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20章 权力的失落：1962—1964
在赫鲁晓夫同意将苏联导弹撤出古巴后，莫斯科马上将他的让步当作胜利大加渲染。10月30日的《真理报》吹嘘说，苏联政府的“冷静与智慧”拯救了整个世界，消除了一场“核灾难”。在12月12日对最高苏维埃所作的一次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中，赫鲁晓夫对自己的胜利也进行了吹捧。事实证明，我们还是可以“阻止侵略”，并“处理威胁要进行全面热核战争这类危机”的。美国“在整个世界面前”保证将不对古巴发起攻击。苏联以及“热爱和平的社会主义的力量”“带来了和平”［长时间的鼓掌］。“道义赢得了胜利”，“和平与世界安全的事业赢得了胜利”［雷鸣般的掌声］。
菲奥多·布尔拉特斯基帮助起草了赫鲁晓夫的发言稿，并现场聆听了他的发言。“他的脸上真的因为兴奋而放光。这不是一张正经受良心谴责、有着负罪感的人的脸。……不，这时他的脸上分明写着他拯救了整个世界。”布尔拉特斯基还回忆了赫鲁晓夫口述但后来又删除的一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对中国的指责进行了批驳，中国指责苏联的古巴政策是伴随着“投降主义”而来的“冒险主义”。布尔拉特斯基说：“很显然，他们的指责触到了他的痛处。他感到愤怒，受到了侮辱。”
如果赫鲁晓夫在口述讲话稿时如此愤怒，那他发言时真的会如此兴奋吗？虽然英国大使弗兰克·罗伯茨爵士11月12日发现他看上去“心神疲惫，心事重重”，但赫鲁晓夫却像“充了电的电池”一样马上“又恢复了平常的饱满状态”。不过，在长时间热烈交谈的结尾，赫鲁晓夫咕哝说：“双方都还有一些白痴不能理解在古巴问题上所作的妥协。”在11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为自己的辩护更加生动：“［在古巴问题上］我们没有必要像那位在聚会上放屁，然后开枪自杀的沙皇军官那样。”中国人为古巴所做的只是让他们在哈瓦那的外交人员流血牺牲——赫鲁晓夫宣称：“这是一种多么具有煽动性但廉价的援助啊！”——而苏联的“防空火炮两次开火，击落了一架美国U—2飞机。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击！ 从而我们得到了美国人不会入侵古巴的保证。这太棒了！”后来在12月3日的主席团会议上，他指责卡斯特罗迫使他太早做出了让步：“菲德尔·卡斯特罗公开建议我们使用核武器，但是现在他却后退了，事后又对我们说三道四。”此外，负责计划“阿纳德尔”行动的伊万诺夫上将被解职，主席团下令对危机中军事情报部门的作用进行调查。
在多勃雷宁看来，苏联领导层认为古巴危机的结局是“对其威望给予的类似羞辱性的打击”。赫鲁晓夫也有这种看法，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德米契夫回忆说：“他想显示自己的勇敢，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表现，特别是他的愤怒，看出他感觉到了这是一场失败。”
问题并不仅仅是赫鲁晓夫做出让步，而是其后所发生的事情。肯尼迪坚持保守土耳其导弹交换条件这一秘密，这意味着赫鲁晓夫不能从美国方面得到与他自己相称的让步。肯尼迪也从来没有正式将不入侵古巴的承诺落实到书面上，美国人的借口是卡斯特罗拒绝接受现场视察。[1]此外，美国人坚持要求将陈旧的伊尔—28轰炸机与苏联导弹一起撤出古巴。在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看来，这是美国人在最后时刻提高的赌注，事实也是如此，但这是赫鲁晓夫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他拒绝将导弹称为导弹，在危机中称它们是“那些你们所认为的进攻性武器”。与此同时在哈瓦那，卡斯特罗大发雷霆：“畜生……婊子养的……卑鄙的家伙……没屁眼的东西。同性恋患者。”这就是卡斯特罗10月28日私下里对那位拯救了世界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2]
赫鲁晓夫在10月28日发给卡斯特罗的简短电报中指责古巴人击落了美国的U—2飞机，不过，他的电报并没有使哈瓦那真正平息下来。两天后，苏联又发来了一封更长的信，但同样没有收到效果。古巴人指责赫鲁晓夫没有与他们进行协商，对此他反击说这不是事实，他在考虑卡斯特罗10月26—27日晚间发来的电报时曾与他们进行过磋商。[3]但是菲德尔对此并不买账。他否认苏联人曾与他进行过协商，他还建议首先发起核攻击。他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五个前提条件（包括美国人停止经济封锁、颠覆古巴政权以及所有的越界飞行与海军侵入领海的行动，还有美国人撤离关塔那摩湾），这远远超出了赫鲁晓夫所能同意的范围。[4]
让赫鲁晓夫感到特别痛苦的是中国与古巴一起对他加以抨击。虽然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中国更为重要，但赫鲁晓夫实际上却把它看成不可救药的对手，认为卡斯特罗是革命的守卫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继子。然而，现在这个“儿子”却认为他是“叛徒”（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由于赫鲁晓夫与他自己的父亲和长子的关系并不好，这种结果是他难以接受的。在谢尔盖看来，卡斯特罗的拒绝“使父亲伤透了心”。
赫鲁晓夫决定向哈瓦那派出一位特别使者。米高扬显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但是与他共同生活了40年的妻子正生命垂危。虽然接受的教育是将事业看得高于家庭，但米高扬还是很犹豫。赫鲁晓夫坚持认为米高扬的妻子已经无药可救，而哈瓦那则十分需要他。“阿纳斯塔斯，”赫鲁晓夫说：“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我们会负责料理一切的，你不用担心。”
古巴人对米高扬的到来反应很冷淡，在机场以及11月3日会谈开始时都是如此。在谈判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时，米高扬夫人就去世了。赫鲁晓夫发来电报，询问米高扬是否回去参加葬礼。他选择留下来，只是派陪同他一起来哈瓦那的儿子谢尔戈回国。[5]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深深打动了卡斯特罗，因此在一段时间里会谈要比预期的进展顺利，但是这对赫鲁晓夫却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根据谢尔戈·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本来是答应参加葬礼的。当他没有在灵堂出现时，米高扬家人就过去问尼娜·彼得罗夫娜。她要求推迟向墓地送葬的时间，但她丈夫还是没有出现在墓地上。当赫鲁晓夫再次见到谢尔戈时，他说他不喜欢葬礼。“毕竟，”他冷冷地说：“这不同于参加婚礼，对吧？”
不管赫鲁晓夫出于什么原因，特罗亚诺夫斯基回忆说，这件事还是“让人觉得很不是滋味”。当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对他在古巴谈判中的表现予以了赞扬。“只有像他那样具有坚韧的意志的人才能取得成功，”赫鲁晓夫告诉谢尔戈说：“如果换成我，我肯定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在卡斯特罗面前）摔上门，飞回国。”但是赫鲁晓夫后来告诉卡斯特罗说：“我最不信任［米高扬］。他是一只狡猾的狐狸，你不可能指望他。在1953年我们逮捕贝利亚的时候，还有1957年肃清‘反党集团’时，我最担心的就是米高扬的立场。”对于赫鲁晓夫没有去送别他的妻子，米高扬从来没有责怪过他，但他也从来没有原谅过他。
米高扬在古巴前后一共逗留了22天。在此期间，他忍受了菲德尔几次长篇大论的演讲，有几天他呆在哈瓦那无事可做，因为卡斯特罗声称有病在身，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纪念宴会上，苏联军人没有向卡斯特罗祝酒，而古巴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却向斯大林祝酒。这使得赫鲁晓夫异常愤怒，他下令米高扬对所有出席宴会的苏联军官进行讯问，并考虑中止对古巴的所有援助。“要么他们采取合作的态度，”赫鲁晓夫在11月16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说：“要么我们将召回我们的人员。”说服卡斯特罗同意撤出伊尔—28轰炸机用了16天的时间，但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联合国的检查，因此美国飞机只好在装载着导弹的苏联舰船上空进行侦察。在所有的细节问题都与苏联谈妥前，华盛顿拒绝与哈瓦那进行直接的对话，这进一步加剧了卡斯特罗的愤怒。
美国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幸灾乐祸的。肯尼迪小心地不在公开场合宣布取得了胜利，有不少人，特别是军方，认为未能根除古巴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失败。但是媒体对美国总统的谨慎作了弥补（例如，在CBS长达两小时的特别新闻节目中，将古巴导弹危机的结局称为是“苏联政策令人蒙羞的失败”），肯尼迪和他的手下在“私下”交谈中则显得更为自信，由于白宫没有对此采取保密措施，他们的这种言论不可避免地泄露给了新闻界。在与朋友进行的类似的讨论中，肯尼迪提到了卡斯特罗10月28日得出的对赫鲁晓夫的分析。“我断了他的命根子。”美国总统说。[6]
赫鲁晓夫执政的最后两年并非都是处于这种绝望之中。在他的古巴冒险失败后，他试图解决他以前未能解决的其他国际问题，但是缺乏积极的动力，他原本指望在古巴的胜利可以为他提供这种动力。他的外交政策在1963年夏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的精力与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赫鲁晓夫终于意识到恫吓与讹诈是不会为他带来成功的，但这是他的主要武器。没有了这些武器，他也就迷失了自己。
国内问题也需要采取措施。将共产党组织一分为二是赫鲁晓夫为了刺激苏联农业发展所进行的最为激进的尝试，但是这一举措非但没有增加收成，反而激怒了党的官员。在农业方面的失败比其他任何问题都让赫鲁晓夫感到困惑、焦虑与愤怒，不过，他仍想寻找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同时将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1962年10月，文化领域内一场反对斯大林的运动似乎正处于酝酿当中。面对这一形势，赫鲁晓夫再次采取了退让的态度，将他的怒火发泄到了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身上，在此过程中，他自己也受到了伤害。他与知识分子的公开会面从来都是十分紧张而尴尬的，现在这种会面更是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在1962年至1963年冬天与春天的三次见面中，赫鲁晓夫的情绪几乎都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后来在恢复了平静后，他对特瓦尔多夫斯基和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做出了新的姿态，但是他从来没有完全接纳他们。因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对他的失败采取幸灾乐祸的态度。
赫鲁晓夫改革的冲动并没有消失。1961年在主席团成员尼古拉·什维尔尼克的倡导下成立了又一个对斯大林的罪行进行调查的委员会，委员会于1963年2月向党的领导集体作了汇报，但是它所得出的严厉结论（其中包括30年代末期受到清洗的所有领导人都是无辜的）并没有导致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赫鲁晓夫对新的经济改革措施很是着迷，并准备对苏联的社会体制进行新的调整，这在某种程度上和后来戈尔巴乔夫作采取的改革相似，但是他的这些计划同样也不是很顺畅。由于几乎所有人都不同意他的计划，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呆的时间越来越少，不是跑到下面的各个省份，就是到国外去，因为在国外他还能体验到受人仰慕的美好感觉。然而，他的出访也没有取得什么结果，有时还增加了新的烦恼。例如，1964年他对埃及的访问。
到1962年，赫鲁晓夫最具影响力的同事都成了他自己的人，不是已经被他提拔至高位的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下属，就是1957年聚拢到他周围的门徒。然而，随着他的痛苦与日俱增，赫鲁晓夫越来越依赖于由亲密的助手与顾问组成的核心圈子，避免和他的同事们见面，在不通报他们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并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对他们严加指责。
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古巴危机的解决实现与美国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会谈。他在10月27日、28日和30日给肯尼迪的信中提议双方就禁止核试验条约、取消军事基地，甚至“全面彻底的裁军”进行谈判。他突然向美国总统保证说，“德国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赫鲁晓夫敦促尽快举行首脑会晤。他在10月30日信件的附加说明中敦促肯尼迪“从我所列举的问题中挑选出时机已经成熟的”，双方“进行会谈，可以是在联合国，也可以在特别安排的会谈地点”。就在双方快要达成一致后的两天，古巴导弹危机得到完全解决前的几个星期，赫鲁晓夫终于做好了准备，准备接受肯尼迪在维也纳首脑会晤上提出的条件，而不是赫鲁晓夫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特罗亚诺夫斯基看来，赫鲁晓夫对于肯尼迪总统“意志与智慧”的疑惑此时已经“完全消失了”。赫鲁晓夫此时已经不想“威逼”他，而是想努力说服他。[7]
10月30日，赫鲁晓夫的讲话撰稿人与顾问、《真理报》外交事务方面的主编尤里·朱可夫[8]急急忙忙从马萨诸塞州的安多弗赶到了华盛顿，他来安多弗是参加福特基金会一个关于美苏关系的国际会议。他与汤普森、哈里曼、萨林格尔以及其他与美国总统关系密切的人进行了会谈。在与汤普森会谈时，他提议在一个月内举行首脑会晤，讨论裁军、禁止核试验以及北约—华约互不侵犯协议等问题，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与斯蒂文森会谈时也重复了这一信息。当米高扬从古巴回国途中在华盛顿逗留时，他告诉肯尼迪说，他们“应该就所有重要的问题逐个进行谈判”，莫斯科正期待着“美国在柏林问题上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在朱可夫看来，赫鲁晓夫需要向中国方面显示，他在古巴问题上所做的让步可以换来与华盛顿方面达成协议。12月，赫鲁晓夫本人在与《星期六评论》主编诺曼·库辛斯见面时也表达了这种思想。“中国人说我害怕了，”赫鲁晓夫承认：“我当然害怕了。不会害怕的人肯定是精神有毛病。”但是既然感到害怕“有助于消除核战争的疯狂行为”，那么这是“美国总统和我都应该马上做的事情”，即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努力阻止核扩散。
库辛斯在启程前往莫斯科前曾见过肯尼迪，他告诉赫鲁晓夫说，约翰·肯尼迪“真的想寻求达成结束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五天后对肯尼迪的承诺进行了考验，向他提出了双方进行现场检查的关键问题。在此之前，苏联都以有间谍嫌疑为由拒绝任何形式的检查，而美国人则坚持每年要进行数十次这样的检查，最少也要8—10次。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美国谈判代表阿瑟·迪安10月30日告诉库兹涅佐夫说，华盛顿方面能接受的程度是每年3—4次。如果是这样，他准备接受2—3次的检查，这样双方可以在年底前签署一项协议。
此时是赫鲁晓夫对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关系的缓和寄予最多期望的时刻，但并非所有的时候都是如此，而且赫鲁晓夫的这种高期望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肯尼迪指示美国官员“只谈论古巴和撤除进攻性武器的事情”，“在古巴局势完全得以解决前”对苏联提出的更广泛的诉求“不作回应”。在11月3日和6日的信件中，肯尼迪总统几乎没有提及赫鲁晓夫更广泛的议事日程，在11月15日的信中则根本没有提到。肯尼迪只是在12月14日对此做出了回应，但也是敷衍了事，没有天真地询问“你们认为北京方面对禁止核试验问题会持什么立场”，也没有与赫鲁晓夫争论关于签署柏林问题的协议是否时机已经成熟。12月28日，美国总统击碎了赫鲁晓夫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希望，告知他说美国继续坚持要进行8—10次的现场检查，赫鲁晓夫根据迪安和库兹涅佐夫的谈话得出的感觉肯定有所误解。
赫鲁晓夫被激怒了，他于2月份中断了禁止核试验谈判，3月底他仍余怒未消，多勃雷宁给罗伯特·肯尼迪发去了一份措辞强硬的信：美国总统不是在讨论更为广泛的美苏关系问题，而是“在向我们施加压力”。肯尼迪不是勇敢地抵制华盛顿“好斗成性的政客”，而是要求苏联做出让步，“以取悦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一位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9]］的坏脾气”。在他执政的头两年里，肯尼迪没有对重要的问题做出决断，只是在“摸索白宫权力的窍门”。现在“据我们所知，他现在不能做出决定，是因为他可能会在选举中落败”。罗伯特·肯尼迪认为赫鲁晓夫的口信带有侮辱性，他认为多勃雷宁传递这样的信息“显然感到很困窘”。
3月中旬，驻莫斯科外国使节对赫鲁晓夫在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实际上纯属应付”的态度很是吃惊。在欢迎来访的芬兰总理的招待会上，他“没有表现出往常的那种活泼”，宣读发言稿时“声音单调，情绪低落”。在一次会议上，他显得“无精打采”，“显然是一副不堪重负的样子”。
甚至在皮聪大也没有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当诺曼·库辛斯在4月份去那儿拜访他，为禁止核试验寻求解决办法时，他发现赫鲁晓夫“身体消瘦了一些，甚至性格也显得孤僻”。但不时还会表现出他往常的好客，戴着一项绿褐色的浅顶软呢帽，披着一件巨大的灰色披肩，带着他四处转悠，邀请他的客人参加羽毛球比赛，为库辛斯年轻的女儿表演他的“捉迷藏”技巧（用一件巨大的熊皮大衣将自己盖起来，然后突然大叫一声现出身来）。但是他后来回顾了由于美国人无视他做出的让步，他如何努力说服他的同事们同意接受三次禁止核试验检查。“又遭到了美国人的拒绝，”赫鲁晓夫说：“他们现在要求的既不是三次，甚至也不是六次检查，他们想进行八次检查。这样，我再次显得被美国人捉弄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种事情以后不可能再发生了。”
当然，赫鲁晓夫的解释太简单了。甚至在古巴导弹危机以失败而告终后，他都不需要对他的同事们做出过多的解释说服工作，他对美国的愤怒就是旨在让他们有负罪感。不过，他为自己进行辩护却是真实的。1月在东德发表讲话时，他承认“一些人也许会说我们好像浪费了时间，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从提出德国和平条约中获得任何好处”。更不用说“一些人声称古巴和苏联在加勒比冲突中遭受失败了”。与往常一样，赫鲁晓夫自有他自己的一套说辞，但是他不得不为此进行辩护，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后来在莫斯科向他的“选民们”发表讲话时，赫鲁晓夫感谢他们“聚集到这里，以鼓舞我的士气和斗志，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1963年3月，国防委员会在莫斯科郊外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让军工企业的高层人士熟悉两项洲际导弹计划，这将成为苏联遏制力量的基石。[10]当赫鲁晓夫在展览大厅来回参观，不时与军事指挥官和导弹设计师们进行交谈时，他似乎显得很是着迷，因为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的军事技术有了如此快速而重大的发展。“他似乎控制不住想讲话的欲望，”他儿子回忆说：“在场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尽管很多人此前已经多次听到他重复同样的话了。”
对于与会的将军与工程师们而言，这是一次劝说赫鲁晓夫的机会。格列奇科元帅积极主张发展战术核武器（他抱怨说，美国人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而苏联军队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他走到赫鲁晓夫跟前陈述他的观点。“退后几步，好吗？”赫鲁晓夫喊道，他不喜欢说话时得仰视身材高大的格列奇科，“不要想试图说服我，因为我没有钱。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因为什么地方都需要用钱。”马利诺夫斯基抱怨说，由于战争期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征兵延缓政策实行得过于仓促，武装部队将面临招收不到足够兵员的危险。格列奇科敦促将陆军的强制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海军从三年延长到四年。
“谁为谁服务？”赫鲁晓夫盯着马利诺夫斯基和格列奇科严厉地说，“是军队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军队服务？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年轻人的第三年不是在军队里度过，他们会创造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时期，士兵的服役期达到了25年。这就是格列奇科元帅的理想吗？
格列奇科努力想挤出笑容，马利诺夫斯基则神情沮丧地盯着地板。“你就是不明白，”赫鲁晓夫对格列奇科咆哮道：“如果明白了，你就不会提出如此愚蠢的问题。想到这样的事情是不容易的：我们花费了数十亿的资金来培训所需的专家，而你想的就是将他们抓走，让他们去走正步。”
此时，汗已经从赫鲁晓夫的脸上流了下来。格列奇科抱怨说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计划培训出的人员素质太差，建议将他们征召为士兵。赫鲁晓夫对此回击道，如果所有的人都被征召入伍，那就没有什么需要保卫的人了。将有可能成为重要经济建设专家的学生们征召入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是一种纯粹的浪费，这是不能允许的”。这是一种——赫鲁晓夫用30年代斯大林主义者指控的话说——“破坏行为”。
对将军们进行了威胁后，赫鲁晓夫又提出了让他们感到惊骇的想法。他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苏联几乎不再需要庞大的军队了，只要有一些导弹、一小部分保护导弹的部队就可以了，此外就是民兵，民兵平时就居住在家里，不时接受训练，只有在战争时期才参军服役，而战争也是赫鲁晓夫所不希望发生的。这些想法并不新鲜，只是以前从来没有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并在苏联将军们面前公开出来，如果他的这种方案付诸实施，那损失最大的就是这些将军们。从长远来看，赫鲁晓夫也许是正确的。他预料到了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俄罗斯武装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削减。然而在1963年3月，冷战仍在继续。赫鲁晓夫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对这些重要的听众会产生什么影响，即使意识到了，他也不在乎。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将党组织一分为二的计划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一致同意。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沙皇”德米特里·波利卡尔波夫[11]从全体会议上回来时神情沮丧，因为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并没有对意识形态、教育和文化做出规定。“你知道，”一位同事痛苦地抱怨说：“如果这就是他的能力水平，那么你我管理经济也不会比尼基塔差到哪儿去。”在三天的全体会议期间，记者尼古拉·巴尔苏科夫在走廊里来回转悠，他“没有听到一句关于新的重组方案的好话，有的只是困惑与彻底的拒绝”。然而当投票开始时，还是“一致通过”，而且还伴着“雷鸣般的掌声”。
尽管大多数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将自己的疑惑埋藏在心里，然而白俄罗斯省委书记基里尔·马祖罗夫在白夫日斯基森林疗养院还是向赫鲁晓夫发出了责难。就是在这座疗养院，1991年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达成了解散苏联的一致意见。当马祖罗夫提醒客人们说伟大的列宁导师本人坚持的就是党的团结时，赫鲁晓夫“发火了”。事实上，伟大的列宁导师的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就在不久前，《真理报》披露了“新近发现的”一篇列宁的文章，文章认为应将经济管理置于比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赫鲁晓夫而言，由一位同事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争吵得很厉害，”马祖罗夫回忆说：“他叫来他的专车，钻了进去，离开了疗养院。第二天早上，科兹洛夫从莫斯科给我打来电话说：‘听着，你究竟做了些什么？尼基塔刚刚打电话，叫我物色其他的人来顶替你的位置。’”[12]
马祖罗夫并没有受到赫鲁晓夫的惩罚，但是他再也无法得到赫鲁晓夫的重用了，支持赫鲁晓夫清算“反党集团”的那位省委书记也是如此。党组织的分离使他们无法再对他们相当于好几个国家面积的土地实行单一的控制了。在赫鲁晓夫的改革后，他们负责的只是农业或是工业，有可能还会在下一届党代会上失去他们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席位。他们工作能力的检验标准将不再是政治能力与意识形态上的纯洁，他们在这方面是卓越的专家，而管理经济的能力，这恰恰是他们通常所缺乏的。赫鲁晓夫的改革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出一种两党体制，但是对很多党务工作者而言，这似乎成为今后发展的方向。难怪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千方百计阻挠赫鲁晓夫计划的实施，其结果是在他下台前，足足有三分之一的省党委根本没有将这种改革措施付诸实施。[13]
赫鲁晓夫是否有意想破坏现有的党组织机构，以建立新的政治基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这么认为的，他在此领域也有过毁誉参半的实践。[14]但是，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肯定是想通过负责经济工作特别是农业的党的职能部门“职业化”来增强经济的活力。结果1962年的收成比1961年的要好，但是几个月后他又再次为自己辩护，对那些“猪耳朵和猪嘴不分的”所谓专家进行猛烈的抨击。分离党组织的唯一积极的效果就是可以使赫鲁晓夫更加无条件地谴责党的干部，因为既然按照推断已经实现了“理想的”体制，那农业问题继续停滞不前肯定就是他们的过错。[15]
他所表现出来的明显焦虑不仅仅局限于农业问题。在赫鲁晓夫1963年4月对工业和建筑管理人员发表的言词激烈的讲话中，还有谁没有受到他的批评？国防工业负责人德米特里·乌斯蒂诺夫[16]受到了严厉斥责，赫鲁晓夫刚刚用一位更为年轻的干部取代了他，同时受到赫鲁晓夫抨击的还有“应该像臭虫一样被碾死的”公共秩序的违反者以及“骗子、小偷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渣滓”；“像苍蝇一样围着垃圾桶转来转去，翻出垃圾，吮吸污秽”的小说家与诗人；还有那些“跑到国外，为他们的妻子购买颜色是我们这儿没有的裤子的作家，他们会叹息着说：‘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美国，他们做的裤子要比我们的好’”。
赫鲁晓夫仍然相信奇迹会出现，他在4月份的讲话中表达了这种思想，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尤索夫卡复苏其破败不堪的煤矿那样。人们所需要的就是正确的领导。在此次会议上，他对东德纪录片《俄罗斯奇迹》大加称颂。“银幕上，你们可以看到光着脚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甚至树皮作成的鞋子都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扛着步枪，腰里系一根绳子，他们根本没有什么制服。但是我们工人阶级在前进……即将投入革命战斗。……他们一定会取得胜利！”
到了1962年11月，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仍在推动文化领域内的“解冻”。他们最为辉煌的成就就是当月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批准党组织分离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对该小说的出版表示了个人的支持。但是11月并没有开始出现持续的公开化倾向，反而成为倒退的开始。更多的“集中营文学”大量涌入出版社，但此时保守主义者开始发起了反击，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让赫鲁晓夫反对他们在知识界的敌人，此时则是巧妙地利用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心情不好的机会。
1962年11月26日，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一个名叫埃利·贝柳廷[17]的艺术教师在莫斯科展览馆举办的先锋派艺术展开幕了。尽管不对公众开放，但展览还是吸引了数百名特邀嘉宾，其中包括苏联文化官员与西方国家记者，还有数百人等在外面，希望能进去。三天后，在尤诺斯特（Yunost）饭店一个类似的展览还没有开幕就被推迟了。同样是在突然之间，贝柳廷的展览被移到了克里姆林宫对面巨大的马奈日（Manezh）展览厅，这里为纪念“莫斯科艺术30周年”的一个大型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展已经开展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一些非正统的艺术家认为，他们的作品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同。画家鲍里斯·朱托夫斯基[18]和其他人通宵工作，将他们的画布和雕塑搬到了马奈日展览厅。雕塑家欧内斯特·内日韦斯特尼[19]怀疑这会惹恼官方，因为即将隆重展出的作品从来没有得到党的认可，事实上，移到马奈日展览厅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艺术家协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罗夫[20]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列昂尼德·伊利切夫向赫鲁晓夫提供了据称是非正统艺术家们常常嘲弄他的话：“宝座上的傻子伊凡”、“玉米人”、“大嘴巴”。朱托夫斯基后来无意间听到谢罗夫私下里对一位同事说：“我们设计得多巧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21]
不管他们对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反正他们说服了赫鲁晓夫视察马奈日展览。就在赫鲁晓夫带着一大批随从到来前，展览厅官员让令人厌恶的艺术家们列队欢迎，让那些一眼就能看出是犹太人的艺术家站在前排。当赫鲁晓夫进入展览大厅，看到墙上的油画时，他脸上的表情经历了丰富而复杂的变化，从疲惫到犹豫，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接着是感觉不快、生气，最后变成了愤怒。艺术家们对赫鲁晓夫鼓掌表示欢迎，但是他脱口而出的却是：“狗屎！……就是驴用尾巴扫出来的也比这些要强得多。”他对着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喊道：“你长得不错，怎么能画出这样的东西？我们应该扒掉你的裤子，把你扔进荨麻堆里，你就会明白自己所犯的错误了。你应该感到羞愧。你是个同性恋患者（pideras）还是个正常人？你想出国吗？那就去好了；我们会把你带到国境以外。……我们有权利将你送出去，去砍伐树木，直到你偿还完国家在你身上已经花费的金钱。人民和政府在你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你却用这种糟粕来回报社会。”[22]
赫鲁晓夫质问道：“这里谁负责？”贝柳廷被推到了前面，还有内日韦斯特尼，在成为雕塑家之前，脾气暴躁、声音沙哑的内日韦斯特尼是一位空降兵。内日韦斯特尼肯定也是一个同性恋患者，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请求了文化部部长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原谅后，身材魁梧的内日韦斯特尼回击道：“现在你给我一个女孩，在这里我就让你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个同性恋患者。”
这甚至让赫鲁晓夫也大吃一惊，至少是有一会儿。接着内日韦斯特尼提醒他说他的助手们正在利用他对艺术的无知。“当我是个矿工的时候，他们说我不懂，”赫鲁晓夫回击道：“当我成为军队的政治军官时，他们说我不懂。当我这样那样的时候，他们也说我不懂。好，现在我是苏联党的领导人和国家总理，你的意思是说我还不懂？那么，你究竟是在为谁工作？”
对于子孙后代而言（但不能说是对赫鲁晓夫的声誉），幸运的是，马奈日展览的目击者记录了赫鲁晓夫对展品的进一步评价：“几天前，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告诉我说，他女儿结婚时，有人送给她一幅画，说是画上的东西是柠檬。画面上只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黄色线条，恕我直言，看上去就像小孩在妈妈不在时在画布上拉的屎，然后再用手在上面随意涂抹的一样。”
“我不喜欢爵士乐。每当我听到爵士乐时，我的肚子里就好像来回串气似的。……或者就拿那些现在很流行的新舞蹈来说吧，其中有一些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如果不嫌我说话难听的话，你们就是在摆动生理上的某些部位。这不成体统。就像科加安（Kogan）曾经对我说的那样：‘我已经结婚20年了，从来也不知道这种动作就叫狐步舞。’……”
“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画，也可以卖，但我们不需要。难道我们应该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入共产主义吗？”
“谁画的这幅画？我想和他谈谈。像这种画有什么好的？难道是用它盖尿壶吗？”
“荷兰大师们的画就不同。即使用放大镜来看他们的画，你还是得表示羡慕。但是，恕我直言，你们的画只会让人拉不出屎来。”
赫鲁晓夫在马奈日展览厅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后，几位斯大林主义者被重新提拔到文化领域的重要位置上，同时保守分子要求将所有的艺术家都归入一个单独的协会，这样便于当局进行管理。但是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反击，17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两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作家伊尔亚·爱伦堡、科尔奈·楚科夫斯基与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23]以及电影导演米哈伊尔·罗姆）请求赫鲁晓夫“不要让这种具象派的艺术再回到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体精神格格不入的老方法中去”。
12月17日，400位客人来到了离赫鲁晓夫住处不远的位于列宁山的招待所里。自由派作家与艺术家们希望赫鲁晓夫能恢复到他原来较为慈善的样子，他们在通道走廊里看到的一切更增强了他们的希望。在社会现实主义油画旁边就是那种在马奈日遭到了谴责的抽象派油画。大厅里摆放着类似的雕塑，其中包括内日韦斯特尼的作品。大厅里的桌子上摆满了大量的食品与饮料，身穿燕尾服的招待员在一旁伺候着。
赫鲁晓夫的确是想将事情平息下来。12月15日，他指示切尔诺茨安为此次会见准备两份讲话稿。一份由伊利切夫发表，“用我们的激烈言词回击他们的恶语”，另一份由赫鲁晓夫发表，旨在宽慰这些客人们，将事情平息下去。赫鲁晓夫12月17日向索尔仁尼琴（他参加此次会见并非情愿，穿着破旧的衣服，鞋上打了好几个补丁，头发乱蓬蓬的）敬酒，并声称对《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个人表示支持，这些都证明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同样表现出赫鲁晓夫友善态度的还有，在宴会与讲话的中间，他排队等候上厕所，这让他前后的人感到很为难，不知道是让总理先去好，还是应该按照先来先解决问题好（大家不停地说：“您去，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去。”赫鲁晓夫则说：“当然不行，你们不用等我，我可以站在这儿等着”）。
然后，赫鲁晓夫饭后发表的讲话结果证明并不是抚慰性的，如果我们可以将他嘴里冒出来的那些东西称为“讲话”的话。他讲了两个小时左右，后来还不时打断其他人的发言，最后他又抓起了麦克风。内日韦斯特尼回忆说，他被安排坐在靠近主桌的显著位子上，整个主席团成员都被安排坐在主桌上，他的面前有一份赫鲁晓夫的讲话稿。但是赫鲁晓夫将讲话稿推到了一边，开始即席发言，他的发言不仅让在场的听众感到震惊，而且一些主席团成员的脸上也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赫鲁晓夫进入大厅时，内日韦斯特尼显然还是他友好表示的接受者，但是现在却成了他攻击的主要目标。“那是一匹马，还是一头奶牛？”赫鲁晓夫指着内日韦斯特尼的一个雕塑作品说：“不管它是什么，都是对这种高尚动物的丑陋嘲讽。”接下来，“如果那也能算是一位女人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同性恋患者。对同性恋患者的处罚是判处十年监禁。”
根据米哈伊尔·罗姆的说法，他当时就坐在其旁边，看得很清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赫鲁晓夫实际上是想表现得抢眼一些：“对他而言，这显然十分的困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谈论艺术时的痛苦，其实他自始至终都显得对艺术一无所知。他在那里试图解释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人民能理解的，什么不是，什么是实现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什么对共产主义根本无所帮助。”
由于对发表审美与政治相结合的评论感到很吃力，赫鲁晓夫再次拿厕所来打比方。在他演讲结束时的长篇大论中，他的这种评论在艺术史中是罕逢敌手的，赫鲁晓夫坚持认为内日韦斯特尼的艺术属于：“你的艺术是这样的：就好像一个人爬进了厕所里，滑到了茅坑里，从那里，从茅坑的下面，抬头看上面，看蹲在厕所上的人，从下面看上面的人的身体的那个部位。这就是你的艺术。……那就是你所处的位置，内日韦斯特尼同志，你就蹲在茅坑的下面。”
赫鲁晓夫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你们认为我粗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我究竟有多粗俗。你们认为你们比我聪明，那我就让你们感觉不舒服。用这种荒谬的方法，赫鲁晓夫的确将他的缺陷发挥到了极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亵渎倾向其实与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出身是很相符的（就像你在俄罗斯大街上碰到的所有人都能证明的那样），不过，共产党，或者至少其中更具文化的成员，现在都极力回避这样的恶习。赫鲁晓夫本人对文化也有着强烈的渴求，因此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缺乏修养肯定是让人十分尴尬的。就在斥责内日韦斯特尼的过程中，赫鲁晓夫证明了他本人为什么也十分需要类似的抨击。尽管他感到愤怒而且蔑视，但在他心灵的深处还是有事实的一席之地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这种让人震惊的整个表现实际上是在鞭挞他人的伪装下进行的自我鞭挞，用的是沉溺于乡野粗俗的方式，而这正是他一直以来努力想超脱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宴会厅的受害者当中，至少有一人，画家朱托夫斯基，在感到震惊沮丧的同时，又替赫鲁晓夫感到可怜。
赫鲁晓夫所说的实际上代表着他自己的部分性格，他一生中的那些行为方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来自尤索夫卡煤矿的一位写作诗歌的朋友也证实了这一点，类似的问题还有他现在或者曾经是否是一个反犹分子。他详细地谈论了关于斯大林的事情，不时地停下来驳斥这样的指责，不过这种指责是当时在场的自由知识分子从来也不敢提出的：“我能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他们内心的想法：‘你，赫鲁晓夫，就是头一号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赫鲁晓夫小时候读过的那个短篇小说中不幸的囚犯，平亚，又在心里重新显现了出来，在带领大家越狱时甘愿冒被迎头击毙的危险。“‘我是头儿，所以我得先冲出去。’这就是平亚所说的，同志们。我就是他，我就是平亚！”赫鲁晓夫引用这个故事暗示着平亚/尼基塔试图摆脱的警察就包括他现在正在严厉斥责的知识分子。
赫鲁晓夫的集体迫害也遇到了一些抵抗。当他抱怨说“只有坟墓才能治愈这些驼背”时，诗人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回击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能纠正错误的不是坟墓，而是生活。”此外，此次见面后消极的反抗仍在持续。当伊利切夫召集140名作家和艺术家到中央委员会时，一些人找借口没有出席。米哈伊尔·罗姆假称有病，后来他写了一封信重申了他的观点，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被说成是异端邪说。
抵制的结果是1963年3月7日召开了又一次超现实主义的会议。这一次会议的场所是在克里姆林宫巨大的带有雪白的柱子与高高的蓝色圆顶的谢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在出席会议的将近600人中，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克格勃特工，加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意识形态与宣传部门的专家，超过了艺术家和作家的人数。这一次没有宴会，与会代表成排坐着，在他们的面前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平台，主席团成员就坐在平台上面。主席团前面是一个讲台，发言者就站在这里向大家发表演讲。令人尴尬的是，他们的后背正对着苏联这块土地上最具权威的一帮人。
赫鲁晓夫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之间的鲜明反差让大厅里的一些人感到很惊讶，他好像随时都会爆发，而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其他一些人则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罗姆注意到赫鲁晓夫的第二把手弗洛尔·科兹洛夫：“他不仅一动不动，甚至连眼都不眨一下。清澈透明的眼睛、卷曲的头发、圆滑的脸部表情，加上慢慢扫视大厅时的冷峻眼色，他好像是要用眼色将我们吃掉似的。他们就是如此的冷酷。”
会议持续了整整两天。与上次一样，赫鲁晓夫刚开始时努力想表现出友好与平静。他对没有安排宴会表示道歉，但承诺说在会议间隙将有食品供应。“所以，大家请用。”他补充说。他严厉谴责了自由主义者，但对索尔仁尼琴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却进行了赞扬。他否认斯大林主义作家只是一些“粉饰太平的人”，但对他们“歪曲”现实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我们甚至到今天仍然相信，斯大林是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他说 ，但是在他的最后几年里，斯大林“是一个深受多疑与迫害狂症折磨的病人”。
就像12月份的那次会议一样，助手们为他准备了一份语气平缓的讲话稿，但是赫鲁晓夫又一次“没用其中的一个字”。还没有对与会代表表示欢迎，他就突然宣布：“所有想主动为外国机构提供消息的人，我要求你们离开会场。”会场上一片沉寂，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疑惑的神色，赫鲁晓夫这时指出了他的目标：那些将12月会议情况透露给西方记者的“背叛者”，以致西方媒体上出现了让赫鲁晓夫感觉很不快的报道。“我知道，现在你们不可能站出来，走出会场，所以在会议间隙，当我们去咖啡屋时，你们只要装着去厕所，然后消失掉就可以了。你们明白？”
在会议中，米哈伊尔·罗姆试图对马伦·胡茨耶夫[24]导演的有争议电影《伊利奇的大门》表示支持，在这部电影中，一位年轻人梦见了他已故的父亲，并询问他应该如何生活。“你现在多大了？”他在战争中死去的父亲问。被告知他的儿子22岁时，这位父亲说，“但是我只有20岁”，接着就消失了。罗姆解释说，这个梦的意思是说那位儿子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就像他父亲在为苏联政权战斗并牺牲时所做的那样。“不，不，不，”赫鲁晓夫反对说：“你的解释不正确，罗姆同志，不正确。它的意思正好相反。……即使是一只猫，它也不会抛弃它的小猫，但是在一个不同的时候，这位父亲丢下了他的儿子。这就是这个梦想说明的意思。”
赫鲁晓夫是不是想起了他对父亲的怀疑，或者他是如何让他自己的儿子感到畏缩的？当罗姆试图为他的观点辩护时，赫鲁晓夫不耐烦地说：“照你这么说，那我成什么了？就不是人了。我不是人吗？难道我没有发言权吗？”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场奇异的言语交锋，赫鲁晓夫的老朋友万达·瓦西里维斯卡抱怨两位苏联作家在接受一家波兰报纸采访时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赞扬。瓦西里维斯卡没有指名道姓，但是赫鲁晓夫要求说出他们的名字：诗人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25]和年轻的小说家瓦西里·阿克桑诺夫[26]。当会场上响起“羞耻”的喊声，并要求这两位背叛者站出来时，沃兹涅先斯基走上了讲台。这位身材瘦削、头发乌黑的年轻诗人开始援引马雅科夫斯基[27]的话，但是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赫鲁晓夫就大喊道：“诽谤！……诽谤！……你以为你是谁？……你对苏联力量的看法是从厕所里得来的！……如果不喜欢生活在这里，你可以到地狱里去。……我们不会挽留你。……搞到一张护照，我在两分钟内就会批准。葛罗米柯在吗？他在吗？签发他的护照，让他从这里滚出去！”
由于背对着主席团，沃兹涅先斯基不敢确定是谁在喊叫。当转过身来时，他想赫鲁晓夫“肯定是失去理智了”。赫鲁晓夫在大声咒骂，“眼睛立了起来，唾沫乱飞，他看上去就像精神病发作时那样的歇斯底里”。沃兹涅先斯基想继续他的发言，但是赫鲁晓夫不停地打断他。当沃兹涅先斯基朗诵他写的关于列宁的诗歌时，赫鲁晓夫再次爆发起来：“这毫无价值。你什么也写不了，你什么都不知道。我问你一个问题：苏联每年出生的人口有多少？350万。所以你，沃兹涅先斯基同志，你算不了什么，你只是350万人中的一个，你算不了什么。你可以在鼻子上刻上：你什么也不是！”他又说道：“唯一对你有所帮助的就是谦虚谨慎一点。你的头脑被成功所充斥了，你认为自己生下来就是王子。29岁时，我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而你却不负责任。”
在这一长篇大论的演讲中间，赫鲁晓夫突然指向会议大厅的后面。他觉得看见了阿克桑诺夫。“嗨，你！那儿的那个代理人！［赫鲁晓夫还将‘代理人’单词的第一音发错了］那个戴眼镜、穿红汗衫的家伙。不，不是你，是他！”
那不是阿克桑诺夫。赫鲁晓夫指的不是那位抽象派艺术家，而是老派的现实主义画家伊拉里奥·格里茨辛[28]。
“你就是阿克桑诺夫，”赫鲁晓夫喊道：“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就是想因为你父亲的死而报复我们吗？”
赫鲁晓夫认为阿克桑诺夫的父亲是在大清洗中被迫害致死的，事实上他的父母在集中营里呆了数年的时间，他母亲叶夫根尼娅·金日伯格[29]在释放后写了两份感人的备忘录。
“但是我不是阿克桑诺夫。”格里茨辛回答说。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赫鲁晓夫咕哝说：“那你是谁？”
“我——我是格里茨辛。”
“格里茨辛王子？［格里茨辛是古代俄罗斯的一个皇室家族。］所以你是位王子，对吗？你是吗？一位王子？”
“不，不，我不是王子，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现实主义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您看我的一幅作品。”
“不，不，没有必要。不过你可以说说！”
“我应该说什么呢？”
“你问我？你到这里来就是要发言的。”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我没有打算发言。”
“难道你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叫到这里来吗？”
“是的，我不知道。”
“那好，你好好想想吧。”
“是不是因为我给内日韦斯特尼鼓掌了？”
“不是。”赫鲁晓夫生气地说。
“那么我就不知道了。”
“那，再好好想想。”赫鲁晓夫重复道。
“我还可以继续工作吗？”格里茨辛小声地说。
“是的，你可以。”赫鲁晓夫善意地回答说。
大厅里响起了疯狂的笑声，尤其是经历了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后，这种笑声就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了。赫鲁晓夫咕哝说，那些衣冠不整的人鼓掌也不是时候，接着他放过了那位“假的阿克桑诺夫”，开始与真的阿克桑诺夫进行了一段荒诞的对话。
“这么说，你不喜欢苏联政权？”
“不是这样的，”阿克桑诺夫回答说：“我只是想写出我所看到的事实。”
“你是因为你父亲的事在报复我们，对吧？这就是你诽谤我们的原因。好，那好，他已经去世了，我们为他志哀。”
这又使人想起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所起的作用这个令他感到憎恶的问题。他紧接着这么说道：“让我们这么说吧，当时党的领导干部知道人民群众被逮捕的事吗？是的，他们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什么人什么错事都没有做过就被逮捕了吗？不，这他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及揭露了贝利亚的真面目后才知道了他滥用权力与独断专行的事的。……”不过在说完此话后，赫鲁晓夫接下来又自相矛盾起来，他吹嘘自己阻止了乌克兰与莫斯科的政治迫害。
伊尔亚·爱伦堡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他知道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无辜人民被逮捕的事情，但是他害怕说出真相。赫鲁晓夫认为爱伦堡的坦承是对他宣称不知情的驳斥。“爱伦堡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知道，也了解事情的真相，”赫鲁晓夫此时宣称：“所以他是了解真相的，对吧？如果了解真相，那他为什么保持沉默？他的意思好像所有的人都是故意保持沉默的。根本不是这样的，爱伦堡同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很多人没有沉默。……你认为我们容易吗？我告诉你们，那个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已经病入膏肓的人就在我们中间，他病入膏肓，就在我们中间。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疯子。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情形吗？……你认为这容易吗？我们的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我们得每时每刻都去喝伏特加。我们总是得保持高度的警惕。”
爱伦堡此时已经离开了会议大厅。赫鲁晓夫好像已经失去了控制。米哈伊尔·罗姆认为，一位助手每隔10分钟在他的旁边放上一杯饮料，赫鲁晓夫总是一饮而尽，这可能就是他逐渐进入麻醉状态的原因。赫鲁晓夫以前的自由主义盟友都感到惊惶失措，甚至保守主义者都觉得吃惊，尽管他们对赢得他的支持感到高兴。
1963年的春夏之间，赫鲁晓夫的情绪有所好转。帮助他振作精神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来访。然而，即使在卡斯特罗快乐的访问期间，赫鲁晓夫仍不时受到情绪突然变化的左右。
1963年1月，赫鲁晓夫给卡斯特罗写去了一封长达27页的信，旨在恢复与哈瓦那之间的良好关系。在受到访问苏联的邀请时，菲德尔还不是十分愿意去，但是当他于4月25日来到苏联时，他就一下子呆了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从最北部的摩尔曼斯克一直到了中亚。根据一位克格勃军官，同时充当卡斯特罗翻译的尼古拉·列昂诺夫[30]的说法，与群众集会、宴会、视察工农业生产以及非正式会谈相比，正式的谈判显得微不足道。赫鲁晓夫在红场为卡斯特罗安排了一个欢迎仪式以及一个大型的友好聚会，两人在赫鲁晓夫位于列宁山的住处、莫斯科河畔别墅以及离首都大约60英里外的扎维多沃（Zavidovo）度假胜地频频拥抱。访问期间所拍摄的照片包括很多卡斯特罗与赫鲁晓夫家人在一起的情景，以及他本人为赫鲁晓夫家人所拍摄的照片。
由于想缓解导弹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对卡斯特罗提出的要求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满足的。卡斯特罗是想看一看甚至对外国共产党领导人都不开放的火箭基地，还是想看一看能携载导弹的潜艇？那么就让他去看好了！颁发给这位尊贵的客人一枚神圣的列宁勋章怎么样？在皮聪大就军事援助问题进行会谈时，赫鲁晓夫慷慨地指示比留佐夫元帅“以我的名义增加一件［每套武器系统］，以示我本人对客人的尊重”。当总参谋部在莫斯科收到这份援助武器清单时，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那看起来杂乱无章的武器分类，坦克、加农炮以及其他的武器都罗列在一起。
卡斯特罗和全体苏联领导人一起观看了“五一节”游行。游行结束后，他们一行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参加丰盛的午餐会，巨大的餐桌上摆放着古董。突然间，在满脸惊恐的同事们面前，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就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彼此有无磋商的问题展开了一番唇枪舌剑。在此期间，列昂诺夫打翻了一瓶白兰地酒，溅到了禁欲修行的苏斯洛夫身上。这让赫鲁晓夫找到了打破紧张场面的机会，他告诉古巴领导人说：“在我们国家，打碎瓶子就是预示着好兆头。”[31]
在扎维多沃围猎了野猪后，两人坐在河中间小岛上一间隐秘的避暑小屋里，审查最近危机期间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全部通信。“大声宣读出来，”赫鲁晓夫对列昂诺夫说，列昂诺夫是唯一陪同他们两人的助手，“从头至尾给菲德尔翻译出来。”几个小时后，赫鲁晓夫问卡斯特罗：“你满意了吗？”卡斯特罗回答说是的，从此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一话题。
赫鲁晓夫明智地回答了卡斯特罗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中苏关系紧张的原因（甚至赫鲁晓夫本人都“不清楚”）、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冲突（这可以追溯到斯大林“在他最后几年的愚蠢讲话，当时他实际上精神处于不正常的状态”），甚至俄国令人憎恶的难以改革的状态：“你会认为我，作为第一书记，能改变这个国家所有的事情。我也拼命地想改变！ 但是不管我提出并实施什么改革措施，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俄国现在就好像一个装满生面团的大盆，你将手插进去，触到了盆底，认为你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局面。当你刚把手拔出来，上面还留有一个小坑，但是接着就在你还没来得及眨眼的工夫，面团就发酵了，成为鼓鼓的一堆。这就是俄国现在的状况。”
要想管理好俄国，就必须铁面无情。“十月革命后的40年，”赫鲁晓夫告诉卡斯特罗说：“我们还得在第比利斯和新切尔卡斯克动用武力。”他劝告卡斯特罗“要迅速坚决地镇压［反政府活动］”，甚至“可以开火”，如果需要的话，这一经验教训同样也适用于赫鲁晓夫所遇到的像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那样的反共产主义流亡分子：“有时候，应该动用秘密特工从身体上消灭流亡的反革命领导人。”毫无疑问，赫鲁晓夫指的是克格勃暗杀两位重要的流亡者，其中一位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斯蒂潘·班德拉，他曾经是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最主要的敌人，于1959年10月被暗杀。[32]
另外，对待知识分子要温和：“作家和艺术家，他们是最难对付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比共产党将国家管理得更好，于是他们总是不停地想教我们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他们希望成为社会的精神领袖。但是他们散漫任性。对付像这样的人，你得小心，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他们随时可能会把你拉下台。”
在扎维多沃，格列奇科元帅的枪法表现得比赫鲁晓夫要好。赫鲁晓夫于是对格列奇科大加嘲讽，好像他是军队里最愚笨无知的士兵。当勃列日涅夫作为国家元首将一枚苏联英雄勋章别在卡斯特罗宽大的胸前时，赫鲁晓夫表情外露地走上前来，取下勋章，重新将勋章别在离刚才勃列日涅夫所别的大约一厘米的地方。在他的别墅里进行双向飞碟射击时，由于没有人能打中几个，赫鲁晓夫叫道：“把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叫来，虽然他干别的都不行，但打双向飞碟还是可以的。”
列昂诺夫回忆说，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对他的举动都感到“很难堪”，“很显然，他们都感到很不安，但是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只是想努力藏到别人的后面，好看不到赫鲁晓夫”。[33]
到了1963年6月，赫鲁晓夫仍努力想说服自己古巴导弹危机是以他的胜利而告终的。“如果是懦夫，”他告诉古巴领导人说，那“我们为什么还会在古巴部署导弹？这是懦夫所能做出来的吗？不是。我们让步了吗？没有。我们是往前进了一步”。当然“如果不用撤出这些导弹，那就更好了：这是傻瓜也明白的事情”。但是“美国人想把你们从地球上消灭。所以失败的是谁？谁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们达到了目的。所以是他们失败了，我们胜利了”。
在赫鲁晓夫3月7日攻击了自由主义作家与艺术家后，保守主义者加强了他们的攻势。特罗亚诺夫斯基告诉他的朋友们说，阻止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找到赫鲁晓夫本人，但是即使那样，也不一定管事。4月，一份斯大林主义者的杂志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了鞭挞。“他们怎么敢那么做？”特罗亚诺夫斯基的助手弗拉基米尔·拉克辛[34]自问道：“难道粉碎赫鲁晓夫和主席团已经表示赞同的东西［《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就那么容易吗？”
在6月份中央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全体会议上，有超过2000“来自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聚集在克里姆林宫，会议持续了数天。这一次，赫鲁晓夫设法保持了平静。他赞扬了特罗亚诺夫斯基，对斯大林进行了几次抨击，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讲话显得积极而老成了一些，但他还是将自己对乡野习性的困窘发泄到了其他人身上。“等一下，”他指着两位中央委员会委员说，其中一位是卡扎赫（Kazakh），他们两人正在那里低声谈论着什么，“你们为什么傻笑？什么事这么好笑？你们是在参加中央委员会会议。难道你们不知道该如何表现吗？……你们怎么敢这么无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赫鲁晓夫并没有确定攻击的目标，他只是在放纵自己的情绪，而且这种情景并没有就此结束。当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准备作总结发言时，赫鲁晓夫再次抢过发言权，开始宣读一份简短的发言稿，接着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漫无目的地谈论了各种各样的话题，从应该被开除出党的作家到毛泽东是如何想通过展示他卓越的游泳技能来羞辱他的。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让中央委员会委员一致通过刚刚发到他们手上的决议。赫鲁晓夫心血来潮之下想体现出他宽宏大量的民主，于是邀请将近2000名代表进行投票。中央委员会委员们都感到很吃惊，米哈伊尔·罗姆也是如此。“于是我们在那里开始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文件中的一段文字进行投票，”这位电影导演回忆说：“这就是赫鲁晓夫。”
同年7月，在第三届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委员会（由9名来自共产党国家以及6名来自西方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评委组成）投票决定将第一名奖颁发给费德里科·费里尼[35]的超现实主义电影《81/2》，伊利切夫想取消这一奖项，并解散评审委员会，但是担心会引起国际性的丑闻。国家影剧院联合会主席阿历克赛·罗马诺夫[36]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出去，”赫鲁晓夫对罗马诺夫喊道：“去把片子拿给我。我要亲自看看，因为你什么都不明白。”
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里观看《81/2》时，他儿子试图说服他费里尼确实是位天才。根据谢尔盖的说法：“父亲马上就发火了：‘出去，不要打扰我。我坐在这儿不是为了娱乐。’”后来他对谢尔盖承认说：“我什么都看不懂，但是国际评审委员会却把一等奖颁发给了它。我应该怎么做？他们对电影懂得比我多，他们来这儿就是干这个的。他们为什么总是拿这些东西来蒙骗我？我已经给伊利切夫打过电话，叫他不要干涉。还是让专业人士来决定吧。”
至少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好像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他作为首席文化评论家的角色，因为在一个艺术阵营与另一个阵营相互争斗时总会将问题推到他这儿。中央委员会里的文化专家乔治·库尼辛[37]回忆了一件事情，那是乌克兰党委解除了几位基辅电影官员的职务，因为他们批准了基拉[38]和亚历山大·穆拉托夫[39]的自由主义思想电影《我们诚实的面包》。库尼辛在没有把基辅发生的事情告诉莫斯科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这部电影拿到了赫鲁晓夫那里，结果赫鲁晓夫很喜欢。当基辅方面得知这一消息时，他们在莫斯科还没有来得及批准时就取消了对基辅电影官员的处罚。米高扬说，像苏斯洛夫和伊利切夫这样的保守主义者随时准备利用赫鲁晓夫“缺乏教育”的弱点，用他的话来对付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在米高扬看来，这样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赫鲁晓夫“具有将知识界推向其对立面的神奇能力”。
当年夏天的某个时候，西方得到消息说莫斯科正在进行一项意识形态运动，赫鲁晓夫的文化顾问们决定向外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抓住了8月份在列宁格勒召开的一次关于现代小说的国际会议的机会，此次会议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左翼欧洲作家联盟赞助下召开的，与会者有来自东西方国家的作家。作为表示，他们邀请了见多识广的资深作家伊尔亚·爱伦堡，他曾在国外生活过，与欧洲国家有着广泛的联系。赫鲁晓夫在3月7日与知识界见面时曾对爱伦堡进行了抨击（“你吃着我们俄国的面包，却梦想着法国的栗子。也许你应该属于那儿，而不是我们这儿”），但是当爱伦堡刚开始拒绝参加列宁格勒会议时，赫鲁晓夫又请求他前去参加。
赫鲁晓夫不可能做得再好了。当他与爱伦堡在克里姆林宫进行谈话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自己滔滔不绝，让对方没有插嘴的机会，这一次他确实是在听爱伦堡讲，甚至都没有打断过他。赫鲁晓夫将过去的责难归咎于误解或是他助手的坏建议，他叫爱伦堡不要“耿耿于怀”。当爱伦堡为沃兹涅先斯基和叶甫图申科辩护时，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异议。他甚至让沃兹涅先斯基可以对他本人进行检查：“你我都已经老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检查人呢？”他得意地说起他如何刚刚将中国人置于难堪境地的事情。当爱伦堡告诉他说，他会因为清除斯大林的行动而名垂青史时，赫鲁晓夫的脸上因为激动而放出了光芒。
赫鲁晓夫本来考虑要亲自参加列宁格勒会议，但最后还是在会议结束后将一部分作家（其中包括英国人安格斯·威尔逊[40]和威廉·戈尔丁[41]，法国人艾莲·罗布—格里亚特和纳塔利·萨劳特[42]）邀请到了皮聪大。8月的黑海是风光最迷人的时候。自豪的赫鲁晓夫向客人们展示了他的游泳池，他一按电钮打开了游泳池的玻璃墙。他本来是想在欢迎词中对帝国主义、中国，甚至他的西方客人们进行抨击的，但是在讲话时却变成了：“你们知识分子当然会支持并服务于你们的资产阶级，但是我们对此却是唾弃的。在我们这里也并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想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我们会叫他们安分守己。你们也许会说我们这么做是野蛮无礼的，但我们是不会改变政策去取悦你们的。所以你们得记住这一点，不要试图改变我们的想法。”
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曾向赫鲁晓夫抱怨（一位助手回忆说，这让他脸色变得“灰暗而沮丧”）说，没有一位法国共产党作家受邀前去皮聪大。结果在这次精心准备的午餐会上大家几乎都没有开口说话。根据他突然下达的指令，赫鲁晓夫的助手们急忙做出安排，试图在用过甜点后的诵诗会上“不让一个资产阶级”参加，但是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安排一架特别班机，将一位名叫伦奎斯特的瑞典作家送回家，而伦奎斯特事先已经告知他的一位家人生病在家。诵诗会持续了40分钟，中间大家休息了一会儿，抽抽烟（而这在赫鲁晓夫的住处本来是不允许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了一首大胆地反对斯大林的诗歌，但并没有得到审查员的认同。在这首名为《隔世的特罗尔金（Tyorkin）》的诗歌中，那位二战史诗中纯朴的士兵主人公发现他身后的生活被一位独裁者所掌控，这位独裁者为自己竖起了无数的纪念碑。赫鲁晓夫仔细地听着，不时皱起眉头，不过也不时会露出笑容，甚至是哈哈大笑。朗诵结束后，他使劲握住了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手。几天后，阿朱别伊负责的杂志刊登了这首诗，不过因为斯大林主义者的反对，赫鲁晓夫也有所犹豫。“你能确信其中没有反对斯大林的意思吗？”赫鲁晓夫问切尔诺茨安。
“根本没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切尔诺茨安回答说：“虽然作为一首讽喻诗，其中当然会有一些人们看起来古怪的表达方式。”
“那你就把这些古怪的表达方式删掉。”赫鲁晓夫指示说。
1963年中期，赫鲁晓夫心情好转的另一个原因是与华盛顿的关系出现改善的迹象。6月中旬，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美洲大学发表了一次语气和缓的讲话。他对“俄罗斯人民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表示致敬，同时承认他们在世界大战中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经受了更多的苦难，可以与“美国芝加哥以东地区所遭受的损失”相提并论。苏联人和美国人都居住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我们大家都十分珍视孩子们的未来。苏联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并有着伟大的人民”。肯尼迪呼吁重新审视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希望两国能在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上有“一个新的开始”，并宣布不久将在莫斯科开始苏联、美国与英国的高级会谈。
肯尼迪的讲话对赫鲁晓夫是巨大的安慰，赫鲁晓夫后来称之为“自从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做出的最好的讲话”。包括特罗亚诺夫斯基在内的助手们敦促赫鲁晓夫做出同样的回应。几天后，美国和苏联签署了一份协议。建立可以在危机期间进行沟通的热线联系。在7月的最后两个星期里，赫鲁晓夫、阿维利尔·哈里曼以及英国的谈判人海尔萨姆勋爵[43]成功地达成了自冷战开始以来最为重要的军备控制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各国将禁止在空中、水下以及外层空间进行核武器试验。由于不需要进行现场核查，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被搁置到了一旁。
在禁止核试验问题上的谈判持续了10天，这使哈里曼有机会对赫鲁晓夫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赫鲁晓夫在4月份显得“老了许多，精神也不是很饱满，好像很疲惫”。他在7月份则显得心情好了许多，但是哈里曼也注意到了他取笑苏联将军们的方式，赫鲁晓夫称他的将军们是些“自作聪明的人”，在位期间浪费国家金钱，退休期间写出太多的回忆录。在与哈里曼和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一起午餐时，赫鲁晓夫对格列奇科大加奚落（取笑他会被美国更好的指挥官所取代），这让这位元帅无法掩饰他的惊愕。
7月23日，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与卡达尔和勃列日涅夫以及他们的夫人出现在列宁体育场，哈里曼正在这里出席一次美苏之间田径比赛的开幕式。当两队队员手挽手绕场向观众致意时，赫鲁晓夫的眼眶里涌出了泪花。当天晚上，他有意将卡达尔撇在一边，对哈里曼谈了一些揭露斯大林的事情。不过在哈里曼看来，虽然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但他对斯大林还是怀有一丝敬畏之心的”。
在整个会谈期间，赫鲁晓夫对除了核禁试以外的所有问题都很关心，特别是北约与华约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赫鲁晓夫对于互不侵犯条约施加的压力是如此强烈，以致哈里曼担心会谈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失败。就像赫鲁晓夫在7月2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互不侵犯条约“不仅是实现整个世界局势正常化的重要一步，而且还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中一个转折点的开端。……”但是西方谈判者对此持不同意见，认为单单是互不侵犯条约还不能阻止侵略行为。哈里曼能答应的最大限度就是在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很不情愿地接受了在不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情况下考虑禁止核试验问题。他希望肯尼迪本人能来莫斯科签署这一新的条约，但是美国派来的却是腊斯克（率领着一个美国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参议院代表团），腊斯克得到的指令是不要破灭苏联人对于签署互不侵犯条约的希望，以“保持哈里曼访问所创造的良好气氛”，但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44]
在宏伟的克里姆林宫里镶嵌着拱形白色大理石的凯瑟琳大厅举行的签字仪式缓解了赫鲁晓夫的失望情绪，在签字仪式后盛大的午宴上，苏联人安排了白兰地酒、热情洋溢的讲话，以及苏联管弦乐队演奏了格希文的名曲“让爱走进心田”，这同样让赫鲁晓夫感到很欣慰。赫鲁晓夫在此之后邀请腊斯克和他的代表团去皮聪大，在那里这位美国国务卿表现出了一个老练外交家的风格，他不仅在羽毛球比赛中不着痕迹地输给了这位比他年龄大许多的东道主，而且用借来的游泳圈在游泳池里笨拙地划水，让赫鲁晓夫感到自己是位水平高超的游泳能手。但是当会谈触及柏林问题时，腊斯克却寸步不让。[45]
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并非完全不满足。在8月5日的会议上，他给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46]留下的印象是“尽管身心疲惫，但精神不错”。霍姆认为，“尽管葛罗米柯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但整个气氛还是“相当轻松的”。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父亲并非仅仅是“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肯定还感到“很高兴”。这种高兴之情反映出赫鲁晓夫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根据与肯尼迪重新建立起的这种关系，他还有六年的时间（如果肯尼迪再次当选的话）可以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
赫鲁晓夫需要肯尼迪，并认为肯尼迪也需要他。在8月26日与多勃雷宁的一次长谈中，肯尼迪总统好像赞同采取措施防止突然袭击，以及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1月15日，罗伯特·肯尼迪预期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总统可以举行又一次会谈，在两三天的时间里，两位领导人可以“平静地坐下来，商讨所有的问题”。在多勃雷宁看来，“如果肯尼迪没有遇刺身亡”，那两国关系会得到改善，特别是由于“赫鲁晓夫不想让1961年维也纳会晤痛苦而有损于两国关系的事情再次发生”。他承受不起“两次失败的”首脑会晤，他“得在［苏联的］公众舆论面前显示出一些成功”。
11月22日晚间，赫鲁晓夫读完报纸后正准备上楼去卧室，突然政府的专线电话响了。晚上打来电话，这显得非同寻常，他几乎从来不会向家人讲述这些电话的内容。然而，这一次，他告诉家人说，有报道称肯尼迪总统遇刺了。赫鲁晓夫和尼娜·彼得罗夫娜、谢尔盖以及叶勒娜围坐在餐厅桌子边，等待葛罗米柯打回电话。赫鲁晓夫指示他打电话给大使，核实这一报道，但是葛罗米柯想接通驻华盛顿的多勃雷宁，而不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科勒尔。终于可怕的消息得到了证实：美国总统已经去世。
在美国总统遇刺身亡后的几个小时里，赫鲁晓夫好像一直处于震惊的状态之中。特罗亚诺夫斯基能看出来，赫鲁晓夫将此消息看成是“对他个人的打击”。第二天，在签署正式唁电时，赫鲁晓夫似乎一直在哭泣。除了正式的表示同情的电文外，他还给美国总统的遗孀发去了一份私人慰问函。
赫鲁晓夫从克格勃头目谢米恰斯内那里得到报告证实，行刺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曾经在苏联生活过将近三年，但并没有为苏联安全部门工作。赫鲁晓夫怀疑是美国的反对派刺杀了美国总统，目的是为了破坏美苏之间关系的缓和。克格勃报告了新总统约翰逊“支持保守派与反对派的观点”，根据苏联得到的消息，肯尼迪家族的一位朋友传话说，约翰逊是一位“精明的趋炎附势之人”，他“不可能实现肯尼迪未竟的计划”。[47]实际上，约翰逊总统还是想投入巨大的努力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但是他考虑的还有一些事情（例如重新选举与越南问题）。即使约翰逊总统没有想与苏联人对抗的意图，苏联人也会认为他就是如此。赫鲁晓夫告诉他儿子说，他本来准备冒险将肯尼迪总统作为一个合作伙伴，但是现在约翰逊上台了，“一切都变了”。
赫鲁晓夫缓和美苏关系的希望终于破灭了，此时修补与毛泽东关系的机会同样也丧失了。在那年的冬天，莫斯科和北京分别在对方的党代会上相互指责，之后双方终于同意从次年7月5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双边和平会谈。但是此次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双方公开化的较量，双方都发表了批评对方的正式声明，然后礼貌地等待对方做出同样负面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又演变成了双方激烈的口水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谩骂遭到了中国人的当面回击。中国代表团成员康生说：“凶手、罪犯、流氓、傻瓜、狗屎、笨蛋，所有这些恶毒咒骂的词汇，都从赫鲁晓夫同志的嘴里冒了出来。”赫鲁晓夫是否有意宣称开发苏联核武器的是一个“傻瓜”？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是否都会认为他们的领导者是“一堆‘狗屎’”？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批驳得一无是处，那他自己就“完全干净”吗？
中国代表团带队的是邓小平，他表现得更为克制，他对赫鲁晓夫的指责主要针对他对与美国关系缓和徒劳无益的追求：无论什么时候赫鲁晓夫抓住了艾森豪威尔或是肯尼迪递给他的“一根稻草”，他都是“只顾自己的喜怒哀乐”，而将兄弟党抛到了一边，这最终只能导致兄弟党不服从他的领导。邓小平评论说，当你由于自身错误的政策而遭受挫折时，你就勃然生怒……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反对派而牺牲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48]
7月20日，中苏会谈破裂。几天后，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由于事先已经多次警告军备控制协议可以限制中国开发核武器的自由，北京方面谴责这一条约是“肮脏的交易”，是一种“欺诈行为”，是一种“背叛”。苏联人进行了类似的回击。接着双方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攻击与反攻击，继而将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牵扯了进来，并扩展到了一些国际组织里，甚至中苏边境纠纷演变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相互进行了猛烈的人身攻击。不过，中苏之间快速加深的裂痕也给赫鲁晓夫带来了两个好处。由于中苏关系已经无法修复，赫鲁晓夫也就不用再取悦于北京方面了。正如特罗亚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无法与中国和解“给了他更大的空间，可以追求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达成谅解”。然而，当赫鲁晓夫意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迟了。
中苏关系破裂的第二个“好处”是，由于中国人处于盛怒之下，赫鲁晓夫本人也受到了攻击，因此他的同事们就得团结起来，尽管他们将中苏关系破裂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1963年初，苏联驻中国大使切尔沃年科因为对中国太软弱而“被称为是坐在红地毯上的人”。赫鲁晓夫不是自己谴责切尔沃年科，而是将此事交给了科兹洛夫，科兹洛夫很有礼貌地倾听了切尔沃年科的申诉，并没有任何真正批评的意思，然后向赫鲁晓夫报告说他已经将这位大使“好好地臭骂了一通”。切尔沃年科认为，这件事说明科兹洛夫和他的同事们“并不赞同赫鲁晓夫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那他们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这是另外一回事”。
很显然，他们有些担心，不过赫鲁晓夫也感觉到了他们的保留态度。在1963年12月关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全体会议上，他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人会选择“赫鲁晓夫”（他使用第三人称来指代自己）作为特别咒骂的对象：“要责怪的可能是某人［就是毛泽东］的妈妈。如果妈妈没有给他那个大脑，其他人是不可能将这些东西硬塞进他的脑子里的，甚至是学校也不可能。”赫鲁晓夫总结说：“一些同志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而且我不想进行争论，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国领导人希望“有一天醒来时发现全体会议已经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那好，同志们，我已经差不多70岁了。我不是在为我自己工作，而是为党和人民工作。我是否能留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可以做出决定”。“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火药桶里还有火药。［全体起立。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苏斯洛夫一反常态地为赫鲁晓夫进行了辩护：虽然中国人想“让赫鲁晓夫同志从中央委员会里退出去”，但是他们的“肮脏阴谋”注定是要失败的。9个月后，苏斯洛夫主持了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全体会议。
化肥！ 矿物肥料！ 这是1963年夏天赫鲁晓夫为苏联农业提出的最后的万能药。美国人为1.18亿公顷土地生产了3500万吨化肥，而苏联为2.18亿公顷土地只生产了2000万吨化肥。莫斯科需要在四年的时间里将化肥产量增加四倍。要想完成这一指标，需要新建60座化肥厂，现有的设施也需要增加产能。当然，60亿卢布是一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治理处女地也需要53亿卢布。在向主席团提出了一项应急计划后的几天里，赫鲁晓夫接待了美国农业部长奥维尔·弗里曼[49]。在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讨论这一问题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就提出了生产1亿吨化肥产量的计划，并将价格标签提到了100亿卢布。不仅如此，他还高兴地私下向他的美国客人透露说，苏联的国防预算将会进一步削减。[50]
秋天的旱情袭击了俄罗斯中部、西伯利亚、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以及外高加索地区。两年前，苏联人得到的承诺称可以拥有富足的牛奶与蜂蜜，但是现在他们不得不排队等待领取救济粮。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开始出现措辞激烈的信件，但是勃列日涅夫和其他人不敢让“那个老人”看到这些东西。当柯西金终于在主席团的一次午餐会上说出事情真相时，赫鲁晓夫一直埋头吃饭，一言不发，但是当副总理建议从西方国家购买粮食时，他发火了。只是在农业采购部长向他报告说国家的粮食库存实际上已经告罄时，赫鲁晓夫才同意寻求国外的帮助：从加拿大进口了680万吨、澳大利亚180万吨、美国差不多200万吨，甚至还用贷款从罗马尼亚进口了40万吨。[51]
整个秋天，赫鲁晓夫内心的不安是显而易见的。9月5日，他抛出了一份备忘录，对“我们对于化肥的粗暴态度”以及“我们在管理矿产资源上的低效率、笨拙与无知”进行了严厉抨击。几天后在伏尔加国营农场看到的情况也“没有让我高兴起来”。他对当地官员抱怨说，问题是“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总想按照他们的想法来工作，甚至教导其他人也遵从他们的想法，尽管他们自己对正在从事的工作并没有任何的了解”。在赫鲁晓夫视察的下一站克拉斯诺达尔，那时的苏联农民在化肥的使用中浪费严重，这对“那时的美国农民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为购买化肥支付了费用，知道如果不能正确地使用，他们就会破产”。赫鲁晓夫不久又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不过这份备忘录中提到的情况也适用他本人：集体与国营农场里有太多的领导人已经“严重超龄”，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也没有人将他们换下去。
总的来说，1963年的粮食收成情况是一场灾难：粮食总产量只有1.075亿吨，而1958年是1.347亿吨。处女地的粮食产量是历年来最低的，尽管与1955年相比，开垦的土地面积已经增加了1000万公顷。情况变得十分糟糕，以致克里姆林宫不得不认真考虑采取定量供应的问题。然而，赫鲁晓夫所能做的只是在1964年2月发表了一份训诫讲话，对特罗菲姆·李森科和罗斯维尔·加斯特这样创造奇迹的农场工人大加称赞，对正担任部长职务的，实质上是“傻瓜”的人进行侮辱。
“父亲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谢尔盖·赫鲁晓夫后来写道：“他变得紧张焦躁，容易生气发火，与人争吵，想找到应该对这种状况负责的人，但是又找不到。他在内心深处潜意识地明白了，问题并不是出在细节上，而是制度本身已经行不通了，但是他又不能改变他的信仰。”
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显得前景暗淡。赫鲁晓夫对叶夫赛·利别尔曼[52]提出的经济改革设想很是感兴趣，利别尔曼，这位哈尔科夫经济学家的思想突然开始出现在《真理报》上。此外，还有伊凡·库坦科[53]的思想，库坦科是哈萨克斯坦国营农场的负责人，他在他的农场里实行了合同制，粮食产量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有了飞速的增长。一些政治上的改革也让赫鲁晓夫着迷，例如在苏维埃选举中设定多个候选人，以及政府事务更大的公开化。在1963年夏末访问南斯拉夫期间，他还对南斯拉夫基于“工人委员会”的“自我管理”表现出了兴趣。但是在铁托大讲南斯拉夫改革时，赫鲁晓夫却对一件玩具表现出比对南斯拉夫经济模式更浓厚的兴趣，他不时将一个照相机形状的小钟表从口袋里掏出来把玩一番。在1963年8月与乌克兰党的官员举行会谈期间，赫鲁晓夫不停地打开一台小型的便携式收音机，将音量调大收听国外新闻，然后向目瞪口呆的与会代表报告他所听到的新闻内容。
同年夏天，在新近建成的克里缅丘格水电站附近，赫鲁晓夫的车队经过了一块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标牌。这种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神圣化传统历来是赫鲁晓夫所深恶痛绝的，但是这一次，当当地官员蜂拥而至对他大加吹捧时，赫鲁晓夫没有表示反对。只是在最后时刻，当他前往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汽轮即将起航时，他才突然说道：“难道你们没有读过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吗？还是你们认为这一决议没有约束力？我曾坚持禁止以领导人的名字来命名城市。但是我在这里就发现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情况，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把我置于何种境地？”
赫鲁晓夫市的父母官们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对于赫鲁晓夫而言，阿谀奉承什么时候都是具有吸引力的，现在几乎更是无法抗拒。助手们给了他一部名为《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歌功颂德的电影，这部电影以令人不齿的圣徒方式描述了赫鲁晓夫的生活与政治生涯，他在观看影片时没有说一句话，没有赞扬，但是也没有禁止播放。
1964年5月初，赫鲁晓夫启程前往埃及，参加阿斯旺水坝的落成典礼。[54]在启程前，纳赛尔的心腹、开罗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来到了莫斯科，因为“大人”（阿朱别伊对他岳父的称谓）有很多关于埃及的问题。海卡尔与赫鲁晓夫在他的别墅里呆了一天，在前往亚历山大的轮船上又呆了四天。“我会提出问题，你不用向我发问。”赫鲁晓夫承诺说，但是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从苏伊士运河危机的胜利到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这些事情。在海上航行的第三天早上，他终于问起了埃及的农业状况，但是几乎紧接着就打断了海卡尔：“这些都是废话。你们是在浪费时间。你知道你们应该做什么吗？化肥农业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化肥与作物的溶液培养可以代替对沙漠的开垦：“你们不需要开垦沙漠。你们可以在沙漠中放进盛水的容器！ 你认为纳赛尔总统知道这一点吗？我有一份关于这种种植方法的报告与科教片。我可以将这些资料送给他。对于你们而言，这比阿斯旺水坝更有用。”
在得知埃及人对土地脱盐感兴趣时，赫鲁晓夫说他知道一位学者，可以教导他们如何从事这项工作。“但是这对于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益处，”他补充说：“这太过昂贵了。玻璃与塑料水容器可以给你们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只是到了海上航行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才终于问起了海卡尔希望他问及的那些问题，即关于宗教、语言、习俗以及政治等方面的情况。
当不给海卡尔以说教方式传经送宝时，赫鲁晓夫就在准备与纳赛尔的会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在拼命玩多米诺骨牌游戏，但是他们知道赫鲁晓夫在场时，最好还是不要玩。“所有的游戏项目都会让父亲面露不悦之色，”谢尔盖·赫鲁晓夫当时也在船上，他回忆说：“其他人都害怕父亲，他不喜欢玩游戏，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他从来没有玩过足球、多米诺或是扑克牌。”谢尔盖记得在一次旅行中，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格列奇科以及其他一些人在赫鲁晓夫走向他的舱室时就把多米诺牌准备好；当他将要回来时，他们很快又将多米诺牌收了起来。
考虑到莫斯科与开罗之间过去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担心对他的欢迎可能会是低调的。所以当“亚美尼亚号”进港时，埃及人安排的盛大欢迎仪式让赫鲁晓夫激动得热泪盈眶。在前往开罗的途中，大街两旁数以百万计的欢迎人群同样也让他激动不已。与埃及人的会谈并不是十分顺利，但是大坝落成的热烈气氛盖过了两国之间的分歧（纳赛尔想从苏联得到更多的资金与武器，这超出了莫斯科所能承受的限度；赫鲁晓夫则要求埃及与其邻国实现“和平共处”）。纳赛尔和赫鲁晓夫按动了电钮；尼罗河水从水闸喷涌而出；到场的贵宾（其中包括伊拉克总统阿里夫[55]、也门总统阿布杜拉·萨拉尔[56]以及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57]）得到了金质纪念奖章。赫鲁晓夫自豪地接受了“尼罗河项链”，这是联合阿拉伯共和国的最高荣誉。作为回报，他向纳赛尔和阿布得尔·哈基姆·阿米尔[58]授予了苏联英雄勋章。1964年10月，德米特里·波利安斯基谴责赫鲁晓夫向纳赛尔授予苏联荣誉勋章，这位“将共产党人赶进了集中营”的埃及人，他的行为好像表明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穆罕默德，而不是马克思。[59]
至少有部分时间，赫鲁晓夫好像是很开心的。他喜欢作为明智的施恩者，向感恩戴德的埃及人提供援助与建议。他喜欢将他们说成像伊拉克总统阿里夫那样的反共产主义的领导人。埃及的一些地方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在卡里诺夫卡的教会学校上学时心中想象的天堂。但是埃及的酷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他后来回忆说，从飞机上看到的尼罗河景象同样让人难以接受：尼罗河两岸的绿色生机盎然，但周围却是无垠的沙漠，宽广的“没有水的区域”代表着“死亡”。
当阿斯旺访问接近尾声时，赫鲁晓夫突然之间显得不高兴起来。阿里夫当时正在红海巡游，赫鲁晓夫对此很不高兴，他讲述了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海军指挥官的故事，这位指挥官“无能而粗暴”，但是他的副指挥官却得到了所有人的衷心拥戴。当他们的舰艇沉没时，大家对于指挥官的死亡感到很高兴，但是却对副指挥官的死亡感到很伤心。后来有消息说那位指挥官被救了起来。“我告诉你们那些水兵们后来是怎么说的，”赫鲁晓夫继续说：“‘金子沉了下去，但渣子却浮了起来。’”突然之间意识到他的听众们会如何理解这一故事，赫鲁晓夫笨拙地解嘲说：“当然，那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我们现在这支队伍。”
在埃及的访问拖拖拉拉持续了将近三个星期。赫鲁晓夫在亚历山大法鲁克[60]国王的夏季行宫里呆了几天。一天在午餐时心情还特别好，但突然间赫鲁晓夫宣布：“大家都不说话，太沉闷了。难道就不能来点音乐？……你奏乐！”他对葛罗米柯命令道，交给他一个盘子，像手鼓那样地敲了起来。然后对格列奇科说：“元帅，你跳舞！”葛罗米柯勉强笑着接了盘子，而格列奇科却显得很痛苦。这种情景让人想起了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他曾羞辱性要赫鲁晓夫跳舞。
一些事情正困扰着赫鲁晓夫。甚至在离开雅尔塔前，海卡尔就对赫鲁晓夫对他同事们令人尴尬的“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奚落”很是吃惊。当基辅党委书记佩奥特里·谢利斯特虚伪地宣称说他会处理好乌克兰的一切事务时，赫鲁晓夫生气地说：“同志，在我看来，你好像认为我此次旅行就回不来了。……但是我会回来的，当我回来时，你得给我一个完全的交代。……”
在埃及访问期间，赫鲁晓夫几次称颂自己“仍然是个农民”，纯朴而直率。他在餐桌上表现得也像个农民，有一次曾吞下六个大的甜蛋糕，甚至他女儿拉达恳求他不要再吃了也无济于事。他暴饮白兰地，将汤倒进茶碗里，然后不用勺子就喝下去。在苏联代表团离开埃及的当天，赫鲁晓夫承认说他感到生气，因为海卡尔在报道中将他描述成一个农民。
“但是，主席先生，”海卡尔反击说：“你一直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位农民！”
“但是你写的我好像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故事里的农民，你为什么不说我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
赫鲁晓夫的责难是否反映了他曾仔细阅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笔下的农民形象？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最多他可能知道托尔斯泰将农民形象理想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不然，因为他信奉宗教神秘主义，并对激进的革命者进行过严厉的攻击。
5月25日从埃及回国后，赫鲁晓夫又于6月16日启程前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后来承认这次访问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目的”。他此行的主要原因是先前计划的访问被推迟，他对重新安排计划的长时间延迟感到不安。“虽然天气很好，”阿朱别伊记得：“但此次访问笼罩着一种不好的气氛。”在通常情况下，赫鲁晓夫对在国外受到的欢迎礼遇特别敏感，但此次他很奇怪地没有将此放在心上。注重细节的瑞典人没有计划鸣放21响礼炮（因为赫鲁晓夫并非正式的国家元首），但苏联联络官员坚持应按国家元首待遇接待。当“巴什基亚号”驶进斯德哥尔摩港口时，瑞典人的礼炮响了起来，赫鲁晓夫问道：“他们这是在干什么？”还没等到礼炮鸣放结束，他就离开走向了他的舱室。
赫鲁晓夫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讲话缺乏激情与活力。他在回国后向苏联人民所作的程序性报告读起来就像一篇旅行见闻。在他的回忆录中，赫鲁晓夫关于此次旅行着重谈到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在丹麦一艘舰艇的下水仪式上按照传统敲碎了一瓶香槟酒，丹麦国王的女儿“还只是个孩子，长得很漂亮”，在挪威白宫门口迎接他的那个人穿着“一件黄褐色的制服”，将他引到了一间书房里，然后请他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结果他就是挪威国王。“人们很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花匠。”赫鲁晓夫回忆说。
赫鲁晓夫的正式会谈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之处。对丹麦国王，“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回顾了在苏联各地打猎时的情景”。对于英格里德王后[61]与玛格丽特公主[62]，丹麦王位的继承人，赫鲁晓夫向她们讲述了“苏联戏剧、音乐与芭蕾舞”的现状。即使他得到的重要教训也是喜忧参半的。多年后，每当赫鲁晓夫闭上眼睛，他还能看到小小的丹麦所创造的农业“奇迹”：“是的，我知道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则是很平常的，只是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在挪威他了解到为什么共产党得不到人们的欢迎。“因为，”他被告知：“我们的很多工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房子、游艇以及其他财产。”
赫鲁晓夫考虑过退休，他在家里和克里姆林宫经常谈起这一话题。“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会对主席团的同事们说：“是到了给其他人让路的时候了。我们得给年轻人工作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赫鲁晓夫只是在开玩笑，或是试探他们的忠心，就像斯大林在最后岁月里所做的那样。由于自己丝毫没有退休的意思，他们知道如何对赫鲁晓夫的话作出回应：“你在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你看起来棒极了！你比很多年轻人还要壮实。”
妨碍赫鲁晓夫退休的一件事就是继承人问题。苏联没有确立移交权力的程序。在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取代他们的权力斗争使更替制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确定领导人的任期以及制定领导人更替的程序会起到作用，但那会限制赫鲁晓夫。他可以选定接班人，但是这样的接班人会威胁到他的神圣地位。减少这种危险的办法就是任命两个竞争者，但是这在后来肯定会引起更激烈的竞争。
赫鲁晓夫的第一副手，特别粗暴的阿列克赛·基里钦科，显得太过咄咄逼人。当他试图想把谢列平从莫斯科赶到列宁格勒时，赫鲁晓夫发火了，他用拳头敲打着桌子，对着电话喊道：“你他妈的认为你是谁呀？不经过讨论，是不能任命列宁格勒的领导人的，而这就没有经过讨论。列宁格勒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我会作出决定的！”[63]
在基里钦科之后是弗罗尔·科兹洛夫。科兹洛夫留着一头精心梳理过的白发，西装总是一尘不染，衬衫领尖上钉着纽扣（这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时间的苏联都是很少见的），他原来是一位冶金工程师，现在则成了苏联党内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但是赫鲁晓夫1959年告诉哈里曼说，他“和我们一样粗野”。在同样是潜在对手的谢列平看来，科兹洛夫“能力很有限。他唯一的长处就是他的声带。……你到他的办公室里会看到什么？一张特别干净的办公桌，没有一张纸片，也没有一支铅笔。这就是我们党的第二号人物！”米高扬认为科兹洛夫是个“缺乏才智的亲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和机会主义者”。
直到1963年初，科兹洛夫都一直遵守赫鲁晓夫路线，但是自此以后，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看来，他“开始出现一些独立化的倾向”。主席团候补委员德米契夫回忆说，当时其他的委员都认为科兹洛夫是事实上的党的第二书记。这丝毫没有增加其他委员对他的反对意见，相反，谢尔盖后来写道：“父亲喜欢科兹洛夫。……他偶尔反对父亲的意见，并与父亲发生争执，这换来的是父亲的尊重，而不是愤怒。”[64]然而，科兹洛夫也有失足的时候，例如，他允许苏联共产党1963年对其他国家共产党人举行的欢迎仪式体现出对南斯拉夫路线的变化。赫鲁晓夫当时正在皮聪大休养，他注意到了在欢迎词中将南斯拉夫描述成“建设中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尽管看起来这是一个微小的差别，但却意味着与赫鲁晓夫断断续续栽培铁托的政策不相吻合。
当他父亲给科兹洛夫打电话时，谢尔盖就在场，赫鲁晓夫指示将这种说法收回，并与南斯拉夫人进行私下的交流。当时“父亲对着科兹洛夫大声喊叫，指责他武断行事。……”赫鲁晓夫的话肯定要比这辛辣许多。谢列平记得在白维日斯基森林打猎时的情景，当围猎助手们将一只野猪赶到他们前面时，赫鲁晓夫和科兹洛夫同时开了枪。两人都声称是自己打中了目标。两人争吵不休，最后赫鲁晓夫下令验尸，以确定究竟是谁的子弹打中了野猪。当结果证明是他打中的时，赫鲁晓夫将子弹洗干净，装到口袋里，在主席团开会时故意将子弹拿出来把玩一番，让科兹洛夫生气。
不管是由于围绕子弹的争论（就像谢列平所说的那样），还是赫鲁晓夫的“五一节”批评（就像其他中央委员会成员所谣传的那样），或是科兹洛夫遗传天性中的弱点，反正他在此时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这意味着会重新挑选一位第二号人物。赫鲁晓夫私下里对他儿子说，谢列平还没有做好准备，乌克兰第一书记尼古拉·波德戈尔内太“狭隘”，而勃列日涅夫“也不适合”。他具有在中央党的机构与基层的工作经验，但是“在战争前，当我们任命他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党委书记时，孩子们给他起了个‘芭蕾舞女’的绰号”，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任意摆布他，只要愿意”。
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斗争是最高机密。赫鲁晓夫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和他儿子讨论过主席团的人事问题，在此之后也没有。“如果他不得不私下里和我谈起这一话题，”谢尔盖写道：“那就说明事态的发展对于父亲而言已经十分严重，以及他处于某种十分孤独的境地。”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再次提到了退休的事：“我的体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到了给年轻人让路的时候了。我会坚持到第二十三届党代会，然后就递交辞呈。……我加入政治局时是45岁。那是处理国事的适当年龄，这时你具有充沛的体力，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了60岁时，你就不会再思考未来的事情了。这已经是到了回家抱孙子的时候了。”
他不可能自己主动交出权力，相反，在米高扬看来，赫鲁晓夫“不停地在所有人面前大谈将年轻人吸引进来，扩充主席团的事情”。他的这些话让同事想起了斯大林在1952年重组政治局时的情景，他们担心下一步该轮到他们下台了。“这就好像他在有意识地制造敌人，”米高扬补充说：“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赫鲁晓夫的70岁生日标志着对他的顶礼膜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广播里充斥着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祝贺；报纸和杂志上到处都是对自从他上台以来的“伟大年代”的吹捧文章；由于所取得的很多成就，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4月17日清晨，安全人员在赫鲁晓夫列宁山别墅的客厅里安装了一台大型的广播电视控制台，上面的金属牌子上写着：“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工作的同志们敬贺”。这件礼物是有违赫鲁晓夫本人的原则的。“不要送任何礼物！”他曾咆哮着说：“不要浪费人民的金钱！”但是他的家人和同事们都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他们知道如果真的按他的要求去做，那他肯定会很失望的。
九点钟，客人们开始陆陆续续来到赫鲁晓夫家：亲戚、主席团成员，还有中央委员会书记。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举行公开的庆贺活动，而现在是同事们私下里向他磕头的时候。他们都十分小心，没有抽烟，一直等到他们的领导人出现在橡木的楼梯上，赫鲁晓夫穿着精心缝制的深色西服，胸前佩戴着三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勋章。在所有人都在餐厅里落座后，发言开始了。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以及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勃列日涅夫宣读了一份虚情假意的贺词：“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与你并肩战斗的亲密同志，主席团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与候补成员，向我们最亲密的私人朋友与同志的70岁生日致以特别的问候与热烈的祝贺。”
擦干眼泪，勃列日涅夫与赫鲁晓夫热情拥抱，向他呈递了一个装饰精美的盒子，里面是刚刚宣读的由所有客人签名的讲话稿。在长时间的宴会中，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显得很紧张。之后，赫鲁晓夫的同事们找到了一个脱身的借口——他们不想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过于劳累——谢利斯特回忆说，尽管“你能看出来，赫鲁晓夫既不想，也不希望他的生日庆祝仪式很快结束”。
当这一天终于过去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了，白天接受来自大家的祝贺，晚上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和宴会，有人怀疑，对于大家祝贺的渴望以及因此造成的劳累都使他感到疲倦。对于赫鲁晓夫而言，这两种情绪的成分可能相差无几。对于他的妻子和其他家人而言，那天早上所拍摄的一张照片带有某种困窘的成分：照片中，赫鲁晓夫站立着，眼镜被推到头顶，神情坚定地向他的同事们发表讲话。勃列日涅夫坐在那里，眼睛低垂，表情小心严肃；尼娜·彼得罗夫娜、她的女儿叶勒娜还有阿纳斯塔斯·米高扬表情痛苦，神色沮丧。
此时，赫鲁晓夫的同事们已经再也不能容忍他了。甚至在他的生日前，勃列日涅夫就已经开始密谋反对他。3月初，他和波德戈尔内已经开始和主席团成员们接触，商量推翻赫鲁晓夫的事情。6月，勃列日涅夫当时曾考虑当他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访问回来时就将他逮捕。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在整个夏天与初秋都在秘密寻求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支持，以免重蹈1957年赫鲁晓夫的对手们的命运。
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有很多共同之处：出身卑微，显然缺乏教育与文化背景（除了官方文件外，勃列日涅夫阅读的就只有苏联的讽刺杂志），待人和蔼，喜好交际。然而，勃列日涅夫喜欢装腔作势，特别是发挥他作为国家元首的作用时。赫鲁晓夫对此并不喜欢，他的负面评论被传到了勃列日涅夫那里。1964年7月，赫鲁晓夫提拔勃列日涅夫为党的副总书记，同时将波德戈尔内指定为明显的接班人，从而使两人成为竞争对手。但是，即使在此之后，赫鲁晓夫还是继续奚落他们，问其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他们当然会将赫鲁晓夫的话传到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那里）：“你们内心认为这两人，谁会成为真正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将他的不满隐藏了起来，他甚至将对赫鲁晓夫阿谀奉承的话写在了他办公室的日历上（例如，“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见面，一次愉快而高兴的会面”），就是为了防止有人窥探到他内心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情绪。[65]
1964年7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赫鲁晓夫不断下滑的命运带到了一个新的低点。他在此次全体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感到十分羞愧，所以他和他的继承者都没有将此次会议的情况公之于世，在苏联人口头叙述的历史中，“这次全体会议从来就没有召开过”。他要求将农业研究院从莫斯科下放到农村去。他呼吁取消科学研究院，而苏联科学院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莫斯科党委书记尼古拉·叶高里契夫当时就坐在科学院院长米哈伊尔·凯尔迪什[66]旁边。“我辞职，我辞职，我不干了。”凯尔迪什痛苦地嘟囔说。在全体会议结束后不久去巴黎访问时，叶高里契夫问苏斯洛夫，是否领导层已经就这一问题作出了决定。“你什么意思，叶高里契夫同志？”一向表现刻板的苏斯洛夫回答说：“你什么意思？当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说科学院是赫鲁晓夫诅咒的对象，那李森科就是攻击的主要目标。确信李森科参与了“一些坏事”，而且他的科学研究也并非名副其实，所以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就一直对他持反对态度。但是李森科还是借助他与另一位学者，尼古拉·蒂西金[67]之间的竞争——两人都声称自己研究的小麦品种可以提高产量——设法重新赢得了赫鲁晓夫的好感。两人之间的竞争发生在赫鲁晓夫别墅附近的集体农庄里，赫鲁晓夫平常会沿着莫斯科河划船，爬上岸边视察当地庄稼的长势情况。开始是蒂西金占了上风，但是最后李森科研制的小麦品种证明更大更好。
作为一种科学“试验”，这本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因为并没有作出控制何种庄稼种植的规定），结果也没有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但是李森科的研究成果所带来的前景却符合赫鲁晓夫创造农业奇迹的想法。1963年4月，在赫鲁晓夫亲自干涉、修正了评审委员会的负面投票后，两位李森科小麦品种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大家垂涎的列宁勋章。6月，他试图把三位李森科的研究人员选举进科学院里。在传奇式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伊格尔·塔姆[68]以及其他人指出李森科主义是伪科学，并指责其中一名提名人曾谴责过伟大的基因学家尼古拉·瓦维洛夫后，瓦维洛夫被逮捕并死于古拉格集中营，此次提名没有获得通过。
这就是赫鲁晓夫在7月全体会议上发火的背景。这也促使拉达·阿朱别伊（一位受培训中的生物学者，而且是莫斯科大学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和谢尔盖·赫鲁晓夫试图在一天晚上与他们的父亲讨论关于李森科的事情。他们当时正坐在赫鲁晓夫别墅俯瞰莫斯科河的阳台上，赫鲁晓夫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地嘟囔“反科学的魏斯曼[69]与摩尔根[70]派理想主义者”对李森科的不公正对待。[71]赫鲁晓夫谴责那些只对果蝇做实验的生物学家，而李森科是那种在工作中能与奶牛呆在一起的研究人员。拉达没有退让，而是为果蝇研究进行了辩护。她和谢尔盖批驳了李森科荒谬的论点，李森科认为没有一个人真正看见过基因是什么样。所有人也都没有见过原子，但是这没有妨碍苏联研制出原子弹。谢尔盖描述了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之间的谈话真的让父亲非常生气。他从来没有对家人大喊大叫，也从来没有骂过人或是提高过嗓门。……但是这一次他发火了，大声地重复着他抱定的观点，认为不道德的人是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我们，而我们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但却在附和他们。最后，他完全失去了控制，宣布他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家里出现不同的思想，如果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那最好不要再进他的门。”根据当时在场的谢尔戈·米高扬的说法，赫鲁晓夫跺着脚，拳头敲击着桌子，对他女儿喊道：“闭嘴！”
处于垂死状态的独裁者的首要原则之一就是不让他的对手们在首都得势。然而，赫鲁晓夫却不是呆在莫斯科，他不是去苏联各地视察，就是去国外访问，1963年他大约有170天没有呆在莫斯科，在1964年的头九个半月里，他在外面的时间为150天左右。1964年7月中旬，他在华沙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20周年庆典。8月，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苏联的农业区进行视察，从萨拉托夫省到中亚地区。在莫斯科经过短暂的休整后，他从8月27日至9月4日又访问了捷克斯洛伐克。
在讲话稿撰写人布尔拉特斯基看来，他陪同赫鲁晓夫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赫鲁晓夫看起来“很高兴、满意，甚至是精神振奋”。安德烈·谢甫琴科对他的主子更为了解。8月的一天晚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他们省视察工作，莫斯科方面打来电话报告说，塞浦路斯已经爆发了冲突，并就他们准备发表的声明征求赫鲁晓夫的意见。第二天，赫鲁晓夫在临睡前召见了谢甫琴科。“我累了，特别累，我要睡觉了。即使爆发战争，也不要叫醒我。”[72]
过去，对处女地的视察好像都能让赫鲁晓夫恢复活力。根据党的官员菲奥多·摩冈[73]的说法，此次他却“很生气，没有了往常的玩笑话，他也尽量避免发表讲话。他好像对什么事都感到很担心似的”。在此次视察中，赫鲁晓夫第一次对谢甫琴科发了火。当年夏天，谢甫琴科还亲眼见到过赫鲁晓夫对他的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发火。[74]
8月底的一个星期天，其他两位助手也得到了赫鲁晓夫同样的对待。赫鲁晓夫在附近的一个疗养院里顺道拜访了莫斯科党委书记叶高里契夫以及莫斯科市长弗拉基米尔·普罗米斯洛夫[75]。他要他们说出这座新建筑里由莫斯科制造的马桶座是用什么制成的。在被告知是用木头制成的时，赫鲁晓夫回击道：“你们看出来了，我也知道。你们是些挥霍浪费者！你们得使用塑料。我最近到过波兰，居住在一栋别墅里，当你坐在那样的马桶座上时，一点也感觉不到凉。所以你们也应该到那里去看看，检查一下，然后在莫斯科也照那样去做。”说着，他钻进了汽车，回到了他的别墅。叶高里契夫回忆说：“这是我们从赫鲁晓夫那里得到的关于如何在莫斯科做事的最后指示。”
9月初，赫鲁晓夫来到了位于莫斯科以西37英里的库宾卡军事基地，参加坦克、大炮与直升机的演试。在列队的元帅们自豪地向他汇报他们的计划后，赫鲁晓夫斥责他们是在浪费宝贵的资源。“我们是计划征服什么人吗？”赫鲁晓夫盯着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问道。“不，没有，”他自己回答道：“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武器有什么用呢？”由于所有的战争最后都会导致核打击，而核战争本身又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有保留最低数量的导弹是必要的，除此之外，过度的国防开支就是消耗国民经济。“否则，”他告诉在场的军官们说：“我们就会因为你们而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
赫鲁晓夫开这个玩笑是想缓解当时的气氛，他还友好地捅了捅马利诺夫斯基的腰。但是“他的玩笑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谢尔盖·赫鲁晓夫说：“马利诺夫斯基挤出了一丝苦涩的笑容。大家谁都没有说话。”
在图拉—塔姆导弹基地呆了10天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在那里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76]，然后他继续向南去。在辛菲罗波尔降落后，他用两三天的时间视察了克里米亚。乌克兰党委书记谢利斯特说，赫鲁晓夫当时显得心事重重，面露焦虑的神色。赫鲁晓夫对苏斯洛夫多有抱怨，并谴责米高扬“嘴太快，是位花花公子”。赫鲁晓夫原本准备在克里米亚休养一段时间，但是由于那里天气阴冷潮湿，他最后去了皮聪大。他的假期从10月3日正式开始。尽管他还不知道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日子就只剩下10天了。
[1] 多勃雷宁认为，美国的这两个立场可以使肯尼迪看起来是“这场危机的大赢家”，他还说，如果公开全部真相，那么最终解决的条件也许会使人觉得“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谁也没有遭受重大的失败，谁也没有赢得重大的胜利”。
[2] 当天早上，古巴主席奥斯瓦尔多·多蒂科斯招来苏联大使阿列克谢耶夫，询问关于莫斯科已经决定撤出导弹的广播消息的情况。阿列克谢耶夫记得他当时的回答是，美国人的广播什么都能说出来。当多蒂科斯说我所说的是莫斯科广播电台时，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我马上想到了菲德尔对此会做出什么反应，我觉得自己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
[3] 赫鲁晓夫暗示说，卡斯特罗发来的电报促使他做出了让步的决定，因为卡斯特罗在电报中“建议我们首先对敌人发起核攻击”。因为“我们现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死亡”，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胜利”，“现在通过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我们已经达成了与你们协商过的将导弹运至古巴的目的”。
[4] 卡斯特罗10月31日还告诉赫鲁晓夫说：“愿意以最高的尊严战斗到底的无数的古巴人和苏联人在听到这个突然的、令人吃惊的、实际上是无条件撤出武器的决定时都流下了眼泪。”
[5] 米高扬唯一的要求就是“通过所有可能的方式，马上通知他妻子葬礼的日期与时间”。
[6]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认为赫鲁晓夫事实上还是可以对取得的某些成果感到自豪的：避免了与美国发生战争，使得美国人公开保证不会入侵古巴；从土耳其撤出“丘比特”导弹；没有同意美国人对古巴进行现场检查的要求。虽然有利于华盛顿的核力量不平衡态势并没有得到改变，但是莫斯科方面还是通过建造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着手改变这一不平衡态势。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是说赫鲁晓夫真的认为他取得了如此的成功。
[7] 当然，赫鲁晓夫原本是想在古巴取得重大胜利后与美国进行更为广泛的谈判，现在他只好面对古巴危机失败的现实。在11月份的某个时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警告约翰·麦克考恩说，“你们美国人再也不能对我们这样了”，他暗指的是最终可以使苏联与美国达成大体核均势的战略军事力量集结。实际上，苏联的战略力量此时已远远落后于美国，而在赫鲁晓夫的主张下，苏联对常规武器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
[8] 尤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朱可夫（Ю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Жуков，1908年4月23日——1991年5月31日），苏联记者。1927年起在报刊业工作。1938—1940年任《我们的国家》杂志通讯员。1943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任《共青团真理报》编委。1946—1948年任《真理报》编辑部副执行书记兼专栏作家。1948—1952年任《真理报》驻法国记者。1952—1957年任《真理报》副总编辑。1956—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2年任部长会议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主席。196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2—1972年任《真理报》政治专栏作家。1962—1982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副主席。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8—1991年任“苏联—法国”协会副主席。1971年进入苏联中央电视台工作。1976—198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87年任苏联和平委员会主席。1991年去世。
[9] 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Barry Morris Goldwater，1909年1月2日——1998年5月29日），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7年转入美国空军，参加了朝鲜战争。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1964年代表共和党参加总统大选，但最终败给林登·约翰逊。1974年迫使尼克松辞去总统职务。1986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7年退休。1998年逝世。
[10] 当时苏联仍然缺乏与美国“民兵”导弹相比拟的武器，“民兵”导弹稳定的固体燃料可以使其无限期地保持战备状态，接到命令马上就可以发射。直到1966年，苏联与美国“民兵”导弹相似的导弹，SS—11，才进入部署状态。
[11] 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波利卡尔波夫（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оликарпов，1905年5月21日——1965年11月1日），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5—1936年任摩尔曼斯克市教育局长。1936—1939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省委教育部长。1939—1944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40—1944年任人民委员会广播和无线电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50—1951年任莫斯科弗·列宁国立师范学院副院长。1951—1954年任莫斯科弗·列宁国立师范学院院长。1954—195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5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5—1962年、1965年任苏共中央文化部长。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副部长。1965年去世。
[12] 赫鲁晓夫刚开始对马祖罗夫提出的责难并没有太放在心上，直到15个月后他们在同一座疗养院再次发生争吵。马祖罗夫关于白俄罗斯经济问题的看法让赫鲁晓夫很是生气，他回到莫斯科后就宣布说：“我一点也不喜欢马祖罗夫的行为方式。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的提议经不起批评。我们得考虑将他换掉。”
[13] 在1964年10月正式批准赫鲁晓夫下台的全体会议上，波利安斯基在其准备的控告材料中将分离党组织的结果说成是“自苏联国家创立以来最为严重的混乱局面”。
[14] 戈尔巴乔夫在1994年4月18日莫斯科纪念赫鲁晓夫诞辰一百周年的会议上（国际基金会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会议）表达过这种思想。
[15] 1963年3月，赫鲁晓夫又向主席团抛出了两个备忘录：一个主张在主要城市周围建立新的牛奶与蔬菜农场，另一个是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建立牲畜饲养中心。他再次进行了微观管理，推荐他美国之行学习到的土豆片制作技术（“我们大家都坐在飞机里，一边谈话，一边享用着工厂制造的土豆片。公司售卖的土豆片有着特殊的包装，土豆片保存得很好，因为土豆片是干的。这种食品很便宜。……”），并敦促在冬天的土地上堆积“肥料堆”，以保证第二年土豆生长所需的肥料。
[16]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蒂诺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17] 埃利·米哈伊洛维奇·贝柳廷（Э́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елю́тин，1925年6月10日——2012年2月27日），俄罗斯艺术家、艺术理论家。
[18] 鲍里斯·约西福维奇·朱托夫斯基（Бори́с Ио́сифович Жуто́вский，1932年12月14日—— ），俄罗斯作家、艺术家、插画家。
[19] 欧内斯特·约西福维奇·内日韦斯特尼（Эрнст Ио́сифович Неизве́стный，1925年4月9日——2016年8月9日），苏联雕塑家。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5年起从事艺术活动，并参加了苏联艺术家联盟。1962年因遭到赫鲁晓夫严厉批判而被开除出苏联艺术家联盟。赫鲁晓夫死后，应其亲属的要求雕塑墓碑。1973年流亡以色列。1976年流亡美国。1996年一度担任叶利钦的私人顾问。2016年死于纽约。
[20]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1910年7月21日——1968年1月19日），苏联画家。1941—1948年任苏联艺术家联盟列宁格勒分会主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58—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60—1968年任俄罗斯联邦艺术家联盟理事会第一书记。1961—196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8年任苏联艺术学院院长。1968年去世。
[21] 据说，伊利切夫当时正努力想讨好赫鲁晓夫，在与他的克里姆林宫对手苏斯洛夫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最终成为主席团的正式成员。作者采访了乔治·I.库尼辛，他从1961年开始在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工作。作者还对鲍里斯·朱托夫斯基进行过采访。
[22] 在赫鲁晓夫读错后，缺少了字母“t”的单词“pideras”就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俄语俚语，意思是“同性恋患者”。
[23] 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Дмитриевич·Шостакович，1906年9月25日——1975年8月9日），苏联音乐家。
[24] 马伦·马丁诺维奇·胡茨耶夫（Марле́н Марты́нович Хуци́ев，1925年10月4日——2019年3月19日），格鲁吉亚裔苏联电影导演、编剧。1965—1986年任苏联电影摄影师联盟理事会书记。1968—1971年期间在苏联中央电视台工作。苏联解体后，曾于1994—1995年任欧洲之窗电影节主席。1998—2009年任俄罗斯电影摄影师联盟故事片委员会主席。
[25]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33年5月12日——2010年6月1日），苏联诗人。194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63年因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而遭到赫鲁晓夫的严厉批判。2010年去世。
[26] 瓦西里·巴甫洛维奇·阿克桑诺夫（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Аксёнов，1932年8月20日——2009年7月6日），俄罗斯作家、剧作家、编剧、翻译家。
[27]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科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аяковский，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190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1910年退党，专心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热烈拥护苏维埃政权。20年代起受到拉普的批判。1930年自杀身亡。
[28] 伊拉里奥·弗拉基米罗维奇·格里茨辛（Илларио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олицын，1928年5月20日——2007年3月14日），苏联画家、雕塑家。
[29] 叶夫根尼娅·索洛莫诺夫娜·金日伯格（Евгения Соломоновна Гинзбург，1904年12月7日——1977年5月25日），苏联记者、作家。1932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后获平反。此后是持不同政见者。1967年发表《陡峭的征途》，猛烈攻击斯大林主义。1977年去世。
[30] 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昂诺夫（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евич Лео́нов，1928年8月22日——2022年4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53—1956年任驻墨西哥城大使馆的官员，期间结识了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1958年加入克格勃。1960年起在拉丁美洲从事情报工作。1971年回国。1983—1991年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外国情报局）副局长。1991年1—8月任克格勃分析部部长，支持八一九政变。苏联解体后离开情报部门。此后参加了俄罗斯人民联盟。2003—2007年任国家杜马议员。2022年去世。
[31] 在“五一节”那天，当络绎不绝的人群通过红场时，伏罗希洛夫催促游行队伍加快速度，以免他一整天站在列宁陵墓上。“你知道你能去哪儿，克里姆！”赫鲁晓夫咆哮道：“你就得好好地站在这儿观看游行队伍。还在工业学院担任党委书记时，我们五一节早上六点钟就起床，然后步行几个小时来到这里。当我们到了这儿后，就想呆一会儿，看一看我们敬爱的领袖斯大林。但是秘密警察不停地催促我们快一点。这里所有的人都能看一看我们，好以后有个谈论的话题。我不打算叫任何人快一些。所以搬把椅子到那边去，克里姆，坐下来，闭上你的嘴巴！”
[32] 在克格勃暗杀的两位流亡者中，一位是1957年10月暗杀的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根据赫鲁晓夫的这种评论，人们不禁会怀疑他在新切尔卡斯克大屠杀后声称自己“感到心痛”的真实性。即使他真的感到心痛，在现实政治面前，那也算不了什么，特别是在对他的门徒传经送宝时。至于消灭真正的阶级敌人，赫鲁晓夫更是从来没有犹豫过。
[33] 作者对尼古拉·列昂诺夫的采访。列昂诺夫特别清楚地记得“当赫鲁晓夫嘲讽时格列奇科的反应，他当时就站在马利诺夫斯基的旁边，他们两人看上去都显得很尴尬”。
[34] 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拉克辛（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Лакшин，1933年5月6日——1993年7月26日），苏联散文家、文学评论家。
[35] 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1920年1月20日——1993年10月31日），意大利电影导演、编剧。
[36] 阿列克谢·弗拉基米罗维奇·罗马诺夫（Алекс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Романов，1908年2月16日——1998年10月29日），1929年起从事报刊业工作。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4—1946年任《真理报》驻高尔基地区通讯员。1946—1947年任《高尔基公社报》总编。1947—1949年任《白俄罗斯联邦报》总编。1949—1955年任共产党和工人党新闻局报社执行书记兼《“人民民主”为了持久和平，为了长治久安！》杂志副主编。1955—1956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驻加盟共和国顾问。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61—1962年任苏共中央局委员。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3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第一副部长兼中央思想委员会委员。1962—197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电影摄影委员会主席。1965—1972年任部长会议电影委员会主席。1972—1983年任《苏联文化》报主编。1983年退休。
[37] 格奥尔基·伊万诺维奇·库尼辛（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уницын，1922年4月28日——1996年10月6日），苏联哲学家、文学评论家、艺术评论家。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7年任苏共坦波夫省委宣传鼓动部部长。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文化部副部长。1966—1968年任《真理报》文艺编辑。1968—1977年任艺术史研究所美学与艺术通论系主任。七八十年代曾两次险些被开除出党。1988年公开攻击斯大林主义。1996年去世，死后被发现长期勾结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38] 基拉·格奥尔基耶夫娜·穆拉托娃（Ки́ра Гео́ргиевна Мура́това，1934年11月5日——2018年6月6日），乌克兰电影导演、编剧、演员。
[39] 亚历山大·伊戈列维奇·穆拉托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горевич Мура́тов，1935年4月21日—— ），乌克兰电影导演、编剧。
[40] 安格斯·弗兰克·约翰斯通—威尔逊爵士（Sir Angus Frank Johnstone-Wilson，1913年8月11日——1991年5月31日），英国小说家。
[41] 威廉·杰拉德·戈尔丁爵士（Sir William Gerald Golding，1911年9月19日——1993年6月19日），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有《蝇王》。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2] 纳塔利·萨劳特（Nathalie Sarout，1900年7月18日——1999年10月19日），法国犹太裔小说家、文学理论家。
[43] 昆汀·麦加雷尔·霍格，圣马里波恩的海尔萨姆男爵（Quintin McGarel Hogg, Baron Hailsham of St Marylebone，1907年10月9日——2001年10月12日），英国保守党政客。1938—1950年、1963—1970年任下议院议员。1945年4—8月任航空事务议会副国务秘书。1950—1963年、1970—2001年任上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0—1963年任上议院领袖。1956—1957年任第一海军大臣。1957年1—9月任教育大臣。1957—1959年任保守党主席。1957—1959年、1960—1964年任枢密院议长。1959—1960年任掌玺大臣。1964年4—10月任教育和科学大臣。1966—1970年任影子内政大臣。1970—1974年、1979—1987年任大法官。1987年退休。
[44] 美国人冻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因为他们怀疑这是苏联人的宣传手段，实际上对欧洲安全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45] 赫鲁晓夫对此感到很困惑，他对腊斯克说：“我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美国人会在柏林问题上如此顽固。戴高乐不想因为柏林问题而挑起战争，麦克米伦肯定也不想。为什么单单你们美国人不是这样？”腊斯克回答说：“对了，主席先生，你最好认为我们美国人在此问题上就是十足的傻瓜。”
[46] 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霍姆，夏塞尔的霍姆男爵（Alexander Frederick Douglas-Home, Baron Home of the Hirsel，1903年7月2日——1995年10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929年加入苏格兰统一党。1931—1945年、1950—1951年、1963—1974年任下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4—1965年任反对党领袖。1945年任外交事务副国务秘书。1946—1951年任苏格兰银行董事。1951—1955年任苏格兰国务大臣。1951—1963年、1974—1995年任上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7—1960年任上议院领袖。1955—1960年任联邦关系大臣。1960—1963年、1970—1974年任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1963年加入保守党。1963—1964年任首相。1963—1965年任保守党党魁。1995年去世。
[47] 据称，抽象派画家William Walton向苏联人透露，肯尼迪家族认为刺杀美国总统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杀手，而是美国的右翼阴谋团伙。
[48] 在莫斯科与中国代表团会谈的同时，赫鲁晓夫还与哈里曼和海尔萨姆勋爵热情拥抱。肯尼迪指示哈里曼“摸清赫鲁晓夫在两个问题上的看法：一是他是否愿意采取措施限制或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二是他是否愿意由苏联采取行动或是同意美国采取行动来达成这一目的”。但是哈里曼的试探行动在苏联碰了壁。此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陷入极度糟糕的境地，尽管还没有人透露说赫鲁晓夫正在和华盛顿方面密谋破坏中国的核开发计划。
[49] 奥维尔·罗斯洛普·弗里曼（Orville Lothrop Freeman，1918年5月9日——2003年2月20日），美国民主党政客。1940年入伍。1943年在布干维尔战役中身负重伤，1944年退役。1955—1961年任明尼苏达州州长。1961—1969年任农业部长。
[50] 弗里曼礼貌地提醒赫鲁晓夫说，要想提高粮食产量，单靠化肥是不行的，特别是在缺乏灌溉设施的情况下，弗里曼的提醒在当年秋天的旱灾中就得到了印证。
[51] 赫鲁晓夫在1963年9月26日的讲话中提及了苏联进口粮食的数量，但没有包括从美国进口粮食的情况。
[52] 叶夫赛·格里戈里耶维奇·利别尔曼（Евсе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иберман，1897年10月2日——1981年11月11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在大学任教。1938年被捕。1939年4月被判处15年徒刑，同年年底平反。1962年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并参与了1965年的经济改革。1981年在哈尔科夫去世。
[53] 伊万·尼基福罗维奇·库坦科（Иван Никифорович Худенко，1917年7月16日——1974年11月12日），苏联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苏芬战争和卫国战争。1957—1970年任哈萨克斯坦农业部国营农场融资司司长，在任期间推行农业改革，将市场关系和自给自足的原则引入农业生产。1970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72年被捕。1973年被判处6年徒刑。1974年死于狱中。
[54] 尽管莫斯科与开罗的关系并非一帆风顺，并且苏联人对纳赛尔囚禁、折磨埃及共产党人的倾向特别愤怒，但赫鲁晓夫对自己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支持修建阿斯旺水坝还是颇感自豪的。当莫斯科暗示准备派“一个高级别代表团”参加水坝落成典礼时，纳赛尔及时地给予了回应。
[55] 阿卜杜勒·拉赫曼·穆罕默德·阿里夫·贾马利（ʿAbd al-Rahman Mohammed ʿArif al-Jumayli，1916年4月14日——2007年8月24日），伊拉克资产阶级政治家。1937年毕业于巴格达军事学院。1941年参加了反英起义。1948年参加了巴勒斯坦战争。1958年参加了“七·一四”革命。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于1958—1962年任装甲兵参谋长。1963—1966年期间历任萨拉赫丁省装甲团团长，第六装甲旅旅长，第五师师长等，并于1964年代理陆军总参谋长和地面部队司令。1966—1968年任总统。1967年5—7月任总理。1968年7月17日在政变中被推翻下台，随即流亡土耳其。1979年萨达姆上台后回国。2004年移居约旦。2007年死于安曼。
[56] 阿布杜拉·萨拉尔（Abdullah al-Sallal，1917年1月9日——1994年3月5日），北也门资产阶级革命家。1962年发动革命，推翻了穆塔瓦基利亚王国的统治，并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随后于1962—1963年、1965年、1966—1967年任总理，1962—1967年任总统。1967年在政变中被推翻下台，流亡埃及。80年代初回国。1994年去世。
[57] 艾哈迈德·本·贝拉（Ahmed Ben Bella，1918年12月25日——2012年4月11日），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领导人。1936年进入法军短暂服役。1940年重服现役，参加了自由法国运动。1945年返回阿尔及利亚，参加了独立运动。1951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后越狱逃走。1952年流亡埃及。1954年参与创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1956年再次被捕，1962年获释。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于1962—1963年任总理。1963—1965年任总统，在任期间参加了不结盟运动。1965年在政变中被捕，随后被长期软禁。1979年获释。1980年流亡法国。1983年流亡瑞士，并创立了一个温和伊斯兰反对派组织“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1990年回国。2012年去世。
[58] 穆罕默德·阿布得尔·哈基姆·阿米尔（Mohamed Abdel Hakim Amer，1919年12月11日——1967年9月13日），埃及资产阶级革命家。1939年入伍。1948年参加了阿以战争。1952年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七月革命。1953—1956年任埃及军队总参谋长。1956年任埃及—叙利亚联合军事司令部总司令，并指挥了苏伊士战争。1956—1961年担任纳赛尔驻叙利亚代表。1961年在叙利亚政变中被捕并被遣返回国。1964—1967年任第一副总统兼埃军副总司令。1967年埃及在“六日战争”中战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并提前退休，同年8月因“阴谋发动政变”而被软禁，9月13日服毒自尽。
[59] 波利安斯基声称赫鲁晓夫从开罗发回了态度专横的电报，要求授予勋章，但谢尔盖·赫鲁晓夫坚持认为他父亲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对此是同意的。
[60] 法鲁克一世（Farouk I，1920年2月11日——1965年3月18日），埃及阿里王朝末代国王，1936年4月28日——1952年7月26日期间在位。1952年在“七月革命”中被推翻下台，流亡意大利。1965年死于罗马。
[61] 瑞典的英格里德王后（Ingrid of Sweden，1910年3月28日——2000年11月7日），原名英格里德·维多利亚·索菲娅·路易斯·玛格丽特（Ingrid Victoria Sofia Louise Margareta），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的妻子。
[62] 玛格丽特二世（Margrethe II，1940年4月16日—— ），原名玛格丽特·亚历珊德拉·冰岛·英格里德（Margrethe Alexandrine Þórhildur Ingrid），丹麦国王兼国防军总司令。
[63] 根据米高扬的说法，基里钦科并不比勃列日涅夫以及其他的权力妄求者更坏，但是在他们一起工作了20年后，赫鲁晓夫还是将他抛到了一边。
[64] 西方的克里姆林宫研究专家同样认为科兹洛夫比赫鲁晓夫还要保守。
[65] 谢利斯特曾回忆过赫鲁晓夫在电话里责备勃列日涅夫无能的事。根据勃列日涅夫原来的助手的说法，他的主人和波德戈尔内都不满意赫鲁晓夫对1960年与1961年首脑会晤的处理、从中国撤走苏联顾问、削减国防预算以及党的新发展纲要准备的方式，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的不满意见埋藏在心里。
[66] 姆斯蒂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凯尔迪什（Мстислав Всеволодович Келдыш，1911年2月10日——1978年6月24日），苏联应用数学家、力学家。1931年进入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工作。1934年进入苏联科学院工作。1944—1953年任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力学系主任。1949年加入联共（布）。1953—1978年任苏联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1961—1975年任苏联科学院院长。1961—197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奖委员会主席兼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8年去世。
[67]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蒂西金（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Цицин，1898年12月18日——1980年7月17日），苏联植物学家、遗传学家、育种家。1931—1937年任小麦—卧草杂交种实验室主任。1937—1946年、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8年任农业部农作物品种试验委员会主席。1940—1957年任苏联科学院远缘杂交实验室主任。1958—1970年任苏联—印度友好文化关系协会主席。1970—1980年任苏联—印度友好文化关系协会副主席。1980年去世。
[68] 伊格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Игорь Евгеньевич Тамм，1895年6月26日——1971年4月12日），苏联理论物理学家。早年曾支持孟什维克国际派。1920年起从事科学研究。1933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年遭到批判，被解除一切职务。1953年参与了苏联第一次热核试验，并因此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获斯大林奖。1954年获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71年逝世。
[69]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列奥波德·魏斯曼（August Friedrich Leopold Weismann，1834年1月17日——1914年11月5日），德国进化生物学家。
[70]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Thomas Hunt Morgan，1866年9月25日——1945年12月4日），美国进化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胚胎学家、科学作家。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71] 李森科和他的追随者拒绝基因学说，他们将相信基因学说的人斥之为“魏斯曼与摩尔根主义者”，魏斯曼是20世纪初的细胞生物学家，摩尔根是早期的孟德尔派基因学家。
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1822年7月20日——1884年1月6日），奥地利生物学家。
[72] 就是在此次视察中，赫鲁晓夫祭出了他挽救苏联农业的最后一剂万能药，他提议（在第一章中已有叙述）在莫斯科设立九个集中的机构，负责管理全国各种具体的作物与牲畜，每个机构负责保证全国农产品的充足供应，例如谷物、肉类、葵花籽油以及糖类等。在离开莫斯科前往黑海度假前，赫鲁晓夫要求勃列日涅夫将他的备忘录在中央委员会的全部委员中间传阅，然而勃列日涅夫只给主席团的正式成员看了这份备忘录。
[73] 费奥多尔·特罗菲莫维奇·摩冈（Фёдор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оргун，1924年5月12日——2008年7月7日），苏联作家、农学家。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2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2—1963年任巴甫洛达尔工人代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3—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巴甫洛达尔乡区委第二书记。1964—1965年任采林尼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9—1972年任吉尔吉斯斯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72—1973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巡视员。1973—1988年任乌共波尔塔瓦省委第一书记。197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8—1989年任国家自然保护委员会主席。1989年退休。
[74] 作者1993年8月对安德烈·谢甫琴科进行了采访。赫鲁晓夫在他执政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里表现异常的迹象还有：一位同事回忆说，如果有人敢于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提议提出质疑，赫鲁晓夫就会“发脾气，开始使劲责骂，使得每个在场的人都感到很难堪”。还有一次，在主席团的非正式午餐会上，赫鲁晓夫邀请了两位在他顿巴斯时期的年长者，他在午餐会上没完没了地大讲他当时在煤矿的生活。之后在回克里姆林宫的路上，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和基里钦科痛苦地抱怨说赫鲁晓夫最近“表现反常”，他们说“这位老人正日渐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
[75] 弗拉基米尔·费多洛维奇·普罗米斯洛夫（Владимир Фёдорович Промыслов，1908年8月28日——1993年5月22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8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1年、1953—1954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1—1953年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1954—1955年任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1955—1959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9—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建设委员会主席。1962—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建设部长。1963—1986年任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退休。
[76] 苏加诺（Sukarno，1901年6月6日——1970年6月21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家。1945—1967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统。1959—1966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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