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二章 宪章运动
1、改革法案
1830年快要来临的时候，改革运动又在全国范图内开始活跃起来；这一运动的复活标志着各种力量的重新聚集。皮特的政府是建筑在各有产阶级——地主、商人、战争暴发户、金融资本家以及新兴的工业资本家、较殷富的店主和专门职业者—的工作联盟上的；而皮特的继承者在彼得卢事件期间也是以这一联盟为基础，只是程度较低而已。这个联盟以反对来自下层阶级雅各宾主义的威胁为目的，它在滑铁卢战役之后开始逐渐瓦解。
工业家和中等阶级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平等的联盟。他们在享受政权方面受到排斥，政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手中。他们也许是从1815年的谷物法通过以后才开始有这种认识的。不久事情就很明显，整个税收制度使得地主纳税最少而获利最多。此外，挂名的干薪和外快以及十八世纪盛行的徇私舞弊的得益也全部落入这个特权集团的腰包。特别重要的是，阶级结构正在迅速地发生变化。甚至在1800年，当工业家还仍然是小规模的经营者，他们的野心只是想取得一个立足之地和获得利润的时候，在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也就是在工业资本积累了起来、和企业的一般规模扩大了以后，他们就随着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潜在力量，越来越不甘心自己的从属地位了。十九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工业资本家和他们的前一代已迥然不同，他们要求按照自己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直接分享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
结果引起了托利党的迅速解体。它分裂成为几个敌对的派别，这些派别也就是当初组成这个阶级联盟的不同集团。坎宁[1]死后，这些派别大部分都和辉格党的残余合并。一个新的形势出现了，“改革”重又成为一个广泛的阶级联盟的口号，来反对那个垄断了政权的特权小集团。
“改革”变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字眼。但是，这只是变化的一个方面。直到当时为止，改革的要求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要求，不过是由一部分比较进步的中等阶级领导的工人阶级所提出来的要求。同一期间，工人们经过30年的艰苦斗争，已经认识到所有的资本家都是他们的敌人。工会运动在1825年结社法令被废除以前就已开始，结社法令废除以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工会运动的发展以一种令人十分吃惊的方式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因此正当上述广泛的改革联盟形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分化过程。正是因为这个联盟的领导者已被工人们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他们中间的最进步的阶层这时便开始拒绝这种领导，并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进行活动。在围绕着改革法案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阶级关系的最初迹象，而这正是宪章运动时期的标志。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本身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180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工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工厂工人的人数，而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比重增长得更大。同一时期中，手工工人的人数下降了，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一部分从前的工人贵族——熟练的手艺工匠——也遭到同样的不幸。在农村，圈地的过程现在已经差不多完成。农业工人已濒临贫困的绝境。成千上万的农业工人被迫迁往新兴的工业中心，和当地的就业工人以及当时大量移居英格兰的、处境更为狼狈的爱尔兰工人展开竞争。
在兰开夏、约克郡、伦敦、中部地区和苏格兰的低地，大面积的惨不忍睹的工人贫民窟正在增加。这些居住区的令人难忘的情景可以从恩格斯1844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看到。这本书不仅根据确凿的材料对群众的悲惨生活作了全面的叙述，并且描绘了工人的斗争和他们的不可征服的精神，这正是一般正统历史家非常随便就忽略过去的事实。关于这种精神，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足够的材料。
十九世纪20年代的末期，一切迹象都表明政治斗争即将重新开始了。这个运动从彼得卢时期所遭到的失败和残酷的镇压中恢复过来了。统治阶级内部危机重重的迹象给人们带来了新的信心，同时以往工会组织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增加了这种信心。与此同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又发生了。工厂纷纷倒闭或开工不足，失业人数迅速增加，罢工和停工遍及各地。在农村，神秘的斯文队长[2]的夜袭又出现了，纵火和破坏事伴随之增加。从工业区传来了工人们在武装自己并进行操练的消息。
左翼的报刊再度风行一时。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本来困难很多，现在发行额大大增加。1830年，赫瑟林顿和奥布林创办了也许是所有激进刊物中最伟大的报刊《穷人卫报》。这家报纸首次在英国以生动的、通俗的形式介绍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在以往10年中，这些概念一直在酝酿中。这些意见的发表说明了工人阶级日益成熟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正像当时许多其他东西一样，起源于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并赋予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和革命的解释。这些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许多著作和小册子中都有精辟的阐述，例如同在1825年出版的约翰·格雷的《关于人类幸福讲稿》和托马斯·霍季斯金的《为劳动申辩》；威廉·汤普森的《劳动的报酬》（1827年）以及出版稍迟的约翰·弗朗西斯·布雷的《劳动的流弊及其补救办法》（1838—1839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思想在英国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许多思想家和革命领袖，从鼓动1381年伟大农民起义的爱尔兰乡村教士约翰·保尔和人道主义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爵士到掘地党人温斯坦利与平均派华尔文等，都曾梦想和谈到理想的共和国。在那里“金钱不是万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的”，在那里自由公社集体拥有和耕种土地。虽然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包含一些未来世界的种子，但实质上都是朝后看，向往理想化的农村公社的农民想法。群众的力量在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中被击败了，这些想法也随着破灭，不过人们也许永远不会完全忘掉这些理想。十九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它起源于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新的工人阶级。
虽然新的社会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但它所展望的目标却是一个用理智和科学来实现的、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新世界。如果没有大规模工业所产生的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出现新的社会主义。同时，如果法国革命没有燃起人们心头的火焰，使他们充满信心，社会主义就不会发展得这样快，也不会具有这样乐观的情绪，正像玛丽·沃尔斯通克腊夫特所说的，法国革命“为我们的世界带来了比以往更多的美德和幸福”。（《论人权》，第119页。）
沃尔斯通克腊夫特曾用男女平等的思想充实了激进主义的武库。玛丽的丈夫威廉·葛德文所写的《政治正义论》（1793年）是当代最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之一，这部书对这些理想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的确，与其说葛德文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一切政府都是恶的，他向往一种组织松弛的、由农村公社组成的社会。公社居民只服从开明的理智，这种理智就足以消除贫困和剥削，因为理智和正义本身就决定了“各取所需”的原则。私有财产并不正式取消，但是将成为无足轻重的东西。因为，他说：
“如果一切都以正义为主，平等的状态就会出现。劳动将变得十分轻松，或是以一种愉快的消遣和文雅的体操方式来进行……在一个人们都能同样分享自然赏赐的社会中，与目前的财产制度紧紧速在一起的罪恶必将消失。自私的狭隘的原则也会消除。”
葛德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在他改变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他自己。在他全部的信仰中，也许要算这个概念影响最大了。欧文和所有其他早期的社会主义者都信奉他的这个概念。
他们还吸取了葛德文和托马斯·斯宾斯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或者称为合作社会，因为在当时这两个名词是相互混用的）。这是一种由许多农村公社组成的，外来控制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社会。斯宾斯在1800年前后所出版的一系列的书籍和小册子中提出了他的论点。他主张一切土地都应该作为公有财产，把教区当作行政管理的基础。土地应该向所有的人自由出租，而交给教区的地租应该代替当时的一切税收。由教区向国家财政部上缴少数必要的款项。
葛德文和斯宾斯的这些想法对于欧文的理论的形成，以及对于此后接受这些理论的群众运动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欧文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从1800到1820年他在纽拉那克他的纺织厂附近创办了一个模范新村由此而开始闻名。在那里，他做到了他的同行所做不到的事。他用事实证明他可以付给他的工人以高额工资，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为工人举办大量的社会福利事业而仍然能够获得巨额利润。他也证明了，生活条件改善以后工人的品质可以随之转变。在他的工区里消灭了犯罪和肮脏的现象。他说，人的品质不是固定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后天生活环境的产物。欧文的例子确切地证实了葛德文及其学派的人性可善论的真理。同时也驳斥了统治阶级普遍持有的偏见：他们认为工人的生活之所以贫穷悲惨是因为他们具有低劣的和好犯罪的本性。到这时为止，欧文是一帆风顺，他得到了许多最有名望的人物的称赞和支持。
但是他并不满足。他看到即使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社会还是可以为所有的人做很多事情—然而数百万人却衣衫褴褛、挣扎在饥饿线上。在《纽拉那克州的报告》（1821年）中，他一开头便写道：“在妥善的支配下，劳动力可以变成一切财富和国家繁荣的资源。”事实上，这是从十七世纪的约翰·洛克和威廉·佩蒂博士到十九世纪早期的李嘉图一切正统派经济学家所公认的定理。然而，欧文把这个定理又向左推进了一大步，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工人的劳动没有给他们自己带来幸福，那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剥削的缘故。他发表了这种见解以后，他的声望立刻就一落千丈。公爵和主教们不再来拜访他和征求他的意见了。不久，他发现，要使他的讲演有人听，他只有转向被剥削的劳动人民。欧文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毅然决然地采取这一步，正如他的弱点在于他从来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劳动群众里的一员一样。他只能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恩人，一个帮助他们脱离苦海的救世主的身分来接近他们。这是因为，他看不到工人是一个创造历史的阶级。他心目中的农村合作形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结果，而是纯理性胜利的结果。
只是在经过了他的追随者——格雷、霍季斯金、汤普森和布雷——的努力以后，欧文的理想才开始和群众的生活和经验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汤普森在他的《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一书中一开始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实质上（如果形式上不是如此的话）就是千百万工人所要求回答的问题：
“这个国家有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原料资源、机器、住宅、粮食和智慧而勤劳的生产者，它显然有可以获得幸福的一切手段，而且从社会中一小部分阔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幸福的迹象，但是为什么这个国家却仍然陷于贫困之中呢？
“为什么勤俭的人们经过了多少年不断地辛勤劳动所获得的果实，他们自己既没有犯下什么过错，也没有发生什么自然的变异，竟会神秘地不知去向了呢？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制度，它牺牲了广大生产者的利益而使少数人致富，使穷苦的人陷于绝望的贫困中，使中等阶级的人下降到穷人的队伍中来，从而使得少数人不仅能够把全国的资本恶毒地大量积累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依靠这种积累操纵着社会每年的劳动果实？”（见《财富分配原则的探讨》，序言，第18页。）
汤普森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他指出少数人垄断和占有生产资料是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他说：
“拥有没有生命的生产工具的不从事劳动的人，由于他们对生产工具的垄断，不仅获得了和最勤勉最熟练的真正有效力的生产者同样的享受，而且他们还通过种种方法按照他们占有的财富积累的比例，获得了比那些勤劳的生产者竭尽全力劳动所得多过十倍、百倍、千倍的财富、劳动产物和享受手段。”（同上，第164页。）
同样，霍季斯金发现资本家的利润是工人贫困的原因。他写道：
“一个劳动者在取得一块面包之前，他必须付出超过面包本身所值的一定量的劳动，作为农民、粮商、磨坊主和面包厂主的利润收入，以及他们使用的房屋的利润。此外他还要以他的劳动所得偿付地主的地租……不论有无谷物法，资本家一定要让劳动者活下去，只要他的要求能够被接受和得到满足，他就绝不会允许他再去做别的。”（《为劳动申辩》，见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76—77页。）
这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家能够一针见血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流弊，然而由于他们脱离群众运动，他们仍然只能从纯理性中来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认为只需要展开普遍的宣传，使所有的阶级认识到现存制度的不合理就行了。他们没有用历史的观点来认识社会发展，所以他们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要经过一个发展和斗争的过程，而认为它是一种概念，只要等到它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所有的阶级都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时候，它就可以实现了。
只有等到群众接受了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显露出它的丰富内容。请比较下列两个例子：这是霍季斯金在《为劳动申辩》一书中抽象地谈论阶级关系：
“我确信，除非劳动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只有生产性的工业才得到发展，只有懒人才会贫穷，除非那可赞美的格言‘不劳动不得食’真正实现，除非财产所有权不是建立在奴役制度上，而是建立在公平合理的原则基础上，除非受到人们尊重的是人而不是他脚下的土地或是他手里的机器，世界上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人和人之间也不会推诚相见。”（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78页。）
请再看看登拔在1832年3月《穷人卫报》上的一篇不署名的简洁有力的文章：
“我一听到工厂和商店老板们说——我们必须获得巨额的利润，才能给你们增加工资，我的血液就在身上凝固起来。我当时立刻希望我要不是人而是一条狗，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就好了……工厂老板的利润，和征收地租人的地租、征收教会什一税者的什一税以及其他各种利润一样，是只有压低工资才能得到的……劳动人民和榨取利润的人之间是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的。”
懂得了“没有共同利益”这句话的含意，就会使人对国家有了新的认识，即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这个概念和马克思的看法很相近。奥布林用锋利的笔调将当时的社会主义文献写成文章在群众中推广。这些文章深深地打动了工人读者们。他在1833年4月27日一期的《穷人卫报》上写道：
“人类一切罪恶和迷信都是从富者压迫穷人的这种人吃人的斗争中产生的。人们企图依靠剥削别人劳动果实为生的这种欲望，确实是世界上罪恶的根源。”
他又写道：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所有的政府，都不过是富者用来对付穷人的阴谋诡计，都不过是强者和狡猾者用来掠夺和奴役弱者和愚昧无知的人的借口而已。目前的英国政府就属于这一类。”（《穷人卫报》，1835年3月7日。）
十九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被广泛接受，以及它和群众本能的阶级感情的结合，使这个运动进入了一个完全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工人阶级已不再追随中等阶级的激进派之后，而是逐步在宪章运动中采取独立行动了。老一辈的激进派，像亨特、霍恩或科贝特，仍然向往着已经成为过去的、工业革命以前的小生产者的时代。他们从未接受，甚至不了解欧文的思想。例如科贝特曾轻蔑地称欧文的计划“是要建立无数穷人公社”。阅读《穷人卫报》，参加“工人阶级全国联盟”，以后又参加“工人协会”的是新的工人阶级的激进派。他们欢迎欧文主义而且不久又超过了它。
在这十年之间，各处都在讨论酝酿建立模范村和生产合作组织。这些组织被认为是走向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步骤。但这些计划绝大部分都流产了，最好的也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不过，这只是广大的合作化或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方面。这个运动的规模可以从理查德·潘克赫斯特所写的汤普森传记中看出来：
“十八世纪30年代的末期，合作运动者在3年中发行的小册子达200万本。汤普森所发起的‘合作运动传教士’经常访问的城市达350座，一年之间讲演就达1，450次，其中讲神学和伦理学的占604次。在曼彻斯特每个星期日可卖出小册子1，000本，在伦敦每年可销售4万本，在一次集会上，出卖小册子所得的款项可达50英镑……弗洛拉·特列斯坦于1839年访问了英国之后，估计在1，600万人口中至少有50万人相信社会主义。”（潘克赫斯特著《威廉·汤普森传》，第197页。）
最后随着宪章运动的兴起，这个运动已经超过了乌托邦幻想阶段，而变成了一个夺取国家政权，利用它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全国范围的运动。运动中具有远见的人们已经看到宪章是通往新社会的一把钥匙。他们会毫不困难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英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人民不掌握真正的政权是不能进人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须从少数的资本家手中把政权夺过来，并牢牢地掌握在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多数人民的手中。只有通过这个办法，民主才能实现。”
奥布林的看法已经非常接近这种观点了。他写道：
“有了宪章，土地、货币和贷款归为国有之后，人们不久就会发现集体的劳动比起个体劳动来，在生产、分配和交换方面能创造多少奇迹。然后就会逐渐地，不是幻想而是其正地出现一个社会化的国家，或社会主义社会。毫无疑问，最后会在全世界出现一种在本质上和欧文的理想并无不同的社会。但是，要想不先确保人权，不建立任何立法或制度，把人民从目前愚昧和奴役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而想从现在这个罪恶和腐朽的社会一跃而进入欧文理想中的社会乐园，这简直是一种幻想。”（《全国改革者》，1847年1月30日。）
但是，和仅在一年后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比起来，奥布林的看法的模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说，《共产党宣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恰恰是在当时千千万万的工人正在思考着同样问题的环境中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居住的时期，大部分正好是宪章运动的时代。他们和宪章运动者保持了密切和友好的联系。他们研究并且珍视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然，他们大大地丰富了它的内容，并且以新的形式和明确的词句说明了这些往往陷于混乱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指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阶段，两者都是从前一个阶段中的冲突和矛盾中产生的。尽管如此，像欧文、汤普森和奥布林这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以及间接地对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的工人运动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不可估价的。
《穷人卫报》在当时得以出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当时政府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之一就是对一切报刊课以重税，使工人无力购买这些报刊。科贝特和别的人用了种种办法来逃避这种税，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穷人卫报》则公开进行抵制，以1便士的价格出售，并提出这样的口号：“为了表示抗议而出版，以公理对抗强权。”全国各地的其他报刊也展开了反对这条法律的斗争。约有500名报刊推销商和报贩被关进监狱，但是这个反对“知识税”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1836年税额降低到1便士，1855年终于被完全取消。
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到工人阶级以后，使得这个新恢复起来的运动具有一种新的性质。“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在1831年春天成立的时候所通过的纲领仍然是最激进主义的纲领。《穷人卫报》归纳了它的内容：
“废除奸恶的贵族阶级；建立共和国，即建立以全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民主制度；取消世袭的官职、爵位和官阶；废除不合理的和不公平的长子继承法；遗产平均分配；建立收费低廉、办事迅速的诉讼制度；废除狩猎法
[3]；取消对报纸、年鉴及其他出版物征收的高额税；解放我们的同胞犹太人；在爱尔兰通过济贫法；废除侵犯财产罪的死刑；把大主教、主教的收入分配给贫民；取消宗教的什一税制；牧师由各教区供养；废除‘国债’；取消专制的工具常备军；建立国民自卫军。”（《穷人卫报》，1831年3月3日。）
可是，旧的概念的影响毕竟还很强烈。这就是造成改革法案的斗争如此复杂曲折的原因之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829年广泛地存在着不满情绪，普遍要求改革。在1830年初以中等阶级及工业资本家为领导和以工人阶级为基本队伍的“伯明翰政治联盟”成立了。各地争相仿效伯明翰的组织，不到几个月，“政治联盟”的组织已经遍及全国。可以看到，当时在北部的许多工业城市中，工人阶级的性质和观点在联盟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某些城市中甚至成立了两个联盟，一个是中等阶级的，另一个是工人阶级的。
这些政治联盟很快就形成一个得到左翼群众支持的广泛运动。它的阵容包括从格雷和罗素这种辉格党的贵族，到由达拉姆与布鲁姆所领导的“左翼”辉格党人和受了边沁影响的“激进哲学派”。他们都要求实行某种改革。1831年产生的改革法案就是这个广大联盟中阶级利益完全不同的各阶层的一个折中方案。但在那个时候，为了攻击当时制度的腐败和荒唐，他们还能维持这种团结。
这种腐败的确达到无法为之辩护的地步，除非说：任何变革对社会都是危险的。下议院很久以来就已失去它曾经一度起过的代表机构的作用了。不仅仅因为有选举权的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也不仅仅是被选举的人并非是群众真正想选举的人，而且整个选举过程本身已变成了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滑稽剧。在郡里，由于圈地和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发展，使得原来有40先令即有选举权的自由农的人数大大减少了。同时郡议席都由大地主集团“内定”了。
城市选区的情况就更为恶劣了。从十七世纪初以来，选举制度简直很少有改变。可是，人口有了巨大的变动，许多古老的城镇已经衰落，而许多新兴的大城市建立了起来。结果，像除了刺丛以外现已别无他物的老萨隆姆城，在议会里却仍然有两名议员“代表”它。另外像阿普尔皮贝，“它的选民都在猪圈里”。而诸如曼彻斯特、里子、设菲尔德和伯明翰等城市却没有一个代表。在其他的城市里，选举权被当地的市商会所把持。这些市商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贵族或当地的大地主所操纵的自封的团体。
在少数地方，选民的人数较多，公开投票的制度使得贿赂公行。一本揭露当时黑暗的激进派的小册子《特别黑皮书》曾经写道：
“在全国只有五、六个地方，一个有能力的大家都知道的诚实人可以有希望击败不惜花费大量金钱的对手。”
竞选必须有一大笔的金钱。在1832年的前几年里，一个候选人在一次选举中要花费1万到2万镑才有希望当选。在1820年依普斯维区的一次选举中，辉格党候选人光是免费供应欣料，仅在一家酒馆花的钱就达800镑。富人愿意提供巨额的金钱，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当选议员可以期望所得到的好处了。像这样的竞争究竟是一种太费钱的赌博，所以只要有可能，双方总设法安排避免竞争。据估计，当时658名议员中有471名的提名人只有277人。而提名者半数以上是贵族。如此提名产生的议员，当然只能代表他们的后台老板而已。
当然，腐败并不是议会独有的特色。教会、司法、法院、文官、陆军、海军等机构也同样被把持和贪污成风。几千个支干薪挂空衔的差事和退休金都是为统治集团及其寄生者的利益而设立的。不过，激进派把议会看成是腐败的核心。他们认为首先是进行议会改革的斗争，以为议会改革了就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的、廉洁的行政制度。
1830年8月，在法国和比利时革命影响下所举行的一次大选，结束了托利党长期统治的局面。辉格党人和主张改革的托利党人以微弱多数组阁执政。由于大量选区因选民太少而失去选举区实质和受到把持，选举的结果还不能完全反映出广大群众要求改变现状的情绪。格雷组阁以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无情地镇压正在英国南部和东南部展开的农业工人运动。
这个运动最初是反对采用威胁到农民冬季就业的新打谷机的，后来很快发展成为要求增加工资的运动了—在肯特和萨塞克斯郡每天2先令6便士，在威尔特郡和多塞特郡每天为2先令。群众在一个村子接着一个村子捣毁打谷机，焚烧麦堆，冲进作坊和强迫惊惶失措的农场主接受增加工资的要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群众都表现得很有自制力，只在极少数的地方才发生伤害人身的事件。但政府的行动却是没有节制的。有9人被判处绞刑，至少有457人被判处流刑，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辉格党在这火“血腥的审判”中充分地证明它和托利党政府完全是一丘之貉，当时的人们也并没有忽视这个事实。
这次农村革命产生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迫使辉格党人认识到人民不满的深度和广泛性。另一方面，使辉格党人有机会以事实向有产阶级再次提供保证，新政府不会以过分温和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并向有钱的人证明，他们进行的一切改革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富有者的权力。政府以制造暴乱罪逮捕了科贝特，但在整个审——过程中，他采取了攻势，他迫使法庭传讯格雷、墨尔本和布鲁姆等人出庭作证，使他们受到难堪的反复的质问；他终于被宣判无罪释放。一次企图打击改革运动左翼的尝试遭到失败。
早在1831年成立的以罗维特和赫瑟林顿为领导的“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就反映了工人们对辉格政府和正在领导改革运动的本家们是不信任的。这个组织由他们经常举行会议的大厅（即后来闻名体育界的“黑衣僧运动场”）而得名，被称为圆厅党。“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在成立之初是一个伦敦手艺工匠的组织，但是和“伦敦通讯社”一样，它大体上采取了“伦敦通讯社”的组织形式，后来变成遍及全国各地的其他许多组织的中心和领导核心。在某些地区，它和“政治联盟”发生冲突，而在另一些地方，当政治联盟的成员全部是或主要是工人的时候，它们合作又非常密切，以致常常不易区分它们。“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在曼彻斯特拥有27个分会、5，000个盟员。
“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的影响当然是相当大的；但是得到实际好处的是为了配合各地的政治联盟而设立的“全国政治联盟”的领袖，普雷斯和伯明翰的一个银行家阿特伍德。他们首先的目的是要动员人们支持1831年3月所提出的改革法案。这个法案具有如下的两个特点：第一，废除一些小的萎缩的城市选区，而将这些席位分配给席位过少的郡以及像曼彻斯特、里子和设菲尔德等过去没有代表的城市；第二，扩大选举权的范围以包括城市的中等阶级、郡的佃农和租佃农场主[4]。
这个法案距离男子普选权、每年议会制和不记名投票等具有历史性的、激进的要求太远了，尤其对后两个要求可以说毫无进展。它也没有对当时尚未取得选举权的工人提供任何东西。可是，甚至科贝特也在踌躇和忧虑的心情之下决定支持这个法案。他的理由是，这个法案虽然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对当时议会的要求也只能到此为止，不过必须了解这只是第一步。他和其他的许多人希望，改革法案通过后所产生的新议会能包括一个由激进分子组成的有力的集团，并且希望新议会能带来更好的结果。
可是圆厅党人并不这么乐观。他们认为，工业资本家和中等阶级是在利用工人，他们的政治野心一且满足后，要想进一步进行具有真正群众性的改革就困难了。《穷人卫报》形容这个法案是“一种邪恶、专横、欺骗和奸诈的措施”，并警告它的读者说：
“如果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你们将成千上万地被饿死，像死狗一样地赤条条地被人抛弃在垃圾堆上。”（《穷人卫报》，1832年4月11日。）
1834年所通过的济贫法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言的正确性。
这时，改革法案开始通过议会的审议程序。该法案以一票的多数二获通过，政府在委员会里被击败了，于是5月进行了新的大选。在许多选区，旧制度的势力和旧的提名方式几十年来第一次崩溃了。辉格党在80个郡议席中取走了74席，并获得136席的多数。改革法案又一次被提出来了，并在下议院的审议程序中获得了通过，但在上议院却以41票的多数遭到否决。投反对票的人绝大多数是主教，以及由皮特及其继承者培养出来的在战争中发财致富的贵族。
选举改革法案在上议院遭到失败以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形势。原来同意圆厅党人对改革法案的批评的成千上万的工人现在看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是很容易的），这是一个人民和支持“旧的、腐朽制度”的贵族之间的斗争。总的来讲，可以说群众以“行动表示”了他们对科贝特的看法的支持。科贝特认为应该（虽然是批判地）支持这个法案，把它当作人们仍然要求实现的完全的民主纲领的一个开端。全国各地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示威运动，这些示威往往发展成为暴动。达比的监狱受到袭击，诺丁昂的城堡被焚毁，在布里斯特耳暴动者甚至占领了城市好几天，并造成很大的破坏。在伦敦，群众在街上袭击主教和托利党的贵族，打碎他们住宅的玻璃窗，圆厅党人的露天集会吸引着大量的听众。
当时政府由于霍乱病猖獗号召全国斋戒一天。圆厅党人认为霍乱是由于饥饿和不良的卫生条件造成的，而不是因为触犯神怒。他们把这个骗人的号召称作“全国滑稽剧”，他们呼吁人民在伦敦街头游行以后到各处举行公开聚餐。据估计当时参加这次示威的不下10万人。1832年3月的这个事件，突出地表明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
然而，在这次危机中领导群众的实际上是普雷斯和“全国政治联盟”，他们甚至间接地利用了圆厅党人的力量。人民普遍发自内心的愤怒被利用来证明只有通过改革法案才能阻止革命和混乱。革命的威胁不仅被利用来恫吓托利党人，也用来阻止辉格党政府和托利党进行委协。因为有些辉格党政府的成员早就愿意和他们妥协了。这就是政治联盟团结群众的号召“改革法案，整个的改革法案，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改革法案”的双重意义。
1831至1832年的秋季和冬季，群众的压力以各种形式继续增加。12月圆厅党组织了一个“国民大会”，采用了后来宪章运动的策略，自己草拟了一个改革法案。老激进派和日后的宪章运动派本鲍提出举行他称之为“全国大节日”的政治总罢工。《穷人卫报》还出版了一期特刊，专门讲解巷战的战术和建筑街垒的最有效的办法。同时人们对十月暴动中被逮捕工人的残酷的判处纷纷提出抗议。诺丁昂两名工人被执行绞刑时，一大群人愤怒地肃立一旁，并且不时地高呼“无耻的谋杀”和“血债血还”。
改革法案在12月第三次被提到下议院，并于1832年4月14日在上议院以9票多数通过。上议院的议员们企图将它扼杀在小组委员会里，于是格雷辞职了，惠灵顿试图组织新政府。面临着实际上是全国的压力，他的组阁试图甚至得不到他自己本党的支持。国王被迫只好又授命格雷组阁。他坚持要求答应他，在必要时增加上议员的人数以使选举改革法案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这样贵族和托利党才放弃斗争，而改革法案终于在1832年6月7日得到通过。
改革法案的通过，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它使工业资本家和支持他们的中等阶级侧身于统治集团。从此，开始了辉格党（除了短暂的间歇外）继续执政55年的一个时期。在此期间，辉格党变成了自由党。改革法案带来了前两代产业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制度。
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的观点来看，改革法案的重要性或许可以从下述的事实中得到最好的说明：这个措施一直普遍地被称为“改革法案”，而不称为“改革法令”。这个名称的正确的含意就是说，最关紧要的不是这个法令的具体条文，因为这些条文本身远远落后于激进派的要求，而是在法案成为法令以前所进行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它所引起的希望和幻灭，以及从1830年左右开始步入—一个新阶级关系的时代。
这是多少年来工人阶级最后一次在政治斗争中追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也是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一支庞大的队伍独立参加战斗。工人阶级的希望被出卖了；工人阶级中激进派的警告得到了证实。此外，资产阶级改革者的胜利，使带来改革法案的、包括工人和资本家的阶级联盟宣告结束。现在，争取民主的斗争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才可能进行。因此，改革法案是宪章运动的前奏曲，是导致工人阶级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大国中承担起领导作用的序幕。
2．工会与监狱
罗维特曾于1837年在他的《生活与斗争》中称辉格党人为：“虚伪、阴险和扼杀自由的辉格党人。”（第114页）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赞同这句断语。那些主张工人阶级只有独立行动才能带来希望的工会领袖们已不再代表少数派或是向少数的人说话了。这个巨大的转变是由改革法案被出卖后开始的，法案通过后选出的新议会所遵循的政策最后完成了这个大转变。新议会所奉行的政策显示出，议会改选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国家的力量来镇压劳动人民。最引以为训的是下列的两件事：政府对工会的态度和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
在这些年代里，我们经常见到所发生的事情好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从政治斗争转到经济斗争，而后重新又回到政治斗争上来。这种简单的表面现象是容易使人误解的。的确，从1832年以后普遍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沮丧情绪，同时人们离开了那种工人群众仅仅作为一个配角，尾随在中等阶级后面的政治活动。“政治联盟”销声匿迹了，“工人阶级全国联盟”由于它的领导人物转入其他形式的活动（主要是合作社运动和争取公民自由权力的活动）而无声无息了。《穷人卫报》也在1835年结束了它的辉煌的生命。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群众脱离了广义的争取真正民主的政治斗争（在其正的民主制度下国家政权应该掌握在人民手中，并应当为人民的利益服务）。但它确实意味着，在这个斗争中人们强调采取新的策略。过去采用的方法所引起的失败促使人们另外寻求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工会活动方面。可是，我们如果把伟大的1834年工会运动的高涨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或是奇迹，而不把它看成从1824年废除结社法令以后整个工会运动发展的一个顶点的话，那么我们又会得到一个错误的认识。
工会运动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825—1826年失败以后它曾经有过停顿，但在第二年它又恢复了。走在最前列的是兰开夏的工人，1829年兰开夏的纺织工人首先组织了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纺织工人在内的“联合王国全国大联盟”。事实证明，采取这个行动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是从那时起，迅速成为棉纺业重要中心的兰开夏郡的工会组织似乎已经坚固地建立起来了。纺织工人的领袖约翰·道尔蒂接着以这个组织为基础着手建立规模更大的机构——“全国劳工保护协会”。这个协会创建于1830年，不久它不仅包括了纺织工业的其他工种工人如印染工人、丝织工人、针织工人，还包括了许多机械、翻砂和其他行业的地方性组织。此后它又进一步扩大，吸收了西雷丁的煤矿工人、陶器工人和毛纺工人。它出版的周刊《人民之声》的发行数达到3，000份。“全国劳工保护协会”除了支持许多罢工运动以外，还积极地鼓动宣传从这时起开始受到所有工厂区广泛拥护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
“全国劳工保护协会”像其他早期组织一样寿命不长，它在1832年就结束了。但是，它仅仅是许多重要工会组织发展之一。1830年诺森伯兰和杜兰两地的矿工建立了他们第一个强大的工会，它在汤米·赫泼本的领导下继续了两年，只是在一次坚持了6个月之久的英勇罢工失败之后才瓦解的。在这次罢工中，煤矿主大批地使用陆军和海军部队来对付工人。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建筑工业中也成立了一个“全业工会”，它不仅组织了熟练工人而且也组织壮工。它召开了一次年会，取名为“建筑工人议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各基层组织的代表，他们还成立了区工会组织。1830年“陶器工人工会”也成立了，到1833年它已拥有8，000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是斯塔福德的工人，但也发展到新堡、达比和布里斯特耳等地。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发展足以证明，1833—1834年突然发展起来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并不是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刺激突然出现的，而是由10年来一点一滴的艰苦工作和工人们不断增长的战斗情绪的结果。这次运动中所含有的新的因素就是欧文和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1829年，欧文因为他在美国的“新和谐公社”遭到了戏剧性的失败而回到丁英国。可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对他的理想的正确性的信念发生动摇，他准备寻找其他的方法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方面，欧文的情绪和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情绪是非常相似的。
回国以后，他在伦敦以及其他地方的技术工匠中组织了小型的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组织开始取得协作并成立“交换所”来出售他们的产品。人们希望通过这种合作社生产逐渐代替资本主义生产。1832年，欧文亲自主持了“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的筛建工作，这是所有这类尝试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它设在葛雷旅馆大街。我不预备在这里叙述这个交换所的遭遇。重要的是这个工作使得欧文与工会主义者发生了联系，引起了他企图通过工会运动以达到建立一个欧文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想法。
他开始梦想建立一种社会，以工会作为社会的生产单位，管理他们所属的企业，最后以一个相互联系的合作社组织网来代替国家。欧文相信通过这个办法就可以和平地达到消灭国家的目的，他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每天都在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工人不能接受他的这种看法。摩里逊和史密斯发表在《先锋》和《危机》上的文章可以代表他们倾向于战斗的态度。这种对立的思想所造成的混乱是1834年“全国各业统一工会”迅速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工人们的切身经验使他们倾向于战斗的思想和行动，但是作为这个运动的旗帜和中心的欧文的崇高威信，使得这些意见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然而，一个新的思潮正在传播开来。1833年10月《穷人卫报》写道：
“一个将要体现国家物质力量的巨大的全国性组织正在静悄悄地、但是迅速地成长着；它的目的是理想中最高尚的—即建立生产者对他们生产的果实的支配权。”（《穷人卫报》，1833年10月19日，引自马克思·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87页。）
《穷人卫报》相信通过工会的活动能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先锋》周刊提出工会将可以代替国家：
“如果每一个工会会员都是选民，而工会本身成为国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它就立刻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产业议院’，以取代现在的下议院，并根据组成工业协会的各行业的意愿来指导全国经济事务。这是一个实现普选权的阶梯。它将从我们工会的基层组织开始，扩张到我们的整个工会，然后取得各业的管理权，最后取得全部政权。”（《先锋》，1834年5月31日，引自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03页。）
从上面所引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工人们的战斗情绪，这是主要的；同时也可以看到混乱的欧文式乌托邦的思想。
1833年10月，欧文主持了在“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举行的工会大会。这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成立一个包括各行各业的工会组织。这就是不久以后著名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我们已看到不少强大的工会组织起来了—“建筑工人工会”，“纺织工人工会”，“陶器工人工会”，“缝级工人工会”以及“西雷丁毛纺工人工会”。除了“建筑工人工会”以外，所有这些工会都参加了1834年2月举行的另一次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危机》对这次会议写道：
“现在在伦敦开会的有两个议会。我们毫不犹豫地认为‘产业议会’重要得多，并且在一、两年内它的影响还要更大。比起另外一个议会来，它更能够代表全国的人民；它的选民人数也大得多。‘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是由约100万会员组成的，他们人人享有普选权。”
这次会议起草了一个章程，规定各个工会都是新组织的一部分。他们仍保留各自的规章和组织，但是都参加区工会和全国委员会。
甚至在这次会议开幕之前，一个广泛的吸收新会员运动就开始了，同时规模空前的罢工和停工也随之而来。最著名的是和累斯特针织工人罢工同时发生的1833年11月的“达比大罢工”。在格拉斯哥，建筑工人、印染工人、火车司机和家具制造工人都和雇主发生过纠纷。在短短的期间里“全国各业统一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了50万人。甚至像珀思、埃克塞特和贝尔福斯特等遥远的地方也有它的会员。会员中包括了数以千计的农业工人，以及相当数量的由妇女组成的基层组织（尤其是在服装工业中）。建筑工人组织没有正式隶属于“统一工会”，但是也同样受到了欧文的影响，它正从事代价高昂的建立生产基尔特的尝试，并在伯明翰建筑一座基尔特大楼。
所有这些罢工运动和其他的活动耗尽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有限的力量，同时雇主们和政府对这种爆发大为震惊，何况工会公开宣布的它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使社会中唯有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于是统治阶级下决心要在这个运动未壮大以前就摧毁它。工会的组织者被逮捕了，在许多地区雇主要工人填写一种“保证书”。下面就是这种“保证书”的一个典型：
“我等签名者……今声明愿和建筑工人总工会断绝任何联系，并且当上述工会会员由于参加该工会而遭到失业之际，我等对他们绝不提供援助。”（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92页。）
这种“保证书”几乎没有例外地导致了工人的停工。
1834年在多塞特郡托尔普都尔村乔治·洛夫累斯和其他5个农业工人被控在成立工会分会的仪式上采用不合法的宣誓，遭到了逮捕。这件事非常清楚地把政府的阶级实质暴露无遗。在农村中展开的工会运动特别使统治阶级感到惊惶，他们没有忘掉1830年的暴动。同时也许他们认为打击工人阶级阵线的最弱的环节是正确的策略。为了要对这6个人判罪，他们不惜歪曲法律，判处他们流刑，并匆匆忙忙地把他们送到了澳大利亚。
这个案件引起了全国的抗议，它使所有的工人组织团结起来了。请愿书不断地涌来，到处举行示威抗议大会。抗议运动的最高潮是一次约有1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游行示威，群众从哥本哈根广场出发，绕道威斯敏斯特，穿过伦敦市区到达坎宁顿。工人们得到了再也明白不过的证明，改革后的新政府和过去的托利政府一样，同样是他们的凶恶的敌人。经过几年的抗议运动之后，托尔普都尔案件的受难者终于得到了宽恕，并且回到英国。
但早在此以前“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就瓦解了。雇主和政府的打击、内部组织的不健全以及它的混乱的思想造成了它的迅速瓦解。欧文和左翼之间的纷争甚至严重到这种地步，为了不让他的反对者发表意见，他竟不惜停办工会的刊物。罢工和停工几乎都失败了。伯明翰的“基尔特大楼”没有造好就停工了。会员人数减少的速度恰如它过去增加时一样快。等到8月间召开的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时候，它不过是接受既成的事实而已。
看来工人运动似乎遭到了一次惨败。不过，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不过是告一段落而已。工会运动并没有随着“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的垮台而停止。各个工会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会员人数比以前减少了。陶器工人工会甚至反而变得更强大了，它在1835年还获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工人的希望和目标仍然未变，而且他们对实现这种希望的道路变得愈来愈现实，它原来所具有的乌托邦的色彩日益减少。此后不到两年，就出现了宪章运动的最初信号。但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一次足以说明辉格党政府本质的事件。
对旧济贫法所带来的恶果没有人有任何怀疑，尤其是它在所谓斯皮恩汉兰德工资制下从户外救济变成工资补贴之后。它使得数十万工人，特别是在农村中，沦为教区农奴的地位。它压低了工资。它常常造成一种对济贫法救济委员的卑躬屈膝的依赖情况。然而，这并不是济食法在1834年遭到抨击的原因。统治阶级也不喜欢它，首先因为它太费钱——当时每年大约要为此支出700万英镑，而且这个沉重的负担完全落在最贫困的数区的身上。更坏的是因为它延长了小生产和家庭工业的寿命，使它得以和工厂生产分庭抗礼，从而堵塞了资本家所渴望的廉价劳动力大量流入工业城市的来源。它使得收入下降到每周五、六个先令的手纺工人和手工匠还能苟延残喘，而农场工人在冬天农闲时不离开家乡到新开辟的城镇中也能勉强维持生活。
1834年的新济贫法结束了这种情况，它摆在他们面前两条可怕的道路：就是如果他们不愿挨饿，那他们就得进工厂或是进劳动院。新济贫法以规模更大也更严酷的“协会”来代替原来的教区。救济金完全掌握在一心只顾节省开支的纳税人所选出来的代表手里，这些人有一个含有讽刺性的称号：“贫民保卫者”。新法令废除了户外救济，并通令救济金只能在劳动院内分发。这些劳动院是在“更为不合标准”的原则下开办的，那就是说院内的生活一定要比外面任何地方都要坏。这个新法令的起草人（也是以后几年中该法令的主要执行人），毫无人性和同情心的改良派爱德温·查德威克的解释说得很明显：
“劳动院制度意味着一切救济要通过劳动院，它的目的要使劳动院成为一个受拘束的、令人生厌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没有得到监工的书面批准不得外出或接见来访的客人；他们不准喝啤酒和抽烟，使他们尽力劳动；它使救济金管理人员成为最严厉的工头和懒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所碰到的最吝啬的出纳员，这样穷人除了万不得已外不会来请求救济。”（哈蒙德著《喑淡的时代》，第114页。）
最令人感到痛恨的残酷行为就是拆散进入劳动院的人的家庭：劳动院规定男人、女人和小孩不得住在一起。这样做，一部分原因是怕他们太舒服了，一部分是由于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5]理论的影响，有钱的人害怕人口的迅速增长。马尔萨斯理论在边沁派激进分子中间的影响尤其大。在过去，他们还常常和工人阶级的进步派进行合作，由于他们支持1834年的新济贫法，这种合作终于破裂了。
这个新法令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那里的工人没有组织，同时因为长期受到贫困、失业和镇压，他们的情绪低沉得不能进行有效的反抗。在肯特、索福克、贝德福德及其他等地均发生暴动。许多地方出现了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后来与宪章运动结合在一起。在这些年代里，发生了大批的纵火案件，受害者一般都是所谓“贫民保卫者”，另外从1844—1852年间在东索福克地区劳动院中有807人受到伊普斯威奇巡回法庭的审判。从上述情况看来，这些反抗行动常常是个别的顽强的人所进行的游击式的斗争。
新济贫法在农业地区所造成的一个显著的结果，是成批地雇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耕种的人数有了惊人的增加。这就产生了令人发指的虐待行为，以及在普遍雇用女工和童工的地区造成死亡率的剧烈增加。例如在魏斯贝赫地区儿童死亡率已增加到和曼彻斯特一样高了。
1837年英国政府想在英国北部实施新法令，于是真正的斗争开始了。1835年科贝特逝世后，约翰·费尔登、理查德·奥斯脱雷[6]、被开除的美以美教派牧师詹姆士·雷纳·斯蒂芬斯、弗格斯·奥康诺和许多地方上工人阶级的激进分子领导着群众对监狱和“莎美西故宫三显贵”（济贫法委员们的绰号）展开了斗争。他们得到全体工人的支持——不仅有1834年统计的84万手织机工人，而且还有由于间续不断的长期失业也有被投入劳动院危险的工厂工人。广大群众拥护斯蒂芬斯的这种论调：
“应该而且必须早在父子夫妻分离、监禁、吃‘薄粥’之前—在妻子或女儿穿罪衣之前——早在这种事件之前——将新堡付之一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熄灭这种火焰，那就是用全体支持这个法案的人的血来将它浇灭。”（《北星报》，1838年2月10日。）
他在另外一段文章里详细地证明：以色列人在埃及所身受的奴役，较之于英国人在他们自己国度里所受的待遇，是仁慈得多了。
许多地方，大街上都发生了骚动和战斗，劳动院被拆掉了，在别的地方“贫民保卫者”吓得不敢建立劳动院或坚持严格执行济贫法所规定的宣誓的要求。最后，兴建了监狱，可是反抗运动的声势浩大，以至在大部分地区都不可能十分严格的实施这个济贫法。不论在农业或工业地区，户外救济始终没有完全取消，虽然救济的数目很微薄，而且愈来愈使人感到屈辱。
同时，继美国戏剧式的经济大风波后，从1836年开始的大道条，到1837年更加恶化了，给工业地区带来了饥饿和大批的失业。像翻砂和锅炉制造等工会已经发给它们会员失业补助金，由于工会经费承受了沉重的负担而不免捉襟见肘。陶器工人工会在1837年举行罢工失败而告崩溃。事情愈来愈清楚了，当时的情况需要一个新的运动，把各个分散但相互有关的骚动—要求议会改革、反对济贫法、要求出版自由、要求十小时工作制以及争取工会权利—联合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团结，并订出一个各方面全都同意的统一纲领。正是因为这一需要，因为工人们认识到每一个斗争都是工人和他们的敌人所控制的国家的面对面的斗争，才产生了宪章运动。
1836年夏天，议会改革运动向前迈进了一步，看来虽然只是微小的一步，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最初它有33个会员，其中包括约翰·克利夫、亨利·赫瑟林顿、詹姆士·华生和罗维特自己。在伦敦时它每月要征收1先令的高额会费，加上关门主义的倾向，它一直是一个活跃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小集团。但它的影响却很大，并且当它蔓延到各省的时候，它的会员人数就扩大了。克利夫、亨利·文森特和其他“传教师”巡游全国各地，到了1837年，包括最大的城市在内，全国已建立了100多个工人协会。到了1838年初就发展到150个，其中许多都拥有大量的会员。
“伦敦工人协会”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在1836年年底出版了一本具有历史性的小册子，书名为“腐败的下议院”。它断言有两个因素垄断了议会，一个是地主利益，一个是资本家的利益，二者同样敌视工人：
“假使拿我们过去为了维持我们糊口活命的工资与豪官阶级和商人阶级所作的斗争，和拿他们获得部分政权后所通过的臭名昭著的法令作为他们对待我们态度的标准的话，那末我们对于他们完全获得政权以后的行为不能存有什么幻想，正如我们不能对以往和我们斗争的暴君不能寄存任何期望一样。”
接着，小册子又对议会中的各个集团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对资金集团、地主集团、财阀集团、贵族集团、陆海军军官集团、放高利贷者和工业家集团，总之，除了工人以外对每一种人都做了分析。这本小册子还揭露在6，032，725个成年男子中，只有839，519人有选举权，而且选区的安排也不合理，151，492个选举人控制着大多数的议会席位。这些都是煽动者的很好的资料，不久更创办了新的激进的报纸，如《北方解放报》、《战士》，尤其重要的是《北星报》。这些报纸把上述的情况和类似的事实真相在英国北部广为传播。
1837年2月28日，在海滨“皇冠和铁锚酒家”举行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包括六点要求的请愿书（这个六点要求日后形成了人民宪章），当场就有3，000人签名表示赞同。是年5月和6月里，“伦敦工人协会”的领袖们和一群激进派的议会议员之间开了会。会开得并不热烈，不过最后大家同意根据六点要求起草一个法案，其“六点”要求如下：
确定男子普选权，
议会每年选举一次，
不记名投票，
国会议员应有薪俸，
取消国会议员的财产资格，
选区平等。
这个法案的草案是罗维特在普雷斯的协助下拟成的，如今人民宪章已万事齐备，只缺少正式的名称了。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促成了全国运动的形成。1837年4月，格拉斯哥棉纺工人罢工反对削减工资，但因全体罢工委员被捕而遭到失败。委员们被控为对不进行罢工的工人进行暴力和恐怖行为，在难以凭信的证据面前，有5个人被判处7年流刑。整个工会和政治运动联合起来抗议这个判决，觉得这种判罪和4年前打击工会运动的托尔普都尔案件并无分别。1838年，议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要审查工会组织，整个的工会运动警惕起来。他们委任了一个以罗维特为书记的“伦敦各业混合委员会”来指挥这起案件。最后，政府觉得情况不妙，不如把全案不了了之。从托尔普都尔案件和“新济贫法”以来群众的觉悟就渐渐提高了，这个新的打击最后教育了群众，并开始使伦敦的领袖们与北部的工会运动者建立了紧密的有效的合作。
3．人民宪章的发动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要发展，是自从选举改革法案的斗争结束以后，实际上已停止存在的“伯明翰政治联盟”到了1837年春天又重新复活了。伯明翰和伯明翰附近地区的阶级情况是很特殊的。这里中等阶级特别激进，但由于当地工人的小规模家庭式的和包工性质的生产，他们和工人还没有显著的区别。结果，他们组成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本力量，但以中等阶级为领导的巨大的群众运动。这时期的突出人物是托马斯·阿特伍德。他是银行家兼伯明翰的国会议员，他利用改革运动来宣扬他自己的货币计划。恰如普雷斯所说：“这个计划只有很少数的人了解，而凡是了解的人又都不赞成。”
伯明翰的激进分子在指挥政治运动方面，具有高度发展的技巧，这一点是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所望尘莫及的。如组织大规模的请愿，召集代表会议，庞大的群众集会，偶尔搞一次适可而止的暴动，以及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引向一个仔细准备好的高潮—在这些方面，他们都是老手。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控制着他们所发动起来的运动。伯明翰政治联盟发展迅速，在7月里参加集会的人数已达5万人。他们批准了阿特伍德的币制计划，并通过了一项改革纲领，这个纲领距离后来的人民宪章的要求仍然很远。
到了1837年的年底，这个联盟向前迈了一大步，使它的政治纲领和“伦敦工人协会”的政治纲领完全一致，并提出了一个由《伯明翰日报》编辑道格拉斯起草的“国民请愿书”。这个请愿书和最后在1838年5月8日发表的罗维特所草拟的法案合并成为宪章运动第一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两个文件适切的在暴风雨的中心格拉斯哥的人民的面前提了出来。当时格拉斯哥的人们在纺织工人罢工和罢工领袖的被逼害后余怒未息。在格拉斯哥集会的人数达15万人，其中许多是从附近城镇和乡村赶来的。人群向阿特伍德、纺织工会领袖詹姆士·爱姆奈许和伦敦来的代表们欢呼。人民宪章在形成中。
初看起来，一切似乎没有什么多大的新发展，仅不过是伦敦手艺工匠和中等阶级激进分子另一次议会改革运动而已。然而事实上这里已经发动了一个有决定性的步骤，它使英国工人阶级这个为时10年之久的宪章运动成为一个新的历史纪元。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人民宪章空前地在思想上得到了工业地区的群众的拥护：当这个运动从伦敦和伯明翰蔓延达到兰开夏、约克郡和格拉斯哥时，它已不再是一小群人的所有物，而成了整体阶级的财富了。一个由新的领袖指导的新的运动掀起来了，把人民宪章从罗维特和阿特伍德谨慎的手掌中夺了过去，成为人们一切希望和志愿的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把它当做一个使他们摆脱压迫和痛苦的手段。奥布林写道：
“有了胜过法律的权力，凡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事人民就都可以做到；而没有它，他们将什么事也不能做。”（《穷人卫报》，1833年11月30日。）
“六点要求”被看作是导致新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用哈尼的话说：
“我们要求普选权，因为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仅仅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因为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的国家带来自由，给我们的家庭带来幸福。我们相信它将给我们带来面包、牛肉和啤酒。”（引自萨尔姆·杜德著《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第23页。）
全体劳动人民需要一种新的生活：对于新生活的详细内容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人民宪章是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那是所有人民都能同意的。因此宪章把整个工人阶级结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盟。
其次，宪章运动把业已存在分散的反抗运动和不满的骚乱团结起来。希望享受民主和教育的技艺工匠，为生活工资、工会权利和十小时工作制而奋斗的产业工人和为了生存的权利而斗争的手织机工人都拥护“六点”宪章。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在当时宪章运动和反抗万恶的济贫法的全国性斗争结合起来，并把这个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政治水平。
我们也许可以总括一句说，在宪章运动时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具有三个主要的趋势。第一，工会保障在职工人的斗争—争取合理的工资，较短的工作时间，取消专断任意罚款和严厉的工厂纪律的压迫，和取得工会及其活动合法存在的权利。第二，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起源于中等阶级，但一到工人们手里以后很快就具备了新的内容。自从1832年来，工人们有一个日趋坚决的信念，就是作为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上他们应该掌握政权，这便是政治激进主义的一个新“特性”。这个坚定的信念联系着第三种趋势，即前曾经提到的日益增强的社会主义思想。宪章运动的纲领从来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当在宪章派的群众中散播了社会主义思想以后，群众了解到“六点”本身不是斗争的最终目的，而是彻底改革社会的第一步，等到工人获得政权以后，就可改变社会使自己的一切希求得到满足。
如果有人在融和与澄清这个理想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话，那末这个人便是“人民宪章运动的导师”奥布林。十多年来他主要通过《穷人卫报》和《北星报》，在群众中传播阶级团结和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他后来也犯过错误，但无论如何他在人民宪章运动孕育时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
无论是在以前或在今后，英国工人都不会比现在更有理由表示不满。在这些年代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罪恶已经达到了顶点，绝对需要改善，但是却没有采取任何改善的措施。新兴的工业城市的发展毫无计划，在这些城市里生活条件差，卫生情况非常恶劣。用水和空气同样的污浊。在采用机器，加强了劳动强度的地方没订出关于调整时间或改善工作条件的规章制度。最后一代的数十万手工工人的生活濒于绝境，由于他们竞争的结果，工厂里产业工人的工资也降低了。由于英国资本主义面临到有史以来最长久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了广泛的失业，以致更加剧了情况的恶化。大家常说的“饥饿的40年代”并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悲惨的事实。
那时的死亡率反映了这个危机的惨状。1730年，每1，000人就死亡33人以上，以后逐渐降低，到1810年降至19.98人。但从1810年起，下降不仅停止而且．回升，到1840年再度增加到每1，000人死亡率为20.80人[7]。人口虽然继续增加，但增加率在1820年左右以后显著下降，而且继续下降到60年代。
然而这种生活日益悲惨的事实，只不过是当时情况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时期不但觉悟到它所受的奴役和压迫，并且也觉悟到本身的力量和他们改进社会的巨大潜力。当时情况和未来的前景之间的对比更明显了。宪章运动是这种进一步的觉悟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表现。
虽然如此，我们决不能就此认为工人阶级已经是一个充分成熟，组织完善的阶级了。因此我们必须对宪章运动及其主要组成团体，作一些分析。这样的分析，比传统式地把宪章主义者分为“道义派”和“实力派”（这种分法是容易使人误会的），更能使我们了解宪章运动的力量和弱点，以及它内部发生矛盾的原因。
首先，就是由中等阶级和下层中等阶级的激进分子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和过去一样希望他们在辉格党里的斗争能够获得群众的支持。现在主要是根据他们对1834年济贫法的态度来划分他们之间的界线。休谟和格罗特所领导的边沁派激进分子支持新济贫法，他们的主要愿望是使资本主义摆脱封建残余制度的阻碍而获得自由发展，但是唯有反对新济贫法的团体才参加了宪章运动。我们已经看到休谟和格罗特所领导的这个集团集中在伯明翰，不久斗争的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对伯明翰工人的领导地位，于是他们脱离了运动，而渐渐趋向于废止“谷物法”的纯小资产阶级要求，这要求的基本愿望是要用减低面包价格的方法来减低生产成本。
在这集团左边的是罗维特、赫瑟林顿、克利夫和其他等人所领导的手艺工匠，他们是“伦敦工人协会”的基本队伍。他们了解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必须在斗争中居领导地位。可是由于他们比较优越的地位和脱离大规模的工业生产，使他们不可能摆脱坚持合法行动的观点，使他们不知道怎样和新工业区的文化程度较低但却更具有战斗性的工人们一起工作。所以纵然宪章运动在萌芽时代须归功于他们的积极领导，但当运动发展起来以后，他们渐渐变成运动的阻碍和分裂的原因了，虽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具有很大的勇气和正直的人格。在行业工会中也有许多产业技术工人具有和他们相类似的观点和情况。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这些团体是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领导的主要力量。整个宪章运动的弱点在于比较具有战斗性的分子在这个阶段中不能产生自己的领导人来领导全国的运动，而必须依赖像奥康诺，泰勒和麦克杜尔两博士以及欧内斯特·琼斯这些人。他们的观念，虽然在许多方面比罗维特和他的朋友们为进步，然而总是带着上层或中等阶级的色彩。这个弱点在全国领导机构处于紧要关头需要当机立断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地方上工人阶级倒有很多杰出的领袖，例如布腊德福德的梳毛工人乔治·怀特，哈利法克斯的本杰明·腊希顿，莱因下亚士吞的理查德·皮林，巴恩兹利的弗兰克·麦费尔德和伊普斯威奇的木匠威廉·加勒尔德。宪章运动的一个特点是地方上的领导一般地比上层领导要强。不管宪章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因为群众缺乏斗争精神。
宪章运动中的杰出人物弗格斯·奥康诺是运动里一切矛盾的象征。他原来是一个爱尔兰的破落地主，他过去的主要历史是曾参加过1798年的民族解放斗争，后来他成了处于绝境的广大手工业者的代言人（手工工人这时在人数上依旧是工人阶级里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可以算作宪章运动里的第三个力量）。他们主要是通过反抗济贫法的骚动参加到宪章运动中来的。奥康诺主持的《北星报》最初就是反对济贫法斗争的机关报，后来才成为宪章运动的报纸的。应当注意的是，该报出版于里子，因为西雷丁区是手织工人的强大堡垒和反抗济贫法斗争的中心。
他们是宪章运动中最活跃的力量的主要部分，这些人在早年参加过大规模的运动和火把游行。这些处于穷途末路的人随时准备斗争，但他们的人数在逐渐减少。由于他们的悲惨遭遇，他们是一股力量，可是他们向往过去手织工人的工人侧身劳工贵族之列的兴盛时代。许多人还能记得在早年——约在1800年——他们每星期能赚到20先令或更多一些，但到了30年代的后几年间，一般的工资只有6先令或7先令了。他们的情况清楚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英国工人阶级依然是一个新的阶级，依然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手工工人依然在缅怀过去，希望再回到过去的好日子中去。迟至1851年的户口调查的数字表明，所有的大城镇里从外边迁移来的人口仍旧多过当地人，这个事实说明英国工人阶级是怎样的不成熟。
成千上万的爱尔兰移民，在外来人口中占着一个重要部分。1841年单兰开夏一地就有133，000人，1841年和1851年间，据估计又有50万人来到英格兰和苏格兰。他们大多数属手织工人或非熟练工人，因此在运动中他们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是逃避饥饿和贫困的难民，他们来的地方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更要贫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常常愿意接受远低于当地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条件，于是当地工人总是仇视爱尔兰人，认为他们影响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爱尔兰人带来了斗争的传统和对政府的憎恨，常常欣然加入工会运动。有一个雇主抱怨说：
“爱尔兰人比较喜欢闹事，常常提出无理的要求，因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并且用罢工或恶言来强迫雇主接受他们的要求。”（哈蒙德著《暗淡的时代》，第38—39页。）
对英国工人运动，爱尔兰提供了杰出的人物，如道尔蒂、奥布林和奥康诺。同时爱尔兰工人在宪章运动中占据着光荣的地位，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爱尔兰人大同盟”在英国的支部常常作为有组织的团体参加斗争。取消英格兰和爱尔兰联盟的要求，在宪章运动的纲领中占居着显著的地位。
最后，还应当谈一谈受雇于工厂生产的工人群众。他们是运动中最进步的部分，在他们的队伍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是最一致的。他们是宪章运动大军中最坚定和最可靠的部分。可是他们没有产生自己的领袖。第二，和前面的缺点有着密切关系的是，政治运动与工会之间的脱节。个别的工会成员也许而且也常常是宪章运动的支持者，但是工会作为组织却袖手旁观。他们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政治斗争不是它们的正当任务。地方工会倒常常给宪章运动以较多的直接支持，例如亚伯丁的各工会都参加了1843年8月欢迎奥康诺的游行。他们在“队伍整齐的面包工人联合会的率领下，高举着工会旗帜，穿红色衣衫，包着华丽头巾。”（《宪章运动在亚伯丁》原稿。）
矿工可以看作是运动中有关系但又稍有不同的集团。宪章运动在所有的矿区中都得到了热烈的支持，武装起义的思想也以在矿工中间最为强烈。
从所有这些情况看来，宪章运动不是一个简单的，而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运动。各方面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进行宪章运动，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团结，原是各种特殊境遇的结果，同时团结中的意见分歧又导致了严重的内部矛盾和混乱。团结因素的消灭引起40年代后期宪章运动的迅速衰落，并且使得这个运动在1848年以后不可能再从失败中恢复过来（这次失败从表面上看，并不比1839年或1842年的失败更彻底或更有决定性）。
但是在1838年的时候，胜利似乎已在眼前，大多数人以为在几个月内，最多不出几年人民宪章就会成为法律。随着5月21日格拉斯哥举行的集会，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样的集会：在新堡集会的群众达8万人，布拉德福德有10万人，伯明翰有20万人。声势最浩大的要算是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开沙尔—摩尔的集会，在那里参加的人数约达25万人，无怪梅科伯说，“这可能是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政治集会了”。这次集会是在星期一举行的，该地区的工厂全数因而休业。
冬季来临的时候，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几十个城市都举行了火炬集会。在所有这些集会上，都搜集了请愿书的签名，并选出代表去参加春季将在伦敦召开的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将为整个运动的领导机构和团结中心。
由于“通讯法案”禁止成立具有地方支部的全国性组织，要创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政党是有困难的。在这种情况下，宪章运动报刊就有了重要的意义。在约有十多种的地方报刊中，以奥康诺的《北星报》影响最大。它的报导和政治论文使全国的每个角落都联合起来。它的平均销路在1838年就高达10，900份，1839年春季更升至48，000份。在这个时期（以往和以后也是如此），发行一份独立的工人报刊是推进工作的必要条件。
代表大会和提呈请愿书的时期渐渐临近了，人民的情绪更激昂了。工人们开始训练和武装起来，有时武装出席开会。领袖们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倘若议会拒绝我们的请愿—这是很可能的—那末应当怎么办？”罗维特和他的支持者的答复是：
“主要的是组织，交纳会费（其中一部分应当用于文字宣传和讲演上）以及教育群众进行自我改造，因为这是社会和政治幸福、贤明政府和纯洁高尚制度的唯一的伟大泉源。”（萨尔姆·杜德著《当英国站起来的时候》，第34页。）
“伯明翰政治联盟”也主张采用和平和合法的手段，但比较强调煽动群众进行骚乱。少数极左派就已经提出，最后必须准备通过武装起义使人民宪章获得通过。奥康诺和绝大多数的领导们都拒绝这种作法，可是他们自己又没有明确的办法。有些人希望单靠革命的威胁，而不采取什么实际行动，就能获得胜利。另一些人则侈谈总罢工，但也提不出明确的目的和具体的办法。
结果是，到了2月4日在却林十字路口附近柯克司浦街“英国旅馆”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反复讨论这些问题，做不出任何具体的决定。最后在5月才通过了一个折衷的决议案，宣布政府正在武装富人来对付穷人，并说根据宪法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但是该决议案一再强调轻率地或在时机未成熟时使用武力的危险，实际上等于不主张行使这个权利。
可是政府却毫不犹豫。军队开到了曼彻斯特、约克郡、诺丁昂、南威尔士和其他闹风潮的中心地区。政府一边宣布携带武器为非法，同时却积极准备武装上层阶级作为特别警察。接着一批人被逮捕了，其中有亨利·文森特，他是代表大会的重要人物，这时正在南威尔士和西部地方主持一次如火如荼的骚动。代表大会感到本身受到了威胁，等到把有1，250，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在5月7、日送交议会以后，便决定迁移到伯明翰去，以便和运动的核心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代表大会受到了伯明翰工人的热火朝天的欢迎。这时阿特伍德和其他右翼代表们早已离开了代表大会，一批比较果断的人，代替了他们的位置。大会决定准备在圣灵降临节那天各地同时举行会议，以提醒政府请愿书是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的。代表们回到自己的地区进行准备，代表大会宣布休会到7月1日。
复会后，在伯明翰的“赛牛场”里，几乎连续不断地举行群众大会。7月4日的大会，被特地从伦敦调来的警察，仗着军队作后盾，野蛮无理地驱散了。参加开会的麦克杜尔和泰勒遭到了逮捕。代表大会提出强硬抗议以后，罗维特和科林斯也随着遭到逮捕。7月12日，议会以235票对46票拒绝了请愿书。7月15日，警察的挑衅行为引起了伯明翰群众暴动事件，店铺和堆栈被纵火烧毁。特别应该提出的是，这次虽有相当的破坏，却没有发生掠夺抢劫的事情。
这些事件引起了普遍的混乱，各地武装和操练的消息频传。贴在莱因下亚士吞数堂门口的一张布告可以反映当时群众的情绪：
“亚士吞的人们，要不‘大家都有面包吃’，要不就‘大家流血’。准备好你们的匕首和枪，你们的矛和孔格雷夫火柴
[8]。大家整队前进，没有面包就流血，不能活着就死掉。牢记着，1，280，000人要求面包的呼吁被讥笑为可笑的诡计。啊，你们这些专制魔王！你们认为你们的监狱能够阻挡了我们吗？”（霍佛尔著《宪章运动》，第158页。）
“在里克，我看到工人们的生活已经降低到人类天性难以容忍的限度。许多人公开说，他们每天劳动15小时，最多每星期也只能赚得7至8先令……我恐怕‘和平、法律、秩序’的格言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在那些地方的流行的语言是……与其饿死，不如在刀下丧生。”（霍佛尔著《宪章运动》。第131页。）
7月16日，代表大会在一个出席人数极为可怜的会议上决定从8月12日开始举行总罢工。但没有采取任何实现这个决议的措施，代表大会和工会之间似乎没有联系，如果没有工会的支持，总罢工当然是无法实现的。7月22日，这个决定改变了，改为采取示威罢工“二天或三天，以便集中全部时间作庄严的游行和集会”。这个决议获得了兰开夏和约克郡许多地方良好的反应，特别是在杜兰郡，那里许多矿工都停止了工作。
这个承认软弱的退却，鼓励了政府，8月里政府开始大批捕人。不久，几十个宪章运动者被投进了牢狱，其中包括运动的许多领袖。面对着这个打击，代表大会因缺乏领袖只好在9月12日宣布解散。大会没有再做出任何其他的决议。但宪章运动并没有因为这个镇压和这个退却而消灭，它转入地下活动，许多秘密的委员会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这里我们进入了宪章运动史上最暧昧不明的阶段：知道事实的人从未讲起过，而所有当时的记载又都充满了矛盾和不足征信。
看来各方面似乎制定了计划，准备以布拉德福德、南威尔士、伯明翰（或者还有其他的地方）为中心，在1839年底一同起义。但只有威尔士酝酿成熟，首先举事。11月3日，几千来自蒙默思河谷的矿工进入了纽波特，希望来一个夜袭占据该城。天雨和黑夜延迟了进军的队伍，等他们在晨光稀微里到达纽波特时，他们遭到了埋伏在西门饭店中的军队致命的攻击。他们猛攻该饭店达20分钟之久，终未攻下，结果14人被打死，50多人受伤。以后几天内，有125人被捕，包括他们的领袖约翰·弗罗斯特，他是当地的一位有名的人物，曾经做过纽波特的市长。
如果纽波特起义成功，这可能成为南威尔士和其他地区总起义的信号。在审讯弗罗斯特时，有人作证说弗罗斯特曾经说过：
“他打算把桥炸断，阻止威尔士的邮件达到伯明翰。他说，那边的代表们将在邮件脱班后等候一小时至一小时半，倘使邮件不来，他们就攻打伯明翰，从那里再蔓延及整个英国北部。”（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58页。）
11月3日后，各地断续计划起义，可是由于他们彼此没有联系，而一无收获。虽然设菲尔德于1月11日发生了袭击警察局的事件，同时在布拉德福德也有起义的计划，可是他们的领袖们被暗探告密而被当局逮捕。这时，警察派遣的暗探在运动内部十分活跃，由于他们的告发，许多人被捕了。到了春天，将近500个宪章运动的领袖关入监牢，其中有奥康诺、奥布林、罗维特、斯蒂芬斯、本饱、罗伯特兄弟和文森特。
在纽波特起义后，宪章运动者的活动一连有好几个月集中在为被捕者的辩护上，尤其是弗罗斯特和其他纽波特的领袖们，因为政府以谋反罪向他们提起公诉。宪章运动者发起筹募“辩护诉讼基金”，当弗罗斯特、泽法奈亚·威廉斯和威廉·琼斯被判处死刑时，成千上万的人在抗议书上签名请愿。群众的情绪非常激昂，政府找了一个法律上的借口趁机下台，把死刑改为流放。在此以后，骚动减少了。从1840年起，反动势力似乎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大多数领袖都被关在监狱里，许多宪章派的报刊停止出版，虽然《北星报》还依然存在。看起来宪章运动好像从此结束了。
4．宪章运动的复兴和衰落
在1840年中，监狱内外的宪章主义者作了深刻的反省。结果，他们认为他们缺少一个具有集中领导并和工会运动具有更密切联系的更为坚强的组织。因此当宪章运动在这一年年底恢复的时候，它开始具备了比较明确的工人阶级性质。伯明翰中等阶级激进分子已经脱离了运动，同时罗维特和科林斯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和大多数“伦敦工人协会”的老人搞教育计划去了。这些计划后来大部分都流产了。
新思想的主要结果是组织了“全国宪章协会”，这个协会可以说是头一个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加米季在他的《宪章运动史》中写道：
“协会的基础自然是人民宪章；大家同意只能用和平和宪法上规定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凡愿人会的人，只须他们宣称赞成协会的原则，就可以加入协会为会员。入会者有一张会员证，每季更换一次，每张会员证收费两便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员以每10人为一组，每组有一个组长，由执行委员会指派。执行委员会由7人组成，其中包括一个秘书和一个司库……执行委员会和全委会一样，每年选举一次——前者由全国会员过半数票数选出。”（第197页。）
“全国宪章协会”的章程措辞委婉而谨慎，极力避免触犯政府取缔“通讯会社”的法律。尽管如此，它还是发展得很快，在1841年底它已拥有282个分会，第二年它的会员人数已达50，000人。所有会员是否都能每星期按期缴付1便士的会费，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个组织的作用可以从第二次全国请愿书有3，315，752人签名这个事实上看出来。早在1841年5月就有200多万人签名要求释放弗罗斯特。
想把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结合起来的企图，收获是不大的，虽然麦克杜尔这时认真地设法在工会内部建立宪章运动的组织。协会也注意到选举政策的问题。由于选举权的限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宪章运动者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的希望，同时在经济方面，他们也没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竞选。他们曾经想用候选人第一次在国会议员选举场和群众见面时举手表决的办法。在这个场合中宪章派人物常常能够获得胜利，于是他们想到假使各地都采用这个办法，那就可以选出其正代表人民的议员。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实现，但这再一次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民议会的概念在这个时期中被一再提出来。
宪章派的人物正确地认识到在威斯敏斯特的议会，是一个由全国一小撮少数人所选举并只代表他们利益的阶级议会。他们希望选举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标准的议会，这些议员即使不是按照严格的法律程序选出来的，也是由广大人民选出的。他们希望这个议会能独立工作，希望它的广大的代表性能够使它代替有钱人的议会。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他们始终没有面对这样的议会须具有强制力量的事实，但除非它成为一个具有足够力量和决心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否则它是无力行使它的权力的。因此，事实上他们没有面对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从旁边绕了过去。
在1841年，被捕的领袖一个一个获得了释放，宪章运动便又卷土重来。新的报刊出现了，宪章运动宣传员到各市镇去讲演，开始吸引愈来愈多的听众。他们和中等阶级的“反对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该同盟企图以降低粮价的诺言来骗取工人的支持。宪章派的策略是出席参加该同盟的会议，而当他们提出通过废除谷物法的决议时，就提出通过支持人民宪章的补充决议。宪章派常能控制该同盟的会议，揭露了雇主一面假装成工人的朋友一面忙于削减工资和维持过长劳动时间的伪善面目。
1841年8月30日，奥康诺从约克监狱释放出来，于是第二次请愿运动开始了。由于运动的巩固和加强，以及许多旧领袖已经脱离了运动，奥康诺当然就成了宪章运动的重要人物。这样就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和集中。运动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没有像过去那样的破坏作用。虽然奥康诺有着巨大的魄力和无限的精力，虽然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鼓动家，但他却缺乏组织和领导一个政党的能力。他虚荣心很大而且专断独行，最糟的是他没有固定的政治见解，同时他也不了解工业革命在英国所造成的变化。所以，他倾向于接近比较落后的工人，那些怀念过去的工人们。他把农民美化了，他所向往的社会主要是一个由个体农民组成的社会。在这方面，他和那些最近离开土地参加工业生产的千万宪章运动者的看法是一样的。这一部分人经常怀恋过去乡村中的生活，他们闭眼不看农村中饥饿和剥削的其实背景。由于他抱着这样的观点，所以在生死斗争的紧急关头，他对他的领导工作就不能胜任了。1839年发生的事情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在领导导致1842年请愿运动的骚动方面，却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次提出的请愿书比1838年在伯明翰提出的还直截了当得多：它直接诉之于工人，而且表达了工人心中的悲愤。请愿书在提到了“济贫法”，讲到了国家每年花在供养皇后和皇室的庞大费用和控诉政府逮捕及虐待宪章运动者之后，请愿书接着写道：
“你们的请愿者控诉：劳动时间，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劳动时间，被延长到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以外，在高温和简陋的厂房内进行非人的劳动，所得工资又不足以维持体力和取得因体力过分消耗而迫切需要的那些物品。”（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132页。）
在5月，这份请愿书送交议会，结果以287票对49票遭到否决。议会中的辩论要以马考莱的发言最值得注意，这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受人崇拜的文学大师，把资本主义对民主的态度说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我是反对普选权的……我认为文明是建筑在财产安全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把国家的最高权力委托给一个明显要严重和系统地侵犯财产安全的阶级，这样做是太危险了……请愿书要求最高权力；要求把全国各个团体的资本和积累的财富完全交给劳动阶级。这会造成怎样的结果，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马克斯·比尔著《英国社会主义史》第2卷，第135页。）
请愿书被否决了，代表会议面临了在1839年使它遭到失败的相同的问题。代表大会再一次表明，它无能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决定。但至今继续6年之久的经济危机在各地都达到了顶峰。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手织工人和织袜工人已濒于完全绝望的境地。工厂主和矿主一再削减仅够工人维持生命的微薄工资。8月初在拉纳克郡有20，000矿工开始罢工，该地工人的工资，在5年中从每日5或6先令降到了每日2先令6便士或2先令9便士。矿工工会书记于8月13日发表在《北星报》上的一篇文章说：
“煤矿和铁矿工人们的平均工资为7先令7便士半到2先令5便士半，可是劳动时间较他们在一年前每天得到9先令时还要延长1/3以上。”
理查德·皮林系兰开夏棉织工人的领袖，因参与了伟大的8月罢工而被逮捕，在受审时，他在法庭的被告席上陈述了他穷困的经过。他说他从前是一个手织工人，到了1830年，他的收入降到每星期6先令6便士，于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进了工厂。在工厂里工人的工资一再被削减：
“1840年，制造业展主……通知我们工资要减低1便士。有些人会想，1便士算不了什么。但在一年当中积累起来等于5个星期的工资。……那大的削减以后，雇主还不满足，他们又减了我们1便士。此外又把每星期仅赚9先令的纺织工人的工资减少了2先令，把每星期仅得8先令的梳毛机纺工人的工资减少了1先令6便士。”（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81页。）
最后使他们忍无可忍的是，雇主又要求削减25％，于是工人一致决定坚持反抗到底：
“我工作的时间愈长，愈勤奋，我就愈穷愈苦，一年不如一年。到最后，我差不多已经精疲力尽。如果雇主再拿走我的工资的25％，那我与其在棉纺织厂一天工作12小时，只吃点洋山芋和盐慢慢累死，倒不如现在自杀的好。”（摩里斯著《从科贝特到宪章运动者》，第183页。）
由于这些原因，在1842年的夏天，继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之后，暴发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6月和7月斯塔福德郡和窝尔维克郡的矿工和铁工首先罢工。一个矿场或一个铁工厂停工后，工人们就整队出发到邻近的矿场和铁工厂去动员该厂的工人罢工。整个这次运动常被称为“塞子骚动”，因为工人在这次运动中常常用敲坏锅炉塞子的办法来保证罢工。不久，罢工运动席卷全部北方工业地区，并且蔓延到苏格兰和威尔士。8月初，兰开夏的各棉纺厂，在斯塔莱勃立奇、亚士吞、海德也开始作同样的罢工。8月9日，曼彻斯特因周围市镇的工人联合进军也罢工了。伯尔尼利在这个月13日也开始罢工。不久这种风潮传到约克郡的陶器工业区和其他地区。
在罢工风潮发展的同时，它的性质也在发生着变化。十年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教训了工人，他们知道单纯依靠罢工而不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是不会得到他们所要求的东西的。各地开会通过了“在人民宪章未成为法律之前，决不上工”的决议案。然而“全国宪章协会”并没有领导这些活动。他们碰巧选定于8月13日在曼彻斯特召开会议，在彼得卢周年纪念这一天为亨特的纪念碑揭幕，并讨论其他内部问题。代表们惊奇地看到这个城市处在罢工的状态中，于是他们急忙改变了他们的预定议程，来讨论当前新形势。过去的犹豫不决，立刻又重新显露出来。大多数代表对这次罢工都表示赞成，但是少数人已经认识到只有把罢工当作革命的第一步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其中之一就是麦克杜尔，他比他的同伴具有更丰富的工会运动经验。由于他的建议，会议拟就了一个宣言，如果他们采取了使其实现的措施，它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而动人的宣言：
“同胞们，你们兄弟们的鲜血，染红了普勒斯敦和布莱克本的街道，可是凶手们渴望得到更多的血。要刚毅，要勇敢，要做个好男儿！……我们完全准备好了，你们的义举将在3天内得到我们的全力的支持。……在这个生死关头必须坚决；你们要拥护你们的领袖；为我们的神圣事业而团结起来；让正义之神和战斗之神来决定成败吧！”（梅科伯著《1832—1852年的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第240页。）
可是这个会议没有商得任何具体措施就散会了，任凭罢工在没有集中领导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更坏的是奥康诺在《北星报》上猛烈抨击麦克杜尔。他谴责罢工是“反对谷物法同盟”企图减少工资和转移人民对人民宪章注意力的阴谋诡计。
既无领导和组织，又缺乏经费，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然而它仍然顽固地坚持到8月下旬，有许多地方甚至坚持到9月里。在布莱克本、普勒斯敦、哈利法克斯、斯塔福德郡北部的陶器业区和其他地区都发生了巷战和骚乱。当工人们被迫退却以后，政府便开始大批逮捕罢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被捕者共达1，500人，其中约有700人受到审判。麦克杜尔是嫌疑最重的人物，而且受到了奥康诺的攻击，他不得不逃亡国外。
反动派再次获得了胜利，运动迅速地崩溃了。它的报刊销路一落千丈，“全国宪章协会”会员减至4，000人。在这次运动中宪章派领导的袖手旁观断绝了和工会合作的一切希望。果然，在1842年年底，市面繁荣虽然没有出现，但萧条景象却开始好转了。于是工会开始回到它的狭隘的利益打算上去，越来越多地注意职业问题而忽略政治问题。1842年经济危机是宪章运动取得胜利的最好而且恐怕也是唯一的机会，但是由于领导上的失策，致使坐失良机。
1842年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这事一部分发生在8月危机前，一部分发生在8月危机后。1841年年终，自由贸易主义者、教友派教徒约瑟夫·斯特季组织了“全体参政同盟”，企图为中等阶级夺回激进运动的领导权。该同盟采纳了全部“六点要求”，可是抛弃了它在宪章运动中所取得的阶级实质。斯特季赢得了几个前宪章派分子的支持，其中包括着亨利·文森特（监狱生活似乎摧毁了使他在1838—1839年成为最干练的鼓动家的精神）和在早年大力鼓励工人阶级采取独立行动的奥布林。
1842年4月和12月举行的会议，使斯特季遭到了失败，并部分地被孤立起来。“全体参政同盟”没有能够取得对大多数工人的领导地位，从而达到他们替代或破坏宪章运动的目的。但它还是吸引了一部分工人，特别是手艺工匠和熟练工人，他们觉得跟在中等阶级后面要比独立进行斗争来得安全和体面。
1842年的失败以及宪章运动的迅速崩溃，使奥康诺的思想转到另一个新的方面去，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又回到他的老想法上去——小农制度和建立农业试验场。1843年，他实行了他的“土地计划”，并邀请工人一同参加。
《北星报》发表了“土地计划”的目的是：
“购买土地，安置它的会员们，以向全国的工人阶级证明：第一，土地可以使他们摆脱资本家的压榨；第二，必须使人民宪章迅速获得通过，因为人民宪章通过以后就能使该会把在局部范围内取得的成就扩展到全国去。该会的基本目的是解放被奴役和被侮辱的工人阶级。”
当筹集了足够款项以后，他们举行投票选举，当选的人可以在“奥康诺区”或别的宪章运动者的试验场中领得一所房子和一小块土地。这个计划最为手艺工匠和刚刚参加工业生产的工人所欢迎。他们凑集了8万镑经费，开办了好几个试验区。这些试验农场全数失败了，因为全部计划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但在40年代中间，它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在困难时期中它维系了运动。
宪章运动第三次和最后一次的复兴是在1847年，当时它处在一个新的而基本上不利的环境中。过去使全体工人阶级团结在人民宪章周围的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熟练的和有组织的工人转向狭隘的工会活动的倾向现在已经很明显了。由于宪章运动的压力而获得的胜利果实也助长了这一倾向。1847年夏季通过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就是广大群众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这次的骚动主要是由人道主义的保守党人如理查德·奥斯脱雷和谢弗特伯雷勋爵领导的。这个法案的通过使许多工人产生了不通过政治斗争，用其他方法也能达到他们目的的思想。同样，虽然宪章运动者对“反对谷物法同盟”进行了斗争，但还是有许多人受了廉价粮食宣传的影响，把1846年废除谷物法看成是政府的一个重大让步。
同时，资本家也用很小的让步收买了部分工人，叫他们脱离运动。1837到1842年的长期危机到此结束，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正在开始，它只在1847—1848年受到一次虽然剧烈但为时甚短的经济萧条的阻碍。这时候铁路扩张正方兴未艾，工厂生产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出口业在迅速地发展。大约从40年代中期以后，有组织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似乎有了一些改善（但非熟练工人的境况还是和以前一样）。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曾为宪章运动大军重要骨干的庞大手工业工人群众，现在正进入了他们衰落的最后阶段。他们不再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了。
由于这些原因，人民宪章已不再能代表整个工人阶级了。它变成了非熟练工人和富于战斗性的在政治上进步的少数派的事业。这也许正是宪章运动的最后衰亡与它在政治认识上的突飞猛进同时发生的原因。少数派从以往的经验里取得了教训，但是已经太迟了，这时候已不可能再掀起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了。所以当1847—1848年宪章运动再次复兴的时候，它的基础比以前更加狭窄了。
1845年，宪章运动获得了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欧内斯特·琼斯。他的蓬勃的精力和魄力很快使他成为一个杰出人物，他了解必须有组织，也懂得宪章运动是一个阶级力量，这种认识在宪章派领袖中还是少有的。琼斯和乔治·朱利安·哈尼是宪章派中两个最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物，他们吸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部分的科学观点。
1847年宪章运动复兴的那年正逢议会进行大选，奥康诺在诺丁昂选举中获胜，而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宪章派国会议员。在诺威治有一个宪章派人物几乎击败了惠灵吞公爵的儿子，相差不到100票。可是琼斯、哈尼和其他等人在选举中都不很成功。奥康诺当选的重要收获便是他在议会里为爱尔兰问题所作的斗争，使宪章运动者与爱尔兰的民族运动接近起来。爱尔兰运动，自丹尼尔·奥康奈耳逝世后，经过了改组斗争性大大加强了。
那年秋季，兰开夏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爱尔兰的饥荒（饥荒的原因与其说是洋山芋歉收不如说是因为农民们遭到地主们的掠夺）正在发展成为灾难。失业的人数在逐渐增加。“全国宪章协会”开始恢复了，并且策划草拟一份新的请愿书和召开一个新的代表会议。这恐怕正是这个运动弱点的象征，它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内容，而只是重复过去已经失败了两次的老办法。
然而2月里法国革命爆发了，革命迅速地席卷了全欧洲，给了宪章运动复兴以巨大的推动力。在伦敦和格拉斯哥，失业工人举行了巨大的示威运动，并发生了持久的暴动。政府立刻乘机把宪章运动和暴动与外国革命混淆起来，在上层和中等阶级里制造恐怖气氛，这甚至于也迷惑了一部分工人。
第三次的请愿运动就是在这种空气中进行的。他们决定在4月10日将请愿书递交议会，打算先在坎宁顿草场召开一次盛大的集会，然后整队向威斯敏斯特出发。但政府巧妙地利用了它和报刊所制造的紧张气氛，借口有人在阴谋政变，调集了大批军队和上千的特别警察。依仗着这种武力，政府宣布坎宁顿集会或者可以准许召开，但不准结队游行到威斯敏斯特。面对着这个威胁，宪章派领袖们只得决定取消游行，以免造成流血。结果这个有1，975，000人签名的请愿书竟由一个人数很少的代表团送交议会，这大大违背了奥康诺以前的主张和群众的期望。政府非常得意，因为它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
假如4月10日是一个重大的失败，这还不是资产阶级对宪章运动的神话所想象的那样最后的失败。富有战斗性的领袖们——琼斯、哈尼、基德、麦克杜尔和其他各人——并没有气馁。他们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结论，那就是运动需要一个更坚强的组织，没有这种组织而仅靠骚动是不会得到永久性的效果的。从4月到5月，伦敦；兰开夏和西雷丁差不多每天都有集会，而且渐渐地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听众。苏格兰开始组织了一个“国民自卫军”。宪章运动与“爱尔兰人大同盟”的联系也加强了，如果1848年夏天计划在爱尔兰举行的起义不流产的话，恐怕宪章运动者就会在英国进行一个相同的起义。
政府并不因4月10日的胜利而松懈，它提高了警惕，并采用了更加残暴的镇压手段，全国各地都动员了军队和特别警察，集会常常遭到野蛮的破坏。大规模的利用密探钻进运动中来进行破坏。新的逮捕浪潮又开始了，首先于6月6日逮捕了欧内斯特·琼斯等人。
琼斯在看押候审时间送出来的一封信，概括了他对运动在未来发展的看法：“加强我们的组织”，“扩展这个运动”，“告诉群众人民宪章的意义和斗争必胜的信念”，“最重要的是叫他们关心手艺工人，这些人是工人阶级的精华。”（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106—107页。）这些是激进分子重建宪章运动工作的原则。但在资本主义即将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这种原则对运动处于低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适用的。
这时，政府在全国所执行的恐怖统治已经发生了效果。6月、7月和8月，遭逮捕者有数十名之多。法国、德国和爱尔兰革命运动的失败造成了一个沉闷的局面，同时警察密探的活动所产生的疑惧也令人沮丧。基德在8月5日写道：
“同胞们——恐怖统治有加无已，而且愈来愈逼人和恐怖了……我们的政治空气这样沉闷，我们差不多都要窒息了。谣言频传，而且倏忽不定，每个人都是战战兢兢，草木皆兵，在这个时候，保持头脑冷静也需要一定的胆量。从这种混杂纷乱中，进行指挥更是要有勇气和坚强的神经。”（《北星报》，1848年8月5日。）
9月，运动显然被破坏了，最优秀的领袖都被捕下狱了，宪章运动的队伍瓦解，人们举足不定。然而宪章运动并没有死亡，在以后的几年里它仍然能继续发展着，并在整个工人阶级运动中留下了永恒的影响。但是这些事情最好放在下一章里讨论吧。不管怎么说，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确没有再作为一个伟大的全国性的运动出现过了。
从表面上看来宪章运动好像是一败涂地。但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它所提出“六点要求”虽然没有得到实现，但是这个运动和宝贵的“十小时工作制法令”、“1842年矿井法令”和“1844年工厂法令”的获得通过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如恩格斯以后所写的：
“所以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多年以来，就在为争取人民宪章而热情地战斗着……他们被打败了，但这场斗争在得胜的中产阶级之间留下了那样深刻的印象，致使这个阶级，从那时以后，甘愿以对劳动人民不断的让步作代价，买来比较长期的休战。”（《英国工人运动》，第19页。）
更重要的是，宪章运动不仅是英国的，而且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真正工人阶级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工人阶级在这个斗争中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策略和方法，这个实际和理论财富并没有随1848年的失败而消失，而是传留下来，并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一部分。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不仅向宪章运动者提供了意见和忠告，同时也向他们学习。宪章运动斗争的经验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
不仅宪章运动的经验教训没有消失，几千个积极的宪章运动者也没有在1848年以后突然停止活动或背弃他们的信仰。[9]在以后的15年到20年里，无论那里只要有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工会、合作社或政治运动，就有前宪章运动者参加。他们的活动方式虽然各不相同，但始终保持着宪章运动的基本信念——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劳动人民从1832年到1848年的斗争中首次获得的明确信念，从来没有完全放弃过，而是从宪章运动一直传留到我们今天的运动。
宪章运动这一次虽然没有赢得它的“六点要求”，但在历史上却具有重大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的工人阶级第一次独立进行的政治斗争，也是我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成长和英勇斗争的一页。
[1] 坎宁在1822年任托利党内阁的外交大臣。他放弃了前任外交大臣所实行的支持“神圣同盟”的政策。他使英国首先承认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并且促进英国资本侵入近东各国。—译者
[2] 斯文队长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在他的名义下，农村工人焚烧草堆，捣毁打谷机。
[3] 狩猎法禁止普通农民打猎，甚至危害作物的鸟兽也列为禁猎之物。——译者
[4] 在英国，tenant farmer（佃农）和leaseholder（租佃农场主），与中国的所谓佃农不同，他们不是一般农民，而是租用大面积的土地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和农场主差不多，只是地是租来的。租佃农场主与地主订有特别合同，可以终生或在多少年内具有使用该土地之权，类似典当抵押的性质。——译者
[5] 马尔萨斯是《人口论》（1798年）的作者，他提出人口的增长速度将大大超过粮食
[6] 费尔登是托特摩登的一个激进的磨厂主人。奥斯脱雷系一个田产管理人，结合了保守党和急进派的两种理想。这两人同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限制童工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7] 这些统计数字尚未表达出事实的全局，国内许多地方虽然死亡率继续下降，但这不能抵消主要工业中心地区死亡率急剧递升的情况。
[8] 孔格雷夫火柴系由英国 Sir William Congreve（1670—1729）发明的一种火柴，一划就着。—译者
[9] 有数千宪章运动者带着他们的民主信仰和传统迁往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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