕被监禁或判处死刑等，而且肯定与他的自我价值感、不断增长的尊严感以及他内心活跃、陶醉的坚定想法（斯大林这个他几乎是仰视才可见的人对他也很欣赏）不无关系。
当赫鲁晓夫来到莫斯科时，苏联正在开始一场新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已经给国家带来些许和平与繁荣的渐进的新经济政策遭到了废弃。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这些被斯大林打上“左倾反对派”标签的领导人也很早就已经赞同加速工业化进程，以为社会主义建立基础。斯大林和布哈林坚持认为，在一个农业仍然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采取适应农村地区的政策对于布尔什维克的生存是必要的。然而，1927—1928年冬天后，当农民要求更好的政策以交换他们剩余的谷物时，斯大林决定将他们驱赶到国家能够控制的集体农庄里。到1928年，差不多99%的土地还没有实行集体化。于1929年4月开始实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设想到1933年只将17.5%的土地实行集体化。即使如此，在布哈林看来，这种强制措施也是愚蠢至极的。但是布哈林的“右倾反对派”［包括总理阿历克赛·李可夫[12]、商会主席米哈伊尔·托姆斯基[13]以及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乌格拉诺夫[14]于1929年4月被打倒，并于7个月后被迫宣布放弃他们的主张。随即在1930年1月，斯大林下令到当年秋天全国最重要的地区都要实现完全的集体化，接着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又增加了价码，要求大部分农民到1930年春耕开始实现集体化。
接下来就是针对农民的全面战争，包括强制没收农民的土地、驱逐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来到西伯利亚、从纵火到武装暴动的农民抗议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莫斯科并没有完全感受到集体化的影响，尽管首都也遭受到了食品短缺与农村难民泛滥的影响。但是所有与农村有联系的俄国人都感受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特别是那些像赫鲁晓夫这样老家在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人，那里的饥荒最为严重。
赫鲁晓夫记得他1930年春天到萨马拉[15]附近的一个集体农庄去了一趟，在那里他碰到了处于极度饥饿中的农民，“他们走起路来就像秋天的苍蝇一样”。他声称，直到那时他“对事情的糟糕程度还没有什么了解。在工业学院，我们都生活在幻想之中……农村一切都很好”。他从他的乌克兰朋友那里听到了被红军镇压下去的农民起义的情况，当时农民们想收获甜菜，而这种美味的庄稼是战士们肯定要捣毁的。不过几乎就在同时，赫鲁晓夫承认：“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到在斯大林的主张下实施的集体化所带来的饥荒和压制的程度。”
农村地区的严酷形势迫使斯大林于1930年3月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地方官员“因为成功而昏了头”。在34年后的一次讲话中，赫鲁晓夫嘲讽地问道：“1930年的这种昏了头是什么样的？是饿昏了头，而不是因为成功而昏了头。那时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当时居住在莫斯科，同志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因为什么而昏了头。”不过在当时，他在回忆录中坚持认为，他认为斯大林的文章是篇“杰作”，尽管他“被一种想法所困扰：如果集体农庄里的一切都像斯大林现在一直告诉我们的那么好，那么他为什么突然间写这篇文章呢？”
两年后，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吃惊地了解到“乌克兰已经爆发饥荒。我不敢相信。我是1929年才离开的，仅仅三年的时间。……那时食品丰富而且便宜。但是现在，我们被告知，人们正在忍饥挨饿。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直到很多年后”（当他听说有一列装满尸体的火车开进了基辅），“我才发现30年代初期乌克兰的情况真正有多糟糕。”
伴随着农业集体化而来的是全面强制征集的工业化。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钢铁，这是国防和工业资源。工业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然而却一再加码。对于莫斯科的工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在1928—1932年间下降了一半。新的严酷法律禁止劳工的自由流动，中止了失业援助（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失业现象），并对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进行惩罚，盗窃国家财产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食品与住房的严重短缺在首都和其他各地频繁引起罢工风潮。
所有这些动荡引起了人们对政策的新的疑惑。普通共产党员向斯大林抱怨说，他的“因为成功而昏了头”的文章批评了所有的人，就是没有批评党的最高领导人。1932年8月，前莫斯科区委书记米哈伊尔·留京[16]指责斯大林正在践踏国家，呼吁“尽可能快地……用武力推翻”他和他的集团。斯大林认为这是想暗害他，于是要求处死留京，但是政治局成员，包括谢尔盖·基洛夫[17]在内，对此都表示反对。[18]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真的出现这些抗议，这说明当时还是有可能存在“温和的斯大林主义”的，也就是说，那些直到1929年都支持使用强制和暴力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想划定最后的界限。这也许是斯大林再次让步的原因。在1934年的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他宣布由于不会再“清洗”更多的“反列宁主义集团”，因此现在“没有什么需要证明的事情，也不会再打倒任何人”。与此同时，他发起了针对“披着布尔什维克外衣的两面派”的运动，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以及其他几个地区，将六分之一的党员清除出党。
很显然，斯大林的一些高级官员努力想让他相信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他的才能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因此他可以对原来的批评者与敌人表现得大度一些。对此，他有着更好的了解。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对他大唱赞歌，但是就在选举政治局与书记处成员前，中央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代表走到基洛夫面前，要求他站出来与斯大林竞选总书记。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基洛夫对斯大林说了这件事，对此斯大林只是简单地回答说：“谢谢你，基洛夫同志。”
对斯大林的怀疑还体现在中央委员会的投票结果上。选票上写有所有候选人的名单，投票人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就是划去所有他反对的候选人。这样得到反对票最少的候选人就是最受欢迎的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说，投票本应该是秘密进行的，但是卡冈诺维奇却私下里“指导我们这些刚来莫斯科的新人应如何对待候选人的投票”。卡冈诺维奇想确保“斯大林不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局成员得到更少的赞成票，如果真的出现针对斯大林的反对票的话”。
赫鲁晓夫后来声称对卡冈诺维奇的做法感到不安。他还发现斯大林本人的投票方式很引人注目：“他在代表们中间走一圈，来到每个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选票，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然后走到投票箱前将选票投入。”赫鲁晓夫当时不知道的是，他说他到斯大林死后才发现，反对斯大林的选票不是当时宣布的少数几张，而是多达160张，或者甚至是260张。
在总共1225名代表中有如此多的人投反对票，这让斯大林意识到人们对他的不忠是普遍的。随后有1108名代表大会代表因为反革命罪被逮捕，后被处决。在30年代结束前，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71名委员与68名候补委员中有大约70%也被当作“人民的敌人”而遭消灭。
然而1934年2月正是赫鲁晓夫从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一跃而成为正式委员的时期。他自己后来解释说：“斯大林是一个聪明的人。他知道谁可能在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上投了他的反对票。只有那些列宁时期的干部才会投票反对他。他不可能相信赫鲁晓夫，或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干部会投他的反对票，这些年轻干部都是在斯大林的提拔下成长起来的，都对斯大林敬若神明。”
然而，为赫鲁晓夫赢得飞速晋升的并不只是他幼稚的崇拜，还有他对斯大林事业随时表现出来的坚定支持。
1929年秋天，工业学院成为反斯大林情绪的堡垒。工业学院内“充满着右派分子”，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们控制了党组织”。在学院里接受高级培训的那些旧警察、前工厂经理与商会领导者公开“支持右派分子李可夫、布哈林和乌格拉诺夫，反对斯大林”。
在得以进入工业学院后，赫鲁晓夫就帮助清洗那时的右派分子。他这么做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不是出于政治原因。那些过去看不起他的人是“不良与不可靠分子”，他后来如此称呼他们，“他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放弃他们在党、商会或行政上的责任，躺到了这里的安乐窝里”。在赫鲁晓夫看来，他们是在浪费他们试图不让他获得的机会：“他们终日游荡。我们一星期休息两天——星期天，还有一天则是应当用来‘消化’一周内所学的内容的。我经常看到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一清早就离开宿舍，直到深夜才回来。我不知道他们一整天都做了些什么，但肯定没有去‘消化’他们所学的东西。他们大部分人根本不是到学院里来学习的，他们到这里来，只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躲避政治风暴的好地方。”
与这些“游手好闲的人”不同，赫鲁晓夫声称他想读书，但是却没有时间，当时以及在后来的工作期间都是如此。
我记得莫洛托夫曾经问过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有很多时间读书吗？”“很少。”我回答说。“我也一样。我的工作是干不完的。尽管我想坐下来看一本书，尽管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但我从来捞不到机会。”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自1922年从军队退伍之后，一直忙得没有时间看书。我是一个党的积极分子。……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某人果真有机会欣赏文学，他就可能会被谴责为逃避他的公民和党的职责。我记得斯大林曾经说过：“事情竟然搞成了这个样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活动竟得到了享受高等教育的报酬！中央委员会不信任他们，撤销了他们的党内职务，他们就一股劲儿地跑进我们的科学和技术机构。而坚定地维护总路线，做着党的日常工作的人，却从来没有机会进修学业，加强职业训练。”
这些回忆在酸楚的反知识分子的嫉妒里同时含有对学识尊重的成分。这种复杂的想法可以反映出赫鲁晓夫当时的心态。斯大林聪明地将他自己的事业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年轻人的渴望和不满结合在了一起。不过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太忙，没有时间读书，对此我们应仔细“推敲”。由于对自己卑微的出身以及对自己克服这种状况的能力没有充分的信心而感到苦恼，赫鲁晓夫也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太忙”，没有时间猎取更多的知识，对这一点他自己也许都没有意识到。先是在尤索夫卡的工人培训班，现在是在工业学院里，他都投入到无休止的政治活动中，这反映了他闲不住的性格，但是这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这既可以弥补他学业能力不强的感觉，又可以为他学业的可能失败找到借口。
外语是工业学院要求的必修课目之一，学生们应当记住足够（大约200—300个）的单词，能够阅读简单的文章。也许是受到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影响，赫鲁晓夫选择了英语。他的老师阿达·菲德罗夫—谢科蒂娜[19]记得从一本英文杂志上挑选了一篇文章，将文章进行了节略，去除了其中难懂的段落，并将剩下的复杂单词翻译出来写在黑板上，要求学生大声朗读出来。她说，赫鲁晓夫的政治活动太多，没有时间学习英语，不久以后干脆连课也不上了。但是当课程结束时，学院主任希望他能得到最高的学分——五分，或者至少是三分。菲德罗夫—谢科蒂娜拒绝了这一意见（理由是赫鲁晓夫在她课上“什么也没有学到”），并提议将他学分表中的英语一栏空着，党内也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一点。
“我有比学习英语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赫鲁晓夫曾经对她说过。不过她回忆说，赫鲁晓夫对古代历史课却学得比较认真。他在技术性更强的课程上学得更好一些。但是他最突出的地方是他在课堂上比其他人发言更积极，经常是过道里学生们扎堆聊天时的主角。
“这是我最常见到他的地方。”菲德罗夫—谢科蒂娜说：“他喜欢讲笑话，他故事讲得特棒。他真的很聪明。他具有一种农民的智慧，就是那种你在那些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解决所有事情的人身上所发现的气质。在过道里，他好像总是有一大帮党员围着，他们当面对他吹捧有加，但背后却对他极力嘲讽。他们很多人都是来自省会城市，而他却是一个来自乡村的矿工，显得很普通。”
赫鲁晓夫的女婿回忆说，很长时间以后，他“还会将书放到一旁，陷入沉思，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在自言自语一般。他对没有从工业学院毕业感到很后悔，总之他在学习上运气不是太好。问题是其他的事情总是让他没有时间认真地投入学习”。
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解释，但他是否说服了自己则另当别论。然而，在30年代，他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与其他的普通学生不一样，他在波克罗夫卡大街40号的宿舍（后来的乌拉尔饭店所在地）有属于他自己的房间。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在她带着孩子与他住在一起时，“我们在走廊两端有两个房间。我们和小拉达睡一间，另一间住着尤莉娅、列昂尼德和马特罗莎——我们临时雇来的保姆”。
工业学院坐落于诺瓦娅·巴斯曼那亚大街，从赫鲁晓夫的宿舍有直达的电车，但是他坚持步行去上课。“我从来不坐电车。”他说。也许他对自己初次与公共交通打交道的经历还心有余悸，或是避免到电车里与他已经自豪地跳出来的“普通民众”挤在一起。
由于位于莫斯科及其重要的使命，工业学院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特别关注。《真理报》发表了学院党组织的决议，使其成为全国教育机构的典范。1930年4月，斯大林在学院发表了一次讲话，要求学院领导加快他们反对右派分子的运动。[20]关于工业学院政治的话题甚至还出现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通信中：1929年10月7日，斯大林写道：“我已经读过了工业学院党组织的文件。这个事情必须列入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议事日程。”此外，斯大林年轻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21]是工业学院纺织品系的学生，他们在通信中也谈到了她在学习期间所了解到的情况。
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出身的年轻人来说，能得到这些高层人士的关注可算是天赐良机了。“我在那里所起的作用很突出，”他回忆说：“中央委员会对我所有的活动都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的原因，我是一个党员积极分子，在工业学院里领导着一群共产党员与乌格拉诺夫分子、李可夫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进行斗争。”
1929年秋天，这种斗争渐趋白热化。9月4日，一个名叫沃罗布尤夫（Vorobyov）的学生在一次党组织会议上承认他曾经支持过布哈林，并说出了其他几个有同样观点的人。当月晚些时候，学院党组织与鲍曼区党委一道谴责了所谓的“右派分子的反党活动”，并要求更高当局采取行动。（斯大林在10月7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件中提到的就是这份文件。）11月4日，鲍曼区党委书记A.P.西林（A. P. Shirin）要求工业学院党组织加强警惕，他的警告得到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响应，赫鲁晓夫以极其尖刻的语言使他的名字首次出现在学院党组织的会议记录上：“右派分子到处指责沃罗布尤夫背信弃义。但是党组织所作的就是通过了一个‘明智’的决议，将沃罗布尤夫驱逐出学院，而让其他所有的（右派分子）继续留下！！！现在是选举这样一个党委的时候了，就是要不再允许出现有关党的事务的错误谣言。”
很显然，这样一个党委应该将赫鲁晓夫包括在内。然而，当时斯大林主义并没有取得胜利。赫鲁晓夫的候选人资格多次被冷落一旁。他谴责各种各样变节的“右派分子”与“左派分子”，但是他自己也承认甚至不“记得”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右派分子、反对派、左右派分子、异端分子——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追求同一个政治方向的，我们的集团对它们都反对。”
工业学院里的右派分子从斯大林“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以及1930年春天强硬的莫斯科党委书记卡尔·鲍曼[22]的下台中得到了鼓舞，鲍曼是作为斯大林主义过激行动的替罪羊而被赶下台的。他们甚至成功地选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5月份举行的区党代会。5月25日，鲍曼区的党委官员提醒卡冈诺维奇和《真理报》注意工业学院内出现的右派阴谋。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宿舍里的电话铃声响了，有人想见他。
“我在莫斯科没有什么熟人，我想不出来有谁会给我打电话。”他后来说。这说明他当时主要是忙于工业学院内的政治事务，没有更多的时间与外界交往。电话是列夫·麦赫利斯[23]打来的，麦赫利斯是一个特别卑劣的斯大林主义者，曾经做过斯大林的政治秘书，当时是《真理报》的编辑，后来在红军中供职，他运用手腕，保证有人向他告发“人民的敌人”。[24]赫鲁晓夫说，麦赫利斯派了一辆车将他接到了《真理报》办公室。在那里麦赫利斯给赫鲁晓夫念了一封从工业学院写来的信，控告某些人在选举一个右派代表团去参加鲍曼地区党代会中所采取的政治手腕与非法行为。麦赫利斯要求赫鲁晓夫在信件上签字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说，他犹豫了，因为他“没有参与信件的起草”，也“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是他还是签了字。“第二天，《真理报》在通讯栏中刊登了这封信。这真像是一声晴天霹雳，学院立即陷入一片混乱。课程停了下来，在党组干部召集的会议上，参加鲍曼地区会议的学院代表全部被取消资格。……我担任会议主席，参加了新的代表团。”
这起事件是一次考验。不管赫鲁晓夫在签字前是否真的犹豫过（还是他在很久以后针对当时的需要，考虑后才这么说的），反正他通过了此次考验。工业学院党组书记A.列夫恰金（A. Levochkin）谴责《真理报》的声明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抹黑了我们的政治路线”。两天后，赫鲁晓夫接替列夫恰金成为学院党组书记。
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党组会议很少讨论教学问题。相反，他们致力于惩罚被指控为右派分子的人，将他们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共产党组织。他们运用各种方法逼迫被指控者承认自己有罪。赫鲁晓夫相信那些谣言与诽谤，但是对被指控者出于自卫而勇敢地说出来的让人心痛的辩解却充耳不闻。多年以后，他还坚持说这些措施（与接下来的血腥大清洗还是有所区别的）是根据“党组织的讨论与投票”作出的。但是，这些党组会议的语调与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1930年6月11日，一个名叫Iu.P.伯尔津（Iu. P. Berzin）的离莫斯科不远的一个地区的前党委书记承认，他过去认为“将布哈林排除出中央委员会是错误的”，现在他知道自己“完全错了”。起初，赫鲁晓夫对他承认错误好像感到很满意，但是随后伯尔津又犯了严重的错误，就是反击赫鲁晓夫：“至于赫鲁晓夫同志公开发表的声明，说我过去在服装工厂一直从事派系活动，说我与我原来是白军军官的兄弟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坚决否认这些指控，我宣布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
赫鲁晓夫的指控是无情的，尽管他因与伯尔津的关系而有负罪感。更有甚者，他对逼迫伯尔津作出的供认不加理睬，他说：“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我们只是在强大的压力下才得到他的供认的。”[25]
赫鲁晓夫还指控另一位学生穆赫脱迪诺夫（Mukhitdinov）散布反革命谣言，侮辱党和政府领导人，曾经因为流氓行为被工厂开除，因为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被斯维尔德洛夫学院清除，还有其他几项罪名——所有的罪名都来源于穆赫脱迪诺夫一个同学的道听途说。与伯尔津一样，穆赫脱迪诺夫也勇敢地进行了反抗：“这是赫鲁晓夫对我的诽谤和侮辱。有关攻击斯大林同志的话是无中生有的谎言。”其他的党组成员都为他们的新书记辩护，他们中有一人还谴责穆赫脱迪诺夫胆敢“要求党组织为他的罪行提供证据”。赫鲁晓夫的反应是，几天后他给穆赫脱迪诺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对党的不满开始于集体化时期……后来散布有关北高加索地区农民暴动的反革命谣言”。赫鲁晓夫认为，穆赫脱迪诺夫攻击了“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同志”，为此他必须“作为不可救药的政治异端分子被清除出工业学院与党组织”。
赫鲁晓夫坚持清除“政治异端分子”的做法不久就为他在党组会议上赢得了大家的推崇。他所犯的唯一错误，还是在1927年的乌克兰，就是比斯大林本人还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对他的敌人有时还显得温和一些，偶尔还作出一些让步。1930年11月20日，赫鲁晓夫领导的党委对布哈林的错误进行批评。11月22日，《真理报》以一种较为积极的语气评价了布哈林的声明。在接下来的混乱中，工业学院党委又重新召开会议，讨论由赫鲁晓夫亲自起草的一份修改声明：“上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对布哈林同志声明所作的评价是不正确的，犯了极左的政治错误。此次会议特此作出更正。”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然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随着工业学院开始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起到领导作用，”他后来回忆说：“我的名字在莫斯科党组织与中央委员会里也更加广为人知了。”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不久就取代了西林成为鲍曼地区党委书记，此人“刚刚一年前还反对我在第十六届党代表大会上的候选人资格。西林政治上太不成熟了。我肯定他在1930年投票反对我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是一切都过去了，我也渡过了紧要的关头。我作为党的工作者的前途现在看起来一片光明”。
第十六届党代会于1930年六七月间召开。由于不是正式代表，赫鲁晓夫只能以列席的身份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但是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后，赫鲁晓夫猜想斯大林肯定一直在关注着他的进步。
让他相信这一点的是在工业学院学习的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从所有的记录来看，斯大林的妻子都是谨慎而优雅的，而赫鲁晓夫却正好相反。阿利卢耶娃深色的眼睛、深色的头发，她出生于1901年，比她的丈夫小22岁，是一个格鲁吉亚钳工的女儿。她父亲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结识了斯大林。1917年，阿利卢耶夫[26]家搬到了彼得格勒，列宁曾经在他们家躲藏过一段时间。娜杰日达与赫鲁晓夫同一年加入共产党，即1918年，当时她17岁。在列宁身边做秘书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被派遣到了察里津，当时斯大林也在那里，是内战前线的一名政治委员。在那里他们相爱并结婚。战争结束后，她在《真理报》创办的《革命与文化》杂志社工作。1929年，在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瓦西里[27]和斯维特兰娜[28]后，她来到了工业学院纺织品系，学习化学，特别是人造纤维。
斯大林的妻子在学院里没有公开她的身份，但是赫鲁晓夫在成为党组书记后不久就知道了。他对她极为欣赏，她“从来不滥用和斯大林的关系”，从来不“因为是斯大林的妻子而享受什么优待”，从来不“坐小车来往于工业学院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总是坐公交车”。
阿利卢耶娃当时是党组的一名干部，与赫鲁晓夫有很多工作来往。他经常想：“她回家后肯定会向斯大林谈起我，斯大林会怎么评价我呢？”后来，在成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后，赫鲁晓夫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里做客，斯大林说起了赫鲁晓夫很多在工业学院里的活动细节，这让他大吃一惊。
“我没有作出回答，”赫鲁晓夫后来说：“我始终一言不发：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担忧。我暗自想：‘他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但是当时我看到他露出了微笑。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可能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我们党组织里的生活，并以积极的方式介绍了我作为党组书记所发挥的作用。”
再后来，当大恐怖夺去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赫鲁晓夫却得以幸免时，他再次想到了阿利卢耶娃：
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居然还活着，而大多数和我同辈的人，学院里的同班同学，在党组织里一起工作的朋友，都被当成人民的敌人而丢掉了脑袋。我时常问自己，我是怎么幸免的？我确实忠诚于党，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是忠于党的，而且他们也为维护斯大林总路线的斗争作出了贡献。我为什么逃脱了他们的那种不幸命运呢？我想部分原因在于，娜佳的汇报有助于斯大林决定对我的态度。我把它叫做我的彩票。当斯大林通过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观察我的活动时，我抽得了一张幸运的彩票。由于她，斯大林才信任我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有时攻击、侮辱我，有时对我作出鲁莽的评价，但他总是讲过就算了，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是喜欢我的。
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他多次表现出对阿利卢耶娃的仰慕。“她是个多么漂亮、绝伦的女人啊！”他若有所思地说。这很好理解，特别是当他听到她可怕的死亡消息时。在1932年纪念革命十五周年时，有报道说斯大林和他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发生了争吵。据说斯大林痛斥了她，并将燃着的烟头扔到了她的脸上，当天夜里，当听到她丈夫正在他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与别的女人睡觉后，她开枪自杀了。[29]
敏感的阿利卢耶娃也能欣赏粗俗的赫鲁晓夫吗？这种反向的推理是可能成立的。就像所报道的那样，如果斯大林的妻子对斯大林的一些政策感到恐惧的话，她可能对赫鲁晓夫在工业学院里对右派分子的追逼也感到遗憾。此外，如果她真的向她丈夫抱怨过什么的话，那么她在斯大林面前谈到赫鲁晓夫时可能只是谴责，而不是对他的赞赏。[30]
另外，赫鲁晓夫也别有用心地想利用阿利卢耶娃，使自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得以生存并取得成功。至少有一点可以使他减少对卡冈诺维奇的依赖。[31]而且，抽得一张“幸运彩票”的想法在证明他认为自己终究会获得别人无法想象的高位的想法的同时，也减少了他自己在进入斯大林核心集团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娜佳在她丈夫面前为他唱赞歌的想法使得赫鲁晓夫内心充满着自豪感。“我感觉自己就像维尼钦科故事中的主人翁平亚一样。”
1930年，莫斯科被划分为十个区。鲍曼是最小的一个区，区域从市中心往东，而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是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其范围从市中心往西。在苏联中央集权的领导下，与市政府相比，区政府总的来说权力很小。但是区党委书记负责监督其所辖范围内的所有事情，从经济计划的完成情况到将右派分子清除出党。赫鲁晓夫对他的新职位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最终是难以完成的，区党委书记应该为完不成任务而负责。此外权力交叉的混乱状况使得其他的官员妨碍了他从事工作的能力。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位置特别适合赫鲁晓夫。挑战的严峻形势可以确保取得一点成功就说明是胜利，同时体制混乱的官僚环境可以使他插手所有的事情，让他的精力与欲望有充分的发挥空间。此外，他在更大的规模上运用了他作为政治运动清洗者的才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关的事实”在人民铁道委员部、商业委员部、全联盟石油集团以及集体农庄中心被揭露了出来。鲍曼党委取消了俄罗斯联盟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党组选举结果，理由是“政治上的近视与压制自我批评”，解散了尼特罗根（Nitrogen）学院与莫斯科毛皮集团的党委班子；要求“青卫军”出版社选举新的党委班子，理由是旧的党委班子“没有对出版思想上反动的书籍采取措施”。
赫鲁晓夫没有忘记他对旧卫军学院右翼分子的怨恨。“在研究学院党组织清洗的指示时，”他在1931年鲍曼区党员大会上说：“他们说这是针对共产党中的最优秀分子，那些留下来的人将是十足的走狗。”作为回应，他指责他们试图“爬进并留在沼泽地里，等待更好的时机”。
与学院里敌人的较量还算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赫鲁晓夫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就不是那么裕如了。鲍曼区未能在计划完成上名列前茅，这部分是由于在全面工业化中很多轻工业与食品工业企业没有受到重视。但是经济成绩不够显著的结果并没有妨碍赫鲁晓夫在政治上青云直上的势头。
下一站：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中这里被奉为“革命区”，1905年曾发生过工人与警察之间具有历史影响的冲突。冲突的领导者被认为是最杰出的区党委书记。在选举赫鲁晓夫成为该区党委书记的市党委会议上，他被要求发表意见。
“主持会议的是卡冈诺维奇，”E.G.高雷娃（E. G. Goreva）（她当时是莫斯科党委中主管妇女工作的负责人）回忆说：“赫鲁晓夫被要求简要地介绍自己的经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讲话结结巴巴，经常将单词说错。‘他们真的没有发现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挑选了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吗？’我小声地对坐在我旁边的人说。我看到会议主持人正在向我摇手，意思很显然是说我不应该在会议上交头接耳。但是我错了。会议结束后，卡冈诺维奇把我叫了过去。‘我听到了你所说的一切，’他对我很严肃地说：‘如果想保住你的位置，你最好管住自己的嘴。’后来赫鲁晓夫也坦诚地证实了这件事。”
这还不是赫鲁晓夫唯一难堪的首次亮相。他作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党委书记所作的首次正式讲话太过冗长，以致他不得不让其他的代表代他念完其中的部分内容。他对经济问题进行了过分强调，为了显示他对纯粹的“专家治国主义”感到内疚。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他宣布只是在卡冈诺维奇于1930年成为莫斯科党委书记后，才克服了“所有的过激行动与歪曲观念”，“开始实施了正确的路线”。很显然，赫鲁晓夫心里有过这样的看法，就是莫洛托夫除了是斯大林最亲密的同志外，这位卡冈诺维奇的前任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当时莫洛托夫已经是苏联政府总理了。
这两件事都说明赫鲁晓夫确实存在弱点。但是他在新的职位上干得很好，说明对他的提升还是正确的。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的经济局势比鲍曼区更为复杂。区党委会议主要讨论像工业与建设管理、为工厂提供原材料以及食品供应之类的问题。赫鲁晓夫将全区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以完成经济发展计划，并发展了新的党员，扩大了党员队伍。他组织了1.2万名工人加入到2250个“突击旅”中，突击旅是根据所谓的“递进分配制”运作的，就是在达到某一产量水平前付给工人少量的工资，然后当产量不断提高时才给工人分红。
对于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当时“没有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克的堡垒”。甚至一个对赫鲁晓夫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也对他在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所取得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赫鲁晓夫在1932年1月区党委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包含着他对各种干扰因素所作的惯常的抨击，但大部分内容还属于“一个认真的经济学家所作的报告，他对所讲的内容有着清楚的了解”。
虽然成为鲍曼区和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是权力攀升阶梯上的重要步骤，但是赫鲁晓夫被任命为卡冈诺维奇的助手才是真正的转折点。由于卡冈诺维奇身兼三个高级职位（莫斯科省委书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副手以及莫斯科市委书记），因此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莫斯科拥有绝对的发言权。此外，由于其重要性，首都党政机关受到斯大林本人的特别关注，莫斯科党委总部与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办公地点中间只隔着两个门。
从那时起，斯大林正在关注赫鲁晓夫的想法就不再是天方夜谭了。与此同时，最终彻底放弃学业又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不踏实：“虽然我对职位提升所带来的荣誉与责任感到洋洋得意，但是同时我也对未能毕业就不得不离开工业学院而感到惋惜。接手莫斯科市委的工作意味着要放弃我一直以来想完成高等教育的愿望。此外，就像我向卡冈诺维奇坦陈的那样，我对我在市委机构里肯定会遇到的困难感到担忧。但是我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我能应付这些挑战。……”
“赫鲁晓夫的迅速提升让我很吃惊，”一位莫斯科官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是工业学院里的差学生。现在他是与卡冈诺维奇一起的第二书记。不过他是个十分愚笨但擅长阿谀奉承的人。”
给人愚笨感觉的赫鲁晓夫其实并不愚笨。但是他现在面临的挑战还是十分严峻的。首都新工业正在建造标志性的工厂，同时老企业要进行设备改造与扩建。城市内及其周围正在兴建一个巨大的军事—科技—工业联合体。到处都是新的建设计划（1931年有100家新工厂上马，同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还要改造300家旧工厂），莫斯科充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1931年，莫斯科新增人口41.1万（增长15%）；1932年人口增加52.8万，平均每天增加近1500人。在1928～1933年间，莫斯科人口总共增加了150万，增幅为70%。
根据预先设计的蓝图，莫斯科这个社会主义的样板城市将进行扩展。但是虽然1935年公布了莫斯科市建设的总计划，但其发展真的是杂乱无章的。住房与社会服务严重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这部分是由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拆除了很多的旧住房，而新住房的建造则赶不上拆除的规模。
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是像新地铁工程与庞大的莫斯科—伏尔加运河工程这样令人注目的项目。为了给所有新的建设计划让路，旧的标志性建筑都整个被推平，其中包括耶稣天主教大教堂、通往列宁格勒的凯旋门、基塔格罗德周围16世纪的砖墙以及斯列坚卡与萨多沃耶科尔索交界处17世纪建造的苏哈雷夫塔等。[32]
一位在1934年夏天访问莫斯科的德国作家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街道被挖开，到处都是长长的泥泞小沟，上面铺着肮脏的木板供人通过，挖出的泥土堆得到处都是。整个城市处于一片混乱当中，满载的卡车装着瓦砾来回穿梭。到处可以看到正在建设中的地铁站周围的长长围栏。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随着铁锤的敲打以及单铲斗挖土机、混凝土搅拌机和发电机的轰鸣，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成千上万的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市里很少看到小轿车，街道上满是轻便的马车，上面坐着莽撞的车把式。只是在市中心，才可以看到一些大的很现代的有轨电车。
这就是赫鲁晓夫突然间接手的首都。在他第一次向政治局汇报工作时，他很显然有些紧张，不过这可以理解。莫斯科的工人阶级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掌上明珠，但是他们1932年却在挨饿。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福利，斯大林“提出了养兔子做食物的想法”。赫鲁晓夫自然是“全力支持这个计划，并且热情地执行他的指示。几乎所有的工厂和车间都开始养起了兔子，以供他们自己的厨房之需。我们还推行了一个在莫斯科周围的地下室和沟渠里种蘑菇的计划。有一些部门作出了它们应有的贡献，但每次群众运动中都会出现一些坏蛋，有些工厂的负责人不支持这件事。我们发放定量供应卡时，碰到的麻烦更多。供应卡老是不够，诈骗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卡冈诺维奇要求赫鲁晓夫向政治局作一次汇报，说明他们正在采取的杜绝非法取得供应卡的措施。“我对这一任务感到有些担心，”赫鲁晓夫后来仍然记得：“我要向我们享有崇高威望的组织汇报，斯大林也将在场，并且要对我的汇报作出评价。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说，我的确有点害怕。”
汇报进行得并不顺利。他所采取的汇报他的上司们想听到的内容的策略——他已经为清除供应卡制度的各种弊端采取了全部措施，并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并没有取得完全理想的收获。斯大林常常说出一些事情来证明他汇报得太好，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养兔子和定量供应卡是斯大林有据可查的实情，他对莫斯科的生活情况很了解，知道赫鲁晓夫并没有说出全部的实际情况。
“别再吹牛了，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生气地说：“还有很多小偷，很多，不要以为你把他们都抓起来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政治局成员们之间相互窃笑的情景。斯大林是在打趣赫鲁晓夫，但是以善意的方式，并没有羞辱这位紧张的汇报者的意思。“斯大林的这些话是以父亲的口吻讲的，一点也没有使我感到不快。他说得对。过去我认为我们已经把定量供应卡的诈骗犯都抓起来了。斯大林几乎从不走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但他什么都知道，还有多少小偷仍逍遥法外，他可能都知道！对此，我大为惊奇，于是斯大林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更高大了。”
赫鲁晓夫依靠他的才能克服了自身的弱点。“我必须用勤奋来弥补我经验的不足。”他后来说。或者就像当时为赫鲁晓夫工作的欧内斯特·科尔曼[33]所说的那样，他“依靠直觉、即兴发挥、大胆与神奇的天赋才能来弥补他在教育与文化素养上的差距（虽然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取得成功）”。
从理论上讲，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党的干部应该是总监察人，但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事情事必躬亲。他们不光是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是苏联式的政治家与经理。赫鲁晓夫不是工业与建筑方面的专家，但他对那些为他工作的专家却很了解。从1933年夏天开始，莫斯科党的会议记录中充斥着十分琐碎的事情，从工业到交通，从住房到书记处工作人员的休假，无所不包。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时期，我们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负责所有这些事情的巨大责任基本上都落到了我的肩上，因为卡冈诺维奇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莫斯科党组织以外的事情中去了。除了建造新的大楼外，在对最基础的市政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中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莫斯科的公共厕所与排水系统已经早就过时了，市内没有自来水管干线。大部分街道是鹅卵石铺的，有些路根本就没铺过。城市运输大多仍旧是靠马车。这些事情现在回忆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当时的确就是那样的原始。”
欧内斯特·科尔曼1936年成为莫斯科共产党主管科学的副部长。虽然没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但该部监管着数以百计的科学与研究机构。“在这里工作需要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我们没有人有，也不可能有。”科尔曼回忆说：“由于当时每个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工作到凌晨，但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甚至有时可能是有害的。”卡冈诺维奇与赫鲁晓夫，这两位科学与文化上的外行执掌着莫斯科知识界的大权，这肯定不会有什么帮助。不过科尔曼记得，他们两人都是很和善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两人都洋溢着朝气与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经历过很多事情，显得与众不同。特别是卡冈诺维奇，他简直有着超人的工作能力。……卡冈诺维奇倾向于系统化，甚至是理论化。我还记得我和赫鲁晓夫参观综合科技博物馆以及最新苏联发明展时的情景。他就像个孩子一样，他看到‘会说话的机器’时大喜过望，其实就是一种磁带录音机，我们都说了几句话，我的妻子卡蒂娅（Katia）唱了一首歌。”
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当时都还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科尔曼说：“两人都很朴实直率，待人就像同志一样，两人都很容易接近，特别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他有着‘博大的俄罗斯胸怀’，总是就他不懂的科学问题不断学习，请教我和他的下属，对此他从来没有感到难为情。即使是不擅长与人交往的卡冈诺维奇，当时也不像后来那样严肃。他待人还是很和气的，不像后来因模仿斯大林而变得声名狼藉那样，耍阴谋诡计、动不动就大声呵斥人。”
有一次，科尔曼提及列宁所说的将煤炭进行地下气化的事情。赫鲁晓夫对解决经济问题的超自然力量有着特别的爱好，“他一听到这一想法就十分狂热。他决定派我去顿巴斯熟悉气化工艺，日后好引进到莫斯科地区。虽然我表达了我的不同意见，建议派这个领域内的一位专家去，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科尔曼带着他的妻子出发了，他考察了地上与地下的气化工程，回来后写了一份关于顿巴斯气化工程的报告，他后来说，顿巴斯当时的气化工程“并不十分理想”。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因为他的警告而改变决定（这是他的又一个典型的反应），下令在莫斯科附近上马同样的气化工程。
还有一次，科尔曼陪同赫鲁晓夫和其他两位高级军官去莫日艾斯克（Mozhaisk）镇附近视察一个绝密设施。设施处于森林深处，由一小队卫兵把守着，是“一处木质棚屋，有三四米长，没有窗户，但照明条件很好”。棚屋的一头有一架巨大的科研仪器，另一头是一个笼子，里面有一只大耗子。当这架仪器的发明者按下操纵杆时，“那只可怜的耗子身体翻转过来，小腿向空中伸着，去见了上帝。发明者用一种不是很坚定的语气向我们解释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向动物心脏发射了某种射线或光束。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热切追问下，他承认将射线的发射距离增加到三四公里需要10万倍的能量，因此现在还不能用于军事目的”。
科尔曼说，他们在棚屋里看到的表演很有可能是一个骗局，耗子实际上是被电击而死的。作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后来的行动证明他是特别抵制军事采购请求的，但是他却抵制不住高技术武器的诱惑。他对这个计划的怀疑也反映了他的另一面，这使他后来因为反对唯智力论而名声不佳。他的这种两面性反映了他对高等教育爱恨交织的情感，他坚持认为这些高等教育的东西让他搞不懂，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没有努力去搞懂高等教育。
在赫鲁晓夫负责的所有建设建筑项目中，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莫斯科地铁工程，这是一个以典型的斯大林方式建造的项目。此外，由于遇到并克服了这种难以想象的挑战，并因此而得到了巨大的回报，赫鲁晓夫从此对创造莫斯科地铁工程奇迹所运用的技术方法十分迷信。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技术方法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莫斯科地铁工程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是最昂贵的工程——但这并不是因为莫斯科人真的需要它（如果地铁工程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的福利水平，那些地面交通也许有着更高的效费比，而且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修建人们的住房及各种服务设施），而是因为这可以满足大国的目的。在战争时期，这种史无前例的深地隧道与车站可以用作躲避轰炸的避难所。同时这还可以向世人显示社会主义真的是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为了达到这种双重目的，任何高昂的代价都是值得的：光1934年就投入了3.5亿卢布（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用于全国消费品的资金只有3亿卢布），难以计数的大理石、青铜制品以及其他昂贵的材料（其中有一些肯定是从教堂里没收来的）投入到了地铁车站内，车站内装饰着雕塑、彩色玻璃与马赛克。
莫斯科地铁工程虽然从1931年就已经开工，但只是在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的掌权者之后才紧锣密鼓地大兴土木的。1934年11月7日，第一条地铁线投入运营，以纪念俄国革命的胜利。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经验帮助他认识到了封闭式隧道建筑的好处。但是“当我们开始建造时，”他后来说：“对于这样一个工程究竟需要做些什么，仅仅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因为我们对此没有什么经验。我们把建造地下铁道几乎当作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今天考虑进行宇宙航行可能还要比30年代早期我们打算在莫斯科建造地下铁道容易得多。”
尽管对地下铁道一无所知（也许正是因为此），然而赫鲁晓夫还是不顾一切地承担起了巨大的风险。他和莫斯科市长尼古拉·布尔加宁[34]无情地驱使着七万多名工人没日没夜地工作着。有一次，他们要求工人不间断地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并无视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隧道或者隧道上面的建筑物可能坍塌的警告。终于，可怕的事故发生了，其中有地下火灾与灌水，但是在关于地铁项目充满狂热的记录里，这些事故只是为伟大事业服务的英雄主义事迹而已。
在地铁项目建造期间，赫鲁晓夫和他的下属一样，也是拼命地工作。“虽然我的正式工作是在市委员会里，”他回忆说：“但80%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地铁工程中。我总是从竖井里去莫斯科委员会上下班，早上我从离我居住的地方不远的竖井下到隧道里，然后再从离市委办公大楼不远的竖井爬出来。我很难描述当时我的一个工作日有多紧张。我们都是尽量少睡觉，这样我们就能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我们的事业中去了。”
地铁工程没有在1934年11月的最后期限全部完工。但是1935年5月1日当第一列火车从索科尔尼基开向库尔图里公园、从科明图恩大街（后来的加里宁斯卡娅大街）开向基辅车站时，赫鲁晓夫就在车上，与卡冈诺维奇一起享受了这项宏大工程所带来的荣耀，莫斯科地铁工程以卡冈诺维奇的名字命名。一位地铁工程师这样写道：“在人的一生中，有一些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会突然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思考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认为自己知道的所有简单的事情。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会对以前认为很当然的事情与现象充满爱意。赫鲁晓夫同志和我谈话的那天就属于这样的日子。”
因为在地铁建设工程以及在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制造精密电子设备的工厂建设中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获得了他向往已久的列宁勋章，他还因此成为莫斯科省的第一书记。他对所有这些荣誉的感激之情又是怎样的呢？“列宁勋章设立于1930年，”赫鲁晓夫记得：“我想我是第110位获此殊荣的人。这就是说，在五年的时间里，总共只有110人获得过列宁勋章。这说明了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威望。我觉得就应该如此：奖励中所包含的荣誉和价值越高越好。后来，列宁勋章开始被更加普遍地授予了，从而也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意义。”
1935年赫鲁晓夫成为了苏联新闻短片的主角，这种权力与权威的感觉与他1932年时的惴惴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短片记录了他视察一座通往基辅地铁站的新莫斯科河流大桥时的情景。赫鲁晓夫乘坐的是一辆宽大的黑色轿车，身后跟着一大帮随从。他戴着鸭舌帽，身穿长长的黑色大衣（身后紧紧地跟着保卫人员），向列队的工人们挥手致意。他爽朗地笑着，然后与大家一一握手。由于他到来的时候正赶上惯常的吸烟休息时间，因此画面上的所有人不是手上夹着，就是嘴里含着香烟——除了自我克制的赫鲁晓夫以外。他坚定地走过大桥，不时地对着左右发号施令，然后钻进他的黑色轿车里，扬长而去，后面是几辆其他的黑色轿车。
在他离开前，摄像机聚焦在他的双眼上。赫鲁晓夫的双眼显得特别明亮，具有穿透力，正完全专注于所看到的一切。这双眼睛也给谢尔盖·赫鲁晓夫一个儿时的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在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见到谢尔盖的父亲的。这位朋友对赫鲁晓夫其貌不扬的外表与他双眼里流露出来的炽热情感之间的反差感到很吃惊。“如果你想了解赫鲁晓夫是如何成为如此一个强力人物的，你只要看看他的眼睛就明白了。”
另一个1935年的新闻短片记录了赫鲁晓夫视察莫斯科第12幼儿园时的情况，这个幼儿园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当赫鲁晓夫和他的随从们到达时，所有的东西都被放置得井井有条，孩子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正在喝茶。他和他所有的随从都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他里面是一件深色的衣服，其他人好像都穿着制服。赫鲁晓夫检查了一张小椅子，将椅子翻转在手上，看看是如何制造的，然后看了一双很小的童鞋。当他挥手告别时，那张和善的城市父母官的脸上露出了颇具感染力的微笑。他的微笑也同样征服了一家电灯工厂工人的心，赫鲁晓夫在那里对党的积极分子发表了一次演讲。身穿斯大林风格的短袖束腰大衣，双手像乐队指挥似的不停地挥舞着，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显得完全的放松。在演讲过程中，他不时地与听众进行着非正式的交流，很显然他对自己巧妙的回答颇感得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早在3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太快作出决策与喜欢走极端的倾向就给他带来过麻烦。他驱使斯塔汉诺维特工人超额完成定额的做法就遭到了上级的批评，谴责这是“盲目追求记录”的做法。1934年，有人给赫鲁晓夫捎了一个口信，让他给一个电话号码回电话，他想起这是斯大林家里的电话。斯大林和他谈了关于公共厕所的问题。“显然人们到处寻找，却找不到地方大小便。”斯大林说：“这样下去不行。这种状况使市民们很狼狈。你和布尔加宁商量一下，采取措施改善这种状况。”[35]
虽然赫鲁晓夫不是拆除莫斯科旧房屋的主要推动者，但他也没有反对。“我们砍倒树木，”他在1937年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为的是重建莫斯科，这样莫斯科将成为真正的首都，而不是一个村庄，为的是结束人们认为莫斯科只是座大村庄的看法。”
“一些布尔什维克流下了眼泪，”他在1937年一次市党员大会上说：“‘看看你们正在推倒的是什么！’他们说。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他们为此流下眼泪时，他们就像樱桃园里的主人翁。……我们不能以整个城市的利益为代价去迁就那些生活在小片土地上的人。”
斯大林对他的莫斯科下属拆毁旧房屋的做法给予了鼓励，但是当听到人们的抱怨时，他还是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一天，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历山大·S.雅科夫列夫[36]在与斯大林办完公事后逗留了一会儿，两人闲聊了起来。斯大林问现在莫斯科市民都在谈论些什么，由于看到他心情不错，雅科夫列夫才敢说人们对大面积毁坏莫斯科的绿地感到不满，因为斯大林“不喜欢树木”。斯大林告诉雅科夫列夫，他批评过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他曾经向他们指出过一些不起眼的灌木丛。“我告诉他们……这种绿化是不需要的。但是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理解了我的意思，他们的做法正应了一句老话‘你让一个傻子去做祈祷，他就会在地上磕破额头。’”
“是这样吗，莫洛托夫？”斯大林问站在旁边的总理：“不管他们做什么，到头来受批评的总是我们。”
在1934年第十七届党代表大会后，斯大林这位独裁者不久便开始了对那些敢于反对他的人的秋后算账，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一次称赞“我们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的发言，并将“莫斯科党组织建立在纪律与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归功于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卓越的忘我领导才能”。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列宁格勒被处决。[37]其后斯大林很显然在没有与全体政治局成员协商的情况下颁布了一项法令，加快了对宣称与恐怖主义行为有关之人的处理程序，他下令只要涉及类似案件，可以“立即”处以死刑。根据这项法令，数十起与基洛夫谋杀没有任何关系的“反革命罪犯”被很快审判，并立即执行了死刑。1935年1月，中央委员会的一封秘密信件呼吁党组织清除所有隐藏在党内的反动派。接下来是一阵逮捕浪潮，这就是后来在劳改营里为人们所熟知的“基洛夫风潮”。数以万计的人（主要是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商人以及公务员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也有工人和农民）被驱逐出列宁格勒，也有一少部分人被驱逐出莫斯科。1935年莫斯科进行了一次党内清洗，结果接受审查的党员中有7.5%被开除出党，他们很多是原来的机会主义者，但是也有一些则是普通的共产党员。[38]
1935年1月，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17人在莫斯科受到了审判，指控他们组建了一个与基洛夫被杀有关的莫斯科中心。他们当时暂定被处以五到十年徒刑。后来的事实说明，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这一段时间是风暴之前的平静期。一个主要由布哈林起草、包含有着民主自由与权利所有方面的新苏联宪法颁布了，布哈林认为新宪法中的部分内容也许真的会得以实施。然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在秘密准备着一个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中心的人的新的审判，此次是逼迫他们承认曾经参与策划对斯大林和基洛夫的谋杀。
新的审判于1936年8月19日开始，地点是前诺贝尔俱乐部的蓝白舞厅，即现在商会大楼里的十月厅。主起诉人安德烈·维辛斯基[39]要求“将这些疯狗处决——一个也不留”。当然，他们一个也没有逃脱被处决的命运，尽管为了得到他们的供认，斯大林曾亲自向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承诺，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家人和支持者的生命会得到保证。
在审判之前、期间以及其后，赫鲁晓夫都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他告诫莫斯科党的工作人员要“以对敌人的痛恨、对反革命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分子的痛恨、对右派异端分子的痛恨以及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热爱和对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的热爱，教育广大群众”。在审判结束前的三天，他要求处死季诺维耶夫与加米涅夫：“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对我党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人都会发现，对于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集团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
1937年1月又进行了另一次公开审判。[40]此次赫鲁晓夫在红场面对瑟瑟寒风中的大约20万莫斯科市民发表了一次演讲，呼吁血债血还：“托洛茨基集团只是一帮间谍与唯利是图的刽子手、异端分子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帮凶。卑鄙下流的托洛茨基派的堕落者身上散发着腐败的恶臭。”“犹大式的托洛茨基及其帮派”最卑鄙的罪行是“向斯大林同志伸出了罪恶的手……斯大林同志是人类崇高进步事业的灯塔。斯大林是我们的旗手！ 斯大林是我们的意志！ 斯大林就是我们的胜利！”[41]
在斯大林审判以及后来处决布哈林与李可夫前，季诺维耶夫与加米涅夫被逼将两人牵涉到他们的罪行中，两人必须先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虽然布哈林和李可夫在1937年2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试图为自己辩护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但由36名成员组成的决定他们两人命运的委员会发生了意见分歧，一些人赞同先审判后处决（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审判也是多余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倾向于从轻发落。[42]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唯一发言只是关于一个无关痛痒的日程问题，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在那些阻断布哈林生命之路的人中，赫鲁晓夫算是比较克制的一个，他对审判布哈林和李可夫投了赞成票，但认为不应预先设定死刑。[43]
此时，大清洗的步伐加快了。接下来被整垮的是红军军官们，其中包括像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44]元帅这样的天才将军。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人们痛苦地想起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陆军与海军副人民委员扬·加马尔尼克[45]被选举进莫斯科党委委员会前，赫鲁晓夫曾给他做过担保。七天后，当《真理报》揭露加马尔尼克是“托洛茨基分子”时，赫鲁晓夫宣布加马尔尼克的当选证明了“这个敌人对自己进行了罪恶的伪装，从事的阴谋颠覆活动隐藏得很深”。
大批斯大林的亲信在各省的政坛上崛起。只有在安德烈·日丹诺夫[46]的列宁格勒、贝利亚的高加索以及赫鲁晓夫的莫斯科，才是第一书记负责监督清洗工作。尽管让大众普遍憎恨前克里姆林宫的同事是令人厌恶的一件事，但要鼓励因为恐惧而近乎疯狂的普通党员相互指责则是更糟糕的事情。然而，这正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这不是一场公开的斗争，”他在1937年5月莫斯科市党员大会上警告与会代表们说：“在公开的斗争中，子弹是来自敌人一方。而我们现在所要斗争的对象就坐在你的身边，他们对我们的成功与我们党所取得的成就也会大加称赞，但就在同时他们会偷偷扣动口袋里的扳机，等待时机向你射出罪恶的子弹，就像他们对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所做的那样。”对待这种叛徒的办法就是“痛揍他一顿”，然后再“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揭露出来的无可争辩的证据面前”玩味他的招供词。
“这些恶棍必须被打倒，”赫鲁晓夫在1937年8月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打倒一个、两个，或者十个恶棍，我们就可以为成千上万的人解除隐患。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双手坚决不能颤抖，我们必须为了人民的利益从敌人的尸体上碾过。”
赫鲁晓夫协助逮捕并消灭了他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三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用后斯大林时代的委婉词来说，“被镇压”了。在1937年5月选举进入莫斯科市委员会的63人中，大概有45人被消灭。在莫斯科省委员会的64名成员中，有46人消失了。
赫鲁晓夫的两名个人助手，拉比诺维奇（Labinovich）与芬克尔（Finkel），遭到逮捕。S.科日特尼（Seryon Korytny）也被逮捕，他第一次与赫鲁晓夫一起共事是在基辅。一个名叫马尔哥林[47]的人在基辅时曾帮助过赫鲁晓夫，与他一起在工业学院学习，后来代替他成为鲍曼区党委书记，并在莫斯科市委机构里担任他的助手。“总而言之，”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到了逮捕。”
按照程序，清洗行动必须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每个地区的党委书记必须对其下属的抓捕与审判进行授权，此外党委书记与当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及当地的检察机关一起被并称为所谓的“三驾马车”，他们拥有在不经过任何上诉的情况下执行死刑的权力。起初，内务人民委员部需要得到事先的同意才能逮捕党员，并对他们作出裁决。后来，警察头目在裁决作出前就草签命令，然后再征求他的同事们的意见。[48]
在某些案件里，赫鲁晓夫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了在莫斯科市与莫斯科省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要求将现在生活在莫斯科的大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1937年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了大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了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
一位采访过当时幸存者的历史学家说，赫鲁晓夫在帮助他的朋友与同事方面做得很少，或者根本什么都没有做。[49]不过，他的确帮助过李可夫21岁的女儿纳塔利娅（Natolia）找到了一份教师的工作，尽管后来在赫鲁晓夫1938年离开莫斯科，前往乌克兰后，她被逮捕并在牢狱中度过了18年的时光。此外，虽然他在欧内斯特·科尔曼的姐夫被捕后要求科尔曼辞职，但他还是为科尔曼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赫鲁晓夫不能也不会阻止甚至是他最亲密、最信任的同事被逮捕和枪决。[50]
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与伏罗希洛夫签署了数以百计的长长的死刑名单，为了在他们的主子面前摇尾乞怜，他们对受到镇压的人大多是胡乱编造罪名。我们可以认为，在缺乏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签署的死刑名单与编造的罪名相比较而言要少些。[51]秘密警察头目叶若夫和贝利亚知道莫斯科所有的杀人场所：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的死刑地下室；克拉斯诺普雷斯纳斯基区的瓦甘科夫斯科公墓，在那里泪流满面的囚犯为他们自己挖掘了坟墓，然后满身酒气的卫兵将他们赶了下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科穆纳尔卡国营农场，农场位于城市以南，后来狗在地下用嘴巴拱开了泥土，寻找被害者的尸体；顿斯科伊修道院的市立火葬场，那里有数以千计的尸体被化为灰烬后埋到了一个大坑里，上面铺上了沥青。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虽然赫鲁晓夫需要负责监督莫斯科的囚犯，但这些杀人场所并不属于他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他在回忆录中极力掩饰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大清洗的记录中还是难以逃脱被谴责的。
赫鲁晓夫承认他曾经“偶然间窥见到了”大恐怖的核心运作内幕。在1937年5月莫斯科党代会期间，他提名一位颇受尊重的军队政委加入市委委员会。这位候选人刚受到了雷鸣般的掌声，突然“我接到了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通知：‘不惜一切手段将此人拉下来。他不可信。他与人民的敌人有联系，即将被逮捕。’我们服从了这一指示，搞垮了这位候选人，但是这引起了所有代表的不安。就在第二天晚上，那位政委被捕了。”
还有一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道类似的命令来得太晚了，尽管赫鲁晓夫尽力操纵，然而还是没有能阻止雅麦利安·雅罗斯拉夫斯基[52]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当选。“这道命令对我来说太难了。”赫鲁晓夫坚持这么认为，但是更为严厉的是一位他尊敬的人给他来了一封信，指责他处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方式。“我不能向她解释我只是在服从命令。”
当“应被驱逐出莫斯科人的名单汇总到一起时”，赫鲁晓夫后来说，他不“知道这些人要被送到什么地方。我从来也没有问过。如果没有被告知，你只要服从命令就可以，这就是说这件事与你无关。这是国家的事情，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在另一次党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宣读一份决议草案，代表们都拼命想通过相互指责异端与叛变来挽救自己的性命。“情况真是太糟了，”他后来评论说：“决议草案中充满了对人民的敌人的谴责。决议要求我们始终紧握锋利的大刀，随时准备砍向敌人，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敌人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我不喜欢这份决议，但是我的处境也很为难。我还能做什么呢？”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时“我们不知道那些被捕的人被处决了，我们认为他们只是被关进监狱，只要服满他们的刑期就可以出来了”。[53]
作为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赫鲁晓夫有权收到所有送交政治局的文件。但是他坚持说，事实并非如此，“我只能得到那些斯大林指示我需要注意的材料。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人民的敌人相关的材料：他们的证词，一大堆所谓的交代材料”。赫鲁晓夫声称他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没有任何怀疑。毕竟，“这些材料都是斯大林亲自交给我的。”
在这些材料中，赫鲁晓夫记得最清楚的是有关他最亲密的朋友被捕的事。相信与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是叛徒是一回事，但事涉伊奥那·亚基尔（Iona Yakir）与塞米扬·科日特尼（Semyon Korytny）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亚基尔将军曾经是他在基辅时的朋友。他们在赫鲁晓夫到莫斯科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因为亚基尔的妹妹嫁给了赫鲁晓夫的同事科日特尼。“亚基尔不管什么时候来莫斯科，他总要去他妹妹那里。”赫鲁晓夫回忆说：“我们会一起到科日特尼的乡间别墅去。”
在内战期间，亚基尔亲自处决了几位白军指挥官。他在乌克兰的农业集体化与大饥荒中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在警察开始抓捕他亲密的同事时，亚基尔坚持去狱中看望他们，他甚至在伏罗希洛夫与斯大林面前质问他们犯了什么罪。这样他就使自己的名字被列入了清算的花名册中。
到了1937年5月，随着他周围军官中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本人也已供认了自己的叛国罪行，亚基尔肯定因为担忧而几近疯狂了。可以想象，当他与亲密的朋友在莫斯科的乡间别墅边散步时也没有向赫鲁晓夫透露自己的担忧，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可怕时期，甚至是亲密的朋友也不能相互信任。赫鲁晓夫说，后来过了一两天，突然间“亚基尔成了叛徒，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以前斯大林很尊重亚基尔，但是突然之间亚基尔和他的整个集团怎么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呢？”不过，赫鲁晓夫说：“当时我们还没有想到他们是造谣诽谤的牺牲品。……当时所有的指控都不会引起我们任何的怀疑。”
第二天，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草签了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委员会委员批准将亚基尔驱逐出党，并将他的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我，尼基塔·赫鲁晓夫，对政治局的提案投了赞成票。”即使他最终能向自己证明亚基尔是有罪的，他当时这么做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我感到很为难，”他后来说：“首先，我同情他。但其次，他们可以把我也牵扯进去，他们会说亚基尔在被捕的几个小时前还在赫鲁晓夫家里，他在那里过的夜，他们在一起散过步，肯定说了些什么事情。”[54]
至于科日特尼，他在压力之下崩溃了，心脏病发作，被同意送医院治疗。在警察将他带走的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去看望过他。至于他的案件也一样，赫鲁晓夫坚持说：“我也设法找到了答案。虽然我认为科日特尼是最诚实与无可指责的人，但毕竟亚基尔已经证明是‘一个变节者、叛徒与法西斯的帮凶’，而科日特尼是亚基尔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可能是我错了，他辜负了我对他的信任。”
赫鲁晓夫的女儿尤莉娅说科日特尼是赫鲁晓夫知道的很多无辜者中的一个。赫鲁晓夫自己在他的助手拉比诺维奇（Rabinovich）与芬克尔（Finkel）的案件上也差不多有同样的看法：“我甚至不能想象这两个我如此熟悉的人会真的是‘人民的敌人’。但是有‘确凿的材料’（大概是他们签字的供状）证明他们所犯的所有罪行，我没有义务反驳这些材料。”在马尔哥林的案件中，他将他的卫兵们召集在一起，对他们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我简直不敢想象马尔哥林是人民的敌人。”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还有一处提到了他称为叛徒的那些人：“现在说这话也许有事后诸葛亮的味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同情他们的’。但是当时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仅没有在内心里对他们表示同情，反而对他们感到愤怒，因为我们当时都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斯大林是不会有错的。”
但是要说当时他对宣称的叛国者表示同情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因为有如此想法就意味着他是在知道实情的情况下惩罚那些无辜的人。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不仅坚持认为他们有罪，而且还尽量找理由来证明他的做法的正确性。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提到的事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以前一位传记作家认为“对于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都难以置信”。实际上，要想理解赫鲁晓夫身上存在的令人吃惊的欺人与自欺混合并非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到了1937年，遭到指责与逮捕的党员已经波及了所有的级别，党员们痛苦地相互指责自己的同事。由于他的很多下属已经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者扳倒，赫鲁晓夫肯定会推测下一个可能会轮到他自己。在一次高级领导人都得“重新选举”的党员大会期间，马林科夫的内战历史突然引起了代表们的怀疑。赫鲁晓夫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挽救了他，但是就在会议前夕，赫鲁晓夫曾向卡冈诺维奇坦白过他1923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
卡冈诺维奇听到赫鲁晓夫的坦白后脸色苍白（知道赫鲁晓夫的所有罪行都是他自身记录中的污点），于是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赫鲁晓夫，只是简单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但是莫洛托夫，当时就在斯大林的旁边，认为赫鲁晓夫最好还是在公开场合坦白，斯大林点了点头。“是的，”斯大林说：“最好还是说出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他们可以用此事纠缠你，他们会不断地质问你，也会不断地给我们写来报告。”
赫鲁晓夫是多么的幸运啊！ 突然之间，一直痛苦地折磨着他的历史隐痛简单地化成了“纠缠”与“报告”。由于事先得到了一位握有实权者的保证，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供认了他的犯罪行为，并补充说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以及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已“知道我犯的错误”，但他认为有必要让“我们的莫斯科党组织也知道这件事”。不出所料，他的“坦白”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这一结果“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斯大林的信任，让我进一步相信那些被逮捕的人真的是人民的敌人”[55]。
不过，斯大林给他的东西同样还可以拿走。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内散步的时候，斯大林告诉赫鲁晓夫，最近被捕的邮电与电报人民委员尼古拉·安季波夫[56]告发了他。斯大林看着赫鲁晓夫的眼睛，等待他做出反应。“我想，刚好当时我的眼睛里没有流露出任何与安季波夫有关联的神色。如果他从我的眼睛里看出有什么问题的话，那我就会在当时当地成为又一个新的人民的敌人。”
保护自己是容许的，但为其他人就不一样了。拒绝签署死刑命令意味着赫鲁晓夫和他的家人的迅速消亡。就像后来问到赫鲁晓夫是否签署过死刑名单时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他当然签了。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到提升。任何明白人都能看出来。”
那些不太知名的官员都逃离了莫斯科，设法躲到了农村。托姆斯基、加马尔尼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则在面临逮捕时自杀了。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57]是唯一一位显然不愿按斯大林的旨意办事而自杀的高级领导人（他曾经忠诚地跟随斯大林多年）。[58]但是赫鲁晓夫追求的东西还有很多。1937年他在首都莫斯科的生活中已是无处不在。1935年，他在各类大小会议中做过64次讲话，1936年，讲话次数至少达到了95场。在1936年12月5日通过红场的游行队伍中，游行人群举着斯大林和其他最高领导人的肖像庆祝新的斯大林宪法的颁布。
此时的新闻短片记录了赫鲁晓夫的进步以及他对此感到的明显满足。在诺沃德维奇公墓的一次葬礼上，摄像机捕捉到了他与布尔加宁窃窃私语并对自己的玩笑窃笑的情景。他们两人都是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对生活充满信心。在另外一次葬礼上，赫鲁晓夫与更高级的领导人站在一起，斯大林穿着他那标志性的紧身短大衣，他那冷冷的摄人心魄的目光环视着整个场面；莫洛托夫看上去则跟花花公子差不多，穿着考究的套服，打着领带，胡须经过精心的修理，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着夹鼻眼镜；赫鲁晓夫穿着白色的高领绒衣，翻着厚厚的下嘴唇，长长的鼻子显得不是很挺拔，他的眼睛像黑黑的煤球，不时地扫向斯大林所在的方向。[59]
即使是在公开演讲时，赫鲁晓夫也能体现出他的随和与热情，能与听众进行直接的交流。在一个被拍成电影的场合，他谦逊地向听众们道歉，因为礼堂里太热了，友好地接受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个老妇人的指责，然后露出害羞但调皮的笑，好像是说：“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他嗓门奇特的高，讲起话来就像唱歌一样，这与他那张圆圆的胖脸很不符，但是他在空中挥舞右手与拳头的样子颇有斯大林的风格。“如果是叙述自己的事情，”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可以是个很好的演讲家。我可以在没有稿子，甚至没有提纲的情况下娓娓道来。”有一次，他被要求在基洛夫后面发表演讲，他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基洛夫是以卓越的演讲家而闻名的。但后来卡冈诺维奇还是向他表示了祝贺：“太棒了，你讲得很好。斯大林也注意到了。他说：‘跟在基洛夫后面演讲很难，但赫鲁晓夫做得不错。’”
赫鲁晓夫有很严重的斯大林崇拜情结。他特别羡慕斯大林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并努力加以培养。从一开始他就对斯大林“思想的清晰与言辞的简洁”十分佩服。后来，由于他能从更近的角度观察斯大林，“我对他的崇拜与日俱增。我为他在30年代中期的政治局会议上所体现出来的耐心及对他人的同情心所折服”。
这些颂词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在回顾往事时抛出的欺人与自欺烟幕的一部分。不过，其中也包含着真实的成分。斯大林拥有旺盛的精力与坚定的意志。他能将复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简化为似乎很简单直接的演绎推理的方法，这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颇具吸引力。将过分自负的自我主义巧妙地掩盖起来，斯大林可以让人感觉他很诚实与直率。很多年后，甚至在赫鲁晓夫对他的前领袖加以谴责后，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也有这样的看法，即赫鲁晓夫“很羡慕斯大林”。
作为卡冈诺维奇的副手，赫鲁晓夫从1932年秋天开始至少到过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办公室两次（一次持续了35分钟，另一次40分钟），而在1934年4月1日至5月18日，这位独裁者的办公室工作记录中保留着赫鲁晓夫四次访问的材料（时间从半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不等）。在中央委员会成员有权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他所崇拜的偶像也认真加以观察，但他更看重与这位领袖的非正式会面。“有时斯大林会让人给我和布尔加宁打电话，让我们陪他一起去剧院。我们总是聚精会神于他所讲的一切，并努力照着他建议我们的那样丝毫不差地去做。”更好的就是被邀请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去度周末：“斯大林总是让我和布尔加宁坐在他的身边，在席间也给予我们细致的照顾。他喜欢说：‘情况怎么样，我们的父母官？’”
这就是天堂！ “由于对他的崇拜，我不习惯在轻松的气氛中与他在一起；在我面前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而他却像我们一样有说有笑！ 不久，我开始不但把他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领袖，而且完全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而敬仰他。”
斯大林似乎显得很会报答别人的情谊。1937年12月，他在赫鲁晓夫主持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同志们，”他说：“我必须承认我没有准备给你们讲话。但是我们尊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就差把我拽到这里来参加会议了。‘来吧，’他对我说：‘你给我们好好讲讲。’”斯大林的话语中流露出一种爱意。正如他所回忆的那样，赫鲁晓夫用了亲切的第二人称要求他“给大家好好讲讲”。赫鲁晓夫真的能轻松地用这种非正式的语言跟斯大林讲话，这值得怀疑。斯大林在这里所体现出对他的热情是做给与会代表们看的。[60]
为什么斯大林不该喜欢赫鲁晓夫呢？除了体现出来的忠诚服务与崇拜外，赫鲁晓夫还可以弥补斯大林的优缺点。斯大林不喜欢发表演讲，但赫鲁晓夫有公开亮相的机会从来都显得很高兴。如果说斯大林的性格显得有些郁郁寡欢，不擅交际，那么赫鲁晓夫则显得友好而易于接近。除了在高加索度假外，斯大林很少离开莫斯科，而赫鲁晓夫则是闲不住的人。在他因为太过受到欢迎而遭到别人的嫉妒前，显得“开朗而单纯”的基洛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特别亲近。同样，外表显得坦诚而直率的赫鲁晓夫也是如此。
从身体条件方面来说，斯大林其貌不扬。斯大林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61]在公开场合总是穿着可以调节高度的鞋子，站在木质的平台上。他的脸上长着麻子，牙齿不齐，由于小时候的一场事故，他的左胳膊与左肩总是很僵硬。他的躯干太短，胳膊太长。“这甚至让他很痛苦，”布哈林在谈到斯大林时说：“他不能让其他人，甚至自己相信，他比其他人都高。”在斯大林面前，赫鲁晓夫只有五英尺一英寸的身高倒让他显得很有自信，这也帮了赫鲁晓夫的忙。
在学识方面，斯大林也感到不太满意。只接受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使他在列宁与托洛茨基的博学面前相形见绌。他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进行了广泛的阅读与批注，让一位哲学家担任他的私人教师，撰写了（如果别人参与其中的写作过程也可以毫无疑问地称为撰写的话）一些深奥难懂的论文，主题涉及从经济到语言学，实际上他就是苏联的总学监。但是布哈林说，斯大林仍然“沉湎于成为著名理论家的徒劳想法。他认为这是他唯一缺少的东西”。甚至按照斯大林的标准，他的大多数追随者（除了莫洛托夫、米高扬与日丹诺夫）都是学识上未开化的人（伏罗希洛夫从八岁开始就成为牛倌了），但是赫鲁晓夫也许是其中在学识上对斯大林最构不成威胁的。
赫鲁晓夫还有其他两种品性是无价的。在像斯大林这样惜言如金的行家看来，他的喋喋不休是可贵的，人们可以相信他只要稍有不忠就会暴露出来。此外，赫鲁晓夫真的很喜欢他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并且希望他们也喜欢他。他称赞卡冈诺维奇是“可以断事的人。如果中央委员会将一把斧子交到他的手上，他会大砍一通；不过遗憾的是，他经常在砍去朽木的同时也将健康的树木砍倒了。但是真的是木屑纷飞——你都无法阻止他”。他还是“马林科夫的朋友，我们曾在莫斯科党委一起共过事”。此外，赫鲁晓夫“一直很喜欢雅戈达”，他在1936年前一直掌管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绞肉机”。但是他“肯定不会反对叶若夫”，赫鲁晓夫担任工业学院党组书记时，叶若夫是中央委员会负责工业学院的委员。
在叶若夫成为秘密警察头目后，赫鲁晓夫后来说，“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开始了，成批的人被送进了绞肉机”。不过，他还是认为叶若夫是个“勤勉而可信”的人。[62]最后，斯大林还是消灭了叶若夫（与他的前任雅戈达一样，叶若夫知道了太多的内幕，因此成了很好的替罪羊），并用贝利亚取代了他。贝利亚最后罪行累累，从大屠杀到系列强奸，无恶不作。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30年代他“与贝利亚关系一直很好”。
赫鲁晓夫喜欢的人中包括斯大林手下最血腥的屠夫。假设对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罪犯举行纽伦堡式的审判，那么赫鲁晓夫的朋友们将在被控告之列。不是他喜欢的所有人都是令人讨厌的，很显然，他也绝对不是喜欢他所遇到的每个人。然而，他喜欢的人如此众多，甚至在他下台后也这样承认，这只能说明，他对别人的喜欢以及反过来别人喜欢他对他本人及其自我形象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与他的克里姆林宫朋友比较起来，他也真的能算得上是个好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63]
在另外一个新闻短片中，赫鲁晓夫在一次党的秘密会议上站在叶若夫与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安德烈耶夫[64]的旁边。在叶若夫和安德烈耶夫想交谈时，赫鲁晓夫身体始终前倾，笑着开玩笑，两人对赫鲁晓夫的玩笑也报以窃笑。还有一次在红场游行时，党的领导人站在列宁陵墓前。由于想通报一些情况，赫鲁晓夫从后面走到了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旁边。他们一边听着赫鲁晓夫讲话，一边看着游行队伍，严峻的脸上没有露出任何表情。而赫鲁晓夫则以在大人物面前的自贱而显得很得意，他急于讨好的脸上露出谄媚的笑容，对着斯大林与卡冈诺维奇的后脑勺亲密地窃窃私语。
摄像机捕捉到的赫鲁晓夫的这种混合形象——一方面开朗而热情，另一方面紧张、缺乏安全感——在他的私生活中也同样频繁出现。作为克里姆林宫正在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在当时的苏联过着算是优裕的生活。不过，他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他为外人所见的公开使命，而且也来自隐藏于公开形象背后的家庭压力。
1934年，赫鲁晓夫和他的家人已经搬进了位于莫斯科河边高大的新政府大楼内，这栋大楼后来因为尤里·特里福诺夫[65]的小说《河堤上的大楼》而为大家所熟知。这栋大楼于1931年完工，是作为莫斯科党的高级官员与国家精英（而职位更高一些的官员则居住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住宅而修建的，大楼气势宏大，共有11层，周围还有一些附属建筑与分隔开的独立院子。25个独立的入口通向大楼内总共506个单元公寓，所有的公寓（根据公寓主人的身份高低不同）“都装修得很豪华，但毫无口味地装点着与政府事务相关的家具”。为公寓主人提供的服务在当时也是很周到的：中央供热与供气系统、一天24小时热水、每个公寓一部电话（莫斯科的普通市民数年之后才用上电话）、每个入口两部电梯（一部服务电梯位于每套公寓的厨房附近）、商店、理发室、诊所、咖啡屋，甚至还有一个电影院。安全警察也是全天候值班，大概是为了保护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共产国际领袖乔治·季米特洛夫[66]以及斯大林的亲戚、卡冈诺维奇和其他的重要人物，不过当然也负有监视他们的使命。
在大多数莫斯科市民还拥挤在大杂院，几家共用一个厨房与浴室的时代，赫鲁晓夫一家拥有一套五个房间的宽大套间。根据当时苏联的标准，这已经远远不是舒适的水平了，尽管有时会有五个孩子（拉达、出生于1935年7月6日的谢尔盖以及出生于1937年7月17日的叶勒娜（Yelena），还有尤莉娅和赫鲁晓夫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父母以及占据一个房间的保卫人员。赫鲁晓夫还拥有一辆配备专职司机的汽车，不过他后来坚持认为他过着简朴的生活：“遗憾的是，现在理想主义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已经在党内消失了，现在很多人盛行的生活态度都带有资产阶级的情调。在我管理莫斯科市的时候，没有人会有自己拥有一套乡间别墅的想法。我们毕竟是共产党人！ 我们总是穿着朴素的工作服。我们没有人什么时候穿过西服。我们的制服就是一件开领的劳动衫，或是一件白色的农民衫。斯大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作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成员，赫鲁晓夫不仅工资待遇丰厚，而且还拥有金钱买不到的商品与服务。一些待遇，例如轿车，是公开的秘密，而专供他们出入的商店与咖啡屋、特殊的休闲场所以及每月发放的里面装着远远超过他们工资的金钱的“封口信件”则是不为人所知的。赫鲁晓夫承认他和他的同事们“过去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间隙一起吃三明治、香肠、酸乳以及甜茶”，但是他坚持说“在家里我们也经常吃不饱肚子”。莫斯科的同事欧内斯特·科尔曼回忆说，“一位头发上扎着红头巾的女服务员会将让我们胃口大开的早餐免费送到莫斯科党委的办公室里来”，他们可以在“市里最好的饭店”克里姆林宫的咖啡屋里享用丰盛的午餐。克里姆林宫的咖啡屋在节日里还供应高质量的菜肴。科尔曼还记得，他在“一天”休闲中心，一个离莫斯科不太远的休闲场所，见到赫鲁晓夫时的情景，莫斯科党委的官员在假日里经常带着他们的家人来这里消磨时光。科尔曼说，那里的住宿条件很舒适，客人们可以享用“国王般”的菜肴。这里没有偷偷摸摸的现象，也没有定量供应卡：“桌子在酒瓶与各种饭菜的重压下发出呻吟，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享用他们喜欢的食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沃加尔尤夫（Ogaryovo）庄园原先属于沙皇政府时期的一个将军，后来赫鲁晓夫（在他之后是鲍里斯·叶利钦）将那里当作了他们的政府乡间别墅。这里的主建筑当时是为莫斯科市委与政府领导人预备的。赫鲁晓夫一家在另一栋房子的第二层有两个房间，这两个房间原来是供公主的仆人居住的。布尔加宁和他的家人就住在楼下。附近则是他的莫斯科同事，其中包括后来被处决的谢曼尤恩·科日特尼（Semyon Korytny）。玛丽娅·索罗基娜（Maria Sorokina）在赫鲁晓夫家居住的别墅里一直从服务员干到了副总管。她的儿子迪马（Dima）在30年代是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的好友。索罗基娜的相册里保留着迪马与列昂尼德坐在轻便马车上晒太阳、在莫斯科河里游泳划船以及一起打网球的照片。
然而在这种舒适的表面下的生活并不是十分轻松的。赫鲁晓夫的父亲这时给予了他以帮助，他去特殊商店挑选食品，扛在背上拿回家，电梯不开时他就将拉达带到位于政府住宅大楼11层的幼儿园里。在迪马·索罗基的印象里，赫鲁晓夫的父亲属于那种典型的俄国农民，抽着味道难闻的、用家种烟草卷起来的烟卷。在他儿子的抱怨下，这位老人嘟哝着说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到卡里诺夫卡去，在那里“我抽烟就不会妨碍到其他人了”。
一天，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母亲告诉他说他的父亲跟他生气了，因为赫鲁晓夫没有“偿还他的债务”。赫鲁晓夫曾经答应过他的父亲为他买一双新鞋，后来他将此事忘掉了。赫鲁晓夫后来笑着说起这件事，不过这反映出他的父亲因为在生活上依赖儿子而在家里地位低下的程度。
从在家里的支配地位的角度来说，赫鲁晓夫的母亲现在也同样在生活上依附于她的儿子，经常是独自一人坐在房间内，或是到院子里与其他的老妇人一起闲聊天，就像她在卡里诺夫卡时和她的邻居们一样。不管西尼娅·伊凡诺夫娜（Ksenia Ivanovna）拿着她随身携带的小凳坐到哪里，其他扎着包头巾的老妇人很快就会聚拢到她的周围。赫鲁晓夫不允许她老是这样闲聊，就像她妻子后来所说的那样，因为这种闲聊“在30年代可能会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尼娜·彼得罗夫娜说，不过他母亲“不愿意听他的话”。当西尼娅·伊凡诺夫娜要求拉达听从她的劝告时，因为她比拉达年纪大，见识广，拉达就会问：“你比斯大林的见识还要广吗？”她的祖母就会回答：“那当然。”
赫鲁晓夫和他的母亲之间，当然也是他和他妻子之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列昂尼德的品行。列昂尼德和他的姐姐尤莉娅之间关系不和。他经常将他家里特供的食物和衣服分给他的朋友。有一次，他驾驶着一辆摩托车从一位官员府第的楼梯上冲下去。他的祖母对他很溺爱，对他这样那样的恶行总是一再原谅，他的继母对此虽然看不惯，但却不吭声。教训列昂尼德就是赫鲁晓夫的任务，但是他在此事上却令人吃惊地下不了决心。他不是惩罚列昂尼德，而是指责他的朋友。列昂尼德和迪马·索罗基想一起逃学，而赫鲁晓夫竟然同意了他们的想法。赫鲁晓夫说迪马“带坏了”列昂尼德，于是让迪马找了另外一份职业。[67]
教育列昂尼德的任务从心理上来说并不轻松，因为他最严重的违规行为都与赫鲁晓夫很相似。1937年列昂尼德只有20岁，但是他已经不是与一个，而是与两个女人一起生活过，后来又都被他抛弃了，两个都是犹太人，至少其中一个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1935年，他让埃斯舍尔·诺莫夫娜·艾丁格尔（Esther Naumovna Ettinger）怀了孕。根据她的儿子尤里·列昂尼德维奇·赫鲁晓夫的说法，他是一位空军职业军官与试飞员，艾丁格尔是位技术设计员，她在莫斯科外的夏令营遇到了列昂尼德。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这并非全是因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坚持。很显然，尼基塔·赫鲁晓夫对他儿子的行为很恼怒，有一次他甚至将列昂尼德逐出了家门。[68]
列昂尼德的第二个女人是罗查莉·米哈伊洛夫娜·特雷瓦斯（Rozalie Mikhailovna Treivas），一位漂亮的金发碧眼女演员，她的叔叔鲍里斯[69]曾在鲍曼区为赫鲁晓夫工作过，后来成为科穆索摩尔的高级官员。赫鲁晓夫后来说，特雷瓦斯“是位勤奋、能干的体面人”，但是也说过，有一次卡冈诺维奇“将我拉到一边，警告我说特雷瓦斯……曾经签署过一份支持托洛茨基的声明”。很自然，特雷瓦斯被逮捕了，在此之后，赫鲁晓夫曾在按照斯大林的命令视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时看到过他。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痛苦地表示：特雷瓦斯“在1937年大屠杀开始时也没有躲过绞肉机的劫难”。但是不管他对特雷瓦斯是多么的同情，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与特雷瓦斯的侄女混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感到很恐慌。更为严重的是，列昂尼德于1937年11月11日还真的和她结了婚。当列昂尼德将他的父亲介绍给罗查莉时，赫鲁晓夫暴跳如雷，将他们的结婚证书撕成两半。之后两位新人就与他们的朋友居住在一起，一直到1938年1月列昂尼德跟随家人搬到了基辅，之后，列昂尼德就永远地抛弃了罗查莉。[70]
赫鲁晓夫大量的家务事需要细心的管理。但是赫鲁晓夫本人不仅不关心日常的家务，而且还总是干预别人的做法。他的工作占去了他全部的精力。即使是在他有闲暇的时候，例如，周末在莫斯科郊外的乡间别墅度假，他也经常喜欢和同事朋友们在一起。当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还是充满了生活的情趣与欢乐的，他们一起唱歌、朗读诗歌以及在乡间滑雪。不过拉达回忆说：“父亲从来没有时间和我们在一起。”尼娜·彼得罗夫娜负责家务，但是直到1935年她还在莫斯科的电灯厂工作，在工厂她负责组织工作与指导党校的事务，并担任工厂党委里的“鼓动与宣传”工作主管。
很显然，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工作是充实的。“我在两年半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的分内工作，并因此获得了工厂领导颁发的荣誉证书。”她回忆说：“我还结识了一大批人——党的积极分子、作家、老布尔什维克、集体农庄里的农户（他们的集体农庄属于工厂的负责范围）。……我认为那些年是我政治生活，当然也是我公开生活中最为活跃的时候。”但是她的日程安排也让她感到精力疲惫。工厂大约有3000名工人，每天三班倒。尼娜·彼得罗夫娜每天早上八点钟离开家去上班，晚上“最早”要到十点钟才能回来。由于每周要工作六天，而且日程安排得很满，所以“我从来没有一天的空闲是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一起度过的，他的休息日是固定的”。 尼娜·彼得罗夫娜说起当为工作的同志安排看电影而她却不能去时她是多么的“生气”，因为她星期天要工作。至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参加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与我无缘的。……”
尼娜·彼得罗夫娜努力不让别人知道她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她用她保姆的名字，乘公交车去上班，而不是坐她家配备的公车，这样她每次上下班“最少都得一小时”。一天工厂党委书记深夜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当尼娜·彼得罗夫娜拿起电话时，他礼貌地问对方是谁。“库赫尔丘克。”她不自觉地回答说。“‘你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公寓里干什么？’他问。原来我是赫鲁晓夫的妻子，这让他大吃一惊。”
当孩子们生病时，压力就更大了。有一次拉达得了猩红热，“我们把她放在工厂旁边的医院里，每天晚上我都要赶过去看她怎么样了。我只能隔着病房的窗户看看（因为苏联医院很害怕外面的探视者交叉感染疾病）。我看到她们给了她一碗吃的和一把大勺，然后护士就走开和她的朋友们聊天去了。拉达还很小。……我看到拉达站在那里哭着，但是护士并没有过去，我也没有办法帮她。于是我们签署了一份弃权声明书，将孩子带出医院自己照看。费了好大的劲儿，我们终于让她恢复了健康。”
在谢尔盖出生后，尼娜·彼得罗夫娜辞掉了工作，后来又担任全联盟工程技术协会委员会的管理人员，直到叶勒娜出生。在全家于1938年搬到基辅后，“我唯一所做的就是乌克兰区党委偶尔分派的工作。我在夜校里教授党史……和英语。三个孩子都还很小，经常生病”。拉达回忆说，一旦她停止固定的工作，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情绪就会稍好一些”。尽管对拉达的要求特别严（“很难提出什么要求，特别是不可能的事”），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对谢尔盖和叶勒娜很宽松，“甚至有点宠爱”。
拉达认为，尼娜·彼得罗夫娜“从来没有对中断她的个人职业生涯流露出任何后悔之意，至少在孩子们面前没有”。不过，她不是那种爱抱怨的人。只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丈夫死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她都是独自一人生活，她才对她的管家抱怨说：“我从来没有真正有机会自己把握生活。”
她的有些压力都是自己找出来的。不过，她的压力肯定也增加了她丈夫的压力。在俄国历史最为恐怖的时期，赫鲁晓夫是否能与他的妻子分享其内心最深处的希望与担忧，对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在他们的孩子们面前，尼基塔和尼娜·赫鲁晓夫从来不谈论关于政治的事情，当然，从来没有批评过斯大林，不过从来也没有赞扬过他。
[1] 新召集的学生年龄大多在20多岁，甚至30多岁，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很低。1927年，所有的共产党员中只有8.7%，工人阶级党员中只有4%，完成过中学学业。从事白领工作的学员平均只接受过4—5年的学校教育。参照Fitzpatr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第182页。
[2] 作者对Ada A. Federolf-Shkodina的采访。Federolf-Shkodina直到1938年被逮捕前一直在莫斯科哲学、文学与历史学院教授英语。后来被释放后，她1991年居住于首都郊外的一家医院里。
[3] 1929年，莫斯科省并入由前沙皇时期的四个区（莫斯科、梁赞、图拉和特维尔）组成的大区，外加第五个区卡卢加60%的面积。
[4] 据估计，在30年代中期到末期的大恐怖中被害的人数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Entsiklopedicheskiislovar’narodonaseleniia（Moscow：Bolshaia Rossiiskaia entsiklopediia, 1994）第342—345页中列举了俄罗斯与西方的不同估计数据。
[5] 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后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后逃脱。1908年再次被捕。1913年获大赦。二月革命后，于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3月在卢甘斯克组织红军游击队。后任第10军军长。1919年改任乌克兰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3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5年11月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至1960年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1940年改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二战后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60年退休。
[6] 亨利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Генрих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Ягода，1891年11月7日－—1938年3月15日），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因参与革命运动被捕，被流放到辛比尔斯克，1913年获释。1915年应征入伍，1917年加入了俄军中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并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11月—1918年4月任《农村贫农报》执行编辑。1919年加入契卡，1921年3月31日被任命为契卡副主席。1923年9月18日出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局长，1926年6月捷尔任斯基去世后升任第一副局长。1930年7月13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被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二副主席。1934年2月10日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1936—1937年被调任为邮电人民委员。1937年4月3日被撤职，5日被捕。1938年被处决。
[7]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Ежов，1895年5月1日——1940年2月4日），生于圣彼得堡，当过裁缝学徒和工厂工人。1917年5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19年至1921年随红军作战。1922年开始当过一些地方的区委书记。1927年进入农业部门工作，1929年至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4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6年9月至1937年1月任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4月至1939年4月任水运人民委员，1939年4月被捕，1940年2月被判处死刑。
[8]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Павлович Берия，1899年3月29日——1953年12月23日），生于格鲁吉亚苏呼米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3月参加布尔什维克，1920年进入契卡工作，1926年担任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1年11月至1938年8月担任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8月至1945年12月担任内务人民委员，1953年3月5日担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同年6月26日被捕，12月23日被判处死刑。
[9] 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Ро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25年11月14日—— ），俄罗斯作家。1943年加入红军。195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国立大学哲学系。此后在中学任教。1956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1—1970年任苏联教育科学院工业培训科学研究所所长。60年代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1969年因出版《让历史来审判》一书被开除出党。197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89年恢复党籍。1989—1992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1年创立俄罗斯联邦工人社会党（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трудящихся），并于1991—1993年担任联合主席。
[10]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回忆录由他的儿子、历史学家谢尔戈·米高扬编辑并介绍到西方的，米高扬回忆录比较全面真实地记录了大恐怖的情况以及米高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1] 赫鲁晓夫是在和米哈伊尔·萨特罗夫交谈时说这番话的。参照N.S.Khrushchev （1894—1971），第38页。
[12]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3]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4] 尼古拉·阿列克谢多洛维奇·乌格拉诺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Угланов，1886年12月5日——1937年5月3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在农村学校接受教育。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1911年在军队服役。一战爆发后入伍，1914—1916年在部队任士官。参与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2年与留京等人秘密组建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1933年被捕。1934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7年遇害。1989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15] 萨马拉，现称古比雪夫。——译者注
[16] 马尔蒂米安·尼基希奇·留京（Мартемьян Никитич Рютин，1890年2月1日——1937年1月10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时入伍。1917年任哈尔滨苏维埃主席。1923—1924年任联共（布）达吉斯坦地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7年期间支持斯大林，大肆迫害左翼反对派。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以后是右翼反对派成员。1930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1年获释。1932年秘密组织反对派集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留京集团），同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7年遇害。1988年平反。
[17]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Сергей Миронович Киров，1886年3月27日—－1934年12月1日），1904年底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年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木斯克委员会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胜利后被选为弗拉基高加索苏维埃委员，期间靠近孟什维克，支持临时政府。1917年10月被选为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转向布尔什维克。1918年当选为捷列克苏维埃委员。1919—1920年任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红军独立第11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年5月开始担任俄罗斯联邦苏维埃政府驻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全权代表。同年又受命率苏俄代表团在里加与波兰签订和平条约。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6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23—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27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1934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2月1日在斯莫尔尼宫遇刺身亡。
[18] Tucker （Stalinin Power, pp.211—212）和Conquest（Great Terror , pp.24—25）都证实了基洛夫等的反对意见。Khlevniuk（Politbuiro , pp.74—79）认为，在新近公开的苏联档案中，并没有文件可以证实这些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留京被判处了十年徒刑，但是五年后，斯大林又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处决，他家仅剩的成员就是留京20岁的女儿和她的小孩。
[19] 阿达·亚历山德罗夫娜·菲德罗夫—谢科蒂娜（Ад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Федерольф-Шкодина，1901年11月27日——1996年1月30日），苏联作家。1927—1938年期间在工业学院、红色教授学院、第二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教授英语。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并被流放到科雷马。1947年获释。1948年再次被捕，1949年被判处终身监禁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1955年获释。1957年平反。1989年起发表有关古拉格囚犯的回忆录。1996年去世。
[20] 莫洛托夫坚持认为，莫斯科共产党权威部门在一封秘密信件中也提出过同一要求。
[21] 娜杰日达·谢尔盖耶夫娜·阿利卢耶娃（Надежда Сергее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1901年9月9日——1932年11月9日），斯大林的第二个妻子。1918年同斯大林结婚。1921年加入俄共（布）。曾任列宁的机要秘书。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同情反对派。1932年自杀身亡。
[22] 卡尔·雅诺维奇·鲍曼（Карл Янович Бауман，1892年8月17日——1937年10月14日），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领导了基辅武装起义。1920年任库尔斯克工会理事会主席。1920—1923年任俄共（布）库尔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组织和教学部副部长。1928年、1929—1930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候补成员。1928—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9—193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1—1934年任联共（布）中亚局第一书记。1937年10月12日被捕，14日被拷打致死。1955年平反。
[23] 列夫·扎哈洛维奇·麦赫利斯（Лев Захарович Мехлис，1889年1月1日——1953年2月13日），出身于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工人”。1911年入伍。1918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6年期间担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长。1930—1937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37—194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在此期间指挥了张鼓峰战役。1937—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1年任监察人民委员。1940—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再次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红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46—1950年任监察部长。1949—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1950年因中风退休。1953年逝世。
[24] 列夫·麦赫利斯，一位天生的秘密警察，被安置负责《真理报》的编辑工作，以保证报纸为斯大林服务。以后，他成为一个特别讨厌和狡猾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军。在红军大清洗之后，他获得了很高的军衔。由于作战无能，苏联为之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接下来他担任了国家监察部长。他死于1953年，所有消息都证实他是善终的。——译者注
[25] 引自1930年6月9日至12月27日间的党组会议记录。
[26] 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阿利卢耶夫（Сергей Яковлевич Аллилуев，1866年10月7日——1945年7月27日），斯大林的岳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早期成员。1907年移居彼得堡，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秘密集会场所。七月事件后曾为列宁提供躲藏地。内战期间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开展地下工作。此后在电气化领域工作。1945年逝世。
[27] 瓦西里·伊索福维奇·斯大林（Василий Иосифович Сталин，1921年3月24日——1962年3月19日），斯大林的二儿子。1938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8—1952年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1953年被转入预备役，同年被捕。1955年被判处8年徒刑。1961年假释出狱，被流放到喀山。1962年死于喀山。
[28] 斯维特兰娜·伊索福芙娜·阿利卢耶娃（Светлана Иосифовна Аллилуева，1926年2月28日——2011年11月22日），斯大林的女儿。
[29] 那天晚上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妇女身份不详。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认为是一位名叫古谢夫（Gusev）的军官的妻子。但是当时至少有三个名叫古谢夫的高级军官。赫鲁晓夫对阿利卢耶娃是自杀，还是被斯大林枪杀表示怀疑。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在莫斯科诺沃德维奇公墓的墓地与赫鲁晓夫的墓地离得不远。
[30] 斯大林的原秘书鲍里斯·巴扎诺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认为有这样的事情。参照其文章Pobeg iz nochi, Kontinent, no. 9 （1976）,第391页。但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同意赫鲁晓夫的看法，认为阿利卢耶娃可能在斯大林面前称赞过赫鲁晓夫。参照米高扬Takbylo ,第614页。
鲍里斯·格奥尔基耶维奇·巴扎诺夫（Бори́с Гео́ргиевич Бажа́нов，1900年8月9日——1982年12月30日），出身于医生家庭。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3—1926年担任斯大林的的秘书。1926—1928年任《金融商报》编辑、最高体育委员会委员和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雇员。1928年叛逃到伊朗，随后移居法国，出版回忆录。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支持芬兰。1982年逝世。
[31] 当然，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不会忘记他的第一位布尔什维克指导者对他的帮助。但是正如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所说的那样：“至少我在场的时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喜欢谈起卡冈诺维奇。”参照阿朱别伊Krushenieilliuzii,第155页。
[32] 苏联解体后，莫斯科市政府在市长卢日科夫的领导下又重新建造了耶稣天主教大教堂。
[33] 欧内斯特·雅罗米洛维奇·科尔曼（Эрне́ст Яроми́рович Ко́льман，1892年12月6日——1979年1月22日），苏联哲学家、数学家。出身于捷克一个犹太人家庭。一战爆发后进入奥匈帝国军队服役。1915年被俄军俘虏。1917年因不服从军官命令被判处六个月监禁，十月革命后获释，并先后参加了红军和俄共（布）。1919年初被共产国际派往德国工作，旋即被捕，获释后继续在德国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返回苏联，在红色教授学院工作。1945年返回捷克。1945—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1948年被捕并被押回苏联。1952年获释，在大学任教。1959年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并于1959—196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63年奉召回国并退休。1976年叛逃到瑞典，旋即退党。1979年死于斯德哥尔摩。
[34]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улганин，1895年6月11日——1975年2月24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契卡。1918—1919年任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铁路契卡副主席。1922—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电工技术委员会主席。1931—1937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0年、1940—1945年、1958年3—8月任苏联国家银行行长。1944—1946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第一副司令。1946—194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7—1949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司令兼苏联部长会议第二委员会主席。1947—195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0—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2—1958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5—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7年同莫洛托夫等人一道组织“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失败后于195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8—1960年任斯塔夫罗波尔经济理事会主席。1960年退休。
[35] “我和布尔加宁开始忘我地投入工作，”赫鲁晓夫写道：“我们亲自视察了建筑物与庭院。我们还动用了民兵（穿制服的城市警察），让他们帮忙。后来斯大林指示我们要建造干净的现代化收费厕所。”赫鲁晓夫总结说：“这件事情虽然看起来很琐碎，却说明了世界工人阶级的领袖斯大林并非忙得无暇过问公共厕所这样一个城市生活中既具体而又重要的事情。”
[36]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06年3月19日——1989年8月22日），苏联飞机设计师。1938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56—1984年任雅科夫列夫设计局总设计师。197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1989年任航空大学校长。
[37] 人们通常认为基洛夫被枪决是因为斯大林。赫鲁晓夫本人“对斯大林主使这起阴谋毫不怀疑”。但是虽然Amy Knight发现了很多斯大林与这起谋杀有关的外围材料，但她却没有找到斯大林下令枪杀的证据。Khlevniuk也同意至今没有发现斯大林对此应负责任的记录。
[38] 很多被开除出党的人是因为未能“领会”党章的细节。不过，在这次整党运动中，赫鲁晓夫再次显得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由于党的原则对党章的要求只是接受，而不是领会，所以莫斯科党委后来受到了批评，并被责成将在运动中被开除出党的大约4000名党员重新登记入党。
[39] 安德烈·亚努瓦里耶维奇·维辛斯基（Андрей Януарьевич Вышинский，1883年12月10日——1954年11月22日），1902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孟什维克，参加过1905年革命，1908年被捕，1909年获释。获释后继续参加孟什维克的活动。1917年曾签署过逮捕列宁的命令。十月革命后，接近斯大林，并进入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1920年参加俄共（布）。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28年在沙赫特案件中担任检察官。1935年担任苏联总检察长，在大清洗期间，在莫斯科审判中担任检察官。1937年至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所长。1939年至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0年兼任外交人民委员。1949年至1953年任外交部长。
[40] 此次受审的包括前“左倾机会主义者”Georgy Piatakov（赫鲁晓夫是在乌克兰认识他的，列宁曾对他有过高度的评价，列宁在他的“最后遗言”中称他有可能成为苏联未来的领导人）、前政治局候补委员Grigory Sokolnikov、以言辞犀利的宣传人士而闻名的Karl Radek以及前中央委员会书记Leonid Serebryakov。在审判开始前的一个月，Sergo Ordzhonikidze，斯大林最老也是最亲密的政治局同事之一，看望了狱中的Piatakov。Piatakov在担任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时曾是Ordzhonikidze的得力助手。Piatakov的被捕很显然是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他的同志们，包括赫鲁晓夫在内，都充满爱意地称Ordzhonikidze为Sergo，赫鲁晓夫还说他把Piatakov看作父亲一样。他于1937年2月18日开枪自杀。虽然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突发，但有关自杀或谋杀的传言很快就传开了。尽管如此，赫鲁晓夫仍坚持认为他是在很久以后才得知事实真相的。在Ordzhonikidze的葬礼上，赫鲁晓夫声称是Piatakov的叛变“给了这颗高贵的心脏沉重一击”，“加速了我们亲爱的Sergo的逝世”。参照Conquest,Great Terror ,第167—173页，以及Tucker,Stalinin Power ,第258—265页。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了解事实真相的过程，他说在战争时期有一次与斯大林一起吃饭时幼稚地称赞了Sergo，他的话招致了马林科夫的责备，说他不了解事实真相，这使聚餐陷入了尴尬的冷场局面。后来又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Serebryakov的遗孀Galina Serebryakova在经过了近二十年的牢狱生活后被释放出来，但仍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决心不让尼基塔·赫鲁晓夫安生，尽管他新近宣称反对斯大林主义。
[41] 1937年1月30日《真理报》的报道。
[42] 根据斯大林对形势的总结，一些中央委员会成员投票赞成审判布哈林与李可夫，再处以十年徒刑，还有一些人支持在不预先设定刑期的情况下进行审判。此外也有一些人倾向于将此案件移交人民内务委员会，进行进一步调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意见分歧，不是因为斯大林还没有拿定主意，而是因为他想先退让一步，看看别人会说些什么。一旦斯大林作出最后的决定（审判很快进行，并对他们处以死刑），别人再怎么反对都是徒劳的，况且当时也没有什么人敢公开反对他的决定。
[43] Getty和Naumov, Road to the Terror 第144页中记录了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的投票情况。除了斯大林、叶若夫（Yezhov）以及他们核心集团的人外，没有人能确定对布哈林与李可夫的指控是伪造的。不过，赫鲁晓夫肯定产生过怀疑。当他第一次遇见布哈林时，那是1919年内战期间在赫鲁晓夫所在部队的党小组会议上，赫鲁晓夫“绝对被他吸引住了”：布哈林有着“颇具感染力的个性与强烈的民主精神”。当“来自莫斯科的普通共产党员告诉我布哈林曾经和他们同住过一个宿舍，在同一张桌子上吃过饭”时，赫鲁晓夫对布哈林的印象就更加深刻了。但是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坚持认为，他是在斯大林死后才得知针对布哈林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这一真相的。
[44]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хачевский，1893年2月16日——1937年6月11日），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1914年任少尉，参加了一战。1915年2月被俘，1917年8月逃回俄国，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4月参加红军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期间功勋卓著，屡建奇功。内战后，先后担任过一系列红军高级职务。1937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45] 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Ян Борисович Гамарник，1894年6月2日——1937年5月31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领导了基辅工人起义。同年当选为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参与镇压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1920—1921年任基辅革命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1924年任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6年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28年任联共（布）远东省委第一书记。1928—192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1929—1937年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0—1934年任第一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兼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35年被授予一级集团军司令员军衔 。1937年被解职，改任中亚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因卷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而自杀身亡。1955年平反。
[46]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да́нов，1896年2月26日——1948年8月31日），191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6月加入红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选为团委员会成员，参与在乌拉尔进行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担任沙德林斯克苏维埃主席。8月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沙德林斯克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后任沙德林斯克县苏维埃农业委员会委员。1922年任特维尔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34年担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24—1929年任联共（布）下诺夫哥罗德省委第一书记。1934年2月调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兼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书记、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市委书记。1935年2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5月任列宁格勒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1938年3月任海军总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兼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39年3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1月任西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1年6月任苏联最高统帅部常务顾问。7月任西北方向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44年6月晋升为上将军衔，同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48年因心脏病发作而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7] 纳坦·维尼亚明诺维奇·马尔哥林（Натан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Марголин，1895年？月？日——1938年2月10日），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年加入俄军，随即逃走，转入地下工作。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参加革命运动。1919年加入契卡。1921—1922年任基辅契卡特别部部长。1922—192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基辅省切尔卡瑟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1925年任乌共（布）基辅省乌曼区执行委员会副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共（布）基辅省斯大林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7—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1930年任乌共（布）梅利托波尔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30—1932年、1937—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31—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第一书记。1934—1935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斯大林区委第一书记。1935—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37年3—11月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7年6—7月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7月—1938年1月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11月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48] 参照弗拉基米尔·诺莫夫著作《尼基塔·赫鲁晓夫》中的文章“Repression and Rehabilitation”，由Taubman、Khrushchev和Gleason编辑，第88—91页。有关“三驾马车”体制，请参照Khlevniuk, politburo ,第189—190页以及Conquest,Great Terror ,第286页。根据Natal’ia Gevorkian （“vstrechnye plany po unichtozheniiu sobstvennogo naroda,” Moshovskienovosti,June 21, 1992, p. 18）的说法，赫鲁晓夫本来想成为莫斯科市委与省委的三驾马车中的一驾，事实上他也这么提出过，但是斯大林可能没有让他承担这一责任，这也许是因为斯大林意识到大多数“三驾马车”的成员最后都会落得个步其受害者后尘的结局，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处决的对象。不过，诺莫夫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具体的清洗程序的原因，赫鲁晓夫才没有成为莫斯科“三驾马车”中的一员，但总体来说，赫鲁晓夫与其他地区的党委书记一样肯定签署过死刑命令。
[49] A. N. Ponomarev说，一些受害者“在他们被捕之前或之后向赫鲁晓夫寻求过帮助。但是实际上这位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没有一次站出来为他的党员同志们说话，为他们做担保，或者只是简单地要求重新调查指控。那些当时遭到牵连、后来在第20届党代会后被平反的无辜莫斯科市民都一致证实了这一事实”。参照N.S.Khrushchev,第47页。
[50] 科尔曼的妻子被驱逐出共青城，并被解除工作。但是尽管科尔曼供认了他的又一罪状，即出版了一本数学方面的书籍献给他现在不再信任的妻子，一位学术对手对这本书和他的献辞提出疑义，“赫鲁晓夫以他典型的善意方式将整个事情一笑了之”，几天后，科尔曼被任命为新近组建的全联盟高等院校委员会主席的助手。参照科尔曼，Mynedolzhny, 第196—197页。
[51] 苏联中央委员会官员、后来成为后苏联时代调查苏联时期清洗运动委员会执行书记的弗拉基米尔·诺莫夫，由于他对苏联时期的档案材料有着广泛的了解，他认为“赫鲁晓夫签署的逮捕令一般都是针对莫斯科有名的反对派的”。这位苏联时期的将军对历史学家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的话持有疑义，沃尔科哥诺夫说：“在20世纪50年代，所有上面带有赫鲁晓夫签字的名单（包括死刑命令）都在赫鲁晓夫的命令下从I. A. Serov所记录的档案中被删除了，Serov是当时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但是，当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追问有关赫鲁晓夫篡改莫斯科文件的证据时，诺莫夫回答说，虽然他“曾经努力试图澄清莫斯科党委档案被篡改的相关情况，但事情证明是很复杂的。对于事实究竟如何有不同的版本，所有涉及赫鲁晓夫的情况也说法不一。但是没有人能提供确凿的文件证据，证明自己的说法”。参照诺莫夫，“Repression and Rehabilitation,”第90页。
[52] 雅麦利安·米哈伊洛维奇·雅罗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年2月19日——1943年12月4日），出身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1年起担任《火星报》记者。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并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莫斯科。十月革命期间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1918—1919年任莫斯科军区政委。1919—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9—1922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书记。1921—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俄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1934年任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43年任武装无神论者联盟中央理事会主席。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1935年任苦役政治犯及流放移民协会会长。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9—194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兼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年逝世。
[53] 关于这份决议，赫鲁晓夫声称他曾向斯大林提醒过可能带来的危险，因为如果像往常决议里的内容被国内所有的党组织作为样板的话，那么其中过分激烈的言辞也许会引起恐慌。他说，斯大林为此亲自删除了决议中最具煽动性的话，这使赫鲁晓夫确信他的领袖“不想加剧任何不必要的恐慌，或是造成任何不必要的流血”。
[54] Volkovinskii认为亚基尔是在从基辅去莫斯科前被捕的。亚基尔当然被判处了死刑，他的妻子也被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他的兄弟、弟媳和她的儿子以及其他一些亲属，但是亚基尔的儿子并没有被杀，后来成了一位持不同政见者。
[55] 卡冈诺维奇声称赫鲁晓夫找到他后“泪流满面”，他们交谈以后，他亲自与斯大林进行了协商。
[56] 尼古拉·基里洛维奇·安季波夫（Николай Кириллович Антипов，1894年12月3日——1938年7月29日），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内战期间曾任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俄共（布）喀山执行委员会主席。1923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书记。1925—1926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第一书记。1926—1928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兼中央西北局书记。1928—1931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副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57] 格里戈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58]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原来与斯大林的关系十分亲密，但他不同意斯大林的过火行为，并为此与斯大林发生争执。紧接着他就死了，死因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一个谜。他不是被正式处决的，他死后得到了特殊的礼遇。赫鲁晓夫在他的“秘密报告”中认为他是自杀的，但至今没有人知道他确切的死因。——译者
[59] 这种类似的衣着差别在当时的照片中经常出现。每个领导人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形象。赫鲁晓夫主要是想体现教育与温文尔雅的气质（黑色的套服），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农村出身（带饰边的乌克兰衬衣）或者无产阶级本质（在别人钟情于军帽时，他总是戴着工人的鸭舌帽，而莫洛托夫则喜欢戴浅顶的软呢帽）。
[60] 早在1934年夏天，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及伏罗希洛夫一起来到了位于克里米亚沃罗索夫宫的豪华别墅。
[61] 根据斯大林死后对其尸体所作的正式检查，他身高170厘米。
[62] 虽然赫鲁晓夫对叶若夫的赞扬显得特别的不寻常，但我们可以参照作家I. A. Sats的回忆：“当叶若夫还在省里工作的时候，他给人的印象是紧张但心地善良、办事专注，没有傲慢与官僚主义习气。也许这是他的伪装。但是他后来成为杀人屠夫更有可能是受到了斯大林体制与斯大林本人的影响。”
[63] 赫鲁晓夫30年代的司机贝洛夫在他服务的所有官员中最喜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邀请贝洛夫到他家厨房与其家人一起用餐，贝洛夫认为这反映了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朴素感情。
[64]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安德烈耶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Андреев，1895年10月30日——1971年12月5日），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是全俄工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二大代表。1919—1920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1922年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工会讨论”期间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192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22—1927年任铁路工人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4—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8—1930年任联共（布）北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31—1935年任铁路人民委员。1935—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农业部门负责人，1937—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委员会联盟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3—1946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3—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57—1962年任中苏友好协会主席。1962—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1971年逝世。
[65] 尤里·瓦连蒂诺维奇·特里福诺夫（Ю́р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Три́фонов，1925年8月28日——1981年3月28日），苏联作家、诗人，瓦伦丁·安德烈耶维奇·特里福诺夫的儿子。
[66] 格奥尔格·迪米特罗夫·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 Mikhailov，1882年6月18日——1949年7月2日），1900年当选为索非亚印刷工会书记。1902年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1904年7月出席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召开的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出版委员会委员。1904年8月在全国工会同盟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工人理事会理事。8月23日被选为索非亚地方工人理事会书记。1905年8月被选为索非亚党组织书记。1905—1923年任全国工会同盟中央书记。1909—1919年任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13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15年参与成立巴尔干社会民主党联盟。1919年5月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紧密派社会主义者）后，成为党的领导成员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21年被选为巴尔干工会财务委员会委员、赤色工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理事会理事。1922年当选赤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3年参与领导九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923年12月当选为巴尔干共产主义联盟主席团书记。1924年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9年被指定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西欧局领导人。1933年因“国会纵火案”被捕，1934年被引渡回俄国。1934年4月29日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委员和中欧地区局领导。5月23日被吸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任保加利亚总理。1948—1949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7月2日在莫斯科逝世。
[67] 作者对玛丽娅·索罗基娜的采访。迪马·索罗基是不太情愿地去学习文学的，后来成为一位电影摄影师，但是他还是设法与列昂尼德及其妻子保持着友谊。
[68] 作者1991年6月对尤里·赫鲁晓夫的采访。根据Sara Babyonysheva的说法，她是十年后认识艾丁格尔的，艾丁格尔最后落得以缝制衣服为生。
[69] 鲍里斯·叶菲莫维奇·特雷瓦斯（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Трейвас，1898年？月？日——1937年8月16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随后在共青团工作。1923年曾写信支持托洛茨基的《新路向》，同年起在各大院校任教。1931—1933年任联共（布）特维尔省上维什涅沃洛茨克区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卡卢加区委第一书记。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70] 关于罗查莉的事情很难说清楚。电影评论家Maya Turovskaya在战后曾与罗查莉同在电影学院学习。她记得罗查莉使用赫鲁晓娃作为她最后的名字，并声称和列昂尼德有一个孩子。一位俄罗斯记者报道说，罗查莉的孩子实际上是她和列昂尼德在一起时与他们的一个朋友所生。1943年列昂尼德死后，国防部证书中证实了他与罗查莉的婚姻，上面标注的结婚日期为1937年11月11日。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