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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模糊的接班人：1949—1953
拉达·赫鲁晓娃于1947年进入莫斯科国立大学学习新闻专业。她在那里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同学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在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印象里，阿朱别伊的母亲是“莫斯科最好的化妆师”，“她给莫斯科‘最具权势的’十个家庭里的女性都化过妆。她真是个富于天赋的女性，她很多的艺术素养与精力都传承给了她心爱的唯一的儿子”[1]。
由于在高中时期的成绩一直是A，拉达的父母允许她住在他们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安全警察雇用了一名管家来照看这所房子，马林科夫的夫人就住在楼下，她在拉达母亲的请求下负责监视拉达的行动。马林科夫夫人“了解她监护对象的求婚者后并不是很支持，”阿朱别伊回忆说：“她甚至想阻止我们继续恋爱下去。”她对拉达说，“你才20岁”，但是赫鲁晓夫的女儿没有让别人干涉她自己的事情。[2]
阿朱别伊的母亲曾给贝利亚的夫人化过妆，贝利亚夫人不怀好意地问她，“为什么阿廖沙会和赫鲁晓夫家人搅到一起？”不过，阿朱别伊有自己的主意，他还是继续与拉达来往。赫鲁晓夫第一次见阿朱别伊是1949年春天在莫斯科郊外他的别墅里。“赫鲁晓夫几乎没有和我说什么话，也没有提任何问题，他好像对这位想和他女儿牵手一生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我一样紧张，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应该说些什么。”
那年夏天，尼娜·彼得罗夫娜邀请阿朱别伊到基辅去。他在梅日高里别墅里度过了一段田园般的时光，到附近去游泳、垂钓、晒日光浴。在他离开前的最后时刻，拉达的母亲宣布这一对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结婚成家。但是拉达的父母并没有参加他们在莫斯科举行的婚礼。“参加结婚仪式这样的想法对赫鲁晓夫一家人来说肯定是难以想象的。”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只是派了一名安全人员于1949年8月31日陪同这对新人去区登记处登记结婚，只有少数的几个朋友到阿巴拉曼谢夫去参加他们在森林里草地上举行的结婚宴会。
他们结婚后就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公寓是严格按斯大林式的风格装修的，没有地毯或是其他的装饰品，显得特别“空旷”，因为家里的其他人都住在基辅，赫鲁晓夫也不经常来莫斯科，即使来的时候，对周围的事情也不关注。
结婚后几个星期，这对新人正在复习准备考试，突然他们听到了敲门声。来的是赫鲁晓夫与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以及他的夫人万达·瓦西里维斯卡。拉达到厨房里帮助女仆准备饭菜，其他的人坐下来喝茶。赫鲁晓夫是来看望斯大林的，在回去的路上将住在宾馆里的科尔奈丘克和瓦西里维斯卡一道捎上。赫鲁晓夫宣布他将要被提名为莫斯科的党委书记。听到这个消息，瓦西里维斯卡禁不住哭了起来。“乌克兰人民会深切地怀念你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科尔奈丘克和瓦西里维斯卡在赫鲁晓夫的庇护下得益颇多。m3_10[3]然而，在他1964年下台后，赫鲁晓夫家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科尔奈丘克的音讯（甚至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世时，科尔奈丘克也没有表达过丝毫的同情之意），如果瓦西里维斯卡没有于1964年7月去世的话，她无疑也会做出同样的举动的。在阿朱别伊看来，这就是当时苏联社会的方式。“你会和你用得上的人一起吃饭、喝酒，你会和他一起打猎、钓鱼，征求他的意见，寻求他的帮助，但是风头一转，你就会声称自己根本不认识他。你的每根骨头都会发颤，生怕他会记得你是他的朋友。”不过，赫鲁晓夫渴望得到知识界的尊重使他特别容易受到攻击。阿朱别伊记得，那天晚上，“赫鲁晓夫显然想找人说说话”，很显然，他的女儿女婿是不够格的。瓦西里维斯卡听到他离开的消息就哭了起来，这让他感到多么满足啊！差不多20年后，赫鲁晓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是历历在目：“‘你怎么能走呢？你怎么会离开乌克兰呢？’瓦西里维斯卡哭了起来。这是一个波兰女性对一个俄罗斯人离开乌克兰所感到的悲痛！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尊重她，她也回报我以尊重。对此，我并不隐瞒，因为即使这也许对我并没有多大的用处，但这是值得我愉快回味的。”
赫鲁晓夫那天晚上显然很紧张。“在谈话中间，”阿朱别伊回忆说：“他会突然陷入沉思，一言不发，然后问道，‘我们在说什么来着？’他要求他的客人不要着急离开，即使已经是凌晨好几点了。他不想独自一人呆着。”赫鲁晓夫本人也证实了阿朱别伊的回忆。他正在利沃夫的一个集会上讲话，突然马林科夫打来电话，告诉他第二天早上赶飞机到莫斯科去。“我做好了一切准备，”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不知道当我再回到乌克兰时我会是什么样子，甚至连我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
但是斯大林热情地迎接了他：“你还想在乌克兰呆上多长时间？你已经变成了一个乌克兰农学家了。现在是你回到莫斯科的时候了。”赫鲁晓夫将重新担任他以前在莫斯科党组中的职位，成为斯大林身边四位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同时保留他的政治局成员资格。“当然，我对斯大林这种信任表示感谢，”赫鲁晓夫记得：“我说我很乐意回来，因为11年前我在首都的工作就很愉快。”
过去，赫鲁晓夫在这样的时刻总会觉得或是装出不敢相信的样子，现在他也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斯大林比以前更加喜欢猜忌与妄想了。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历克赛·库兹涅佐夫[4]是两位较为年轻的政治局成员，斯大林曾说过他们可以成为未来的政治接班人，他们于1949年遭到逮捕，一年后被枪决。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也处于危险之中。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看起来其地位好像没有得到巩固，但实际上，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基辅召回来的原因可能就是想平衡并限制他们的权力。不过，这给他们与他作对埋下了祸根，他后来宣称（并非完全实事求是）他对他们两人感到担心与憎恨。在赫鲁晓夫的记忆里，贝利亚是邪恶的化身，马林科夫属于那种坐办公室的典型，整天只会与文件打交道。这样的人如果被赋予权力可能就是最危险的。如果妨碍了其预先划定的界限，他们会将一切都加以阻拦与扼杀。
虽然克里姆林宫是阴谋家的天堂，但身处基辅的赫鲁晓夫并没有想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有所造次。只要斯大林召唤他到莫斯科去，他当然没有别的选择，不过他也另有打算。避免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角逐里招致失败、惹来杀身之祸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这场角逐中赢得胜利，这种权力斗争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一直是克里姆林宫人的主要考虑，赢得胜利的地方就在莫斯科，特别是斯大林的召唤说明他会继续得到这位独裁者的支持。“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斯大林对我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他不信任我，他可以很容易地给我穿小鞋。……我甚至可以说他对我怀有一丝的尊重。正因为如此，在每次对我粗暴或怒骂后，他都会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同事里，贝利亚是特别危险的。但是与斯大林身边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弱点，现在赫鲁晓夫拥有重要的优势，特别是他的声望使得他潜在的对手想方设法地跟他过不去。在他们的眼里，赫鲁晓夫好像还是那个11年前到基辅的农民，一个小丑。事实上，现在的赫鲁晓夫已经变得更为自信，到斯大林去世时，他的信心更强了。那时，马林科夫好像是最具可能的斯大林接班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在斯大林死后都想攀上权力的巅峰，这使赫鲁晓夫这匹黑马显得更加出乎人的意料。没有人意识到，在1949—1953年间，他已经开始将自己看成是斯大林的接班人了。[5]
斯大林的最后三年是最为黑暗的，不仅对他的国家是这样，而且对他本人和他的党羽们也是如此。在1950—1953年间，被消灭的人比30年代和战争期间要少得多，但是与痛苦相伴的人的希望也减弱了。到1950年，这场革命已经退化到了俄罗斯第一的沙文主义泥沼，同时领导精英内新一场流血斗争也开始了。
有报道说斯大林在1945年突发过一次不太严重的心脏病，1947年又发过一次。在1947—1951年间，他每年到黑海边的度假从8月底延长到了12月初。1953年夺去他性命的动脉硬化此时已经对他有了影响。“在他越来越苍老时，”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记得：“我的父亲已经开始觉得孤单了。他此时与所有人的距离已经相当遥远，简直与世隔绝，他好像生活在真空里。他找不到可以倾吐心思的人。……他觉得很苦闷，好像整个世界都与他作对似的。他觉得到处都是敌人。他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成了迫害狂，这都是孤单与苦闷的结果。”
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大幅减少了党的正式会议，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上进行。虽然按照党的章程，党代会应该是每隔数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间没有召开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也很少，政治局成员们难得碰头。[6]大量的政策都是由六七个政治局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决定的（称为六人或七人集团），不过他们也不开会。斯大林是将他的核心集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召集到克里姆林宫里看电影，看完电影后，他们就一起驱车到斯大林的别墅里，吃饭喝酒，谈论问题直到凌晨。
电影都是斯大林挑选的，其中很多是美国电影，但放映机却是老掉牙的苏联产品。“他特别喜欢牛仔电影，”赫鲁晓夫后来说：“他常常是对这些电影大加鞭挞，发表思想性的评论意见，然后立即命令更换新的影片。”由于这些影片都是从西方偷过来的“缴获战利品”，上面缺少俄文字幕。电影总局局长伊凡·波尔沙科夫[7]就将它们大声“翻译”出来，其实很多语言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事先已经熟悉了剧情，”赫鲁晓夫解释说：“他费了好大的力气将剧情背下来。……在很多时候，波尔沙科夫只是解释那些所有人从画面上都能看得懂的内容：‘现在他正离开房间……现在他正穿过大街。’贝利亚此时就会插话，故意奚落波尔沙科夫：‘看哪！他开始跑了！现在他正在跑！’”
贝利亚的插话对波尔沙科夫产生的影响是否像斯大林在一位苏联电影导演在场的情况下观看他拍摄的影片时的表现一样，历史上并无记载。斯大林的想法是给这位导演直接而重要的评论。“这对电影导演和他们的工作是有益的。”斯大林如此解释他的举动。但是当这位导演听到秘书在呈送文件给斯大林时他所发出的窃窃私语“垃圾”时，他担心那个“垃圾”就是他的电影，他吓得尿湿了裤子，人也瘫倒在地上。
有时电影被剪辑得太短了，只剩下干巴巴的主要剧情。其中一个关于被囚海盗船长的历史剧更是如此。这位船长将他的船员一个一个都杀死了，他将要被杀死的船员照片挂在他的舱室里，只要谁的照片被挂在那里，那么此人第二天就该命丧黄泉了，最后这位船长也被杀死了。然而，赫鲁晓夫认为，更为糟糕的是看完电影后的聚餐。“好了，”斯大林会建议：“让我们去找点东西吃吧。”根据赫鲁晓夫的描述，“我们其他人都不饿。那时通常是凌晨一两点钟，应该是上床睡觉的时候，我们第二天还要工作。”不仅如此，而且“你还可能会冒一定的风险，如果你中午的时候不打个盹的话，你就可能会在晚上的餐桌上犯困；那些在斯大林的餐桌上打瞌睡的人下场是不会好的”。但是“每个人都会说，是的，我也饿了”。
这时，这帮已经身心很疲惫的人就钻进几辆汽车里（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坐斯大林的防弹汽车，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坐另外一辆），穿过黑暗空旷的大街，前往斯大林位于昆士耶夫（Kuntsevo）的别墅里，他的别墅就在通往莫日柴斯克（Mozhaisk）的高速公路外面。斯大林每次都会选择不同的路线，以防有人暗杀他，而且总是在离开克里姆林宫前才告诉他的司机与警卫人员。他的别墅被涂成深绿色，周围有大片开阔的沥青地，以增强对入侵者的监控，别墅周围的树林里埋设了很多地雷，有精锐的安全部队巡逻，而且还有高高的围墙与路障。这里的主建筑是1934年建造的，以取代斯大林以前在朱巴洛夫的别墅。自从他妻子自杀后，斯大林就将那里的别墅废弃了。斯大林的女儿说，新别墅“很漂亮，通风性很好，也很现代化，这座一层的建筑掩映在由树林和鲜花组成的花园中间”。但是这位烦躁不安的独裁者，他很少能在开会期间安静地坐在那儿，而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抽着他的烟斗，他“将他的别墅不时地进行修整”。阿利卢耶娃说：“他所有的房子都是这样。他总是到南方的度假胜地去休息，当第二年夏天他再来的时候，他所去的地方必须彻底重新翻盖。”
1948年，斯大林在昆士耶夫的别墅上又加盖了一层，不过只用过一次，是接待来访的中国代表团。他接待政治局同事和国际上的来访者都是在一间巨大的既做餐厅又做起居室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壁是木板拼成的，里面有一张长长的桌子，几把沉重的椅子，还有一块巨大而柔软的地毯与一个火炉。阿利卢耶娃说：“总之，有我父亲想要的所有的奢华的东西。”吉拉斯的描述是，这是一间“宽大、没有经过装饰的餐厅，不过还是蛮有情调的”，“长桌上的一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装在加热的银制浅盘里，此外还有各种饮料、盘子和其他器皿。每个人都是自己想吃什么就去拿什么，然后在桌子的另外一半找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坐下来。斯大林从不坐首座，但是他总是坐在同一张椅子上——桌子左首的第一张。”
在餐厅外面，通过墙上一扇几乎分辨不出来的门就是斯大林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床、两个小的梳妆台和一个水池。但是他经常睡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房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里面有很多书架和橱柜，放满了书籍与文件。就是在这间书房里，斯大林1953年3月躺在靠墙的沙发上，突发重病，最后不治而亡。就在他突发重病前的那天晚上，他招来一起吃饭的客人就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儿。赫鲁晓夫抱怨说，这些宴会“令人可怕，总是拖得很长，令人生厌”。由于斯大林担心有人在食物里下毒，每位客人（除了贝利亚，他自带食物）都要将食物先尝一下，然后斯大林才敢食用。斯大林会说：“看，这是鸡杂，尼基塔，你还没尝过吧？”忠诚的赫鲁晓夫会回答说：“噢，我忘了。”赫鲁晓夫“能看出他是自己想吃点，但又害怕。于是我就会先尝尝，然后他才开始吃”。
斯大林的女儿回忆说，在他的客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后，他们的“私人警卫就会走进来，每个‘保护者’拖走一个已经烂醉如泥的‘被保护者’”。莫洛托夫说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和贝利亚（他不喜欢喝醉，但为了让他的主子高兴，有时也会喝醉）醉得特别厉害，赫鲁晓夫“后来”也是一样。赫鲁晓夫坚持说他和其他的人要求女服务员给他们“倒上带色的水代替酒”，但是斯大林“如果发现有人作弊，就会特别生气，大发脾气”。根据米高扬的说法，斯大林是想“让我们在喝醉后口无遮拦”，这样他好发现“谁在想什么”。 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看到他周围的人发窘，甚至是大丢脸面时会很高兴，觉得很有趣。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觉得捉弄别人很好玩”。赫鲁晓夫想象有一天这位独裁者会做得太过分，“会当众脱下裤子，在桌子旁边就开始方便，然后告诉我们说这是为了俄罗斯的利益”。
以前主张禁酒的赫鲁晓夫在第二天早上碰到熟人时会特别尴尬：“在机场碰到什么人是件让我很难堪的事情，当你开口和他说话时，他会知道你昨天晚上喝得太多了。这真是太可耻了。”更不用说那些酒桌上开的玩笑了：有人将西红柿放在一个人的椅子上，“当那个倒霉蛋坐上去后，大家爆发出一阵轰笑”；有人在别人的酒杯里加上一勺盐，或是把伏特加与酒混在一起。在谢尔戈·贝利亚[8]的眼里，斯大林的助手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9]是个“像猴子一样的窄肩膀侏儒”，他总是搞这样的恶作剧。阿利卢耶娃写道，波斯克列贝舍夫经常“是在浴室里躺上好一会儿后，还要别人将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他架回去”[10]。赫鲁晓夫也是他们喜欢捉弄的对象，特别是贝利亚。有一天晚上，贝利亚在纸上写了“笨蛋”两个字，然后别在赫鲁晓夫大衣的后背上。赫鲁晓夫没注意就穿上了大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众人爆发出一阵哄笑。他的一位助手说：“赫鲁晓夫是个自负而又爱发火的人，这件事让他多年以后还耿耿于怀。”[11]
吃完饭后就是跳舞。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雅各布·伯尔曼[12]回忆曾在40年代末期与莫洛托夫跳过舞。有人曾问过伯尔曼，他是不是说的莫洛托夫夫人。“不，她不在那儿。她在劳改营里。我是与莫洛托夫跳舞的——我想那是一首华尔兹舞曲。……我对跳舞一窍不通，所以我只是跟着乐曲的节奏移动脚步。莫洛托夫带着我。”这是个“好机会”，伯尔曼补充说道：“可以让我们彼此低声说出一些不宜大声宣讲的事情。”但是赫鲁晓夫不太愿意跳传统的乌克兰戈帕克舞：“我得蹲下身子，踢着鞋后跟，说实话，要我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跳了，并努力在脸上保持轻松的表情。就像我后来对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所说的那样，‘当斯大林说让你跳舞的时候，要是聪明人，你最好还是跳。’”
聪明人还要耐心地听斯大林说他那拖沓冗长的故事。其中一个是大革命前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期打猎的故事。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不过他可能对斯大林本身已经夸大的事实进行了进一步的夸张，斯大林声称滑雪滑了8英里到达一个树林里，看见一棵树上有24只鹌鹑，他开了12枪打下了12只，然后再回到镇上取弹药（当时剩下的鹌鹑就在那棵树上友好地等他回来），又将剩下的鸟打下，一起拿回家。“吃完饭后，”赫鲁晓夫后来说：“当临走前洗漱的时候，我们大家在洗漱间里对他讲的故事大不以为然。贝利亚说：‘你们听听，一个来自高加索地区从来没有什么机会滑雪的人怎么可能滑那么长的距离呢？他是在撒谎！’当然，他是在撒谎。我们所有人对此都没有丝毫的疑义。”
尽管这样的场合让人觉得很难受，但在那儿总比不在那儿好，受到羞辱总比被杀头要好。陪伴斯大林度假也是一样。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其他领导人正在黑海边度假，突然他们都被召到了伯尔灼米（Borzuomi），因为斯大林正在那儿。由于这座大房子以前是个博物馆，“那里没有卧室，我们只好经常挤在一起睡觉。简直太糟糕了！ 我们的一切活动都得根据斯大林的想法安排，但我们的作息时间和他完全不同。早上我们喜欢早起散散步，而斯大林却仍在睡觉。等到他起来后，这一天才算是正式开始了”。晚上主要是用于像捉弄残暴的匈牙利共产党独裁者马蒂亚斯·拉科西[13]这样的事情。拉科西打搅了斯大林的假期，罪加一等的是他对他们喝得酩酊大醉表示不满。作为回应，斯大林给这位匈牙利人灌了太多的酒，赫鲁晓夫甚至担心他当时就可能喝死。在拉科西第二天早上离开后，赫鲁晓夫记得，“斯大林一整天情绪都很好，开玩笑地说：‘你们看看我把他灌成了什么样子？’”
赫鲁晓夫认为，比集体度假更糟糕的是斯大林给他的“崇高荣誉”，就是拉着他一道单独度假。“很显然，我是不愿意去的，”赫鲁晓夫坚持说：“但是要这样说是绝对是欠考虑的。我总是答应他的邀请，跟着受煎熬。我有一次曾和他一起单独度过了一整个月的时间。他把我安排在他的隔壁房间里，这让我特别受不了。我得整天陪着他，没完没了地吃饭。每当我去充当这种牺牲品时，贝利亚总会打趣我说：‘你得这么想，总要有人受苦，还是你去比较好一点。’”
如果贝利亚真能这么想的话，他就不是贝利亚了。对于一个善于溜须拍马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是比能和一次数天数周与国王呆在一起更好的机会呢！ 赫鲁晓夫承认“忍受这种折磨也有其好处与回报。你总是能从斯大林的谈话中找到对你有用的信息，从中你可以得出对自己有用的结论”。
虽然知道斯大林残忍的禀性，但赫鲁晓夫还是很钦佩斯大林的意志与思维，从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大有裨益。“我们不再像刚开始清洗‘人民的敌人’运动时那样看待他了，当时他好像能看穿铁石。……但是在粉碎了希特勒的军队后，他周围仍然好像笼罩着一种荣耀与天才的光环。”斯大林行动所带来的结果有时对赫鲁晓夫来说是可憎的，但“他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工人阶级的胜利尽了他的所能。……我必须得给他这种客观的评价。”赫鲁晓夫说：“直到他去世时，他都能很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思维仍然敏捷而清晰。他的讲话简洁、易于理解。这是他与众不同的天赋，这赋予他非凡的力量。你不能贬低他这一点，或是加以否认。每个结识过斯大林的人都羡慕他的这种天赋，因此对能与他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特别是在他头脑清楚、思维正常的时候，他能对周围的人提供很好的建议与指导。坦率地说，我对他评价很高，也很尊重他。”
作为对历史上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的评价，这体现了赫鲁晓夫道德上的滑稽，不过这也帮助赫鲁晓夫在更为危险的权力斗争中能够左右逢源。斯大林的疑心与日俱增，但是他日益下降的记忆力使他们有一定的机动空间。就在斯大林最需要联盟与朋友的时候，这些联盟与朋友往往是特别不被信任的，而他却不得不给消灭不了的敌人以得逞的机会。m8_7[14]
莫洛托夫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过他对斯大林的忠诚。[15]他处理困难工作的无休止的能力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他不仅对“人民的敌人”签发了数以千计的死刑命令，而且数十年后他仍然为逮捕他们的妻儿老小作辩护：“他们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隔离。否则，他们肯定会散布各种不满与蛊惑人心的谣言。”[16]然而，1949年3月，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一职由清洗运动中的审判公诉人安德烈·维辛斯基所取代，这发生在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日曼丘日娜[17]被逮捕后一个月。日曼丘日娜从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到渔业人民委员，最后担任国家化妆品集团的负责人。根据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说法，她是“莫斯科的第一夫人，她在自己的别墅和其他官方场所里主持外交招待会。……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老旧的办公室不能和莫洛托夫的豪宅相提并论”。
莫洛托夫夫人受到的指控有盗窃文件、生活放荡、乱交（她部里的两位官员“供认”和她发生过性关系）以及有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她被判处到西伯利亚劳改营里服刑5年。日曼丘日娜是犹太人，但除了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姐妹和在美国有一个兄弟外，她与犹太复国主义唯一的瓜葛就是来自斯大林本人的直接命令：作为战时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她1948年被派去结识犹太第一位驻莫斯科大使高尔达·梅尔[18]。莫洛托夫后来说，并不是他受到了他夫人的牵连，而是她受到了他的连累。“他们正在想方设法搞掉我，因此就从她那里开刀。”[19]
“斯大林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莫洛托夫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赫鲁晓夫记得：“莫洛托夫在美国的时候，好像乘火车从华盛顿到纽约去过。斯大林推测如果莫洛托夫是乘火车去的，那么他肯定会有他的私人包厢。如果他有自己的私人包厢，那么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因此，莫洛托夫肯定把自己出卖给了美国人。”
克里姆·伏罗希洛夫的军事生涯从来也没有从他在芬兰战争与列宁保卫战的错误中恢复过来。他把自己作为艺术家们的保护人，但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20]得出的印象是伏罗希洛夫对艺术并非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精通。“我觉得自己正在一天天变老，变得愚蠢起来。”他向罗姆坦陈。但就连像伏罗希洛夫这样自命不凡的傻瓜（他穿着下属送给他的白色法兰绒服装，骑着马在他别墅周围转悠，并坚持在私人的家庭聚会上发表政治言论）也让斯大林觉得是西方间谍。“伏罗希洛夫是怎样混入政治局里来的？”一天晚上在他的别墅聚餐中，他突然这样问道。[21]
卡冈诺维奇的哥哥米哈伊尔[22]被解除航空工业人民委员并因为宣称与纳粹有联系而被驱逐出中央委员会，后来他自杀身亡。自从米哈伊尔自杀后，卡冈诺维奇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拒绝保护他的哥哥并没有保证给卡冈诺维奇带来安全。作为斯大林在其最高委员会内可以用得上的一个超一流的拍马能手、一个犹太人，卡冈诺维奇还是有用的。但是到1952年，他已经被排除在核心集团之外了。
米高扬是个更值得同情的人。阿利卢耶娃说米高扬和他的夫人阿什坎（Ashken）（“一个安静而动人的女性，一个绝好的家庭主妇”）在他们的家庭里培养一种“民主的态度与简洁的关系”。与斯大林身边所有的人一样，米高扬也得执行斯大林甚至是更为糟糕的命令，而他的生命在1952年也是悬于一线的。在10月份召开的第十九届党代会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进行了无情的攻击。根据当时在场的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23]的说法，斯大林“猛烈攻击莫洛托夫，指责他是个懦夫，一个失败主义者。……然后他又转向米高扬，他的话变得更加愤怒与粗鲁。大厅里陷入可怕的沉寂。所有政治局成员的脸上都露出严肃而害怕的表情。他们在想谁会是他的下一个攻击对象。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脸色惨白。”
赫鲁晓夫说，马林科夫、贝利亚和他曾试图“缓和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态度”。当斯大林不让他们参加他的别墅聚餐时，赫鲁晓夫和他的朋友们就悄悄地告诉他们斯大林的聚餐计划，这样他们可以酌情设法参加。但是过了一阵子，“事实证明再坚持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这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还可能危及我们在斯大林眼里的地位。……我确信，如果斯大林能够活得再长一些，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下场可能就会是灾难性的”[24]。
如果老一辈的领导人都已作古，那谁来接替他们呢？战后，两派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就开始为了争夺地位而尔虞我诈。贝利亚和马林科夫领导着一派，另一派中包括日丹诺夫、维辛斯基和库兹涅佐夫，这一派被称为是“列宁格勒派”。从表面上看，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是打不倒的。自从1939年以来，他们两人就在莫斯科占据着重要职位（马林科夫主管党的人事，贝利亚领导着秘密警察部队），两人都在国防委员会中任过职，战后两人都担当过斯大林在部长委员会里的代理人，1946年两人都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是他们两人都有缺点，他们的缺点给了对手打开缺口的机会。
虽然拥有巨大的权力，但马林科夫没有未雨绸缪，至少在他们的同事们看来是这样。莫洛托夫认为，马林科夫“是个好的任务执行者，一个‘接线员’，我们经常这么称呼他。他总是坐在电话机旁。他知道如何查出事情的真相，如何摆平，这就是他能做的”。他“活跃、可爱、爱交际。对于重要的事情，他能守口如瓶。但是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党组织，相比较而言，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和乌克兰道是党委书记”。
安德烈·马林科夫描述他的父亲是个“富于启迪性的技术统治论者”，对于学术有着广泛的兴趣，而对于血腥的阴谋没有兴趣。长期担任马林科夫助手的德米特里·苏赫诺夫坚持认为，他的主人“没有很多思想上的教条”。不过，即使这些品质属实（很少有人对此作过保证），那也可能是有倾向性的。阿利卢耶娃认为马林科夫“显然是政治局里最具理性和洞察力的成员”，但是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却认为他是个软弱的人。马林科夫和安德烈·日丹诺夫彼此很像：日丹诺夫的儿子（后来与阿利卢耶娃结婚）是位化学家。阿利卢耶娃写道，马林科夫的孩子们“是在与书香门第里其他的孩子们一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不过，她补充说，日丹诺夫瞧不起马林科夫，经常称他是“马拉尼娅”（Malanya），因为他长着一张圆圆的像妇人一样的脸庞——马拉尼娅或马拉什卡（Malashka）是俄罗斯农村妇女中常见的名字。
说实话，贝利亚并不软弱。他精明、工于心计，还是那种彻底的愤世嫉俗的人。他在高加索地区有自己的地盘，他手里还控制着秘密警察，就连斯大林本人好像都在他的股掌之中。阿利卢耶娃写道：“我谈到贝利亚对我父亲的影响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没有丝毫的拐弯抹角。与我父亲相比较而言，贝利亚更加狡诈，在背信弃义与狡猾方面更加老练，也更加傲慢和自负。一句话，他是个更为强力的家伙。”
和斯大林的女儿一样，他的部属们后来也将贝利亚当成替罪羊。事实上，斯大林是苏联大恐怖的策源地，不是贝利亚，但贝利亚也是个魔王。不错，在他1939年接替叶若夫后恐怖的气氛有所缓和，但他亲自在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里折磨囚犯。不错，他有一个显赫的家庭。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Nina Teimurazovna）是个漂亮的女性，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化学家，她“扮演着妻子与主妇的角色，虽然她的这些品质很久以来已经消失殆尽了”。阿利卢耶娃如此说道，他们唯一的儿子谢尔戈“懂得德语和英语，成为我国第一批导弹工程师之一。……他和他的母亲一样性情温和、易于相处”[25]。然而，贝利亚本人却是个劫色劫财的恶棍。
“经常性的”玩弄女性是斯大林宫庭里一个喜爱的节目。除了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斯大林的护卫头目尼古拉·弗拉西克[26]外，这样的积极分子还包括已经上了年纪、长着一小撮胡须的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不清楚是在他的妻子被捕前还是被捕后）和布尔加宁。后者就让一位著名的歌唱家居住在他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有一次他还将另外一位情妇介绍成他的妻子。至于贝利亚，他乘坐他的小轿车在莫斯科的大街上转悠，看到年轻貌美的少妇与女孩就带到他位于卡查洛夫大街的房子里，灌她们喝含有安眠药成分的酒，然后再实施强奸。[27]
米洛万·吉拉斯描述贝利亚“微胖，脸色白中带绿，双手柔软而潮湿。他的嘴巴棱角分明，夹鼻眼镜后的双眼向外凸出，他突然让我想起了乌伊科维奇[28]，那个特别擅长于折磨共产党人的贝尔格莱德皇家警察头子”。甚至就连斯大林本人也对贝利亚心存疑惧。他有一次在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的房子里给他女儿打电话，他大声咒骂着喊道：“马上回来！ 我不相信贝利亚！”“斯大林意识到，”赫鲁晓夫写道：“如果贝利亚能够消灭任何斯大林手指向的人，那他也会消灭他自己选择的对象。……斯大林担心他也许是贝利亚的首选目标。当然斯大林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出他的这种想法，但我能感觉出来。”[29]
尽管具有邪恶的天赋，但贝利亚也有致命的缺陷。他1918年曾有一段时间被派去在反布尔什维克的阿塞拜疆政府担当间谍，这就可以被说成是叛国罪，后来也的确如此。他昭然若揭的野心让他的同事们感到很恐慌。贝利亚“对所有的事情都很傲慢”，赫鲁晓夫说：“没有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如果你当着他的面向斯大林呈送报告，而事先没有跟他通气的话，那他肯定会当着斯大林的面将你的报告说得一文不值，他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与矛盾之处。”
贝利亚的污点让日丹诺夫有了可乘之机。1934年，日丹诺夫已经接替被谋杀的基洛夫，成为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目，列宁格勒在声望与重要性上仅次于莫斯科。1939年，他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比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还要早六年。和赫鲁晓夫一样，日丹诺夫没有在国防委员会任过职，而是担任过监督列宁格勒防御的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战争末期，他被派往芬兰，他在赫尔辛基的联盟控制委员会里任苏联代表。不过他无尽的忠诚与顺从，以及他工作上所追求的完美主义，帮助他重新赢得了斯大林的欢心。
日丹诺夫在知识界也颇为自负，他对俄罗斯文学和钢琴音乐的欣赏颇具水准。他在见风使舵方面也不逊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1946年，马林科夫被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而贝利亚也失去了对秘密警察部门的直接控制权。[30]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第二号人物库兹涅佐夫取代马林科夫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主管人事，而沃兹涅先斯基取代马林科夫的一个门生成为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首脑，并于1947年成为政治局的正式成员。[31]
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两人都颇具野心，劲头也很足，但是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受到过更好的教育，手上沾的鲜血也少一些。有一段时间，斯大林让沃兹涅先斯基在他不在的时候主持政府的日常工作，他曾经提及沃兹涅先斯基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政府首脑，库兹涅佐夫可能成为潜在的党的总书记。[32]不过，如果斯大林提拔日丹诺夫是因为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权力太大的话，那他的这种做法则事与愿违。日丹诺夫糟糕的健康状况对他的计划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到1948年时，日丹诺夫已经变得很肥胖，脸色苍白，还患有哮喘病，而且经常喝得烂醉），贝利亚显然相信斯大林会恢复马林科夫的职位。[33]日丹诺夫于1948年8月去世，死因至今仍不是很清楚，在马林科夫于1949年初访问列宁格勒后，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列宁格勒的最高领导人被指控犯有帮派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其他的罪行。库兹涅佐夫于1948年8月被捕（就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沃兹涅先斯基于10月份被捕。库兹涅佐夫被解除职务的当天，他家里正在庆贺他女儿与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的订婚仪式。卡冈诺维奇提醒谢尔戈的父亲：“你准备同意这桩婚姻吗？你是不是昏了头？难道你看不出库兹涅佐夫要完蛋吗？”他说得没错。1950年9月，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政治局成员签署了对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的死刑命令。几个星期后，他们被秘密“审判”，定罪；紧接着，刽子手在他们的头上蒙上白布，拖出审判庭，开枪打死了他们。库兹涅佐夫的妻子也被逮捕，被送到了劳改营里，受到同样遭遇的还有沃兹涅先斯基的兄弟（他是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校长）和他的姐姐玛丽娅。[34]
列宁格勒事件令人痛恨的结局让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得到了更好的权力。马林科夫被指派在1952年10月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作主报告，这好像使他被看成斯大林选定的接班人，不过贝利亚的地位则不是那么稳固。1951年末，斯大林下令逮捕明格列尔（Mingrelia）的官员，贝利亚就来自格鲁吉亚的这一地区。斯大林指示该地区的警察头目谢姆扬·伊格纳季耶夫[35]不要忘记“大明格列尔主义”。贝利亚为了躲避此次打击，急忙跑到格鲁吉亚，对他的族人大肆加以逮捕，但是在克里姆林宫“医生阴谋”事件中，他就找不到这样的脱身之术了。斯大林听信了一种疯狂的指控，说克里姆林宫的医生正在策划暗杀行动，《真理报》宣布贝利亚领导的国家安全机构“没有适时揭露出医生们中间极具破坏性的恐怖主义组织”。多年后在被问到斯大林是否真的需要“医生阴谋”事件来搞倒贝利亚时，莫洛托夫回答说：“不，没有必要。但这是让其他人相信贝利亚有过失而必需的。如果没有此事，他们也许会保持沉默，但他们不会相信。”
克里姆林宫的医生，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于1953年1月被捕。米高扬担心会回到30年代末期的大恐怖时代。如果像谣言所传的那样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都流放到远东地区，那么新一波的恐怖也许会降临到整个最高领导层，包括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内。
赫鲁晓夫在所有这些内部争斗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清楚。他否认自己知道关于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被捕的“详情”：“斯大林从来不和我讨论列宁格勒事件”。不过他的确知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自从1946年开始就在阴谋策划反对他们的对手。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刚开始对搞掉沃兹涅先斯基还犹豫不决，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一个劲儿地催促他。赫鲁晓夫承认，当列宁格勒事件的卷宗在政治局里传阅时他在“调查材料”上签了字，但是当斯大林要求他调查莫斯科的一个类似事件时，他设法阻止了这种“瘟疫”扩散到首都。
“事情并不妙，”斯大林在1949年12月告诉赫鲁晓夫：“阴谋已经被揭露出来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揭露了列宁格勒的阴谋活动，莫斯科也有大量的反党分子。我们想使首都成为中央委员会的堡垒。”他交给赫鲁晓夫一份长长的名单，上面所列的反叛者包括莫斯科党委书记格里高里·波波夫和其他莫斯科官员。赫鲁晓夫说他“将这份文件锁在他的保险柜里，决定不再提起它，除非斯大林自己再提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拖的时间越长，结果可能会越好”。
无视斯大林的指示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当斯大林再次提到这个问题时，赫鲁晓夫声称他告诉斯大林这份文件是错误的。赫鲁晓夫坚持说：“对于我来说，要想提高自己的地位，赢得斯大林的信任很容易，我只要对这些捏造的指控表示同意就可以了。……我需要做的就是说：‘是的，斯大林同志，这看起来很严重。我们最好还是进行调查。’……波波夫和所有其他的人最后当然会供认，我们会在莫斯科对他们的阴谋进行审判，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像列宁格勒一样。这样我就会赢得斯大林的信任。……”赫鲁晓夫说，为了挽救波波夫，他安排将波波夫调出莫斯科，这样如果健忘的斯大林偶尔记得问起来的时候，“波波夫到哪里去了？”我们就可以回答“他在古比雪夫”[36]。
在第十九届党代会后，斯大林突然对政治局进行了改组，组成了一个扩大的25人主席团，里面包括一些年轻的领导人，他的目的显然是准备对老一代的领导人进行最后的清洗。“我再一次对他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赫鲁晓夫坚持认为：“怎么能这样？”他声称他对逮捕克里姆林宫医生同样感到很恐惧；他确信他们是无辜的，并责备自己没有如实说出情况：“为此，我深感自责。我们应该更加坚决一些；我们不应该允许发生如此疯狂的运动。……我责怪自己没有自始至终过问此事。”
赫鲁晓夫真的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无辜吗？与帕维尔·苏多帕拉托夫一样，两位对这段历史很了解的历史学家并不这么认为，莫洛托夫不止一次地宣称，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最后几年里苏联三驾马车的一分子，其他两人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不过，如果他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关系比表面上的更为紧密的话，那么他1949年回到莫斯科肯定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紧张。赫鲁晓夫亲自对莫斯科党组织和一些国家部委进行了清洗，在此过程中，排除了马林科夫的亲信。当伊格纳季耶夫于1951年成为秘密警察的头目时，几个与赫鲁晓夫过从甚密的人被提升起来作为他的副手，而赫鲁晓夫的其他门生则在中央委员会里获得了重要的职位。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彼此否认在帮助斯大林挑选25人主席团中发挥过作用。但是如果马林科夫后来告诉他的儿子他已经让他的几个人得到了提升，那赫鲁晓夫的否认还能是诚实的吗？如果赫鲁晓夫没有提名新主席团的成员，那他在乌克兰的人怎么会得到任命呢？还有，如果赫鲁晓夫正在暗中搞垮贝利亚，那我们可以设想他肯定会鼓励斯大林将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一查到底。[37]
所有这些猜测表明，实际上赫鲁晓夫好像保护了那些他能保护的人，例如有一位精力充沛的年轻莫斯科党的官员，他突然之间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后来又突然出现了，并担任了航空工厂的主任。还有一位就是尼古拉·西佐夫[38]，他是一个广为人们喜爱的共青团领导人。当共青团的活动分子大胆地要求公开对西佐夫的指控时，赫鲁晓夫将他们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他没有责备他们，而是给他们讲述他的年轻时代，讨论莫斯科的经济形势。在赢得他们的信任后，赫鲁晓夫严肃地宣布他们不要再对西佐夫的命运有什么意见：“这就是现在的处事方式，年轻的同志们。你们要做的工作很多。党的决定必须服从，你们和共青团都一样。”在赫鲁晓夫离开会议厅时，这些可能的抗议者已经失去了抗议的动力。然而，尽管表面上抛弃了西佐夫，但实际上赫鲁晓夫还是挽救了他。他被解除了共青团书记的职务，但却得以留在高级党校里，躲过了被清洗的命运。“通过这种方法，”阿朱别伊回忆说：“有时可以帮助一个处于危险中的人躲过更为厉害的打击。”
差不多就在此时，赫鲁晓夫的前乌克兰共青团书记科斯坦科被提供了在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会机构里谋得一个职位的机会。“不要说是我说的。”当他的这位门生征求他的意见时，赫鲁晓夫说：“不要赴任这个职位！不要到这里来！”这样，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科斯坦科就在乌克兰的省机关里静静地呆着，没有卷入莫斯科的血腥权力争斗中。
不管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反正他身陷其中的游戏要求在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还要背叛他们。他记得他在30年代与马林科夫一起工作时“关系不错”。战时从前线回到莫斯科时，他就住在马林科夫的别墅里。他离开基辅时，也经常去拜访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一起出去打猎，从1950年开始，他们两家经常一起远足去采蘑菇，然后再到彼此的家里做客。赫鲁晓夫甚至叫马林科夫一起晚上出去散步，这是他在基辅养成的习惯，但对于身居莫斯科的斯大林臣子们来说，这还是很新鲜的。两人沿着格拉诺夫斯基大街走下去，身后跟着他们的夫人和孩子（再后面就是神经紧张的警卫人员），然后向右到加里宁·帕罗斯佩克特大街，继续沿着莫赫瓦娅大街向右到高尔基大街，然后再回家。有时他们沿着克里姆林宫围墙边上的亚历山大罗夫斯基花园走很长的路再回家。
在被问道1949—1953年间她父亲的“朋友”都有谁时，拉达·阿朱别伊冷静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回答。从30年代开始，我们与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家的关系都不错，到了莫斯科，我们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经常聚在一起。虽然我们在战后时期经常见面，但我真的不能称之为友谊。”
斯大林并不鼓励他的部属们相互之间发展友谊。不过，人际关系的紧张也妨碍了他们之间友谊的建立。马林科夫的儿子安德烈说，赫鲁晓夫是他父亲交往的唯一同事。他们两人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尼基塔和雅哥尔，彼此给对方过生日，他们的孩子也经常到他们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里相互玩耍。不过，虽然尼娜·彼得罗夫娜是个“有才智的女人”，安德烈说，但她的丈夫却是马林科夫的同事里“最可爱的”，赫鲁晓夫“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鲁”。“我的父母都出身于贵族家庭，”马林科夫解释说：“他们毕业于同一所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客人里经常有学术界人士和大学里的教授。赫鲁晓夫简直粗俗不堪，他的幽默感让人难以忍受，很显然，他没有读过文学作品，或者就是根本不知道。”
马林科夫很精明，当然不会表露出对赫鲁晓夫的蔑视，不过赫鲁晓夫也很有心计，他不会感觉不出马林科夫对他的看法。马林科夫“在战争期间对我表现出了一定的谦虚，”赫鲁晓夫后来说：“特别是当斯大林表露出对我的不满时。”如果说他们两人没有闹翻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谁也不能不利用对方。从这种角度来看，两人都戴着面具，他们对贝利亚也一样，贝利亚对他们也同样如此。
赫鲁晓夫有足够的理由惧怕贝利亚。在阿朱别伊看来，贝利亚手下的特务1951年曾试图袭击赫鲁晓夫的莫斯科党委书记办公室，威胁值班的助手说，如果不让他们“检查赫鲁晓夫保险柜和电话的安全情况”，他可能就得承担可怕的后果。当他的拒绝招来一阵怒骂但事情没有进一步恶化时，赫鲁晓夫的助手认为贝利亚决定不向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地提出挑战。
在阿朱别伊和拉达·赫鲁晓娃结婚后，国家安全部门报告说，这对年轻的夫妇一直在“谈论”赫鲁晓夫家所过的“优裕生活”。赫鲁晓夫对阿朱别伊进行了批评（“确有其事。”谢尔盖·赫鲁晓夫多年后这样说）；阿朱别伊和拉达怀疑是那些曾到过他们家别墅的大学朋友告的密。尼基塔·赫鲁晓夫后来告诉阿朱别伊说，这种公开指责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搞垮赫鲁晓夫一家。
有一次在高加索地区夏季度假时，贝利亚将赫鲁晓夫带到一条能俯瞰黑海的高高的山路上。“多美的景色啊，尼基塔！我们在这里为自己盖上几栋房子吧。这样我们就能呼吸到山间新鲜的空气，会和这个山谷里的老人们一样活上百岁。”当贝利亚提议搬迁住在这里的居民时，赫鲁晓夫嗅到一股“挑唆性的味道”，就像贝利亚试图“将我拖入反斯大林的言论，然后再到斯大林那里出卖我”一样。
尽管知道这是贝利亚的诡计，或者也许正因为是诡计，赫鲁晓夫还是不愿意正面顶撞或是疏远他。在莫洛托夫看来，“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是一个核心集团，一个‘三人帮’”。阿朱别伊在新闻学校毕业后就到《共青团真理报》工作了，他经常和他岳父一起回家。有时，但显然是经过事先计划的，赫鲁晓夫的汽车会在这条幽静的马路上和贝利亚的汽车相遇。然后阿朱别伊会和贝利亚交换位置，这样贝利亚就可以与赫鲁晓夫进行交谈了。当两辆汽车开到赫鲁晓夫别墅大门口的时候，阿朱别伊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走下车来和贝利亚长时间地握手。然后，他站在那里，帽子拿在手上，目送贝利亚离去，直到他的汽车消失为止。赫鲁晓夫很清楚地知道他家大门口值班的军官肯定会向他的上司们汇报自己对贝利亚所表现出来的尊重。”
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从1939年开始，贝利亚就已经警告马林科夫和已经倒台的秘密警察头目叶若夫走得太近了。差不多十年后，贝利亚悄悄对赫鲁晓夫说：“听着，马林科夫没有主见。如果不牢牢抓住他的话，他就是一条随时可能突然跳出来的狗，这就是我开始和他若即若离的原因。不过，他是俄罗斯人，也有文化，当需要他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随时加以利用的。”这让赫鲁晓夫豁然开朗。“我真搞不明白为什么你没有意识到贝利亚对你的态度，”当他们一起在斯大林的苏契（Sochi）别墅里时，赫鲁晓夫悄悄对马林科夫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来吗？你还认为他尊重你吗？我觉得他是在愚弄你。”马林科夫沉默了很长时间后回答说：“是的，我看出来了，不过我能怎么办呢？”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只是想让你明白这一点。当然你现在做不了什么。不过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斯大林身边的这些权贵们相互之间都在玩着游戏，而且这种游戏让人防不胜防，颇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味道。在这种游戏里，赫鲁晓夫的地位日益得到了巩固。贝利亚的一种策略是在斯大林周围全部安插上来自格鲁吉亚的仆人。当赫鲁晓夫每次碰到那位贝利亚已经提升为少将的格鲁吉亚厨师时，他都能看到这位将军身上的绶带和勋章又多了一些。“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他在想什么，只不过我们谁也没有说出来。”赫鲁晓夫回忆说。还有一次，在斯大林别墅里的一次已经闹到很晚的宴会上，贝利亚担当这场狂欢的主角，赫鲁晓夫拒绝单独唱歌。“我拒绝唱歌，斯大林看着我和贝利亚，等着看我们最后怎么收场。贝利亚知道我是不会屈服的，于是就放过了我，并感觉出斯大林对我的固执颇为欣赏。”
在这些小插曲中让人颇感惊奇的是赫鲁晓夫“解读”斯大林和贝利亚思想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他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有着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鲁与缺乏创见的外表下隐藏其权力不断扩大的能力。
赫鲁晓夫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毁誉参半的表现对人们的信任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尽管1949年后他在工业和农业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在斯大林眼里赢得了一定的位置，但他的失败保证了他的对手们会继续低估他的能力。
赫鲁晓夫在处理莫斯科住房危机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想象力。很多居民都居住在公共的公寓里，经常是两家住在一个房间里，同时还有数以万计的人居住在简陋的房屋里。虽然莫斯科的人口在十年间增加了100万，但住房总数还与1940年时差不多。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地铁建设也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与此同时对历史遗迹的毁坏也是无法弥补的（包括莫斯科沿岸的老基泰格罗德墙），对于历史遗迹，赫鲁晓夫30年代时就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苏联1950年时的粮食产量仍然远远落后于1913年前的水平。苏联政权不是把资源投到农村，而是继续将本该投到农村的资源投到了其他领域。对农产品强制上缴的补偿低得可怜，因此农民上缴公粮所得的报酬远远低于他们的投入，而工业产品的价格，例如卡车和拖拉机，却上涨了好几次。很多农民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农奴，劳作而没有报酬，他们要活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搞一些工业的小作坊，但对这种交易所征收的赋税却持续上涨。没有内部的通行证，农民就不能进入城市。
与南部的黑土带相比，莫斯科地区的土壤相对比较贫瘠，因此更加得不到重视。赫鲁晓夫一到首都就派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下去视察。谢甫琴科视察的有些小型、缺乏活力的集体农庄却有着像“打倒资本主义”这样宏大的名称，但是却没有机械、没有电力，甚至连适龄的男性劳动力都很少。当集体农庄里唯一的教师在学校里唯一的一间破败的校舍里端给谢甫琴科一碗汤时，他从碗里挑出了一些像老鼠毛一样的细毛，把它们扔掉了。“但那也是肉啊。”那位教师抗议道。
不久以后，赫鲁晓夫和谢甫琴科到了一个偏远的集体农庄里。他们发现农庄主席摇摇欲坠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农庄主席的钥匙放在桌子上。“他逃走了。”有人说：“你尽管把他解职好了。我们太穷了。”赫鲁晓夫将村里的学校教师找来，把钥匙交给他，现场任命他为这个农庄的主席。当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时，斯大林批评他“在农村草率行事”。
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的创新做法包括扩大饲养牲畜与家禽的农庄，巩固小块的土地，并采纳提高土壤肥力的方案。推广种植中亚西瓜和菊芋证明没有多大的帮助。[39]当农民们拒绝改变他们的耕作方法，或是新的管理者被证明没有能力时，赫鲁晓夫就会将这些失败看作是对他个人的冒犯。“每当我想到我们的农民是如何的不明事理时，我常常觉得快发疯了。”赫鲁晓夫后来说。当政府机构向农民们发放化肥时，“更多的情况是农民们会把它们放在火车站那儿消耗掉。这些东西就这么两三年时间都堆放在那里，只能成为冬天里孩子们玩滑梯的好地方”。1950年，他顺便走访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专门研究土豆的研究所。当研究所主任汇报她的试验田产量只有附近农庄的一半时，赫鲁晓夫大发雷霆。“可怜的主任，她没有料到赫鲁晓夫会有如此的反应。眼泪涌上她的双眼，她抽泣起来，‘我们怀着如此喜悦的心情盼望着你的来访，现在你来了，却对我们说出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我认为以前没有人如实地告诉过她，他们研究所的工作有多差。”
在1950年4月与农户和农艺师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整天情绪都很激动。在一帮“不识时务”的发言者的刺激下，他大声发号施令（“对他进行调查和惩罚！”“将他驱逐出党！”“将他移送法院，对他的工作进行正式调查！”），加上一大堆的人身攻击：“你在撒谎！”“去死吧！”当当地的一位官员不仅抱怨官员们没有清除受污染牲畜的厩肥，而且敢于责备赫鲁晓夫时，他先将这位官员的批评放到一边：“主任同志，这不是我们会议的中心议题。如果我们老是追究受到污染的厩肥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最后也得坐到一堆这样的肥料上。”当这位抗议者拒绝退让时，赫鲁晓夫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对他大加鞭挞。在斯大林时代，对下属无情的欺凌是普遍的现象，但赫鲁晓夫曾经却是比较容忍的。让他变得刻薄起来的并非他拥有的权力，相反，权力使他可以公开表露他对一些细微问题的看法。
虽然这种发脾气并没有给赫鲁晓夫带来什么麻烦，但他提倡搞农业城市的做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到1949年夏天，克里姆林宫正在加紧将小型的集体农庄合并成更大的集体农庄。表面的原因是这样可以提高效率，但真实的目的却是将那些居住在远离地区中心的偏远农村、逃脱国家控制的农民纳入控制范围。对于赫鲁晓夫而言，他先前已经在乌克兰开始合并集体农庄了，这场运动使他有机会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莫斯科省的农庄规模特别小，因此将它们整合起来的理由好像更加充分。但是与以往一样，赫鲁晓夫又做得过分了。1950年3月，他号召将那些“规模小且规划不合理的集体农庄”里的农户重新安置到“生活与文化条件好的新村庄”，这样的新村庄里还有“舒适、高质量的住房”，并声称这样的前景“在不久的将来都可以实现”。那些没有为集体付出最低天数劳动的农民将被剥夺他们的私人自留地。甚至斯大林也对饲养将近全国一半牲畜的自留地持谨慎态度，然而对赫鲁晓夫来说，他的建议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理由：“只要将它们剥夺、竖起篱笆就行了，就这么简单。”[40]
他在1951年1月18日的发言中描绘了他的城市化农村的前景：那些居住在较小村庄里的人将被合并起来；合并起来的社区将有“学校、医院、妇幼保健所、俱乐部、农村学习中心和其他集体农庄需要的公共建筑”，有“供水管道、电力设施、路灯和人行道”，有取代“私人农舍”的“公寓住房”，有与公寓住房毗邻的规模有限的小块自留地，其他分配给个人的土地则在居住地以外专门划定的区域。一位参加此次会议的《真理报》记者请求赫鲁晓夫提供他讲话的副本材料。由于意识到可能会有风险，谢甫琴科劝阻他的主子不要着急将讲话稿交给记者。但是赫鲁晓夫想得到大家的注意，于是这位记者得到了讲话稿。这样在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占据了整整两个版面。遗憾的是，斯大林并不喜欢他所看到的内容。他打电话给《真理报》说了他的看法，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调子急转直下的声明：“由于编辑室在印刷昨天《真理报》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文章‘集体农庄的建设与提高’中的疏忽，文章后面忽略了一个社论，就是刊登赫鲁晓夫同志的文章只是提供给大家讨论的材料。特此更正。”[41]
第二天，赫鲁晓夫胆战心惊地给斯大林写去了一封致歉信：“您指出我的错误是绝对正确的。……您指出我的错误后，我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刻了。……我疏忽大意的错误……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损害。……只要我跟中央委员会协商一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我请求您，斯大林同志，帮助我改正我无知的错误，从而，如果可能的话，减少我对党的损失。……”这还不够。斯大林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马林科夫任主席，“对赫鲁晓夫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这个委员会准备了一份长达18页的秘密材料，下发到全国的党组织，这份材料指控赫鲁晓夫“使整个集体农庄制度陷入危险之中”。4月份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讨论。贝利亚的两个信徒，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党委书记，在媒体上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马林科夫在1952年10月的第十九届党代会上继续着这种批评的论调，他批评“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提议“推倒集体农庄农户们的家，在新的地址上重新建造所谓的‘城市化农村’”。
赫鲁晓夫努力隐藏他懊恼的情绪：在离开斯大林批评他的会议时，他向农业部长伊凡·班尼迪克托夫[42]说：“他懂得的当然很多；发号施令很容易，但当你具体干起来的时候——”但是后来他坚持说他指的是自己。赫鲁晓夫的助手们能看出来他受到了重创。“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他认为自己完了，他们会将他赶下去。”谢甫琴科回忆说。“太糟了，”德米契夫说：“他处于危险的边缘。他睡不着觉。在我们看来，他好像老了十岁。”
然而，这件事最后还是过去了。斯大林谴责赫鲁晓夫的计划是“草率的方案，单纯而简单”，“是一种极左思潮与小资产阶级的头脑发热症”，不过他内心里还是对“我的小马克思”存有一丝温情的。斯大林在看完马林科夫委员会报送的草案后告诉莫洛托夫：“处理此事要轻一点。”不久以后，斯大林在碰到赫鲁晓夫时用他的烟斗轻轻敲着赫鲁晓夫的额头，开玩笑地说：“这里是空的。”
对赫鲁晓夫的处理是相当轻的，但是留给他的伤痛却迟迟没有平复。1958年初在赫鲁晓夫成为苏联政府首脑后不久，政治局1951年4月会议通过的谴责他的决议就被撤销了。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废除1951年法令的不是赫鲁晓夫本人，而是他的“那些善于溜须拍马的手下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说明这些部属是十分了解他们的主子的。
当斯大林最后决定于1952年底召开第十九届党代会时，他已经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作主报告了。他宣布，马林科夫将代替他作主报告，而赫鲁晓夫则负责就党章的问题作报告。他的任命使他感到“很紧张”，赫鲁晓夫后来说：“我知道当我提交报告草案时，肯定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特别是贝利亚，他会把马林科夫拉到他的一边。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是如此。”贝利亚的攻击并非政治性的，而是形式上的。他坚持认为赫鲁晓夫的草案“太长了”。赫鲁晓夫承认，问题是他在文稿中“补上了一些例证”，他这么做是按照日丹诺夫1939年的先例。“我不知道这些例子是否真的需要，但我认为这种特定的报告形式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那我也如此做就可以了。”就像个拿不定主意的学生一样，他参照着别人的样子依葫芦画瓢，希望能得到老师的赏识。在作完报告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病了。“当党代会讨论我的报告时，我却不能离开家。我只得在床上呆了几天。”
赫鲁晓夫用了大量的时间来弥补他在文化上的缺憾，他对于文化的事情十分敏感，不过他不是去涉足莫斯科的艺术家们所能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而是将时间花在那些他过去就已经熟悉的艺术形式上。他钟爱的剧院是没有少光顾的莫斯科艺术剧院。阿朱别伊记得：“他几乎将那里上演的每个剧目都看了很多遍。”他特别喜欢A.N.奥斯特洛夫斯基[43]描写日常生活的幽默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火热的心》，他至少看了十遍以上。“他甚至记得每次都带上一块手帕，”阿朱别伊说：“因为他喜欢那种拭去因快乐而流的泪的感觉。”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实际上，《火热的心》里的主角，那个卑鄙的暴君让他想起了斯大林。那位无聊的商人“总是不停地问他的家臣们，‘嗳，我们今天应该干些什么呢？’那些家臣们就不断地想出各种各样的新花样。他们最后可能会玩抓强盗的游戏，有时他们会做出很多出格的事情来。就像这位商人一样，斯大林总是不停地问我们：‘嗳，我们今天要做些什么呢？’和那位商人一样，他也不会做出什么正经的事来。”
赫鲁晓夫同意去看波尔索伊（Bolshoi）剧院的所有歌剧，当基辅歌剧团来巡回演出时，他邀请歌剧团里的主要歌唱演员到他的别墅里做客。阿朱别伊回忆说，他岳父“和那些艺术家们一起唱（如果那可以被称为歌唱的话）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歌。后来，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回忆起的老民歌更多。赫鲁晓夫的五音不全，他母亲西尼娅·伊凡诺夫娜也喜欢唱歌，或者可以说是‘喊’歌，就像他们在村子里时那样，而且赫鲁晓夫还喜欢充满深情地朗诵歌剧前的开场白，好像吟诵诗文一般。那些乌克兰歌唱家几乎都能记起甚至是最‘容易遗忘的’副歌歌词，于是他们就跟着放声唱起来。”
赫鲁晓夫也喜欢看马戏团的表演，但是不喜欢看芭蕾舞，除非是加利娜·乌拉诺娃或其他著名芭蕾舞演员的表演。他很喜欢看纪录片，特别是有关科学、建筑和农业的新闻短片。当银幕上出现有趣的人或是技术方面的创新时，他会命令他的助手搜集更多相关的信息。“天啊，”阿朱别伊说：“并非银幕上出现的所有事情都是真实的。那些所谓的电影特技制作让赫鲁晓夫很生气，他认为撒谎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他从来不看关于他本人的电影。”
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上台后，他马上发布了关于文化生活方面的声明。然而，在50年代初期，阿朱别伊说：“他不认为自己是电影、戏剧和文学方面的裁判员。实际上，他只是在车上（回家的路上）说出诸如‘简直是胡扯’之类的评论，不过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了。”在他的女婿看来，“赫鲁晓夫对戏剧和音乐的喜爱并不应该被理解为某种形式的成人自我教育”，因为“他对看到的东西没有什么评论或分析”。这就是他“处理自己感情与放松的方式”。但是阿朱别伊本人承认，“赫鲁晓夫对于文化和知识还是如饥似渴的”。
在他的同事们看来，赫鲁晓夫并不是那种太抢眼的人。“赫鲁晓夫并不笨，”莫洛托夫回忆说：“不过他不是那种很有文化的人。……赫鲁晓夫让我想起了鱼贩子，那种小鱼贩子，或是贩卖牲口的人。……他在理论问题上就是个鞋匠。……他是个很不开化的人。”不过，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了同事们对他的轻视。他“狡诈诡秘”，阿朱别伊证实说：“在斯大林眼里，他扮演的是个胸无城府，拼命工作的形象。”
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那种身体上的压力也差不多会把人压垮。“他在早上11点左右吃早饭，”阿朱别伊记得：“如果家里没有人，他会回来吃午饭，然后小睡几个小时，快到傍晚的时候，他再回到莫斯科党委总部的办公室里。”在斯大林的别墅通宵达旦地欢宴后，赫鲁晓夫差不多在黎明时分才能回到家，但是不管回来多晚，他都强迫自己绕着园子走上一两公里。即使在周末，他也等着斯大林的召唤，同时他得决定是冒着风险吃饱了再去赴宴，还是一直饿着，但是斯大林的召唤并非总是会降临。
“这种气氛是很沉重的，”拉达·阿朱别伊记得，“好像觉得气都不够喘似的”[44]。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回忆说，赫鲁晓夫的家里就是一个“沉寂的世界”，在这里要想“公开谈论什么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尼娜·彼得罗夫娜的原则是：“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要去窥探与你无关的谈话！”阿朱别伊后来写道，当赫鲁晓夫的警卫人员打电话来说他被留在斯大林的别墅时，“尼娜·彼得罗夫娜不会有任何表示；她知道如何牢牢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过她当然是担心的。在莫斯科，她总是生活在紧张之中。赫鲁晓夫的妻子负责着一个有关党史的讨论小组，成员都是格拉诺夫斯基大街公寓里的服务人员。她交往的对象只有瓦勒里亚·马林科娃和耶勒娜·布尔加宁娜，只有在重要的纪念性集会时，她才会遇到其他克里姆林宫官员的妻子，例如红场的假日游行，因为在这样的场合，所有官员的家属都会受到邀请。”[45]
在赫鲁晓夫需要时，他的孩子们会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意见。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拉达和她的丈夫（他一度曾想成为一名演员）有责任陪伴他去剧院。“我不是信口开河，”阿朱别伊说：“这确实是一种责任。我们不会拒绝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邀请，即使这与我们本来的计划有冲突。”他补充说：“赫鲁晓夫的家里没有什么真正的温暖与感情，甚至孩子们之间也缺少温暖与感情。一旦他们长大成人后，就会各奔东西。”当着孩子们的面，尼娜·彼得罗夫娜称呼她丈夫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而N.S.赫鲁晓夫称呼他女婿为阿朱别伊同志，不过在没有人的时候，他偶尔也会询问他女儿关于阿廖沙的情况。家庭秘密就像政治机密似的被保守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家庭秘密也是政治性的。阿朱别伊很多年后才得知列昂尼德·赫鲁晓夫的遗孀柳芭已经被逮捕、流放。
家里日常的事情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什么时候孩子们吃早饭去上学，吃午饭、晚饭以及做家庭作业——所有的事情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不容有丝毫的违反。”如果说赫鲁晓夫的孩子们“不用不停地进行检查与监督的话”，那是因为他们“都很小心，在学习方面都很用心，这也许是他们继承了母亲一丝不苟的风格”。
赫鲁晓夫家有很多特权和额外的补贴，但尼娜·彼得罗夫娜却让孩子们远离这些东西。她和丈夫从来没有给过阿朱别伊两口子一分钱，并坚持认为他们可以依靠大学里发放的学生津贴。在阿朱别伊在颇具声望的《共青团真理报》找到工作（当然他岳父的威名不可能一点不起作用）前，帮助这对年轻夫妇的是他的母亲，那位化妆师。当阿朱别伊被邀请随一个记者代表团访问奥地利时，赫鲁晓夫显得很不高兴。“要妥善处理好所有的事情，如果出了差错的话，也要恰当地处置！”他告诉他的女婿说。“当然，”阿朱别伊认为：“赫鲁晓夫知道贝利亚的手下会时刻盯着我。”
尽管有很多的是是非非，然而斯大林的最后几年却是赫鲁晓夫难得的机遇时期。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的生日，1949年12月21日，与往常一样，这位伟人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告诉马林科夫说：“不要再想什么给我一颗星（苏联英雄勋章）的事了！”但是他的助手们对他很了解，于是计划了一次大赦行动。在那个特殊日子前的几个月里，苏联国内的报纸充斥着对斯大林的赞誉之词。12月21日这天，一个上面印有斯大林头像的巨大气球悬浮在克里姆林宫的上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城市乡村都在举行大游行，游行队伍的前面是祝贺“一切时代和国家最伟大的天才”的彩车。
高潮出现在当天晚上的波尔索伊剧院。剧院里悬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舞台上布满了鲜花和彩旗，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帕尔米罗·陶里亚蒂[46]、瓦尔特·乌布利希[47]、多洛雷斯·伊巴鲁里、马蒂亚斯·拉科西以及其他一些人。大厅里的其他地方坐满了来自世界各地受到特别邀请的客人，他们的座位严格按照等级来安排。“贝利亚一家人首先进来了，”阿朱别伊后来写道：“然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两家。年轻人和他们的家长坐在一起。只要哪家走近第一排座位，那些为他们的主子占着位子的警卫人员就会马上站起身来。在赫鲁晓夫家里，只有尼娜·彼得罗夫娜有资格坐在第一排紧挨马林科夫家的位子上。”阿朱别伊和他的妻子坐在这个圆形剧场里不太重要的座位上。
他们的发言持续了数个小时。赫鲁晓夫的结束语是这样的：“荣誉献给我们亲爱的父亲、我们智慧的老师、苏联人民共产党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英明领导人，斯大林同志！”阿朱别伊回忆说：大多数演说者的讲辞听起来都差不多，除了伊巴鲁里，就是西班牙内战中那个火暴脾气的家伙，“他的话让听众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与热情，这种力量和狂热只有那些决心以火焚身的宗教狂热分子才会感觉到”。当他开始发言时，斯大林变换了一下坐姿，将头抬了抬。
阿朱别伊看到“斯大林身材如此瘦小和虚弱”，“这个身材瘦小，看起来甚至有点可怜的人头上闪亮着一个巨大的秃斑”时颇感吃惊。对于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48]来说，这位年轻的记者当时坐在剧院的晾台上，这位独裁者看起来就像下面舞台上的一只“虫子”一样。但是对于那些紧张地扫视会场、看看彼此座位安排情况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被安排坐在哪里。在他生日的前一天，斯大林同意委屈自己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但是到了生日那天，他却坐到了第一排，右边是毛泽东，左边是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这种象征荣耀的座位安排反映了他担当的莫斯科党委书记的职务，因为是这场晚会的正式东道主，但这里也有他的诡计。不过，在这种场合，赫鲁晓夫也知道自己权力毕竟有限。注意到前面的花丛差不多挡住了斯大林的脸，阿朱别伊对他的妻子道：“为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把它们移开？”拉达回答说：“因为斯大林没有叫他这么做。”
1952年5月的一天，当成群的人民组成队列，准备在明媚的春光里游行通过红场时，斯大林和他的部属们正聚集在克里姆林宫里。那天拍摄的影片中斯大林和周围的人一一握手，而他的部属们轻轻鞠躬表示回敬。这种场合中的赫鲁晓夫没有什么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他也没有因戴着他的那顶鸭舌帽、穿着那件乌克兰衬衫而显得矮人一头。除了斯大林和马林科夫穿着军装似的束腰外衣外，他也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穿着一件浅色的工作服，戴着一顶卷边软呢帽。正如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他现在是最高领导人里的“正式成员”了。唯一的不足就是他现在是唯一向斯大林敬礼和鞠躬的人，不管他做出这种姿态是出于故意或是有其他什么考虑，这可以使他的主子和其他人知道他仍然知晓自己的位置。
在1953年斯大林别墅的新年除夕晚会上，他抓住他不太情愿的女儿的头发，撞在舞厅的大门上。斯维特兰娜的脸涨得通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虽然赫鲁晓夫为之感到很难堪，但他对那天晚上的叙述充满着一种怀旧的色彩：“我们都处在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新的一年又到了！我们期望着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胜利和成功！桌子上堆满了开胃的食品。我们享用着盛宴，还有很多好喝的。斯大林情绪很高，因此喝了不少的酒，并要求其他所有的人都照着他的样子做。”
当斯大林将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民间音乐的唱片放到唱片机上时，“我们都侧耳听着，并开始跟着唱片唱起来”。当他放上舞曲音乐时，“我们开始跳起舞来。……跳起舞来，我就像一条走在冰上的奶牛似的，但我还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甚至连平常总是一动不动地坐在唱片机旁的斯大林也加入了进来。“他两手张开，来回移动着脚步。很显然，他以前从来没跳过舞。”
“我想说的是，这场派对的气氛总的来说还是好的。”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写道。他甚至还为斯大林对斯维特兰娜的态度开脱。“不，他对她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爱的表示，只不过是以他那种古怪而粗野的方式，这是不对的。”
其实，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也是如此。
[1] 参见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仅仅一年》（Only One Year ），第422页。并非所有认识阿朱别伊的人对他都有这种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在他与拉达结婚后，他以自己是赫鲁晓夫女婿的身份提高身价，进入政界，并开始在苏联国内外发挥他的影响力。不过，刚开始，他们之间的这种浪漫感情还是需要两人都有足够的勇气的。
[2] 作者在1989—1991年间对阿朱别伊进行了几次采访，并通过其他方式联系过多次。谢尔戈·贝利亚记得马林科夫夫人“是一个总是化妆到九点来钟的专横的女人”，并回忆说拉夫仁蒂·贝利亚曾提醒过他：“她是个危险人物，是一个穿着裙子的宪兵，她的决心甚至比她丈夫还强。”
[3] 1944年7月，赫鲁晓夫要求科尔奈丘克放弃他完全是荣誉性的职位——乌克兰外交事务人民委员（说它是荣誉性的是因为乌克兰拥有足够的独立性，它需要自己的外交部长，这本身就是苏联宣传的一种假象），转而担任乌克兰艺术委员会主席，权力欲膨胀的科尔奈丘克“原则上拒绝按赫鲁晓夫的意思办”，结果在战争中间，赫鲁晓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进行特别的分配，以增加科尔奈丘克作为艺术委员会主席的特权。
[4]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库兹涅佐夫（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5年2月7日——1950年10月1日），1925年加入俄共（布）。参加了卫国战争。1945—194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49年2—12月任苏共中央远东局书记。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88年恢复党籍。
[5] 阿朱别伊揣度赫鲁晓夫的思想是这样的：“我猜测他不仅密切关注着日渐衰弱的领导人，他愚蠢的任性正显得越来越明显，而且他也注视着那些做好准备继承斯大林的独裁棍棒的人。我确信，就是在斯大林的最后几年里，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将所有的对手都抛到一旁。”
[6] 根据朱可夫的说法，在斯大林生前的最后六年里，政治局全体成员到齐开会的只有两次。
[7] 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波尔沙科夫（Ива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Большако́в，1902年10月10日——1980年3月19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1—1937年任人民委员会行政顾问。1937—1938年任人民委员会副执行主任。1938—1939年任人民委员会执行主任。1938—194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6年任人民委员会电影委员会主席。1946—1953年任电影部长。1953—1954年任文化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9年任外贸部副部长。1960—1963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
[8] 谢尔戈·拉夫连季耶维奇·贝利亚（Серго Лаврентьевич Берия，1924年11月24日（或28日）——2000年10月11日），贝利亚的儿子。1941年进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1950—1953年期间从事防空导弹系统工作。1953年被捕。1954年被流放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1964年移居基辅，在乌克兰科学院工作。1999年退休。
[9]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克列贝舍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крёбышев，1891年8月7日——1965年1月3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俄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2—1923年任斯大林的秘书。1930—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二部门主管。193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7—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53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书记。1953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56年退休。
[10] 就是这个波斯克列贝舍夫曾经有一次在红场游行时熟练地从外交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全副武装的制服里将匕首偷了出来，在匕首套里插上了一根黄瓜。
[11] 这是作者1993年8月在莫斯科对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前赫鲁晓夫助手的采访。
[12] 雅各布·伯尔曼（Jakub Berman，1901年12月23日——1984年4月10日），1924年加入波兰共青团。1928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9年波兰沦陷后流亡苏联。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1952年任副国务秘书。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48—195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1954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安全委员会委员。1952—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1954—1956年任副总理。1957年被开除出党。1969年退休。
[13] 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14] 罗伯特·艾利亚斯描述过路易十六统治的凡尔赛宫里的类似的情况：“皇宫里类似的事情、阴谋与勾心斗角没有终结的时候。每个人都依靠其他的人，而所有人的命运最后都得取决于国王的喜恶。今天飞黄腾达的人明天也许会沦为阶下囚，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可言。每个人都得想方设法与声望较好的人结盟，避免不必要的树敌，对于无法躲避的敌人，应对的办法只有残酷的算计，并与其他所有的人保持与他们地位相当的距离。”
[15] 在赫鲁晓夫的印象里，30年代的莫洛托夫与斯大林是“不可分离的最亲密的朋友。他们总是一起出去度假”。
[16] 甚至在与莫洛托夫激烈争吵并指责他是不思悔改的斯大林主义者后，赫鲁晓夫仍然给了莫洛托夫这样的赞誉：“我认为莫洛托夫的经验非常丰富，特别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经常在我面前谈论外交事务，他总是能以相当丰富的知识、缜密的逻辑与强烈的说服力表达他的思想。”
[17] 波利娜·谢苗诺夫娜·日曼丘日娜（Поли́на Семёновна Жемчу́жина，1897年3月12日——1970年4月1日），莫洛托夫的妻子。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21年与莫洛托夫结婚。1936年任食品工业人民委员会香水、化妆品、合成和肥皂工业总局局长。1937—1939年任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39年1—6月任渔业人民委员。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兼轻工业人民委员会纺织服饰工业总局局长。1942年起在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作。1946—1948年任轻工业部纺织服饰工业总局局长。1948年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49年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并被流放到库斯塔奈。1953年斯大林死后获释并平反。1970年在莫斯科病逝。
[18] 高尔达·梅尔（Golda Meir，1898年5月3日——1978年12月8日），以色列政治家。出身于一个乌克兰犹太人移民家庭。1906年移居美国。1915年加入锡安工人，自此支持犹太复国主义。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1928—1932年任工人总联合会女工委员会书记。1934—1938年任犹太工人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政治部部长。1948年参与签署《以色列独立宣言》。以色列建国后，1948—1949年任驻苏联大使。1949—1974年任国会议员。1949—1956年任劳工部长。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长。1966—1969年任工党总书记。1969年参与创立以色列工党。1969—1974年任总理。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战败后被迫退休。1978年病逝。
[19] 莫洛托夫回忆说，当斯大林向政治局通报日曼丘日娜的案子时，“我的两腿不禁打起颤来”。起初他拒绝在将他夫人驱逐出党的问题上投票，但是他后来又写信给斯大林谴责他的夫人。当以色列前共产党领导人塞缪尔·米库尼斯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遇到莫洛托夫时，他“走向他，问道：‘你作为一位政治局成员怎么会让他们逮捕你的夫人呢？’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反问我我是谁。我回答说：‘我是以色列共产党总书记，这就是我询问你的原因，我不仅要问你，还要去问中央委员会。为什么你让他们逮捕波利娜·日曼丘日娜？’他冷峻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回答说：‘正因为我是政治局成员，所以我必须服从党的纪律。’”
塞缪尔·米库尼斯（Shmuel Mikunis，1903年8月10日——1982年5月20日），出身于乌克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21年移居巴勒斯坦。1948年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并于1948—1973年担任中央书记。1949—1974年任国会议员。
[20] 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Михаи́л Ильи́ч Ромм，1901年1月11日——1971年11月1日），苏联导演。1920年加入红军。1931年起开始担任导演。1939年加入联共（布）。1966年公开反对复兴斯大林主义。1971年逝世。
[21] 赫鲁晓夫声称他和他的同事们回答道：“他没有混入到我们政治局里来，他是你亲自任命的。”至于他们是真的如此大胆，还是喝醉了，则无从考证。
[22] 米哈伊尔·莫伊塞耶维奇·卡冈诺维奇（Михаил Моисеевич Каганович，1888年10月16日——1941年7月7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7—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1—1932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6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1936年任工业人民委员会航空工业总局局长。1937—1939年任副国防工业人民委员。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0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喀山第124奥尔忠尼启则航空工厂厂长。1941年遇害。
[23] 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Конста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имонов，1915年11月15日——1979年8月28日），苏联作家、诗人、编剧、记者。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61年、1976—197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24] 米高扬也承认，斯大林是想“从肉体上消灭”他和莫洛托夫的。
[25] 和安德烈·马林科夫一样，谢尔戈·贝利亚特别维护他的父亲，把他描绘成一个很好的家庭成员，一个最亲密的改革家，说他其实内心里痛恨斯大林，恨不得他早点死去。
[26] 尼古拉·西多洛维奇·弗拉西克（Николай Сидорович Власик，1896年5月22日——1967年6月18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内战期间参加了察里津战役。1919年加入契卡。1927年起成为斯大林的安保负责人。1946—1952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安全总局局长。1952年12月因“医生谋杀案”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3年被判处10年徒刑，后改判5年徒刑。1956年被特赦。1967年逝世。2000年完全平反。
[27] 根据阿朱别伊的说法，在被贝利亚强奸的200多位年轻女性中，有一个最后成为“他非正式但却是永久的情妇”，并且竟然和尼娜·特依穆拉卓夫娜共同居住在卡查洛夫大街的房子里。阿朱别伊说，这位女性后来坚持说她爱贝利亚，因为贝利亚对她“甜蜜、温柔、善良”。
[28] 斯维托扎·乌伊科维奇（Svetozar Vujković，1899—1949），塞尔维亚警察。1941年起与盖世太保合作，领导班吉察集中营，制造了大量反人类罪行。二战结束后被盟军逮捕，后被移交给南斯拉夫政府。1949年死于狱中。
[29] 赫鲁晓夫第一次注意到斯大林的担心是在战后的一次宴会上，当时这位独裁者突然扫视着他周围的服务人员，生气地问道：“为什么我周围尽是些格鲁吉亚人？”在贝利亚做出徒劳无益的解释后，斯大林下令将他们立即撤换掉。“格鲁吉亚人——包括烤肉串的厨师和负责食品供应的军官——都被立即赶走了。”赫鲁晓夫后来说：“贝利亚悄悄地走出房间，像被打败了似的。”根据谢尔戈·贝利亚的说法，他的父亲曾故意向斯大林透露过，他准备“公开向他宣战，如果斯大林决定对他进行迫害的话”。
[30] 很显然，日丹诺夫揭露了在拆除德国工业基础设施中的违纪情况，而这项工作是由马林科夫监管的。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赫利宁被逮捕时，马林科夫被清除出书记处。有报道说，马林科夫甚至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斯大林办公室日志上记录着，马林科夫在这一段时期经常在克里姆林宫里出现。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沙赫利宁（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Шахурин，1904年2月25日——1975年7月3日），1919年进厂做工。1925年加入俄共（布）。1933年加入红军。1938—1939年任联共（布）雅罗斯拉夫尔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0年任联共（布）高尔基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0—1946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6年被捕并被判处7年徒刑。1953年平反出狱。1953—1957年任航空工业部第一副部长。1957—1959年任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副主席。
[31] 尽管贝利亚继续作为部长委员会的副主席监管警察事务，并掌管着斯大林开发核武器的应急计划，但于1946年掌控秘密警察的阿巴库莫夫与贝利亚的关系并不亲近，至少刚开始是这样。
[32] 米高扬描绘沃兹涅先斯基是个“傲慢的人”，一个俄罗斯“沙文主义者”，而库兹涅佐夫则“野心小一些”，“很有魅力，待人诚恳”。
[33] 贝利亚在1953年7月1日从狱中写给马林科夫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34] 在他父亲的庇护下，谢尔戈仍然与库兹涅佐夫的女儿结了婚，尽管库兹涅佐夫处于如此境地。安德烈·马林科夫和谢尔戈·贝利亚都对他们的父亲在列宁格勒事件中曾扮演过不光彩角色的说法提出质疑。
[35] 谢苗·德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Семён Денис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1904年9月1日——1983年11月27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0年加入契卡。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43年任联共（布）布里亚特蒙古省委第一书记。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联共（布）巴什基尔省委第一书记。1947—1949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苏共中央中亚局书记。1951—1953年任国家安全部部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3—4月任苏共中央书记。1953—1957年任苏共巴什基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鞑靼省委第一书记。1960年退休。
[36]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斯大林提起波波夫问题的时候，“他的眼睛眯了起来，直盯着我。然后他扬起脸，向上打了个喷嚏，这是他喜欢的一种动作。”不过，尽管“他愤怒地咒骂，但他还是将此事搁下了”。
[37] 西方研究克里姆林宫的资深专家里格比（Rigby）认为：“斯大林在其行动中没有让至少他的一个主要部属参与或是以直接受益者的诱惑鼓励他们，这是不可能的。”里格比怀疑“赫鲁晓夫是最有可能参与此事的人，尽管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猜测”。
[38] 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西佐夫（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Сизов，1916年8月17日——1996年1月16日），苏联小说家。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0年任全苏列宁青年团中央部部长。1950—1953年任共青团中央局委员、莫斯科省委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62—1965年任莫斯科内务部部长。1965—1970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7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70—1984年任部长会议电影委员会副主席。1971—1986年任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总导演。1984—1991年任国家电影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6年逝世。
[39] 所幸的是，这种试验只是在小部分地区进行的。
[40] 赫鲁晓夫1950年3月16日和3月31日的发言被整理发表在1950年4月25日的《真理报》上，并被托马斯·惠特尼翻译成英文。
[41] 在1993年8月接受作者采访时，谢甫琴科提到了斯大林的此次电话。
[42]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班尼迪克托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енеди́ктов，1902年4月5日——1983年7月28日），1928—193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集体农场中心副主席。1930年加入联共（布）和红军。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粮食和畜牧业国营农场人民委员。1938年3—11月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38—1943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9—1941年、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1—195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3—1946年任第一副农业人民委员。1946—1950年、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6—1953年、1953—1955年任农业部长。1953年4—9月、1959—1967年任驻印度大使。1953年9—11月任农业和采购部长。1955—1957年任国营农场部长。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57—1959年任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67—1971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71年任无任所大使，同年7月退休。
[43]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1823年4月12日——1886年6月14日），俄国剧作家。
[44] 作者对拉达·阿朱别伊的采访。她说，作为赫鲁晓夫的孩子，“我们不去想这些事情，我们对一些事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这样我们也乐得省事。现在我的大儿子说：‘你想告诉我你对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吗？或者没有感觉到吗？这不可能。’但是实际情况是我们家里人并不知道他的事情。”
[45] 斯大林已经差不多割断了与家人的联系，因此他不希望他的同事们看到他的家人。在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夫人和孩子通常是不受欢迎的。
[46] 帕尔米洛·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1893年3月26日——1964年8月21日），生于热那亚，1914年参加意大利社会党，1921年参与创建意大利共产党，1927年至1934年、1938年至1964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垮台后，曾于1944年至1945年任副总理，1945年至1946年任司法部长。
[47] 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出身于莱比锡一个裁缝家庭。当过木工。1912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反对战争，在莱比锡参加了由舒曼领导的李卜克内西组织。1915年至1918年被强征入伍，1917年曾被监禁两个月。十一月革命后获释。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6月担任图林根地委书记，支持布兰德勒，1923年当选为中央局委员，同年汉堡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前往维也纳和布拉格工作。1928年至1929年任德共驻莫斯科代表，1929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33年台尔曼被捕后接替了他的工作。1937年流亡苏联，在二战期间参加了自由德国委员会的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统一社会党成立时担任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民主德国成立时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任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60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71年辞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1973年逝世。
[48] 德米特里·彼得洛维奇·古里乌诺夫（Дмитри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юнов，1915年9月30日——1992年6月3日），苏联记者、外交官。早年参加了联共（布）。1950—1957年任《共青团真理报》总编。1957—1960年任《真理报》副总编辑。1960—1967年任塔斯社总干事。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7—1973年任驻肯尼亚大使。1973—1978年任驻摩洛哥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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