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12章 通向胜利的关口：1956—1957
在匈牙利问题上，赫鲁晓夫一直在退让和血洗之间徘徊。最后的可怕后果证实了他和他的同事还是缺乏敏锐的头脑与坚定的意志，正如斯大林所预料的那样。不过，赫鲁晓夫擅长在糟糕的结果上穿上漂亮的外衣。“整个局势在一天内就改观了，”米库诺维奇记得赫鲁晓夫在11月7日说：“我们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卡达尔是个十分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现在可以扩充并增强政府的权力了。”但是赫鲁晓夫在革命纪念日的欢颜（穿着佩戴两颗金星的黑色外套，他于节日招待会前不久在克里姆林宫的圣乔治厅接见了米库诺维奇）是勉强装出来的。实际上，他感到痛苦和沮丧。匈牙利危机加深了他的自我怀疑。经过刚开始的震惊后，他开始以双倍的努力来巩固他的权力。但是他的行为也具有自我毁灭的可能，没有达到巩固地位的目的，反而造成了1957年夏天一次针对他的差点成功的政变。
在苏联出军队镇压匈牙利起义当天的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一直怒气冲冲。当莫洛托夫批评新的卡达尔领导集体谴责原来的拉科西政权时，赫鲁晓夫愤怒地说：“我就不理解莫洛托夫同志，他总是不断说出最坏的想法。”两天后，他对卡冈诺维奇发火道：“卡冈诺维奇同志，你什么时候能恢复常态，不要再搞你那套溜须拍马的东西？”11月12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好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当米库诺维奇跟他提起第二十届党代会时，赫鲁晓夫咕哝道：“我们中间有些人存在着这样的想法，即新的决定要对过去发生的所有坏事负责。”
12月12日，原来打算到赫鲁晓夫办公室的简短拜访变成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长谈。米库诺维奇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赫鲁晓夫对铁托助手爱德华·卡德尔[1]讲话的反应反映了自从对匈牙利局势干涉以来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所经受的冷淡，但让赫鲁晓夫最感气愤的是卡德尔好像是在嘲弄他，卡德尔“在谈到种植玉米和土豆的政策时带着一种调侃的口吻”。一个多月后，赫鲁晓夫仍感到十分恼火，认为卡德尔的话肯定是对他的个人攻击，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赫鲁晓夫对农业的浓厚兴趣”。
11月，莫洛托夫被任命为国家控制部长（负责监督政府法令的实施），这一职位不如外交部长那么重要，但这一迹象表明他正在努力恢复自己的权力。赫鲁晓夫也改变了在谈及斯大林问题上的口气。在新年前夕为外交使团和苏联精英举行的盛大招待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宣布在反对阶级敌人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这让他的听众们大吃一惊。三个星期后，在中国大使馆招待会的800名客人面前，他宣布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就意味着“与斯大林主义的不可分割”，因此即使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的过程中犯有“错误”，“但上帝也会认同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那样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共产主义的敌人试图利用对斯大林缺点的批评来削弱苏联政权，但是“他们是不会得逞的，先生们，这一点你们毋庸置疑”。
对斯大林采取的新路线是一种战术上的撤退，但是这也反映了赫鲁晓夫内心的困惑。他在共青团集会上的露面无一例外地都是庆祝共产主义这样或那样胜利的动员会。不过他于11月8日对米高扬进行了嘲讽，表面上是因为米高扬对开垦处女地运动能否取得成功表示怀疑，私下里可能是因为他支持让赫鲁晓夫陷入如此困境的“去斯大林主义化”，以及在匈牙利问题上采取缓和路线。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提到了他的年龄优势；在后来的政治生涯的低潮期，他也数次提到这一点。
波兰和匈牙利危机最重要的影响是引发了苏联的动荡，尽管苏联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在第二十届党代会后已经开始慢慢孕育。10月25日，在苏联内务部俱乐部的集会上，来自莫斯科国立历史档案协会的学生为波兰和匈牙利的发展及“即将到来的第四次俄国革命”干杯。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公开对试图为入侵匈牙利辩解的官方演讲者提出质疑。非法油印的刊物在列宁格勒泛滥。在雅罗斯拉夫尔的11月7日节日游行期间，当地党委书记游行检阅台前的高中学生打出了一幅巨大的标语牌，呼吁从匈牙利撤军。差不多就在此时，年轻的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2]（后来成为勃列日涅夫时代主要的持不同政见者）加入了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秘密社会”，其任务之一就是招募新成员以执行未言明的任务，这些成员必需彼此之间互不了解，但他们的计划从来也没有付诸实施过。
知识分子也被鼓动起来了。根据一个克格勃线人的报告，著名物理学家列夫·兰道[3]对官方为干涉匈牙利局势所作的解释提出了质疑：“你们怎么能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呢？我们会相信屠夫吗？他们毕竟是屠杀，邪恶的屠夫。”生物学家亚历山大·柳比什契夫[4]将匈牙利的暴乱归咎于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讲话：“他所做的比‘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还要过分。”当莫斯科党委书记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试图平息莫斯科地质勘探研究院一次局面失控的会议时，与会的多数人投票决定不让她打断他们的发言。当终于有机会讲话时，她努力安抚大家。（“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匈牙利的情况，对吗？你们的要求是很正当的。我们印发的材料太少了，这是我们的失误。”）她甚至好像对解散官僚主义盛行的共青团组织的要求也表示了支持。但是她一离开会堂，那些最积极的抗议者不是受到了惩罚，就是被抓了起来。
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家面包厂墙壁上的14幅国家领导人肖像被人乱划乱砍。塞普科夫（Serpukhov）的一名工人将赫鲁晓夫画像中的头部撕掉了。在12月5日呈送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弗罗尔·科兹洛夫引用一位工厂工人的话说，如果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这里也会发生与匈牙利相同的事情”。根据另一份官方报告，一位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厂的31岁设计师（也是一名党员）形容党的路线是“闭嘴，否则就把你抓起来”。他问道：“难道我们还没有从匈牙利的教训里汲取点什么吗？”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引用一位曾经去过法国的同事的话：“在那里人们认为宁死也不愿像我们现在这样活着。”
这样的抗议者毕竟是少数，也被孤立了起来，但他们造成的影响还是让最高领导层十分恐慌。12月19日，中央委员会批准下发给全国的党组织一份秘密信件，这份信件是一个由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委员会准备的。[5]在提到“敌意的聚众闹事”时，这份信件呼吁“无产阶级专政”就应“毫不留情地”“消除他们的犯罪活动”。然而当这份信件在党组织内进行传阅、讨论时却引起了更大的骚动。1957年初，有数百名示威者被判到劳改营服刑，最多的长达七年。在1957年的头三个月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接手了32起“反革命案件”，而在接下来的六个星期里，这个数字上升到了96起，其中很多是当地检察机关指控低级法院对罪犯的判决太仁慈了。“反革命罪犯”中包括手拿一张“反苏标语”的一名学生、一名在讲堂里“公开发表反苏声明”的学生以及一名在墙上张贴反苏传单的工人。这些都是根据臭名昭著的具有浓厚斯大林主义色彩的刑法第58条判决的。那些给报社写匿名信件的人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信件会被转交到克格勃那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赫鲁晓夫向世界吹嘘苏联已经没有政治犯前的短时间里。
赫鲁晓夫也得到了一些好消息。他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果（详细内容将在第13章里陈述）看作他外交政策的胜利。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处女地开垦运动带来了最高的收获记录。[6]不过，1956年12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不得不对新实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过高的目标进行修正，在此次会议上，赫鲁晓夫的门徒谢皮洛夫被开除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难怪赫鲁晓夫对苏联的农业省份进行了一次马不停蹄的视察，给这些省的党委书记颁发奖章（“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如此大规模地颁发奖章与勋章”，米库诺维奇在他195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其目的是想让他们知道他才是他们的主人，不是马林科夫，也不是莫洛托夫，他当时的做法就像美国政治家竞选一样，事实上，在1956年以后，他的确如此。
赫鲁晓夫一月的巡回视察发起了他的一轮反击攻势，包括一次激进的工业管理重组、一个赶超美国农业的全国性运动以及对艺术界作出新的姿态。他的目的是想展示他果敢、充满活力的领导才能，但结果却削弱了他的地位。
赫鲁晓夫于二月提议取消大部分的国家经济部委，代之以地区性的经济委员会。尽管苏联的经济规模小，结构也比较简单，但要想使位于莫斯科的部委来指导分散于11个时区的不同类型的企业，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此外，更为分散化的工业管理体制在核战争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不过，赫鲁晓夫的改革也是政治性的：掌控地区委员会的当地党委书记都是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被下放到各省的部长与计划人员（在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苏联社会，被下放的命运几乎比死还要糟糕）则是他的批评者的盟友。
赫鲁晓夫的方案也不乏支持者，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对此大加赞扬。不过，虽然中央各部委为了他们各自狭隘的利益不惜牺牲他们的工厂所在地的利益，但这种新制度培养了区域主义，使整个联盟的利益趋于淡化。如果问题单单是经济上的变化，那赫鲁晓夫也许会逐步采取措施，但是由于这种改革是政治性的，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因此赫鲁晓夫没有丝毫的拖延。在新的法令于5月10日实施前，他确实允许媒体进行了一次有限的“全国性讨论”。但考虑到变化的急剧性（设立了105个委员会，基本上是每个省份与每个地区都有一个，这差不多相当于将美国所有的州都换成了一套新的地区管理实体），这种转变让人觉得差不多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以及其他一些人表示反对。莫洛托夫坚持认为这一计划“准备不周”。卡冈诺维奇后来说：“赫鲁晓夫把一个本来不坏的想法搞糟了。如果不是想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贴上他‘是我想出来的’标签，那这个改革也许会收到一定的成效。”[7]当弗罗尔·科兹洛夫向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通报这项改革计划时，大家向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那些即将被撤销的部委里的员工怎么办？各部委建造的住房和公共服务设施怎么处理？企业主管和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具体措施提出了批评，但他们绝对不是针对整个改革方案的。不久，批评者就开始利用赫鲁晓夫自己喜欢的言辞方式——轶事与谚语——来攻击他。“曾经有一个名叫特里什卡（Trishka）的人，”南斯拉夫大使馆官员记得的一个故事如是说：“他有一件很好的带袖长袍，但他不停地修改长袍，想使其变得更好，结果这件长袍再也无法穿了。”在反对赫鲁晓夫的政变失败后，主席团成员福尔采娃谴责对经济地区化的批评是“厚颜无耻的行为”。不过她没有说当地区委员会“这种可以载入史册的事件”（谢皮洛夫后来如此称谓）开始时，她本人也吓呆了。“我是个经济学家，”谢皮洛夫回忆说：“我知道分散管理是必要的，但这必须经过周密的策划与组织。”谢皮洛夫记得福尔采娃如此问道：“我们该做点什么？我们任命一些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来领导这些委员会，所有的决策都是凭一时的冲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5月22日，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保证苏联将在未来的几年内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上超过美国。这是一种布尔什维克式的信念，认为社会主义能在数十年内取得资本主义国家用了数个世纪才实现的成就。由于苏联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实现集体化与工业化的，那么肉和牛奶还能有什么问题呢？然而，虽然布尔什维克传统上的吹嘘只是一种虚张声势，但赫鲁晓夫却证明了这是无法实现的承诺。
农业上新近取得的成功使他深受鼓舞：自从1953年以来，肉类的产量已经增长了162%，牛奶产量增长了105%，谷物产量增长了189%。（但是为什么会像赫鲁晓夫所认为的那样，这种增长一定会持续下去呢？即使如他们所愿的那样能一直持续增长，那美国也不会原地踏步。）在对美国中西部进行了为期40天的考察后，苏联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马茨科维奇证实了赫鲁晓夫的想法，美国农业繁荣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因为有大型的农庄、有事业心的农庄工人以及广泛种植玉米。美国人对苏联农业抱负的嘲讽进一步刺激了他们。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对他的听众们讲述了1953年“我们的敌人是如何饲养奶牛的”，现在是对美国提出挑战的时候了，“在美国面前，所有的国家都战战兢兢，生怕冒犯他们”。
赫鲁晓夫此前就已经不厌其烦地谈论过在“几年”或“很短的时间内”赶上美国。在列宁格勒，他实际上还是如此，不过他开始谨慎起来。他说，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苏联得使其1956年的肉产量增长3.2倍，但他没有说明这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后来，他又出现了在激动之下无法克制自己情绪的情况：如果苏联农民下定决心，“我们到1960年就能在人均肉产量上赶上美国”。
这种预言像是得到了整个主席团的认同，而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信口开河。赫鲁晓夫的经济学家也曾提醒过他，对此他也乐意承认：“我就我提到的在食品产量方面何时能赶上美国咨询过经济学家。我可以私下告诉你：他们交给了我一份报告，他们在这份报告上都签了名，有的人甚至还印上了印章。这份报告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能将肉产量逐步增长3.2倍，那么到1975年我们就能赶上美国！（一阵笑声）对不起，经济学家同志们，如果我触动了你们的痛处。”
赫鲁晓夫承认，“从纯粹的算术角度来看”，经济学家们说得没错，但他们不了解苏联人民能否做到这一点。“有时候，人在突然迸发之下是能超越自己的能力所限的。让我们的对手看看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做到什么吧。”让怀疑分子看看卡里诺夫卡的景象吧。如果大部分农户都能跟上其所在村庄那非同寻常的发展步伐，“那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批评者对赫鲁晓夫的这种冲动进行了攻击。卡冈诺维奇说：“后来他遇到我们时都带着一种发明了伟大思想的人的自我得意的微笑。”当主席团成员提出与他的声明不符的统计数据时，赫鲁晓夫“勃然大怒，示威性地挥舞着他那小小的拳头，但是对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也无力反驳”。根据当时赫鲁晓夫的盟友阿历克赛·柯西金的说法，“莫洛托夫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材料，以说明没有人——无论是共产党、人民，还是农业领导人或农民——他们都没有能力在肉产量上赶超美国”。不过，赫鲁晓夫并没有退缩，而是在接受CBS电视台采访时大讲他的承诺。在被告知美国专家认为这种预测不切实际时，赫鲁晓夫只是退一步承认，赶超美国可能会到1961年，而不是1960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开玩笑地说：“我们也不会感到很伤心，我们的人民不用对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怀恨在心。”
到1991年解体时，苏联离实现赫鲁晓夫的预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主席团的议事日程上，语言学根本不可能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由于要坚决控制知识界，苏联领导人对文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斯大林去世后，所谓的解冻就已经慢慢开始了，但获得巨大的动力还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以后。资深评论家马娅·图罗夫斯卡娅[8]回忆说，在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漫漫长夜后，在此期间像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9]这样伟大的艺术家都遭到了集体迫害，“赫鲁晓夫和第二十届党代会的到来是知识界心灵的重大节日”。伊尔亚·爱伦堡的小说《解冻》和其他一些作品里都包含着对统治精英们的尖锐批评。针对墨守成规官员们的批评并非鲜见，尽管这些官员以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前时代的遗老，但他们现在却代表着苏联的社会制度。当局刚开始好像还鼓励批评意见，但后来就转向了重新掌控的道路，攻击敢说真言的作者，解聘编辑。赫鲁晓夫在起初的小冲突中还是有所克制的：仍然需要巩固他的权威，因此赫鲁晓夫很显然对自己卷入文化事务一事还是思忖再三的。在乌克兰，赫鲁晓夫既是艺术的积极扶持人，也是艺术灾难的策源地。到了莫斯科，他所起的作用还是如此。不过，他对与艺术家和作家们在一起仍然感到不自在，特别是在大型集会上，因为尽管他能够对他们颁布法令，但在这样的集会上他得接受他们的评判。由于他坚持意识形态内的思想原则，而艺术家和作家对此则有着天然的抵制情绪，因此常常会出现场面比较紧张的情况。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的这种反抗不仅是对党的路线的挑战，而且也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与“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间的冲突使得他难以压制心中的愤怒，无法在言语上顾及体面了。他在这种场合下的言辞往往使听众除了感受到他的怒气外无所适从，这也损害了他的形象。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刺激了自由主义作家。在1956年新出版的作品中有一部是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10]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说的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工程师如何被冷酷无情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1956年11月《莫斯科文学》出版了，这是一部集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和社会评论于一身的文学年鉴。该年鉴的编辑之一，玛格丽特·艾利格尔[11]创作的一首诗嘲讽了“新苏联人”的形象。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12]的长诗《济马车站》向年轻一代揭示了“去斯大林主义”的巨大影响。
党内主管文化事务的负责人试图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但数十年来第一次，作家们拒绝唯命是从。在1957年3月莫斯科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包括杜金采夫和艾利格尔在内的几名作家敢于说出当局所认为的“无法容忍的批评意见”。虽然赫鲁晓夫正越来越向斯大林主义回复，但他对加入压制文学界还是有所犹豫的。毕竟，他的“秘密报告”为他在受到斯大林主义者攻击时赢得了知识界的支持。不过，如果这些桀骜不驯、思想活跃的作家成为他的支持者，那他也就用不着再去找什么麻烦了。（麻烦会自动找到他的头上。——译者）于是，他于5月份加入了对知识界的压制行动。
当党的领导人与作家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在1957年5月13日见面时，他们无法确定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但还是心存“希望”。维尼亚明·卡夫宁[13]回忆说：“赫鲁晓夫也许会支持文学界的‘自由’倾向。”他们的见面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本身已经能说明党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极端重视了。赫鲁晓夫最后发言，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讲话中的照本宣科部分是凭想象得到的：某些作家“片面而错误地理解了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批评的本质”，把它理解成“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加区分地一概否定”；杜金采夫的小说尽管“某些章节写得很有力度”，但“其思想基础是错误的”；《莫斯科文学》中包含着“意识形态谬误的”的作品。不过在卡夫宁看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即兴发挥部分与他的主题思想“并不很连贯”：“他一开始就宣称我们人很多，而他只有一人，我们写了很多书，但他没有读过，因为如果读了这些书的话，他可能已经‘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在讲话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名妇女，不是俄罗斯人，赫鲁晓夫说她曾在基辅欺骗过他。就在她之后，会议出现了对苏联处置匈牙利事件的猛烈抨击，赫鲁晓夫补充说他曾命令朱可夫在三天之内平息那里的暴乱，但朱可夫只用了两天的时间。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到了‘裴多菲圈子’，并将其比做某些想‘极力否定苏联文学’的作家。”
在赫鲁晓夫作长篇演讲期间，马里埃塔·沙吉尼安[14]，一位年迈的具有亚美尼亚血统的作家，在大革命前主要是写作印象派的色情作品，之后成为斯大林主义畅销书作家，她手拿助听器走向主席台。她的出现扰乱了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因此赫鲁晓夫很生气。当她大声质问为什么亚美尼亚没有肉吃时，赫鲁晓夫更加生气了。“你说没有肉吃是什么意思？”他喊道：“没有肉？为什么就在这个会议室有……”这时，赫鲁晓夫指向一位身材肥胖、明显是养尊处优的亚美尼亚官员。但沙吉尼安还是不愿退让。几天后，有人听到赫鲁晓夫称她是“那根亚美尼亚香肠”。
赫鲁晓夫的听众都对他的这种举动大感吃惊，也许也为他感到难堪。在这样的场合下，他通常会感到自己无力应付。他同时还受到了保守派作家与文化官员的操纵，如果文学自由主义者得不到惩罚，他在他们面前就会名誉扫地和威望大失。他们最好的武器就是利用赫鲁晓夫的好恶来激怒他，从而反对他们的敌人。如果他们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能让赫鲁晓夫感到难堪，那就再好不过了。米高扬努力想解释“杜金采夫的小说只是想证实赫鲁晓夫自己的看法，但仍无济于事。赫鲁晓夫认为这个小说是造谣中伤，要想说服他改变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文学》是一部两卷本的巨著。赫鲁晓夫的助手伊格尔·切尔诺茨安说，他对莫斯科作家联盟主席谴责说这是“一部恶毒、有害的小册子”，这表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从来没有瞧过”这部年鉴。根据剧作家尼古拉·普高丁[15]的说法，这个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好朋友和奉承者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因为他对他的作品被攻击为“不具争论性，太肤浅”大为恼火，于是对年鉴进行谴责。科尔奈丘克“从来不会忘记或是原谅这样的事情”，普高丁告诉切尔诺茨安说：“他在怂恿赫鲁晓夫时唯一忘记说的事就是这本‘小册子’长达几百页，但没有人能设法改正赫鲁晓夫的这种错误印象。”m4_13[16]
赫鲁晓夫有点意识到他是这起假情报的目标。在《莫斯科文学》事件上，他向切尔诺茨安道了歉。“我想我是冒犯了你，”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那本‘小册子’是两卷本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只是小事。让我们想想如何才能使所有这些文学形式都能繁荣起来。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斯科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召集起来，下周日到郊外的别墅去呢？让他们四处逛逛，钓钓鱼，然后我们再在阳光明媚的露天里吃点东西。接着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根据赫鲁晓夫的设想，这场在五月莫斯科郊外的快乐春游是一种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陪伴下的契诃夫式的野餐。有三百位左右的客人“划船去了”，阿朱别伊说：“而在树荫婆娑的林间空地上，除了冷饮外，桌子上摆满了食品，等待客人们享用。午餐是在帐篷里用的。青草的芳香和可口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让他们的讨论得以愉快地进行，但接下来的却是尖刻的话语。很多著名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都发了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他们倒出来的苦水越多，赫鲁晓夫就变得越恼火。”
有几种叙述都说他喝醉了，但他也许是情绪激动，而不是酒精过量所致。他努力做到公平无私，他甚至批评旧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是“粉饰太平”，但他也再次责备了《莫斯科文学》，然后是令人厌恶的诗人玛格丽特·艾利格尔。“你除了是个意识形态的破坏者外什么都不是！”赫鲁晓夫喊道，“你只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子裔！”
“你在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瘦小孱弱的艾利格尔回答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名共产党员。……”
“你撒谎。”赫鲁晓夫打断她的话：“我不信任像你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在他们言语交锋的过程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原来一阵倾盆大雨差点将帐篷压倒。虽然警卫人员没有让领导人淋湿，但很多客人都成了落汤鸡。不过雷电过后，赫鲁晓夫愤怒的情绪仍然没有平息下来。此时，甚至连莫洛托夫的脸色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明快。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耳语了些什么，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气愤而无话可说的艾利格尔离开了帐篷，除了作家瓦伦丁·奥维奇金[17]外，所有的人都躲避着她，唯恐不及。
切尔诺茨安认为造成这次争吵的罪魁祸首有科尔奈丘克、列昂尼德·索布列夫[18]（他不久成为特别反动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家联盟的负责人）以及尼古拉·格里巴乔夫（[19]另一个卫道士作家，赫鲁晓夫认为的美学专家）。不管是谁怂恿的，反正赫鲁晓夫的行为为他的克里姆林宫批评者提供了反击的弹药。莫洛托夫指控赫鲁晓夫粗野地威胁“要将艾利格尔碾成粉末”并非出于他对她的仰慕。实际上，他内心更感不快，因为赫鲁晓夫“当着所有这些人的面宣称他和我之间存在分歧。我对此特别不高兴，因为他讲话的场合是一次非党内的聚会”。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也利用此事攻击他。“他的讲话没有记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回忆说：“如果要记录的话，没有哪个速记员能将他所有的话都记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声称：“这一无与伦比的演讲艺术经典”也许部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20]在米高扬看来，主席团内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在与作家们见面后变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了”。
引发“六月政变”企图的当然不是赫鲁晓夫对作家的威逼，但这对赫鲁晓夫的事业也没有起到任何的帮助作用。他后来将对他行为的批评看成是为了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借口而已”，没有给予理睬。不过，尽管三名共谋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确实是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其他五人（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则没有那么顽固，由于赫鲁晓夫那令人捉摸不透的火爆脾气，甚至他的支持者也差一点抛弃他。
莫洛托夫策划针对赫鲁晓夫的政变不足为怪。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自从1954年以来他就“一直反对”赫鲁晓夫，特别是在1955年7月的公开冲突后，1956年和1957年他们的冲突就更加尖锐了。被赫鲁晓夫指称为这起阴谋的“意识形态主谋”，莫洛托夫在很多领域反对赫鲁晓夫的提议，特别是在威胁到他的信仰和生命的“去斯大林主义化”运动中。
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认为他是这个集团的“磨刀人”——当然有特别的理由憎恨这位他原来的门生，现在赫鲁晓夫已经凌驾于他之上了。但他和莫洛托夫也是“对立的”，他们以前的政治局同事安德烈·安德烈耶夫回忆说：“莫洛托夫不能忍受卡冈诺维奇；在中央委员会共事期间，他们就一直相互憎恨。”至于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说他是这起政变的主要“组织者”——他对莫洛托夫也没起什么作用，甚至在莫洛托夫1955年1月与赫鲁晓夫一道搞倒他之前就是如此。“卡冈诺维奇总是对马林科夫十分不满，”安德烈耶夫说：“他总是怀疑马林科夫要将他扫地出门。”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相比，马林科夫对赫鲁晓夫的政策更为支持，但他相信除了对赫鲁晓夫采取行动外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去除他们，他们就会将我们扫地出门。”据称他对萨布罗夫这么说。赫鲁晓夫当时正谈论秋天扩充主席团的事，这好像预示着他要进行清洗。这导致马林科夫催促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抓紧时间采取行动。
伏罗希洛夫并非真正起作用的人。虽然仍是国家元首，但他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领袖，并没有受到别人的重视；或者就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他能在接受伊朗新任大使的外交文书时侮辱伊朗国王。“我们有沙皇，”据称他告诉这位大使说：“我们有尼古拉二世，人民将他推翻了：没有他们，我们照样做得很好。”[21]除了他手上沾染的血腥外，能将他拉入政变阴谋中来的就是赫鲁晓夫嘲弄他的方式。“他责骂与他意见不一致的同志。”伏罗希洛夫后来坚持说。谢皮洛夫回忆说，伏罗希洛夫是最早向他抱怨赫鲁晓夫的人之一。“小鸽子，”伏罗希洛夫对谢皮洛夫说：“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此人的侮辱！”
布尔加宁也不是个天才。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轻蔑地告诉米库诺维奇说：“苏联的总理职位不是为白痴准备的。”布尔加宁留着修剪整洁的胡须，“看上去文质彬彬，待人和蔼可亲”，戏剧明星加里娜·维希纳夫斯卡娅[22]回忆说。因为布尔加宁曾在无数的场合厚颜无耻地追求过她，包括有一次在布尔加宁的生日宴会上，来祝贺的领导人“肆无忌惮地大声嚷着”，大家喝得“大醉”，“奉承布尔加宁，一再称他是‘我们的秀才’，因为他们知道他喜欢这样”，他们还回忆起了30年代，好像30年代是苏联的黄金时代似的。除了厚颜无耻地玩弄女性与酗酒成性外，布尔加宁总是不断地出丑，这让赫鲁晓夫很恼火。在1955年加尔各答的招待会上，他将自己视做甘地和列宁。1956年布尔加宁又过早地称铁托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我们为此对他进行了批评，”赫鲁晓夫说：“对此他一直怀恨在心。”在关系难以处理的芬兰——芬兰人一直记着与苏联的战争——布尔加宁声称他访问的农场可以作为一个绝好的军事观察站。“我差点气蒙了，”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说：“‘听着，’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他告诉我说我是个老百姓，而他是名军人。‘你是个什么样的军人？’我说：‘你在讲话前得三思。正如那句老话说得好，在上吊人的家里不要提到绳子。’”
将布尔加宁推到国家元首位置上的是赫鲁晓夫，毫无疑问，他这么做部分是出于通过比较使自己显得更加突出。布尔加宁对赫鲁晓夫的嘲讽感到不满，但他不敢公开反对。他原来与这些政变策划者关系并不密切（他事后也如此宣称），但随着他心中的怒气不断积累，他与他们走得越来越近了。布尔加宁参与了他们的策划后，这起阴谋才有了实施的可能。毕竟，他领导着苏联政府，列宁和斯大林都曾担任过这一职务，他的办公室能够获悉发起政变阴谋所必需的资源与信息（包括有关赫鲁晓夫活动的情报）。“如果布尔加宁没有参与其中，”赫鲁晓夫后来说：“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也不会。”
萨布罗夫与别尔乌辛从来都没有与赫鲁晓夫走得很近，作为中央工业部门的管理者，当赫鲁晓夫计划进行经济地区化改革时，他们觉得受到了威胁。根据别尔乌辛的说法，他是于5月20日第一次被他们拉入其中的，也就是与作家和艺术家们野餐后的第二天。他当时具有的特别优势是很多人向他申诉过心中的冤情。萨布罗夫则是慢慢转变过去的。布尔加宁于5月初抱怨说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正在监视主席团成员。差不多就在同时，马林科夫提醒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要搞倒他，他亲自给萨布罗夫打电话。就像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的全体会议上对萨布罗夫所说的那样，只是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那些邪恶的人才将你拉下水的”。
切尔诺茨安称谢皮洛夫“有教养，为人体贴，谦和”。谢皮洛夫自己也吹嘘说他能记得差不多十多部歌剧，并能将它们都唱出来，“包括合唱、女声与管乐部分，我能唱得很富节奏，非常精确，没有错误”。通过提拔谢皮洛夫进入更高的职位（依次从《真理报》主编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再到外交部长），赫鲁晓夫显示了他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不过谢皮洛夫渊博的学识也让赫鲁晓夫不时地意识到自己的缺陷。谢皮洛夫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十分谨慎。根据切尔诺茨安的说法，他“为了取悦赫鲁晓夫，尽量避免单独作出与文学有关的评判”。在1955年与铁托共进午餐时，赫鲁晓夫几次要谢皮洛夫证实他刚刚说过的事件。“谢皮洛夫会放下餐巾，”米库诺维奇回忆说：“从餐桌边站起来，好像作正式报告似的回答说：‘正是如此，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然后再坐下。我觉得谢皮洛夫的这种举动很不平常，赫鲁晓夫对此的容忍也显得很特别。”
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特别（谢皮洛夫是赫鲁晓夫拉入其羽翼之下的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十分亲密。他们两人在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和主席团里都共过事，谢皮洛夫和他的家人至少去赫鲁晓夫的别墅里度过一次周末。赫鲁晓夫莫非是在培养一个未来的政治接班人，好像有这种可能，那么谢皮洛夫的背叛对他的伤害就更大了。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再也没有信任过这种学识渊博的密友，尽管他现在更加需要他们的帮助。“‘学者’谢皮洛夫所起的作用是多么让人恶心，”赫鲁晓夫在政变失败后的全体会议上气愤地说：“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我的缺点就是不断把谢皮洛夫扶上高位。”
根据谢皮洛夫的说法，他“爱上”了赫鲁晓夫朴素、民主的性格。但到1957年时，他在他的笔记本里记录下了赫鲁晓夫对同事的抱怨以及同事们对他的不满。“所有卑鄙龉龊的事情”都是赫鲁晓夫如何一五一十地“私下”告诉谢皮洛夫的。在政变企图失败后，赫鲁晓夫的盟友阿里斯托夫称谢皮洛夫是个“政治妓女”：“你应该能看出他在主席团会议上发言时的那种挖苦讽刺与玩世不恭，他的那种自高自大：就像个教授似的，像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诽谤别人不留丝毫的余地，也不讲任何良心。”在6月18日发起政变后，谢皮洛夫的笔记本上清楚地记载了甚至赫鲁晓夫公然的盟友对他的看法。谢皮洛夫是“那种讨厌的家伙，他能记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的任何事情，然后在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些东西拿出来”，列宁格勒党委书记弗罗尔·科兹洛夫说。“你知道他说什么了吗？”赫鲁晓夫后来问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埃及记者，“他说和芬兰总统会面时，我在挠腋窝，好像入侵芬兰的是一支跳蚤部队。……”
政变失败后，无休止的官方谴责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参与其中的谢皮洛夫”列为主要的策划者。谢皮洛夫显然是在最后时刻才加入其中的，卡冈诺维奇的别墅就在他家的附近，卡冈诺维奇几次邀请他到树林里散步，向他保证说他们已经有了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支持。一旦加入其中，谢皮洛夫就开始集中精力对付他原来所保持着的脆弱的心智。“这一切都得追溯到赫鲁晓夫所受的教育太少，”很多年后谢皮洛夫回忆说：“虽然他的头脑很机敏。赫鲁晓夫代替知识与论证的是他惯常运用的方法‘我能嗅出事情该怎么办’。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就像谢皮洛夫在另外一个场合所说的那样：“没有知识的人是不能管理一个国家的。”
“你已是所有方面的‘专家’——从农业到科学再到文化。”谢皮洛夫在政变发起后的一次会议上斥责赫鲁晓夫。谢皮洛夫接受过多少年的教育？赫鲁晓夫质问道。谢皮洛夫从中学毕业后在大学里学习了四年，然后又在红色教授研究所里呆了三年。
“而我，”赫鲁晓夫说：“我的学习时间就是两个冬天，我父亲用两普特[23]土豆交的学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假装什么都知道呢？”
谢皮洛夫回忆说，这时“赫鲁晓夫说他从来没有想到我能说出这样的话，他把我的话看做对他的背叛”。
关于不久前发起政变的八人帮（其中七人构成了主席团正式委员里的多数）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与谢皮洛夫一样，朱可夫元帅只是候补委员，但他在逮捕贝利亚时发挥过作用，在赫鲁晓夫1957年的胜利中他再次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在政变失败后对阴谋者的攻击中，朱可夫是最为激烈的。这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私下里曾是赫鲁晓夫最尖锐的批评者。在1956年5月克里姆林宫接待来访的西方国家空军军官的招待会上，好像略显醉意的赫鲁晓夫将英国和法国称为二流国家。“朱可夫和其他苏联政要很反感，”美国大使查理·伯伦后来写道：“他们公开说这种议论不合适。”在赫鲁晓夫离开后，朱可夫告诉伯伦说：“你不用听他的那一套，这里的事情就是这样。”
马林科夫在得知朱可夫的态度后想将他召集进来。“是结束赫鲁晓夫的时候了。”布尔加宁对他说。谢皮洛夫从1941年起就认识朱可夫，他将朱可夫看做领导层里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之间唯一意见不合的事情就是对赫鲁晓夫的看法，特别是在谢皮洛夫因为赫鲁晓夫的“直率和平易”而被“提拔”进主席团时。“1957年春天，”谢皮洛夫坚持说：“朱可夫曾经在碰面时说过我们得在一起谈谈。他说赫鲁晓夫把持的权力太大了，集体领导已经名存实亡。我们是在外面散步时谈论这一话题的；别墅、公寓、汽车——这些地方都有监听装置，这每个人都知道。”[24]
谢皮洛夫对赫鲁晓夫的门徒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也进行了指控，别尔乌辛在政变后的全体会议上也曾这么做过。福尔采娃实际上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因为她指责谢皮洛夫“一再重复那种私下里的谈话（可能也包括她自己），他那种夸大的说辞就是为了让大家彼此猜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差不多拉拢了主席团五名候补委员中的三个（朱可夫、福尔采娃和谢皮洛夫），与他们占多数的正式委员一道举事。如果力量平衡发生了如此的变化，那赫鲁晓夫几乎肯定会失去苏斯洛夫的支持，苏斯洛夫在政变的前后都证明自己是个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米高扬是他唯一的保护人。除此之外，米高扬本人可能也处于犹豫不定之中。别尔乌辛在这个问题上的证词当然值得推敲，不过赫鲁晓夫对他也持怀疑态度。他后来告诉米库诺维奇说，米高扬在得知最后的结果前都保留他最后的立场，“如果事情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米高扬在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可能就会有所变化，以适应这种事态的发展”。
事实上，米高扬对赫鲁晓夫是有疑惑的——他“喜欢走极端”，“没有自制力”，发起火来“就像坦克一样”横冲直撞——不过他也认为赫鲁晓夫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他能“快速领会和学会”，“矢志不渝地追求他的目标”，并“有足够的勇气”。米高扬回忆说，导致他于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的是“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伏罗希洛夫对揭露斯大林感到不满。如果他们占了上风，那我们党和社会的去斯大林主义化进程可能就会延迟”[25]。
差点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这帮人模仿了他当年对贝利亚所采取的策略。在三要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停止了他们之间的内部争吵后，他们开始抵制赫鲁晓夫提出来的哪怕是不太重要的提议。当6月10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还在芬兰时，他们攻击了赫鲁晓夫在奥地利购买造纸工业机械的提议。五天后，他们在另一起贸易事务上取得了胜利，据称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但还是未能左右当时的局势。
赫鲁晓夫的对手绝非胆小怕事之辈，他们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争斗，而且大多数还取得了胜利。如果他们也能赢得此次斗争，那么留给那些拒绝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人的只有悲哀了。虽然具有说服力的召集者也有担心，但他们还指望遵守党的章程原则——不是那种中央委员会据此选举主席团及其第一书记的章程，而是政治局任命自身领导人的做法，其结果是中央委员会成为“橡皮图章”。一旦赫鲁晓夫的对手在主席团内形成多数，那中央委员会可能也会效仿。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希望赫鲁晓夫能主动退让，就像他们在1955年所做的那样，即使他控制着党的组织机构，以及通过谢罗夫和朱可夫分别控制了克格勃和武装部队。
他们计划于6月18日收网。为了麻痹赫鲁晓夫，他们召集了一次部长委员会的主席团会议，多数党的领导人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但赫鲁晓夫不是，表面上是为了讨论领导层所计划的当月底的列宁格勒之行。[26]会议开始后，主持人马上宣布这是一次党的主席团会议。由于这种伎俩对贝利亚也采用过，因此赫鲁晓夫如何会没有觉察呢？难道他没有看出风暴即将来临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他实际上是故意让他的对手们进行最后的摊牌，然后好将他们一网打尽呢？
1957年2月，雅罗斯拉夫尔省党委报告了一起谣言，即“赫鲁晓夫同志将被任命为农业部长，而马林科夫同志将成为党的第一书记”。莫斯科一个部里关于“最近党和政府最高层里的人事变动”的闲言碎语也传到了中央委员会。克格勃肯定听到了有关这起政变阴谋的风声。当他的批评者停止了争吵，开始以投票方式抵制他的提议时，难道这还没有给赫鲁晓夫敲响警钟吗？难道他儿子婚礼上发生的事情也让他无动于衷吗？
谢尔盖·赫鲁晓夫的婚礼于6月16日举行，当时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出席了。谢尔盖回忆说，他父亲不可能不对他即将举行婚礼“进行鼓噪”，一旦他提起了，按照俄罗斯的风俗，他的主席团同事们“就得出席，以示祝贺”。让尼娜·彼得罗夫娜感到麻烦的是，他们别墅里的大餐厅不能容纳这么多人，因为参加婚礼的还有这对新人的一些亲戚朋友，于是走廊里也摆上了桌子。马林科夫的举动让谢尔盖大吃一惊：他们来得很晚，脸色阴沉，与过去他给的豪华礼品——当谢尔盖上大学时，马林科夫送给他一套装在装饰精美的木盒里的绘画工具，以及后来送给他一架精致的放大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次马林科夫只送了一台廉价的闹钟，上面有一头大象的图案。尼基塔·赫鲁晓夫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也许情有可原，但其他人不会。当他用言语刺激布尔加宁时（已经是赫鲁晓夫醉意朦胧的讲话的尾声，他的讲话主要是称赞他自己的母亲），这位总理先生“十分生气。他简直是暴怒了。他开始叫嚷他不会让什么人把他关起来，对他发号施令的，还说这一切不久都要结束”。朱可夫回忆说，婚宴一结束，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布尔加宁就明显地带着情绪离开了，他们驱车到马林科夫的别墅去了。
赫鲁晓夫原来的助手与盟友皮奥特里·德米契夫坚持认为他知道即将要发生的政变。“是谁告诉他的很难说，但他肯定已经觉察出来了。早在5月1日，党的积极分子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聚会，布尔加宁是正式的主持人，当时反对赫鲁晓夫的情绪就已经很明显了。赫鲁晓夫肯定有所警觉，毕竟他是个敏感的人。”是吗？他最不愿意相信的事情就是他孜孜以求的权力与荣耀会被别人剥夺。
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去参加部长委员会会议时，他正在列宁山的别墅里吃午饭。起初他不想参加（就像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将他从皮聪大召回莫斯科时一样），说列宁格勒之行的事务已经确定下来了，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还是来到了克里姆林宫。主席团11位正式委员中的8个都在场。赫鲁晓夫的门生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当时正在基辅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讲话。他讲话一结束就被告知立即飞回莫斯科。萨布罗夫当时在华沙，他借口家里有事马上就离开了。正在莫斯科郊外度假的苏斯洛夫也立即赶了回来。七个候补委员中，谢皮洛夫、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和尼古拉·什维尔尼克[27]在场。一个小时后，朱可夫从莫斯科市区外的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区回来了；科兹洛夫和穆赫脱迪诺夫稍晚一些也分别从列宁格勒和乌兹别克斯坦赶了回来。由于开始时召集的是部长委员会会议，因此缺席的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贝尔雅耶夫[28]、波斯彼洛夫和书记阿里斯托夫（他当时生病在家）。[29]
马林科夫首先发言，他提议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言行。为了鼓励大家开诚布公，他要求由布尔加宁，而不是赫鲁晓夫来主持会议。（迂腐的莫洛托夫后来补充说，赫鲁晓夫从来都不应该以首要的身份主持主席团会议，因为列宁、李可夫、莫洛托夫本人和斯大林都是作为政府首脑主持政治局会议的。）我们可以想象赫鲁晓夫当时的反应。当朱可夫赶到会场时，马林科夫还在浑身颤抖，同时用手猛击绿布覆盖的会议桌，使得朱可夫的水杯都跳了起来。赫鲁晓夫和米高扬是唯一反对马林科夫提议的两人，但他们没有获得多数票的支持。
由布尔加宁主持会议，这本身就意味着赫鲁晓夫事实上的被降职，于是他的对手们向他发起了刻薄的攻击。马林科夫叙述了他“一个又一个错误”。伏罗希洛夫称赫鲁晓夫“令人无法忍受”，并要求解除他的党的第一书记职务。卡冈诺维奇将赫鲁晓夫坚持要求重新审查30年代的公开审判与他1923年和托洛茨基主义的瓜葛联系起来。“其他人可以发表意见，但你得保持沉默。”卡冈诺维奇斥责道。这让赫鲁晓夫怒不可遏，“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再听你胡说八道。”莫洛托夫也加入了攻击的行列，布尔加宁和别尔乌辛则是火上浇油。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米高扬努力想让赫鲁晓夫克制住自己，并收到了部分成效。虽然赫鲁晓夫拒绝接受大多数指控，但他还是承认了一些，甚至承诺将改正他的错误。他和米高扬采取拖延战术，要求会议延迟，直到所有的正式和候补委员以及所有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都到场。于是他们将会议推迟到第二天。不过，赫鲁晓夫也有点害怕了。当天晚上他来到布尔加宁的一个大使馆招待会时，赫鲁晓夫看上去“心事重重，甚至有点沮丧”。当天晚上，乌克兰党委书记基里钦科已经开始为他主人好像注定的失败做准备了：“这样你可以居住在乌克兰。我们会为你准备一套公寓和别墅。”赫鲁晓夫的助手谢甫琴科回忆说：“他浑身颤抖，简直要发疯了。”还有人看到他流泪了。[30]朱可夫后来写道，赫鲁晓夫恳求他的“挽救”，答应如果他能救他，“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赫鲁晓夫也不是没有支持者。尽管有着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但苏斯洛夫就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之一，显然米高扬向他保证过赫鲁晓夫最后会赢得胜利的。除了朱可夫，赫鲁晓夫的门徒，像基里钦科、勃列日涅夫和福尔采娃，他们也支持他们的保护人。当萨布罗夫那天凌晨两点从华沙赶回来时，米高扬立即给他打去电话，两人于第二天见了面。不过，萨布罗夫还是加入了敌方的阵营。赫鲁晓夫给布尔加宁打电话说：“好好想一想，我的朋友。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吧。……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原因把你拉下水的。……与他们分道扬镳吧。”给布尔加宁打电话的并非赫鲁晓夫一人。“尼古拉，”马林科夫对布尔加宁说：“坚持住！做个言而有信的人！不要屈服！”[31]布尔加宁当时真的没有屈服。
当19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进入主席团会议厅时，两人开始争夺主席的位置，最后主席团正式委员们以七比四的投票结果才解决了这场僵局，布尔加宁赢得了胜利。将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计算在内，赫鲁晓夫在总人数上占多数，13比7，但只有正式委员才有表决权。马林科夫和他的同盟者继续第一天的闪电攻势，但他们遭到了回击。卡冈诺维奇嘲讽赫鲁晓夫以各种浪费的名目“在全国范围内东游西荡”。候补委员什维尔尼克称他们这些叛乱分子为“反党集团”，这种称谓决定了30年代“分离主义者”的命运。党的领导集体中的大多数怎么能是“反党”集团呢？卡冈诺维奇质问道。在他们的斗争中，当卡冈诺维奇斥责勃列日涅夫和其他年轻的同事竟敢公然藐视他们的长者时，勃列日涅夫晕倒了，慢慢地躺倒在地板上，警卫人员将他抬了出去，旁边房间里的医生使他苏醒过来。
那天一整天，反对赫鲁晓夫的多数立场都很坚定。当主席团会议休会时，他们都拥到了布尔加宁的办公室里，他们仍然占据着上风，但当天晚些时候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布尔加宁看上去面色严峻。米库诺维奇从来没有见过他“情绪如此糟糕，简直顾不上什么礼节了，好像随时想跟人吵架似的”，而赫鲁晓夫好像“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努力“装出心情轻松的样子，不过有时还是流露出心中的焦虑”。布尔加宁遇到的问题是，如果不能马上取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失败，因为这场斗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就越有时间给处于动摇状态的政变分子施加压力，并动员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因为主席团在理论上应该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当天晚上，双方都进行了疯狂的力量调遣。米高扬和朱可夫敦促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回头是岸，以免船沉人亡。赫鲁晓夫的助手起草了一封由20名中央委员会委员签名的信件，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格勃和军方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的忠实支持者准备将中央委员会委员运送到莫斯科来。他们准备了一架包机去接奥伦堡党委书记根纳季·沃龙诺夫。穆赫脱迪诺夫接到消息时正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山谷视察饲养绵羊的情况。他们出动了大批的紧急飞机，迎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克里姆林宫中央委员会委员。这就好像是一场“抢收运动”，赫鲁晓夫的助手谢甫琴科回忆说。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托洛茨基式的行动”，卡冈诺维奇后来坚持说，“而我们却严格遵守党的原则，希望维护党内的团结”。当然，卡冈诺维奇在30年代践踏过党的原则，不过赫鲁晓夫也没有遵守，他的对手们没有任何的紧急计划，在主席团外几乎没有什么支持力量。毕竟赫鲁晓夫任命了很多地方党的官员，他们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主体力量。
到6月20日时，“反党集团”已经开始退让了。放弃了解除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他们提议以后根本不设党的第一书记这一职位。到下午晚些时候，已经有87位中央委员会委员聚集到了莫斯科；加上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他们在130名正式委员中占据了107人。下午6点，他们中的20人向主席团会议厅递交了一份由57名委员签名的请愿书。赫鲁晓夫当然乐于接纳他们，但他的对手们却因为失望和愤怒而大发雷霆。“这就像炸弹爆炸了一样。”朱可夫后来说。由科涅夫和莫斯卡连科元帅和高尔基省委书记尼古拉·伊格纳蒂耶夫率领的代表团引起了委员的抗议，认为他们“被坦克所包围”，但后来这起到了“平定人心”的作用。经过一个小时的争论，主席团派出了一个小组，出去与代表团谈判。在走廊里，伏罗希洛夫用手指戳着亚历山大·谢列平的胸口，喊道：“我们是不是还得对你作出解释，你这个家伙？你还是先回去学会如何穿好长裤子吧！”但至此伏罗希洛夫的愿望已经差不多落空了。在休会前，主席团同意第二天下午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全体会议于6月22日下午两点钟开始，一直开到6月28日才结束。然而从一开始，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就被击败了。一些人进行了反击，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的，但多数人很快就屈服了。到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时，只有莫洛托夫一人拒绝投票承认最终的失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全体会议是虎头蛇尾的。但由于赫鲁晓夫利用斯大林的犯罪问题来瓦解他的敌人，因此这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苏联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相比较而言，赫鲁晓夫1956年的“秘密报告”只是揭开了薄薄的一层外表。在此次会议上，发言者列举了被谋害者的数量，并提出了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的人。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都竭力想保全自己，但他们的狡辩只能激起赫鲁晓夫的愤怒。
与党的章程相悖，主席团里的少数（即亲赫鲁晓夫的委员）甚至在没有向多数委员通报的情况下就准备了会议议程。会议上根本没有多数报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只被允许单独发言，而他们中的最强硬分子——莫洛托夫——的发言被安排到最后，此时他的同盟者已经承认失败了。赫鲁晓夫主持了全体会议，苏斯洛夫作了谴责“反党集团”的报告。但提出最严重指控的责任落到了朱可夫身上——很显然是经过事先安排的，这可能是因为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他是主席团里最受欢迎的委员——他指控的力度甚至连他的同盟者都吃了一惊。
他指出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是“逮捕和处决党和国家干部”中的“主要罪犯”。他揭露说，在1938年2月27日至11月12日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亲自签署了38679份处决命令。单单在1938年11月12日一天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就使3167人“像牛群一样被宰杀了”。他们签署的死刑名单是一本糊涂账，其中所列名字很不准确，有些人甚至被处决过好几次。那些“人民的敌人”的妻子也被“头顶开花”。亚基尔将军（赫鲁晓夫以前的朋友）曾恳求斯大林法外开恩，朱可夫解释说。“无赖加妓女。”斯大林在亚基尔的请愿信上如此签署。莫洛托夫加的批示是“绝好的描述”。卡冈诺维奇附和道：“流氓、恶棍、婊子养的，对他的惩罚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朱可夫继续说：马林科夫的罪责更大，因为他当时是负责分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要是人民知道这些领导人的双手滴着鲜血，那么迎接他们的就不会是掌声，而是石头了。”而且不光是这些领导人如此。“其他人也是一样，”朱可夫声明说：“政治局原来的委员也是有罪的。同志们，我想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些同志用他们诚实的工作和直率的品质赢得了中央委员会和整个党的信任。我相信，因为这个，还有他们真挚的热情，我们会继续把他们看做我们的领导人。（雷鸣般的掌声）”赫鲁晓夫就是朱可夫所说的最后那种人：朱可夫先对他进行了谴责，然后事实上是为他进行开脱。赫鲁晓夫刚开始肯定大吃一惊——同时也会感到了害怕。
马林科夫被指控策划了1949年的“列宁格勒事件”，但他否认自己在其中发挥过任何作用。“这不是事实！”赫鲁晓夫大叫。“只有你是完全清白的，赫鲁晓夫同志。”马林科夫讥讽地回击道。卡冈诺维奇坚持认为，签署死刑命令的是“整个政治局”，而且省委书记（赫鲁晓夫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也是当时处理此事的三驾马车中的一分子。“是谁设立了这种三驾马车制度？”赫鲁晓夫反驳道。“难道你在乌克兰没有签署过死刑命令吗？”卡冈诺维奇质问道。“好吧，现在我问你，”赫鲁晓夫回答说：“当时的司法机构和秘密警察真的把党的命令当回事吗？我自己都被说成是波兰间谍。”卡冈诺维奇回击道：“我也是。”“我保护了数以十万计的人。……朱可夫同志，难道你当师长的时候没有签署过这种命令？”朱可夫回答说：“我没有下令处决过一个人。”赫鲁晓夫：“我们都同意了。我投票反对过亚基尔，并多次诽谤他是卖国贼。我当时相信对他的指控，他是我们的敌人，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我想你（卡冈诺维奇）也仔细审查过那些指控。你当时是政治局委员，你应该知道。”[32]
除了这些针锋相对的言语交锋外，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没作任何抵抗。被解除领导职务后，布尔加宁屈服了，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也屈服了。只有莫洛托夫进行了最后的抵抗，尽管他不时被嘘声和咒骂声所打断。没有什么阴谋，当然也没有所谓的“反党集团”，他宣称，有的只是他们忍受的痛苦的合理积聚与爆发。有错误的是赫鲁晓夫自己：他执著地垄断所有问题的决策，把其他人作为“爪牙”，对他们进行恫吓，让他们不敢发表意见，他把他的同事们看做“没有头脑的老家伙”、“游手好闲的人”与“机会主义者”。莫洛托夫继续说，把众多同事们团结起来反对赫鲁晓夫的是他的“傲慢”，虽然他“不停地呼吁要谦虚谨慎，但缺乏谦虚谨慎精神的恰恰是他自己（会场出现一阵骚动。）当我们推选他当第一书记时，我想他还是那个以前我所认识的赫鲁晓夫，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事情变得越来越糟。”
当莫洛托夫痛陈赫鲁晓夫的罪过时，朱可夫提醒他在斯大林所犯罪行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承认自己有责任，”莫洛托夫回答说：“就像政治局里的其他委员一样。”是谁下令对犯人进行严刑逼供的？赫鲁晓夫追问道。“所有的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坚持说。“但你是除斯大林之外的第二把手，”赫鲁晓夫说：“所以你得承担主要责任，在你之后就是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回答道：“但我向斯大林提出的反对意见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多，比你要多，赫鲁晓夫同志。”
谢皮洛夫敦促全体会议讨论对赫鲁晓夫的批评，而不只是惩罚他的批评者。赫鲁晓夫后来描述谢皮洛夫的发言“令人作呕”，他告诉米库诺维奇说谢皮洛夫的发言得到的是“特别令他痛苦的回应”。米高扬是赫鲁晓夫的同盟者中唯一对他提出批评的：赫鲁晓夫确实“容易头脑发热，办事草率，言语也太尖刻”，但是他尖刻的言语“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耍阴谋诡计”，他的批评者“是想利用这些孤立的缺点来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为赫鲁晓夫进行了指控辩护，包括在外交招待会上喝醉酒（米高扬说，赫鲁晓夫喝得“没有其他人多”）以及凌晨3点在蒸汽浴室里会见芬兰总统有失体面（米高扬说，赫鲁晓夫自己没有必要洗蒸汽浴，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体现他对芬兰东道主的尊重）。赫鲁晓夫的同盟者不用太费力就可以为他在斯大林时期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阿里斯托夫说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呼吁发起了1937年的血腥清洗，而不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同志从来没有提议过逮捕或处决一个人。”阿里斯托夫说。当弗罗尔·科兹洛夫提到“列宁格勒事件”时，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大喊道：“你的手上沾满了鲜血，马林科夫；你的良心不干净，你是个邪恶的人。”
经过六天的辩论，包括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所作的最后一轮自我检讨后，赫鲁晓夫本人对整个事件进行了总结。卡冈诺维奇6月18日时就像“一头非洲雄狮”一样，但现在却成为“霜打的茄子”。布尔加宁最后瘫成了“一堆粪”。一度“处于摇摆之中”的别尔乌辛现在“肯定知道如何表现自己了，就像个艺术家似的”。他“从一本书里看到了一个蠢笨的人。他什么都不懂，却好为人师。……你能称自己是政治家吗？”赫鲁晓夫如此嘲笑他们：“不，他们只是些可怜的阴谋家。”他说唯一让他抱有一丝敬意的就是莫洛托夫。
不过“莫洛托夫是他们当中与斯大林走得最近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承认：“他是二号人物。”当赫鲁晓夫引述1939年莫洛托夫在斯大林60岁生日上歌功颂德的情景时，莫洛托夫插话道：“你为什么不说说自己的话呢？”有谁逼迫莫洛托夫在死刑命令上签字吗？赫鲁晓夫回击道：“斯大林没有命令你这么做。你是为了取悦斯大林，向他显示你的警惕性有多高。你用嘲讽和讥笑把无辜的人送上了不归路。那些仍然活着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整天以泪洗面。很多亲属现在都要求能看到她们丈夫和父亲的照片，过去她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把他们的照片都毁掉了。……你怎么才能面对她们？”
赫鲁晓夫自己如何才能面对她们呢？什么使他比他的那些同事们更清白一点？是因为他签发的死刑命令少一些吗？还是他在签署死刑命令时没有嘲笑他们？没有人会真正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过在人数上超过他的那些对手们比他要做得好些。马林科夫最后对他在“列宁格勒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感到“羞愧”和“有罪”，并说他“准备为此承担责任”。莫洛托夫说他从来没有否认他在1937年的“错误中应负的政治责任”。（“不是错误，而是罪行。”有人喊道。）卡冈诺维奇也称他应负的责任是“政治性的”。朱可夫接着说：“也有刑事责任。”赫鲁晓夫亲口说出了那些可怕的数字——单单在1937年和1938年，被捕的人就超过了150万，其中有681692人被枪决——不过他与这些罪行没有什么关系。不错，他曾“号召人民憎恨”他的朋友亚基尔和科日特尼（Korytny），但那是因为他相信他们确实是敌人。“我理解那些人所遭受的苦难。我相信那些在这些事情上负有罪责的人必须对此负责。如果斯大林身边没有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这两个邪恶的天才的话，那很多人本是可以免于一死的。”
1957年6月的全体会议是斯大林最亲密的追随者终于进行清算的时候。但这绝对不是纽伦堡审判，因为审判者自己也是有罪的。朱可夫几乎不能列数他们所有人，包括赫鲁晓夫在内，应该受到的责难。没有正式的指控，没有提供任何真凭实据，也没有进行辩护——除了在此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相互攻击外——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此次全体会议都没有任何记录。起初，中央委员会的公开声明里有一小段关于30年代“大清洗”的文字，但因为语气太强而被删掉了。朱可夫引证的来自底层印刷控告文件的运动没有被重视。虽然赫鲁晓夫的对手们受到了公开的谴责，失去了高位，但他们仍然被留在党内。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的罪行甚至都没有公开，以免暴露出赫鲁晓夫也曾参与过少数派集团。
虽然赫鲁晓夫多年来一直不厌其烦地复述他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这种胜利好像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么辉煌。1964年取代赫鲁晓夫总理职务的阿历克赛·柯西金后来解释说，他1957年时支持的是赫鲁晓夫，因为如果莫洛托夫赢得胜利的话，那“又会血流成河”。不过那些似乎能重新让大恐怖抬头的阴谋策划者甚至都不能实施一次政变。在最后的交锋中，赫鲁晓夫曾这么喊道：“你们大家为什么总是说斯大林这样，斯大林那样的？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抵不上斯大林的一抔粪。”
赫鲁晓夫不仅贬低了自己，也贬低了他的对手，这反映出他自己对斯大林仍有着依赖的倾向。既然自己的对手们已被击垮，那赫鲁晓夫现在该开始实现自己的复兴计划了，而不是去否定已经去世的独裁者。1957年7月14日，米库诺维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好像在二十大上发表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所发生的事情又发生了。这里的人们好像对他们自己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决定感到担忧。赫鲁晓夫的发言与‘反党集团’成员们过去的讲话好像没有什么两样。”
米库诺维奇想到，赫鲁晓夫也许是想“在苏联和‘共产主义阵营’里赢得莫洛托夫支持者的支持，并通过这种方法‘维护党和国家的团结’。”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将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的罪行分离开。但是1956年、1957年的风云变幻已经让他懂得，如果人们对斯大林彻底失去信心，那么社会主义就可能分崩离析，随之而来的就是他自己权威的丧失。
[1] 爱德华·卡德尔（Едвард Кардељ，1910年1月27日——1979年2月10日），1926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1928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1930年被捕并被判处2年徒刑。1934年流亡苏联。1937年回国。1938—1948年任共青团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南斯拉夫沦陷后，积极参加游击战争。1945—1963年任联邦议会主席。1946—1948年任监察委员会主席。1946—1953年任副总统兼立法和人民政权建设委员会主席。1948—1952年任外交部长。1948—1958年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3—1960年任人民阵线联邦委员会主席兼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秘书长。1953—1963年、1963—1967年任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8—1966年任南共中央委员会书记。1963—1974年任联邦委员会委员兼国防委员会委员。1979年逝世。
[2] 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科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уко́вский，1942年12月30日——2019年10月27日），苏联散文家、人权活动家、持不同政见者。1959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63年被捕并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1965年获释，同年再次被捕并被送入精神病院，1966年获释。1967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70年获释。1971年再次被捕，1972年被判处7年徒刑。1976年被驱逐出境，先后流亡瑞士和美国。1991年一度回国。1992年移居英国，继续参加右翼自由派的活动。2014年为英国独立党工作，宣称“欧盟与苏联的一致性”，同年被英国警方指控“拥有和创作（下载）儿童色情内容”。2019年死于剑桥。
[3] 列夫·达维多维奇·兰道（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Ландау，1908年1月9日——1968年4月1日），苏联物理学家。1926年起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8年被捕。1939年获释。1945—1953年参与核弹研发工作。1949年获列宁勋章。1954年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55—1968年任莫斯科国立大学物理系量子理论和电动力学系教授。196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68年因手术事故逝世。1990年平反。
[4]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什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юбищев，1890年4月5日——1972年8月31日），苏联哲学家、生物学家、昆虫学家。
[5] 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克格勃头子谢罗夫、总检察长鲁登科、马林科夫以及两位中央委员会书记。
[6] 处女地的收获使苏联免受了由于西部土地干旱所造成的重大粮食短缺的危害，马林科夫主张投资西部已耕作的土地，而不是实施处女地开垦的激进计划。
[7] 在针对他的未遂政变失败后，赫鲁晓夫指控Pervukhin和谢皮洛夫反对他的经济地区化政策。
[8] 马娅·约西福夫娜·图罗夫斯卡娅（Ма́йя Ио́сифовна Туро́вская，1924年10月27日——2019年3月4日），苏联电影评论家、电影历史学家、文化学家。1948年进入广播委员会工作。1949年在“反世界主义”运动中被解除一切职务。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9—1974年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1974—1991年任电影理论与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92年移居德国。2019年死于慕尼黑。
[9]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普罗科菲耶夫（Серг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Проко́фьев，1891年4月23日——1953年3月5日），苏联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10]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杜金采夫（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Дудинцев，1918年8月1日——1998年7月22日），苏联作家。
[11] 玛格丽特·约西福夫娜·艾利格尔（Маргари́та Ио́сифовна Алиге́р，1915年10月7日——1992年8月1日），苏联诗人、记者。
[12] 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甫图申科（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втушенко，1932年7月18日——2017年4月1日），苏联诗人、导演、编剧、演说家。1949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2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86—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91年任俄罗斯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同年移居美国。2017年死于塔尔萨。
[13] 维尼亚明·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夫宁（Вениам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верин，1902年4月19日——1989年5月2日），苏联作家、编剧、剧作家。
[14] 玛丽埃塔·谢尔盖耶夫娜·沙吉尼安（Мариэтта Сергеевна Шагинян，1888年3月21日——1982年3月20日），苏联作家、诗人、评论家、记者、历史学家。
[15] 尼古拉·费奥多洛维奇·普高丁（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Погодин，1900年11月16日——1962年9月19日），苏联编剧、剧作家。
[16] 当切尔诺茨安根据谢皮洛夫的命令向赫鲁晓夫汇报他对杜金采夫小说的看法时，这个科尔奈丘克也在场。切尔诺茨安十分小心，力求使他的汇报材料做到有条不紊，有一定的见地，而且经过了仔细的推敲，并得到了谢皮洛夫的认可。但第二天赫鲁晓夫还是“发表了一通声嘶力竭、出口伤人的讲话，将杜金采夫痛斥了一番，指出了各种各样的罪过”。当切尔诺茨安询问谢皮洛夫出了什么问题时，后者“生气恼怒地将我打发走了”。
[17] 瓦伦丁·弗拉基米罗维奇·奥维奇金（Валенти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вечкин，1904年6月22日——1968年1月27日），苏联记者、散文家、剧作家。
[18] 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索布列夫（Леонид Сергеевич Соболев，1898年7月21日——1971年2月17日），苏联作家、记者。1918年加入红军。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担任战地记者。卫国战争期间在《真理报》、苏联新闻局担任记者。1957—1970年任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主席。1958—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197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71年去世。
[19] 尼古拉·马特维耶维奇·格里巴乔夫（Николай Матвеевич Грибачёв，1910年12月19日——1992年3月10日），苏联作家。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担任记者。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4年、1956—1991年任《苏联》杂志主编。1959—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61—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0—199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1992年去世。
[20] 根据卡冈诺维奇的说法，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斥责印证了那句老话“心里清醒，但口无遮拦”。
[21] “我本质上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说法，”赫鲁晓夫评论说：“但用这种方式跟伊朗大使说话，他们只是外交使节，是不合适的。”
[22] 加里娜·巴甫洛夫娜·维希纳夫斯卡娅（Гали́на Па́вловна Вишне́вская，1926年10月25日——2012年12月11日），苏联歌剧女高音歌手、演员、戏剧导演。
[23] 俄国的重量单位，相当于16.4公斤。
[24] 根据谢皮洛夫的说法，朱可夫从来也没有原谅赫鲁晓夫取笑斯大林战争时期领导的做法，尽管他自己曾被斯大林降职。虽然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很奇怪，但事实可能就是如此，就像Timothy J. Colton所说的那样：“朱可夫同样也可能写出瓦里列夫斯基回忆录中的这些话：‘在战后初期的那些年里，我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很好，但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认为斯大林不懂作战和战略的具体事务，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是无能的，于是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直到现在，我还无法理解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赫鲁晓夫肯定应该知道斯塔夫卡和斯大林在军事领导问题上的权威是如何的伟大。”
[25] 谢尔戈·米高扬对赫鲁晓夫认为他父亲处于背叛的边缘的想法颇感愤怒：“他怎么能这么说呢？事实上，拯救他性命的正是我父亲！”
[26] 虽然列宁格勒市成立250周年的纪念应该是在1953年，但纪念庆祝活动却被延迟了，现在计划于1957年6月举行。
[27]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верник，1888年5月19日——1970年12月2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曾任全俄炮兵工厂工人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萨马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6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兼西北省委书记。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9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0—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194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3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1951年任国家特别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52—1953年，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成员。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66年退休。
[28] 尼古拉·伊里奇·贝尔雅耶夫（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Беляев，1903年1月19日——1966年10月28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41—1943年任新西伯利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3年任阿尔泰执行委员会主席。1943—1955年任苏共阿尔泰省委第一书记。1946—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8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6—1957年任苏共中央局副书记。1957—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兼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0年1—6月任苏共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同年6月退休。
[29] 此次会议和接下来的党的主席团会议都没有会议记录保存下来。这里的叙述主要是根据6月22日开始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者的描述整理的。他们的描述当然带有个人的偏见，来自胜利者赫鲁晓夫阵营以及包含在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回忆录里的叙述尤其如此。此外，像诺莫夫和巴尔苏科夫这样的历史学家的研究主要也是依据参与者的叙述。尽管如此，我还是努力去除那些听起来明显带有个人偏见的叙述，并将那些与当时的参与者和形势相符的内容收录进来。
[30] 作者对弗拉基米尔·诺莫夫（1997年9月）和谢尔戈·米高扬（2000年5月）的采访。谢尔戈·米高扬记得在危机初期他看到赫鲁晓夫到过米高扬的别墅。
[31] 安德烈·马林科夫用电话偷听了他父亲和布尔加宁的谈话。
[32] 卡冈诺维奇坚持认为他也相信那些指控，尽管他本人也被错误地指控是亚基尔的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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