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1章 从秘密报告到匈牙利革命：195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于1956年2月14日上午10时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大会的大约有1355名正式代表和81名没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着苏联共产党680万正式党员和62万预备党员。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55个共产主义国家和工人政党的使节，包括除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作为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1939年以来按计划举行的首次党代会），会议的预定目标是明确后斯大林时代党的路线，包括对斯大林本人的盖棺论定，以及接班人在集体领导体制下的相对地位。在1954年12月斯大林诞辰75周年纪念和1955年3月斯大林逝世二周年纪念之际，苏联媒体都对斯大林大唱赞歌。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真理报》在1955年12月斯大林诞辰76周年时几乎没作任何报道。
当代表们第一次步入会议大厅时，他们看到列宁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其原来的位置上，但却没有斯大林的画像。赫鲁晓夫的第一句话就是：“在第十九届至二十届党代会期间，我们失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领袖——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1]和德田球一[2]。我提议大家起立，向他们默哀。”哥特瓦尔德是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于1953年去世。经过几分钟的默哀后，意大利代表维特里奥·维达利[3]回忆说：“我们吃惊地面面相觑。为什么？谁是土库塔？赫鲁晓夫的致辞真是奇怪，如此匆匆忙忙，他好像对这些死者心存忧惧，或者羞于提到他们似的。”
此次党代会的主要工作是由赫鲁晓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关于内外政策的报告，总理布尔加宁作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与以往一样，这以后是“大会讨论”，就是由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事先预备好的演讲。两份报告，特别是它们关于经济问题的长篇讨论，大部分还是无懈可击的。但是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数次提到他在开幕致辞中提及的与斯大林并列的两位已故奇怪人物，这并非无意。他宣布，中央委员会“坚决谴责有违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另外一个场合，他抨击“党内存在着无法无天的现象和独断专行的气氛”。维达利认为，他所指的“除了斯大林外没有别人”。但是坐在他旁边的巴西代表向他保证说，赫鲁晓夫的所指是贝利亚。
赫鲁晓夫发言中的外交政策部分也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大相径庭（新的世界大战并非“注定不可避免”，不同的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和平、非革命的道路也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不过他没有提及斯大林的名字。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讲话中说得更直率一些：“……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相反个人崇拜大行其道。……”但是当毛泽东在来信中给予斯大林积极的评价时，代表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4]指名赞扬斯大林时，代表们则起立欢呼。[5]
经过十天的会议，党代会于2月25日宣布结束。那天上午，外国代表和客人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苏联代表突然来了，召开了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当赫鲁晓夫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落座时，他们看上去“面色发红，情绪激动”，中央委员会的文化专家伊格尔·切尔诺茨安[6]回忆说，他当时坐在台下的前排，对会议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赫鲁晓夫的讲话持续了将近四个小时，中间只休息了一次。他讲话的核心就是对斯大林发起毁灭性的攻击：他有“严重滥用权力”的罪过。在他统治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与流放数以百万计无辜平民的事情，不用审判或是正式的调查就能执行死刑，这导致了人们没有安全感，担忧，甚至是绝望”。斯大林主义者对反革命罪行的指控是“荒谬、野蛮和有违常识的”。无辜的人供认自己有罪，“因为他们经受不住身体上的折磨，审讯者会将他们折磨得失去知觉，丧失判断能力，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对于所有这些，斯大林本人是有责任的；他“亲自召见审讯者，给他作指示，告诉他采取什么方法，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毒打，毒打，再毒打。”赫鲁晓夫列举了被他们折磨致死的几位“诚实而无辜的共产党员”，尽管这些无辜者不承认自己被屈打成招的供述，并请求斯大林宽恕。他攻击斯大林在战争时期领导无方，“野蛮地”驱逐整个高加索民族，“对权力的癖好”使他吹嘘，“我只要动一下手指头，铁托就不复存在了”，阿谀奉承和自我吹嘘“令人作呕”，任命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什么地方，从来没有与工人和集体农庄农民见过面”的人来主管国家的农业，致使苏联的农业陷于彻底的毁灭状态，他“只是从对农村形势经过包装和美化的电影里”了解国家的情况的。
尽管如此，赫鲁晓夫的控告既不完全，也不是纯粹的。他所描述的斯大林在30年代中期以前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楷模。虽然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主义的反对派并不一定从“肉体上被消灭”，但他们确实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敌人”。赫鲁晓夫对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受害者抱有同情，他们很多人至今还没有洗脱掉非共产主义的罪名。赫鲁晓夫对列宁和苏联制度不但没有批评，而且还大加称颂。斯大林背叛了列宁，他坚持认为，就像赫鲁晓夫向党代会代表们分发的文件材料里所说的那样，列宁本人在他的文件里就曾提醒斯大林可能会使共产主义走上歧途。[7]
赫鲁晓夫保证说他会使国家回复到列宁主义路线上。与此同时，他对自己和其他斯大林的接班人进行了辩护。“那时政治局成员们在哪里呢？”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这种个人崇拜？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做出反应？”对此，他那很难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同样的解释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出现过），政治局成员“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斯大林利用他们的名义做了些什么，等到他们知道真相时，已经来不及抵制了。赫鲁晓夫引用了在从斯大林别墅回家的路上布尔加宁对他说的话：“有时当你去斯大林的别墅时，他会像朋友那样邀请你。但当你和他坐在一起的时候，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把你带到哪里：是回到家里，还是投入监狱？”赫鲁晓夫在党代会上说，斯大林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明显地计划想清除掉政治局里原来的成员”，“搞掉他们，目的就是想隐瞒他那些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不可告人的行为”。
他在结束讲话时请求说：“这个话题一定不能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代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一定不能给我们的敌人提供弹药，我们一定不能向敌人暴露我们的伤疤。我想党代会的代表们会正确理解，也会按照会议指示精神去做的。”
听众中的很多人都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者。那些对原来的同事公开抨击、踩着他们的尸体向上爬的人突然之间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那些内心痛恨斯大林的人不敢相信他的接班人会真正为他们说话。正如后来的克格勃头子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所记得的那样，对赫鲁晓夫的讲话刚开始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寂，一只昆虫飞过都能听得一清二楚”。一旦下面有了一点响动，紧接着就是叽叽喳喳的低声议论。赫鲁晓夫在顿巴斯附近彼得罗夫—马林斯基的接班人扎哈尔·格鲁赫夫感到“既高兴，又焦虑”，惊讶地认为赫鲁晓夫怎么能“在这些听众面前说这些事情呢”？当时的《共青团真理报》主编德米特里·古里乌诺夫因为心脏不好，不得不服下了五片硝酸甘油。“从包厢里走下来时我们都不敢相互对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8]回忆说（他当时是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的一个小办事员，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合作者）：“不知是出于羞愧、震惊，还是由于出乎意料。”当代表们离开会议厅时，雅科夫列夫听到代表们嘴里嘟哝的都是“是啊，是啊”的声音，好像一句简单而又安全的“是啊”可以表达他们所有强烈而矛盾的感情。
赫鲁晓夫的讲话“激动而充满情感”，切尔诺茨安记得，他的讲话里不时爆出猛料——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也是他讲话里最令人感兴趣的”——他的讲话在1956年传到西方国家的正式文件里没有出现，在苏联出版也是1989年以后的事情。他认为斯大林应该为1941年和1942年的基辅和哈尔科夫惨败负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斯大林的憎恨已经非常明显了。根据切尔诺茨安的说法，“当他愤怒地大喊：‘他是个懦夫。他胆小如鼠。整个战争期间，他一次也没有敢到前线去’时，他的情绪爆发达到了顶点。”
在赫鲁晓夫发泄愤怒时，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坐在那里，面无一丝表情。据称，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大加嘲弄，要求他们解释自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行为，但不管是在他讲话期间，还是以后，他们都没有对此作出任何反应。有一次，赫鲁晓夫怒问伏罗希洛夫（用的是俄语里亲切的第二人称单数）：“嗨，你，克里姆，不要再撒谎了。你应该早将实话讲出来。”这时，切尔诺茨安写道：“伏罗希洛夫的脸色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赫鲁晓夫还是紧追不舍：“你现在已经老了。难道你还没有将你亲眼所见的都讲出来的勇气和良心吗？”
在会议间歇，切尔诺茨安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站在走廊里抽烟。“我们知道的已经不少，”切尔诺茨安后来写道：“但我们还是被这种揭露事实的方式震惊了。不过，这就是事实的全部吗？我们如何才能区分真正的社会悲剧和这位发言者在盛怒之下指东道西的控告呢？”费奥多尔·布尔拉特斯基[9]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党务工作者，他没有参加党代会。他的上司谢尔盖·马日茨耶夫（Sergei Mezentsev）从克里姆林宫回来时他正在党刊《共产党员》编辑部里等着，他发现上司“脸色白得像纸一样——或者可以说是面如死灰，就像盐沼的颜色一样”。布尔拉特斯基问道：“嗳，怎么了，谢尔盖·帕夫洛维奇？”马日茨耶夫“没有回答，他的嘴唇甚至都没有动一下，好像舌头已经卡在了上下牙齿之间”。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布尔拉特斯基问是不是党又将什么人踢了出去，或是选举了什么不该当选的人。他继续开玩笑地问，是不是党决定关闭他们的杂志了？
“杂志？……不是杂志。……他们说的事情……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想……下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马日茨耶夫不能说出秘密会议上发生的事情。“他们规定不能将其泄露出去，否则我们的敌人会利用这些东西将我们连根铲除。”
四年后，布尔拉特斯基听到了赫鲁晓夫向一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描述这份“秘密报告”的消息。赫鲁晓夫在讲话时手拿一只杯子在空中晃来晃去，“杯里的白兰地溅落到白色的台布上，坐在他旁边的人都觉得害怕，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后来他“小心地将杯子放到桌子上，这样可以腾出他的右手，他右手的挥舞对增强他讲话的说服力是绝对必要的”。他为什么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作出这种讲话？答案还得从他在学习时期读到的一个故事说起：“沙皇时期有几位政治犯——社会主义革命者、孟什维克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被关在监狱里。他们中有一位名叫平亚的老鞋匠。……”
“这就是我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所做的事情，”赫鲁晓夫继续说：“由于我被推选为第一书记，因此我就得像那个鞋匠平亚一样。我有责任说出过去的事实真相，不管这对我会有什么风险。”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讲话是他所做过的最大胆、最不计后果的事情。苏联政权从来也没有完全恢复，他也没有。在他讲话前，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好像在政治上已经被打败了。就是为了进一步确信，赫鲁晓夫在党代会里塞进了很多他的支持者，并在中央委员会里巩固了他的地位。现在他在可能的竞争对手里地位最高，这一有利形势最终帮助他将竞争对手们踢出党的大门。不过，他的对手们也差一点将他赶下台，在“秘密报告”出台的15个月后，主席团里大多数人投票剥夺了他的党总书记职务。按照此前的游戏规则（决定权在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只不过是橡皮图章），赫鲁晓夫应该完蛋了。但是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他在11天马拉松式的最后摊牌中赢得了胜利。这场交锋很具戏剧性，取得的胜利也颇具决定性，因此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好像是他如何取得最后胜利的。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他如何差一点搞得全盘皆输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方面就在于克里姆林宫里的权力逻辑：赫鲁晓夫的对手们想在他毁灭他们之前抢先下手。就像研究克里姆林宫问题的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10]所说的那样，教训是“‘集体领导’中的主持者时刻处于危险之中，除非他在主席团里彻底粉碎他的敌人，保证自己占据稳固而忠诚的大多数。”另一方面原因是斯大林留下的摊子太具爆炸性了，除非经过类似1956年秋震撼东欧的那种动乱，否则没有办法消除潜在的祸患，在此过程中，赫鲁晓夫的权威也受到了削弱。但是引发这些剧变的是他的“秘密报告”，他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么做的后果吗？他是凭一时的意气用事吗？他是想巩固自己的权力，还是想使自己仍然保留的一丝良心得到慰藉？
贝利亚的被捕、调查和审判扩大了了解斯大林时代罪行的人的范围。对贝利亚长达48页的控告材料被下发给地方党委书记和教育工作者。在贝利亚被处决后，关于重新调查高层清洗情况的请求蜂拥而来，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这些请求首先呈送给检察官、克格勃和党控委员会，然后再报送主席团进行最后的决定。
到1955年底时，有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已经回家，他们同时带回去的还有高墙里面发生的故事。然而，那种古拉格制度还在发挥作用，大多数30年代臭名昭著的公开审判并没有得到重新审理，劳改营和收容所里还关押着781630人，此外监狱里的犯人还有159250人。直到1955年9月份，那些请求查找没有释放回家的亲属的人才得到了一个标准的答复：“‘十年刑期’的犯人被剥夺了自由，没有通信的权利，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详。”1955年，简·加马尔尼克将军的姐姐已经被关押流放达17年之久了，加马尔尼克将军在1937年面临被捕时自杀身亡。她直接向赫鲁晓夫写信请求释放，在基辅时她就认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看到了她的来信，但是中央委员会拒绝了她的请求，理由是“人民的敌人”的姐姐必须服满整个刑期。
流放的人已经开始陆续回到他们的家乡，有些人甚至是在他们还没有得到批准前。信件像雪片似的塞满了中央委员会，其中很多是写给赫鲁晓夫的，向他询问关于斯大林的过去。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想讨个说法，而党和国家的官员也想防止再回到那种独裁统治的恐怖之中。要想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作出调整，特别是当时大肆宣传的与斯大林的主要敌人铁托改善关系，如果不对斯大林作出至少是部分的重新评估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仍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生活在对斯大林记忆的阴影里，还有数以千计的告密者、审讯者、狱卒和刽子手害怕受到报复和应得的惩罚。甚至赫鲁晓夫同事里以前最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倾向于至少要去除一些斯大林主义的成分，只要不将暴力手段引入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即可。还有，所有的人都担心他们的单纯会被人利用，到头来自己倒霉。
在搜集材料、催促重新审理案件和释放犯人中，赫鲁晓夫发挥了带头作用。他有一种幼稚的信念，认为只要去除斯大林主义的污迹，使之纯净化，那么社会主义就会从其受益者中得到更大的忠诚和支持。他的“秘密报告”也是一种忏悔的举动，通过说明事实真相来表明他还是个高尚的人。他后来回忆说，在他发布“秘密报告”的前一天晚上，他能“听到那些被迫害的同志们的声音”。
赫鲁晓夫对他动机的解释同样有欺人和自欺的成分，这有损他对自己30年代的回忆。到了1955年，他才“开始怀疑是否所有被捕和被判刑的人都经过标准的司法程序”。当年由一个主席团调查组搜集的证据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回忆说，“甚至在死后，斯大林仍拥有几乎是牢不可破的权威，我没有预料到他还能有如此的影响力。”实际上，唯一可能真正让他吃惊的消息就是被清洗杀害的人数量触目惊心，大清洗审判不是部分，而是完全错误的，还有就是关于在审讯过程中折磨犯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
赫鲁晓夫1955年时的心情处于一种狂躁的矛盾之中，他的良知在自我辩解、负罪和自豪之间剧烈地动荡着，这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有所反映：“我哀悼斯大林，因为他是我们团结的唯一真正的力量。……当然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内心对他也有过怀疑。……但是斯大林，这就是斯大林！……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伟人还能有意地滥用权力。……如果他现在还在世，我们会投票决定他的责任问题，我会倾向于将他绳之以法。”但是“我们自己因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所作所为受到限制；甚至在他去世后，我们也不能摆脱他的压力，不敢想象所有的审判都是……纯粹的犯罪。……我们没有权力不去知道。”但是“我们被告知不要去打探这些事情。……我们有着不同的责任区分。就我而言，我是准备承担我应尽的责任的。……甚至在那些犯罪的人中，他们也有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责任的时候，这样如果不是为自己开脱的话，他们也会有一定的仁慈宽厚之心。……我一直坚持认为应该讲实话，现在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党的面前绝对必须讲实话。……即使在贝利亚被审判后，我们也没有给党和人民正确的解释。我们以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斯大林，虽然我们保护的是一个罪犯，一个凶手。……当来到南斯拉夫与铁托和其他人交谈时，我第一次感到了自己所处位置的虚伪。当我们谴责贝利亚时，他们大笑起来，说出各种讥讽的言语”。
由于第十八届与第十九届党代会期间相隔13年，赫鲁晓夫决定第二十届党代会要准时于1956年初召开。他在1955年4月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向大家通报了他的想法，主席团第二天就同意了，后来在1955年7月12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也获得通过。1955年秋天，安全警察加快了对1936—1939年间案件的重新审理。差不多就在同时，苏联总检察长鲁登科向赫鲁晓夫报告说：“从司法的角度来看，30年代末的大规模逮捕并无根据，更不用说处决了。”[11]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刚刚从劳改营回来的几位老同志进行了几次长谈。他20年代末在乌克兰时就认识阿历克赛·斯纳哥夫[12]，斯纳哥夫也认识贝利亚，并对贝利亚的阴谋诡计有充分的了解，因此才于1937年招来了牢狱之灾。斯纳哥夫在北极圈外呆了16年，但是他设法活了下来，斯大林去世后，他设法给赫鲁晓夫递上了一封信，这才得以从劳改营出来。赫鲁晓夫召见了斯纳哥夫，利用他作为针对贝利亚的证人，将他永远释放，并任命他为整个古拉格体制的一名高级官员，以加快释放其他人的步伐。赫鲁晓夫考虑让斯纳哥夫和其他一些原来的政治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发言，最后在他自己的“秘密报告”里加进了斯纳哥夫呈送给他的材料，这些都是发生在当时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从劳改营被释放回家的犯人仍然是人们怀疑的对象，警察有时还强迫他们离开莫斯科。
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他曾敦促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他说：“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拿出一份报告，即使不是在全党面前，至少也得在斯大林死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上。如果在这届党代会上我们不能拿出这样一份报告，而其他人在下一届党代会前的什么时候拿出来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有合法的权利认为，我们应该对发生的罪行负全部责任。”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认为，是斯纳哥夫首先告诉赫鲁晓夫的：“你要么就在即将召开的党代会上说出来，否则你自己就会面临调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抱怨说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将所有的功劳据为己有，拒绝“和其他任何人分享这一荣耀”。
不管赫鲁晓夫得到了何种建议，但付诸行动的是他：是他坚持要发表这一讲话，而且发表讲话的也是他。1955年10月，他建议向党代会代表通报关于已经查实的斯大林的罪行。12月31日，他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斯大林的活动。“这对谁有利？”莫洛托夫质问道：“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翻那些陈年旧账？”卡冈诺维奇反对说：“斯大林是苏联人民伟大胜利的化身。审查列宁接班人这一可能的错误会引起人们对我们整个事业正确性的怀疑。人民甚至会对我们说：‘你们站在什么立场？谁赋予你们对死人加以评判的权力？’”
那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上，尤其是对1934年第十七届党代会代表的清洗。赫鲁晓夫承诺调查委员会将主要集中于贝利亚应承担主要责任的“违反社会主义法纪”的事情，并且由表面上的亲斯大林主义者皮奥特·波斯彼诺夫[13]担任主席。波斯彼诺夫是1940—1949年间《真理报》的主编，指导准备了斯大林《简要传记》第二版的编辑工作（该书1951年就印刷了700万册），而且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去世时，波斯彼诺夫哭得十分伤心，贝利亚只得劝慰他说：“你怎么了？不要哭了！”“我们挑选波斯彼诺夫作为调查委员会的主席是个很好的决定，”赫鲁晓夫解释说：“因为这会使拿出来的报告具有令人信服的感觉。”波斯彼诺夫还有一个有力的方面，就是他能一口气起草篇幅很长、思想复杂的文件。[14]
赫鲁晓夫要求调查委员会成员对遭到处决的党员干部给予特别的注意，包括他在乌克兰的前任帕维尔·波斯蒂舍夫和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调查委员会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翻阅了大量清洗案件的卷宗。与此同时，主席团于1956年2月1日传讯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前负责“特别重要调查”的副头目鲍里斯·罗德斯[15]，他曾经亲自对科西奥尔、丘巴尔和亚历山大·科萨雷夫[16]进行过严刑逼供。罗德斯是个“长着猪脑袋的废物”，赫鲁晓夫不久后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说，他是“一个可以决定党的著名干部生死的道德沦丧者”。但是罗德斯告诉主席团说，他不仅按贝利亚的命令行事，而且也直接听命于斯大林。[17]
罗德斯对主席团问题的回答在其成员们中间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是否有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赫鲁晓夫问道。“如果这些情况属实，”萨布罗夫说：“我们是否还能称之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这是不可饶恕的。”马林科夫倾向于向党代会通报此事，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表示赞同。但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也不同意。
几天后，波斯彼诺夫委员会拿出了一份长达70页的报告，以及斯大林发布大清洗命令的复印件。报告说，在1935—1940年间，在因为反苏联活动而被捕的1920635人中，有688503人被枪决。所有所谓的犯罪阴谋都是捏造的，斯大林亲自批准对“犯人”进行严刑逼供。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政治局成员都看到了审讯通报，知道对犯人所采取的折磨措施。“事实是如此的触目惊心，”米高扬后来回忆说：“在念到某些特别困难的事情时，波斯彼诺夫的声音都颤抖了，其中有一次他再也念不下去了，禁不住抽泣起来。”
波斯彼诺夫念完报告后，赫鲁晓夫宣布说：“斯大林作为领导人的无能已经暴露无遗。给大家带来无尽灾难的是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啊？我们必须有说出实话的勇气。”莫洛托夫反击说，任何类似的报告都必须坚持“斯大林是列宁伟大的接班人”。毕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党度过了30年的时间，国家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知是出于负罪感，还是为了讨好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斥责莫洛托夫说：“你不能欺骗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赫鲁晓夫对于报告的建议是正确的。……我们是有责任的，但过去的形势确实太糟了，我们不能反对赫鲁晓夫的建议。”不过，他补充说，我们向党代会代表的通报不应该让他们产生“我们制造政治混乱”的感觉。
卡冈诺维奇在讨论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最后，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他都对赫鲁晓夫的建议投了反对票，但他们仍然属于少数派。马林科夫说：“你们不能用对敌人的斗争来解释对党员干部的屠杀。”阿里斯托夫[18]说：“对于政治局成员而言，说‘我们不知道’没有什么价值。”谢皮洛夫说：“我们必须告诉党员有关真相，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原谅我们。”赫鲁晓夫试图弥合两派之间的意见分歧，他说他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重大的分歧，“党代会上必须说出事情的真相”，但“对事不对人”。
2月13日，党代会召开的前一天，主席团决定由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当天晚些时候，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我们对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处理方式不是很妥当。……党代会代表需要了解比媒体上更多的东西。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党。他们需要更多的事实材料来了解过去所发生的变故。我认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也会同意的。”不用说，他们至少表面上会是这样的。[19]
由赫鲁晓夫发言的决定获得通过后，发言稿就成了他们相互使奸斗智的主要内容，赫鲁晓夫的策略是由他自己来拟制发言稿，在11个小时后向主席团提供最后的版本。[20]2月15日，他要求波斯彼诺夫和阿里斯托夫准备一份草稿。波斯彼诺夫匆忙之中拿出一份37页的文稿（其中铅笔所写的部分还保留在档案馆里），于2月18日交给了赫鲁晓夫。与后来赫鲁晓夫实际发表的讲话相比，波斯彼诺夫的文稿更短（只涵盖了30年代末），而且在文字上也显得沉闷而尖锐。波斯彼诺夫的草稿缺少赫鲁晓夫发言中所包含的颇具说服力的亲身经历，但却包含了赫鲁晓夫略去的统计数据，例如单单在1937—1938年间，斯大林就亲自下达了383份处决令。根据这些处决令，有44465名党、国家官员和其他人遭到杀害。
2月19日，赫鲁晓夫向他的速记员口述了一些补充材料，其中的一些话充满了激情和愤怒。除了痛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表现，诸如“列宁格勒事件”和“克里姆林宫医生事件”之类的战后清洗以及对农业的毁坏外，他还费尽心机地想解释他和他的同事们为什么对限制“暴君”的行为无能为力：“他利用我们”；“任何反对他的人都会立即招来杀身之祸”；“他试图用他那犀利的眼光看穿我们；他会说：‘为什么今天你的眼睛老是游移不定？’或者‘你为什么总是往别处看？’”[21]
在口述这些材料前的四天里，赫鲁晓夫又把谢皮洛夫招来，要他将发言稿再修改一遍，此时谢皮洛夫已经接替波斯彼诺夫成为《真理报》的主编，而帕斯皮诺夫已于1955年7月成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谢皮洛夫曾接受过特别好的教育，他的简历里写明他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曾是入门要求严格的红色教授协会的成员，他在赫鲁晓夫的门徒里显得与众不同。他刚刚于2月15日在党代会上作过发言，当赫鲁晓夫进来时，他和其他的权贵们正坐在主席台的右侧。他们两人曾讨论过斯大林的事情；赫鲁晓夫曾公开“愤怒地”谈论斯大林主义者所进行的压制行为。在从克里姆林宫驱车回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路上，谢皮洛夫问赫鲁晓夫他应该写些什么。“你和我已经谈过了，”赫鲁晓夫回答说：“现在是付诸行动的时候了。”赫鲁晓夫于2月25日发表讲话时，谢皮洛夫发现他自己所写的句子不时出现，不过有人对其作了一定的修改。如果是赫鲁晓夫本人修改的，谢皮洛夫后来推测道：“那他肯定是口述，其他人记录的，因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自己从来不写东西，他对自己很了解，他在拼写上有问题。我有一次看到他在一份文件上所作的指示，其中有一个词就拼错了。”
在2月20日左右，有人根据波斯彼诺夫—阿里斯托夫以及谢皮洛夫的版本，加上赫鲁晓夫的口述，又拿出了另一份草案。那时，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其他一些人已经就外交关系以及战时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制拿出了文字稿，他们加上的这些内容肯定会得到赫鲁晓夫的特别赞许，因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赫鲁晓夫是主席团成员里离斯大林核心集团最远的人。2月23日，离党代会闭幕还有两天，主席团成员拿到了总结发言的最后第二稿。现在留存于档案馆里的一份文本上有各种不同颜色的铅笔所作的注记。在描述了党员干部罗伯特·埃赫[22]所受的折磨和他向斯大林发出的最后拼死的请求后，有人这样评价斯大林：“这就是我们敬爱的领袖！”还有一个评论中含有这样的句子“我们无法忍受所受的伤痛了”，为此，赫鲁晓夫在他文稿最后的警告里加入了这样的内容：“这样的话不能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
2月22日，赫鲁晓夫收到了一封瓦西里·安德烈亚诺夫写来的信，他是原列宁格勒党委书记，曾帮助发起了臭名昭著的“列宁格勒事件”，他现在主动提出要在党代会的闭幕会议上陈述那起血腥的事件，“就像我在写给你的备忘录里所说的，如果你给我这次机会，在会议代表们面前，我也会这么说的”。两天后，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格勒同志叶廖缅科将军提出要揭露斯大林的命令是如何差一点导致这座城市陷落的。当天晚上十点钟，赫鲁晓夫将他的助手格里高里·苏伊斯基[23]和皮奥特里·德米契夫招来，向速记员口述了一些补充材料，据称这位速记员在记录过程中曾禁不住痛哭流涕，赫鲁晓夫要求他们第二天早上，即2月25日早上，将最后的定稿交给他。
在“秘密报告”发表40年后，在一次纪念第二十届党代会的会议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对赫鲁晓夫大加称颂，因为他所承担的“巨大的政治风险”，他的“政治勇气”，以及他“开始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过程”而表现出来的“他毕竟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即使抛开“秘密报告”不谈，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对赫鲁晓夫的一场“考验”，并且他认为他通过了这场考验。在用了一整天的时间作中央委员会总报告后，他“回到家时极度疲惫，但却特别高兴”，谢尔盖·赫鲁晓夫回忆说。他父亲“简直就是喜气洋洋，能成为在党代会上作总报告的人是可以得到的最高荣誉。”
此届党代会也增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地位。赫鲁晓夫的四位支持者［朱可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和奴里丁·穆赫脱迪诺夫[24]］成为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还加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央委员会里加入了很多新成员，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地方党委书记，他们与赫鲁晓夫站在一起。[25]后来当被问到为什么在党代会上不反驳赫鲁晓夫时，莫洛托夫回答说：“当时我们的党还没有那么做的气氛，否则他们会把我们扔出去的。”到1956年初，“我已经完全被甩到一边了，并不只是在外交部里。人们都努力离我远点。我所做的唯一的报告就是在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上”。
在苏联体制下，名声并不如权力那么重要，但是这也是赫鲁晓夫赢得权力的方式之一，特别是在知识界。“我非常喜欢他！”安德烈·萨哈罗夫1956年滔滔不绝地称赞说：“毕竟，他与斯大林大不相同！”[26]同时，他还得到了更多物质上的享受，虽然他对此表示不屑，但从来也没有拒绝过，其中包括1955年底他和他的家人搬进了一座新住宅里。[27]新的别墅位于莫斯科市区西部的列宁山下，一共建造了五座，从卢日尼基体育中心穿过莫斯科河，这里位于一片宽阔高原地的突出部分，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斯大林摩天大楼就位于这片高地之上。赫鲁晓夫的别墅位于一块高地之上，向东可以饱览莫斯科的风景，周围有黄白相间的围墙护院，还有数不清的警卫人员，院子里有几条人行道和车行道（赫鲁晓夫家人有时不用网子就在其中的一条道上打网球）通向西边的喷泉，在河边的桦树林间、桦树和楸树间还有一些曲折的小径。这座别墅是一个巨大的两层建筑，宽敞的门厅里有大理石柱子，宽敞的起居室里铺设有木质地板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捷克式装饰灯具，同样夺人眼球的餐厅里有一张长长的餐桌，两边可以各坐十个人。第二层有几间卧室、一个台球桌和看电影共用的房间以及一间嵌有木质墙板的书房，不过赫鲁晓夫基本上不用这个书房，他宁愿在餐厅桌子上工作和接待来访的客人。[28]
赫鲁晓夫一家刚搬到列宁山时，米高扬就住在他们旁边，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家也在附近。由于在市区有宽敞的公寓以及在乡下有宏伟的别墅，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没有什么理由羡慕赫鲁晓夫的住房。但是他的一些资深同事却有很多其他的理由对他表示不满，也有很多利用这种想法的机会，就像他的“秘密报告”发表后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样。
他的讲话并没有保密很长时间，而这正是赫鲁晓夫所希望的。m13_7[29]“我很怀疑父亲真的想对此保密，”谢尔盖·赫鲁晓夫说：“恰恰相反！他自己的话证实了我的猜测——他想将他的报告公之于世，否则他所有的努力就没有意义了。会议的保密性只是他所做的唯一的让步。……”
到3月1日，赫鲁晓夫已经呈送给主席团一份编辑过的报告文本，“如果对内容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将发放到党组织里”[30]。四天后，主席团同意下发这份报告材料，材料是以一本红皮的小册子形式下发给全国的地方党组织委员会的，“目的是使所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其他工人、白领人士和集体农庄农户等非党积极分子”都能了解秘密报告的内容，红皮小册子上原来的“绝密”改成了“不能公开发表”。这本小册子的下发对象多达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在随后的数个星期内，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讲报告的内容，工厂、政府机构、农庄和研究机构，甚至在高中学生里都组织了学习。
参加此次党代会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是在2月25—26日的夜间听到这份秘密讲话材料的，苏联方面宣讲材料的代表读得很慢，这样他们好作记录。东德代表对此感到很意外，但其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好像很快就镇定了下来；第二天早上当被问到应该如何向在苏共党校里学习的东德人解释时，他嘲讽地回答说：“你就跟他们说斯大林不再被认为是权威了。”事实上，乌布利希的内心并不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么镇定，他努力不让自己的党员了解这份“秘密报告”的内容，只是后来西方媒体出版的报告传到了东德。
波兰人则没有这么小心。波兰政治局组织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主要的党员活动分子在他们党总部的一个特别房间里细读苏联的报告。不到一个月，波兰就向所有的党小组发放了他们对于苏联“秘密报告”的正式解读版本。刚开始，只印刷了登记在册的3000册左右，但出版单位擅作主张，又印刷了15000册。赫鲁晓夫“告知我们他的讲话稿可以出版”，当时负责监督此次出版发行工作的波兰共产党宣传部长爱德华·莫罗斯基[31]回忆说：“我们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印刷发行这份讲话材料也是必要的。领导层里有很多人反对，但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党员都得参加会议，回答问题。他觉得自己就像个罪犯似的。”
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得到了一份波兰出版的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初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5月底，美国国务院将一副本交给了《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在1956年7月4日予以刊登。[32]苏联当局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这份讲话稿的权威性。当本文记者问及此事时，赫鲁晓夫开玩笑地称他们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33]。在苏联国内，这份“秘密报告”的广泛传播对其保密性是个讽刺，但还是没有正式公开。由于斯大林并没有受到正式的谴责，他的画像仍然挂得到处都是。当南斯拉夫新任大使米库诺维奇[34]3月底在利沃夫和基辅机场停留时，他注意到了“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上满是鲜艳的色彩，在能够镀金的地方都镀上了金黄的颜色，好像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届党代会从来没有召开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从来没有发表过一样”。
这种“从来没有”的现象在克里姆林宫内也同样存在。赫鲁晓夫用了四个小时接见米库诺维奇（而不是预定的15分钟），其中大部分时间里赫鲁晓夫都是在喋喋不休地对已故的独裁者进行谩骂、诽谤，而斯大林的画像就悬挂在他外面的办公室里。如果斯大林仍在世，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里问自己：“那么现在苏联的其他地方会是什么样？如果赫鲁晓夫还不能将斯大林从他莫斯科的办公室里清除出去，那又怎么能把斯大林从俄罗斯清除出去呢？”
在米库诺维奇进行礼节性访问的其他苏联领导人中，几乎没有人提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尽力避开所有敏感的话题，他甚至没有“提及由莫洛托夫本人发起的我们两国间长达十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斗争。……”伏罗希洛夫当时仍是国家名义上的首脑，虽然赫鲁晓夫在会见米库诺维奇时称他已经“老朽”， 米库诺维奇拜见他时，他只说了一些外交上的溢美之词。卡冈诺维奇听起来好像还是老脑筋。在米库诺维奇和他的助手从3月27日至4月18日见到的所有俄罗斯人中，没有一个“在提及对斯大林的谴责时觉得志得意满，或是认为一定有必要以如此方式对待斯大林（当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除外）”。
“秘密报告”的公开出版也许会更进一步促进与斯大林主义历史的决裂。不过，彻底管制也许可能会防止随后不久产生的动荡。赫鲁晓夫想进一步公开，而其他人则意见相左，于是他们双方进行了妥协，选择采取中间路线。但赫鲁晓夫仍觉得心有不甘。“他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浪潮中爬上权力巅峰的，”他的女儿拉达说：“他的英雄主义在于他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超越。但是在很多事情上，他还是认为斯大林是正确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就像斯大林。”阿历克赛·阿朱别伊说，在“秘密报告”公布后不久，“赫鲁晓夫就已经觉出这次出击力量太过强大了。他暂时仍继续谴责斯大林的暴行，披露新的事实，以佐证他在报告里所说的血腥恐怖，但他越来越控制自己批判性评论的范围，以避免社会出现两种极端势力。……”
“现在那些被捕入狱的人将要回来了，”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1956年3月说：“两个俄国人就要见面了，一个是送别的，一个是被送到劳改营里的。”在无数宣读和讨论“秘密报告”的会议上，对斯大林的批判渐渐超出了赫鲁晓夫的限定范围。反斯大林主义者直指赫鲁晓夫尽力避开的痛点：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才说出斯大林的罪行？难道现任主席团成员里就没有帮凶？赫鲁晓夫本人表现如何？他为什么长时间保持沉默，而只在斯大林去世后才大肆攻击？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的非共产党人受害者表示同情和悲痛？苏联制度本身是否就是个错误？
在一些会议上就一些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重新公开讨论的问题通过了或试图通过决议：人民需要真正的权利与自由，需要进行多党选举以保证这些权利。莫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试图驱逐挤进来听赫鲁晓夫报告的非党人士，结果使会议乱成了一团糟。在科学院的热敏技术实验室里，大家对一位年轻同事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他说：“我们的权力掌握在一帮无赖恶棍手里。我们的党充满了奴隶精神。”当会议主持者想打断他们的讨论时，差不多有一半的与会者对党纪大加嘲讽，并投票表决要继续讨论。不知是没有接到赫鲁晓夫的口谕，还是接到了但没放在心上，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卡巴尔德自治区的地方官员竟敢向党员积极分子通报1937年底该地区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向他们描述了用于严刑逼供的各种残酷手段，并说出了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在西伯利亚，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干部向学生们大声宣读赫鲁晓夫的报告，但当他读完后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于是他向当地党组织负责宣传工作的领导求援，这位领导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好让学生们去找他们的物理教师。
4月，克格勃报告说斯大林的画像与半身像已经被推倒或是被涂抹。在一次会议上，共产党员曾试图宣布斯大林是“人民的敌人”。还有一次会议的与会者要求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斯大林陵墓里移走。但维护斯大林的人数更加众多，一位年轻的共青团官员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附近的一个农村地区向大家作关于第二十届党代会的报告时就发现了这一情况。当他所在的党组书记提醒他“人们不理解，他们不会接受”时，戈尔巴乔夫推测他指的是共产党员，而不是普通的公民。但是为期两周的每天会议使他转变了观念。年轻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曾经是斯大林的受害者或是对斯大林的暴行有所了解的人，好像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持赞同立场。有一部分人“拒绝相信……或是反对对他的评价”，还有一部分人则是不停地追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把个人的污点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最具讽刺性的反应来自一些普通的群众，他们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斯大林“惩罚了”（其实是清洗）压迫他们的党和警察机构的官员。“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只是泪水。”戈尔巴乔夫的听众们说。戈尔巴乔夫回忆说：“这就发生在经历过30年代可怕磨难与血腥暴行的地区。”[35]
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吉亚比其他任何地方经受的血腥都要多，但奇怪的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格鲁吉亚那样对斯大林表现出如此的忠诚。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格鲁吉亚人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大街上举行集会。刚开始时对斯大林的和平悼念后来演变成了反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四天游行示威。有超过六万人手捧鲜花来到第比利斯的斯大林纪念碑前，同时有数以百计的人高举斯大林的画像乘坐卡车在市里游行，并征用了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打倒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担任总理！”“莫洛托夫领导苏联共产党！”一些示威者甚至要求格鲁吉亚从苏联分离出去。当他们游行到广播电台时，部队和坦克开了过来。单单在两次冲突中（其中一次发生在斯大林纪念碑前）就有15人被打死，54人受伤，有5人随后死亡。最后至少有20名示威者被打死，60人受伤，被捕入狱的人更多。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当冲突刚刚开始时，他父亲料想年轻的示威者“刚开始会大闹一场，然后会平静下来”。但最后“我们还是进行了很严厉的干预”，赫鲁晓夫告诉南斯拉夫大使米库诺维奇说。“有一小部分人”被打死或打伤，他说，其他人表示了忏悔，答应会收敛自己的言行。从现在开始，赫鲁晓夫补充说：“我们不会没有防范了。”
主席团对热敏技术实验室喧闹的党组会议所作出的反应是向全国的共产党员下发了一份决议。决议谴责了“这种充满敌意的感情爆发”，解散了实验室党小组，开除了党小组所有的成员，“只有那些确实能坚持党的总路线的人”才能被重新吸收入党。[36]《真理报》不指名地严厉批评了那些因为“诽谤捏造”、“反党言论”和“非党声明”而犯有过错的共产党员，并要求结束“这种过度的自由化倾向”，防止出现“反党诽谤言论”。4月7日，这份党报又刊登了中国媒体上的一篇社论，这篇社论呼吁共产党员要学习并珍视斯大林著作及其“历史遗产”。赫鲁晓夫的退让于6月30日达到了顶点，那天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秘密报告”，他的那些斯大林主义同事其实对他所炮制的“秘密报告”感到幸灾乐祸。这份决议以干巴巴、似乎客观的语气谴责了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但反对任何“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个人崇拜原因”的努力，并高度赞扬了“具有列宁主义核心的领导人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就确立了坚持与个人崇拜作斗争的路线”。[37]
但所有这些文件都没有中止由于斯大林而遭到迫害的普通受害者的平反昭雪工作。事实上，这一步伐还加快了，在党代会前，落实平反政策的大约为7000人，党代会后已经达到几十万了。在差不多近百个苏联最高苏维埃调查组的帮助下，释放犯人的工作在继续，这些调查组前往劳改营“审查对那些被指控犯有政治罪行的人的判决根据”。[38]但是当涉及一些著名的受害人时，赫鲁晓夫退缩了。1955年任命的一个对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一些将军被清洗进行重新审查的调查组在结束他们的工作后，于1957年1月宣布了为他们平反的决定。但是另一个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以及其他一些人为成员的委员会负责对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其他人的案件进行重新调查，这个委员会在争论了七个月后拿出了一份报告认为，重新审理这些案件“没有依据”，因为这些被告人“领导了一场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反苏斗争”。[39]1957年7月，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图谋失败后，他承诺重新审理这些案件，但他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因为他对曾经对清洗政策表示赞同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不相信，他本人以前也曾相信这一政策的正确性。
赫鲁晓夫想让这种去斯大林主义化继续进行下去，尽管是以更加谨慎的步伐。但是当莫洛托夫坚持6月30日的中央委员会声明时，他也只好接受。两个月前，南斯拉夫特使米库诺维奇在“五一节”的午餐聚会上对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有所了解。在观看了从列宁—斯大林纪念碑出发的游行队伍后，苏联领导人和外国客人被安排参加一个盛大的宴会。作为东道主，赫鲁晓夫在宴会上临时准备了12—15句祝酒词。然后他开始对斯大林进行严厉的谴责，其间还不时地征求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的意见。他表面上维护他的同事（莫洛托夫是个诚实的共产党员，伏罗希洛夫肯定不是斯大林所说的英国代理人），但实际上却是将他们两人与已故的独裁者联系在了一起。在布尔加宁敦促他只谈斯大林的问题后，赫鲁晓夫对他发表“秘密报告”的理由进行了解释——根据米库诺维奇的说法，因为“他［赫鲁晓夫］已经不再年轻了，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因为“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前，所有人都会对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行为方式作出评价”。
被赫鲁晓夫表现出来的明显感情所感动，大使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使得他的同事们的反应更加引人注目了。只有布尔加宁和米高扬好像表示赞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自始至终表现得很消极”。米库诺维奇对莫洛托夫的表现尤其感到奇怪，他们两人的座位紧挨着：“在我看来，赫鲁晓夫好像时不时触及了他的痛处。”很显然，主席团成员们“简直不能再互相忍受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几乎不能再忍受“赫鲁晓夫发挥主人和东道主作用时的那种意味和志得意满了”。[40]
6月，赫鲁晓夫对他的批评者发起了反攻。6月1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对苏联进行为期23天的访问。就在这一天，莫洛托夫被迫退出了他自1939年以来一直主持的外交部（除了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里有四年的间断外），赫鲁晓夫的门徒谢皮洛夫接任了外交部长。七天后，卡冈诺维奇从国家薪金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虽然两人还继续留在主席团里，但他们的解职表明赫鲁晓夫已经经受住了这场风暴的考验。他与铁托的交谈看起来就是一种胜利的表示，两位领导人即兴去高尔基大街进行访问（结果他们两人的口袋里一个铜板也没有）。在欢乐的宴会上，苏联领导人，包括莫洛托夫在内，都轮流谴责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方式。赫鲁晓夫亲自陪同铁托去了斯大林格勒和黑海。不过，南斯拉夫人实际上拒绝了赫鲁晓夫让他们与莫斯科走得更近的压力。在铁托离开莫斯科的五天后，波兰城市波兹南的工人发起了一场大罢工，要求“面包与自由”，波兰政府出动了数千人的部队和安全部队，在打死了至少53人、打伤数百人后，罢工才得以平息。五个月后，匈牙利爆发了更为激烈的骚乱。
东欧骚乱更深层次的根源与波兰和匈牙利对俄罗斯统治的长期不满有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被迫推行斯大林主义。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都不是通过真正的自由选举上台的。由波勒斯洛·贝鲁特[41]领导的波兰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完全将斯大林主义推向极致，包括农业的强制集体化，并拒绝从肉体上消灭被清洗的共产党领导人瓦拉迪斯洛·哥穆尔卡[42]。匈牙利的马蒂亚斯·拉科西却极力仿效斯大林，对被废黜的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斯洛·拉伊克[43]进行了公开审判与处决。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坚持通过改革削弱波兰与匈牙利政权。华沙领导层的团结一致使其有时间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时代。莫斯科允许拉科西继续执政，但坚持他必须接受具有改革思想的伊马雷·纳吉[44]担任总理。拉科西阴谋推翻纳吉，最终利用马林科夫下台的机会于1955年成功地将纳吉赶下了台。与马林科夫一样，纳吉被指控的罪名是“右翼分离主义”，被解除了政府首脑职务，并被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了一个火药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为这只火药桶投入了一根划着的火柴。
赫鲁晓夫第一次见到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是在1945年，并在战后多次访问过波兰，他很了解波兰和匈牙利，他认为对于苏联有利的东西对其盟友也必定有用。在1955年访问华沙期间，他试图劝说波兰人将400万公顷土地改种玉米。“我告诉你们，”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斯蒂凡·斯塔斯日维斯基[45]回忆说，波兰政治局“陷入彻底的绝望之中”。赫鲁晓夫引用他祖母种植玉米的成功经验来支撑他的观点，但并没有收到成效。赫鲁晓夫告诉农艺师和农户们说，“你们大家都有祖母”，但波兰人对他的建议可能只持保留意见。当波兰的一位农艺师抱怨说，她和她的同事在别人眼里好像什么都不懂时，赫鲁晓夫对斯塔斯日维斯基大发雷霆，但斯塔斯日维斯基跟他解释说：“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们正在说什么吗？这就是你看到的波兰人：他们总是认为自己什么事情都比我们懂！”
赫鲁晓夫在发布他的“秘密报告”时并没有与东欧领导人协商。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这份报告“在波兰和匈牙利产生了特别不好的影响”。当一份“秘密报告”送达波兰领导人贝鲁特手中时，他正因为肺炎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休养。当他读到这份报告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去世。（有趣的是，赫鲁晓夫本人差不多也在同一时间生病了。“只是我的身体强壮，他的身体虚弱，否则我也难逃一劫。”赫鲁晓夫后来告诉斯塔斯日维斯基说。）这份报告“就像五雷轰顶一般”，贝鲁特的接班人爱德华·奥恰巴[46]回忆说。波兰共产党宣读这份报告的会议迸发为反苏和反俄罗斯的声讨大会。
铁托与拉科西素来不睦，甚至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前，赫鲁晓夫对铁托的主动亲善表示就削弱了匈牙利领导人的地位，而这份“秘密报告”则几乎将他推上了绝路。虽然赫鲁晓夫后来承认“依赖白痴的拉科西是个重大的错误”，但莫斯科还是让他支撑到了夏天。受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鼓舞而引发的动乱在6月份裴多斐（Petofi）圈子的一次喧闹的会议上已经露出了明确的迹象，裴多斐圈子是拉科西于3月份为年轻党员成立的一个知识界论坛，但却成了针对他的反对力量中心。6月27日的会议后来被苏联领导人称为是“没有开枪的意识形态波兹南”，会议成为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声讨的舞台。苏维埃主席团于7月12日召开会议，主席团成员谴责波兹南和裴多斐都是“旨在分裂和摧毁（社会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颠覆活动”。第二天，米高扬紧急前往布达佩斯，他建议克里姆林宫同意由埃尔诺·格罗[47]接替拉科西，拉科西先下台，后来证实格罗对于将匈牙利人团结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里，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消耗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大部分的精力。那里的局势十分紧张，且不断升级，好像没有什么可施的良策。任由其发展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的崩溃，但占领波兰或匈牙利又会使人对共产主义产生疑惑。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对手们指责他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他拼命想在继续去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中解决这两个由去斯大林主义化所引发的危机。如果努力失败，那他自己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早在1956年3月，波兰的动乱局势就需要赫鲁晓夫亲自前往了。他到华沙参加了贝鲁特的葬礼，并留在那儿等待波兰中央委员会推选贝鲁特的接班人。斯塔斯日维斯基回忆说：“我们原来认为，作为一个大党的第一书记，他没有太多的富余时间。”然而，赫鲁晓夫不仅比计划逗留的时间长，而且打发时间的方式也让波兰人大吃一惊。他努力解释自己为什么会推行去斯大林主义化，在与别人交流时更多的却是在自言自语，他想讲仁义道德，但出口的却是政治上的陈词滥调，他时不时自相矛盾，因为他无法说清与斯大林的关系。
“我们释放了成千人，成万人，我们给我们的朋友恢复了名誉，”他一上来就自豪地说：“但当他们被释放出来后，我们能对他们说些什么呢？我们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决定向共青团员，1800万热血的青年，宣讲秘密报告；如果他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么他们就不会了解我们，他们不可能了解我们。我们不仅要对党员讲，而且也要向工人们讲，这样非党成员会感到我们对他们的信任。……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团结在中央委员会周围的凝聚力空前增强的原因。……同志们，我绝对相信，实际上我可以用我的项上人头作担保，由于我们的工作，我们将达成我们党内以及我们党周围人民群众间史无前例的等级差别的终结。”
“这是个悲剧，”赫鲁晓夫在谈到斯大林时说：“如果你们问，同志们，我们现在该如何评价斯大林？斯大林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大林都做了些什么？他是不是党和工人阶级的敌人？那么回答是否定的，而这正是悲剧之所在，同志们。他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真正残暴的人，他认为他所有的残暴、无法无天以及滥用权力，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突然间，赫鲁晓夫高举双手：“我不知道，鬼才知道该如何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蒙受苦难。”
“你们会怎么办，同志们，”赫鲁晓夫突然问他的听众：“如果他们交给你签字画押的供状，在读了这些供状后，你们会怎么说？你们会感到愤怒。你们会说这是人民的敌人。（会议厅里传出议论：不会！）不会？不会，同志们？你说你们不会？你们这么说我不会感到意外。因为你们这么说是在我发表秘密报告后的1956年。俗话说得好，傻瓜事后也能变成智叟。”因为如果在斯大林仍在世的时候，他为斯大林的受害者辩护，那么“他们就会宣布我是敌人。……如果不陪斯大林一起喝酒吃饭，那就意味着你是他的敌人。如果他不是那么顽固不化，我们可能早就将他扫地出门了，我们会说，小鸽子们，听着，你不能老是这么醉醺醺的，我们还得工作，我们得对人民负责。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行动？我有个小孙子，同志们，他总是追着我问这问那。哎，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赫鲁晓夫又重新回到斯大林的话题上：“他比我们愚蠢吗？不。他比我们更智慧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是更为坚强的。我们得给他适当的评价，同志们，但斯大林也有毛病，他滥用权力。”还有，“他想全心全意地为社会服务，对此，我绝对相信。但问题是采取何种方式、方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如何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很困难。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脑子里仔细揣摩。……我们现在正在清算历史上的负面事件。但是，同志们，斯大林——我希望我能描述他好的一面，他对人民的关切。他是一个人，一个革命者。但是他有着狂想症，是个迫害狂，你们知道。这就是他不能停止他的暴行的原因，甚至连他自己的亲戚也不放过。”
赫鲁晓夫讲了几个小时。此后波兰人希望他离开，于是他们就宣布休息两个小时。但是他还是没有离开，他们只好喝起茶来。在回答斯大林对待犹太人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突然间对苏联给身居高位的犹太人的秘密配额大加赞扬。斯塔斯日维斯基回忆说，不仅这个话题是犯禁的，而且赫鲁晓夫“谈论这个问题时的方式差点让我们从椅子上栽下来”。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们的配额是2%，这就是说我们的部委、大学和其他所有地方都有2%的犹太人。你们应该知道这些。我不是个反闪米特主义者，事实上，我们有一位部长就是犹太人……我们都很尊重他，不过你们也得对我们的限制表示理解。”听到这里，经济计划工作者希拉里·明克[48]，他也是犹太人，“恐慌地”对斯塔斯日维斯基低声嘀咕：“打住，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再与他交流了，他什么都不懂！打住！”
赫鲁晓夫未能看出他的听众（他曾将他们称为“小鸽子们”）对他讲话的反应。他对自己判读他人表情和内心世界的能力颇感自豪，但他现在是在作演讲，而不是坐在下面听，不能搜集他需要知道的信息来判断整个局面。
在6月的“波兹南骚乱”后，波兰共产党人开始孤注一掷了。到10月份，他们想提名刚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哥穆尔卡担任他们的领导人，并解除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49]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国防部长是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在反苏浪潮中”，哥穆尔卡的声望好像日渐提升，赫鲁晓夫回忆说：“波兰随时都有可能与我们决裂。”他要求华沙方面“抓紧时间”邀请他前往访问。波兰人拒绝了，但赫鲁晓夫的代表团，其中包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朱可夫，同时还有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人伊凡·科涅夫[50]和其他11位身着军装的苏联将军，还是于10月19日上午七时飞来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出现表明波兰的危机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赫鲁晓夫的权威。他承认，机场的情形“很让人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在波兰人看来，这还没有充分表明事态的严重性。
知道自己的火爆脾气，赫鲁晓夫于是事先要求米高扬来陈述苏联的立场，但是当一下飞机，看到罗科索夫斯基已经被其他波兰人所取代时，他马上就爆发了。“他开始从远处对我们示威性的挥舞拳头，”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奥恰巴回忆说。当走得更近一点时，赫鲁晓夫“开始在我们的鼻子底下挥舞拳头”。他大喊道：“我们知道这里谁是苏联的敌人！奥恰巴的背叛行为已经被发觉了。这个囚犯是不会获得通过的。”哥穆尔卡当天早上晚些时候告诉他的同事们说：“这简直令人无法理解。整个谈话都是在大吵大嚷中进行的，机场上所有人，甚至司机，都能听得到。”
赫鲁晓夫在到达望景楼宫里时还在“大声嚷叫”，在那里苏联代表团等了两个小时，波兰中央委员会就在附近的会议厅里开会。他说波兰人不愿接待他就像“往我们脸上吐痰一样”。在苏联和波兰的谈判重新开始后，苏联军队也开始向华沙推进。波兰人动员他们自己的国内安全部队进行反击。赫鲁晓夫后来说，哥穆尔卡当时十分紧张，“嘴唇上都泛起了泡沫”，但他还是设法用言语打动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我请求你停止苏联军队的行动。你也许认为只有你才需要波兰人民的友谊。但是作为一名波兰人和一名共产党员，我发誓波兰比起俄罗斯人需要波兰人的友谊来讲更需要俄罗斯的友谊。难道我们不明白，没有你们，我们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生存吗？这里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但是不能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华沙，否则要想控制事态发展是不可能的。”
经过再三犹豫，赫鲁晓夫命令苏联军队停止行动。在飞回莫斯科的飞机上，他冷静了下来，甚至想起了一句谚语：“第二天早上会比前天晚上更加明智。”米高扬则更加放松，当天晚上他正在家里泡热水浴时，突然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来了，要他马上到隔壁的赫鲁晓夫家里报到。主席团预定的会议要到第二天才召开，但当米高扬故意消磨时间般地走到赫鲁晓夫别墅门口时，那里一次会议正要结束。“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军队还是应该于明天早上开进华沙。”赫鲁晓夫告诉他说。米高扬表示反对，但他只是唯一表示反对的成员。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的提议特别支持。负责指挥此次行动的布尔加宁和朱可夫没有表态。米高扬成功地将最后决定推迟到了第二天的主席团全体会议上，此时赫鲁晓夫又改变了他的想法。这时他劝说他的同事们要“有耐心”，建议他们“应避免武装干涉”。两天后，他又紧急召集了一次会议，“为了防止局势紧张和操之过急”。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东欧领导人和主席团成员，他说：“现在要找到冲突的理由很容易”，但“要找到结束这一冲突的办法却是很困难的”。
最后，赫鲁晓夫表现出了谨慎的克制。但是这并不能掩饰他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他采取的简单压制方法、对解决问题拼命的但却是非决定性的追求以及他的好运气，哥穆尔卡证明了自己既比赫鲁晓夫原来担心的更老练，也更有能力安抚他的波兰同胞。
如果克里姆林宫已经用纳吉取代拉科西，那么匈牙利可能会找到一种更为适度的共产主义道路。纳吉并不如哥穆尔卡那样狡猾，但他比格罗更受欢迎，格罗推行的是没有拉科西的拉科西主义，他在九十两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外度假，这使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升级，直到10月23日布达佩斯暴乱爆发的前夕，他才回来。那天，学生发起了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欢呼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要进行类似的改革，包括任命纳吉为总理。数十万示威者分成几路向议会大厦进发，聆听纳吉的讲演；向广播电台进发，坚持要求电台播放他们的要求；向斯大林雕像进发，后来示威学生将雕像推倒。匈牙利其他城市发生的集会则呼吁政府辞职。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在广播电台外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在随后的冲突中，骚乱分子的声势很快压过了匈牙利警察。
同一天晚上在莫斯科，除了米高扬以外的所有主席团成员都赞同向布达佩斯派遣苏联军队。“匈牙利就要分崩离析了。”莫洛托夫大喊道。“政府就要被推翻了。”卡冈诺维奇悲叹道。“匈牙利的情况和波兰不一样，”朱可夫说：“必须派部队。”米高扬建议让匈牙利人在刚刚加入政府的纳吉的帮助下，“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秩序”。“我们会失去什么？如果让军队开进去，那我们就把事情搞糟了。我们应该尝试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只有在政治手段无效的情况下，才能派遣军队。”由于同事们的全力要求，以及他自己的担心增加，赫鲁晓夫也支持进行武装干涉，但他又想缓和事态的发展，于是同意米高扬的建议，即与纳吉合作，并派遣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去现场监控事态的发展。
10月24日早晨，数千名苏联军人和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但是他们的到来非但没有使布达佩斯平静下来，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当装甲车被手持燃烧瓶的年轻人包围时，匈牙利安全部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支援，于是在一些地方，暴乱开始了。到了下午，已经至少有25名示威者被打死，200多人被打伤。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报告说：“匈牙利高层官员里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加重了。”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于10月26日和28日再次开会。此时，格罗的党的领导职务已经被贾诺斯·卡达尔[51]所取代，一个包括共产党时代前政治家的新政府已经组建，但对苏联军队的抵抗仍在继续。莫洛托夫感觉“事情正变得越来越糟。形势已经恶化，再发展下去只能投降了”。伏罗希洛夫指出：“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得到的情况通报很少。……美国的秘密特工在那里比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更为活跃。”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为米高扬进行了辩解，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赫鲁晓夫的发言反映了他内心的困惑与恐慌：“我们有很多有待回答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是让匈牙利有一个和我们一条心的政府，还是与我们背道而驰、要求我们撤出军队的政府？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匈牙利现在已经没有了坚强的领导，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里。动乱已经蔓延到了下面的各省。他们的军队可能也会倒戈。”但不管怎么说，除了支持当政的不信任政府外，“别无选择”。
到10月30日，已经有数以百计的匈牙利平民和苏联士兵被打死。局势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可怕，但莫斯科的主席团还是决定接受这种状况。“我们应该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朱可夫说：“如果需要的话，全部从匈牙利境内撤出来。这是我们受到的一个军事—政治教训。”福尔采娃补充说：“我们必须寻求与人民的民主诉求建立起另外一种关系。”萨布罗夫说：“违反人民意志的领导是不可能的”，就好像40年来布尔什维克所做的那样。甚至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表面上也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赫鲁晓夫宣布：“我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军事道路，即占领的道路；还有一条是和平的道路，即撤出军队，进行谈判。”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苏联领导人选择了默许匈牙利付出损失。
但是这个决定仅仅维持了几个小时。同一天，苏联政府发表一份声明，承认莫斯科犯有“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的平等原则”，并保证会“遵守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完全主权原则”。如果这份声明早宣布几个月，如果纳吉能采取向共产主义政权的极端批评者引用这份声明的立场，那么匈牙利革命也许仍在孕育之中。但是到10月30日，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纳吉正变得越来越激进，徒劳无益地想控制局势。稍早前，匈牙利安全部队向议会广场上的人群开枪，打死了至少100名示威者，于是愤怒的人群袭击了布达佩斯的共产党总部，抓获了几名安全警察。这些警察所穿的制式白皮鞋暴露了他们的身份，人们将他们绑在街灯柱上，处以私刑，这一情景几个小时后就出现在苏联的新闻短片里。几辆派往党总部的匈牙利坦克遭到了毁坏。同一天，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就所有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进行谈判。
10月30—31日的晚间，赫鲁晓夫很晚才回到他的列宁山别墅。“我难以入睡，”他回忆说：“布达佩斯就像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整个星期，压力都在不断增加。他儿子记得，10月23日他就显得“心事重重，但还不是很严重”。两天后，他们像往常一样在院子里散步时，他“就沉默不语，不愿意回答问题了”。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谈到他在整个危机期间是如何的“犹豫不决”，“不能下定决心”。除了失去匈牙利外，他感到痛苦的还有动荡正在向苏联的邻国蔓延。罗马尼亚的学生示威游行已经导致布加勒斯特当局关闭了与匈牙利的边境。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形势好像也显得岌岌可危。苏联集团行将分崩离析。“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三天后赫鲁晓夫问铁托：“如果我们听任事态发展下去，那么西方就会说我们愚蠢或是软弱，不管怎么说，反正都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管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或是苏联国家的公民。否则资本主义就会来到苏联的家门口。”斯大林曾经提醒过他的接班人可能面临的灾难。现在，赫鲁晓夫告诉铁托说（按米库诺维奇的陈述），人民会说“当斯大林在位时，所有人都能服从，没有什么大的动荡，但是现在，自从那帮人掌权以来（赫鲁晓夫用这个粗俗的词来称呼现在的苏联领导人），俄罗斯就遭受了挫败，失去了匈牙利。而且，这还是发生在现在的苏联领导人谴责斯大林的时候。”
“现在的苏联领导人”？其实与那个“粗俗的词”相称的不是“那帮人”，而是赫鲁晓夫。西方可能会认为“软弱、愚蠢的”不仅是他的国家，而且还有赫鲁晓夫本人。从10月23日开始，当时刘少奇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开始留意中国的劝告。到了10月30日，毛泽东呼吁应该让“匈牙利的工人阶级重新控制局势，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平息骚乱”。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在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向他汇报了匈牙利秘密警察被处以私刑后，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并传话给莫斯科。
赫鲁晓夫需要来自毛泽东的建议，这证实了他的信心危机。不管是否得到了中国的同意（赫鲁晓夫是什么时候、如何得知毛泽东改变立场的还不清楚），反正赫鲁晓夫于10月31日转变了立场。[52]“我们一定不能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他告诉主席团说：“我们必须争取主动，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放弃匈牙利，那么就会长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反正是帝国主义者的志气。他们会认为我们软弱可欺，就会继续采取主动进攻。……帝国主义者拿下了埃及，下一步就是匈牙利。我们别无选择。”
7天前，英国和法国陷入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场好像无休止的争论当中，赫鲁晓夫将他们的困境作为其听任匈牙利事态发展的理由：“英国和法国正在埃及自寻麻烦，我们不应该卷入它们的纷争。”然而，到10月31日时，英国和法国军队已经在苏伊士登陆，且据称所向披靡，莫斯科推测（后来证明是错误的）美国人会支持它们，于是赫鲁晓夫又找到了一个镇压匈牙利的理由。
莫斯科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准备于几天后采取军事行动。不过，当时赫鲁晓夫的怒气仍然未消。当天深夜，刚从布达佩斯回来，两天未合眼的赫鲁晓夫刚刚睡着，就被米高扬的电话吵醒了。米高扬警告说军事干涉将会导致“可怕的错误”，并请求赫鲁晓夫取消命令，“以免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名誉”。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在赫鲁晓夫准备和莫洛托夫与马林科夫一起去向东欧领导人说明情况时，米高扬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当两人沿着别墅周围的道路边走边谈时，临街的大门打开了，赫鲁晓夫宽敞的ZIS—110汽车悄然驶了过来。“你认为我作出这个决定容易吗？”赫鲁晓夫问道：“我们必须有所动作，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
“如果发生流血事件，我不知道将如何应付。”米高扬喊道。
“真是愚蠢至极，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边回答，边走向等候的汽车。“你是个有理智的人。好好想想，考虑所有的因素，你会发现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即使现在有流血，那也会让我们以后少流血，或是不流血。仔细考虑考虑，你会明白的。”
赫鲁晓夫认为他最亲密的同事暗示他会自杀。（米高扬后来坚持说，实际上他威胁要辞职。）在第二天早上的主席团会议上，当时赫鲁晓夫不在场，米高扬请求再给10—15天的时间，至少三天，让匈牙利人自己努力稳定局势。被苏联逼出布达佩斯的纳吉往昔的伙伴贾诺斯·卡达尔警告说，使用武力会“伤害社会主义国家”，导致“（匈牙利）共产党人的士气降到最低点”。
卡达尔改变了他的立场。米高扬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一起，赫鲁晓夫于11月1日在波苏边境附近的布雷斯特向波兰人通报了情况。他和马林科夫从那里飞往布加勒斯特向罗马尼亚和捷克人通报情况，到索菲亚向比利时人作解释，后来又去布里俄尼群岛的亚德里亚岛向铁托通报情况，这一旅程很好地反映了赫鲁晓夫当时的心境。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化名乘坐一架双引擎的伊尔—14飞机。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当他们起飞前往南斯拉夫时，“天气情况不能再糟糕了。我们得在夜间的强烈风暴里飞越高山。闪电从我们身边划过。我的眼睛没有合过，我多次乘过飞机，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但从来没有在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飞过。”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降落在普拉机场，从那里转乘小艇前往布里俄尼。“马林科夫脸色白得没有一丝血色，”赫鲁晓夫回忆说：“他在平坦的道路上也晕车。我们刚刚经过令人难以想象的颠簸飞行后落地，现在又乘坐小艇驶向汹涌的大海。马林科夫躺在船上，闭上了双眼。”
米库诺维奇大使和铁托正在登陆点等着。“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偶尔还有鸣叫的夜莺飞过。”他记得：“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看上去非常疲惫，特别是马林科夫，他几乎都站不起来了。两位俄罗斯人吻了我们的双颊。”四天后，米库诺维奇仍能感觉出“马林科夫胖胖的圆脸，当我意料不到地被他揽入怀抱时，我的鼻子好似碰到了充了一半空气的气球”。
他们的会议于半个小时后开始，从晚上7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这已经是赫鲁晓夫连续四个晚上没有好好睡觉了。他不是在乞求铁托的支持（不过他最后还是得到了）；不管南斯拉夫的反应如何，苏联军队第二天早上会再次开进布达佩斯。不过，他们谈了很长时间，米库诺维奇说在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家情绪都很激动，这表明赫鲁晓夫已经感觉到自己进退维谷的处境了。
会议结束后是一段长时间、令人尴尬的沉默。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于11月3日上午从普拉乘飞机前往莫斯科。根据米库诺维奇的说法，飞行状况仍是“意想不到的差”。两天后，苏联坦克和部队碾碎了匈牙利革命，代价是匈牙利伤亡大约2万人，苏联为1500人左右。
[1] 克莱蒙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1896年11月23日——1953年3月14日），1915—1918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6—1929年是右翼反对派领导人。1929年向共产国际投降。1929—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流亡苏联。1945—194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国民阵线主席。1946—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8—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29—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1953年在布拉格逝世。
[2] 德田球一（徳田 球一/とくだ きゅういち，1894年9月12日——1953年10月14日），生于冲绳县名护市，毕业于日本大学夜间部，当过律师。1920年参加日本社会主义同盟，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即加入，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2月26日被捕，直到1945年10月10日才获释。1945年日本共产党重建后，于1945年12月在日共四大上当选为书记长。1946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1950年由于“清共”运动而转入地下，1950年10月流亡中国，在北京遥控日共活动。1955年在北京逝世。
[3] 维特里奥·维达利（Vittorio Vidali，1900年9月27日——1983年11月9日），1921年发起成立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合会。1923年移居苏联，并参加了格别乌，后被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到墨西哥工作。1936—1939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年返回墨西哥。1940年参与了刺杀托洛茨基的行动。1947年赴的里雅斯特，并于1947—1954年任的里雅斯特自由领土共产党总书记。1949—1954年任的里雅斯特市议会议员。1954年回国。1954—1955年任意共自治联合会书记。1958—1963年任国会议员。1963—1968年任参议员。1983年去世。
[4]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
[5] 虽然在会议厅里对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反斯大林主义的暗示当时没有什么直接的正面或负面反映，但党代会收到了一封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一位低层官员的电报，对米高扬的评论提出质疑。还有两封电报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一封来自巴黎的第四国际；另一封来自身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遗孀纳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娃。第三封支持使用“个人崇拜”这一提法的电报据称来自斯大林任性的儿子瓦西里。
[6] 伊格尔·谢尔盖耶维奇·切尔诺茨安（Игорь Сергеевич Черноуцан，1918年10月19日——1990年1月22日），苏联评论家、文学评论家。1941年加入红军。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1—1982年在苏共中央文化部工作，期间被冠以“灰色红衣主教”的绰号。1964—1966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文艺理论系主任。70年代起在党内被视为“修正主义者”。1982年退休。
[7] 多年来，在西方对斯大林是背叛了列宁，还是实际上继承了他的政治遗产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苏联，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到后苏联时期也有类似的公开争论，他们或多或少已经得出了结论，除了共产党人，苏联人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否定的。
[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9]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布尔拉特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урлацкий，1927年1月4日——2014年2月26日），俄罗斯记者、政治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联共产党。1952—1964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编辑出版委员会科学部书记。1965—1967年任《真理报》政治专栏作家。1969—1971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所长。1971—1989年任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系主任。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1年任《文学报》主编。苏联解体后，于1993年参与起草俄罗斯联邦宪法。2014年死于莫斯科。
[10] 乔治·罗伯特·阿克沃斯·康奎斯特（George Robert Acworth Conquest，1917年7月15日——2015年8月3日），美国诗人、历史学家。早年居住在英国，1937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40年退党并入伍。1945—1948年任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新闻官。1948年加入外交部信息研究部。1950年任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秘。1956年离职。1960年起出版有关苏联的著作，持历史极权主义立场，大肆攻击共产主义。1981年移居美国。2015年死于美国。
[11] 诺莫夫在他的文章中推测，1956年赫鲁晓夫认为可以放心谴责斯大林的一个原因是他已经安排销毁了大多数包含他在斯大林时期不法行为的文件。诺莫夫引用德米特里·沃尔科哥诺夫的话说，销毁了从贝利亚保险柜里搜出的“满满11纸袋文件”，并指使谢罗夫“对档案材料进行详细清理”。但他们两人都没有提供什么决定性的证据，也没有说明1956年被销毁的重要文件，或是这对赫鲁晓夫讲话的时间选择和内容有什么影响。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在1956年前，他父亲还没有权力销毁这些敏感的文件，克格勃头子伊凡·谢罗夫虽然与赫鲁晓夫关系很密切，但如果没有主席团全体成员的授权，他是不敢这么做的。这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1996年3月6日写给作者的信件里谈到的。
[12]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纳哥夫（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негов，1898—1989），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1932—1934年任联共（布）伊尔库茨克省委书记。1935—1937年在渔业人民委员会任职。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39年1月4日获释，20日再次被捕。1941年被判处15年徒刑。1954年平反并恢复党籍。1956年受邀参加苏共二十大。1956—1960年任苏联内务部营地总局政治部部长。1964年退休。1967年被苏斯洛夫迫害一度丧失党籍。1989年逝世。
[13]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波斯彼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спелов，1898年6月20日——1979年4月22日），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9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46—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2年、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195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53—196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0—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71年退休。
[14] 波斯彼诺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中央委员会秘书阿里斯托夫、商业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什维尔尼克以及党控委员会副主席科马罗夫。米高扬回忆说，他推荐自己和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一起参加这个调查委员会，但赫鲁晓夫认为调查委员会成员不应包括和斯大林关系特别亲密的主席团成员。
帕维尔·季莫费耶维奇·科马罗夫（Павел Тимофеевич Комаров，1898年7月12日——1983年5月2日），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8—1929年任联共（布）伏龙芝工厂支部书记兼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组织和指导部副部长。1929—1930年任卡卢加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0—1931年任莫斯科鲍曼斯基区苏维埃主席。1931年1—5月任莫斯科斯大林区苏维埃主席。1934—1936年任莫斯科无产阶级区苏维埃主席。1936—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省克拉斯诺格瓦尔代斯基区委第一书记。1937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37—1942年任联共（布）沃洛格达省委第一书记。1937—1950年、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2—1948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51—1952年任采购部副部长。1952—1959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1954—1956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59年退休。
[15] 鲍里斯·维尼亚明诺维奇·罗德斯（Борис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Родос，1905年6月22日——1956年4月20日），1931年加入格别乌。1936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52年被开除。1953年被捕。1956年被处决。
[16]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萨雷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сарев，1903年11月1日——1939年2月23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193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29—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35年参与创立莫斯科斯巴达足球俱乐部。1936年发起成立苏联高等足球联赛。1938年被捕。1939年遇害。1954年平反。
[17] 1956年底，罗德斯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执行管理委员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8] 阿维尔基·鲍里索维奇·阿里斯托夫（Аверк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Аристов，1903年10月10日——1973年7月11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1941年、1942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三书记。1942—1943年任联共（布）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43—1944年任联共（布）克麦罗沃省委第二书记。1944—1950年任联共（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0—1952年任苏共车里雅宾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部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1953年、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4年任哈巴罗夫斯克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哈巴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5—196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61—1971年任驻波兰大使。1971—1973年任驻奥地利大使。1973年逝世。
[19] 赫鲁晓夫对中央委员会的讲话收录于1956年2月13日全体会议的逐字速记报告中，作者曾亲眼看过这份报告。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建议由波斯彼诺夫发言，但其他的主席团成员坚持由他本人作此次讲话。米高扬声称他提议由波斯彼诺夫发言，但赫鲁晓夫不同意，赫鲁晓夫说：“如果不是由他本人，而是由其他人来作此发言的话，人们会认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推脱责任。”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米高扬说赫鲁晓夫“证明是正确的”。
[20] 根据文件和与会者的回忆录所显示的时间，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叙述中含有可疑成分。根据与会者的回忆录，对发言的授权是在发言开始前不长的时间里作出的。赫鲁晓夫回忆说，他曾威胁向党代会通报调查的结果，而不管主席团是否同意（利用党章的规定。党章规定，一旦党代会开始，中央委员会总报告作完后，党员可以自由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才得到了大家的同意。卡冈诺维奇记得代表们已经就座，主席团成员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赫鲁晓夫突然拿出一份红皮文件在成员们中间传阅，内容是他对斯大林的攻击，他要求大家马上签字表示同意。事实上，两人提到的冲突并非是授权发言的决定，而是发言内容本身。
[21] 诺莫夫曾经看到了其他没有在讲话中体现出来的速记内容。根据他的说法，其中提到了一次赫鲁晓夫与斯大林之间的见面，他们两人中间有一大堆高高的文件。“你想干什么？想躲起来吗？”斯大林开玩笑地说：“不用担心，我们现在不会把你抓起来的。”
[22] 罗伯特·尹德里柯维奇·埃赫（Роберт Индрикович Эйхе，1890年7月31日——1940年2月2日），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1908年流亡英国。1911年回国。1919—1921年任俄共（布）车里雅宾斯克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25—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1930年任联共（布）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0—1937年任联共（布）西西伯利亚省委第一书记。1935—193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7—1938年任农业人民委员。1937年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被捕。1940年遇害。1956年平反。
[23] 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苏伊斯基（Григо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уйский，1907年9月30日——1985年10月19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8—1941年任《乌克兰共和报》执行编辑。1950—1964年期间担任赫鲁晓夫的助理。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报刊、出版社问题顾问。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顾问。1976年退休。
[24] 奴里丁·阿克拉莫维奇·穆赫脱迪诺夫（Нуритдин Акрамович Мухитдинов，1917年11月19日——2008年8月27日），1932年加入共青团。193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退役。1948—1950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纳曼干省委第一书记。1950—195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思想委员会书记兼塔什干省委第一书记。1950—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1—1953年、1953—1955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5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55—1957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66—1968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8—1977年任驻叙利亚大使。1977—1986年任苏联工商会副主席。1986—1989年任乌兹别克斯坦部长会议顾问。1989—1991年任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文化古迹保护协会主席团主席。苏联解体后，于1991—2008年继续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协会主席团主席。2008年去世。
[25] 在1956年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中，有79人在1952年就成为了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或候补委员，而有41人是新当选的。在1956年选举的候补委员中，有71人是新当选的，而在第十九届党代会上已经当选的为122人。
[26] 根据萨哈罗夫的说法，他的同事，物理学家伊格尔·塔姆也同意他的看法，但并不是完全的：“是的，我喜欢赫鲁晓夫，他不是斯大林。但如果他与斯大林的差别再大一些，那就更好了。”
[27] 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当马林科夫第一次提出要在列宁山下建造一些新住宅时，赫鲁晓夫“犹豫了一下——会不会太过昂贵了？——不过后来还是同意了”。
[28] 赫鲁晓夫一家起初住在列宁山别墅区的中央，三年后他们搬到了最左边，可以俯瞰莫斯科市区。我后来访问以及本文中描述的都是后来的那座别墅。不过，由于所有的别墅规格都一样，甚至国家配发的家具都一样，因此对后来这座别墅的描述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第一座。
[29] 赫鲁晓夫想将这份“秘密报告”一直保密下去，直到他说出来为止，他确实做到了。很少有人知道将要发表这一秘密讲话，那些知道此事的人也没有敢说出来，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否会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这份“秘密报告”最后不能真正宣读。赫鲁晓夫只告诉了亚历山大·阿朱别伊真相。
[30] 据称，这份经过编辑的文本体现了报告里的哪些内容是没有经过赫鲁晓夫修改的，哪些内容太过尖锐。前者包括指责斯大林依靠地球仪计划作战行动，这一夸张的说法后来被很多将军用来反对赫鲁晓夫自己，以及他与布尔加宁之间的谈话，说到斯大林那里做客，不知道最后能够回家，还是被投入监狱。后者包括赫鲁晓夫的说法，认为战争时期斯大林的领导导致苏联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编辑者在最后补充了一句话“不要在承受伤痛的同时为敌人提供反对我们的弹药”，以强调对“秘密报告”保密的重要性。
[31] 爱德华·博莱斯瓦夫·奥索布卡—莫罗斯基（Edward Bolesław Osóbka-Morawski，1909年10月5日——1997年1月9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8年加入波兰社会党。1934年被捕并被判处1年徒刑。1939年波兰沦陷后，继续领导波兰社会党残余组织，并同苏联合作。1943年发起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于1943—1944年任社工党副主席。1944年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部长兼农业与农业改革部部长。1944—1945年任波兰民族团结临时政府总理。1944—1947年任波兰社会党（卢布林）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7—1949年任公共行政部长。1947—1968年任中央疗养胜地委员会主任。1956年加入波兰统一工人党，1970年退党。
[32] 以色列人究竟是如何得到这份讲话稿的不是很清楚。最具说服力的说法是一位31岁的有犹太血统的波兰记者在他女朋友的桌子上看到了一份讲话稿，他的女朋友也是犹太人，只是没有公开，她在波兰共产党总部里工作。这位记者于是将她女朋友的这本小册子借出来，想办法复印了一份，转交给以色列大使馆。
[33] 艾伦·威尔斯·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1893年4月7日——1969年1月27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务卿约翰·杜勒斯的兄弟。191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代末曾在国际联盟工作。1941年起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2—1945年任战略情报局瑞士站站长。1945年曾短暂担任战略情报局德国站站长。1948年担任托马斯·杜威的竞选顾问。1951年1—8月任中央计划情报局副局长。1951—1953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53年策划了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活动。1953—1961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54年策划了推翻危地马拉总理阿本斯的政变。1961年策划了“猪湾事件”，企图推翻卡斯特罗统治，但遭到挫败，随即被迫辞职。1963年出任旨在调查肯尼迪遇刺的沃伦委员会委员。1969年逝世。
[34] 维利科·米库诺维奇（Вељко Мићуновић，1916年1月16日——1982年8月2日），1934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5年起参加学生运动。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在黑山领导游击运动。1944—1945年任黑山保护人民部部长。二战结束后历任黑山内务部长、贝尔格莱德人民保护局局长、南斯拉夫内务部长助理、冶金总局局长等。1952—1956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6—1958年、1969—1971年任驻苏联大使。1958—1962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2—1967年任驻美国大使。1967—1969年任联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971—1974年任总统委员会委员。1982年逝世。
[35] 普通群众称赞对压迫他们的当地官员的清洗的思维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
[36] 虽然没有公开出版，但这份决议被下发至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里，与决议一同下发的还有一份严厉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的指示。
[37] 7月，中央委员会命令所有的党组织行动起来，反对那些“不正确地”理解第二十届党代会上所发生事情的人。
[38] 米高扬主持中央平反委员会的工作，他在斯纳哥夫的提议下倡导成立了三驾马车，他们的任务是解放犯人，而不是惩罚他们。
[39] 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外，这个委员会还包括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和鲁登科。
[40]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前夕，南斯拉夫大使馆听到了无数对赫鲁晓夫粗俗个人风格的批评：“人们都说他为人粗鲁、精神错乱、太过直率、没有礼貌，这样的人是不配成为苏联这样伟大国家的领导人的。”根据南斯拉夫曾经进行的一次非正式“民意调查”判断，俄罗斯人“还是倾向于像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这样的领导人，他们在苏联人眼里显得既高大又遥远，不像赫鲁晓夫，苏联人对他都很了解，他和一般的苏联人没有什么两样”。
[41] 波勒斯洛·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1892年4月18日——1956年3月12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波兰社会党“左派”。1918年波兰共产党成立时即加入。1930—1932年在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被捕。1935年被判处7年徒刑。1938年获释。1943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4—1947年任波兰人民代表会议主席。1947—1952年任波兰总理。1952—1954年任波兰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1954—1956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在访问苏联时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42] 瓦拉迪斯洛·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
[43] 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1909年3月8日——1949年10月15日），生于鞋匠家庭，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被大学开除后，当过建筑工人。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并担任国际纵队第XIII旅拉科西营政委。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撤往法国，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夏季获释后返回匈牙利，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导地下党的活动。1944年12月被捕，1945年5月13日获释。匈牙利解放后，先后担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等职务，1946年3月20日—1948年8月5日任内务部长，并建立了国家保安局。1949年5月23日被捕，同年9月24日遇害。1956年2月平反。
[44] 纳吉·伊马雷（Nagy Imre，1896年6月7日——1958年6月16日），生于科波什堡（Kaposvár）一个农民家庭，当过锁匠学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1916年被俄军俘虏。1918年3月参加红军，1920年5月10日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因批评党的领导而在1925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夏季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országi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匈牙利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7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当局取缔时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28年3月流亡奥地利，1930年2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国际农业研究所工作。1936年 1月8日被开除出党，1939年2月3日重新入党。1940年至1944年在莫斯科科苏特广播电台工作。1944年10月返回匈牙利，11月7日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1月4日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45年5月25日当选为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7年9月—1949年6月出任国会议长。1948年6月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7月4日——1955年4月18日任总理（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于10月24日出任总理，11月4日，苏军再次侵略匈牙利后撤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捕，1958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
[45] 斯蒂凡·斯塔斯日维斯基（Stefan Staszewski，1906年11月13日——1989年11月2日），1921年加入波兰共青团。1925年被捕，获释后于1926—1929年期间流亡苏联。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4年再次被捕，获释后流亡苏联，在国际列宁学校任教。1936年被捕。1938年被判处8年徒刑并被流放到科雷马。1945年获释后回国，先后在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工作。1954—1955年任农业部副部长。1955—1957年任统一工人党华沙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波兰通讯社主席。1958—1968年任波兰科学出版社编辑，期间倒向反共立场。1968年被开除出党。
[46] 爱德华·米奇斯瓦夫·奥恰巴（Edward Mieczysław Ochab，1906年8月16日——1989年5月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先后五次被捕。1939年波兰沦陷后逃往华沙苏占区。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年起与格别乌合作。1943—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1944年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公共行政部副部长。1945年4—6月任公共行政部长。1945—1946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46—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1947—1952年任立法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中央合作社主席。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1948—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波苏友好协会主席。1950—1956年、1957年、1959—1964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3—10月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7—1959年任农业部长。1961—1964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1964—1968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65—1968年任民族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1968年退休。
[47] 格罗·埃尔诺（Gerő 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原姓辛格（Singer），生于犹太人家庭。匈牙利共产党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 Ifjúmunkások Magyarországi 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
[48] 希拉里·明克（Hilary Minc，1905年8月24日——1974年11月26日），波兰经济学家。1921年加入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并于1922—1923年任中央委员。1923年赴法国留学。1928年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流亡苏联。1929年加入联共（布），随即回国。1931—1935年任波兰共产党中央编辑委员会书记。1939年移居利沃夫。1943年参加波兰爱国者联盟。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5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4—1947年任临时政府工业部长。1947—1949年任工业和贸易部长。1948—1956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1954年任副总理。1949—1956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安全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1954—1956年任第一副总理。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被迫辞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1959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迫退党。
[49]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1896年12月9日——1968年8月3日），1914年入伍。1917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1—8月任第30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8月—1921年任第35骑兵军团司令。1926年起在军队学院任教。1930—1932年任萨马拉第7骑兵师师长。1936—1937年任普斯科夫第5骑兵军军长。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40年平反。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9机械化军军长、布良斯克前线司令。1944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49—1956年任波兰国防部长，期间兼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1957年、1958—1962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高加索军区司令。1968年逝世。
[50]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Конев，1897年12月28日——1973年5月21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8—194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司令。1940—1941年任跨贝加尔湖军区司令。1941年1—6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9军司令、西部阵线司令、草原方面军司令、第二乌克兰前线司令、第一乌克兰前线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5—1946年任苏联红军驻奥地利部队司令兼奥地利高级专员。1946—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1年任苏联陆军总督察兼战争部副部长。1951—1955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55—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1955—195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1—1962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1962年退休。1973年在莫斯科逝世。
[51] 卡达尔·贾诺斯（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贾诺斯·约热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52] 赫鲁晓夫说他和同事们在得知毛泽东的建议前就已经决定进行干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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