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全传（2003）
第21章 下台后：1964—1971
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在既成事实后的两天才向世界宣布。几乎就在同时，谣言开始流传起来，媒体上有关他的消息也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正式的消息刊登在10月16日的《真理报》上，第二天又发表了一篇社论，《苏联共产党不可动摇的列宁主义总路线》，这篇社论没有提及赫鲁晓夫的名字，但谴责了“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主观主义及其观点，轻率做出计划，决定考虑不周，匆忙做出与现实不符的决定与行动，大肆吹捧，虚张声势，热衷于个人发号施令，以及不愿意遵从科学与已经证明过行之有效的操作经验”。
到15日早晨，新的安全措施已经取代了多年来为赫鲁晓夫工作的警卫人员。他在列宁山住处的多部电话线仍然连通着，其中包括几条与市政府机构的电话线以及政府的特别专线，只有一条地方线，此外还有连接警卫室的电话。那天清晨，一辆大型的黑色“柴卡”（Chaika）轿车驶进了赫鲁晓夫的住处，取代了体积更为庞大的黑色“伊尔”轿车，苏联全国只有三人可以享受使用“伊尔”轿车的待遇：党的总书记、总理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当天晚些时候，这辆“柴卡”轿车也开走了，换成了一辆普通的黑色“伏尔加”，这样就将赫鲁晓夫的待遇降到中级职能部门人员的水平，当赫鲁晓夫削减他们所享受的待遇时，这些中级干部对他是恨之入骨的。
赫鲁晓夫的习惯是上午九点准时坐在他的克里姆林宫或是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10月15日，他九点左右才下来吃早饭。头天晚上，他服用了他的保健医生弗拉基米尔·贝左比克（Bezzubik）开的镇静药，但还是几乎没有睡着。“他的脸好像瘦削了许多，面色更加灰暗，”谢尔盖·赫鲁晓夫记得：“而且行动也迟缓了许多。”
对面前的食物几乎没有动一下，赫鲁晓夫之后来到了院子里，在房子周围慢慢地散步。当他走近大门时，新的安全负责人谢尔盖·梅尔尼科夫（Melnikov）问他是否想乘车到别墅去。
“你得到了一份十分单调乏味的工作，”这位前总理回答说：“现在我已经是个赋闲在家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时光，你会和我一起在沉闷中耗费生命的。不过，你也许会处理得很好。为什么还坐在这儿？我们走吧。”
当赫鲁晓夫、他儿子还有梅尔尼科夫到达时，他的别墅也换上了新的警卫人员。在大门口犹豫了一阵是否进去后，赫鲁晓夫沿着山边的小溪走了下去，过了一座小桥，来到附近的一个国营农场。这里的玉米在夏天经过了特别精心的培养，为的是给农场附近的重要人物留下好的印象，现在这里的田地除了中间的几个玉米秸秆堆外已是光秃秃的一片。当三人在庄稼地边的小路上转悠时，赫鲁晓夫开始滔滔不绝地说出一大堆数字以及他钟爱的振兴农业的秘方，好像是在给当地党的领导人作报告似的。梅尔尼科夫礼貌地提了一些问题，在谈话中间赫鲁晓夫突然停了下来。
“现在没有人再需要我了，”他声音低沉地说：“没有了工作，我该做些什么呢？我将如何生活下去？”
1964年10月14日，尼娜·彼得罗夫娜·赫鲁晓娃在勃列日涅夫的妻子维克托利娅的陪同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度假。下台后，赫鲁晓夫立即焦急地询问将以何种方式告知他的妻子。当天早些时候，要按照以往，他会拿起政府公用电话，叫接线员帮他接通。作为权力的象征，现在政府专线已经掐断了，家里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用普通电话线找到她。赫鲁晓夫的警卫员最后终于接通了她，说尼基塔·赫鲁晓夫叫她立即回来，但是没有解释为什么。她是从苏联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米哈伊尔·齐默雅宁[1]那里得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的，齐默雅宁一直对她极尽奉承讨好之能事，（在想跟勃列日涅夫夫人说话时）他错误地叫住了尼娜·彼得罗夫娜，并大讲赫鲁晓夫如何被赶下了台，他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如何谴责赫鲁晓夫，以及“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作为党的领导人是如何的好。尼娜·彼得罗夫娜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这时齐默雅宁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尴尬地僵在那里。
赫鲁晓夫担心没有人会在机场迎接尼娜·彼得罗夫娜，但是梅尔尼科夫设法作了安排。当她乘坐的汽车终于在15日晚上回到列宁山住处时，她的手上还拿着在布拉格机场上人们送给她的鲜花。她没有大呼小叫，而是很快担当起了作为家庭主妇的角色，就像在30年代时那样的平静，当时半夜的敲门声也许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还有50年代，她作为苏联第一夫人时也显得很平静。就像谢尔盖·赫鲁晓夫所回忆的那样，他母亲“留意家里每个人都吃了饭，让父亲穿上了像往常一样干净整洁的白衬衣，把家里收拾得利利落落。……她的表现就好像中央委员会只是做出了又一个决定而已，只不过这次是解除了她丈夫的职务，她接受了这一现实，就像在她的生活中接受很多其他事情一样。毕竟，她并不仅仅是他的妻子，而且还是一名党员，妻子对丈夫的从属关系已经变成第二位的了”。
如果不是由于下台明显地让赫鲁晓夫感到十分痛苦的话，尼娜·彼得罗夫娜也许会对此很释然。在赫鲁晓夫去世后，尼娜回顾了她在丈夫下台后“痛苦的经历”以及“噩梦中的呓语”。“她经受的折磨丝毫不比我们少，”谢尔盖写道：“但是她将这一切很好地隐藏在她平静的外表之下。”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几乎直到夏天，统治了苏联十年的赫鲁晓夫精神十分沮丧。他的家人想尽了一切办法让他振作起来，但是他对此既没有感到舒心，也没有接受家人的安慰。在位时，赫鲁晓夫每天都会仔细地阅读报纸，现在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扫上一眼。以前，他忙得没有时间读书，现在“他会机械地翻着书页，把书放到一边，站起来漫无目的地散步”。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赫鲁晓夫的孩子们在别墅的大房间里给他放电影。“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进去。”谢尔盖回忆说。甚至《主席》这部影片也几乎没有引起他的丝毫反应，这是新近拍摄的一部赞颂赫鲁晓夫风格的集体农庄主席的影片。“这部电影不错。”这就是赫鲁晓夫的所有评价。
现在的来访者很少，他们的到来也没有让赫鲁晓夫心情好起来。以前的同事与下属没有来看他的理由，他们也不想来。其他人则担心会招来不良后果，他们是很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因为赫鲁晓夫的警卫人员对所有来访的客人都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除了这些以外，赫鲁晓夫的脑子里肯定产生过一个更让他感到困惑的问题：他事实上有朋友吗？回想起来，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成为朋友的还是在20年代的顿巴斯。在他退休期间，还是有一些老朋友来看过他的，只是不是在刚开始。
刚开始，来的客人分别是赫鲁晓夫孩子们的朋友，根据谢尔盖的说法，邀请他们来“是为了分散父亲的注意力，排解他内心的抑郁情绪”。起初，这种方法还真的起到了作用，特别是当他们一起来到别墅新建的水栽培花房里时，赫鲁晓夫会大讲水溶液栽培的好处，好像他的听众们是国家元首似的。但是“当他说到高兴处时”，谢尔盖回忆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会突然停住，变得一言不发，兴奋的光芒从他的眼睛里褪去。‘这不再是我管的事了，而你们对这个又不是很懂。’”
秋天，赫鲁晓夫被下令腾出他在列宁山的房子和别墅。他的新别墅位于莫斯科市另一边的彼得罗夫—达尔尼耶。他在城里的新公寓（他实际上一天也没有在那里呆过）位于斯塔罗康尤谢尼（Starokonyushenny）巷19号，一座20世纪30年代为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建造的房子。有五个房间、一个厨房，还有一个宽敞的门厅，按照苏联的标准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但与他先前的住处相比就相差太远了。不过，他还是马上同意搬过去。他“对于在哪儿生活、如何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谢尔盖回忆说：“对于所有的事情，他都会表示同意。”
在充足的空余时间里，赫鲁晓夫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散步，在别墅内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有时是和谢尔盖与安全负责人梅尔尼科夫一起，但很多时候是他独自一人，散步时他几乎总是一言不发。“沉默让我们感到很压抑，”谢尔盖写道：“我们试图找到一个话题，说说莫斯科方面的那些对他而言不算好也不算坏的消息，但是他不会作出回应。有时他自己会打破沉默，心情沉重地重复说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只有人民需要他，生命才有意义，但是现在没有人需要他了，生命也就毫无意义了。有时他的眼睛里会满含泪水。我们当然很担心，但是弗拉基米尔·格里高里耶维奇告诉我们说不用担心。‘这是受到打击的一种反应。’他向我们解释说。同时，父亲继续着没有尽头的散步，性情变得越来越孤僻。”
赫鲁晓夫的私人医生，弗拉基米尔·格里高里耶维奇·贝左比克，没有抛弃他的病人。除了一次数小时地和他坐在一起聊天外，他还给赫鲁晓夫开了些安眠药与镇定药。家人不担心他会自杀，几年之后也是这样。但是当赫鲁晓夫的一个孙子在学校里被校长问起他祖父在退休期间干些什么时，回答是“我祖父在家里哭”。多年后在被问及同样的问题时，赫鲁晓夫的家庭厨师的回答也差不多：“他坐在家里哭，坐在家里哭。”
1965年的新年前夜，赫鲁晓夫一家仍住在他们原来的别墅里，但是搬到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已是近在眼前的事了。别墅的家具都是政府配发的，不会和他们一起搬走，因此他们一大家人12月31日聚集的大餐厅还与以前一样：中间是可以坐三四十人的长餐桌，靠墙壁摆放着并不舒适的黑色皮椅，大厅的尽头是一个已经不能使用的灰色大理石壁炉。多年来头一次，赫鲁晓夫没有在新年前夜被成千上万人簇拥着，即使他的一大家子人也没有坐满餐桌的所有座位。与过去相比的反差让他们所有人都感到压抑，但是除了赫鲁晓夫外，其他人都尽量装出高兴快活的样子。“父亲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参与我们的欢宴，他只是坐在那里看着。”谢尔盖后来写道。
还是有一些人设法打来了电话，但大多数都是找赫鲁晓夫的孩子们的。有几个电话是来自顿巴斯的同志，或是尼娜·彼得罗夫娜30年代工作的莫斯科灯泡厂的老同事，但是没有人要求与赫鲁晓夫通话。最后，终于有一位勇敢的来电者要求与赫鲁晓夫通话。在犹豫了一阵子后，赫鲁晓夫慢慢地从桌子前站了起来，踱步来到了隔壁房间的电话机旁。对方是米高扬。突然之间，赫鲁晓夫听得很专注，大声回答说：“谢谢你，阿纳斯塔斯。也祝你新年快乐。请给你的家人带去我最美好的祝愿。谢谢你。我会努力保持精神愉悦。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退休在家。我会学会如何放松心情的。”
当重新回到餐厅时，赫鲁晓夫看起来恢复了活力。谢尔盖回忆说，当他在餐桌前坐下来时，“他眼中的活力就消失了”。
米高扬打来电话是需要勇气的，由于仍处于领导岗位上，他这么做是会失去很多的。在此次通话后不久，他儿子后来得知此次通话被报告到了克里姆林宫新的领导班子那里，米高扬的速记员兼秘书就开始不断地重复关于米高扬的“蠢事”，并声称是赫鲁晓夫告诉他的司机的。这些报告是经过层层演绎的，这位速记员几乎肯定是为克格勃工作的，但是米高扬对这些传言却深信不疑。他一直以来就确信赫鲁晓夫嫉妒他，赫鲁晓夫“经常不同意我的意见，那是因为他不想承认我是对的”。米高扬相信，赫鲁晓夫现在肯定会指责他没有发觉将他赶下台的阴谋，并设法阻止——谢尔戈·米高扬说，换句话说，赫鲁晓夫会指责他父亲没有做他自己不能或是不会做的事情。由于他们两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猜忌，米高扬再也没有给赫鲁晓夫打电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奇怪的是他还是打来了这最后一次电话。
离群索居，精神压抑，现在的赫鲁晓夫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了。但是他以前的同事们并不想冒任何的风险，特别是经过10月23日发生的事情后。那天，苏联宇航员又取得了成功，对于以前成功的航天试验，赫鲁晓夫曾从皮聪大通过电话表示祝贺，并在莫斯科为航天英雄举行过欢迎仪式。此次的欢庆活动从早上在伏努科沃机场的仪式开始，从那里欢庆的车队沿着列宁斯基大街来到了红场，接着是盛大的招待会。赫鲁晓夫一家在列宁山住处观看了机场降落的电视现场直播。几分钟后，赫鲁晓夫站了起来，嘴里嘟囔着说他不看了，走了出去。
他还是不能平静下来，于是叫来警卫队长，要他开车送他去别墅。问题是他们的车队一开始是往红场方向去的。勃列日涅夫及其一帮人听说他就要来到红场时几乎吓呆了，但是在他们还未能想出用什么办法阻止他时，赫鲁晓夫的汽车已经转向西，到他的别墅里去了。当天晚上，梅尔尼科夫接到新的命令：赫鲁晓夫第二天早上就必须搬到他的别墅里去，没有进一步的通知，就一直呆在那儿。他的家人暂时还可以继续使用他们的列宁山住处。第二天，他们一家就搬到了别墅里，在那里他们一直呆到1965年初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公寓准备停当。[2]
与赫鲁晓夫以前的住处相比，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就显得简朴多了。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坐落在伊斯特拉河松树葱郁的岸边，只有一层，由原木建成，而不是石块，里面漆成深蓝色。伊斯特拉河在不远处汇入了莫斯科河。房子附近的松树很早就已经被砍掉，变成了一个苹果园，旁边栽种着鲜花，苹果树中间有小路。沿着房前陡峭的木质楼梯可以到达伊斯特拉河边的木质平台和凉棚。在房子周围高高的篱笆外有一片草地，草地中间空地上的长椅变成了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休憩场所，从这里，他可以看到河水，以及远处国营农场田地里的庄稼。
在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记忆里，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公寓的里面“显得宽大而舒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和尼娜·彼得罗夫娜都有他们单独的卧室，一个房间供叶勒娜·赫鲁晓娃和她的丈夫维克多·叶夫雷诺夫（Yevreinov）——一位年轻的化学家——使用，尼娜·彼得罗夫娜的房间里有一张大桌子，一间厨房，还有一间可以看到外面的果园、原来是作为台球室的房间，尼娜·彼得罗夫娜将这个房间改成了一个大的餐厅。此外，还有一个上面蒙有半透明黄色塑料的阳台，赫鲁晓夫喜欢坐在这里，一间单独的夏季厨房，以及大门口一间带有暖气的平房，那是赫鲁晓夫警卫人员的住处，也是安装窃听装置的地方。[3]
赫鲁晓夫自己的房间对着阳台和花园。除了一张床、几张小桌子以及他的个人物品（其中包括尼赫鲁送给他作为礼物镶嵌在乌木框里的女孩肖像、加纳的恩克鲁玛[4]总统送给他的一个装在木盒里的英国产的留声机，以及一把芬兰吉科宁[5]总统送的黄红色扶手椅）外，房间还有一个大的保险柜，里面装着赫鲁晓夫的保密文件——除此之外，他不再有其他保密的文件了，他甚至将珍爱的党证都放在他的桌子里，因为他没有力气打开这个巨大的黄褐色保险柜。
搬家是属于尼娜·彼得罗夫娜的事，她在赋闲在家的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很多次搬家。谢尔盖说，这些搬家大多“不是出于她的自愿。有时她痛苦地解嘲说她都可以成为专业的打包工人了”。这一次搬家更糟的是她丈夫病了，医生刚开始时担心他得的是胰腺癌。后来证明没有那么严重，但是这次生病进一步延长了赫鲁晓夫从他下台及其所带来的沮丧中恢复过来的时间。
在此次搬家后，赫鲁晓夫的家人试图以新的嗜好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当生活在基辅别墅里的时候，赫鲁晓夫就不喜欢在第聂伯河里钓鱼，不过他这一次还是同意试试。在阅读了几本有关垂钓的书籍后，赫鲁晓夫来到了伊斯特拉河边，在他儿子提供的渔竿上装上了瓦尔特·乌布利希曾经送给他的鱼饵，并抛出了渔线。但是他一开始什么也没有钓着，于是他就不想再等下去了。“坐在那里就感觉像个十足的傻瓜一样！”他后来抱怨说，“你甚至可以听见鱼在水下面嘲笑的声音。我干不了这个。”
赫鲁晓夫“过去发现我们坐在电视机前时常常说我们一点用也没有，”谢尔盖回忆说。现在他就依靠电视、广播和报纸来知道新闻。由于没有了机密报告与情况简报，他现在每天早上就在卧室窗前的软坐椅上阅读《真理报》，在散步时拿着一个小型的袖珍飞机，并拿出美国商人埃里克·约翰斯顿50年代送给他的一个“顶峰”牌短波收音机。他听音乐，不过也听新闻，既听莫斯科电台的广播，也听像“美国之音”与BBC这样的西方电台。但是新闻里并没有什么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他的很多改革计划已经被扭转回去了。还有，在他看来，他过去曾投入巨大精力的党的宣传机构，现在显得十分拙劣而无能。“这简直就是垃圾！”他在说到《真理报》时斥责道：“他们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是什么样的宣传？谁会相信这些东西？”
除了他家外，彼得罗夫—达尔尼耶村还有几家，它们相互之间被高高的绿色篱笆相隔开，不过共用一条柏油马路。其他居住在附近的要人包括两位副总理，米哈伊尔·莱斯契科[6]和伊格纳蒂·诺维科夫[7]，以及前财政部长阿什尼·日维雷夫[8]。不知道碰到赫鲁晓夫该说些什么，他们就告诉他一些官方的活动，好像赫鲁晓夫仍然是他们的领导人似的。在谢尔盖看来，“这些碰面让父亲感到很压抑，于是他努力避免再与以前的下属发生联系”。同时，他还尽量不去村里的俱乐部，那里每周两次放映新的影片。
他倒是常常走到附近农场的地里。看着工人们收获少得可怜的大麦与燕麦，他渴望指令他们种植一些在莫斯科市场上有利可图的蔬菜。起初他只是对家人唠叨，但是后来他开始用双筒望远镜监视地里干活的工人，当有负责人出现时，他就急忙赶过去提出他的建议。但是他们并没有把他的建议当回事儿，他们说必须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这让赫鲁晓夫更加生气，但是“父亲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给他们提出过建议，尽管他对我们不停地抱怨这种乱糟糟的管理”。
打猎曾经是赫鲁晓夫在位时唯一的嗜好，除了1950—1953年期间，当时斯大林不鼓励打猎，他经常在基辅与莫斯科附近打猎。他还收集了大约二十多支步枪与半自动步枪，这些是他在战后从将军们那里或是从苏联和外国的客人们那里得到的礼物。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家卧室里的桃花心木板的衣柜上面有一只精致的木盒，里面装着一支“帕拉贝尔姆”（Parabellum）枪、一支“沃尔瑟”枪，另外还有一支异型手枪，那是他70岁生日时克格勃送的礼物。在下台前，他喜欢将这些枪支拿出来，擦拭一番，向客人们炫耀。此后他从来没有去打过猎，也很少去看他的收藏。1968年，他将大部分的枪支都送了人（他儿子、年长一些的孙子、他的医生，甚至还有帮助他处理日常杂事的警卫），他说：“还是把这些枪支送给一些好人吧，至少这样他们以后还会记起我。否则，在我死后，也会被偷走的。”
1965年春夏之间赫鲁晓夫恢复了平静，其他的一些活动开始慢慢地让他高兴起来。他的孙子们给他房子附近的高地起了个“蛇草山”的名字，因为初春季节，很多蛇会在这里晒太阳。赫鲁晓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所有的邻居。住在附近旅馆里的度假者发现了他，他们处于苏联社会的底层，因此并不害怕接近赫鲁晓夫。刚开始，他们只是隔着篱笆相互打招呼，后来村里的官员同意在篱笆上开了一个小门，度假者就簇拥在他的周围，和他一起照相，听他讲他的经历。当时的苏联政界人士是禁止到这里来的，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访问赫鲁晓夫”成为这里旅馆“文化节目”中一个经常的组成部分。在谢尔盖1969年春天拍摄的家族录像中，赫鲁晓夫在这些时候又恢复了活力，像个老人那样地笑着，打手势比画着，但之后他会显得筋疲力尽，坐到他散步时随身携带的帆布椅子上。
来自苏联各地和国外的信件为赫鲁晓夫提供了又一个让他想起辉煌过去的机会，但由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对赫鲁晓夫怀恨在心，于是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从1970年底开始就截留了他大部分的信件。[9]不过，也许因为这些信件会让他想起他所失去的太多的东西，赫鲁晓夫对其也很少有兴趣。主要是尼娜·彼得罗夫娜阅读这些信件，并挑出一些读给她丈夫听，为其中一些打印回信（但她不会为那些她认为是索要签名的人写回信的），然后交给他签名。当终于开始读一些东西时，他拒绝看战争回忆录，他说那些将军们都夸大他们自己的英雄事迹，而忽视了他的贡献。他也不想看他儿子推荐的其他一些回忆录（例如，丘吉尔、戴高乐，甚至还有那些19世纪俄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翻过几页后，他就会将它们放在一边，嘴里嘀咕说：“我以后再看。”
赫鲁晓夫喜欢看小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莱斯科夫[10]、库帕宁[11]，还有萨尔蒂科夫[12]写的小说——以及关于自然与技术的书籍。当谢尔盖带给他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时，这本小说已经翻得卷了边，是非法打印版，赫鲁晓夫看了很长时间，看过后，他只说了一句：“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这反映了他越来越对正统的意识形态有了看法。此次，他肯定对自己看懂了这位诗人含沙射影的小说并提出了自己独立的看法感到很满意。
受到父亲对《日瓦戈医生》反应的鼓舞，谢尔盖又给他带来了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与《癌症病房》，以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然而，赫鲁晓夫与这几部小说却划清了界限。“他不喜欢它们。”谢尔盖说。
当家人明显地看出赫鲁晓夫是在抵制别墅社区俱乐部时，谢尔盖设法弄到了一架南斯拉夫放映机与一块德国银幕，并将家里的一条走廊改装成了一个小型放映厅，开始在家里放映他租来的或是朋友从国外带回来的影片。赫鲁晓夫喜欢逃避现实的影片，包括一部关于鸟类的迪斯尼影片，以及历史体裁的影片，例如《7月6日》，这是一部根据1918年左右反斯大林主义剧作家米哈伊尔·萨特罗夫[13]的戏剧改编而成的电影。
在看过萨特罗夫的影片后，赫鲁晓夫打破常规地去剧院看了萨特罗夫的另一部戏剧，《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很难听清演员们在说些什么，“剧院里人们都盯着他看，这让他感到不舒服，好像他是什么稀罕的展览品似的”。不过，他还是在演出间隙到后台去了，演出结束后，他与剧团演员们一起回顾了剧中所描述的历史人物。注意到萨特罗夫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没有将布哈林与加米涅夫包括在内，而他们两人肯定参加过此次会议，赫鲁晓夫说：“他们是好人。我们应该为他们平反昭雪。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时间。”
更多的客人开始拜访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其中一些是赫鲁晓夫家的老朋友，像维拉·高斯廷斯卡娅（Gostinskaya），她1928年就与赫鲁晓夫一家一起居住在奥尔金斯卡娅大街。斯蒂拉（Stella）和普奥特拉·亚基尔[14]是伊奥纳·亚基尔的孩子，亚基尔是位红军指挥官，在基辅时就是赫鲁晓夫的朋友，后来被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杀害了，后来在60年代，普奥特拉·亚基尔也被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而遭逮捕。谢尔盖·赫鲁晓夫还邀请了一些火箭工程师与武器设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尤莉娅·赫鲁晓娃（列昂尼德的女儿）带来了萨特罗夫和鲍里斯·朱托夫斯基，这是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马奈日展览时谴责过的艺术家之一。苏联纪录片导演罗曼·加尔曼[15]是与他的妻子马娅一道来的（马娅后来与瓦西里·阿克桑诺夫结了婚，赫鲁晓夫曾在1963年3月严厉斥责过阿克桑诺夫）。1970年，尤莉娅带来了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赫鲁晓夫1963年3月的又一个谴责对象，以及基督教新教徒吟游诗人弗拉基米尔·维索特斯基[16]。赫鲁晓夫为他1962年和1963年对艺术家和作家们的严厉斥责表示了道歉，他承认说，他之所以大声叫嚷，是因为他们是正确的。在谢尔盖拍摄的一次家族录像中，赫鲁晓夫和叶甫图申科坐在一条板凳上，赫鲁晓夫兴高采烈地说着，拍着叶甫图申科的胳膊，脸上露出羞愧而圆滑的微笑，似乎要让人看出他在别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自己并不想显得志得意满。他的微笑与手势让人想起了30年代苏联的新闻纪录片。
大多数的客人都是在周末来访。其他的时间，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只是孤独地呆在家里。他有一架年轻时在顿巴斯买的相机，在战争前，他用的是一架“莱卡”，但1941年时留在了基辅。在得了一次脑炎病后，他于1947年再次拿起了相机，现在又重新恢复了这一爱好，他甚至在自己的卧室里冲洗照片，这在六七十年代的苏联业余摄影爱好者当中还没有听说过。不久，赫鲁晓夫的兴趣转到了幻灯片上，他很乐于向他的孩子、孙子以及客人展示他制作的幻灯片。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带着相机（还有袖珍收音机）去远足，拍摄了大量关于自然的照片。谢尔盖说：“父亲终究不是真的感兴趣。照相只是一种消磨时光的手段。几年后，他就变得完全厌烦了，于是相机被搁在了一边。……”
园艺是一个持续时间更长一些的爱好。他的女儿叶勒娜是一位超级园艺爱好者，她带给他一本名为《工业溶液配置》的书，赫鲁晓夫对这本书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书上满是他画的着重说明标记，在空白处还做了笔记。后来他准备了一种混合营养土，修了几个木槽，将它们放置在露天的阳台上。他在台阶两边的水泥槽里也放上了混合营养土。他还将用过的水管弯曲成形，刷上油漆，插进地里，上面蒙上聚乙烯塑料，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暖房。结果溶液培植的收成并不理想，于是他就将精力集中在了老式的园艺项目上，用他铺设的水管进行灌溉，种植了莳萝、萝卜、土豆、南瓜、向日葵，当然还有玉米。这些活把他累得筋疲力尽，于是他开始从亲戚、客人，甚至年轻的警卫人员中寻找帮手，后来警卫人员被禁止帮助他干这些活。每周，赫鲁晓夫都要计划下一周的安排，当大家来到这里，他会批评那些没有正当理由而缺席或是干活不称职（不管是否出于故意，将黄瓜秧拔掉了，而把杂草留下了）的人。10岁的孙子尼基塔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他特别渴望帮助爷爷干这种农活，尽管不是手忙脚乱，就是帮了倒忙。这位从前的钳工特别喜欢以他更多的见识“指挥”他的帮手。“让我教你这应该怎么做。”他会在用一套工具和麻絮将管件接在一起时说，“你们还自称工程师呢，可是你们却连一根管子都对付不了。”
赫鲁晓夫喜欢的消遣是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不管什么天气，即使是下雨，”谢尔盖记得，赫鲁晓夫都会披上一件浅褐色的斗篷，那是他1960年在法国访问时一位资本家送给他的礼物，收集一堆树枝，升起一堆火，然后就“几个小时盯着燃烧的火堆发呆”。在一周的工作时间里，他仅有的陪伴者就是一条名叫“阿巴特”的德国牧羊犬，后来“阿巴特”死后，赫鲁晓夫又养了一条名叫“贝尔卡”的杂交犬。（“这条杂种狗更加聪明，更为忠实，不会反复无常，”赫鲁晓夫说：“那我还要一条纯种的笨蛋有什么用呢？”）周末，他会召集家人和朋友们生起篝火，然后听他讲述他一家在顿巴斯的故事，以及他想成为一个能自己制造“灵敏”机械的工程师的事情。“当篝火熄灭时，他的故事也就结束了。”谢尔盖说。赫鲁晓夫一年四季都会生篝火，但他还是最喜欢春天。“他不喜欢秋天。事实上，他憎恶秋天。灰暗的天空和怒吼的寒风让他感到压抑，褪去绿色、在寒风中忧郁摇摆的松树会让他想到死亡。”
赫鲁晓夫并非第一个在突然被赶下台后陷入抑郁之中的领导人，例如，理查德·尼克松也是如此。两人的情绪低落都反映出政治生命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将自我形象与掌握和控制权力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赫鲁晓夫的下台为他带来了某种安慰。虽然世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看起来对自己是如此的肯定，但他却是自己所犯罪过的严厉批判者。在被雄心驱使了一辈子后，直至现在他才能自由地坦承自己的过错，并做出部分的补偿。他对没有为布哈林平反昭雪以及1962年和1963年对知识分子的恫吓表示遗憾。他对1966年逮捕并囚禁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安德烈·西雅夫斯基[17]和尤里·丹尼尔[18]，表示了谴责；提醒人们不能为斯大林平反，并对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批评。在谈到闭关锁国的苏联工人阶级的天堂时，他是如此说的：“天堂是人们向往的归属，而不是生之所在！ 然而，这个国家的大门被关闭了，被锁链捆绑住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你不得不将人民用锁链捆绑起来时，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有些人指责我几次打开了大门。如果上帝让我有继续执政的机会，我会将大门和窗户都大大地打开。”
他对孩子们也变得“更为温和、更加诚挚而关注”。在此以前，他几乎从来没有和尤莉娅谈起她死去的父亲列昂尼德和她的母亲柳芭。此时，他在一次散步时突然说：“你可以为你的父亲感到自豪，他是一位勇敢的飞行员。你的母亲也没有什么罪过。”过去，赫鲁晓夫对他的孙子们总是十分溺爱，但是现在他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表达他的爱意。在拍摄的一次颇为感人的家族录像里，年幼的尼基塔突然放下了在院子里拔草的活，不自觉地扑到了他祖父的怀里，赫鲁晓夫轻轻地吻了他一下，把他拥入怀中。
不过，除此外，赫鲁晓夫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回忆录当中，这一巨大的努力变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中心内容。家人从1966年就开始催促他撰写回忆录，当时他终于从胰腺病中恢复了过来，周末来访的客人也无一例外地会问起他是否正在撰写回忆录。他起初表示拒绝，他曾经否决了克格勃阻止朱可夫元帅撰写回忆录的建议，他知道自己的回忆录会产生多大的反响。不过，雄心与负罪感最后还是再次占了上风。还有什么办法会比讲述自己的故事更能证明自己的一生和政治业绩的呢？！ 然而，如果提供一个完全诚实的回忆录，他又如何能证明自己一生的伟业呢？
1966年8月，他做好了撰写回忆录的准备。甚至在此之前，他已向家人和客人们回顾了一些往事，特别是战争期间以及斯大林最后岁月里的故事，但是他避开了那些与他的接班人相关的事情，特别是他们正在扭转他改革计划的方式。在他儿子看来，正是这些逆转，特别是斯大林有可能最终会被平反，才最终让赫鲁晓夫下定了决心。此外，还有对他是“唯意志论者”与“主观主义者”的指责，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说他无能，这也促使其痛下决心。
1966年8月一个温暖的早上，其孙女尤莉娅的丈夫，记者列夫·彼得罗夫，在花园里坐在他的对面，打开了录音机，赫鲁晓夫开始口述他的回忆录。刚开始，他复述了对来访者讲过的事情。在彼得罗夫的建议下，他第一天讲述了古巴导弹危机。但是不久他就开始每天口述数个小时了，在早饭和午饭后，不管是否有人向他提出问题，或是倾听他的回答。
开始时，他会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后来在他儿子的帮助下，他事先拟出提纲，在讲之前仔细考虑想说些什么。有一次，赫鲁晓夫和其儿子根据轻重顺序拟出了一个想要讲述的主题目录，然后准备按照该“计划”实施，但在讲述过程中，赫鲁晓夫还是漏掉了一些他们已经讨论过的话题，并增加了一些临时想起的事情。谢尔盖可能已经为他收集了发表过的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赫鲁晓夫习惯与人打交道，而不是与纸张，他宁愿相信他还算不错的记忆力。当然，他也不可能接触到被克格勃锁在档案柜深处的那些正式记录和文件。
列夫·彼得罗夫试图对这些磁带进行转录和整理，但是赫鲁晓夫并不希望这样：里面有太多彼得罗夫的声音，而赫鲁晓夫自己的声音太少。后来由尼娜·彼得罗夫娜从事打字和整理工作，但是赫鲁晓夫抱怨说，她太慢，而且不专业，只能用四个手指打字。谢尔盖敦促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要求派一名秘书和打字员，但是赫鲁晓夫立即表示拒绝：“我不想求他们任何事。如果他们主动提出帮助，我也不会拒绝。但是他们不会提供这样的帮助，他们是不会需要我的回忆录的，我的回忆录只会让他们感觉不舒服。”
谢尔盖在他的火箭设计局里找到了一名打字员，她同意在家里将磁带里的内容打出来。谢尔盖自己则开始对样稿进行整理。要做好这两项工作都很不容易，因为赫鲁晓夫的话并不是十分清楚，有时将某些音节省略掉了，有时又将某个音节拖得很长，有时前后的顺序被搞错了。最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总共录制了250小时的磁带，打印手稿为3500页。
赫鲁晓夫告诉谢尔盖说，首先“我想谈谈关于斯大林的事情，他的错误和他的罪行，特别是因为他们想洗刷掉他身上所沾满的血腥，重新将他扶到神坛上来”。他说，其次，“我想说出战争时期的真相。他们在广播和电视上向人民灌输的那些垃圾让我感到恶心。我必须说出真相”。于是他一开始就集中讲述了他30年代在莫斯科和乌克兰的经历，直至战争时期。在此之后，他讲述了战后时期的事情，直到斯大林去世和贝利亚下台，但是后来他就停下来了。他说，他想省去他执政的这段时期，以避免触怒他的接班人，因为很多事情他们都直接参与过，但是谢尔盖怀疑，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父亲“认为详述他的成就会让人觉得他不够谦虚谨慎”。
赫鲁晓夫最后还是设法克服谨小慎微的心理，并最终讲出了数百页关于他在国内外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但其他方面的情况谈论得很少，除了他的童年和家事外，还有他与艺术界充满风波的关系。与艺术界的关系是他口述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后来他还想将这部分内容删去。
尽管努力避免挑衅他的接班人，然而1967年夏天，麻烦还是出现了。当时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露西·雅维斯，也许是在赫鲁晓夫家人的帮助下，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并最终在NBC电视台中播出了。虽然主要是取材于过去的电影画面，但这部纪录片中还是拍摄了一些赫鲁晓夫退休生活的镜头，他穿着法国斗篷，坐在篝火边的情景。播出时，他的声音被翻译盖过了，但还是可以听见他谈论了一些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事情。当局盛怒之下撤换了对赫鲁晓夫太过友好的警卫负责人梅尔尼科夫，接替他的人让赫鲁晓夫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
赫鲁晓夫对此并没有太在意，他加紧了回忆录的口述工作。不管是否像谢尔盖·赫鲁晓夫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勃列日涅夫个人对赫鲁晓夫感到嫉妒和憎恨，还是出于体制上自我保护的一般理由，克里姆林宫将赫鲁晓夫召了过去，原来的三位同事狠狠地将他训斥了一通。政治局委员安德烈·基里钦科是赫鲁晓夫在乌克兰时的下属，在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局中是他的副手。阿维德·帕尔谢[19]是党控委员会主席，负责对犯错误的党员做出纪律处分。德米契夫原来是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助手，现在是莫斯科党委书记。
没有一句问候的话，基里钦科上来就说：“中央委员会已经得到消息说，你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写回忆录，回忆录中包括了很多关于党和国家历史的事件。”而对党和国家的历史作出解释是“中央委员会的事情，不是哪个个人私下里的事，更不用说是领取养老金的人了。政治局要求你停止撰写回忆录，并立即将已经口述的内容上交中央委员会。”
赫鲁晓夫平静地回答说：“基里钦科同志，我不明白你和那些向你通报消息的人想干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写回忆录，我们国家也是一样。写回忆录没有什么错。回忆录不是历史，回忆录只是一个人对他所经历的生活的看法。”
不久，他的嗓门就高了起来：“我认为你的要求是对一个苏联公民的强制行为，是违反宪法的，因此我拒绝听从你的要求。你可以把我关进监狱，或者强行从我那里抢走这些材料。如果愿意，你今天就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做了，但是我肯定会表示抗议的。”
基里钦科还试图坚持，但此时赫鲁晓夫已经开始大声叫嚷，他说现在受到的待遇就像塔拉斯·谢甫琴科一样。谢甫琴科是乌克兰作家和艺术家，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曾经将他流放，强制其服了25年兵役。赫鲁晓夫说：“你们可以剥夺我的一切：养老金、别墅、公寓。这些你们都有权力做到，如果你这么做，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即使如此，我还是可以设法谋生的。我可以去做钳工，我还记得如何与金属打交道。如果那不行，我可以背上包袱去乞讨。人民会给我需要的东西。但是没有人会给你一片面包。你会饿死的。”
帕尔谢提醒赫鲁晓夫说，政治局的决定对所有党员都是有约束力的，“敌对势力”可能会通过盗取他的回忆录来搅乱苏联的局势。赫鲁晓夫回击说，如果党为他提供一名速记员和打字员，将材料的副本保存在中央委员会里，就可以很容易防止“美国间谍”。
此时他开始冷静下来了，但后来他又记起了另一件让人痛苦的事：他们不是帮助他完成计划，“而是再次违反宪法，在我的别墅里到处安装窃听器。甚至连浴室里也不放过，你们是在浪费人民的金钱来监听我放屁”。
经过更加激烈的长篇演讲后（“我想我写的东西会对苏联人民，对我们苏联的领导人，对我们国家有所裨益。我所经历过的事件应该作为未来的经验教训”），这次令人厌烦的交锋结束了，赫鲁晓夫离开了。基里钦科和他的同事们的企图没有得逞，不过赫鲁晓夫也十分震怒。
“他非常生气，马上沿着河边走了下去。”他妻子后来回忆说。她跟在他后面，但是很长时间他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当谢尔盖来到他的别墅时，赫鲁晓夫“显得很疲惫，他的脸色更加灰暗，显得更苍老了”。谢尔盖看到他坐在树林边晒太阳。尼娜·彼得罗夫娜已经提醒过他，所以他没有问起在中央委员会里的事情，不过他也不用问。
“无耻！”赫鲁晓夫咆哮道：“我对他们讲了我对他们的看法。也许我做得太过了，但这对他们有好处。他们认为我会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赫鲁晓夫在复述与他们的交锋时脸色涨得通红。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在脑子里重复这一情景。与此同时，他停止了正常的口述，在1968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有录制什么磁带。
从一开始，赫鲁晓夫就担心他的手稿会遭遇不好的命运。“一切都徒劳无益，”他对谢尔盖抱怨说：“我们的努力毫无用处。一切都会消失的。只要我一死，我们就会将手稿拿走，毁掉，或是他们会将其埋藏起来，让人找不到一丝踪迹。”
谢尔盖已经制作了另外的副本，并将它们藏在保险的地方，不过甚至在与中央委员会摊牌前，他们就已经讨论过在国外找到一个更加安全的地方的事情。起初赫鲁晓夫担心这样他会失去对手稿的控制，还有可能被人利用，对苏联不利。毕竟，他和他的手下就是因为类似的罪过而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迫害致死的。但是，他最终还是授权谢尔盖操作这件事，甚至准备在外国出版，以防止手稿在苏联被截获。由于将手稿偷运出去，并在国外出版是违法的，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这么做是将自己从一个近似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了一个潜在的罪犯。
这些磁带和手稿是如何运到国外的？谁安排让这些材料通的关？如果有的话，苏联高层里哪位关照过这件事？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这些都是严格保密的。根据谢尔盖的说法，列夫·彼得罗夫不仅是位记者，而且还是苏联军事情报机构的一名军官，彼得罗夫将他引荐给了维克多·路易斯。路易斯是个背景更加复杂的神秘人物，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在劳改营里服过苦役，第二十届党代会后被释放，最后成为《伦敦晚间标准》报驻莫斯科的记者，他还为克格勃干事，比方说，他曾将斯大林女儿回忆录的删节本交给了一位西方出版商，抢在了苏联革命50周年前夕计划出版全本的前面。路易斯和一位英国女性结了婚，按道理分析，他是赫鲁晓夫手稿转交的当然人选。尼基塔·赫鲁晓夫不仅同意这件事，而且敦促准备在国外出版的事情，准备妥当后，他签字就可以了。路易斯与《时代》杂志和布朗出版社达成了一份协议，由于费了很大的周折，因此他显然得到了很多版权方面的权利。赫鲁晓夫要求的最后一件事是他的劳动应有所报酬，谢尔盖说，对他而言，“接受资本家的报酬”可能会是针对他的最严重的指控。
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时代》与布朗出版社想确认他们收到的回忆录材料真的出自赫鲁晓夫之手，于是他们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大街“洛克哈特”商店购买了两顶宽边的帽子，一顶红色的，一顶黑色的，要求维克多·路易斯将这个礼物交给赫鲁晓夫。为了证实赫鲁晓夫同意这一计划，他的美国合伙人要求拍摄赫鲁晓夫戴着这两顶帽子的照片。赫鲁晓夫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接受了这两顶帽子，谢尔盖向他解释了这一礼物的真正原因。尼娜·彼得罗夫娜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很吃惊她丈夫怎么会考虑戴这种装饰得如此过分的帽子。赫鲁晓夫对此倒是很喜欢，大声要求试试这些帽子是否合适。谢尔盖拍了照片。照片被送到了《时代》杂志和布朗出版社。
与此同时，路易斯还是一位在莫斯科居于很高位置的官员的朋友，此人就是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于1967年成为克格勃头目。路易斯告诉谢尔盖·赫鲁晓夫说，他已经向安德罗波夫通报了他的计划，甚至将手稿也提供给他看了。安德罗波夫微笑着拒绝了，但是由于他居于重要的职位，对外情报机构的人显然在某些方面给路易斯提供了帮助，至少是暂时，同时反情报机构也没有进行干涉。这听起来也许是不可能的，但安德罗波夫也是位“背景复杂”的人，他可以将持不同政见者都驱赶到精神病院里去，同时他也抵制一些政治局同事们渴望开始的重新斯大林化的进程。
尽管赫鲁晓夫在1968年夏天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他的花园里，但党的权力机构还是增大了对赫鲁晓夫家人的压力，对此安德罗波夫无力控制，他也不会努力去控制。阿历克赛·阿朱别伊曾经是赫鲁晓夫与外国总统和首相之间的非正式信使，他甚至也许梦想过接替葛罗米柯成为外交部长。[20]阿朱别伊和他岳父一起被赶下了台，他在《苏联》杂志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但是现在，他被传唤并被敦促在苏联远东地区找一份新的工作。他拒绝离开莫斯科，但却劝说他岳父放弃回忆录计划。谢尔盖·赫鲁晓夫被迫离开了导弹设计局，后来在计算机控制研究所找到了工作。虽然如此，尼基塔·赫鲁晓夫从1968年秋天开始恢复了回忆录的口述，1969年更是加快了节奏。到1969年夏天，他已经完成了斯大林时代、第二十届党代会 、日内瓦首脑会晤以及中苏关系的口述。夏季，他将整个内容重新阅读了一遍，认为并不喜欢大部分内容编辑的方式，于是就让谢尔盖找了一位专业作家来帮助他。这位作家就是著名电影《白俄罗斯车站》的编剧，瓦蒂姆·图宁[21]。
到了1969年秋天，显然权力阶层中的某人忘记或是原谅了赫鲁晓夫。当一位美国医生，A.麦克格西·哈维，来到莫斯科给叶勒娜检查身体时，叶勒娜全身的狼疮此时已经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一家邀请他和他的妻子到了他们的别墅里。几天后，哈维夫妇和谢尔盖正坐在国家饭店俯瞰马奈日广场的房间里，等候观看革命纪念日的游行队伍，突然克格勃人员闯了进来，试图搜查赫鲁晓夫手稿的微缩胶片，但是一无所获。谢尔盖·赫鲁晓夫怀疑是维克多·路易斯向警察告发了哈维，以转移他们对其的怀疑。不管怎么说，1970年初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上花费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时间，尽管这妨碍了他的园艺工作。贝左比克医生提醒赫鲁晓夫动脉已经开始硬化，5月29日那天，天气很热，赫鲁晓夫在院子里锄草，突然爆发了严重的心脏病。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的情况一直很危险，在三个月里，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呆在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克里姆林宫高干医院里。但一旦有所好转，赫鲁晓夫就又像往常一样开始自欺欺人，质问谢尔盖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看望他。“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别的更重要的事好做吗？你是在浪费你自己的时间，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在这里很忙。他们不是给我输液打针，就是医生给我检查身体，量体温。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觉枯燥。”
遵照医生的嘱咐，谢尔盖只是带来了关于回忆录好的方面的消息。实际上，他此时遇到了麻烦。早在3月份，安德罗波夫就提醒政治局成员说，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包含着国家机密，敦促克格勃加紧监视，并建议将这位前领导人召来，再次进行警告。安德罗波夫也许只是做做样子，因为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维克多·路易斯。但是反情报人员此时开始到处监视谢尔盖。他们突击搜查了打字员的房间，向尤莉娅询问了关于列夫·彼得罗夫的事情，彼得罗夫恰巧在此时去世了，最终还将谢尔盖叫了去，向他索要回忆录手稿。由于害怕，同时也因为回忆录手稿的副本已经在苏联和国外藏匿了起来，于是他将磁带和手稿交了出去。不过，他同时也捎信给布朗出版社，要求加快出版速度，不久出版社计划于1971年初出版赫鲁晓夫的回忆录。
当赫鲁晓夫于1970年8月底出院时，他面色苍白，身体虚弱。在攒足了精神走到蛇草山上他喜爱的板凳上时，谢尔盖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赫鲁晓夫同意了出版决定，尽管身体还很虚弱，他还是对谢尔盖将手稿交给克格勃进行了严厉责备：“不要考虑挽救文稿的事，这是个原则问题。他们这么做是违反宪法的。你得有胆量做出你自认为无权做出的决定。马上联系到那个克格勃人员，以我的名义表达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他们马上归还所有的一切！”说着，赫鲁晓夫抓起药片，服下了一片镇定药。
谢尔盖试图执行父亲的命令，但是当他要求归还手稿时，遭到了克格勃方面冷冷的拒绝，他们原先还答应等赫鲁晓夫康复就归还手稿。克格勃方面说，材料已经被转移到了中央委员会，克格勃已经无法控制。
“让他们去死吧！”听到谢尔盖带回的消息时，赫鲁晓夫大怒：“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我们是不可能从他们那里拿出任何东西的！以后不要再到那儿去！”
1970年秋天，西方已经公布了即将出版《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消息。就在革命纪念日之后，赫鲁晓夫接到了帕尔谢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要求他当天到党控委员会来一趟。克里姆林宫派去的汽车已经在路上了。
接下来和帕尔谢及其两个助手的会面不同于往常，不仅是因为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口舌之争，而且赫鲁晓夫还表达了他极度失望的心情。[22]关于他的回忆录，赫鲁晓夫否认自己曾把其转交给海外的什么人，或是授权其他人这么做（“我什么时候也没有把什么回忆录交给任何人，我也从来没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不过他还是签署了一份声明，宣布西方出版的回忆录是“捏造的”“假货”。
帕尔谢对此稍感满意，但其他的谈话就不是这样了。赫鲁晓夫将现在党的领导人看作是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谴责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指责他们毁掉了他的改革计划，“轻而易举地浪费”了他在埃及和中东地区取得的外交成就。帕尔谢提醒赫鲁晓夫他现在是在“党的办公机构”里，要求他“适当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当赫鲁晓夫指责他的接班人正在毁掉国家时，帕尔谢回击说他是在将自己的失败归咎到别人头上。当他指责帕尔谢打断他的讲话，“和斯大林没有什么两样”时，后者厉声说道：“你就有打断别人说话的习惯。”赫鲁晓夫回答道：“我也是受到斯大林传染的，但是我也在一些方面摆脱了他的影响，但是你却没有。”
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充满了自怜——“我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事实上我是处于软禁之中。……请帮帮我解除痛苦。……退休就好像是在地狱中煎熬一样”——也有反斯大林主义的意思：“凶手必须被揭露出来。”他忆起了一位很好的历史学家，还有一位曾经为共产国际工作的人员：“斯大林把他们两人都杀害了。……被处死的人太多了！我有很多的朋友被处决，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对党忠心耿耿的！”
还有赫鲁晓夫！ 当向帕尔谢提出恳求时，他的内心肯定也充满了自责：“请把我抓起来枪毙吧。我对生活已经厌倦了，我不想活了。今天广播里报道了戴高乐去世的消息。我很羡慕他。……也许你今天把我叫到这儿来会让我死得快一些。我想死。……我想死得像个诚实的人。……我已经70多岁了，但我的脑子还是清楚的，我会为所有我说的话、做的事负责。……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任何处罚的准备，包括死刑。……我已经做好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准备。把锤子和钉子拿过来吧，我不是说说而已的，我需要这样。俄罗斯的古话说得好，没有什么人能逃脱乞讨和被囚禁的命运。过去，我对这句话总是不相信。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审讯。”
在一个垂死生命的近乎胡言乱语中读出如此的负罪感，不知这是否公平？（“疯子都否认自己精神有毛病，”赫鲁晓夫在此次会面中说：“我不认为自己发疯了。但是也许你们并不这么认为。”） 将自己与耶稣基督相比较，赫鲁晓夫认为他将在历史中占据一个神圣的位置，不知这是否公正？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与米哈伊尔·萨特罗夫的交谈中，这位剧作家问赫鲁晓夫他这一生有什么感到遗憾的。“最感遗憾的就是带来的血腥，”他回答说：“我的双手沾满了血腥。这是我内心感到最可怕的事情。”[23]
在党控委员会的会面结束时，赫鲁晓夫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了，”他平静地说：“我已经签了字。现在我想回家。我的胸口疼起来了。”
如果说死亡是赫鲁晓夫的希望，那么在党控委员会的会面加速了这一天的到来。此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又发作了一次，他又一次回到了医院里，直到新年前才出院。与其说是为了保护他，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别人与他接触，赫鲁晓夫没有被安排在心内科病房，而是被安置在神经科病房，这里的其他病人都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在他感觉好一些后不久，主管医生普拉斯科维娅·穆什塞娃（Praskovia Moshentseva）就发现他开始读《真理报》。当她正犹豫是否阻止他时，赫鲁晓夫笑着坚持说，他只是在阅读社会主义，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是水而已”。穆什塞娃试图转移话题，让他注意插在静脉里的针管，但是赫鲁晓夫却给她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位党的演讲者在面对一群漫不经心的集体农庄农民时，发表了冗长的讲演，其间这位演讲者喝完了三大杯水。当这位演讲者询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时，会场没有一点反应，后来一个坐在后排、身材矮小的农民站了起来。“尊敬的演讲人，”他说：“你在这里讲了三个小时的社会主义，喝了三大杯水，但你一次都没有撒尿。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穆什塞娃医生很尴尬，但赫鲁晓夫则笑得颤了起来。“现在你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了吧，”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水。”
我们很难相信赫鲁晓夫真是这么认为的，毕竟他整个生命都投入了为这一事业服务中去了。不过，这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他的一生同时也目睹了他所追求的理想经历了如此众多而巨大的损失。
在出院检查前，穆什塞娃医生在护士站发现了赫鲁晓夫，他正在和护士们开玩笑，讲故事，一名护士在门口站岗放哨。“啊，尊敬的穆什塞娃·尼古拉耶夫娜，”他笑着说：“我恳求你不要惩罚任何人。是我要求她们这么做的。请记住：这是我最后的要求。我现在什么也不是了。”回到家后，中间如果不停下来休息几次，他甚至都不能走到草地上。尽管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然而他还是从2月初开始重新口述回忆录，不过他的心情又陷入了沮丧中。4月，他迎来了77岁生日，生日那天，他穿上了白色的衬衣，深色的西服，胸前佩戴了两枚勋章，但肩上很不协调地挂着他时常带在身边的袖珍收音机。他不能再侍弄花园了，但是在谢尔盖7月2日生日那天，他指导着客人们在花园里干活，将他们带到他的房间里，打开留声机，听乌克兰与俄罗斯民歌以及歌剧咏叹调，和每个人轮流照相，然后与他们围坐在一堆篝火旁。这是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最后一次聚会。
此后，他痛苦地抱怨说没有人需要他了。“我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游荡。即使我上吊自杀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赫鲁晓夫几次提到了自杀，于是他的医生提醒他的家人不要让他一个人单独呆着。贝左比克医生将赫鲁晓夫心情不好归咎于动脉硬化，但家人相信还远不止这些。不管如何，随着8月的过去，9月的来临，这段最为灰暗的日子好像就要过去了。
9月5日，一个星期天，赫鲁晓夫一家来到了阿朱别伊位于莫斯科西北伊克萨附近的别墅里，这里靠近将莫斯科河与伏尔加河连接起来的运河（由犯有谋杀罪的劳改犯开凿）。赫鲁晓夫一家到达时已近中午时分，午饭他们喝了拉达用汤料包准备的汤。这是她父亲第一次品尝这样的东西，他很喜欢。“你母亲不让我吃这些东西，”他说：“所以很多好吃的东西我都没有尝过。”
午饭后，大家出去散步。在到达树林前，赫鲁晓夫停了下来，叫他的外孙阿廖沙回去取一把折叠椅来。尼娜·彼得罗夫娜给他吃了一片药。阿历克赛·阿朱别伊和一个在别墅里打零工的园艺工与赫鲁晓夫呆在一起，其他人都走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位园艺工捡了13个蘑菇，放在赫鲁晓夫的脚边。
“13个……”尼基塔·赫鲁晓夫嘴里嘀咕道：“这个数字不吉利。”
在园艺工去寻找第14个蘑菇后，赫鲁晓夫转向阿朱别伊说：“在我去世后，他们对你的憎恨就会消失了。他们是因为我而对我们一家人采取报复措施的。你经历过艰难的时期，和我一起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不要对此感到后悔。人民是会记起我们的。”
阿朱别伊一句话也没有说。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他如此和善过。就是在这时，赫鲁晓夫告诉了阿朱别伊我们在本书开头所引述的那个故事，他在卡里诺夫卡的一块空地上遇到了一位老妇人，这位老妇人告诉他：“小家伙，一个伟大的前程正在等待你。……”
在赫鲁晓夫一家回到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后不久，尼基塔·赫鲁晓夫又吃了一片药，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但是几天后，他出现了呼吸困难。凌晨四点钟，赫鲁晓夫叫醒妻子，低声说：“陪我坐一会儿，我感觉很疼。”在服用了一粒硝化甘油后，疼痛有所缓解，于是他叫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去睡觉，但不要把他卧室的门关上，此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一个半星期的时间了。“也许他此时害怕黑暗，”她想：“只是他不想承认。”
第二天早上，医生建议为了保险起见还是去医院，但是并没有坚持。当天下午，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贝左比克这一次坚持让他去医院，但允许他可以坐车去，而不是叫来一辆救护车。“我就是不喜欢你们的救护车，”赫鲁晓夫嚷道：“它让你感到已经死了一样。”当钻进贝左比克医生的“伏尔加”汽车时，赫鲁晓夫的精神状态好像不错，和在他别墅里工作的厨师与园艺工告别，还和司机开着玩笑。当汽车通过莫斯科河上的一座桥时，他情绪激动地抱怨说附近的玉米种得“不得法”。他还注意到了加里宁大街上的栗子树，吹嘘说这些树是30年代在他的坚持下种植的，他没有理睬其他市政府官员的反对。
赫鲁晓夫在不用人搀扶的情况下走进了医院，还与前几次住院时所认识的护士和勤务兵开玩笑。他叫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去，当天晚上他把谢尔盖也支走了：“在这里浪费时间没有什么意义。你难道就没有什么好做的吗？不要为我而分神，你没看见我很忙吗？现在我要吃药、量体温了。他们不会让你在这儿感到无聊的！ 你明天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些看的材料。”当天晚上，赫鲁晓夫的心脏病又一次严重发作。
到了星期三，情况已经显得很严重了，但是赫鲁晓夫还能够抱怨叶勒娜带给他的剑兰，（“我要它们有什么用？还是你们拿走吧！”）他还假装对护士说这些花实际上是送给她的。星期四，情况更糟了。已经没有了玩笑话，尼娜·彼得罗夫娜吻着他的左手，他抚摸着尼娜的脸颊。星期五，赫鲁晓夫的情况好像好转了一些，星期六上午9点，当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拉达来的时候，情况更好。他要来一碟酸菜和一瓶啤酒，抱怨说啤酒不好，和医生开着玩笑，在尼娜·彼得罗夫娜自己去看医生时还相互道别。当她25分钟后回来时，他已经快不行了。情况怎么样？她问从赫鲁晓夫病房里出来的医生 。“很糟，”医生回答说。“比星期四还糟吗？”尼娜·彼得罗夫娜问。得到的回答是“他已经去世了”。
性格一向坚忍的尼娜·彼得罗夫娜哭了起来。当谢尔盖终于被允许进入病房时，他父亲的脸色“已经大不相同，变得让人感到陌生：鼻子好像更瘦削了，下巴上缠着绷带，床单一直盖到了他的脖子。血滴溅到了墙壁上，这是使用人工呼吸器造成的”。
当尼娜·彼得罗夫娜从痛苦中恢复过来后，她想着应该为赫鲁晓夫举行一个葬礼。举行正式的还是私下的葬礼，这取决于政府的决定。星期六一整天，他们得到的正式回复就是“等着听消息”。
担心克里姆林宫会封锁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谢尔盖·赫鲁晓夫于是打电话给维克多·路易斯，透露了这一消息。与此同时，在彼得罗夫—达尔尼耶，克格勃将别墅上了锁，在门口安排了一个警卫，不让尼娜·彼得罗夫娜进去。他们还在赫鲁晓夫的房间贴上了封条，在门口安排了另一个警卫。当天晚上，中央委员会派来两人，将赫鲁晓夫的个人物品清理了一遍。在检查完房间里的保险柜后，他们将赫鲁晓夫所有的录音带都装进一个公文袋里，不仅包括关于回忆录的材料，而且还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想保留下来的关于做体操的磁带，开头几句是“早上好，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睡得怎么样？”
收集赫鲁晓夫的“文件”并没有用多长时间，因为他所有的正式文件都留在了中央委员会里，而回忆录此前已经被没收了。于是检查人员就转向书籍和磁带，并检查了他的衣柜和壁橱。看到了一首打印的奥斯普·曼德尔日塔姆[24]关于斯大林的诗歌，就是这首诗在30年代给这位伟大的诗人带来了厄运，中央委员会的人员也将其没收了。这首诗是一位核物理学家送给赫鲁晓夫的礼物。叶勒娜·赫鲁晓娃十分震怒，她对这些闯入者尖声喊叫，然后冲出了房间。但他们还是有条不紊地继续着他们的工作，确保找到1964年在赫鲁晓夫70岁生日宴会上主席团成员们写给他的肉麻的贺信，以及三四十年代由当时苏联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签发的授勋证书。
终于，葬礼安排确定下来了：当然不会在红场举行葬礼，只是在星期一中午在新德维奇（这座公墓得名于附近一座16世纪的女修道院，这里是很多俄罗斯著名人物最后的安息地）举行一个秘密的葬礼。在葬礼前，会在当天上午10时在昆特塞沃（Kuntsevo）的郊区太平间举行一个守灵仪式。他们还宣布赫鲁晓夫的去世时间是星期一的上午10时，这样除了他们家人已经通知的人外，其他人就不会有时间来参加守灵或是葬礼仪式了。
赫鲁晓夫的家人还期望他以前的同事们可能会打来慰问电话，但是他们没有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当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当天晚上向国外公布后，外国人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了慰问，从国家元首到共产党领导人，对此苏联当局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最后，其中一些慰问信装在污秽破烂的信封里送到了赫鲁晓夫家，但还不是全部。
9月13日，星期一，赫鲁晓夫一家很早就起来了，为的是能在10点钟赶到昆特塞沃。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小雨。从莫斯科以外赶来的亲戚当天晚上就住在赫鲁晓夫位于莫斯科的公寓里，或是彼得罗夫—达尔尼耶的帆布床与沙发上。当天早上的《真理报》上没有讣告，只是在第一版的下边有一个小小的通告，“遗憾地”宣布了“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委员会主席、个人养老金领取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享年78岁”的死讯。
守灵仪式是在一间外表毫不起眼的阴暗的小房间里举行的。外面空无一人的大街上，还有围墙后面的树林里，卡车上载着手持机关枪的士兵，指挥官手拿报话机相互保持联络。尽管当局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有一些勇敢的人大胆地前来参加了守灵仪式。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同事弗拉基米尔·拉克辛被警察拦了下来，质问他到哪里去，但很显然他的命令只是虚张声势，因为他最后还是让拉克辛和他的夫人过去了。在赫鲁晓夫的棺木周围是亲戚和朋友们送来的花圈，中央委员会和部长委员会也送来了一个小花圈。破旧的扬声器里响起了肖邦和贝多芬的哀乐。赫鲁晓夫的家人，还有几位来自顿巴斯的老朋友，站在遗体周围。几位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士在外面等候着。在启程前往公墓前，直系亲属单独与赫鲁晓夫呆了一会儿：“大小尤莉娅泪流不止，拉达面无表情，妈妈则几乎崩溃了。”
前往公墓的灵车就像昆特塞沃的灵堂一样破旧。赫鲁晓夫的棺材放在一辆破旧汽车上，家人坐在两边的座位上。在灵车和装着花圈的卡车后面是一辆坐着护士的汽车，后面还有几辆汽车，再后面是外国记者的车队。队伍行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走过的道路两旁几乎空无一人。新德维奇公墓也被手持机关枪的士兵和上面蒙着迷彩网的卡车所包围。在最外围的士兵里面是五圈警察，其中四圈都穿着制服，第五圈穿着便衣，中间有几位戴着肩章的克格勃军官。
当灵车开进墓地时（这违反了机动车规则，为的是尽可能让公众不知道赫鲁晓夫的葬礼），墓地大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墓地今天关闭，打扫卫生。”讲话人的木头台子已经被移走。赫鲁晓夫的墓穴在公墓远处的墙脚处，要走进去并不容易。没有和赫鲁晓夫家人一起来的哀悼者受到了当局严厉的盘查。旅客们不允许在最近的火车站下车，当天通过新德维奇的公交车和有轨电车也中止了。只有一小部分最勇敢的人冲破了最外面的封锁，他们坚持说自己是故去人的亲戚或是亲密的朋友，他们在冲破封锁时被拍了照。
虽然当局不想发表什么讲话，但尼娜·彼得罗夫娜不敢想象在安葬这个国家的前领导人时会没有任何仪式。于是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昆特塞沃的灵堂里召集了一些致悼词的人。他自己爬上了墓穴旁边的土堆，讲述了赫鲁晓夫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往事。纳德日达·迪曼什坦（Nadezhda Dimenshtein），一位身材矮小、头发苍白的妇女，她从20年代起就认识赫鲁晓夫，30年代她被逮捕囚禁，她代表数以百万计从劳改营里被释放或被平反昭雪的人对赫鲁晓夫表示了感谢。第三位发言者是谢尔盖的同事，他与赫鲁晓夫并不熟悉，但他父亲死在劳改营里。他感谢赫鲁晓夫为他父亲恢复了名誉，使孩子们可以为他感到自豪。
当致词结束后，便衣警察试图阻止大约200名围观者进入墓地，但赫鲁晓夫家人叫他们冷静一些。在人群退去后，亲戚们在棺材放入墓穴中后开始填土。填墓者又加上一些土，还有一层鲜花，这时一个人跑过来又送上了一个花圈：“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阿纳斯塔斯·伊瓦诺维奇·米高扬敬挽。”米高扬是苏联最高层中唯一的祝福者，尼基塔·赫鲁晓夫一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进入了苏联最高层，死后留下了如此一笔毁誉难辨的遗产。
[1]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齐默雅宁（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имянин，1914年11月21日——1995年5月1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0—1946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6—1954年、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年任白俄罗斯教育部长。1947—1956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52—1956年、196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6—1958年任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1956—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0—1965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65—1976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66—1976年任苏联记者联盟主席。1976—198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退休。
[2] 根据谢尔盖·赫鲁晓夫的说法，他的父母亲是他们家中唯一一直在他们的别墅里居住的。他们的孩子在莫斯科市里都有自己的公寓，只是偶尔去与他们团聚，他们的孩子辈通常与他们呆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些。
[3] 谢尔盖·赫鲁晓夫描述了他是如何得知安装了窃听装置的。
[4] 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年9月21日——1972年4月27日），加纳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年担任神父。1942年毕业于林肯大学。1943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1945年起参加泛非洲主义运动。1947年返回黄金海岸，参加独立运动。1949年创立国民大会党。1950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徒刑。1951年大选获胜后获释。1952—1957年任黄金海岸总理。1957年加纳独立后，于1957—1960年任总理，1960—1966年任总统，1965—1966年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在任期间推行泛非主义和“非洲马克思主义”。1966年在政变中下台，流亡到几内亚。1971年流亡罗马尼亚。1972年在布加勒斯特去世。
[5] 乌尔霍·卡勒瓦·吉科宁（Urho Kaleva Kekkonen，1900年9月3日——1986年8月31日），芬兰政治家。出身于伐木工家庭。1918年芬兰内战期间参加了白军，曾亲手杀害九名红军战士。此后从事跳高运动，屡获佳绩。退役后曾于1928—1931年任芬兰体育协会主席，1937—1946年任芬兰奥委会主席。1928年起担任法官，此后曾在中央调查警察局工作，从事反共活动。1933年加入农业党。1933—1936年任农业部行政秘书。1936—1956年任众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46—1948年任众议院第一副议长，1948—1950年任众议院议长。1936—1937年、1944—1945年、1945—1946年、1951年任司法部长。1937—1939年、1950—1951年任内政部长。1939—1940年苏芬战争期间，鼓吹反对签订和平条约。1940—1943年任移民关怀中心主任。1943—1945年任财政部特派员。1944年起政治立场急剧左倾，鼓吹与共产党合作。1950—1956年任总理。1956—1982年任总统。1982年因病退休。
[6] 米哈伊尔·阿夫克森齐耶维奇·莱斯契科（Михаил Авксентьевич Лесечко，1909年10月16日——1984年1月21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2—1946年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航空工业总局副局长。1948—1954年任莫斯科计算和分析机器工厂特别设计局局长。1954—1956年任仪器工程和自动化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7年任仪器工程和自动化部部长。1957—1958年任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58—1962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0—1962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主席。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77年任常驻经济互助委员会代表。1962—198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0年退休。
[7] 伊格纳蒂·特罗菲莫维奇·诺维科夫（Игнат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Новиков，1907年1月2日——1993年12月25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3年任联共（布）萨拉托夫省委书记。1956—196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年任电厂部副部长。1958—1962年任发电厂建设部部长。196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任能源和电气化部长。1962—198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建设委员会主席。1962—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5—1980年任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1983年被迫退休。
[8] 阿尔森尼·格里戈里耶维奇·日维雷夫（Арсен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Зверев，1900年2月18日——1969年7月27日），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1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1945年、1949—195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8年、1948—1960年任财政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0年退休。
[9] 安德罗波夫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建议“限制”赫鲁晓夫“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
[10]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莱斯科夫（Николай Семёнович Лесков，1831年2月16日——1895年3月5日），俄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11]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帕宁（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Куприн，1870年9月7日——1938年8月25日），俄国作家、翻译家。1887—1894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05年革命期间，支持施密特领导的水兵起义。一战爆发后支持战争，并于1914—1915年期间重服现役。二月革命后公开支持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1918年7月沃洛达尔斯基遇刺身亡后，一度被捕并被扣为人质。同年年底与列宁会面，试图出版一份农民刊物，但被加米涅夫拒绝。1919年加入克拉斯诺夫白军，并支持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同年流亡芬兰。1920年流亡法国。1937年在斯大林等人的邀请下回国。1938年去世。
[12]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福维奇·萨尔蒂科夫—谢德林（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年1月27日——1889年5月10日），俄国作家、记者。
[13] 米哈伊尔·菲利波维奇·萨特罗夫（Михаи́л Фили́ппович Шатро́в，1932年4月3日——2010年5月23日），苏联剧作家。
[14] 彼得·约诺维奇·亚基尔（Пётр Ио́нович Яки́р，1923年1月20日——1982年11月14日），苏联历史学家、人权活动家，伊奥纳·亚基尔的儿子。1937年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4年再次被捕。1945年被判处8年徒刑。1953年获释。1955年平反。1966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1972年被捕。1973年向当局投降，随即被判处6年徒刑并被流放到梁赞。1974年返回莫斯科，随即脱离政治活动。
[15] 罗曼·拉扎列维奇·加尔曼（Рома́н Ла́заревич Карме́н，1906年11月30日（或29日）——1978年4月28日），苏联电影导演、摄影师、纪录片导演、记者、编剧。1923年起开始从事摄影工作。1936—1939年期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卫国战争爆发后入伍，曾拍摄斯大林格勒战役、解放华沙等。1965—1978年任苏联电影摄影师联盟理事会书记。1978年去世。
[16]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维索特斯基（В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Высоцкий，1938年1月25日——1980年7月25日），苏联吟游诗人、戏剧和电影演员。
[17] 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雅夫斯基（Андрей Донатович Синявский，1925年10月8日——1997年2月25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持不同政见者。1943年入伍。1952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在《新世界》杂志工作。1965年被捕。1966年被判处7年徒刑。1971年获释。1973年流亡法国。1997年在巴黎逝世。
[18] 尤里·马尔科维奇·丹尼尔（Ю́лий Ма́ркович Даниэ́ль，1925年11月15日——1988年12月30日），苏联诗人、散文家、翻译家、持不同政见者。1943—194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57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58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65年被捕。1966年被判处8年徒刑。1970年获释。1988年去世。
[19] 阿维德·亚诺维奇·佩尔谢（Арвид Янович Пельше，1899年2月7日——1983年5月29日），苏联历史学家。191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随后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六大，参与筹备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契卡。1919年参加拉脱维亚革命，革命失败后返回苏俄。1919—1929年期间在红军从事教学工作。1941—1959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鼓动委员会书记。1946—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6年任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1—1983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6—1983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逝世。
[20] 尽管阿朱别伊与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这些主要的反赫鲁晓夫阴谋者关系密切，但他不大可能参与策划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阴谋。
[21] 瓦蒂姆·瓦西里耶维奇·图宁（Вадим Васильевич Трунин，1935年10月8日——1992年10月6日），苏联作家、编剧。
[22] 谢尔盖根据事后他父亲向他描述的情况叙述了赫鲁晓夫与帕尔谢之间的接触。
[23] 读者可以从第3章中了解到，赫鲁晓夫告诉萨特罗夫，第二件令其感到遗憾的事就是接受的教育太少，文化水平不高。
[24] 奥西普·埃梅里耶维奇·曼德尔日塔姆（Осип Эмильевич Мандельштам，1891年1月2日——1938年12月27日），苏联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1910年起开始从事写作。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1933年参与了反对斯大林的活动。193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沃罗涅日。1937年获释。1938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同年年底因罹患斑疹伤寒而逝世。1987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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