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6章 斯大林的封疆大吏：1938—1941
“我们希望派你去乌克兰，领导那里的党组织。看来，科西奥尔可能没法领导那里的工作。我们将调他到莫斯科担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会里一个委员会的主席。”
这就是1937年底斯大林宣布赫鲁晓夫晋升时的情景。下面是赫鲁晓夫自己当时的反应：
我是不愿意接受这一任命的，其理由有三：第一，我喜欢科西奥尔，我感到取代他的地位是于心不安的。1929年，当他接替卡冈诺维奇担任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我就认识他了。就是那一年，我申请进入工业学院，也就是科西奥尔批准了我的申请。第二，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经验或资格去代替科西奥尔的地位；我认为这顶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帽子对于我的头来说是太大了。第三，我脑子里还考虑到了民族问题。不错，我曾在乌克兰工作过，我一直同乌克兰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相处得很好。然而，作为一个俄罗斯人，置身于乌克兰人之中，我仍会感到一些尴尬。虽然我懂得乌克兰语言，但我从来没有达到能够用它来发表演说的程度。我将所有这些向斯大林作了解释，并对他说，我担心乌克兰，特别是知识分子，可能会对我很冷淡。我对他说：“派我这样一个俄罗斯人去乌克兰没有什么意义。”
“科西奥尔不是俄罗斯人，对吧？他是波兰人。为什么一个俄罗斯人同乌克兰人相处会比一个波兰人更感困难呢？”
“科西奥尔可能是波兰人，”我承认说：“但是他能用乌克兰语发表演讲。再者，科西奥尔比我有更多的经验。”
“不要再说了。就你去乌克兰。”
“那很好。我将尽我所能开展工作，使乌克兰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我仍在担忧我是否应付得了这个任务，但我不能否认，中央委员会如此信任我，给我这么高的职位让我感到很高兴。
赫鲁晓夫不仅被赋予乌克兰的最高职位（虽然只是暂时“代理”），而且斯大林坚持要求他同时主管基辅市委与地区党委的工作。
我对他说我不可能同时担任这许多职务，但他的态度很坚决。
他说：“你可以胜任。只要你到那里，你可以选用一些你中意的人帮助你。”
赫鲁晓夫雄心勃勃，有机会在他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地方成为一方主管，他肯定会乐不可支。但是他内心对做不好工作的担心也是真实的，他向斯大林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这一点。此外，他还有一点担心，就是他有可能成为在大清洗中人头落地的乌克兰领导人中的一个。
赫鲁晓夫是于1938年1月离开莫斯科前往基辅的。在其后的十年里，他经常去首都参加政治局以及其他的会议。不过只是到了1949年底他才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永远地回到了莫斯科。到那时，他已经越来越独立于斯大林并对斯大林越来越失去幻想。不过在这一时期，他仍然忠实而有效地为斯大林服务。这一时期使赫鲁晓夫发生改变的更多的是由于战争，但是他改变的进程在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前的三年在乌克兰就已经开始了。
赫鲁晓夫能获得部分的解放，能更有效率地工作，其关键是他与莫斯科之间的距离。没有一个处于斯大林势力范围的人，甚至是他委任到乌克兰的总督，能够有自主决策的权力。不过基辅离苏联权力中心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这使得这里可以存在苏联人所谓的地方主义。赫鲁晓夫相信他比克里姆林宫更了解乌克兰。他不仅对接近斯大林得通过其周围的人感到不满，而且他也开始看透斯大林本人了。
距离让赫鲁晓夫有机会发挥他自己的风格与才能在基辅为赫鲁晓夫工作的。一位名叫瓦西里·科斯坦科[1]的共青团官员回忆说，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知道事情的具体运作情况”。他“知道如何与人交谈。他能感觉出什么人他可以开玩笑，哪些人，像他一样，太年轻了，还不知道如何对他所开的玩笑做出反应”。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一位可以担当领导的伟人”。
回到基辅后，赫鲁晓夫很快了解到了更多关于乌克兰农业集体化、饥荒以及清洗恐慌的情况。在对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地区（他1925年曾担任过该地区的党委书记）的一次视察中，他详细询问了以前与他关系不错的几位农民的情况，其中包括几位很要好的富农朋友。“他担心他们已经被‘非富农化’”，扎赫尔·格鲁赫夫[2]回忆说，1938年他担任赫鲁晓夫从前的职位，“赫鲁晓夫是那种你可以与他坦诚交谈的人。他有一位名叫哥马利亚（Gomlia）的朋友，赫鲁晓夫和他形影不离，他很得赫鲁晓夫的器重，他可以告诉他所有发生的事情”。
当赫鲁晓夫到达基辅时，大清洗已经横扫了乌克兰的所有机构。乌克兰党组织已经大部分被破坏了，被捕的人太多了，以致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都达不到法定的开会人数。他“十分尊敬的”斯大林诺冶金学院的几位教师被逮捕了。他曾经碰到了其中的一位教师，他“已经变得形容枯槁。‘你怎么样？’我问他。他看上去很沮丧，表情木讷。他咕哝着说不好，他被逮捕了。后来其他的人告诉我，他遭到了毒打，就这样他的健康被毁了。不久以后他就死了”。
类似这样的相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偶尔会向他的老朋友们承认他的疑惑及对斯大林思想的幻灭。然而主持乌克兰清洗工作的也就是这位赫鲁晓夫，在他到来后，乌克兰的清洗步伐明显加快了。光在1938年，据说就有106119人被逮捕，在1938—1940年间，被捕人数达到了165565名。根据莫洛托夫的说法，在很少有客观证据但却不乏告密者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作为乌克兰三驾马车中的一员将54000人送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赫鲁晓夫的话里滴淌着毒汁，至少在为外人所知的一件事中是如此，他在一份文件上圈上“逮捕”一词，这样就决定了乌克兰共青团一位高级官员的命运。[3]
与在莫斯科时一样，对苏联制度的信念仍然激励着赫鲁晓夫。作为一块面积差不多与法国相当的领地的主人，他通过自己惯常的精力与坚定的意志将农业、工业与文化纳入他的羽翼之下，通过控制乌克兰西部地区并将它们与苏联乌克兰其他地区联系起来，通过试图改善他自己监控的大恐怖行动，当然是在严格的限制条件下并以周全的方式，让自己相信他是在为那里的人民谋福利。不过他也是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现在赫鲁晓夫家已经有五个孩子，加上其他一些到基辅与他们住在一起的亲戚。他们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在莫斯科过着优裕生活的人，对他们简直不敢想象的优越条件感到很满足。赫鲁晓夫也有着对自己及其家人的担忧。执行清洗政策的他的基辅前任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甚至连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也没有幸免。然而就在当时，不管这一切显得多么矛盾，他过得是很满足的。不再有起起落落，他已经爬上了高位，他享受着斯大林比以往更为热情的认同，他正在从自己的成功以及其他人的失败中赢得自信，包括斯大林的失败。
除了俄罗斯外，乌克兰当时是苏联最为重要的部分。然而人们怀疑乌克兰，至少在其一些公民当中，尤其是在知识界，有着民族主义的诉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斯大林对极权主义控制的追求相抵触。在经历数个世纪的基辅统治后，其间根植于乌克兰的文明控制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并对东欧邻国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地区落入了外人的控制之下，首先是蒙古，然后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乌克兰的领土为俄罗斯与哈布斯堡王朝[4]所瓜分，大约80%的人口臣服于俄罗斯。19世纪后期，乌克兰的民族意识开始滋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为乌克兰独立主义提供了一次机会。在1917年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只得到了10%的选票（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革命党赢得了75%的选票），在1917—1920年间，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政权在乌克兰执掌过权力，不过最后取胜的还是列宁的政党。
为了保住乌克兰，也为了遵循他理论上对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反对，列宁同意让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同事担任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例如像留布钦科[5]和格里高里·格里连科[6]等，后来他们都在大清洗中被处决了。乌克兰的其他主要共产党人，例如尼古拉·斯克雷普尼克[7]对1922年12月正式建立苏联的协议持反对意见，这一协议理论上承认乌克兰是自治区，但实际上从属于苏联共和国。在不顾乌克兰的反对建立起联盟后，斯克雷普尼克和乌克兰总理瓦莱斯·丘巴尔[8]对位于莫斯科的全联盟机构试图控制乌克兰经济生活的努力给予了抵制。
在组建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中未能占得上风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共产党人”注定是要被制裁的，但是暂时他们可以（甚至得到了莫斯科的鼓励）在文化生活中培植乌克兰化倾向。乌克兰化就是通过将共产主义披上当地语言与文化的外衣使布尔什维克在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合法化的一种努力。这意味着任命乌克兰人担任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将乌克兰语确立为国家机构内的官方语言，在学校里推广乌克兰语的使用，以及培育乌克兰文学、艺术与历史编撰工作。
斯大林从一开始就对乌克兰化持有疑义。于是他在1925年任命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到了1928年，卡冈诺维奇已经让格里连科和丘巴尔他们无法忍受了，于是他们向斯大林发出抱怨，斯大林就用科西奥尔取代了卡冈诺维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召回卡冈诺维奇标志着乌克兰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结束的开始。1930年仍具有一定影响的非共产主义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成为了第二年春天审判的对象。1933年春天，当斯大林的恐怖与饥荒达到最高潮时，乌克兰的紧张气氛进一步升级。至此，就连忠实地执行斯大林可怕法令的共产党人都充满了疑惑。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将帕维尔·波斯蒂舍夫[9]派到基辅，授权他以乌克兰以外的忠实可靠的俄罗斯人取代乌克兰没有忠心的共产党人的原因。[10]斯克雷普尼克在1933年夏天受到了共产党媒体的恶毒攻击，于7月份自杀身亡。他在知识界的支持者在随后的几次审判中被“揭露”为宣称的“乌克兰军事组织”的成员。
与莫斯科一样，乌克兰在1937年的风暴来临前有着片刻的宁静。1937年一开始，波斯蒂舍夫本人在他的支持者被驱逐出基辅党组织后也遭到了攻击。接着，斯大林反映一位名叫尼古拉延科（Nikolayenko）的女性，“一位普通的党员……一个寻常的‘小人物’”一直在揭露基辅的“托洛茨基异端分子”，但是“基辅党组织像讨厌的苍蝇似的躲避她”。莫斯科已经开始着手调查，斯大林继续说：“据反映，尼古拉延科是正确的，而基辅党组织是错误的。”[11]
1937年3月，乌克兰中央委员会解除了波斯蒂舍夫的职务，暂时由科西奥尔代理工作，领导对他已经下台的副手的攻击。留布钦科一直坚持到8月份，后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投票通过将他清除出党组织，并下达了对他的逮捕令。[12]就在几周前，赫鲁晓夫还用斯大林的专车带着留布钦科、科西奥尔和波斯蒂舍夫游览了莫斯科。赫鲁晓夫记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能再好了，甚至超出了党的同志情谊。”但是就在8月30日傍晚，留布钦科开枪杀死了他的妻子后自杀，同一天，时任人民财政委员的格里连科在莫斯科被捕。科西奥尔与他原来的基辅同事丘巴尔一起临时被任命为全联盟的代理总理，后来赫鲁晓夫取代科西奥尔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后来科西奥尔于1938年4月底被捕（唯一的“宣布”就是基辅电台停止称自己为科西奥尔电台），而丘巴尔则于6月份被解除职务，流放到乌拉尔地区，后来在那里被捕。科西奥尔与丘巴尔都于1939年2月接受了审判。1939年2月26日，他们与波斯蒂舍夫一起被枪决，尽管他们已经供出自己的“大量罪行”。科西奥尔幸存的兄弟（其他两个兄弟此前已经分别自杀和被处决）也被处决，还有他的妻子叶利查维塔（Yelizaveta）。波斯蒂舍夫的大儿子也被处决，其他的孩子被流放到劳改营里，他的妻子经受了很多折磨，后来据说被枪决了。丘巴尔的妻子也被枪决了。
所有这些行为都令人发指，要想继续进行下去并非易事。赫鲁晓夫保护自己免遭其前任厄运的办法就是在执行斯大林的命令时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亚历山大·乌斯品斯基[13]宣称说：“只是在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来到乌克兰后，我们才开始紧锣密鼓地粉碎人民的敌人。”乌斯品斯基如此奉承赫鲁晓夫当然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但是赫鲁晓夫的辩护者说，在他执掌基辅大权后，恐怖气氛相反有所减缓。大清洗的具体步骤我们不得而知，但大的轮廓是很清楚的。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乌克兰的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了一遍，乌克兰所有12个省的党委书记和他们的副职以及红军所有的军师指挥官也是如此。在1938年6月选举的86名中央委员会委员中，一年后只有三人还留在任上，而基辅半数的党员都遭到了告发，有一个地区甚至高达63%。1939年，报道的被捕人数“只有”1.2万人，而到1940年已经达到差不多4万人。[14]
赫鲁晓夫下令不要将他在乌克兰党员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收录进通常都要编撰的速记记录文件中，而是将他的讲话保存在党组织机关的特别保密档案中。在1949年12月回到莫斯科前，他指示将这些特别材料（光目录就长达52页）也同时转移到莫斯科去。如果这些文件的命运说明赫鲁晓夫有什么想隐瞒的东西，那么保存下来的这些讲话的节选也许可以说明其中的缘由。[15]
“我们必须坚决地与敌人、挑衅者以及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他在1938年6月第十四届乌克兰党员代表大会上宣布：“我们现在进行的斗争还太软弱。……我们必须……无情地打倒间谍与叛国者。我们要打倒他们，将他们彻底消灭干净。”他第二年在莫斯科夸口说他在乌克兰第一年已经清除了那里的“害人虫”。[16]
赫鲁晓夫签署了大量的共产党与共青团官员的逮捕令。对此他从来没有承认过，但是他后来的乌克兰共青团书记证明了这一点，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提供了间接的实证：“……甚至就连像我这样居于高位的领导人（当时我已经是政治局成员）也完全处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提交的文件的控制之下，他们可以决定这个或者那个党员或者非党员的命运。”“处于控制之下”几乎可以肯定地证实赫鲁晓夫当时是知晓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被捕人员名单的。
斯捷潘·伊凡诺维奇·乌什科[17]就是这种名单中的一个。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前一天下达的命令，乌什科在1938年11月14日被捕时还是位只有29岁的官员。他被指控“领导了一个反革命右翼——托洛茨基组织”，他起初否认任何指控，但是最终还是被强制认罪。尽管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长达七页的信件，承认自己有罪，念自己年轻，将悔过自新，恳求宽大处理，但乌什科还是于1939年3月7日被枪决。据称，赫鲁晓夫是乌什科主谋的一起暗杀阴谋的目标。赫鲁晓夫还在11月13日的一份总结有关乌什科的“证据”的长长信件上签上了他的斯大林式的签名：“将其逮捕！尼基塔·赫鲁晓夫，18/Ⅺ/38。”[18]
等到赫鲁晓夫已经掌控乌克兰的权力后，他对大清洗的疑惑已经发展成为愤怒。在他1938年4月第一次回到斯大林诺时，他拜访了科什科一家。他儿时的朋友伊尔亚·科什科（Ilya Kosenko）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选择了一条与赫鲁晓夫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赫鲁晓夫的父母过去曾在他面前称赞过在教堂唱诗班里唱歌的虔诚的伊尔亚，将伊尔亚作为赫鲁晓夫学习的榜样，他们对伊尔亚的姐姐柳莎（Liusha）也是大加赞扬。大革命后，赫鲁晓夫说服伊尔亚加入了布尔什维克，但是当共产党号召他参加“反富民化运动”时，他退党了。当他的女儿奥尔加后来问他是如何在夺去那么多布尔什维克的大恐怖中幸存下来时，科什科回答说：“因为我交出了我的党证，就是这样！”
1938年4月，当七辆黑色轿车轰鸣着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小队安全人员，在小屋门口排成两列时，伊尔亚·科什科正在房子后面侍弄他的小花园。赫鲁晓夫从一辆轿车上下来，看到了年轻的奥尔加：“你是科什科的女儿吗？去叫你的父亲。”
“父亲，你最好逃走，他们来抓你了。”奥尔加大声喊道。
奥尔加回忆说，伊尔亚·科什科双手直抖，半天才认出他的老朋友。赫鲁晓夫在几位助手与保镖的簇拥下走进小屋。
“好，跟我说说你过得怎么样。”赫鲁晓夫问道。
“说什么？”科什科回答道。
“你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新变化？”
“没有什么新鲜的。”奥尔加记得他的父亲低声说：“如果你是一个人，我也许还可以多说点。要是（我什么都对你说了），你一上车走了，留下我会怎么样呢？你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现。”
两年后赫鲁晓夫又一次来到了科什科的家。这一次他把唯一的保镖留在门外。
“不要再犯傻了，”过了一会儿赫鲁晓夫对科什科说：“入党吧，我会把你和你的家人都带到基辅去。你的孩子也该接受一些真正的教育了。”
“但是也没有什么人让你我接受教育，”科什科回答说：“我不会离开我的家的，我也不会加入现在这种样子的共产党。入党就是去做乌七八糟的事情。你们已经毁坏了真正的党，那个你原来加入的党，那个包括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与基洛夫的党。”
他们两个朋友之间虽然关系亲密，但科什科这么做是冒着可怕的风险的。但是赫鲁晓夫颇有同感地回答说：“不要将所有这些都归咎于我的头上。我并没有参与那些事情。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跟‘穆达什维利’（Mudakshvili）算总账。我不会原谅他犯下的罪行的——不管是对基洛夫、亚基尔、图哈切夫斯基，还是对普通的工人与农民。”
斯大林真正的格鲁吉亚名字是达日乌加什维利（Dzhugashvili），赫鲁晓夫将其稍加改变，加上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中都包含的一个“音节”，穆达（Mudak）。奥尔加当时12岁，她后来问她的父亲他和客人都谈了些什么。
“这么说你都听见了？”他急切地追问道：“你要牢牢记住，如果你向任何人提到我们所谈的一个字，他们就会杀了他（赫鲁晓夫）和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在一个老朋友面前坦露自己的心声。不过他找到科什科，跟他解释这些还是让人感到很吃惊。
皮奥特里·科瓦伦科（Pyotr Kovalenko）是赫鲁晓夫的另一位朋友，他们是在20世纪20年代相识的。他后来被捕入狱，不过后来又被释放了。1939年夏天，赫鲁晓夫在他基辅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科瓦伦科，询问了他囚禁期间的情况，并逼着他说出了在审讯期间忍受的毒打情况。当科瓦伦科说完后，赫鲁晓夫显得很震惊。
“皮奥特里！”他惊呼道：“你认为我了解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吗？你认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间办公室里作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而不是鲁比安卡党小组的负责人吗？你认为我敢肯定他们明天不会将我从这里拖走，投入监狱吗？不过我们还是得工作，为了人民的幸福，我们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努力，运用我们一切可能的权力。”
赫鲁晓夫与科瓦伦科的谈话是在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里进行的，那里肯定是隔墙有耳。他最后几句话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即使是前面的话也不是听起来的那么大胆。因为到1939年时，甚至连斯大林都不得不承认无辜者也被逮捕了，不过这只是因为“人民的敌人”已经渗透到了秘密警察内部，正在运用他们的权力摧毁党的忠诚干部。[19]
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时常会对逮捕情况做出严肃的评估，有几次他在与我面对面交谈时甚至谴责过他们”。不过常常好像是一种狂热已经感染了所有人和所有的事，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说：“党组织已经被摧毁得不成样子了，领导人已经没有多少说话的份儿了。没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任何人都别想被任命到高级领导职位上……不过有时甚至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同意也不能保证你的前途。有时有人已经得到了批准，几天后他可能就会身陷囹圄。……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那个指控他的人本身也受到了指控。所有这些都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很多当政的领导者都将自己送上了自我毁灭之路。”
通过将大清洗过程变成一系列疯狂的行动，赫鲁晓夫使自己与清洗的距离拉大了。如果我们可以认为他采取的行动是近乎疯狂的，那么就可以解释他们是何以将好人变坏的。当他们1929年第一次见面时，叶若夫给赫鲁晓夫留下的印象是“一位纯朴的人，一个原来的彼得堡工人”，但是后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其他“本性不一定残酷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已经变成了“只受一种思想指导的机械装置：‘如果我不对别人做这个，那么别人就会对我做这个；最好还是我做，而不是让别人对我做’”。
赫鲁晓夫拒绝承认他遵循的是同一条道路。但是他讲述的有关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乌斯品斯基的事情反映了赫鲁晓夫参与清洗过程的深入程度。赫鲁晓夫来到基辅时，乌斯品斯基“正让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里充斥着关于人民敌人的备忘录”。然而有一天，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不容置疑的证据说明乌斯品斯基有罪”，并问：“你们能不能自行设法将他逮捕？”
“我们当然可以，如果这是您的指示。”
“那就将他逮捕。”
赫鲁晓夫好像听错了名字，认为斯大林所指的受害者是另外的人。但是即使抓错了人，赫鲁晓夫补充说，那也没有多大的错，因为“碰巧的是也有控告此人犯罪的证据”。最后赫鲁晓夫还是搞清楚了要逮捕的是谁，就在他准备下令逮捕乌斯品斯基时，突然斯大林又打来了电话，告诉他计划有变。不是在基辅逮捕乌斯品斯基，他们想将他召回莫斯科，然后在途中抓捕他。为什么斯大林会认为乌斯品斯基会耍已经用过多次的诡计现在还不得而知。乌斯品斯基留下了一张字条，说他去第聂伯河投河自尽，但是出动了所有警察打捞，只发现原来是一头淹死的猪。啊，可怜的乌斯品斯基，最后他还是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在潜逃五个月后，“他们在一个地方抓住了他，”赫鲁晓夫后来说：“将他枪决。”[20]
在赫鲁晓夫到达基辅后不久，他自己险些也被他们逮捕。他从莫斯科带到乌克兰担任贸易部长的卢卡绍夫（Lukashov）是他“很信任、很尊敬的”，此时卢卡绍夫被捕了。时间不长，他又被放了出来。卢卡绍夫回到乌克兰时已经疲惫不堪，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他遭到了“无情的毒打与折磨”，目的就是让他告发赫鲁晓夫。指控的罪名——赫鲁晓夫曾经派遣他到国外与反革命集团建立联系——是荒唐可笑的（他的实际使命，赫鲁晓夫说，是去购买洋葱种子和其他的蔬菜），有无数的被指控者就是这样招致飞来横祸的。赫鲁晓夫说，他的朋友“拒绝招认，结果却被释放了——这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同样难得的是，赫鲁晓夫决定将整件事情告诉斯大林。
“对，”斯大林回答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有这类倒行逆施的事情。他们也在收集反对我的证据。”
通过自己大胆地提出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证明他对斯大林没有任何的隐瞒，斯大林会把甚至是细微的紧张看成是有罪的表示。[21]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让赫鲁晓夫了解有无辜的人被捕的话，那么对他自己的指控肯定可以让他明白这一点。他采取的抵制方法就是冒险向斯大林陈述敌人正在利用毫无根据的逮捕企图颠覆斯大林集团。
赫鲁晓夫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就采取了这种策略，他在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赫鲁晓夫补充说，一个造谣中伤者曾经向乌克兰省党委抱怨说：“我在与敌人的斗争中已经精疲力尽了，因此要求疗养生息（礼堂爆发出一阵大笑）。”在1940年的第十五届党代会上，赫鲁晓夫重复了他的警告：造谣中伤者仍在“阴暗的角落里蠢蠢欲动，想进行他们肮脏的勾当。他们这么做并不用费太多的脑筋。他们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名字，然后按字母排列搜寻目标。他们说，让我想想我下一个会搞掉谁？你们知道，他们名单中的人一个也没有从他们手上漏掉”。（礼堂内一阵大笑）
类似这样的话根本无法消弭赫鲁晓夫煽动起来的恐惧气氛。[22]但是他也列举了一些他努力放慢灾难爆发的事例，例如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证据大发雷霆，这些证据目的指向他在基辅党组织中的副手，他要求会见囚犯——但是事情的发展证明，这已经太迟了，因为那个人已经确认了他先前的供述，但却及时挽救了另一位因此事而被牵连的嫌疑犯：“我的良心一直折磨着我。我一直坚持认为他是无可指责的，他肯定是受到了不公正的指控。”
他所说的良心谴责也许值得怀疑，赫鲁晓夫的同事中很少有人还留存着起码的良心。不管这是真是假，他总是劝慰自己他在保护无辜和无助的人。这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何他在大恐怖中没有觉得与其完全同流合污。
当一开始让赫鲁晓夫去乌克兰任职时，斯大林就指出他的门徒“对城市与工业的偏爱”，并提醒他“不要将所有的时间放在顿巴斯”，而忽视“你在农业方面的责任”。赫鲁晓夫写道：“虽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抵制住我的第一爱好——矿业和工业——的诱惑，但我还是遵循着他的警告。……我试图尽我所能，学习关于农业的各项知识。我用了很多时间到乌克兰各地旅行，访问农庄与农村，与农学家和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交谈。”[23]
他所做的首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寻找一位能全身心投入农业的助手。他从基辅农学院中挑选了安德烈·谢甫琴科。28岁的谢甫琴科通过一个星期马不停蹄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他走马上任了。赫鲁晓夫已经得出结论，认为农业计划制度需要作出调整，谢甫琴科回忆说：来自上面的命令少了，集体农庄可以作出更多的决策。但是在努力说服莫斯科方面之前，赫鲁晓夫已经派出谢甫琴科到农民那里尝试他的想法了。
“不要坐车去，”赫鲁晓夫告诉他：“步行去，这样农民会认为你和他们是同类人。你不会抽烟，是吗？好，那就拿起烟卷来，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抽烟，你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这样才能将他们鼓动起来。不要提任何官僚主义的问题。让他们有机会思考问题。一旦你做到这一点，你就可以询问他们的想法，他们得拿出他们自己的计划，而不是从斯大林那里拿来一个。付出时间，看看你是否能让他们作出计划。”
谢甫琴科带着一套改革方案回到了基辅。赫鲁晓夫对方案进行了几天的修改，然后带到了莫斯科。在谢甫琴科的陪同下，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斯大林起初持否定意见：“如果我们按照你的方法做，他们就不会种甜菜。种植甜菜很费力费时，而且效益也不好，这样他们就不会种。他们都会去种植燕麦。”当赫鲁晓夫说农民是值得信任时，斯大林批驳赫鲁晓夫是在“讲废话”，没有强制与纪律，事情就会“一盘散沙”。最后斯大林批准仅在乌克兰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允许集体农庄自己制定一些特定谷物的生产计划（黑麦、燕麦、大麦以及黍），其他所有谷物的生产计划仍继续由上面制定。“如果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燕麦，我们会将有关负责人投入监狱。”斯大林生气地说：“如果他们不种植燕麦，你就得负责任。”
赫鲁晓夫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促进养牛业，并指派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24]创作一部关于具有远见卓识的集体农庄领导人的剧本。此外，赫鲁晓夫还努力调整奖励制度，那些辛勤劳作、产量更高的农户将会得到更多的奖赏，在斯大林身后赫鲁晓夫也积极推行这一改革思想。如果说他早在25年前就开始推行这一思想的话，那么这部分是由于赫鲁晓夫与其他的苏联最高领导人不同，他在农村地区呆过很长时间，对那里的真实情况有着更多的了解。
1940年的一天，赫鲁晓夫在一位助手和一名司机的陪同下，回到了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1925年他曾在这里担任过党委书记。他的继任者扎赫尔·格鲁赫夫希望为那里的官员与保卫人员建造一栋大的住宅楼。遗憾的是，他首先看到的就是一位酒气熏天的集体农庄主席。但是经过开始的愤怒反应后，赫鲁晓夫满怀同情地询问了让人们借酒消愁的恶劣工作条件。就是在这次视察期间，他询问那些他20年代知道的富民是否“活着挨过了政治运动”。赫鲁晓夫留给格鲁赫夫的印象是“简单直率。和他交谈五分钟后，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你生来就与他相识，可以向他倾诉所有的事情”。
1938年4月，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诺的教育机构进行了一次旋风式的视察，他曾在那里担任过党委书记。他到达时大多数学生正在教室里，但是他们都拥到礼堂里，欢迎他的到来。赫鲁晓夫生气了，责备学校负责人打断了学生们的正常安排，不过还是同意给学生们发表讲话，教师们都拥进了礼堂。与往常一样，他讲话没有讲稿，并很快与听众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一位学生回忆说，当时他们想得最多的就是镇压浪潮已经使太多的教师离开讲台。赫鲁晓夫却提醒他们警惕纳粹德国的危险，并呼吁提防内部的敌人，不过他是以非常随意的方式说出这些话的，他在讲话结束时以宽厚的微笑向学生们道歉，原谅他打断了他们正常的秩序。赫鲁晓夫的表现典型地反映了他在会见各类人群时的个人风格，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也是如此。他不是倾听别人的讲话，而是不停地打断发言者的发言（有时是在他们开始讲话之前），对他们指手画脚、取笑、戏弄以及训斥，从而使他自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25]
据报道，乌克兰1939年的粮食产量超过1938年21.5%，同时顿巴斯煤矿的产量也有所增长，新的工厂也陆续上马。[26]不管他在这些增长中的实际贡献如何，反正赫鲁晓夫在基辅与莫斯科都将功劳归到了自己的头上，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神奇地解决汽车轮胎问题一样。赫鲁晓夫对他的司机亚历山大·茹拉夫列夫（Aleksandr Zhuravlev）“很尊重，也很信任”，赫鲁晓夫的孩子们习惯地叫他萨沙（Sasha）叔叔。萨沙叔叔抱怨说苏联的轮胎磨损得太快，好像是科学院生产出来的一样，对此赫鲁晓夫很重视，甚至向斯大林通报了此事，虽然斯大林“从来不喜欢听到有人批评苏联生产的东西”。
斯大林的报复方法（他不喜欢听到坏消息）就是指派赫鲁晓夫去调查此事。赫鲁晓夫的反应再次体现了他的谨慎：“我完全不熟悉橡胶工业和轮胎制造。”他后来回忆说：“我有些担忧。 我不晓得将需要多少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否应付这个难题。”
接下来的事情也是可想而知的。他视察了苏联当时最好的轮胎工厂（设备最好，是从美国进口的），现场观看了轮胎的制造过程，不时地提出问题，并找出了出现问题的症结：为了赶进度超额完成生产指标，工人们违反了操作说明，轮胎中所布设的钢丝减少了一、二层。这一发现对于赫鲁晓夫来说特别值得高兴，因为是卡冈诺维奇来这里巡视时推荐了这些更改方案，同时也因为赫鲁晓夫在汇报这一发现时斯大林的反应。虽然“十分震怒”，但这位苏联的主人还是网开了一面：“我同意你的意见。将你们的建议交给我，我们将讨论批准。”
“我讲这件事情，”赫鲁晓夫总结说：“是为了说明斯大林有时候还是能够勤勤恳恳和像政治家那样地处理问题的。他是这个国家唯恐大权旁落的君主和主人，他为反对官僚政治和各种贪污与弊端而斗争。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组织者，他是一位领袖，但他又是一个专制君主。”
虽然赫鲁晓夫担心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可能会对他持敌视态度，但他们还是得到了他的宽大对待。由于拼命想在恐怖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如果可能的话，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很多人阿谀奉承，不顾廉耻地卑躬屈膝。赫鲁晓夫急于想得到文化界的尊重，同时也为了向掌控基辅真正大权的斯大林表现自我，他在这方面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1938年，布尔什维克起初的乌克兰化政策已经被其对立面俄罗斯化所取代。通过强调“乌克兰人民与俄罗斯人民之间历史与兄弟般的联系”净化了乌克兰历史。俄语在学校里重新得到了重视，乌克兰语中也增加了很多俄罗斯词汇，例如piatisotnitsa（一位英雄的农庄女工人，她在一公顷的土地上至少收获了25吨甜菜），并重新规范了各种农民装束的用语，例如皮鞋与束腰的绳带，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时就用过这种绳带。
赫鲁晓夫在推行俄罗斯化方面不遗余力。1938年，他猛烈抨击了“为了在乌克兰取消俄语而极尽诋毁之能事”的“波兰—德国的走狗以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以及“那些不惜一切手段想将俄语驱逐出乌克兰学校的家伙”。[27]不过，他同时也对处于政治困境中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出友好的表示。他安排授予一位病入膏肓的作曲家一枚高级勋章，然后亲自到病人的公寓里颁发勋章。在后来的共青团第一书记科斯坦科看来，当时的知识界将赫鲁晓夫的表示看成是“善意的表示，特别是与当时社会流行的做法不同”。
在他1938年1月刚到基辅的几周内，赫鲁晓夫就栽培著名的作家。出生于1895年的马克西姆·雷日斯基[28]也许是成立于1917年新古典主义诗人非无产阶级团体中最著名的诗人。1925年雷日斯基指责共产党的文学束缚只对“那些没有天赋的人”管用，1931年他作为一个“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民族志愿主义主题的”“右翼”团体成员受到攻击。1931年雷日斯基被捕，在狱中呆了半年时间，后来他宣布放弃以前的思想，被重新恢复了忠臣作家的头衔。雷日斯基能从斯大林手中逃脱出来很显然主要应该归功于赫鲁晓夫。在1938年雷日斯基再次被捕后不久，赫鲁晓夫就提醒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乌斯品斯基，说这位诗人曾经写过赞扬斯大林的诗篇，而且诗中的文字成为广为人知的歌曲。“你还想逮捕他吗？如果这么做的话，没有人会理解的。”[29]
其他两位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乌克兰诗人是帕夫罗·蒂希纳[30]，他原本是象征主义诗人，与米高拉·巴赞[31]，一位新浪漫主义诗人。两人在大革命后都加入了无产阶级作家团体，但是都对布尔什维克组织“文学阵线”的主张进行了抵制。1927年蒂希纳因为“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下贩卖民族主义的鸦片”而受到攻击，1934年巴赞的作品也受到谴责，因为“没有达到工人阶级的要求”。到30年代初期，这种警告已经足以给人带来厄运。米高拉·赫维尔奥维伊（Mykola Khvyl'ovyi）是一位共产主义作家，他曾试图反对俄罗斯中央集权的控制，保护乌克兰文化，结果于1933年自杀。同年蒂希纳宣布放弃自己从前的主张，巴赞于1934年也同样如此。两人转向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并因此得到了不菲的奖赏，蒂希纳成为乌克兰苏联作家联盟的主席，巴赞后来在战后代表乌克兰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出席了联合国的会议。
巴赞与赫鲁晓夫的关系不如雷日斯基密切，不过他的遗孀尼娜，一位医生，回忆说她不仅结识了赫鲁晓夫，而且还认识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彼得罗夫娜曾带着孩子来找她看病），以及赫鲁晓夫与第一任妻子的女儿（尤莉娅曾在生理学院做过实验室助手）。巴赞一家在赫鲁晓夫善意的保护下生活得也很不错，他们有着装饰豪华的六居室公寓，家庭像册中也不乏巴赞与赫鲁晓夫和其他乌克兰领导人的合影。
据说，蒂希纳与巴赞因为向斯大林主义出卖了自己的信仰而“经受了良心的折磨”。很显然，同样与赫鲁晓夫成为朋友的剧作家科尔奈丘克的情况并非如此。科尔奈丘克从一开始就倾向于苏联，他也赢得了很多奖励，成为作家联盟的主要领导者，并在战后被任命为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虽然他向内务人民委员部告发了与他共事的一些作家，但科尔奈丘克自己也曾遇到过麻烦，因为斯大林不喜欢他和他的妻子万达·瓦西里维斯卡[32]写的一部新歌剧《波格丹·赫梅尔尼斯基》（Bogdan Khmelnitsky），这部歌剧是关于1648年反对波兰统治者的乌克兰起义领袖的故事。不过赫鲁晓夫始终保持着与科尔奈丘克的友谊，并一直成为他的保护者。
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多夫仁科[33]致力于革命事业，但对于革命他有着自己的非正统看法。他最著名的电影《土地》（1930年）从积极的方面描绘了农业集体化，但是调子还不够高，因此那些斯大林主义的评论家指责这部电影是“反革命的”，充斥着“失败主义的情结”。多夫仁科的下一部电影《伊万》描述的是工业化对一位第聂伯河地区建筑工人的影响，在一片法西斯主义与泛神论的指责声中，这部电影被取消公演，电影导演也被驱逐出了基辅电影制片厂。
就像他对一位朋友所说的那样，由于担心“被逮捕并被他们生吞活剥”，多夫仁科直接向斯大林本人提出上诉，斯大林曾对他以前的一部描绘大革命与内战的电影《武器库》给予过称赞。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位独裁者在不过24个小时的时间里就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介绍给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基洛夫，“好像他已经与我熟识很长时间”似的，并鼓励多夫仁科创作好他的下一部电影《航空城》（在这部电影里，英雄的苏联边防军通过粉碎日本间谍与颠覆分子的破坏，保卫了新建的航空城）。在其后的21年里，他以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普希金为榜样，成为电影制片人的指导者与顾问。
斯大林的保护为多夫仁科赢得了一枚珍贵的列宁勋章。[34]无怪乎赫鲁晓夫看重他与多夫仁科的相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的莫斯科，赫鲁晓夫对一部反映红军指挥官米高拉·邵尔斯[35]的电影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这部电影是多夫仁科1938年在邵尔斯原来的副手伊凡·杜鲍沃伊[36]的指导下在基辅开机拍摄的。多夫仁科和赫鲁晓夫听到杜鲍沃伊突然被捕与被枪决的消息时都感到很震惊，杜鲍沃伊已经“供认”曾经谋杀了他的指挥官。不过，赫鲁晓夫仍然与电影导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后来当多夫仁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解放》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了，这部纪录片是为苏联占领西乌克兰地区歌功颂德的，而赫鲁晓夫在1939年时曾领导过该地区。
比起诗人与电影制片人，赫鲁晓夫在科学家与工程师中更具吸引力，特别是那些与艺术家和作家比较起来对他更少威胁但更可能为经济提供实际效益的知识分子。他和叶夫根尼·帕顿[37]院士的第一次见面充满了怀旧的色彩。
当他进来看我时，我发现他是一个身材结实、头发花白、上了一些年纪的人；他有一个狮子一般的面孔和一双明亮而锐利的眼睛。他向我致意后，立即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金属，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请看这个，赫鲁晓夫同志，请看我们研究所做的东西！ 这是一块10毫米厚的铁条，看我们把它焊接得多好！”
我仔细地观察了接缝。我作为一名冶金工人，我曾经有许多机会检查焊接的接缝。这个接缝光滑得好像这个铁条是整块地铸出来的。
“这是一个熔解焊接的样品。”帕顿院士说。
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帕顿向他解释了怎样制造可以用于船舶和桥梁上操作的轻便熔解焊接机。“我完全被帕顿院士迷住了，”赫鲁晓夫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对金属感兴趣。……我感觉帕顿院士是那种合我心意的人。我当场决定尽我所能使他的发明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赫鲁晓夫的推荐下，熔解焊接应用于工业，后来又用于坦克制造中。帕顿对他被批准加入共产党感到很满意，尽管他“接受的是老式的沙皇教育”，“对十月革命并不抱有同情心”。赫鲁晓夫回忆说他被帕顿院士“深深地感动了”，并向斯大林谈起过帕顿院士。斯大林“显然也十分感兴趣，虽然他很少表露自己的感情。他只是简单地说：‘那么说帕顿已经决定了想加入党组织了。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阻止这件事。’”
赫鲁晓夫是多么容易为能创造奇迹的神奇科学家所激动啊！ 在他的善意形象得到他人的肯定时，他是多么感动啊！ 在斯大林的身前与身后，赫鲁晓夫都有着令人吃惊的能力，能将共产党带来的恐怖与其本应该追求的伟大事业分离开。不管因为社会主义的名义怎么血流成河，当像帕顿这样的人宣布自己皈依共产主义时，赫鲁晓夫都能热泪盈眶。
特罗费姆·李森科[38]同样也赢得了赫鲁晓夫的赏识。出生于农民家庭，这位“光脚科学家”（这是1927年《真理报》的一篇文章对他的称呼，这篇文章使他声名鹊起）致力于解决使苏联农业受害的问题：在不用化肥或矿物肥料的情况下如何使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如何通过“春化处理”来保护小麦——例如，在播种之前对种子进行浸泡与冷却——以及让农民在田间用剪子和小钳子让自花授粉的麦穗进行风动异花授粉，从而让小麦进行杂交（而不是播种专家所推荐的纯种作物）。李森科还宣称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改变作物与动物的基本特征，并对遗传基因理论提出了质疑。
李森科是自我推销与告发科学家对手方面的能手。在1935年的一次集体农庄突击手大会上，他警告说：“阶级敌人什么时候都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否是科学家。”在其他几位政府官员的附和下，斯大林喊道：“好，李森科同志，说得好！”李森科的主要对手，著名的基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39]于1940年被捕，并被送到了集中营里，在那里他经受着疾病与营养不良的困扰。同样是在1940年，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最新提议给予了支持，李森科建议用鸡来消灭危害乌克兰甜菜的象鼻虫。李森科说他的计划曾经受到了其他专家的批评，但他补充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清晰而正确的干涉”使他相信他的批评者是错误的。
1939年赫鲁晓夫赞扬李森科是“能领导一流人才团体的一流人才”。李森科的伪科学很适合于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气质。认为没有什么社会经济甚或是物质上的限制因素可以制约他们的雄心壮志，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对那些冒称是科学事实的古怪想法都大加称赞。甚至那些颇具盛名的苏联科学家，由于拼命想不致因“反对进步”而遭到迫害，在1939年都对李森科大加称颂。赫鲁晓夫对李森科的支持并非是一时的兴之所至，他喜欢这位光脚科学家的一个原因是他可以在不用羡慕他的学识的情况下尊重李森科。[40]
在赫鲁晓夫来到基辅后不久，莫洛托夫就在莫斯科提议让他担任苏联政府的副总理。赫鲁晓夫拒绝了这一邀请（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坚持，这种邀请就不能太当真），并列举了很多理由，说明自己需要继续留在乌克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基辅他可以拥有充分的决定权，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
一篇于他被任命为乌克兰党委书记时出版的简短传记是这样描述他的：他是一个“具有最高的纪律性、对列宁和斯大林的党无私奉献的人，一个知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都能坚持到底、完成任务的人，一个具有布尔什维克的直率、敏锐与特别谦虚谨慎的人——所有这些都是这位斯大林主义者的性格特征”。《乌克兰真理报》载文说，当赫鲁晓夫的选民们知道他决定在莫斯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他们时都不禁表现出“无限的喜悦”。赫鲁晓夫的党委副书记德米安·科罗特钦科[41]说，在“我们人民最优秀的儿子、卓越的布尔什维克、来自顿巴斯的矿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领导下，我们最终粉碎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分子以及他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同伙。科罗特钦科是那种典型的老好人。他“在乌克兰政治局会议上总是一言不发”，瓦西里·科斯坦科回忆说：“沉默是他的王牌。他总是等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什么建议后才会说：‘是的，那当然，这肯定没错。’”[42]
赫鲁晓夫的面孔与身材（当时仍相对比较瘦）在乌克兰媒体上到处都是：在他视察体育运动的游行队伍时，脸上挂着得意的微笑，鸭舌帽随意地戴在头上。在一次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穿着带有饰边的乌克兰衬衫；在一张亲密的团体照中他与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挤在一起。有一张照片肯定是赫鲁晓夫特别满意的，就是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他被代表们包围着，就像他的斯大林诺代表团十年前簇拥着斯大林一样。
1939年12月23日的乌克兰报纸头版上是一张大幅照片，照片上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交谈，斯大林在一旁亲切地看着他们俩。1940年5月12日，一幅近乎满版的照片反映了斯大林正在给赫鲁晓夫作指示的情景，赫鲁晓夫手拿笔记本和铅笔全神贯注地听着。三天后，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第十五届党代会上发言，他的形象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在《真理报》上这种规格只能是斯大林一人所享有，而在乌克兰的报纸上，赫鲁晓夫也享受着这一待遇。
虚情假意的阿谀奉承对于像赫鲁晓夫这样的苏联领导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他对此却特别钟情。有一个电影镜头拍摄的是他1939年在克里姆林宫接受红旗勋章时的情景。他走过红地毯，从加里宁[43]手里接过勋章，与这位苏联政府首脑握手，然后发表了简短的答谢讲话。如果仔细地观看影片，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的眼睛就像饥饿的猫盯着盛宴一样，看着加里宁手里的勋章一动不动。当接过勋章时，两人激动地握手，赫鲁晓夫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容。一时间因为崇敬与兴奋，他合上眼睛，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后，他健步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下巴因为激动而显得僵硬，右手在空中挥舞着。
还有一个镜头是在1939年3月第十八届党代会上，当时赫鲁晓夫全家都从基辅来到了莫斯科，在他们的莫斯科公寓里呆了几天，晚上全家去看电影。电影上是全体政治局成员进入一个会议厅时的情景，他们将在这里与普通代表们合影留念。当领导人鱼贯通过大门时，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中间还隔着几个人，但当他们在第一排就座时，赫鲁晓夫不知怎么已经到了斯大林旁边。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好像都没有在意，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将他们挤到了一边，而斯大林的脸上却阴沉了下来，好像若有所思。赫鲁晓夫开始露出了胜利的微笑，然后紧张地左右环顾，以确信没有冒犯到什么人。他用胳膊友好地捅了捅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环顾四周，享受着与斯大林亲密接触的时刻，然后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1939年还发生了另外一些赫鲁晓夫在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行为：在希特勒于1939年9月进攻波兰后，苏联占领了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如果仔细考察，赫鲁晓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比他在大恐怖中还要恶毒，因为极力使自己相信占领西乌克兰是社会主义，也是他自己的胜利，而占领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捕和被流放。
希特勒对东欧和苏联过于明显的觊觎增加了20世纪30年代国际形势的紧张。与很多共产主义者一样，赫鲁晓夫指望斯大林能抵制希特勒的险恶图谋。然而当1939年8月斯大林与希特勒签署了著名的互不侵犯条约时，赫鲁晓夫对此表示欢迎。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希特勒急于想吃掉红军，而英国和法国“则乐于作壁上观，对让希特勒与我们大干一场的想法很是高兴”，而苏联则急切需要赢得时间和领土。不过除了其现实政治的好处外，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在赫鲁晓夫看来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斯大林的核心集团庆祝条约签订时，他本人就在场。[44]
赫鲁晓夫并没有参与外交事务，但是1939年8月的下半个月他碰巧在莫斯科，负责监督全联盟农业展览乌克兰馆的准备工作。他在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45]到来前的一天得知了此次突然访问的消息。斯大林喜欢向他信任的助手透露一些消息。他“笑着并密切注意我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反应。开始我哑口无言。我吃惊地凝视着他，我想他是在开玩笑。然后我说：‘为什么里宾特洛甫要来看我们？他叛变到我们这边来了吗？还是其他什么？’”
在提出这样愚笨的问题后，难怪斯大林没有要求赫鲁晓夫参加第二天，也就是8月23日的谈判。赫鲁晓夫想和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一起去打猎。他在到莫斯科的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打猎了，然而这却是他第一次在扎维多瓦附近的莫斯科军分区靶场打猎。“去吧，”斯大林说：“明天你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好做。”
赫鲁晓夫在30年后仍然对第二天打猎时所感受的同志间的情谊珍藏着回忆。和平的光芒将要照亮整个欧洲，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那一天的白天与夜晚都沐浴在温暖多情的情感里。“还有其他一些元帅们和将军们也在猎场，我们一道打猎。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天气温暖，打猎非常成功——对我来说尤其如此。请别误会，我并不是夸耀自己的打猎技巧，但那天我比伏罗希洛夫多打到了一只野鸭。我提到这点，只是因为新闻界已经开始把伏罗希洛夫树立为我们的首席射手。”
当他们打猎回来后，赫鲁晓夫得知斯大林将留他们共进晚餐，因为“我带着我的野鸭去与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分享。我告诉斯大林有关我们打猎的情况，并开玩笑地夸耀我们白天的成就。那天他的情绪很好，他也说了不少开玩笑的话”。[46]
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的条约中包含着致命的后果，其中包括一项秘密协议，使两位独裁者彼此瓜分波兰和其他东欧地区。当纳粹军队于9月1日进攻波兰时，他们迅速击毁了波兰薄弱的抵抗力量，数以千计的波兰军队和其他难民向东逃亡。当苏联军队于9月17日向西进入波兰境内时，赫鲁晓夫就陪伴在他的亲密朋友、基辅特别军分区司令谢米扬·铁木辛哥[47]的身边。赫鲁晓夫的公开使命是保护西乌克兰地区的斯拉夫同胞，而他真实的任务是对西乌克兰加以统治并实行苏联化，没收他们的土地，实行集体化，组织新的政党与国家机构，并确保他们“自愿”选择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波兰人和乌克兰人在西乌克兰地区的人口中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的是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在18世纪，波兰曾被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分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重新赢得了独立，华沙从布尔什维克手里重新夺回了西乌克兰地区的控制权。当地的波兰政府对于非波兰的少数民族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仅次于非乌克兰人，当然在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统治下，很多乌克兰人同样也没少吃苦头。
历史学家简·格劳斯[48]写道，对于1939年前的波兰政府，“唯一可以争论的方面就是官员受到迫害的程度（为仇视其他少数民族的波兰人所迫害），而非是否存在这种迫害的问题”。“后续波兰政府差强人意的执政表现”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1939年苏联军队在进入波兰时受到友好接待的原因。人们成群结队地涌上街头，有时是自发地，挥舞着红色或是黄蓝相间的乌克兰旗帜。[49]不过，波兰人并非唯一让苏维埃俄国感到没有用处的群体，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同样也是如此，他们梦想着建立一个包括已经苏联化的东乌克兰的独立国家，其他在苏联人眼里没有利用价值的还有地主、资本家和牧师。然而莫斯科的目标不仅是尽可能快地将该地区并入苏联，而且还要使整个过程显得很民主。
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在他们占领的头六个月里，他们进行了两轮选举。每次选举前他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会议、游行和示威活动将人们动员起来。10月15日，一列火车从基辅开往利沃夫，上面装载着流动的博物馆、一个简易的电影院、装满记者的汽车还有一个舞蹈团。一位目击者回忆说：“突然之间，城市与乡村满是成群结队的宣传人员——其中大多是红军或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官员。”
很多投票者参加投票都得到了奖赏，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是在为独立而不是为并入苏联而投票。在那些草率挑选的候选人笨拙地发表竞选演讲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操纵者不是让他们草草收场，就是替他们宣读竞选演讲稿，并坚持说这位竞选者嗓子不太好。在投票选举的当天，“那些监督者从早上四点或是四点半左右就开始挨家挨户地敲门，催促睡意蒙眬的居民起来投票，最早的也得到中午才能回家，然后是民兵开始检查居民的投票情况”。
尽管进行了这些准备，但苏联当局还是需要在选举投票中作弊，为的是能产生出可以一致投票赞成加入苏联的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国民大会成员。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解散了乌克兰的教育与宗教机构，逮捕了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大约有125万人（其中包括犹太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还有波兰人），相当于全部人口的差不多10%，从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流放到了苏联内地。在1939年至1941年苏联统治的21个月里，有大约50万人被投入监狱，占到当时所有成年男子的大约10%。大约5万人在监狱里遭到杀害或是饱受折磨，在流放期间死亡的人数超过了30万。[50]
由于在苏联统治下的命运如此可怕，很多犹太人在纳粹入侵时都逃离了波兰，但现在他们都想回到德国占领下的波兰。格劳斯认为，苏联的占领与德国人比较起来“在气氛与风格上显得不是那么咄咄逼人”，这只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对苏联人“还多少有些敬畏，而苏联人有着不安全感，有意降低了声势”（这与德国的狂妄形成了对照），也因为“那些来到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的苏联人员也曾遭受过这块新解放的土地上的人们正在经受的同样的苦难（而且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次遭受这样的苦难）”。不过对于西乌克兰的很多人而言，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不是处于苏联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就是遭受德国极权主义的蹂躏。
赫鲁晓夫在这起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在斯大林的监督下，处理这一事情风险很大，时间也很短促。西乌克兰地区最大的城市利沃夫直到9月22日才得以占领。不过10月26、27日，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选的”国民大会代表就举行了大会，赋予他们的代表要求并入苏联的权力。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1月1日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这让那里的人们向斯大林表达了感激之情：“从西乌克兰长达600年来的黑暗与无尽苦难的王国里走了出来，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人民真正幸福和真正自由的乐土中。”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创造了又一个奇迹。苏联的媒体详细报道了那次欢快的集会，而赫鲁晓夫则是其中的明星。在靠近苏联军队和德国军队之间战线的一个小镇上，赫鲁晓夫被告知当地的一个旁观者是位钳工，他欢呼起来：“好呀，你都知道些什么？我也是个钳工。”他的回答引来了“人们欢快的呼喊与鼓掌”。一个新闻短片反映了赫鲁晓夫与铁木辛哥欢迎欣喜若狂的村民时的情景，高大的铁木辛哥在赫鲁晓夫面前给人以高耸的感觉，而赫鲁晓夫则自豪地穿着一件军服，扎着宽宽的皮带，戴着一顶军帽。在向欢呼的人群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摘下帽子，像孩子似的笑着，下面是掌声雷动。当铁木辛哥讲话时，他轻松地站在一旁，拇指插在皮带里。在其后那些高官们站在一起聊天时，除了赫鲁晓夫外，所有的人都手拿香烟，吞云吐雾。当他们在安全警卫的陪同下走向黑色轿车车队时，铁木辛哥恭敬地闪到一旁，让赫鲁晓夫先上车。
多夫仁科的电影《解放》描绘的是那种典型的正义对邪恶的胜利。那些曾经骑在工人和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奸诈的资产阶级现在被迫去扫大街。一个波兰地主，一位跛脚的老妇人，从他们的农庄里被拖了出来。被俘的波兰士兵在大赦之下一瘸一拐地离去。僧侣投票赞成苏联的统治，而农民们则是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在整部电影中，赫鲁晓夫的形象一再出现，为各种活动祝福，加入对斯大林的和散那（一种赞美上帝之语），对所描绘的公众崇拜浪潮感到心满意足。
赫鲁晓夫确实在某些方面减轻过镇压所带来的后果。虽然斯大林于1938年解散了波兰与西乌克兰的共产党组织，但赫鲁晓夫却利用他们原来的党员作为1939年选举的志愿组织者。他控制了集体化与去富民化的步伐，尽管在1941年6月纳粹德国进攻之前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但是他对占领的其他所有事情都持肯定态度。他欢迎东西乌克兰的联合。[51]他为苏联西部边境的扩展与巩固而欢呼。当农民们在新组建的集体农庄里高唱着“英特纳雄耐尔”时，他对他们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表示担忧。他说：“不过，你只要想一想，他们能从头到尾将整个曲子优美地唱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赫鲁晓夫看来，在波兰知识分子方面遇到的麻烦是他们不明白苏联文化可以为他们带来什么。“在资本主义文化氛围中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熏陶……他们既不了解也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不能想象他们的文化会因为将领土并入苏联而得到真正的丰富。”
赫鲁晓夫特别乐于向那些不理解自身利益的人作指导，特别是那些和他过去一样少不更事的下层官员。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位利沃夫行政人员，他正在考察那些想在新的市政府中寻找工作的前城市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是波兰人。赫鲁晓夫后来说：“他的大衣外面很醒目地插着两支左轮手枪，看起来好像他肩膀上没有扛着一门加农炮的唯一原因就是加农炮太沉了。那些坐在周围想和他交谈的人显然对他都十分害怕。”赫鲁晓夫向他讲解了这种方式不符合共产党人作风的理由：“你给这些人造成了可怕的印象；你是在给你自己和我们的党背上恶名。如果一个恐怖主义分子闯进来想杀害你，你会怎么做？他可以用你的手枪杀害你！从现在开始，如果想带枪的话，你必须保证枪把不要像现在这样露在大衣外面。”
现在赫鲁晓夫也开始在高层圈子里施加自己的影响。内务人民委员部派遣了两名人员去西乌克兰［其中一位就是威廉·菲舍尔，实际上他是鲁道夫·阿贝尔[52]上校，他于1957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据称是在美国抓获的职位最高的苏联间谍］，执行根据纳粹德国与苏联签署的秘密协议将德国居民召集回德国占领的领土的任务。当其中一位消失后，赫鲁晓夫对贝利亚大发雷霆，指责他派遣无能之辈去乌克兰。根据当时坐在贝利亚办公室里的帕维尔·苏多帕拉托夫[53]的说法，“高频电话线使坐在桌子对面的人都能听到他愤怒的声音”。当苏多帕拉托夫接到电话时，赫鲁晓夫“不耐烦听他讲话……打断了他的话……然后……挂上了电话”。[54]
1939年9月23日在靠近利沃夫的一个村庄里，赫鲁晓夫挥舞着拳头，呵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们，因为他们手下的表现太糟糕了。一方面，他们很懒散：“你们也将这称为工作？你们没有执行过一例处决！”另一方面，他们将自己凌驾于像他这样的党的领导人之上：“你们这些多狡猾啊！ 我们很清楚你们是如何想将党的领导人踩到自己的脚下的。”在莫斯科向贝利亚汇报这次谈话时，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伊万·谢罗夫[55]形容赫鲁晓夫是个“不喜欢玩弄民主人士的傲慢家伙，他只喜欢人们簇拥着他，对他阿谀奉承。……”然而，这起事件真正的意义在于说明了赫鲁晓夫与众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要求警察枪杀更多的人，另一方面又要给他更多的权力空间。
当赫鲁晓夫发表演讲、夸夸其谈时，他实际上是在期待溜须拍马者的奉承，例如像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和他的波兰妻子、作家万达·瓦西里维斯卡那样。瓦西里维斯卡从被占领的华沙向东逃亡，及时赶来帮助苏联当局在西乌克兰召集她的波兰同胞。“我曾经听说过一位作家，”赫鲁晓夫回忆说：“她在波兰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她和我成为可靠的朋友。她是个好人，很聪明，也很诚实。”他还补充说：“她出生于一个显贵的波兰家庭。她是毕苏斯基[56]政府里一位部长的女儿。甚至有谣传说她是毕苏斯基的教女。……”赫鲁晓夫略带善意取笑的口气描述了瓦西里维斯卡光脚从华沙逃离时的情景，说“她的打扮就像个穿着羊皮大衣与朴素黑鞋的农民一样”。赫鲁晓夫最后安排她当上了乌克兰的副总理。
在赫鲁晓夫的美好回忆中，最高潮的莫过于对投票将西乌克兰与苏联其他地区联合在一起的国民大会的描述。当乌克兰代表团在利沃夫集会时，他“甚至没有听到一个人对在西乌克兰建立苏联政权表示怀疑。一个接着一个，充满感激与快乐，所有的发言者都说被接纳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是他们最为期盼的梦想”。当苏联最高苏维埃接受了西乌克兰的请求时，赫鲁晓夫感到“十分高兴与自豪”，因为“我组织并监督了西乌克兰的苏联化进程”。他写道：“我不想隐瞒，这对我来说是个幸福的时刻。……与此同时，”他以惊人的坦率补充道：“我们仍然在抓人。我们的观点是这种逮捕行为是值得的，因为有助于巩固苏联政权，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任党委书记期间的另一大收获是扩大了他的权贵朋友与熟人圈子。1940年当红军从罗马尼亚占领下“解放”贝萨拉比亚时，赫鲁晓夫和铁木辛哥元帅深入罗马尼亚战线后方，访问了铁木辛哥在弗尔曼卡他出生的村庄。铁木辛哥原来是一位出身农民世家的骑兵军官，根据米高扬的说法，他“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不管他和赫鲁晓夫的大胆行为是否带有任何军事目的，这件事情肯定是很有趣的。赫鲁晓夫对一位长着长长胡须、满嘴臭气、对罗马尼亚军队没有任何用处的农民很是欣赏。“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听到这种别人难以重复的俄罗斯式骂人话了”，他回忆说，更不说晚上和铁木辛哥的亲戚的聚餐了，赫鲁晓夫一直呆到第二天早上。“我问元帅是起来了，还是在睡觉，他们告诉我他还没有上床呢。”
赫鲁晓夫特别欣赏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朱可夫（Georgy Zhukov），在铁木辛哥于1940年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后，朱可夫接替了他在基辅的职位。赫鲁晓夫对坦克指挥官德米特里·帕夫洛夫[57]1940年在哈尔科夫附近的试验场“飞过沼泽地与沙丘”的方式很是喜欢。但是当帕夫洛夫从坦克里钻出来开始讲话时，已经越来越自信的赫鲁晓夫发现他“没有教养”，而且“眼光有限”。后来接替朱可夫位置的米哈伊尔·基尔波诺斯[58]“缺乏指挥如此众多的军队的必要经验”。至于列夫·麦赫利斯，由于是工业学院时的同窗，赫鲁晓夫与他“关系一直很好”，但他现在认为麦赫利斯只是“一个笨蛋”。
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里最好的朋友是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与赫鲁晓夫一样，马林科夫对打猎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布尔加宁则敢于说没有必要阅读《真理报》的社论，因为这些社论内容空洞无物，不看也知道说了些什么。虽然这是斯大林的助手们之间感情相对较好的时期，但相互之间的嫉妒与矛盾也在不断滋长，赫鲁晓夫当然也不例外。他记得在1939年2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有一些十分关键的说词”。刚开始他没有遭到其他成员的批评，但突然有人指责他鼓励“莫斯科党组织里的所有人叫他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让人称呼他的教名与父名是赫鲁晓夫朴素、亲民风格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你所认为的那样，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都太脱离群众了。伏罗希洛夫“更感兴趣的是在公众庆祝场合卖弄他那身醒目的军事装束，而不是监督武器采购与组织部队的部署”。不是让武装部队为战争作准备，他“只是对着摄影师微笑，在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他还“使自己成为颇具名气的戏剧鉴赏家与评论家。我记得一次我在场时有人说出了某位戏剧歌唱家的名字，伏罗希洛夫的妻子垂下眼皮，说道：‘克里蒙特·埃弗雷莫维奇对她的评价并不是特别高。’”
赫鲁晓夫也培养了一些艺术家与作家，更不用说在多夫仁科的电影镜头前走来走去了。不过他最看重的还是在1938年和1939年去莫斯科时受邀到斯大林的乡间别墅做客。“……能与他见面，倾听他的思想，听他提供的消息，向他直接汇报工作，什么时候都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情。他总会说出一些让人感到振奋的话语，或是给我们分析这样那样的形势。……我总是盼望着能有与他见面的机会。”他还补充说：“当我们感到孤独时，什么时候都能更容易地与他坦诚交换意见。”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与斯大林亲密接触就开始让他有美梦破灭的感觉了。
赫鲁晓夫毫不怀疑1939—1940年与芬兰的战争是正当的，因为“我们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在他们“丧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时，他也是面不改色。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自己“方面的战略失误”。战争开始的那天他就在莫斯科。斯大林“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召开会议。他确信我们要做的就是发射几轮炮火，芬兰人就会土崩瓦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拒绝我们的条件，并进行了抵抗”。
当苏联士兵在战斗中相继死亡时，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和国防人民委员发生了争执。斯大林“气得暴跳如雷，开始指责伏罗希洛夫”与芬兰作战的失利。伏罗希洛夫“跳了起来，脸色涨得通红，当面回击了斯大林的指责”，甚至“抓起一个盛着烤乳猪的盘子，摔在桌子上”。甚至伏罗希洛夫被解职所带来的欣喜也没有让赫鲁晓夫的胃口好起来。
当希特勒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时，莫斯科战争准备的不足开始完全显露出来。但是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即使是在战争爆发前，他都能感觉出斯大林表现出来的过分自信实际上是出于他的担忧。在德国军队1940年占领法国时，赫鲁晓夫从斯大林脸上觉察出了这种担忧。斯大林“紧张地诅咒英国和法国政府让他们的军队如此快地被德国击溃”。另一种表现就是斯大林总是让人们聚集在他的乡间别墅里，直至深夜，好像他“需要很多人陪伴，以消除正在困扰他的那些事情带给他的紧张与烦躁”。 赫鲁晓夫说，在1940—1941年前，他只是偶尔喝酒，或是去斯大林乡间别墅的次数也很少；当他拒绝斯大林的邀请时，他也不会反对，“这让我很高兴”。然而到了那年冬天，斯大林“开始越喝越多，并强迫其他人喝酒。他实际上是在让大家都成为醉汉！”在贝利亚的怂恿下，他好像是存心让他的同事们酒后吐真言，斯大林将他的助手们通宵留在他的别墅里，好像是在商讨问题，但是实际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对付那些饭菜，这种吃喝变得让人倒胃口，损坏你的健康，让你的思想里蒙上阴云，使你的脑袋与整个身体都觉得不舒服”。除了斯大林外，其他任何拒绝饮酒的人都会招致“处罚”，处罚的结果就是再来一杯，或是几杯。“这是开玩笑，”赫鲁晓夫说：“但是那些被迫喝酒的人都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斯大林当时的精神状态。”
基辅对赫鲁晓夫的吸引力之一在于他在那里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一家人居住在一栋豪华的别墅里（这是大革命前一个糖厂主的宅第），装饰豪华的大门前是一排高高的树木，一进大门是富丽堂皇的中央楼梯，餐厅里摆放着一架巨大的钢琴，房子的后面是高高的绿墙环绕着的大花园。[59]
更为壮观的是赫鲁晓夫的乡间别墅建造在离基辅30英里的第聂伯河西岸200英尺高的地方。那里以前是一座修道院。现在赫鲁晓夫一家居住在一栋宏大的砖结构建筑内，他的助手米哈伊尔·布尔米斯坦科[60]和列昂尼德·科尔尼茨[61]则居住在附近的两栋房子里。这座被称为“山间”的院子风景极好，可以看到流淌的第聂伯河以及点缀其中的小岛。从赫鲁晓夫家相册里那些发黄的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家宽大的石头露台一直延伸到沙质的河边。战后第一次来到“山间”别墅的阿列克赛·阿朱别伊记得房子的周围环绕着樱桃树、苹果树和梨树。拉达·阿朱别伊回忆说她家总是客人不断，其中包括来自基辅歌剧团的艺术家。[62]
基辅的别墅与第聂伯河的乡间别墅都有着很多佣人——保镖、厨师还有司机。当尼娜·彼得罗夫娜还在莫斯科时，她在斯大林举行的一次特殊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及其妻子的招待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所有这些情况。她坐在斯塔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妻子的对面，她们的谈话主要集中于厨房用具。当尼娜·彼得罗夫娜问她应该带些什么去基辅时，科西奥尔的妻子感到很吃惊。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后来的事情证明“我们的新居配备有一名厨师，那些厨房用具的数量与种类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餐厅的设备也是如此。我们布置家居的所有东西都是政府提供的：家具、碗碟、床——全是国家配备的。食物从一个仓库里领来，你只需每月去结一次账就可以了。”
虽然他现在的大本营是在基辅，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也有一个甚至比他以前的政府大楼公寓更加气派的临时寓所。格拉诺夫斯基（Granovsky）大街是一条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两个街区的幽静而优美的居住区。赫鲁晓夫的新寓所位于一座宏伟的五层建筑内，内部带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点缀着几棵大树。他的新家有三间孩子的卧室、他和妻子的卧室、两个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兼作餐厅与起居室、一间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以及一个大的浴室。1940年时，他们家对面就住着布尔加宁一家。马林科夫的公寓就在赫鲁晓夫家下面的四层。赫鲁晓夫偶尔从基辅来莫斯科以及后来从前线回来时就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63]
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赫鲁晓夫一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再舒适不过了。但是家庭矛盾也随着他们的搬迁带到了基辅，甚至还有所加深。有些矛盾是由于赫鲁晓夫家族人口的不断扩大而引起的。赫鲁晓夫的父亲已经于1938年死于肺结核，但是他的母亲仍健在。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将她的父母从1939年9月后成为德国占领区的波兰带出来后，他们也与赫鲁晓夫家住在一起。[64]与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她的侄子和侄女，尼娜和瓦西亚（Vasya），尼娜·彼得罗夫娜把他们也从老家带了出来。当然家里还有赫鲁晓夫的孩子，1938年时拉达九岁，谢尔盖三岁，叶勒娜一岁；还有赫鲁晓夫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当他们一家搬到基辅时，尤莉娅23岁，而列昂尼德21岁，他在基辅和莫斯科之间来回奔波。
照顾这么大一个难控制的家并非易事。赫鲁晓夫忙于工作，而小孩子又经常生病。1941年春天，谢尔盖因为大腿上长了个瘤子而病倒了，后来在腿上留下了疤痕。在以后的两年里，他被紧紧地裹在一个覆盖他大半个下身的塑料模具里，只有一条腿、胳膊还有胸以上的部分可以自由活动。同年春天，尤莉娅也感染上了肺结核，还进行了肺部手术。[65]
尼娜·彼得罗夫娜是位精打细算的管家，对孩子们的要求也很严格。拉达说，她母亲相信“照顾好她的家人是她党内的责任，她在家里执行的也是党的命令”。她对丈夫的工资“把得很严”（尽管家里需要的东西都是由国家提供的），尤其对赫鲁晓夫喝酒控制得很严，“她从来都舍不得将东西扔掉”（以致“在她死后我们发现了成堆的已经补过的旧衣服与工作服”），她对孩子们的学业成绩要求很高，尤其是拉达。拉达回忆说：“她严格地执行党的纪律，为此我吃了不少苦头。虽然彼此都很爱对方，但我们的关系总是很紧张。”
在谢尔盖生病前，有一次他把一块面包屑扔到地板上，他母亲重重地扇了他一个耳光，那天赫鲁晓夫刚好在家，他把谢尔盖从椅子上拖起来，塞到桌子底下，大声喊道：“捡起来！”谢尔盖的道德罪过就是对父母辛苦工作挣来的面包不加爱惜。列昂尼德会直接顶撞他的继母，他抽烟，不征求大人同意就拿走东西，又不放回原处。柳芭·锡日赫（Liuba Sizykh）说，列昂尼德“不认尼娜·彼得罗夫娜这个母亲”，锡日赫和列昂尼德是1938年相识并结婚的。赫鲁晓夫的母亲西尼娅公开站在她的宝贝孙子一边。最为要紧的是列昂尼德和他姐姐尤莉娅之间的紧张关系，尤莉娅很早以来就不喜欢他，经常在尼娜·彼得罗夫娜面前说他的坏话。1940年列昂尼德与柳芭有了一个女儿，柳芭想给孩子起名叫尤莉娅，列昂尼德对此表示反对，为的是不让他姐姐认为自己受到尊重。他们想让孩子叫尤兰达，这是他们认识的一个电影明星的名字，但是当辛尼娅·赫鲁晓娃责备柳芭给她的重孙女起的名字既不像俄罗斯名也不像基督教名时，这对年轻的夫妇最后确定孩子的名字为尤莉娅。
柳芭与傲慢早熟的列昂尼德很像。她的父亲是位银行职员，特别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当她成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时，她父亲与她断绝了关系。她说，即使当时他们没吵架，但后来当她选择飞行员职业时也发生过争吵，后来媒体广泛报道了她在航空业中所取得的成绩，这才使父女关系出现了缓和。
相册里的柳芭显得年轻，富有朝气。穿上飞行员的装束，她吸引住了列昂尼德·赫鲁晓夫，列昂尼德曾在莫斯科当过飞行员，现在是基辅一个航空俱乐部的教练。他高大英俊，在他们认识的当天，他就把柳芭领回了家，第二天他送给柳芭一束盛开的丁香花。从此以后，他们很少不在一起。“他是我遇到的最具魅力的男人。”柳芭说。在她相册里的一张照片上，她笑着将鼻子顶在列昂尼德的相机上。列昂尼德的照片包括穿着深色西服、打着领带、表情忧郁的；像他父亲一样戴着鸭舌帽、低头沉思的，还有穿着军装、开怀大笑的。[66]
在她未来的公婆面前，柳芭是位很有吸引力的姑娘，她共青团积极分子的身份也招人喜欢，但她的纪录里也有污点。一位“朋友”告发曾在柳芭的房间里发现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教训》一书。在被开除出共青团后的两个月，她又重新登记入团（因为当时对她这种年龄的年轻人是不会指控这种罪行的），不过在赫鲁晓夫家，哪怕提到托洛茨基的名字也是很危险的。
我们不清楚尼基塔·赫鲁晓夫第一次要求与柳芭见面时对她的过去了解多少。赫鲁晓夫叫他的儿子在深夜将柳芭带到他在基辅的家里，“等着我”。当在午夜前回到家时，赫鲁晓夫与列昂尼德、柳芭还有列昂尼德的姐姐尤莉娅围坐在桌子边。他们邀请尼娜·彼得罗夫娜，这反映了列昂尼德与他继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不是先将柳芭介绍给他的继母，而是他的父亲。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入房间，从餐具柜里抓起一个碟子，然后没有与柳芭打招呼就离开了，留下赫鲁晓夫一边给客人劝菜，一边打趣列昂尼德让他在女飞行员面前甘拜下风。
第一次见面后，赫鲁晓夫接着又邀请柳芭陪同他家人一起去看电影，后来又去了山间别墅。柳芭和赫鲁晓夫的母亲西尼娅相处得特别好。列昂尼德与柳芭在1938年结婚后，他们居住在赫鲁晓夫的莫斯科公寓里，在那里他们和一些朋友在1939年的新年前夜举办了一个激动人心的派对，在这次派对上，列昂尼德留下了好多照片。有一张照片上六个人懒散地躺在沙发和前面的地板上。有两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看起来还相对比较清醒，不过有一个男的好像正拿着一瓶伏特加喝着，另外一个已经烂醉如泥，而柳芭则斜躺在他们中间，手里拿着一瓶香槟，脸上挂着傻乎乎的笑容。柳芭后来坚持说，他们当时实际上没有喝醉，他们只是为了好玩，才故意装成那样的。但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不管是因为担心这会损害他的名声，还是觉得这有违了共产主义清教徒的原则，反正他对此感到很吃惊。
“柳芭，”他发起了脾气，“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是一个共青团员，对吧？这是耻辱！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不过他的怒气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柳芭记得后来他们在基辅与莫斯科的厨房餐桌上谈话还是很投机的。她说，赫鲁晓夫同样也不可能对他的儿子老是板着面孔。
几十年后，柳芭还老是回忆起她家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赫鲁晓夫、列昂尼德、柳芭还有托尔亚（柳芭以前的婚姻所生的儿子）乘坐赫鲁晓夫的私人单节有轨机动车从基辅来到莫斯科。他想让来接他的轿车等他们20分钟，但是出于安全考虑，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人员坚持让他马上离开。当列昂尼德和柳芭后来赶到赫鲁晓夫的住所时，他们发现赫鲁晓夫正在对警卫人员大声叫嚷：“我的孩子们在哪儿？我为什么没有权利等他们？你们为什么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
[1]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科斯坦科（Василий Семёнович Костенко，1912年4月26日——2001年4月21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4—193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卫国战争爆发后在乌克兰参加游击队活动。1943—1947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利沃夫市委第一书记。1967—1972年任乌克兰国家新闻委员会副主席。1972年退休。
[2] 扎赫尔·尼古拉耶维奇·格鲁赫夫（Заха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Глухов，1905年3月24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乌克兰斯大林省马林斯基区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40—1941年、1943—1950年、1953—1962年、1964—197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顿涅茨克省马林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54—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66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75年退休。
[3] 这一被捕人数出现于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政治局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一份报告中。
[4] 哈布斯堡王朝，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起家于瑞士阿皋州。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1273—1806）、西班牙王国（1516—1700）、奥地利帝国（1804—1867）、奥匈帝国（1867—1918）和一些小王国、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译者
[5] 帕纳斯·彼得洛维奇·留布钦科（Панас Петрович Любченко，1897年1月2日——1937年8月30日），1913年加入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领导了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18年参与了基辅工人起义。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7—1934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4—1937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7年因不堪遭受迫害而自杀身亡。1965年平反。
[6] 格里戈里·费多洛维奇·格里连科（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Гринько，1890年11月18日——1938年3月15日），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3年入伍。1919年领导了乌克兰左派社会革命党。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1923年、1925—1926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任基辅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基辅苏维埃主席。1926—1929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9—1930年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8年遇害。1959年平反。
[7]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斯克雷普尼克（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крипник，1872年1月13日——1933年7月7日），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4年是《真理报》编辑部成员。十月革命期间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1918年7—12月任乌克兰契卡主席。1921年任内政人民委员。192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检察长。1933年2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兼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因受斯大林迫害，于7月7日自杀身亡。1990年平反。
[8] 弗拉斯·雅科夫列维奇·丘巴尔（Влас Яковлевич Чубарь，1891年2月10日——1939年2月2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1919年任国家机器制造厂协会（GOMZ）理事会主席。1919—1922年任乌克兰工业复兴组织局主席兼全乌克兰革命委员会委员。1920—193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21—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3年任乌克兰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兼煤矿工业中央管理委员会主席。1923—193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23—1925年、1934—1938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26—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1938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8年6月被解除一切职务，改任索利卡姆斯克制浆厂建设负责人，同年7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5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9] 帕维尔·彼得洛维奇·波斯蒂舍夫（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Постышев，1887年9月6日——1939年2月26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了1905年革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担任伊尔库茨克苏维埃副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西伯利亚革命法庭庭长。1925—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1930年任乌共（布）哈尔科夫省委书记兼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0—193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3—1934年任联共（布）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7年任联共（布）基辅省委第一书记。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7—1938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一书记。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6年平反。
[10] 波斯蒂舍夫被任命为乌克兰共产党第二书记，以遵守让当地民族主义成员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内担任第一书记、但将真正权力归于由俄罗斯担任的第二书记的规定。在基辅的任命前，波斯蒂舍夫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全联盟共产党的书记。他的任命以及乌克兰政治局和书记处其他三位成员的清洗都是莫斯科在没有与基辅方面协商的情况下做出的决策，这也是根据党的原则做出的。
[11] 尼古拉延科在开始提出指控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全乌克兰协会历史学院的研究生。1936年，她被开除出由波斯蒂舍夫妻子领导的学院党小组。在卡冈诺维奇于1937年1月视察基辅后，尼古拉延科又被重新登记入党。在1957年6月全体会议的发言中，赫鲁晓夫在此次会议上击败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对他的权力的挑战，赫鲁晓夫指控卡冈诺维奇怂恿尼古拉延科去攻击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而卡冈诺维奇则坚持说是斯大林派他去基辅调查她的指控的。
[12] 波斯蒂舍夫被降级为库比谢夫省党委书记，后来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受到未能“纠正他的错误”的攻击，直到1938年2月21日在莫斯科被逮捕。
[13]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乌斯品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Успе́нский，1902年2月27日——1940年2月26日），1918—1919年任苏霍多尔斯基贫农委员会书记兼新闻部长。1919—1920年任图拉省阿列克辛斯基区警察局长。1920年加入契卡和俄共（布）。1933—1934年任格别乌驻莫斯科省副全权代表。1934—1935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莫斯科省副局长。1935—1936年任克里姆林宫格别乌副局长。1936—1937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西西伯利亚省副局长。1937—1938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奥伦堡省局长。1938年1—11月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38年6—11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11月伪造自杀现场后弃职出逃，1939年4月被捕，1940年被处决。
[14] 参见诺莫夫，“ReperssionandRehabilitation ”,第91页。同时参见汤普森, Khrushchev,第60—64页。1939年与1940年的被捕人数来自中央委员会1988年的报告，“Ob antibonstitutsionnoi praktike”,第127页。基辅军分区“官复原职”的军官人数来自N.S.Khrushchev：vospominaniia-vremia,liudi,vlast’, vol.1,第762—763页。赫鲁晓夫在1937年的大恐怖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乌克兰。很显然，他在清洗他的莫斯科党委书记继任者亚历山大·乌格拉诺夫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乌格拉诺夫被斯大林当成了食品与其他物资短缺的替罪羊。赫鲁晓夫于1938年11月被召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市委与省委委员会的一次秘密联合全体会议上通报乌格拉诺夫“已经被逮捕，并且供认他是一个潜藏很多年的敌人，是被托洛茨基分子与右派分子征召的”，在列宁格勒与莫斯科的多年间，他“实施了一系列敌对的行动”。乌格拉诺夫于1939年2月被枪杀。
[15] 幸存的一些讲话文稿是保存在TsDAHOU里的铅笔记录。尽管赫鲁晓夫将他的讲话记录进行特殊保存并于1949年转移到莫斯科是有据可查的，但他的最终目的是否是要销毁这些文件还不清楚。这些文件有可能保存在他的个人文件里，现在则留存于总统档案里。自从苏联解体后，要查阅这些档案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在1959—1963年间，据说还有另外一批与乌克兰清洗行动相关的材料被转移到了莫斯科，但是这一说法受到过质疑。
[16] “这些魔鬼，”赫鲁晓夫说：“这些遭到乌克兰辛勤工作者谴责的人类渣滓——波兰与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对他们颇为倚重。在这些人民的敌人的帮助下，法西斯要将蒸蒸日上的苏联乌克兰人变成他们的奴隶。但是……任何侵犯这块生活着热爱自由的乌克兰人民的土地的人……最终都会像疯狗一样地被消灭！”
[17] 斯捷潘·伊万诺维奇·乌什科（Степан Иванович Усенко，1909年？月？日——1939年3月7日），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6—1938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1937—1938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3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1938—193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11月被捕，1939年遇害。1955年平反。
[18] 在N.S.Khrushchev：vospominaniia-vremia,liudi,vlast’, vol.1,第757—61页中包括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关乌什科的文件节选，其中包括带有赫鲁晓夫命令的复印件。我从乌克兰安全部的国家档案馆中获得了关于乌什科的完整材料。赫鲁晓夫确实是在乌什科被捕以后才签署逮捕令的，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处理这些事情时确有先斩后奏的情况。
[19] 斯大林于1938年12月以贝利亚替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叶若夫，这给大恐怖带来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20] 根据原内务人民委员部情报官员Pavel Sudoplatov的说法，乌斯品斯基想通过让审讯人员相信他和他的家人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亲密朋友来挽救自己。Sudoplatov说确实是赫鲁晓夫将乌斯品斯基带到乌克兰来担任那里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头目的。由于在口述回忆录时年事已高，加上由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曾下令逮捕他而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Sudoplatov的证词并非完全可信。不过赫鲁晓夫本人承认他是在莫斯科第一次遇到乌斯品斯基的，当时乌斯品斯基是莫斯科省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代表，后来担任过克里姆林宫队长。
[21] 赫鲁晓夫所采取的这种策略实际上可以反映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一个名叫麦德维德的博士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保护自己的做法的欣赏描述。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有一个妇女站起来，用手指着麦德维德说：“我不认得那边的那个男人，但从他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是一个人民的敌人。”赫鲁晓夫写道：“幸亏麦德维德没有惊慌失措。他立刻反驳说：‘我不认识刚才告发我的这个女人，但从她眼睛的神情看来，我敢说她是个妓女。’——不过他是用表达更为生动的字眼。大概麦德维德迅速的反唇相讥挽救了他的生命。如果他让自己处于防守地位，起而争辩他不是人民的敌人，那么他将引起更多的怀疑，而这个告发他的女人，因为知道她不必对后果负任何责任，将会更加大胆地加紧对他的控告。……”
[22] 马林科夫也对他在大清洗的所作所为进行过辩护，他曾对他儿子说，他曾试图放慢清洗的步伐，并警告说那些指责无辜者的人本身就是在颠覆苏联。作者对安德烈·马林科夫的采访。
[23] 对于一个主要食物是面包的国家而言，乌克兰是其早餐。然而集体化与饥荒使乌克兰的农业大受影响。在1929—1934年间，乌克兰农民宰杀了他们一半的马匹、40%的牛、一半的猪以及四分之三的绵羊。但是斯大林不愿意通过进口来弥补这些损失，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他仍坚持出口国内已经很稀缺的谷物。大部分的投资仍然用于工业，此外，由于欧洲的战争正日益临近，军事开支也比以往有大幅增加。赫鲁晓夫对乌克兰农业所能起的作用就是他自己的精力与智慧。他到达基辅的那个月（1938年1月）已经可以考虑春耕的事情了。
[24] 亚历山大·叶夫多基莫维奇·科尔奈丘克（Александр Евдокимович Корнейчук，1905年5月25日——1972年5月14日），苏联作家、剧作家、记者。192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不久参加了联共（布）。1934—1941年、1946—1953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37—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兼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194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兼乌克兰艺术委员会主席。1944年2—7月任乌克兰外交人民委员。1947—1953年、1959—1972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49—1972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2—197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72年任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72年逝世。
[25] 例如，赫鲁晓夫在1940年10月28—30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表现。当然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左右了这些自由讨论与发言。
[26] 据报道，家禽13%的增长中包括牛的数量增长125%，猪的头数增长达到176%，绵羊与山羊的头数增长达到了156%。
[27] 引自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第十四届党代会上的发言。
[28] 马克西姆·法德耶维奇·雷日斯基（Максим Фадеевич Рыльский，1895年5月19日——1964年7月24日），苏联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190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20年代参加了“新古典主义”协会。1931年被捕，一年后获释。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44—1964年任乌克兰科学院艺术史、民俗和民族志研究所所长。1946—196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4年逝世。
[29]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为同一首歌曲的作曲家辩护的情况，这位作曲家1938年被捕入狱，后来赫鲁晓夫威胁将向斯大林控诉这种屠杀正义人士的行径，他才得以释放。赫鲁晓夫将雷日斯基和他的家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当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想“搞掉”这位诗人时，赫鲁晓夫亲自批评这种行为，挽救了他。他敦促雷日斯基创作一首题为“我是苏联土地的孩子”的诗歌。这位诗人与赫鲁晓夫这位乌克兰的第一书记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参观了19世纪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的墓地，作为学习成绩好的奖赏，赫鲁晓夫还带雷日斯基十岁的儿子去参观航空展。这一段叙述是根据对基辅雷日斯基出版社/博物馆的档案人员的采访。雷日斯基因为他写给赫鲁晓夫的一首诗“我是苏联土地的孩子”而名声大噪。
[30] 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蒂希纳（Па́ве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Тычи́на，1891年1月23日——1967年9月16日），苏联诗人。1906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8—1967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43—1948年任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6—195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1967年逝世。
[31] 尼古拉·普拉托诺维奇·巴赞（Никола́й Плато́нович Бажа́н，1904年10月9日——1983年11月23日），苏联诗人、翻译家、文化学家。1920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23年起参加未来主义运动。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5年任《苏维埃乌克兰》报编辑。1943—1948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驻联合国代表处顾问。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9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1957—1983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百科全书主编。1983年逝世。
[32] 万达·洛夫娜·瓦西里维斯卡（Ванда Львовна Василевская，1905年1月21日——1964年7月29日），苏联波兰裔作家、诗人、剧作家、编剧。1928年起在波兰参加革命运动。1939年流亡苏联并取得国籍。1940—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1945年任《苏维埃波兰报》总编辑兼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1944—1945年任全斯拉夫委员会波兰分会主席兼《斯拉夫》杂志编委会委员。二战结束后定居基辅。1964年逝世。
[33]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多夫仁科（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Довженко，1894年8月30日——1956年11月25日），苏联电影导演、编剧。
[34] 当1935年2月在乌克兰深孚众望的米哈伊尔·加里宁为多夫仁科佩戴上列宁勋章时，斯大林说，“现在他必须创作一部关于乌克兰的恰帕耶夫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乌克兰内战时期英雄的电影，瓦西里耶夫兄弟曾创作过一部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的指挥官恰帕耶夫的电影。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帕耶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Чапа́ев，1887年2月9日——1919年9月5日），又译“夏伯阳”。出身于农民家庭。1914年入伍，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后参加了无政府主义团体，随后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尼古拉耶夫区军事政委。内战期间在战斗中屡建奇功。1919年在与乌拉尔哥萨克白军的作战中壮烈牺牲。
[35]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邵尔斯（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Щорс，1895年6月6日——1919年8月30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1914年一战爆发后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在战斗中指挥红军解放了切尔尼戈夫和基辅，并参加了俄共（布）。1919年8月30日在与加利西亚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36] 伊万·纳乌莫维奇·杜鲍沃伊（Иван Наумович Дубовой，1896年9月12日——1938年7月29日），1916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内战期间曾任顿巴斯红军司令、第10军参谋长、乌克兰第1军司令。1921年参加苏波战争。1934—1935年任乌克兰军区副司令。1935—1937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37] 叶夫根尼·奥斯卡洛维奇·帕顿（Евгений Оскарович Патон，1870年3月4日——1953年8月12日），苏联机械科学家。1934—1953年任乌克兰科学院电焊研究所所长。1945—1952年任乌克兰科学院副院长。1946—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年逝世。
[38]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1898年9月29日——1976年11月20日），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绰号“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李森科学派领导人。他主张生物的获得性遗传，反对基于基因的遗传学。30年代起借用政治手段迫害持不同观点的科学家，沉重打击了苏联科学界。1937—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1940—1965年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1965年被解职下台。
[39]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1887年11月25日——1943年1月26日），苏联遗传学家、植物学家、育种家、化学家、地理学家。1911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22—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会国家实验农学研究所所长。1926—1935年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35年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35—1940年任副院长。1929—1937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1940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委员。1930—1940年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兼全苏植物工业研究所所长。1931—1940年任全苏地理学会主席。1940年被捕，1941年被判处死刑，1942年改判为20年徒刑，1943年死于狱中。1955年平反。
[40] 在他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的头几年里，赫鲁晓夫尝试“发明”农业用具：“梳子”，这是赫鲁晓夫的叫法，就是一种将被雨水浇得倒伏的作物主茎扶直，这样便于联合收割机的收割；灭象鼻虫设备以及一种甜菜收割机，乌克兰的媒体后来报道说，这种甜菜收割机并不成功，因为“其体积庞大，带有一个独立的发动机以及许多不必要的部件”，赫鲁晓夫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新的收割机全部由木头制成，集体农庄的农户可以自己制造。赫鲁晓夫这位从前的钳工在作出咨询真正的工程师和亲自画图纸的努力下也没有成为一名工程师。
[41] 德米安·谢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Демьян Сергеевич Коротченко，1894年11月29日——1969年4月7日），出身于贫农家庭。二月革命后参加了士兵苏维埃的活动。1918年在乌克兰参加红色游击队，并参加了俄共（布）。1919年加入红军。1921—192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肖斯特卡区委书记。1923—1925年任乌共（布）切尔尼戈夫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1928年任乌共（布）佩尔沃迈斯基区委书记。1927—1930年任乌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1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鲍曼区委农业部长。1931—1934年任莫斯科省鲍曼斯基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6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鲍曼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6—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委第二书记。1937—1938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1939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1949年任乌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8—1969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9—1946年任乌共（布）中央第三书记。1946—194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47年3—12月任乌共中央工业部书记。1947—1954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4—196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9年逝世。
[42] 作者1991年6月在基辅对瓦西里·科斯坦科的采访。科罗特钦科在基辅时，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母是乌克兰人名中典型的“o”，但当他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服务时就在他名字的最后加上一个字母“v”，这样听起来更像俄罗斯人名。
[43]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44] 纳粹德国与苏联的条约为斯大林赢得了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人们通常的看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没有能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
[45] 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纳粹党主要领袖之一，1938年至1945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二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46] 对于那次打猎，赫鲁晓夫和其他的猎手都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材料。如果说有像赫鲁晓夫这位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说的这种打猎，那么他的吹嘘进一步说明了他喜欢自我欺骗的倾向。在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几乎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用猎场看守人的话来说，打猎是如此准备的：“我们必须确保动物习惯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去觅食。而且在这种饲养方式下，动物变得十分温驯。经过数年每天如此的喂养后，只要一听到吉普车的轰鸣，闻到汽车尾气的味道，这些动物就会流出口水。当我们到达围猎场时，周围已经满是充满期待的动物。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就是不要不小心踩到动物身上。”在一次有哥穆尔卡的翻译艾尔文·韦特参加的捕猎“野鸭”的围猎中，一位来访的东德权贵被带到养鸭的岛上。当船靠近小岛时，“天空中黑压压的一片满是飞舞的鸭子。他要做的就是举起枪，射杀那些倒霉的鸭子，然后倾听它们落入水中的声音”。然后这位自豪的猎手“拿出本不属于他的香烟，分发给所有的人，用公寓免费供应的白酒让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47]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7—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9年任南乌拉尔军区司令。1949—1960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52—197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70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48] 简·托马兹·格劳斯（Jan Tomasz Gross，1947年8月1日—— ），波兰裔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49] 黄蓝相间的乌克兰旗帜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象征，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同时也拿着红色的苏联旗帜。
[50] 在80年代后期克格勃为一次政治局委员会准备的有关30年代至50年代初期执行镇压的情况的报告中，他们减少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流放的人数，他们提供的数据分别为：1940年为121996人与73521人，1941年为41645人与31754人。
[51] 必须承认的是，即使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东西乌克兰联合成一个国家（虽然不是以斯大林的那种方式）也表示欢迎，乌克兰于1991年正式独立。
[52] 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Рудо́льф Ива́нович А́бель，1903年7月11日——1971年11月15日），苏联情报官员。出身于一个英国政治移民家庭。1920年移居苏俄，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7年加入格别乌。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被开除出格别乌，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41年重新加入格别乌。1948年被派往美国从事情报工作。1957年被捕并被判处32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回国。1971年逝世。
[53] 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帕拉托夫（Павел Анатольевич Судоплатов，1907年7月20日——1996年9月24日），出身于磨坊主家庭。1919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2年加入格别乌。1933年起被派驻到国外工作。1938年回国并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外交部部长，同年年底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39年初在格别乌的干预下恢复职务并恢复党籍。1940年参与了刺杀托洛茨基的计划。此后长期在内务部任职。1953年被捕。1958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68年获释。1992年平反。
[54] 他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应该是特别可信的，因为这是他本人亲耳听到和参与的谈话。
[55]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1905年8月25日——1990年7月1日），1925年加入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50年、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加入格别乌。1939—1941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2—7月任第一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6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1—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47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副总司令。1946—1947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947—1954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3年任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主要情报局局长。1963年2—8月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副司令。1963—1965年任伏尔加军区副司令。1965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56] 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法西斯独裁者。1926年举行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政权，曾任国防部长、总理。
约瑟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57] 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9年参加了中东路战争。1935—1937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7—1940年任红军装甲部队司令。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1年任白俄罗斯特种部队司令。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年7月22日遇害。1957年平反。
[58]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基尔波诺斯（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Кирпонос，1892年1月12日——1941年9月20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41年1—9月任基辅军区司令。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9月20日壮烈牺牲。
[59] 这栋别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后来进行了重建，1991年成为乌克兰外交部的新闻忠心。作者曾于1991年6月造访过这栋别墅。
[60] 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布尔米斯坦科（Михаи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рмистенко，1902年11月22日——1941年9月20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19年加入俄共（布）和契卡。1929—1932年任《真理报》（恩格斯地区）副总编辑。1932—1935年任联共（布）卡尔梅克省委第二书记。1936—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1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兼中央第二书记。卫国战争爆发后，于1941年8—9月出任西南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20日病逝。
[61] 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科尔尼茨（Леонид Романович Корниец，1901年8月21日——1969年5月29日），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37—1938年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梅利托波尔区委第一书记。1938年2—8月任乌共（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38年3—7月任全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1938—193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9—194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4—1950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50—1953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196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6年任股票部长。1956—1958年任粮食产品部长。1958—1961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烘焙产品委员会主席。1961—1963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3—1969年任部长会议国家采购委员会主席。1969年逝世。
[62] 作者1991年曾与谢尔盖·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驱车前往山间别墅，前往别墅的道路经过精心铺设，显示出这是通往某个重要人物休养地的道路。但是一扇灰色的大铁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同样也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甚至就连前苏联领导人的儿子在场也不能让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同意我们进去看一看。拉达·阿朱别伊记得这些领导人的妻子成了好朋友，三家的孩子们常一起在晚上打排球。
[63] 在赫鲁晓夫时代，西方的来访者从来不可能通过大楼门口警卫的看守。甚至在1991年时，作者也被值班的警卫挡在了外面，只是由于在原房主的孙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陪同下，才得以进去。一进大楼，我们就爬上了五层，赫鲁晓夫家的房子就在五层的一角。这个有九个房间的公寓是不对参观者开放的，不过后来谢尔盖·赫鲁晓夫设法画了一张房间的结构图。
[64] 当苏联军队入侵西乌克兰时，世界对希特勒与斯大林事先如何瓜分波兰的情况并不知晓。但是赫鲁晓夫从前线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说她的出生地瓦西里耶夫村庄将被德国人占领，当时她的父母仍居住在那里。赫鲁晓夫的助手米哈伊尔·O.布尔米斯坦科安排尼娜·彼得罗夫娜和其他两位党的女性工作人员去了一趟利沃夫。他命令三人都穿上军装，携带左轮手枪，这样沿途的军事巡逻就不大可能阻拦她们了。她丈夫对她的装束大吃一惊（他说：“数十年来当地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是压迫者，现在你的这种装束与手枪正好证明了这种谣言。”），但是经过换装后，她还是上了路。新成立的当地政府与驻扎在村庄里的苏联军队的低层军官都不知道这里不久将成为德国的领土。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铁木辛哥同志已经批准我可以告诉他们来找我父母的原因。”
在苏联坦克的保护下，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她父母的小屋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将她的父母和她的兄弟一家用卡车带到了利沃夫附近的一个富裕地主的家里，当时赫鲁晓夫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当第一次打开水龙头时，她父亲对她母亲大声喊道：“快来看——水从这个管子里流出来了！”
[65] 赫鲁晓夫家中其他感染肺结核的人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和兄弟，他们都死于肺结核。
[66] 作者第一次见到列昂尼德的遗孀是在1991年的基辅，后来又多次与她在基辅和莫斯科见过面。她是那么的开朗、高兴，让人很难相信她的悲剧故事。她对自己总是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也感到很奇怪，因为她说她的童年也并不快乐。本书中有关1938—1941年间赫鲁晓夫家庭生活的叙述大部分是源于作者对她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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