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三章 发展的新方向
1．宪章运动的余波和新模范工会
十九世纪40年代的后期，是英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几年，在政治上，标志着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发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结束，这个斗争从法国革命到宪章运动以各种形式进行着，几乎没有间断。在经济上，标志着英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稳定，同时也是一个继续扩张时期的开始。从1848到1874年间，只发生过两次经济危机，一次发生在1857年，一次发生在1866年，这两次危机不论在时间和程度上都不及30年代和40年代早期的危机那么长久和严重。在这个稳定和扩张的时期中，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采取了新的和比较妥协的形式。
十九世纪中叶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由于运输方面的革命性的变化，资本主义越来越集中。1843到1853年间，巨大的铁路系统的主要干线已经完成，贯通了伦敦和所有重要的工业区。英国这时已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任何地区的产品能够迅速而轻易地运达到任何其他地区。虽然还有几千英里的铁路线等待修筑，不过那些都是次要的路线，只是补充和加强主要的千线。同一时期，轮船不仅改进了沿海的贸易，而且可以把英国工厂的商品便宜而迅速地运往世界各地，同时把粮食和原料运回本国。
银行和财政系统也有了相应的发展，同时在工业中，也出现了重要的技术改革，特别显著的是钢的生产，钢首次以低廉的价格大量生产，在许多用途上代替了铸铁和锻铁。最后，这一时期出现了生产力和输出品不断的巨大增长，总的说来，这些输出品反映了工业的发展。棉织物和毛织物仍然是最重要的输出品，但是在1850到1872年间，煤的出口在价值上增加了5倍，机器出口增加了4倍。
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时在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中正开始札根，这一事实，更助长了英国的这些商品的出口。因为海外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为英国的商品和新品种的货物开辟了新的市场：譬如，在十九世纪50和60年代，世界上的铁路大部分是由英国修建的，每一条新铁路，不仅意味着为英国重工业提供新市场，而且也等于为英国消费品的输出开辟了新的地区。在这几年间，英国的雇主们每当要削减工资或面临增加工资的要求时，总喜欢提到外国竞争的危险，可是在这个阶段，根本就不存在足以发生影响的国外竞争，直到1875年左右，海外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美国和德国的发展，才开始真正地威胁英国的垄断地位。
大约有30年的时间，英国的资本家们处在一个左右逢源的天地中，市场的扩大和利润的不断增加似乎成了一条自然法则，纵使是效率最低的制造商也能获得很大的利润，而比较大胆和果断的人往往就可以一本万利。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运用一种非常有效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工人，这就是极端残酷和明智适时的让步相结合的政策。
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在本章中还要看到，凡是会从根本上动摇现行制度的任何斗争和要求，都必然要遭受雇主和他们的国家机器残暴的镇压。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当事情变得很明显，工人下定决心要使用巨大的压力时，雇主们又随时准备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由于经济扩展，雇主是完全有力量作这种让步的。我们已经看到，“工厂法令”和“十小时工作制法令”是怎样在宪章运动的压力下得到通过的。这种两面政策的运用一直延绩到1850年以后。其次是，愈来愈多的熟练工人参加了强大的工会，坚强地组织起来了，因而能够在实际工资的增加方面获得较大的进展。第三，也是由于使用了巨大的压力，工人们在1867年终于赢得了相当的政治民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体制中，为工会组织取得巩固的合法地位。
但是，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第一，如果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这些收获是决不可能获得的。第二，得益最多的主要是技术最高和组织得最好的工人。
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时期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事物的看法和命运加以明确的区分。毫无疑问，熟练工人改善了他们的地位。他们的实际工资有了很大的增加，工时愈来愈短，工作环境也渐渐改善了。经过一系列的坚苦斗争以后，他们的工会在社会组织中赢得了确定的合法地位。至于非熟练工人，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善。他们的实际工资和工作条件实质上没有多少改变，工业市镇的住房和卫生情况也依然如故。这就是说，他们的景况依然恶劣得使人感到可怕。同样其实的是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比数在增加，受雇的情况比较正常。失业虽然仍然存在，但在1850至1869年间的经济扩张中，失业的情况不像以往几十年那样广泛和长久。有人作过估计，从1852到1868年，大约有300万人移居外国，主要是移民到美国和今天所谓的自治领。
由于这些原因，工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对许多人来说，似乎至少另外还有一条路可以摆脱他们的苦难，那就是移民、小心翼翼地在社会阶梯上往上爬、和通过组织取得极有限的成就。即使情况其像梅科伯所说那样，在1848年后，
“工人阶级对基本问题的主张并没有改变。对于普选权仍然保持宪章派的观点，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则保持社会主义的看法，至于信仰问题，大多数人是漠不关心的或是没有信仰。”（梅科伯著《1832—1852的英国激进主义运动》，第297页。）
可是人们的态度已经和从前不同了。宪章运动者所提出的口号成了笼统的希望，而不像在宪章运动时代，它们是几百万人愿意为之进行斗争的目标。
由于这些情况，宪章运动虽然在1848年以后的10年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但它在逐渐衰微下去。尽管如此，它的传统仍然存留下来，成为十九世纪40年代的伟大斗争与日后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发展之间的极其重要的联系。如果在这10年中没有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人士的英勇奋斗，第一国际能否在1864年出现是很成问题的。
1850年7月，琼斯被释放出狱，他立刻再接再厉地进行鼓动工作。1851年3月31日，宪章运动者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通过了一个新的政纲，这个政纲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宪章和更多的权利”。实质上这个政纲包括了一个现代社会主义政党政纲的许多特征。它包括土地国有化、工作或维持生计的权利、“迅速废除工资奴隶制和发展合作原则”，以及军队民主化。
但是，即使是这样的纲领也不能使宪章运动再度成为伟大的群众运动。《北星报》在1852年停止出刊了，而琼斯的《人民周报》（1852—1858年）虽然编得非常出色，在理论上比过去任何工人阶级刊物都跨进了一大步，但它的销路却始终没有超过3，000份。宪章运动在有组织的工人中也不能起任何作用。因此，“全国宪章协会”虽然一般来说还有相当的影响，并能在某些有关眼前利益问题的斗争中得到群众的支持，但是它毕竟是在走着下坡路。
1853年，普勒斯敦纺织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进行了罢工，宪章派当时动员了全国力量支持他们，但宪章派企图在这次斗争中建立一个“劳工议会”的野心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个显著的例子说明了他们潜力和影响的极限。宪章派最大的成就是在国际主义领域中，他们在支持波兰、意大利或其他国家进行解放斗争方面的倡议，往往能导致巨大的代表会议的产生。
但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恐怕还是1855年反对政府禁止“星期日贸易”的法案的伦敦骚动。这个法案对于整天进行劳动在其他日子没有空余时间的数十万劳动人民有莫大的关系。宪章运动者立刻抓住这个机会，把传单、标语贴满了全伦敦。
“‘新星期日法案’禁止穷人在星期日享受他们现在还在享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各种需要，如看报纸、刮胡须、吸烟、吃饭等等。首都所有的手艺工匠、工人和‘下等阶层’将于星期日下午在海德公园举行一个‘露天大会’。他们要来看看贵族是如何虔诚地遵奉他们的安息目的，看看是不是像该法案提议人高罗斯文诺勋爵所说的那样，贵族在这一天甚至不愿差遣他们的仆役和马匹。集会定于三点钟召开，地点在塞品丁右岸，靠坎星顿花园的一边。来吧，并把你们的妻子和儿女带来，以便他们可以从‘上等人’给他们做的榜样中得到教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英国》，第416页。）
大批群众——马克思当时也在场，据他估计约有20万人——届时在预定地点集合，警察虽尽力驱散，也毫无效果。来到公园的几百辆马车，只好忍受群众的讪笑和那种刺人的伦敦腔的俏皮话。第二个星期日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公园被“下等阶层的人”连续占据了4个星期，最后政府被迫撤销了这个法案。这件事本身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清楚地表示了这时伦敦工人的阶级感情的深度和敏感性。
但宪章运动已不再是工人阶级活动的主流了，到十九世纪50年代末，这个运动开始衰退。由于它是逐渐慢慢衰退的，所以很难准确地说是什么时候消灭的。一位宪章运动的老战士于1859年10月在写给欧内斯特·琼斯的信上说：
“我很遗憾地报告你，在哈利法克斯以及邻近的乡村里都没有宪章运动的组织了。……过去宪章运动中大部分的积极分子现在都迁走了。而其他留下的人，由于看到群众对自己利益的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感到非常灰心失望，他们决定今后不再为公共事业作任何牺牲了。”（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74页。）
而哈利法克斯是宪章运动者坚持到最后的堡垒之一。对于非熟练工人，只是在如海德公园星期天那样的场合，他们才有发泄自己不满情绪的机会。至于熟练的工人，他们有其他表示不满的方法，特别是通过工会组织。
早期手艺工匠的小型地方性的行业俱乐部和大型的富于斗争性但不稳定的产业工会，现在多半已经让位给全国性的巩固的行业工会了。这些工会都是高度的关门主义，经济力量雄厚，领导集中，有专业的工会干部，并具有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念。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发展甚至在1848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陶器工人工会”创立于1843年，“全国排宇工人协会”和“铅玻璃制造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845年，而机器业工人也已经有了强大的“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前者早在1848年就拥有会员7，000人，并以它的谨慎的政策和避免卷入任何政治纠纷而闻名。“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主要是这个协会的两个领导人物威廉·牛顿和威廉·阿兰在1851年一手创建的。这个协会是第一个著名的所谓“新模范”工会，它的会章的主要内容不久就受到其他工会的广泛模仿。
但事实上，阿兰和牛顿的会章几乎原封未动地是他们从前工会的会章。而新模范工会也只不过是10年来发展的必然结果。真正新的倒是这些工会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很快就拥有11，000名会员，大多数都是伦敦和兰开夏的工人。但它还没有组织好就不得不为其本身的生存而进行斗争。它所发起的反对加班过多的斗争导致了1852年1月全国性的罢工事件（和现在一样，在当时这就是工人们斗争反对的项目之一），这正中雇主们的下怀，他们决定借这个机会乘它还没有成长壮大的时候就将这个“祸害”消灭。他们使用了强迫工人填写“保证书”的老办法，到3、4月工人们被迫复工。工会劝告工人签署“保证书”，但因为它是在强迫下签名的，所以可以不予理会。结果工人虽然罢工失败，但工会组织却完整无恙，会员人数几乎毫未减少。几年以后，会员又增加到12，500人。从此以后，会员人数逐步增加，同时它的雄厚的基金也是别的工会望尘莫及的。
既然“混合机器工人协会”成为一个许多大小工会群起效尤的模范，我们不得不问，什么是这个“新模范”工会的特点和信仰呢？
在组织上，它是一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限制很严，只有本行业内学徒满师以后的正式技术工人才能参加。它是一个领导高度集中的组织，它有一个全国领导机构。地方分会，除章程有明文规定者外，不经它的许可不准擅自发动罢工或挪用经费。它的会费很高——往往是一星期一先令——它的经费除津贴罢工外，还作许多其他用途。它设有疾病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失业补助金，还用作迁徙出境和旅行的补助金。工会本部经常反对会员罢工，因为他们认为罢工会损害工会的固定收入[1]。因此，这种工会常常有退化成一种联谊会互助会的危险。
这个根本原因是它已放弃它原先的观点，在最初这种观念曾使“全国大会”宣告它的目的为：
“建立一种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内，只有社会上真正有用及智慧的人士，才能领导国家的事务。”
但渐渐劳动力系一种商品的观念，和正统派政治经济学家由此而推断出来的劳动力的价值受供求“法则”支配的结论代替了以上的看法。恰如杜兰郡矿工领袖汤米·雷塞所喜欢讲的：
“青年们团结起来改善你们的生活。
当着缺乏鸡蛋的时候，鸡蛋是珍贵的；
当着缺乏工人的时候，工人是高贵的。”
[2]
可是，虽然他们尽量避免罢工，但当罢工不能避免时，他们就坚决而顽强的进行斗争。我们已经看到“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在它刚刚诞生时是怎样应付它所遇到的难关的。这20年中充满了罢工和雇主闭厂歇业事件，在这些斗争中，工会领袖往往和工人群众一起为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表现了无比的能力和坚毅。而他们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工会组织的合法地位和一定生活水平的维持。
但这些工会对我们运动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具体的贡献。它们带来了一种对组织和细节问题的关心，一种实事求是的责任感，没有这种责任感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收获的。它们使工会运动第一次成为千万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可惜的是这些有价值的贡献没有能成为一个明确的阶级政策的基石，而常常只是到此为止。如果没有这些人无声无嗅的努力，工会运动将永不会达到当时那样的规模，同样，如果它们的这些策略后来没有蜕化，它们的原则没有被摒弃的话，工会运动也一定还会有更多的成就。
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新的情况，产生了一批新的工会领袖。永久性的全国性的工会工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由热心的工人在业余时间来担任，或是由像欧文那样的中等阶级的同情者来做了。工会工作需要有专职的工会干部来做，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些专职干部具有着与他们所服务的工会相同的优点和缺点。不错，确如韦伯夫妇所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滴酒不进”。不喝酒和工作规律固然很好，而且也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工会领导干部和工人会员之间在生活方式、兴趣和观点上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这种领导与工人群众的脱节产生了一种危险，使这些领袖易于受到与他们接触日益频繁的上层和中等阶级人士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些工会领袖中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人物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韦伯夫妇管这个集团叫做“议会”（Junta），虽然这个名称在当时似乎并没有被人采用。这个集团包括全国四大工会的领袖——“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威廉·阿兰，“混合木工协会”的罗伯特·阿普尔加斯，“翻砂工人工会”的丹尼尔·盖尔，“砌砖工人工会”的埃德温·柯尔生。此外还有乔治·奥杰尔，他是一个小制鞋工人工会的领袖。他的重要性是在另一方面，他是政治激进派中的著名人物，同时是1862年至1872年伦敦各业理事会的书记。他是这个“议会”的对外的发言人。当时伦敦工会界的重要人物还有W.R.克里默，乔治·豪威耳和乔治·希普顿。
当十九世纪50和60年代中这些“新模范”工会和“议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时候，另外还有许许多多其他活跃的工会。尤其是在英格兰北部，这些工会不像那样高度集中，但也很有朝气，它们保留着早先时代的斗争性。这些工会经常与“议会”发生冲突，不承认它有权代表整个工运说话。他们的发言人是乔治·波特，当时影响最大的工会刊物《蜂巢》的编辑。这些工会的弱点是，虽然在战术方面它们的斗争性比较强，但它们的观点和“议会”并无原则上的区别，所以它们也提不出任何新的不同的政策。
工人阶级力量的第二个主流是合作运动——这也是一个新型的运动。十九世纪初期出现了几十个合作社，许多工人团体希望借此摆脱磨坊主的垄断，好吃到廉价而未经搀假的粮食。这些早期的合作社几乎就没有几个存留下来的，我们已经看到与欧文有关的合作社生产和模范新村的失败。在当时人们都把这些合作社看作是从内部来彻底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如今合作运动的乌托邦幻想已为实际目标所代替，或者说人们把这种乌托邦幻想推迟到遥远的将来，不让它于涉目前合作运动以实求实的方针。
1843年，“罗奇德尔先锋队”开办了一爿小型商店，按会员的购买量付给红利，这件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论好坏，这种“红利”成了新模范合作社的基石。在这种基础上，“罗奇德尔先锋队”扶摇直上，取得了稳定的发展。他们的办法很吸引人，大家群起仿效。合作运动再次取得了肯定的成绩。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合作化运动把工人的力量从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引向了一个次要的领域中去。欧内斯特·琼斯和其他富于战斗性的分子之所以常常尖锐地批判合作运动，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20年后，英国一共有454个合作社，大部分都在英国的北部。大多数的合作社都拥有上千的社员，但还没有一个是超过5，000人的。最大的合作社有：哈利法克斯的合作社（拥有会员4，300人）；罗奇德尔先锋队合作社（4，013人）；赫尔合作社（磨谷厂）（3，818人）；里子合作社（霍尔比克）（3，555人），以及利物浦节约合作社（3，154人）。1863年成立了“批发合作社”，它在购买大宗货物时比单个的小合作社更为有利，从此以后，合作运动得到了不断稳步的发展。合作运动有两个积极的效果。第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终止了在工人粮食中搀混杂物的现象，任何读过恩格斯的《1844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人都知道这是如何的必要。第二，这个运动把成千上万的男工人和女工人（虽然为数极少）训练成了组织和管理人才，这有力地证明了并不是唯有资产阶级才有经营大规模企业的能力。
工人阶级第三种重要的活动是互助会，它的发展反映了熟练工人地位的改善。地方性的小型互助会早就存在，但十九世纪中叶全国性的互助会也迅速的发展起来了。1855年左右，“老伙伴”互助协会就拥有20万会员，“森林工人老同盟”也拥有10万人。及至1872年，它们各拥有436，918和400，217人，另外还有一些力量较小的互助会社。各会社都有自己的地方支部网，其中有数千工人担任着职务，这不仅给了他们合法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有机会发挥他们的组织能力。
这些工会，合作社和其他的组织本身虽然都很重要，可是它们的活动范围狭窄，目光短浅，而且派别复杂，各有其自己的特殊利益。当工人阶级像这样四分五裂，他们的领袖日益接受中等阶级激进派思想的时候，像宪章运动年代里的那种独立的阶级政治斗争是不可能的。同时国际事件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分裂，这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从1815年到1854年，不论是反抗俄国的沙皇还是反对法国的拿破仑，整个的工人运动都是和伟大的欧洲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不是一个这么容易解决的问题，当时英国联合了拿破仑三世与俄国作战。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工人为科布登和布赖特的资产阶级和平主张所吸引，这两个人这时已成了中等阶级激进派的领袖，他们反对战争的理由主要是认为战争危害了贸易和利润。而另一部工人则赞成战争，他们觉得帝俄沙皇是屠杀波兰和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是欧洲反动的主要堡垒。但在这一部分工人中意见也有分歧。许多工人支持帕默斯通和官方的主战派，虽然帕默斯通的战争目的与工人阶级传统的国际主义显然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帕默斯通决不会发动一个可能促使被压迫民族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战争。即便他真的对伦敦的载货马车夫们收拾赫诺将军[3]一事暗暗喝彩，这也不能改变他在国内外执行反动政策的事实。根据这些理由，欧内斯特·琼斯和“左翼人士”都争辩说，只要主持这场战争的是帕默斯通，是这位“下院国务大臣席上的有颊须的宝贝，英国贵族垄断地位最坚决的捍卫者，”（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183页。）它就绝不会产生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这种意见分歧使得工人们在战争问题上不能作为一个阶级发挥作用。
同样的，3年以后，琼斯在《人民周报》上为被英国历史书称为“印度叛乱”的人民起义运动进行辩护，诉之于工人的传统的国际主义：
“全欧洲对于印度斯坦的起义应该只有一种舆论，它应当是世界历史上最正义最高贵最需要的舆论之—。……波兰的起义不是对的么？那么印度斯坦的起义也应当是对的。匈牙利的起义不是正义的吗？那么印度斯坦的起义也应当是正义的。意大利不是应该受到支援吗？那么印度斯坦也应该受到我们的支持。凡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人民所争取的，也是今天印度人民所要争取的。”（萨维尔著《宪章运动者欧内斯特·琼斯》，第219页。）
这次也有许多工人为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报纸所掀起的关于印度人残暴的宣传所欺骗。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主张和平的布赖特这次也参加叫嚷，主张镇压印度“叛变”了。
由于这些原因，虽然政治改革的要求从未停止过，可是这个呼声现在被削弱了，而且失却了它的阶级内容。宪章运动者曾经为实现“六点要求”进行过斗争，把它当作彻底改变社会秩序的一个手段。这个概念在1851年所通过的纲领中达到了理论的顶峰。但是如今大家渐渐接收了这个现存的社会秩序，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熟练工人甚至把改善他们在这个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作自己的奋斗目的。所以，宪章运动者的传统虽然没有完全消失，却在片面地发展着，大家对“六点要求”的了解停留在表面上，它们的革命意义则完全被遗忘了。
我们可以从“改革法案”于1854年、1858年和1860年在议会中被提出来时无人积极表示关怀的情况中，看到这种发展的结果。所有这些法案的性质都被大大地冲淡了，工人对它非常冷淡。其正的症结所在，是议会外边没有足够的群众压力迫使辉格党或托利党政府通过真正的新法案，或对原法案的欺骗性质提出抗议，强迫议会予以修改。由于这种情况，政府得以宣布并没有什么人要求改革，而将每一个提出的法案束之高阁。
2．从第二次改革法令到大萧条
但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停滞只是表面上的，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工人运动卷土重来的迹象已很明显。工业界首先发动。在许多地区，地方工会俱乐部和各种会社已经习惯于在劳资纠纷或其他问题上彼此合作，相互支持，但还没有形成任何永久性的组织。1858年里，“格拉斯哥各业理事会”宣告成立，以后几年中，在设菲尔德、利物浦和爱丁堡等地也有了各业理事会的组织。这些理事会往往是直接在某些斗争中诞生的，因为他们感到了以前地方性的合作已经不够，而需要更进一步的团结起来。
1858年左右，曾在1848年和1852年间遭受严重失败的矿工工会运动开始恢复了。约克郡的一次雇主闭厂歇业事件导致了一个强大的约克郡总工会的建立，这是走向建立“全国矿工工会”的第一步。它的杰出人物为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他原先是一个矿工，后来成为一个成功的实业家。麦克唐纳的政治自由主义，加上他热情的个性，以及在他所发动的斗争中表现的机智敏捷和决心，使他在许多方面成为这个时期里的标准工会领导人才。无疑他是主张阶级合作的，但他也的确从其中为他的工会会员攫取了大量的眼前利益。他早期的成功之一，就是他领导矿工争得了自己指派过磅计核员的权利，终止了煤矿主人长期以来在矿坑口过磅时的欺骗行为。1863年左右，“全国矿工工会”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几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拥有会员20万人的“混合矿工协会”。
在许多地区的企业中，工人们长久以来希望减少工作时间的愿望导致了9小时工作制运动。一个代表伦敦主要建筑业工会的联合委员会向雇主提出了每星期减少劳动时间4小时半的要求。雇主用打击工会中积极分子的手段来施行报复，于是触犯了工人，引起全伦敦地区的罢工和闭厂。全部组织起来的工会都来支持建筑工人，这次运动规模之大是自从1853年普勒斯敦罢工事件以来所未有过的。捐款源源而来，尤其轰动一时的是“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连续在几个星期内3次捐款1，000镑。雇主们又拿出了“保证书”的老办法，但由于建筑工人的决心和其他工会的支持，毫无效果。这次劳资纠纷以双方互相让步而告终，工人们放弃他们减少工作时间的要求，而雇主们也撤销了“保证书”。
这次纠纷产生了两个重要的永久性结果。一个是在这次纠纷中曾成立了一个伦敦各业的委员会来支援建筑工人，纷争终了后，1860年5月18日，该委员会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成立“伦敦各业理事会”。这个理事会不久就变成了全国的领导机构，因为“议会”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工会人物都参加为该会的会员。在还没有像类似现在的“全国职工大会”的组织的时候，“伦敦各业理事会”就成了一个全国各工会到紧要关头时都向它求援的半正式性的全国组织。且不说伦敦的劳资纠纷，“伦敦各业理事会”在它成立后的头几年中就曾有效地支持了诺丁昂的花边工人，约克郡和诺森伯兰的矿工、黑乡的链子工，泰赛德的铁工和设菲尔德的锉刀工人的斗争。它最早取得的最惊人的一个成功，就是在1861年它迫使政府撤退了国防部派去镇压建造契耳西兵营的建筑工人罢工的军队。
另一个收获是在1861年成立了仿照“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混合木工协会”，它很快就成了新模范工会中最富足和最有力量的工会之一。
与工会运动的这些发展并行的是国际形势的发展：新的事件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热情，并终止了早先的怀疑和彼此之间的分歧。第一个，和也许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是1861年的美国内战。这件事划分了英国的阶级——赞成还是反对奴隶制，以及赞成还是反对希望奴隶主获得胜利的英国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英国有权势的人物想进行干涉，帮助南方，他们除了武装干涉以外用尽一切办法来支持南方。在“伦敦各业理事会”召开的大会上，“石工工会”的康诺利宣称说：
“由于我国贵族，或者说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公开赞助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和奴隶商人，从而延长了这场悲惨的战争。要不是他们的干涉，这场战争早就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终了，棉花自由出口，奴隶也得到解放了。”（引自《1860—1950年伦敦各业理事会史》，第29页。）
英国的工人们，特别是兰开夏的纺织工人（尽管由于北方海军封锁棉花出口，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苦难，他们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他们的民主原则）表现了英雄的气概，击败了反动势力而获得了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正如马克思于1864年在“国际工人协会”开幕辞内写的：
“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远巩固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各个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胡作妄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马克思著《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361页。）
1863年波兰人揭竿起义的消息，重新唤醒了对俄皇专制主义的传统憎恨，这一次工人中没有发生像上次对克里米亚战争的那种态度分歧。的确，那些上大竭力强调美国南方诸州有脱离美国联邦宣布独立的道义权利的人，这次却如此敌视波兰的独立，这个事实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第二年，群众的热情由于1864年4月加里波的光临伦敦而达到了新的高峰。《蜂巢》周刊写道：
“伦敦工人组织了一支游行队伍，前去欢迎这位意大利的解放者。但这支由5万智慧工人组成的在各行业或互助会的旗帜下整齐行进的队伍，被全首都前去欢迎的人山人海淹没了，仅仅作了英国人民对加里波的争取自由独立的宗旨和贡献所给予的崇高评价的一个象征。”（J.B.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1页。）
群众的情绪是这样的高涨，工人阶级的民主倾向是这样的明显，政府坚持要求加里波的立即离开英国，以免再发生这样的示威运动。
“国际工人协会”（或称第一次国际）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于1864年9月成立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英国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强大而悠久的传统。英国的雅各宾派，罗维特派和圆厅党人，特别是宪章运动者，都认识到各国人民斗争的目的是相同的，于是出现了一连串推动这个目的的组织。1838年，哈尼曾组织“民主协会”。不多几年，“民主协会”归于消灭，代之而起的是由左翼宪章主义者和欧洲各国的逃亡者组成的“民主共济会”（1845—1852年）。哈尼总结它的纲领如下：
“我们抗议、排斥并谴责一切政治上遗留下来的不平等和阶级区别。我们宣布，地球及其所有的天然产物是全人类共同的财产。我们宣布：现在的社会是十分不公平的，它允许懒惰和狡猾的人垄断地球上的果实和工业产品，并迫使工人阶级为低微的报酬而劳动，甚至迫使他们充当社会的奴隶，使他们陷于穷困和堕落的境地。”（T.罗斯坦著《从宪章主义到工会主义》，第131页。）
继“民主共济会”之后的是“欢迎与抗议委员会”，这是由欧内斯特·琼斯组织来抗议拿破仑三世访问英国和欢迎他的主要政敌之一巴勃士的。这个组织经扩展成为“国际协会”，它在十九世纪50年代后期随同宪章派的最后衰亡而消灭。
所有这些团体在维持国际主义旗帜的飘扬方面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它们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但是它们与“国际工人协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所有这些组织都在英国，主要是在伦敦，而且它们都是由少数激进派与个别的流亡在这个国家里的外国人组成的。“国际工人协会”才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组织，因为它是由当时许多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组织组成的。在它存在的8年中，在任何时间它拥有的会员人数都是无法估计的，但在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国家里，它无疑是个强大的组织，而它的影响又每每超过它的人数所表示的力量。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改变过去不参加立场模糊的团体的态度，投到这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中来，并在开幕词中草拟了一个为欧洲工人运动指明了前进道路的纲领。他写信给恩格斯说：
“我知道，在伦敦与巴黎这两面，这一次出现了真正的‘势力’，所以，我决定把我对这类邀请都加以拒绝的常规取消了。”（《马恩通信选集》，1949年解放社版，第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在英国已经住了很多年，马克思住在伦敦，恩格斯住在曼彻斯特，因为他家里在那边有一个纺织工厂。他们研究英国的情况，并完成了他们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谨慎地避免被牵扯到许多政治流亡者所搞的徒劳无益的活动中去，只静悄悄地工作，并在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给予帮助。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他们帮助工人提高他们的理论认识。他们与宪章运动者保持着友谊关系，并为他们的报纸主要是《北星报》和《人民周报》写稿。社会主义历史上的里程碑——《共产党宣言》，最早就是由哈尼译成英文刊登在他的杂志《红色共和国》上的。现在“国际工人协会”给他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工作园地，该会成立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从几个小集团推广到全西欧的工人群众中去。
“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组织主要分为两类：一为由工会形成的组织，一为由个人构成的地方政治团体。英国的会员差不多全是前一类，许多著名的工会领导人物，包括豪威耳、阿普尔加斯、奥杰尔和克里默都参加了它的执行委员会。有一个时期《蜂巢》是“国际工人协会”半官方性的刊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自由主义的工会运动者接受了马克思所草拟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的政治观点：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得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废止任何阶级统治。”（马克思著《国际工人协会共同规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中文版，第363页。）
他们只是把“国际工人协会”当作团结各国工会运动者的一个便利手段，特别是抗击当时英国雇主们日益采用的输入外国工人以破坏罢工的方法。第3届年会的报告（1867）中就有这么一个例子：
“在去年冬天伦敦编篮工人举行罢工的时候，工人们得到报告说，有6个比利时工人在柏蒙狄赛‘蓝锚巷’铁道拱门下做工。他们受到严密监视，不准和外界接触，好像关在女修道院中被劫持的女孩子一样。理事会里的一个比利时人施用了计谋见到了他们，当他们了解被雇用的真相以后决定回家不干了。当这些比利时人在码头上等候轮船时又碰到了一批新到的比利时工人。他们立刻把情况告诉了那批新来的人，于是新来的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合同，折回去了，并且答应他们将努力阻止其他工人到英国来，他们实行了他们的诺言。”（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89页。）
“国际工人协会”能够在更大的规模上给与这种支持，如1871年泰赛德机器制造工人争取每星期工作54小时的罢工，由于得到“国际工人协会”的帮助而胜利结束。
“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重要性，是在争取基本民主权利和工会权利的斗争基础上，把许多政治水平不同的工人团体联合起来。但它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这时还不可能消除存在的各种意见分歧，和使英国工会领袖们接受一个独立的阶级观念。它虽然失败了，但它为未来的工人阶级政党打下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的原因是工会活动日益频繁，工会需要保卫和改善他们的法律地位，以及在美国内战一事上的精神胜利也促进了工人运动，而“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在1865年成立“全国改革联盟”中，以及在1867年第二次改革法令通过前的整个斗争中都起了领导作用。“伦敦各业理事会”也参加了这个斗争，同时各工会组织在1865—1867年的政治斗争中比以前更积极了[4]。“全国改革联盟”和其他联合团体不久就在兰开夏、西雷丁、泰赛德和伯明翰，特别是伦敦（因为在伦敦宪章派的机构虽已消灭，而它的传统依旧存在）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正是这种鼎沸的群众要求，才逼使罗素和格莱斯顿在1866年春季提出了一个改革法案，虽然它还远不能满足改革联盟的要求。当托利党人和右翼辉格党人联合一致否决了这个法案，使内阁垮台时，群众的愤怒达到新的高潮。而辉格党议员罗伯特·娄对工人及工会的无理侮辱更是火上加油。伦敦和外地都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示威运动，“全国改革联盟”号召在7月23日在海德公园召开一个全伦敦工人的集会。内务部大臣下令禁止集会并关闭了公园的大门，这更激恼了集会的人们。7月23日，约有20万人聚集在被锁闭的并且有许多警察守卫着的公园门外。“全国改革联盟”的领袖们于是决定到特拉法加广场去开会，一部分群众跟他们走了。可是大部分人坚持要在公园里开会，他们留了下来，他们冲破了栏杆蜂拥而入，举行了非正式的大会，警察用尽力量阻挡也无济于事。
经过了整个秋冬二季，群众的激昂情绪始终没有减退，政府恐惶起来。特别是“国际工人协会”不仅在大不列颠而在全欧洲开始造成一种恐怖局面，同时政府发觉了英国工人阶级激进分子企图与爱尔兰芬尼党[5]人联合的明显迹象。芬尼党人在美国内战结束时，在美国、爱尔兰和英国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准备一次新的争取爱尔兰独立的起义。由于这些原因，托利党人虽然在改革法案一事上推翻了前任内阁，但他们迫于外界的压力，不得不再提出一个改革法案。当公布该法案内容的那一天，从特拉法加广场到伊士灵顿有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拿着旗帜和标语举行游行，由马掌工人骑在马上在前开路，单是砌砧工人参加的就有22个分会。
托利党的这个法案较之辉格党的改革法案更为含混，但群众的压力迫使托利党人一再让步，以致最后在1867年通过的法令比辉格党早先提出来的还进了一大步。但是得到选举权的仍然只有中下阶层和比较富裕的工人。这个“1867年的改革法令”纵然远不能满足工人们从宪章运动继承下来的传统的民主要求，但毫无疑问，它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巨大胜利。
如果把1865—1867年的斗争与宪章运动那十年间的斗争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发生的变化了。表面上看来似乎又返回到了宪章运动的时代。现在也有同样巨大的集会和几千人盛大的示威游行，也有愤怒和紧张的气氛，以及工人阶级的激昂的斗争情绪。从某一方面来说，的确是有了进步。各工会组织都参加了政治斗争，这是以前所未有过的。这样看起来，我们完全可以希望“全国改革联盟”能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可是到了1869年初，该联盟却寿终正寝了，而且后继无人。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及这些年发生的事件与宪章运动中发生的事件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缺乏一个独立的阶级观念。宪章运动者知道（虽然有时知道得还不很明确），他们所要争取的民主制度，就是劳动人民应当成为社会里的统治力量。但是十九世纪60年代后期的改革联盟的领袖们却已经放弃了这种观念，只感觉工人们在现存的社会中应当为自己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在这方面，1867年的法令，加上1872年的投票法令，熟练工人的眼前的政治要求得到了满足。这些熟练工人正渐渐脱离其余的工人，变成一个特殊特权阶层。
实际上，熟练工人的领袖们如豪威耳、阿普尔加斯、奥杰尔和克里默，现在已经以列身自由党之侧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而自由党也随时准备对他们作某些让步，以便取得刚刚获得投票权的工人的选票。所以，我们看到“改革联盟”受到了“进步”资本家如针织业的百万富翁赛缪尔·摩莱，“库脱尔德公司”的P.A.泰勒和羊毛大企业家太特斯·索耳特的支持和查助。由于他们的津贴，“全国改革联盟”才得以残留到1868年的选举，并为自由党罗致数以万计的工人选票。少数工会领袖还代表自由党参加了毫无希望的竞选。
所以虽然1867年是在政治上获得胜利的一年，可是由于领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伤损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性，并腐蚀了相当一部分有组织的工人，从而葬送了胜利的果实。这个胜利非但没有领导群众走向新的高潮和更高阶段的斗争，反而标志着向阶级合作的大步迈进。从1860年左右开始复兴的工人运动到1867年到达了顶峰，以后便转入下坡路，和所谓“自由党—工党”的观点的逐渐增强。工会领袖们不仅愈来愈以资产阶级激进派如布赖特和摩莱等马首是瞻，而且还追随在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的官方领导之后。凡此种种行为的后果从1874年的大萧条开始以来就变得十分明显了。
民主政体一词本来是“下层阶级”用来称呼他们所盼望实现的那种社会的，但今天各阶级都用它来称呼现存的社会。所以这个词已经被庸俗化了，失去了它的阶级内容，它被缩小到表示某些有限的政治权利。现在，各工会对这些权利的主要用途，就是为它们的组织取得被承认的合法地位。
首先就是修改“主仆法”，这个法律使当契约遭到破坏时资方与工人站在完全不平等的地位上。正如一个发言人在1864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工会大会上所宣称的：
“这是一条非常残暴的法律，每次不经通知就逮捕工人，往往在他们被送进监狱后，他们的家属或朋友还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事情。”（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92页。）
这些法律的残暴性，可由下边的这个事实来证明：单单在一年之内就有10，337起破坏契约的案件。雇主们极少受到起诉，即使他们受到起诉，也不过是科以罚款，而并不加监禁。经过普遍的反抗斗争后，终于在1867年通过了一个法令，删改了这些法律中的若干最不公平的条款。
工会运动者感到他们决不能置身于政治斗争之外，而与1867年改革法令的斗争同时产生的新发展更加强了这种感觉。在1867年初的“霍恩比与克娄斯案件”中，大家出乎意料地发现，当工会会员或职员盗用公会基金时法律竟不予工会以保障。读者必须注意，此时有许多工会由于他们谨慎的财政方针和竭力避免举行罢工的政策，积存下了惊人数额的基金。而更直接的威胁系来自所谓“设菲尔德暴行”。设菲尔德的五金业中有许多小工会和俱乐部，其中有一两个工会常常对不肯罢工的人和为大家嫌恶的雇主采取直接的粗暴态度。政府和报纸就利用几桩这类事件，大肆宣扬，并以此为借口对全国的工会运动发动进攻。1867年2月，议会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调查工会运动的情况。
“议会”、“伦敦各业理事会”和其他工会团体也相应地组织了一个工会委员会“混合各业大会”，准备为工会进行辩护，并搜集证据，供“皇家委员会”参考。许多工会领袖迫不及待地加入资产阶级的报纸谴责设菲尔德的“暴行”。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比斯莱教授在埃克塞特会堂[6]进行反击，揭露统治阶级的虚伪面目时，他博得了听众最热烈的掌声。曾在“国际工人协会”开幕典礼上担任主席的比斯莱指出，那些自称对工会的所谓“暴行”感到震惊的人，就是那些赞美和为血腥镇压牙买加人民起义的埃里总督进行辩护的人。
“人们曾要求这个国家的富有阶级对富人在牙买加的暴行表示意见，正像今天人们要求穷人阶级对穷人在设菲尔德的罪行表示意见一样。可是那次他们表示了什么意见呢？他们有没有在埃克塞特会堂召开一个大会，宣布他们反对这种罪行，宣布他们虽然希望保护自己的财富，但他们却反对埃里总督采用的那种办法呢？他们这样做了没有呢？没有！他们反而设宴招待他，对他称颂备至，对他的行为表示完全同意和支持。”（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102页。）
摆在“皇家委员会”面前的证据，以及它对议会所作的报告，表明这个对工会大肆污蔑的叫嚣是多么缺乏根据。虽然如此，政府还是提出一个法案，规定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对它们的基金给予保障，但同时也对罢工的纠察等活动加以严格的限制。这引起广泛的抗议，抗议的结果首先是把这个法案分成两部分，1871年通过的“工会法令”增进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同时“刑法修正法令”限制了罢工时纠察活动。许多领袖认为他们在头一个法令中所取得的收获似乎大过工人在第二个法令中的损失。但是群众是不满意的，加上一系列正常和平的罢工活动连续地受到控诉和监禁的打击，更激起了工人们的积愤。他们的抗议导致了1875年的“反阴谋和财产保护法令”和“雇主与工人法令”的通过，这两个法令在工人的法律地位上均较前有所改进。
“全国职工大会”就是在这些斗争中萌芽的。一般在传统上认为它正式成立于1868年，但这个说法似乎有些武断，因为在1868年所召开的那次大会不过是60年代中所召开的几次性质相同的会议之一。这个全国性的合作机构并非出自“议会”的动议，因为它已很满足于它在“伦敦各业理事会”中所享有的稳固地位了。正确的说，它是“议会”与某些和《蜂巢》周刊的乔治·波特合作的富于斗争性的北方工会冲突的副产品。1867年，波特的“伦敦工人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虽然“议会”对它进行抵制，可是这次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种抵制一直继续到1871年。最后“议会”决定插手这个显然具有远大前途的事业。它联合了“全国矿工工会”的亚历山大·麦克唐纳以及其他北方工会中的右翼分子，将波特排挤了出去，于是增强了的“议会”获得了统治地位。
“全国职工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创立“议会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间执行任务，争取合法地位和将工会运动者选进议会。就是这个“委员会”组织了导致1875年胜利的反对“刑法修正法案”的骚动。1874年，两个矿工工会的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和托马斯·伯特当选为议员，这是工会运动者第一次进入议会，可是他们是作为自由党人，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工人阶级代表进入议会的。
在这些年代里，工会运动的领袖们与自由党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来愈亲密了。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政治目的都一个个地达到了。现在工会有了法律保障，投票权也被“满意的”扩大了，他们感觉他们所有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了。这几年来，新会员的大量增加和财政力量的日益壮大，隐匿着一个严重的政策退化，即工会领袖们放弃了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最后的一点斗争性。
这种迹象在于50年代中调整了它们的步调的大型的混合工会中发展得最早也最明显。甚至订书工会的右翼书记T.J.登宁也在1866年写道：
“作为一个工会，曾经威风一时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现在就跟‘橡木心’、‘森林工人’以及其他的大型共济会一样，没有举行罢工的力量了。……它以前有两个作用，但如今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在会员失业和到别处寻找工作时拨发补助金的共济会的作用。……‘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作为一个工会组织已经不存在了。”（韦伯著《工会史》，第321页。）
这种瘫痪甚至导致工会合并倾向的倒退，制模工人就在1872年脱离了“混合机器工人协会”而另外组织了他们自己的行业工会。
人们渐渐公开谈论，说罢工已经过时，应当不顾任何牺牲避免举行罢工。“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书记阿兰就在1867年对“皇家委员会”宣称：
“我们相信，所有的罢工都是一种金钱上的浪费，不但对工人，就是对雇主也是如此。”
1874年，在一篇于全国职工大会举办的论文比赛中得首奖的论文里，就有这么一段说：
“一般来说罢工乃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总书记往往拒绝的多，批准的少。的确，大多数的工会书记都以自己拦阻的罢工多，发动的罢工少来自夸。从工会的地方支部总是在鼓动罢工的情况来看，这话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杰弗里斯著《劳工的萌芽时代》，第42页。）
这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以前在建立全国性工会的时代所需要的工会总部中央集权化，在今天成了工会运动的致命伤。工会领袖们与会员之间存在着一条很深的鸿沟，同时随着工会地方分会重要性的降低，工会的内部民主也在逐渐减少。
停止使用罢工这一武器以后，仲裁开始抬头了，许多工会领袖把它看作是一个胜利。麦克唐纳在1875年就说过：
“25年前，当我们提议采取仲裁办法的时候，我们遭到资方的讪笑。但在我们所发起的运动中以它发展得最快，影响最为深远。请看看今天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光辉成就吧。在诺森伯兰如今工人与他们雇主坐在一张圆桌上谈判……在杜兰郡成立了一个‘仲裁调解评议会’，75，000工人完全信任该会的仲裁。约克郡有4万工人也是如此。”（韦伯著《工会史》，第338页。）
继仲裁之后，“矿工工会”又采取了按煤价折合工资的方法。但他们的“完全信任”在当年里就动摇了。因为就在那年煤价大跌，矿工的每日工资受到削减，例如诺森伯兰的工人在1873年平均工资为9先令1便士半，到了1880年竟降到了4先令4便士。
这个“撤退”的后果之一就是英国工会退出“国际工人协会”。“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到60年代的晚期已经渐渐变成了欧洲工人阶级的领导机构，它在许多国家里都有强大的分会组织，这些分会组织正朝着成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方向迈进。但是像克里默、阿普尔加斯和奥杰尔这种愈来愈沉于“自由党—工党”活动的人，对这些发展是不感兴趣的。“国际工人协会”对他们来说，主要只是一个对付雇主从国外输入工人的保障，和表示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传统性感情的工具，而这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些过时了。危机是由1871年的巴黎公社引起来的。这个劳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政府到处遭到资产阶级的咒骂，而坚决支持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当然饱受攻击。英国工会领袖们发觉他们被指责支持外国的革命者和谋杀者，当时他们作为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的追随者，正急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和名誉。于是他们赶忙也攻击巴黎公社，并退出了“国际工人协会”。面对着这种背弃，与日俱增的迫害，法国支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的归于消灭，再加上内部无政府主义者的宗派分裂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无法再存在下去了。虽然它在名义上延长到1876年，实际上早在1872年就停止活动了。
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这是一件不幸的大事情，英国工人阶级一百年来伟大的国际团结的光荣传统第一次遭到了破坏。它对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进步的斗争从来也没有袖手旁观过。这次当一个正义斗争需要它支持的时候，它却临阵逃避了。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了它内部的腐败已到了什么地步。
但必须指出，这种腐化是从上层开始的，虽然它的影响深入到某些基层组织，可是许多地方工会仍然保持着过去的斗争性，同时也有积极的建树和新的发展，这表明在熟练工人队伍之外工会运动仍然在不断地扩展。
譬如机器工人长期坚持的“九小时工作制”斗争，到1871年发展成为一个历时5个月的罢工。这次罢工得到了完全的胜利，在机器制造业中赢得了“九小时工作制”。应当注意的是，这次罢工并非由“混合机器工人协会”领导，而是由一个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共同组成的“九小时同盟”领导的。接着，建筑工业的许多部门也赢得了较短的工作时间。
1872年初，约瑟夫·阿奇在窝尔维克郡组织了一个农业劳动者工会，它迅速地在全国发展起来，到年终时“全国农业劳动者工会”的会员已近10万人。此外还有5万人分散在许多组织松弛的小工会里，它们合并起来形成了“农业劳动者联合工会”。由于许多各业理事会和其他工会的大力支持，它们在全国大多数地方都赢得了工资的增加。但1874年，这个工会在东盎格利亚和东密德兰举行的一次罢工中遭到了严重失败。农业工作的分散性和个体性使农业劳动者特别容易被雇主各个击破，而雇主们残酷地施行了这一武器。到十九世纪70年代末，这个工会已经几乎完全不存在了，然而它给农村带来的希望和信心却从未完全消失。
和农业劳动者差不多受到同样摧残的，是城市中的非熟练工人。例如伦敦煤气伙夫，他们在1872年组织了一个工会，这个工会领导工人举行罢工，结果许多人以破坏契约和刑事阴谋罪遭到逮捕。以后一罪名起诉的人中有5人被判处一年监禁，这事引起了全伦敦工人的抗议，最后赢得了改判，削减了刑期。这一事件在反抗“刑法修正法令”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地方性的斗争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新会员，以致“全国职工大会”到1874年竟拥有会员1，191，000人，而在1871年它只有375，000人。会员人数的增加，部分是因为以前没有合并的工会现在并了进来，但无疑的新增加的人数是巨大的。1874年大萧条的到来——这是一个长时的商业不景气和价格跌落的时期——暴露了工会运动这些表面成就的虚假性，和在自由党领导下的工会在困难情况中的软弱无能。这些领袖盲目的乐观想法使他们对困难一无准备。资方从矿业和铁器制造业开始，要求减低工资，而工会无力反抗。大批的失业工人不久就耗尽了许多强大工会的准备金。会员在迅速减少，只懂得在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中，通过谈判争得一些有限让步的工会领袖们，对当前的局势束手无策。到下一个10年中，我们才能看到一种新型的，以更明确和更独立的政策为基础的工会运动。
[1] 在1851年和1889年之间“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关于各种互助金的支出达2，987，993镑，而罢工津贴仅占87，614镑。
[2] 见莫尔顿著《人民的英国史》，三联书店版，第365页。——译者
[3] ① 赫诺会残暴地镇压匈牙利革命，因而是一个在全世界具名昭彰的人。
[4] 在60年代中叶，各工会展开了争取完全合法地位的重要战斗。这样就使得政治权利变成了当前急迫问题。
[5] 芬尼党（Fenia）：1857年由一群流亡在美国的爱尔兰人创立的秘密团体“爱尔兰革命同盟”，通常称为“芬尼党”，或径称芬尼亚。——译者
[6] 该会堂系伦敦河沿的建筑物，从前曾用作五月大会的会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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