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自由了，将世世代代延续下去，
我们的土地，我们的祖国，欢欣鼓舞，
英勇无畏的赫鲁晓夫与瓦图京，
领导着无所畏惧的军队勇往直前。
我们团结一心，坚若磐石，没有人胆敢，
染指我们纯洁如初恋少女般年轻的土地，
斯大林的战友，尼基塔·赫鲁晓夫，
花白的头发中透着年轻而新鲜的活力。
五年后，基辅大量发行了一本精装书，书名也是《献给伟大的斯大林》，其中有以下两节：
我们是伟大的根基，
造就了入云的高峰，
在古老的基辅高处，
我看见了赫鲁晓夫俊朗的脸庞。
再往高处看，
我看见了列宁，我们的先知，
斯大林的英名在我的耳畔回响，
激发起力量，去追寻真理。[3]
这种歌功颂德在1944年赫鲁晓夫50岁生日时达到了高峰：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他身着军装、上面缀满奖章的大幅照片，还有一幅油画表现的是赫鲁晓夫与他浓密胡须的主人在一起时的情景。此外还有乌克兰的主要作家和艺术家撰写的一系列令人肉麻的回忆文字。“我发自内心地想说，”马克西姆·雷日斯基在颂词的一开始就写道：“我将真正亲密的热爱之情献给此人。……我们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个伟大的列宁主义者，一个光荣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有着无与伦比的意志力、睿智的思想与热情的真诚。”雷日斯基的主要贡献就是将赫鲁晓夫明显缺乏的素质说成闪光美德的方式。由于感觉出易变的赫鲁晓夫很渴望具有斯大林那种刚毅沉稳的品质，雷日斯基将他描绘成“一个从来不急于得出结论的人，因为这种急躁的风格与他是完全不相容的。当赫鲁晓夫同志沉默的时候，他不只是在思考问题，而是迫使他的交谈对象也能思考问题。甚至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开口讲话前，交谈对象通常就对需要交流的问题有更好的理解了，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思考问题，懂得也许这个问题根本不用拿来烦扰赫鲁晓夫同志，或者是需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来”[4]。
生日祝福者包括普通的共产党员、巴格拉米扬将军以及赫鲁晓夫的乌克兰党委副书记科罗特钦科。赫鲁晓夫宣称他憎恨溜须拍马。“对待荣誉和生日，”他的女儿拉达回忆说：“他的态度是很冷静的。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根据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女尼娜·库赫尔丘克的说法，“他不喜欢拍马屁的人。他不喜欢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科斯坦科坚持认为“在他的面前没有夸夸其谈的言辞。他总是行事简单，无论什么时候，他就是他自己。当心胸狭窄的谢利斯特（后来成为乌克兰党委书记）来到城镇时，他会受到身着民族服装的年轻妇女箪食壶浆的欢迎。这是很可笑的。当赫鲁晓夫下去视察时，他总是马上投入工作。因此我不认为有什么关于赫鲁晓夫个人崇拜的事情。当然，会有一些唯唯诺诺的现象，但赫鲁晓夫对此没有加以鼓励。”
赫鲁晓夫不需要鼓励下属的唯唯诺诺，他总能受到人们这样的对待。他也许会抱怨溜须拍马的事情，但并没有阻止。他限制溜须拍马的努力最后也未能阻止他自身在这方面绞尽脑汁。
虽然在战争期间他在基辅的别墅被烧成废墟，但赫鲁晓夫新的官邸却更加富丽堂皇。他的新官邸位于奥斯耶夫斯卡娅大街［Osievskaya，后来称为赫尔岑（Herzen）大街］，革命前是一家制药厂所在地，这里离市中心不远又不近。主建筑是一座巨大的别墅，带有几间配房和游廊，石头的墙壁上装饰着豪华的中楣。赫鲁晓夫于1944年初搬到这里，他的家人4月份从莫斯科赶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并和他在一起一直呆到9月份。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与尼娜·彼得罗夫娜巨大的卧室位于别墅的一头，另一头是他母亲的房间，家里的其他人则居住在中间的各个房间里。[5]
赫鲁晓夫将其家外的一片开阔地弄成一个由正式的花园、试验田与动物园组成的大杂烩。其一角精心设计有池塘、小径、小桥和雕塑。在通向风景美丽的小湖的狭窄小径旁有一座狮子雕像把守着。除了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的孩子外，有一只山羊、两条狗（苏联将军作为“战利品”送给赫鲁晓夫的德国短毛犬），还有一只像宠物一样跟在他左右的温驯的狐狸，不过这只狐狸有时也吃尼娜·彼得罗夫娜母亲叶卡特日娜·格利高里耶夫娜（Yekaterina Grigorievna）喂养的鸭子。在开阔地的另一边，赫鲁晓夫栽种了几棵桃树，他想看看桃树是否能适应基辅的气候。
在空闲时，赫鲁晓夫会找时间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去滑冰，或是去树林里散步。有很多照片反映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孩子们在一起时的情景：赫鲁晓夫和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一个晴朗的冬日在房子的一角拥抱他们的孙女尤莉娅；野炊时赫鲁晓夫和拉达躺在草地上（他穿着西装，戴着一顶浅色的浅顶软呢帽）；赫鲁晓夫拉着8岁的叶勒娜（Yelena）的手，和一群军官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参观缴获的德国战利品。不过赫鲁晓夫的周末仍然经常是与同事在一起的——中央委员会书记、政府副总理以及军队官员——他们被邀请到他的别墅里来。他们在第聂伯河里游泳。第聂伯河旁有一座大坝围成了一个小湖，有从基辅运来的可供租用的汽艇，有时他们会爬上一条可以充气的橡皮筏，这是从一架美国轰炸机上缴获的，战时斯大林允许美国的轰炸机在波尔塔瓦降落。知道赫鲁晓夫对技术很着迷，军方为他送来了橡皮筏详细的操作手册。由于橡皮筏看上去装不了所设计的六个人，于是他叫两个身材高大的同事坐在筏子的一前一后，他的身材同样肥胖的妻子坐在中间，她手里拿着丁香花，脸上带着紧张的表情。赫鲁晓夫自己则拿着桨，穿着中将军装，脸上露出快乐的微笑。
秋天到了，他们就结伴去附近的集体农庄，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是去“赞美收获”。后来在别墅喧闹的晚宴上，他绘声绘色、充满幽默地复述着他的感受，惹得孩子们不时爆发出笑声。他喜欢的嗜好是打猎。有时他和客人们会排成一条线，在树林里搜索前进，希望能有一只野兔或狐狸什么的被吓得跑出来。当这些猎手们累了时，孩子们和护卫人员就继续充当打手的角色，试图将动物驱赶至他们的射程之内。在其他时候，赫鲁晓夫会独自一人来到位于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一个猎户的棚屋里，这间棚屋原来是供伐木工人休息用的。他很早就起床，穿上带有大口袋的保护性军用夹克、马裤与布质帽子，与一位帮助他装填两支步枪的向导一起乘船出发。特别是刚开始野生动物对危险还不是很适应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会让他收获多达50只野鸭。其中一些被送到猎户棚屋的厨房里，其他的则被送到基辅政府大楼的咖啡屋里，那里的就餐者会被告之：“今天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客。”赫鲁晓夫喜欢“与猎户棚屋里的人开玩笑，有时也会像个军阀似的大声咒骂”。
战争结束的那年肯定显得特别甜蜜。然而即使在那时，赫鲁晓夫的几位家庭成员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家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温暖”。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女尼娜·库赫尔丘克因为害怕，根本不敢向赫鲁晓夫夫妇提出任何要求。孙女尤莉娅也证实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尽管在公开场合显得活泼而健谈，但赫鲁晓夫在家里却显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不擅长表达他的感情。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侄子瓦西亚（Vasya）在战争结束前牺牲了，赫鲁晓夫试图安慰这位年轻人的父亲。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他喊道：“过来，我把我收藏的枪交给你。”
尤莉娅记得尼娜·彼得罗夫娜曾经装扮过一棵新年树，并邀请了好多朋友过来，带孩子们去剧院和电影院，给他们大声朗读故事。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是严厉而苛刻的。除了在学校的学习，她还坚持孩子们在家里必须学习英文。甚至孩子们的欢乐都要受到管束，不管是在第聂伯河里的游泳课上，还是在学习滑雪或滑冰时。列昂尼德的去世和柳芭的被捕就更不用说了。柳芭当时还在狱中，她儿子托尔亚在哪里也不知道。列昂尼德的私生子尤里和他的母亲已经被遣送到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他们于1943年回到莫斯科后与赫鲁晓夫一家也没有什么联系。“我们没有必要与他们联系。”尤里回忆说。只是到了1947年夏天，赫鲁晓夫家人才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很长时间以后，1963年赫鲁晓夫在与来访的美国编辑诺曼·考辛斯的交谈中提到了尤里和他的犹太母亲，以反驳外界对苏联反犹太主义的攻击：“我就是一个犹太男孩的祖父。我的儿子就和一个犹太女孩结了婚。后来我儿子离家走上了战场，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位母亲和孩子就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我把他当作我自己的孩子抚养。你想想说我是反犹太主义者，这有多么可笑？”
尤里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并没有成为赫鲁晓夫家庭里的一员，不过他的确偶尔会去看望他们。他是莫斯科萨夫罗夫军事学院的学员，1947年暑假时一位军官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门口。两天后，一架军用飞机把他带到了基辅。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别墅里见到了尤里，把他介绍给拉达、叶勒娜和尤莉娅，并叫他猜谁是他的同父异母妹妹，谁是他的姑姑。尤里在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过了那个暑假，但这种重逢也是苦甜参半。尤里的外表和他“让人头疼的”性格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想起了列昂尼德和托尔亚。她“毫不隐瞒地表露她对我的不满，”尤里说：“特别是我表现出对骑摩托车与骑马的兴趣时。”到别墅的第一天，尤里就在没有征得允许的情况下偷偷地将摩托艇开到了第聂伯河里，最后还是在赫鲁晓夫护卫的帮助下才得以获救。他把他的黑色军用皮鞋沾得到处都是泥巴，只好穿着女式拖鞋飞回莫斯科。难怪尼娜·彼得罗夫娜总是对他说，“要小心”，“再严肃一点”，“要三思而后行”。赫鲁晓夫不经意间说出的一句话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将他的孙子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他有一次曾对着尤里喊道：“列昂尼德，够了！”[6]
美国人麦克杜菲元帅在二战一结束就被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派往乌克兰负责那里的工作。如果他未能像后来诸如美国大使卢埃林·汤普森[7]这样的西方使节那样了解赫鲁晓夫，那肯定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对此缺乏兴趣。麦克杜菲第一次与赫鲁晓夫见面是在俯瞰第聂伯河的一座山上的现代化政府大楼内。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十分宽大，麦克杜菲后来写道，但是“除了它的规模以及我们走进房间时通过的那两道皮质大门外，我没有觉得其他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还有一个惹人注目的地方就是在房间的一角有好多石膏模型，这与当时乌克兰正在大量使用的建筑材料有关”。
两道皮质大门是当时苏联高级官员办公场所的标准样式，缺乏装饰也是如此。但是这间办公室的拥有者绝非如此。赫鲁晓夫的英文翻译“身着崭新的蓝色制服，这是刚刚配发给乌克兰外事办公室的，上面佩有肩章，这位翻译感觉颇为自豪”。赫鲁晓夫本人鼻子扁平，“两耳就像双耳酒杯的手柄一样”，“眼睛笑眯眯的”，老是奇怪地盯着客人，“好像盯着岩石上的一只虫子似的”。在另外一次正式场合里，乌克兰高级官员在宴会上与美国客人说着做作的为了和平与友谊的祝酒词，但是赫鲁晓夫却不是很正式。他指着他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瓦西里·斯塔尔钦科[8]（斯塔尔钦科比赫鲁晓夫更矮、更胖），开玩笑地说：“我一定是脑子有毛病了，我竟然派他去美国请求给乌克兰粮食援助。”
赫鲁晓夫还以其他的方式炫耀自己。一位来访的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官员羞怯地表达想见斯大林的想法时，赫鲁晓夫马上风风火火地走到另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回来说：“我刚和斯大林同志通了电话，他明天下午两点见你。”与其他的苏联领导人不同，赫鲁晓夫并不掩饰他对美国的向往。在联合国援助与复兴署使团结束在乌克兰任务的最后一天，他为他们召开了又一次盛大的宴会，然后把客人们带到了他的别墅里。让客人们感到吃惊的是，他让他们在游廊里一直坐到凌晨三点，对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的美国生活如何、他们收入如何、他们回到美国后计划做什么，等等。
米洛万·吉拉斯[9]，后来的南斯拉夫持不同政见者，在铁托于1945年春天在基辅逗留时他是铁托的主要助手之一。赫鲁晓夫“过度的喋喋不休”给这些南斯拉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自然朴实的举止与说话方式”也同样如此。他的幽默感不像斯大林那样“富于智力，充满讽刺意味”，但“属于那种典型的雅俗共赏，因此常常也是很粗俗的”。与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不同，赫鲁晓夫思想里的那些陈词滥调体现了“真正的无知与死记硬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不过即使如此，他在滔滔不绝地宣讲时也是怀着坚信与坦诚的”。
吉拉斯后来写道，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中唯一探究普通共产党员与公民日常生活的”。他不同寻常的实践意识在一次与经济管理人员开会时表现得很明显：“与南斯拉夫的部长们不同，他的干部们对这些事情特别熟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根据实际情况评估可能性。”与莫斯科相比，吉拉斯在基辅感觉到了“一种清新的气氛”，这不仅是由于城市的美景，而且也得益于党的领导者“无穷的活力与现实精神”。
不过，除了真正的能力外，赫鲁晓夫的缺点也显示了出来。他一直在“不断提高自己”，吉拉斯说，从“他生动而多方面的活动中”汲取智慧。但“他对一些稀罕事情的了解与对一些基本道理的无知”同样令人吃惊。赫鲁晓夫的记忆力给吉拉斯留下的印象是“出众，他能生动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但是他吃饭的样子也与说话时差不多（虽然“斯大林和他的随从却给人留下了美食家的印象”，但赫鲁晓夫却“实际上是狼吞虎咽地吃下大量的食物”），吉拉斯观察过，赫鲁晓夫甚至比斯大林还能喝酒。
尽管赫鲁晓夫行为举止质朴，但吉拉斯认为“他反而没有其他那些共产主义的自修者与半瓶子醋的学者们那种自卑感”，他觉得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无知与缺点隐藏在大智与博学的外表下”。当然，要想让赫鲁晓夫具有大智也是没有可能的。他隐藏起来的是外倾的性格以及他自己宣称的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说到斯大林，”吉拉斯记得，赫鲁晓夫都“充满尊重地说起他的事情，并强调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
当苏联于1939年占领并开始苏联化西乌克兰时，成立于1929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赢得了新的信徒。赫鲁晓夫只是想把民族主义分子争取过来，但内务人民委员部不久就对他们加以逮捕、囚禁与流放。对于受到这种迫害的乌克兰人而言，纳粹侵略者起初好似他们的救星。由斯捷潘·班德拉[10]领导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于1941年6月30日在利沃夫宣布成立了一个短命的独立乌克兰国，并发起了武装叛乱，遭到战争中后撤的苏联军队的残酷镇压。由于不愿意将犯人撤离，内务人民委员部屠杀了他们当中的1万至1.5万人，主要是枪杀与关在废弃的牢房里将其活活烧死。
纳粹对待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同样也是残酷的。很多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其他欧洲国家里得到希特勒鼓励的右翼反犹太主义者一样，但是对于纳粹分子而言，乌克兰人只是比犹太人稍稍高级那么一点点。一些乌克兰人曾协助纳粹灭绝犹太人，但也有很多人起来与纳粹作战，不是在红军里，就是在乌克兰起义军里，在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班达拉派的地下游击队合并后，乌克兰起义军1944年达到了15万到20万人。当苏联军队于1944年胜利班师时，乌克兰起义军中的大部分都把枪口对准了他们。
赫鲁晓夫还面临着另外两个战后的挑战。一是乌克兰希腊天主教堂，这是乌克兰民族思想的主要载体，其笃信者在战后曾多达300万人。[11]在1939—1941年间，共产党采取措施限制其影响力（征收歧视性税收、策划反宗教宣传以及收集或编造针对教堂等级制度的有罪证据），但是鉴于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以及教堂在民众中的广泛认同基础，赫鲁晓夫采取的行动很谨慎。1944年，他仍然觉得有必要谨慎行事，特别是在西方盟国承认苏联对西乌克兰的控制作为战后安排的一部分时。镇压希腊天主教教徒的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
二是对西乌克兰的农业实行集体化。在战争前，只有大约13%的农民财产与15%的可耕作土地实现了集体化。现在是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了，特别是在集体农庄使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封锁民族主义分子的食品供应渠道时。但是集体化进一步激怒了西乌克兰农民，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了抵制。
大家都知道，西乌克兰的形势不容乐观。不过这不是斯大林想听到的，赫鲁晓夫也没有完全理解他是在反对谁。1944年1月，在视察了几个新近解放的省份后，他向斯大林报告说，普遍的情绪都“很好，都对苏维埃持拥护立场”，他没有发现“什么民族主义分子大规模活动的迹象”。三个月后，他写信给斯大林报告说，“乌克兰—德国民族主义帮派的活动报告是被极度夸大了”，虽然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头头们正在尝试恐吓战术，但“我们现在具有了粉碎他们企图的一切手段与力量”。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到1944年11月，游击队的士气已经“很低落”，他们中的很多人“处于解散的边缘”。1945年1月，乌克兰政治局通过决议，“利用冬天几个月，完成对民族主义分子的搜捕与清剿”。到了2月份，政治局确定1945年5月15日为对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叛乱分子“最后清剿”的日期。
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才最后被打败。m6_8[12]当红军到来时，几乎每个西乌克兰家庭都挖有地窖，藏匿武器、弹药、食物还有衣服；在1945—1948年间，苏联军队宣称在西乌克兰地区挖出了28969名隐藏的叛乱分子。虽然在1944年和1945年时他们从使用大型装备分队的公开作战转向了小股分队的伏击战，但民族主义游击队还是继续坚守他们的地盘。到1947年2月时，“残余的”民族主义武装还有差不多7万精锐部队，外加6.3万人以别动营组织起来的地方民兵。
残暴是双方共有的特点。根据苏联提供的数据，地下民族主义分子实施了14500次破坏与恐怖活动，使超过3万名共产党官员与当地居民丧生。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命令他们“用各种手段（枪杀、绞死，并在死者胸口留下‘通内务人民委员部者的下场’的字条）铲除反动派（还有他们的家人，不管大人还是小孩）”。民族主义分子1944年实施的暴行包括剥人皮、五马分尸、在脸上划道、挖眼、阉割还有砍头。
在1944年2月至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与警察报告一共杀死了110825名“匪徒”，并逮捕了250676人。在1944—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多达60万人被逮捕，其中大约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或流放。[13]有些黑色行动组织有时也被当成了民族主义分子。有一次，假扮的民族主义分子让一家人承认他们是民族主义分子的同情者，然后以与“匪徒”串通的名义将他们逮捕。还有一次，一个黑色行动组织对一名17岁的农村女孩进行了殴打与轮奸，然后把她倒挂在树上，将一根木棍塞进她的阴道内。[14]
出于对西乌克兰人的不信任，苏联将东部人充实到这里的党和警察机构。由于受到工作要有成效的压力，当然也担心他们自己的性命，很多官员都夸大征召的“间谍”与摧毁的“匪徒”的报告，他们每天都在喝酒里寻找慰藉，很多人的精神都垮了。赫鲁晓夫在这场有预谋的迫害中的任务是对那些在这场斗争中冲锋陷阵的秘密警察进行监督，但是他那种事事亲历亲为的作风使他与大多数残酷的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1944年11月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他建议对那些民族主义分子应当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审判并“判处死刑”，在经过公审后“不是被枪毙，而是被绞死”。他呼吁成立由省官员组成的三驾马车（在30年代，类似的机构就曾镇压过地方骚动），赋予其通过“可以立即执行的”死刑的权力。
赫鲁晓夫用他那辛辣的幽默和对血腥的嗜求刺激着地方官员。他嘲讽一名官员“尽管头上光秃秃的，但由于害怕，头发都竖了起来”。他在1944年11月抱怨说，还有些人在看到反叛分子被消灭后会感到后悔，因为他们从此就不会为他们的失败找到可以推脱的借口了。“找到那些帮助抵抗分子的人的家属，逮捕他们，”他在1945年对手下人咆哮说：“如果不采取严厉的措施，我们就不会得到尊重。我们必须逮捕那些即使是不重要的人。一些人必须受到审判，还有一些人绞死就行了，其他的流放。对我们来说，一个人要抓他100个。……你们使用的暴力还不够！ 如果一个村庄里有两个妇女被他们杀害，那么你们在搜查这个村庄时就必须将村庄里所有的人都杀死。”[15]5个月后，他追问：“你们为什么没有杀死匪徒？……你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当你们还在揣摩谁是匪徒时，他们已经做好了进攻的准备了。……你们说他们偷了90头奶牛；奶牛生长的速度有多快，难道一天会长出三四公尺吗？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找不到他们？你们甚至还配备了一架飞机？就连拿着木棒的农民都能抓住他们。……过去我自己一天就能跑60公里的路。”[16]
1946年，在300名“清剿小分队”的支援下，军队与警察部队封锁了西乌克兰地区的很多城镇与村庄。[17]起初赫鲁晓夫利用希腊天主教教堂来鼓励民族主义者接受政府提出的一系列特赦待遇。但是当教堂证明不能或不愿提供这样的帮助时，他就开始逮捕教堂负责人［都市大教堂负责人伊奥西夫·斯里皮日[18]最后在古拉格监狱和集中营里度过了18年的时光］，后来策划了教堂的“自愿”解散，并于1946年3月与国家控制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合并”。希腊天主教主牧师哈夫日伊尔·科斯特尔尼克[19]刚开始时对这种合并表示支持，但后来当教会人员受到压制时，他的幻想破灭了。他于1948年被暗杀，而刺杀他的杀手也被从附近的汽车里射出的子弹击毙。
苏联对此次暗杀的策划组织并没有文件记录。[20]但是赫鲁晓夫在1947年10月杀害特奥多尔·罗姆查[21]主教中发挥的作用是有文件记载的，罗姆查抵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乌克兰外喀尔巴阡山脉地区实施胁迫政策。在参加完一个村庄新落成教堂的祭祀仪式后回去的路上，罗姆查乘坐的马车受到了一辆军用卡车的严重撞击，卡车的后面紧跟着一辆小汽车。坐在汽车里的人用铁棍猛击罗姆查。在送到医院后（一辆路过的邮局卡车使袭击者因害怕而逃走），这位主教继续受到了摆布，一位在医院工作的希腊天主教修女目击有人在治疗过程中向罗姆查注射了致命的毒药。赫鲁晓夫向斯大林请示同意这起暗杀，在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时又请求帮助。在离开该地区前，乌克兰警察头目萨夫琴科和毒物学专家麦罗诺夫斯基[22]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接见，赫鲁晓夫给他们下达了具体的指令，并祝他们取得成功。两天后，在得到赫鲁晓夫的最后批准后，麦罗诺夫斯基就给当地一个对罗姆查注射致命毒剂的“护士”注射了毒剂，把她也送上了西天。[23]
对此，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承认。事实上，他在回忆录中对他在西乌克兰地区血洗行动的作用基本上就没有提及。[24]不管他是否有负罪感，反正他对自己在镇压民族主义分子的反抗中所起的作用没有丝毫的内疚。他不能没有乌克兰的苏联，或是没有西乌克兰地区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游击队起初依靠德国的保护者，后来又投靠西方情报机构。[25]最让赫鲁晓夫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游击队将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叔叔安顿（Anton）和他的女儿折磨至死，并暗杀了赫鲁晓夫的好朋友瓦图京将军。[26]更不用说对赫鲁晓夫本人生命的企图了，1945年5月对他的暗杀阴谋差点得逞。如果赫鲁晓夫有一点负罪感的话，那么也与内战的残酷性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反而是他觉得没有尽可能快地赢得这场斗争。
1944年9月，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对基辅的共产党员进行了严惩，因为他们在西乌克兰地区恢复秩序与对老百姓灌输思想的努力中“严重失职”。[27]到了1949年当苏多帕拉托夫在利沃夫调查乌克兰作家雅罗斯拉夫·加兰[28]被刺杀事件时，加兰曾攻击梵蒂冈与希腊天主教教堂官员与德国串通一气，他看到“赫鲁晓夫心情很糟，担心斯大林会因为他在扑灭乌克兰武装民族主义分子抵抗行动中的无能而发火”。由于决心铲除游击队，赫鲁晓夫随时准备动用所有他可以使用的手段。
到了1946年，让赫鲁晓夫觉得如鲠在喉的就不只是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分子了。苏联在国外面临的困难及其在国外遇到的经济与政治危险也是他的一块心病。1945年夏天，斯大林希望控制东欧，对西欧发挥影响，并将苏联的影响力拓展至中东与亚洲，在达成所有这些目的的同时还要与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1946年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温，华盛顿1947年根据马歇尔计划向东欧国家提供的援助显然威胁着莫斯科对该地区的控制。冷战的开始意味着苏联不得不依赖自身的资源，但是苏联的资源能保证自身的需要吗？各省都出现了饥荒，同时在波罗的海与西乌克兰地区的武装抵抗仍在继续。很多苏联公民没有作更多牺牲的准备，他们仍然希望由警察来控制国家的秩序。
斯大林的做法是发起一次新的镇压，对挑选出的那些难以驾驭的知识分子进行恶毒的攻击。由安德烈·日丹诺夫领导的这场诽谤与打击运动驱逐了像安娜·阿赫玛托娃[29]和米哈伊尔·朱什琴科[30]这样的作家，不久又第一次扩展到了戏剧、音乐、历史与哲学领域，后来连生物与语言学界都未能幸免。与此同时，斯大林的身体与精神状况正在不断恶化。朱可夫1945年3月看到斯大林时大吃一惊。“从他的气色、谈吐与行动方面来看，你可以判断得出他特别疲惫。经过四年战争后，他已经被完全拖垮了。他工作太拼命，整个战争期间，他睡得太少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他的健康状况与过度敏感的神经系统上反映出来。”
1945年秋天，65岁的斯大林在黑海边度了一次长假。根据他女儿的说法，他“病倒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感觉身体不舒服”。1946年夏天，他乘车去南方旅行，不时在城镇里停下来，“亲自察看人们的生活状况。他看到的只是由于战争破坏所带来的一片凄凉的景象”。斯维特兰娜1947年8月去竖奇（Sochi）看望她的父亲达三个星期，她发现“他更加苍老了”。“他想得到和平与安宁。不过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晚上他观看像“伏尔加—伏尔加”那样欢快的战前音乐喜剧，然后他就开始吃东西、喝酒，直到深夜。
米洛万·吉拉斯1948年初在斯大林的莫斯科近郊别墅里呆过一个晚上，他吃惊地看到“他已经露出了老态龙钟的明显迹象”。虽然斯大林每次吃东西时都显得兴高采烈，但他“此时已经显露出暴饮暴食的倾向，他好像担心餐桌上的食物不够他吃似的。……简直难以理解他何以在二三年的时间里就变成了这样”。在吉拉斯的印象里，斯大林是“活跃的，思维敏捷，他的幽默感让人印象深刻”，而现在“他会因为愚蠢而空洞的笑话而发笑”，有一次听到一张唱片里“一位歌唱家在狗吠声中拖着花腔女高音哀号”时，他爆发出“夸张、不适宜的大笑”。
斯大林仍然是“顽固而刻薄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都会引起他的疑心”，吉拉斯补充说，因此他的同事们“对他都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避免在他发表意见前流露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忙不迭地对他的只言片语表示赞同”。斯大林健康状况的恶化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减少了他在日常行政工作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使得他的属下们可以偶尔不用理会他无端的指令。但是当事情出现差错时，他的报复心比以往更强了，想找到替罪羊的心理更加坚决。
让赫鲁晓夫感到倒霉的是，乌克兰总是不断地出现问题。他在1946年承认：“在中央委员会与省委员会里，准备、挑选与任命领导干部的工作都是以令人不太满意的方式进行的。……”但是他的这种陈述同样也令人难以满意。乌克兰共产党因为没有认识到“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而受到了责难，允许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包含有“复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错误、歪曲与企图”。
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不好，他们时刻受到无处不在的警察告密者的窥视，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相互埋怨，而且也诋毁斯大林本人。在战争期间，赫鲁晓夫利用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号召知识界，但是在日丹诺夫领导的镇压行动开始后，他就对任何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进行攻击，包括书籍以及他以前曾支持过的作家。1946年夏天，乌克兰中央委员会批评了乌克兰作家联盟及其主席马克西姆·雷日斯基，因为其容忍“与苏联文学背道而驰的倾向”。几天后，雷日斯基就受到了攻击，因为中央委员会觉得他“有犯思想错误的苗头”。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要想阻拦对像马克西姆·雷日斯基这样应该受到褒奖的作家的批评实在太困难了。……”他能保护他的老朋友的唯一办法就是担当起对他攻击的任务，当然他保护的也有他自己。[31]
与此同时，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正在不断恶化。1945年的秋天太干旱，接着冬天又太冷。在经过又一个干燥的春天后，一场大规模的旱灾降临了该地区。赫鲁晓夫回忆说：“恶劣的气候条件，加上我们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落后，使得歉收不可避免。我们缺乏拖拉机、马匹与耕牛。……男人们正陆续从战场回来准备耕作，但他们都难以再适应自己走出去的地方了。由于长时间在外，一些人已经不再是称职的农庄劳动力了，其他一些人干脆一开始就没有成为农业上的好把式。”
所有这些都是实际情况，但是国家规定的严厉配额制度迫使农户们将他们收获的大部分都上缴给国库，尽管当时的农业产量比1944年、1945年还低。国家不是降低强制上缴配额，事实上还在1946年7月提高了上缴配额，其中部分是供应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的。“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先上缴国家，然后才是保障自己。”赫鲁晓夫后来评论说。乌克兰的农产品上缴配额“是武断决定的结果，尽管在媒体上用科学数据给以表面的支撑。配额的计算不是根据我们实际上能生产多少，而是根据国家能从我们身上榨取多少。配额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敲诈勒索。我预料到今年会有灾荒的威胁，真的不敢想象今年会怎么度过。”
配额制度的破坏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一开始将配额定得过高，赫鲁晓夫也是有部分责任的。[32]就像在战争期间的基辅与哈尔科夫一样，他让斯大林对他的期望过高，等到他想挽救局势时已经为时太晚了。斯大林管家的说法是：“一些后来爬到很高位置的党的领导人1946年到南方来见他，报告乌克兰的农业状况。他们带来的西瓜大得甚至你都合抱不过来。他们带来了水果、蔬菜，还有金灿灿的麦穗，他们的目的就是显示乌克兰是多么的富有。但就在同时，一位领导人的司机——这位领导人的名字是尼基塔·赫鲁晓夫——告诉仆人乌克兰正在闹饥荒，在农村什么吃的都没有，农妇们耕地用的是奶牛。”[33]
赫鲁晓夫想补偿他的罪过，集体农庄的农户们写来的“催人泪下”的信件增强了他的这种决心。“好啊，赫鲁晓夫同志，”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写道：“我们已经将我们的配额上缴给了国家，我们把一切都交出去了，自己什么也没留下。我们确信党和国家是不会忘记我们的，会给我们帮助的。”赫鲁晓夫对此评论道：“显然他认为农民的命运决定在我的手中。毕竟我是乌克兰人民委员会议的主席与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他认为因为我是乌克兰共和国的元首，我是不会忘记农民们的。”但是不管赫鲁晓夫如何想提供帮助，但“一旦谷物缴到了国家供应站，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就再没有处置它们的权力了。我自己也曾向他们恳求过给我们留下所需的谷物”。
即使是在这种痛苦的回忆中，赫鲁晓夫也能轻快地说出他的一大堆头衔。不过此时他是在保护他的人民，反对政府的做法。在一次到他过去所在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地区的视察中，他惊讶地了解到强制上缴配额后，农户们已经一无所剩，就连所留的种子国家也要求他们上缴。“我们不是吉普赛人，”该地区党委书记记得赫鲁晓夫看到这种情况后说道：“我们还得耕种。”
“不久，我就收到了关于饿死人的信件与官员报告，”赫鲁晓夫后来写道：“当时开始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我收到一份报告说在基辅外围的一个叫瓦西洛夫的城镇边的一座小桥下，发现了一个人的头盖骨和脚掌。很显然，尸体已经被吃掉了。”
敖德萨党委书记阿历克赛·I.基日钦科[34]曾对农户们如何过冬进行过视察。他向赫鲁晓夫描述了如下的情景：“那个妇女将她自己孩子的尸体放在桌子上，正在大卸八块。她一边剁着，嘴里一边唠叨，‘我们已经吃掉了马奈琴卡（玛丽娅的昵称）。现在我们要把瓦奈琴卡（伊凡的昵称）腌起来。这可以让我们吃上一段时间。’”赫鲁晓夫说：“每当我说起这件事，我的思绪就回到了那段时期。我脑海里生动地浮现出当时的可怕情景。但是我却无能为力。”
根据他的战时经验，这种新出现的不必要的苦难（“必要的”苦难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对此他早已习惯）促使他采取了新的冒险行动。后来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实事求是地告诉过斯大林当时的情况：“过去我曾数次成功地突破过官僚主义的阻碍。……有时，如果我能呈送上经过精心挑选的材料，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事实本身会说明一切的，斯大林也会支持我的。”但是这次情况并非如此。在打电话向斯大林汇报乌克兰的饥荒情况后，“我放下话筒想，反正就是这样了。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说。我能听到的就是他急促的呼吸声”。还有一次，斯大林咆哮起来：“‘你就是耳根子太软。他们是在欺骗你。他们就是利用了你的多愁善感，否则他们也不会向你报告这些情况。他们是想逼迫你将所有的家底都交给他们。’他好像认为我是向当地的乌克兰势力屈服，好像我成了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民族主义者。”
档案馆里的文件证实了赫鲁晓夫的勇气。在1946年10月15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他要求减少谷物上缴的配额。在12月1日，他描述“乌克兰的形势已经相当严峻”，12月17日，他请求紧急援助。不过赫鲁晓夫也采取了一种策略以减少他冒险的成分。他建议发放供应卡，以保证农村人口有最低的食物保障，但不是向斯大林本人。“所有的正式文件都要呈送到斯大林那里，”赫鲁晓夫解释说：“但是对于大多数文件，斯大林从来都不看一眼，就像他从来不在很多的政府法令上签字一样。”斯大林好像也没有看到赫鲁晓夫的建议，但是“得益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我的请求得以直接送达索奇”。
不管是否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在暗中捣鬼，让赫鲁晓夫感到困惑的是：“斯大林给我发来了最粗鲁、最侮辱人的电报。我是一个可疑分子，他说：我正在起草备忘录，以证明乌克兰无力自保，我请求发放大量的供应卡，以便让人民有口饭吃。我简直不能形容这封电报对我的打击有多大。我清楚地看到了整个悲剧，这种悲剧不只是困扰着我个人，而是笼罩在整个乌克兰人民的头上。饥荒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斯大林的回应打碎了我们避免饥荒的最后希望。”
赫鲁晓夫又一次来到莫斯科，准备接受主子的训斥。“我做好了准备，准备任何情况的发生，”他回忆说：“甚至被当成人民的敌人。一切都发生在顷刻之间，你能做的只是闭着眼睛，门打开了，你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卢比安卡（Lubyanka）。”虽然对供应卡的建议持反对意见，但斯大林最后还是给了乌克兰有限的援助，包括食品、种子及资金，以组织免费的食堂。但是这位独裁者对其高级顾问们关于农业问题建议的气愤使他罕见地于1947年2月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
“谁应该做总结报告？”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问道：“马林科夫？他分管农业事务，但他能做出什么样的报告呢？他对农业问题基本上是一窍不通，他甚至不懂得农业技术。”[35]斯大林的下一个候选人是赫鲁晓夫，但是“我对他的这个指示感到十分吃惊”，他坚持说。“我可以在乌克兰做这样的报告，”他告诉斯大林：“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乌克兰呆了几年了。但是我对俄联盟内的农业问题却是一无所知，我对西伯利亚连起码的了解都没有。我也从来没有到过中亚地区。我从来没有见过棉花，不知道棉花是如何生长的。”
斯大林仍然坚持他的意见，但赫鲁晓夫也没有让步：“不，斯大林同志，我请求您免除我的这项工作。我不想误导中央委员会，我也不想因为对我不知道的领域作报告而处于尴尬的境地。”
那时，赫鲁晓夫已经形成了他惯有的工作风格。尽管他以前的自卑感也许的确存在，或者至少部分如此，但他现在差不多完全是在推脱责任。即使他从来没有到过中亚，但他在准备报告时也可以得到帮助。但是这种作报告的安排实际上是一种陷阱，是一种迫使他不是公开其与斯大林的分歧就是一劳永逸地埋藏自己的方法。
让赫鲁晓夫感到幸运的是，斯大林对他开了恩，指定了另外一名报告人。但是当斯大林询问他对安德烈·安德烈耶夫报告的看法时，赫鲁晓夫还是忍不住提出了批评。“一开始你自己拒绝作报告，”斯大林对他反戈一击：“现在你又对报告说东道西。”
赫鲁晓夫是在保护自己，因为安德烈耶夫曾批评过他主管乌克兰农业的工作。他现在很可能也想捉弄一下这个傻瓜。他声称自己主要办了两件棘手的事情：一是需要在向国家上缴谷物前预留来年耕种的种子，二是根据严格强制的配额播种春小麦可能会带来危险。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对斯大林提出的挑战是有道理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乌克兰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1947年3月，乌克兰中央委员会决定“加强党和国家的工作”，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职务分离，赫鲁晓夫本人就身兼党和政府两个重要职位。会议决定推选卡冈诺维奇为党委书记，而赫鲁晓夫任基辅省主席与党委书记。
赫鲁晓夫对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发言与别人没有什么两样，语气也比较柔和。他没有在讲话中穿插很多笑话与格言以及对别的发言者的讥讽，而是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党和政府在领导农业的工作中犯有巨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乌克兰是显而易见的”。在此之前，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共和国内的身影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从5月份开始，他的名字就从媒体上消失了。很多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受害者都经历了这一过程：先是声名狼藉，继而被投入监狱，继而遭到逮捕，终而销声匿迹。
赫鲁晓夫后来说他那段时间病了，不过他的疾病好像是政治病。事实上，他得了感冒，后来转成了肺炎。拉达·阿朱别伊记得她父亲“几乎处于死亡的边缘。如果不是卡冈诺维奇的话，他也许逃不过这一劫”。卡冈诺维奇从莫斯科找来了一位医生，给赫鲁晓夫用了盘尼西林，当时卡冈诺维奇做出这一举动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斯大林对西方的抗菌素持怀疑态度。不过盘尼西林也没有让赫鲁晓夫马上好起来。赫鲁晓夫的儿子记得两位医学教授从他父亲的卧室里出来后“为难地摇摇头”。谢尔盖仍然记得“父亲躺在床上，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他的呼吸发出尖锐的哨声，他的样子真让人无法置信”。
赫鲁晓夫康复后，医生坚持让他到海边休息。起初他穿着大衣坐在拉脱维亚的海滩上，他的孩子们在冰凉的海水里嬉戏。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到附近的湖里去打野鸭。他于8月中旬飞往加里宁格勒，观看德国科学家是如何从褐煤里制造出纤维的。一入秋，他又及时赶回了基辅，赶上了新学年的开学。
这是赫鲁晓夫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度假”。他没有在1947年前长时期的压力下被拖垮，这真是个奇迹。即使他病倒了，但这好像也是部分出于心理原因。对于他来说，政治上销声匿迹的前景是难以承受的。当斯大林第一次让卡冈诺维奇提供“帮助”时，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对这种变化很欢迎，卡冈诺维奇一来，“所有的人都跑到他那里，带着他的指令回去”[36]。拉达也没有“在家里看出他的举止有什么变化。我们与卡冈诺维奇都很熟悉。……当他来基辅时，我们仍然住在第聂伯河边的一号别墅里，他的别墅是二号，与我家正对着。我们与他的孩子们很要好，经常一起去看电影。卡冈诺维奇一家经常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也经常到他家去。他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经常一起散步很长时间，一起开车去上班。因此，至少从家庭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并没有让人觉得是一场悲剧。”[37]
赫鲁晓夫太孤傲了，不可能将他心里的郁闷表露出来。此外，他也感觉到了威胁，特别是当卡冈诺维奇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作为针对他的主要目标时。卡冈诺维奇不仅加紧了针对民族主义“分离分子”的运动（显得好像赫鲁晓夫以前工作得不得力），而且对以前与赫鲁晓夫有联系的人进行打击。“自己是个犹太人，但卡冈诺维奇却反对犹太人！”赫鲁晓夫讥讽地说，特别是“反对那些正好与我关系不错的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也没有放过雷日斯基与多夫仁科。[38]
卡冈诺维奇将乌克兰工业与农业开工不足的状况归结为“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表现。他开始准备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定于1947—1948年冬举行，主题是“向乌克兰共产党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民族主义作斗争”。当斗争的风云积聚时，赫鲁晓夫仍在医治他的伤痛，在他女儿拉达的陪同下对彼得罗夫—马林斯基进行了一次怀旧式的视察，目的是让他女儿，或者是该地区的党委书记格鲁赫夫看看“他在该地区优秀的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但是不久之后，赫鲁晓夫就开始挖他以前的指导者的墙脚了。赫鲁晓夫宣称卡冈诺维奇“不遗余力地对所有的人进行政治迫害”，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与斯大林“有联系”。
“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我，”赫鲁晓夫回忆说：“说，‘为什么卡冈诺维奇送上来的这些备忘录上没有你的签名？’”
“斯大林同志，这些备忘录不是政府的事务，而是党的事务。因此，不需要我的签名。”赫鲁晓夫的言下之意是他被降职是个错误，需要得到更正。不过斯大林显然早就知道了这一点。
“不是这样的，”他说：“我告诉过卡冈诺维奇，我不会再接收他的任何备忘录，除非得到你的签名。”
卡冈诺维奇在基辅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你想让我去与乌克兰人民争吵？你是不会得逞的，”斯大林1947年12月警告他说。[39]赫鲁晓夫记得：“卡冈诺维奇呈送给斯大林的批评其他官员的材料不久就消失了，因为他知道他是不可能让我在上面签字的。这件事本身肯定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迹象，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这说明斯大林对我的信任已经恢复。我将他的电话看成一个信号，说明我作为政治局成员又回到了政治生活的中心。我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鼓舞。”
当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时，赫鲁晓夫的士气更加高涨了，12月26日，乌克兰中央委员会重新任命赫鲁晓夫为党委书记（同时任命对赫鲁晓夫唯命是从的科罗特钦科为乌克兰政府主席）。特别是在1957年卡冈诺维奇试图推翻赫鲁晓夫但没有成功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他的党羽们将卡冈诺维奇1947年在基辅的所作所为加以臭名昭著的描述。[40]不过，如果卡冈诺维奇算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斯大林主义者的话，那么赫鲁晓夫也算是一个，他官复乌克兰党委书记一职就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赫鲁晓夫还有理由要对1947年的卡冈诺维奇表示感谢，他不仅在赫鲁晓夫生病期间帮助了他，而且他过火的做法使得赫鲁晓夫的形象相比较而言显得好了起来。作为犹太人，卡冈诺维奇不可能永久取代赫鲁晓夫，成为乌克兰的领导人。即使斯大林真的想弃用赫鲁晓夫，那他也会选派其他人到乌克兰去。尽管他对赫鲁晓夫很生气，但斯大林还是想帮他的。
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的最后两年是他最惬意的时光。虽然西部零零星星的战斗仍在继续，但1947年的收成超过了计划目标，这一趋势在1948年得以继续。到1949年中期，集体化已经合并了农民60%的财产。出于追求其“消除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开始将集体农庄合并成农业城市，里面有完善的市政服务与其他福利设施。与他以往急于求成的做法一样，他夸口“要在不远的将来改变所有的村庄”。事实上，在离开基辅前，他只在切尔卡西（Cherkassy）地区创建了农业城市的样板点，但是他却将此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生日的礼物。
1947年赫鲁晓夫消失的发言活力又回来了。在1949年1月第十六届乌克兰党代会上，他受到了长时间的起立鼓掌欢迎与“赫鲁晓夫同志光荣”的欢呼。他于1948年、1949年写给斯大林的信件达数百封，其中很多是关于像乌克兰是否应该接待一个波兰农民代表团之类的小事情。1948年，他和其他的乌克兰领导人每人都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0周年庆典上获得了一枚列宁勋章。在1949年10月苏联占领西乌克兰10周年纪念期间，乌克兰的各大主要报纸都将一幅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站在列宁画像前面的巨幅照片放在头版。虽然那位艺术家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却描绘出了苏联领导人交替的顺序。
1949年夏天，赫鲁晓夫一家人到雅尔塔附近的利瓦迪亚宏伟的沙皇宫殿里度假，4年前，斯大林曾在这里会晤过罗斯福和丘吉尔。赫鲁晓夫一家住在一座高大的配楼里，而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和她的第二任丈夫尤里·日丹诺夫[41]占据着主楼。根据阿历克赛·阿朱别伊的说法，他们两家之间没有什么联系：“高官家庭的度假都是不太声张的。绝对舒适，不过却十分孤单，海滩不对公众开放，高高的围墙不时有带着警犬的卫兵巡逻，总之让人感觉特别枯燥。甚至到雅尔塔去一趟，听听音乐会，吃顿饭，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到了这里，年轻人也跟老年人一样，只能是休息。”
不管枯燥与否，能得到这样的邀请说明你得到了斯大林的器重。难怪赫鲁晓夫在回忆这段时光时充满了志得意满的神情：“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了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威望。我回顾这段时光总是充满了自豪感。斯大林不止一次地指示我就乌克兰饲养家禽之类的农业问题作报告，根据他的指示，我的报告被刊登在《真理报》上，供其他地方效仿。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我不想贬低俄罗斯人，但是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如果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很顺利，那么我们不能说乌克兰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48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令，法令的内容是“将那些恶毒破坏农业生产活动、过着反社会主义的腐朽寄生生活方式的人驱逐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项法令允许集体农庄开会驱逐那些工作不努力的人。赫鲁晓夫在写给斯大林的一封长信中建议通过这项法令，他在这项法令中还加入了沙皇时期的一项类似的法律。可以想象，在这项法令的实施过程中，有很多做法是苏联的执行者也认为是过分的：在被驱逐的人群里有重病或身体虚弱、不能劳动的老人，有伤残的战争老兵，有时为了惩罚一个所谓的“寄生虫”，会将一家人都驱逐出去，还有那些自谋生计的人。赫鲁晓夫在写给斯大林的另一封长信中谴责了这一做法，不过为了取悦他的主子，他向斯大林描述了他曾参加过的农民们相互攻击的集体农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农民们“使用的言辞足以让土耳其苏丹汗颜”。 赫鲁晓夫甚至建议在其他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推行相似的法令，并保证“普遍实施这一法令会加强整顿劳动纪律，从而保证及时完成农业任务，取得农产品的大丰收，增加牲畜的产量，更快地提高整个集体农庄经济增长的速度”。
在1948年2月至1950年6月间，根据报告，有11991名“寄生虫”被驱逐出乌克兰，同时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威胁。1948年与1949年间其他的斯大林式的过度做法则与赫鲁晓夫的个人倡议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些过度做法包括继续打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斯大林发起了针对“世界大同主义”的新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犹太人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是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有这位独裁者对李森科的支持，李森科1948年对基因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的屠杀在乌克兰也得以残酷实施。赫鲁晓夫对所有这些甚至还有更多事情的忠实支持所换来的是其爬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他被提升进入莫斯科的斯大林核心集团。
[1] 鲍里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年1月29日——1960年5月30日），苏联诗人、作家、翻译家。1913年开始从事写作。1958年凭借小说《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
[2] 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Сахаров，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1960年以后是苏联人权运动领导人。197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80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高尔基城。1986年返回莫斯科。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4日因突发心脏病在莫斯科逝世。
[3] 参照Velikomu Stalinu：Naro dni pisni ta dumy （Kiev：1949）, 第325页。另外还有一首《赫鲁晓夫之歌》（由T. Masenka作词，P. Batiuk作曲），其中有这样的歌词：
与人民并肩战斗，勇往直前，
领导我们走向幸福。
让我们的朋友赫鲁晓夫同志得到荣光吧，
让我们的人民为他唱支赞歌吧。
[4] 读者会回忆起马克西姆·雷日斯基，他是新古典主义派诗人，于30年代初被囚禁，赫鲁晓夫在1938年和他成为朋友。雷日斯基称颂1942年的赫鲁晓夫“沉着，像火一样的光耀而刚强”，“头发花白，但却充满朝气”，他期盼着胜利的时刻，“我们可以我们如此珍爱的人民的名义握住尼基塔·赫鲁晓夫坚定的双手”。1944年，雷日斯基设想着他与赫鲁晓夫快乐的重逢，赫鲁晓夫“会以他宽厚的微笑欢迎我们”。
[5] 这段关于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家庭生活的描述源于作者对尤莉娅·列昂尼多夫娜·赫鲁晓娃、拉达·阿朱别伊、尼娜·库赫尔丘克以及尤莉·赫鲁晓夫的访谈。作者于1991年6月访问了赫鲁晓夫战前与战后的住所。
[6] 根据尤里·赫鲁晓夫的说法，当赫鲁晓夫家在基辅时，他每年去看望一次，后来当他们搬到莫斯科后，他每周去一次。赫鲁晓夫家的另一个人也证实说尤里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想起了托尔亚，不过他坚持说尤里只去过基辅一回，当他们搬到莫斯科后，尤里也只是在很少的几个节日里才去赫鲁晓夫家。尤里也说过，赫鲁晓夫家人曾在他母亲生病时资助过她，但并没有去看望她。
[7] 小卢埃林·E·“汤米”·汤普森（Llewellyn E. "Tommy" Thompson Jr.，1904年8月24日——1972年2月6日），美国外交官。1941年任驻苏联大使馆二秘。1952—1957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57—1962年、1967—1969年任驻苏联大使。1972年逝世。
[8] 瓦西里·费奥多洛维奇·斯塔尔钦科（Васил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Старченко，1904年3月20日——1948年7月17日），苏联农业化学家。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7—194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任基辅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194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38—1946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9—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8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8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48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48年逝世。
[9] 米洛万·吉拉斯（ Милован Ђилас，1911年6月4日——1995年4月20日），1933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37年当选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同铁托等人一道组织地下游击队。1945年3—4月任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黑山部长。1946—1953年任南斯拉夫不管部长。1953—1954年任南斯拉夫副总理兼国民议会主席。1954年因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一党制被解除一切职务，同年退党。1956年11月因支持匈牙利革命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7年出版代表作《新阶级》，并因此延长7年刑期。1961年获释。1962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66年获大赦出狱。
[10] 斯捷潘·安德烈耶维奇·班德拉（Степ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Бандера，1909年1月1日——1959年10月15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29年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1931年成为该组织领导人。1934年企图暗杀波兰内务部长，后事泄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39年波兰沦陷后获释。1941年6月同纳粹合作，在利沃夫建立傀儡政权“乌克兰国”。1941年7月因同纳粹德国意见不合被捕，被软禁在柏林。1944年获释，随即在乌克兰领导了一支反苏游击队。二战后定居西德。1959年被克格勃特工暗杀。
[11] 乌克兰天主教堂首建于1596年，当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时是波兰—拉脱维亚共同体的一部分）的东正教主教们承认罗马天主教皇的最高权力，作为回报，教皇保证乌克兰天主教堂维持他们的拜占庭—斯拉夫习俗、斯拉夫人语言以及东正教会法规，该法规容许教会人士可以结婚生子。在那些1654年与俄罗斯联合的乌克兰地区，沙皇当局将乌克兰天主教堂的地位置于俄罗斯东正教堂之下。但是在奥地利占领的加利西亚，希腊天主教堂的势力却变得更加强大，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乌克兰独立思想的主要捍卫力量。
[12] 在乌克兰起义军司令P.苏哈耶维奇于1950年3月5日被打死后，有组织的反抗大体上就停止了，但零星的骚乱事件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
罗曼·约西福维奇·苏哈耶维奇（Рома́н Ио́сифович Шухе́вич，1907年6月30日——1950年3月5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出身于西乌克兰一个法官家庭。早年参加了乌克兰国家童军组织（Пласт —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ка́ут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ы）。1925年加入乌克兰军事组织（Украи́нская войсков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1928—1929年期间服役于波兰军队。1931—1934年期间多次实施对波兰警政人员的暗杀行动。1934年被捕。1935年被判处4年监禁。1938年获大赦，随即流亡德国。同年年底参与创立了极右翼准军事组织“喀尔巴阡山脉”（Карпатская сечь ），并于次年率部攻占了喀尔巴阡乌克兰。1939年加入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1940年参加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班德拉运动）（Организация украинских 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 (бандеров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1941年起与纳粹德国合作，针对犹太人进行屠杀。1943年与纳粹德国决裂，并一手制造了沃伦大屠杀。1944年发起成立“乌克兰起义军”，进行反苏活动，1947年被迫解散。1948年企图与苏联谈判停火，但被拒绝。1950年被国家安全部特工击毙。
[13] 弗拉基米尔·诺莫夫声称他曾在档案里看到过一份1953年的文件，文件是由赫鲁晓夫签署的，上面的受害者数字为60万人。作者1998年3月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进行了访谈。根据Iurii Shapoval的说法，在1939—1955年间，有超过200万的西乌克兰人被流放，相当于当地人口总数的大约20%。20世纪80年代克格勃的一份报告列举了苏联西部省份被流放人口的数据，报告说1947年乌克兰被流放人数为77751名，1951年为8984名。
[14] 这最后两起事件是内务部检察官员在1949年2月写给赫鲁晓夫的备忘录中提及的，在此之前还有其他的残忍事件发生。
[15] 1945年1月10日地区常委秘书、地区苏维埃主席以及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克格勃办公室头目会议文件。
[16] 1945年5月15日利沃夫地区常委秘书与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克格勃头目会议文件。
[17] 清剿分队由2.8万人组成，并得到2500个自卫团共2.9万人的支援。在这一时期，每个地区都有驻军，每个村庄都驻扎有多达100人的士兵。
[18] 伊奥西夫·伊万诺维奇·斯里皮日（Ио́сиф Ива́нович Слипы́й，1892年2月17日——1984年9月7日），乌克兰红衣主教。1917年起担任神职人员。1923—1925年任利沃夫《神学》（Богосло́вія）杂志编辑。1925—1929年任利沃夫希腊天主教神学院院长。1929—1935年任利沃夫神学院院长。1935—1939年任利沃夫大都会分会副主教。1939—1945年任大乌克兰主教，在任期间与纳粹德国合作，并协助建立党卫军“加利西亚师”。1945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苦役。1958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63年流亡意大利。1984年死于罗马。
[19] 加夫里尔·费奥多洛维奇·科斯特尔尼克（Гаврии́л Фёдорович Косте́льник，1886年6月15日——1948年9月20日），乌克兰牧师。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希腊天主教家庭。1913年起担任牧师。1941年起被迫与格别乌合作。1948年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20] 苏联当局与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与“梵蒂冈的代理人”都进行了谴责。但是科斯特尔尼克牧师的遗孀回忆说，她的丈夫对当局表达过不满，并被警告保持沉默，撤走他身边的保卫人员，不久他即遭暗杀。
[21] 格奥尔格·特奥多尔·罗姆查（Георгий Теодор Ромжа，1911年4月14日——1947年11月1日），乌克兰神父。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铁路职工家庭。1936年起担任神父。1938年起在外喀尔巴阡任职。1946—1947年任穆卡切沃希腊天主教教区主教。1947年神秘死亡，少数克格勃前成员声称是被毒死的。
[22] 格里戈里·莫伊谢耶维奇·麦罗诺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Моисе́евич Майрано́вский，1898—1964），1918年加入崩得。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3年起在卫生人民委员会工作。1935年一度被开除出党，后恢复党籍。1937年加入格别乌，领导毒理学实验室。1946—1947年期间参与暗杀乌克兰民族主义者。1951年因“医生谋杀案”被捕。1953年被判处10年徒刑。1961年12月获释后不久因试图平反再次被捕，1962年初获释。1964年去世。
[23] 提供赫鲁晓夫参与此次暗杀事件的是帕维尔·苏多帕拉托夫，他是前苏联秘密警察，曾策划参与过多起在国内外的暗杀行动。他写道，暗杀罗姆查时，他在乌兹格罗德，正调查罗姆查与梵蒂冈的联系。虽然苏多帕拉托夫的证言并非完全可信，但他对赫鲁晓夫策划此事的动机的解释还是很可靠的。赫鲁晓夫“知道罗姆查正在向政府与党的机关渗透，但不知道他是如何操作的。由于担心会显得他不称职，于是赫鲁晓夫就策划了对罗姆查的秘密暗杀”。
[24] 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提到的该段时期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就是1944年冬天对罗夫诺市的一次紧急访问。他去那里是与正在解放该地区的苏联军队讨论如何处理民族主义者抵抗的事情，虽然当地的指挥官认为该地区足够安全，他在那里住一夜没有问题，但他还是不敢。沿着过去与波兰的边境往北，他在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停下来休息，在那里他注意到“有一大帮人在周围转来转去。我暗自寻思他们中有多少人是伪装的匪徒，吃着我们的食物，在我们的火炉前取暖，刺探我们的情况。有人提醒过我，这里有很多匪徒出没”。于是赫鲁晓夫就没有在这里过夜，而是继续赶路，到了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才敢过夜。
[25] Burds在其AGENTURA 一书中认为，“苏联档案中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表明，美国与英国的情报机构不仅早在从1943年中期开始就支援乌克兰与波兰针对苏联军队的地下反叛活动，而且斯大林对西方国家提供的这种支援也心存狐疑”。如果想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对民族主义活动的支持以及苏联对这种支持的了解情况，请参照Burds的文章《苏联西乌克兰地区的早期冷战》。
[26] 尼娜·彼得罗夫娜亲戚的命运，包括她的一个侄女被她所说的波兰匪徒杀害，都是由谢尔盖·赫鲁晓夫提供的。赫鲁晓夫在基辅召开瓦图京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好像包含了非同寻常的个人感情。
[27] 参见1944年9月27日文件“关于在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省份老百姓中政治工作的失职”，该文件被收入罗伯特·麦克尼尔的《苏联共产党决议与决定一书》的第三卷中。虽然没有提及赫鲁晓夫的名字，但作为乌克兰党委书记，他显然难脱其责。
[28] 雅罗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加兰（Яро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ала́н，1902年7月27日——1949年10月24日），苏联小说家、剧作家、散文家。出身于奥匈帝国一个雇员家庭。1924年参加西乌克兰地下民族解放运动，多次被捕。西乌克兰并入苏联后，曾长期在报社和电台工作。1949年加入联共（布），同年10月24日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刺杀身亡。
[29]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ндреевна.Ахматова，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苏联诗人、作家。1911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6年被严厉批判后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51年重新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6年逝世。1988年平反。
[30]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朱什琴科（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ощенко，1894年7月28日——1958年7月22日），苏联作家、编剧、翻译家。
[31] 赫鲁晓夫这个策略是基辅雷日斯基纪念馆的档案员在接受作者采访时提供的素材。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提到，使打击能够有所减轻的最佳办法就是他亲自负责对雷日斯基的攻击。
[32] 在整个一年中，乌克兰政治局成员每天都碰头，以监控农业生产情况。秋天赫鲁晓夫命令各省官员加快收获的速度。晚上缴配额产品是一种犯罪行为，很多集体农庄的主席被作为“破坏者”与“肇事者”而被逮捕和审判。
[33] 斯大林的管家瓦勒契卡（Valechka）后来向斯大林的女儿说起过这件事。“他们没有感到羞耻，这真是奇迹。”瓦勒契卡悲叹地说，眼泪从她的脸上滴落下来：“欺骗全国人民的领袖！ 而现在他们却把罪过加到了他的头上。”
[34] 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维奇·基日钦科（Алексе́й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Кириче́нко，1908年2月25日——1975年12月28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30年加入联共（布）。1941年2—7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工业委员会书记。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南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顿河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1944—1945年任乌共（布）中央人事部书记。1945—1949年任乌共（布）敖德萨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乌共（布）敖德萨市委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5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5—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0年1—6月任苏共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62年被迫退休。
[35] “斯大林是当着马林科夫的面说这番话的，”赫鲁晓夫写道：“他说得绝对没错，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既然斯大林知道马林科夫在农业领域方面没有能力，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指派他来负责农业事务呢？这种矛盾的做法让我很感兴趣，我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不过那时，斯大林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出的。”
[36] 赫鲁晓夫说，当卡冈诺维奇在农村里巡视，安排救灾工作时，他还在基辅，“就像一个电话调度员似的”，努力“用火车将种子运下去”。
[37] 作者对拉达的采访。卡冈诺维奇后来承认，虽然赫鲁晓夫因为被解职而“心情郁闷，也许觉得受到了侮辱”，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欢迎我，说‘我很高兴是你被任命为乌克兰的第一书记’。”
[38] 卡冈诺维奇加紧对雷日斯基采取行动可以从他对F.伊奈维奇攻击雷日斯基33页的材料的批示以及伊奈维奇写给他的信中清楚地看出来，伊奈维奇的行动都是按照卡冈诺维奇的指令作出的。
[39] 根据前乌克兰共青团主席瓦西里·科斯坦科的说法，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向他叙述过这件事。作者于1993年8月采访过科斯坦科。
[40] 1961年，当时的乌克兰党委书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是这样描述卡冈诺维奇1947年的所作所为的：“卡冈诺维奇让他周围充斥着一帮无组织无纪律的溜须拍马者。他屠杀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干部，对共和国的主要官员进行折磨与恫吓。就像一个悲观主义者一样，卡冈诺维奇喜欢嘲弄知识界里的积极分子与普通成员，轻视他们，动辄对他们以逮捕与监禁相威胁。难怪甚至到现在，很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仍将卡冈诺维奇在乌克兰的那段时期称为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的‘黑暗岁月’。……赫鲁晓夫同志依靠他在乌克兰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他们的支持，尽一切努力挫败了卡冈诺维奇的企图。”（《真理报》1961年10月20日第三版文章。）
[41]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日丹诺夫（Юр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Жданов，1919年8月20日——2006年12月19日），苏联科学家，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1941—1945年期间任教于红军总政治局。1947—1950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科学部部长。1950—1952年任苏共中央科学和高等学校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自然技术科学部部长兼高等学部部长。1953年起在罗斯托夫国立大学任教。1957—1988年任罗斯托夫国立大学校长。1988年被迫辞职。2006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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