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五章 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1．从民主激进主义到社会主义
在1875年的时候，只有年逾45岁的人还可能对伟大的宪章运动时期的状况保持着童年的记忆；只有年逾55岁的人还依稀记得罗伯特·欧文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社会主义在英国几乎好像已经绝灭了。10年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在那些正在进行组线工作和罢工的、受压迫的群众中间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曾经占统治地位的、由自由党人散播的所谓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必然会取得进步的幻觉现在甚至对某些工人贵族也逐渐失去了影响。工人激进派的俱乐部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维护生活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的一代领导人正在涌现出来。“社会民主同盟”不断进行的自我牺牲的宣传、威廉·摩里斯的才华卓绝的教导和汤姆·曼恩在建立群众性工会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进行的。组织一个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组织和目标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想法复活了——这是和几年以后基尔·哈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伟大运动的显著特点。英因工人阶级像一个被人蒙住了眼睛的巨人，现在从眼睛上扯下蒙布来了。
在70年代和80年代里，整个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社会的许多基本原则都受到忧心忡忡的怀疑，这时，广泛的人民运动围绕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展起来——扩大民主问题、爱尔兰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土地问题和大萧条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
这些运动的兴起及其力量来自曾经支持过自由党而现在却远远走在自由党领导机构前面的地方俱乐部和协会中的工人阶级激进派。的确，80年代和90年代初叶可以说是这些激进派试图把自由党变成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党的时期。他们从经验中知道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同时，通过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来表达工人阶级意见的想法导致了建立独立组织和奉行独立政策的思想，从此，这种趋势日益强烈起来。
1875年3月16日的《雷诺新闻》在讨论格莱斯顿内阁垮台问题时说：
“劳工阶层的任务就是准备好自己的候选人—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本阶级的人——这些人将不参加这两党的阴谋活动。（两党指自由党和保守党，着重点是我们加的。——著者）
“工人阶级在1868年的选举中为格莱斯顿先生帮了很大的忙，可是他们得到了什么报酬呢？人民被利用了、被欺骗了、被出卖了，因为自由党人从来不曾考虑过劳动者的利益——除非当娄威先生考虑对火柴盒征税的时候，或者当布鲁斯先生考虑如何尽可能不修改一件关于煤气厂司炉工人的完全不公平的判决的时候，他们才会想到和劳动者利益有关的事。格莱斯顿先生利用选举中取得的多数进行统治，为中等阶级的利益服务、并保护上层阶级的利益。”
于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进一步了解了自由主义的阶级意义。早在80年代初期他们就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主义的组织。
具有政治头脑的工人的不再受驾驭是促使自由党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自由党内部出现了两个重要派别，都是激进和共和主义的。其中以约瑟夫·张伯伦和查尔斯·迪耳克爵士为首的一派在前面一章已经提到过，张伯伦是英国密德兰实力雄厚的工业家。他担任过伯明翰市长，并在1876年为代表该市的议员之一。迪耳克爵士在1868年到1886年间是契耳西的议员。这一派的目的是通过社会改革和效率强大的政治机构为自由党内的工业家集团建立群众基础。他们把社会改革和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并猛烈地反对爱尔兰自治。爱尔兰自治在当时是占头等重要地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张伯伦终于在1887年和格莱斯顿发生决裂，另外组织了“自由联合党”—这是他走向保守党的一个踏脚石，后来他果然参加了保守党。
另外一派的领袖是激进主义者和无神论宣传家查尔斯·布莱德洛。布莱德洛曾经和安尼·贝赞特一起进行过反对亵渎法和其他限制出版的法律的巨大斗争，因此声誉卓著。他的“全国俗人协会”的某些会员后来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这个协会变成了一个著名的进步的政治中心。布莱德洛在80年代为了进入下议院而进行的6年斗争提高了他作为先进的激进主义运动领袖的地位。他是1880年在北安普敦当选的。但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拒绝进行议员就职宣誓。他在被下议院开除以后，屡次以更大的多数当选，直到1886年他被容许不宜誓而就职为止。布莱德洛虽然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但是后来在有人企图压制社会主义宣传的时候，他却积极地参与了保卫言论自由的斗争。
自由主义运动中这些激进派别的强大说明，国内必须有充分的政治民主的思想在工人群众和中等阶级的下层人士中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宪章运动的基本特点之一，这种思想不但从来没有消灭，而且鼓舞了60年代为通过第二次改革法案而进行的伟大斗争。[1]人们对1867年通过的这个法案所作的有限让步的不满与日俱增，因为这个法案仅仅把选举权扩大到城市的手艺工匠。贫苦的城市工人、矿工和乡村中的农业工人仍然无权投票。他们中间某些人是在1884年自由党政府通过第三次改革法令以后才获得选举权的，这次改革使选民人数（爱尔兰除外）从不到300万增加到将近500万。[2]
从70年代末期开始，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斗争成为英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是因为：爱尔兰发生了影响到大部分人口的极端尖锐和广泛的农业危机；威斯敏斯特[3]的爱尔兰议员组成了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集团，在英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在爱尔兰拥有地产而本人并不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组成的集团在保守党内占有重要地位；此外，以迈克尔·达维特和他的“爱尔兰土地联盟”为首的爱尔兰革命者和具有政治觉悟的英国工人相互之间有着传统的强烈同情。当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革命运动采取拖延政策或企图予以扑灭时，英国工人阶级激进派就和居住在英格兰的爱尔兰工人一起举行游行，要求给爱尔兰以自由。同时达维特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争取社会改革，一方面也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他在1890年建立了“爱尔兰民主劳工联合会”，鼓吹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国工人之间的合作。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先驱者之一、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泼普拉的兰斯伯雷就是在参加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激进运动时开始获得政治觉悟的人之一。
我们已经看到，征服和剥削其他国家当时已经逐渐成为英国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当然，这种情况违反了英国民主传统最坚强的、最不可动摇的原则，激进主义者一直把帝国主义政策看作是保守党的一种欺骗手段。
70年代中叶，工人阶级和激进派组织领导愤怒的群众，猛烈地反对保守党在国外的阴谋活动和反对保守党准备在巴尔干发动战争的政策。其规模之大和60年代曾经制止英国干涉美国内战的那次运动不相上下。1876年，保加利亚人举行了反抗土耳其帝国横暴统治的起义（保加利亚当时是这个帝国的一个省份），俄国人对保加利亚人进行了援助。土耳其军队的残酷暴行激怒了英国舆论。但是，狄斯累利的保守党政府由于垂涎于更多的权力和中东的领土而准备把英国拖入战争，帮助土耳其人镇压保加利亚人的起义。政府的这种政策遭到人民广泛的谴责。在海克利的哈格斯顿路“劳动者俱乐部和学院”举行的一次集会发动了反战运动。这次集会是伦敦一个专门为这个问题成立的委员会召集的，它的主席是“劳工代表权联盟”的托马斯·莫特斯赫德[4]。英国各省许多中心地区很快也举行了类似的群众集会。只是在这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格莱斯顿才发表了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虽然他对巴尔干的局势早已就很注意了。这本猛烈抨击土耳其人的小册子在出版以后4天之内就售出4万本。不久，有一批人组成了“东方问题协会”，他们反对政府——如摩里斯所说——“把我们拖入一场可耻的和非正义战争”的企图。这批人里面有些是激进主义者，还有像威廉·摩里斯这样从前在政治方面并不活跃的人。
1877年5月，摩里斯拟定了《告英国劳动者书》。“是谁在把我们引向战争？”摩里斯问道。“是证券交易所的贪得无厌的脂徒，陆海军中游手好闲的军官们（这些可怜虫！），俱乐部里日慕途穷的玩世不恭者，为供给那些在战争中不会受到损失的人在丰盛的早餐桌上阅读的耸人听闻的战争消息的亡命之徒，最后还有高踞显赫地位的、保守党骗子手，他们是我们这些厌倦了和平、理性和正义的傻瓜在上次选举时挑选出来充当我们代表的。如果我们在这种人的领导下参加一场反对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的人民、反对欧洲、反对自由、反对天性、反对世界希望的非正义战争，那将是多么差耻，那简直是双倍的羞耻啊。”参加“东方问题协会”集会的数以千计的群众都唱着他为这次运动写的一首歌。这首以《醒来吧，伦敦的青年们》为题的歌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怎么！难道我们该在重担下蜷伏，
把劳苦说成幸福，
默不作声地盲目走入
充满羞辱的道路？
醒来吧！伦敦的青年们！时候近了，
明亮的阳光将带来白昼；
抛开欺骗、扔去羞辱，
把土耳其暴徒赶走。
1878年1月在埃克塞特会堂召开的一次集会是这次运动发展的顶点。关于这次集会，摩里斯写道：“晚上的集会开得十分庄严、井井有条、人们热情奔放。但是应当记住，为了把敌人的打手阻挡在门外所需做的工作是很艰苦的，他们在屋外的喧嚷就好像咆哮着的海洋在冲击灯塔……毫无疑问，过去两周的群众运动已经阻止狄齐[5]提出拨款的要求和远征加利波利半岛的建议。”
但是在外交政策和帝国主义问题上，自由党上层阶级的意见和工人阶级以及激进主义者的意见是分道扬镳的。1880年自由党再次组阁以后，不久就卷入了殖民战争，特别是在埃及（后为英国占领）和苏丹。
爱尔兰人决定了这个席卷英国乡村的强大抗议运动的步调。他们在推进思想斗争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在英格兰，斗争起初是围绕工资问题和70年代约瑟夫·阿奇进行的英勇的工会工作展开的。后来，斗争采取了政治形式，农业工人在阿奇领导之下授了自由党的票。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主要的问题是租金和物价。运动的发展超出了自由主义的范图。这是苏格兰佃农的革命激进主义运动的伟大时期，他们的领袖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苏格兰地主和议员鲁·布·肯宁汉—格拉姆。
从宪章运动时期以来，土地改革的思想——地价税，地租或土地本身的国有化—就占据着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者的注意力。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弥勒在1870年创立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协会”里就有这两个阶级的一些出色的代表。这个协会鼓吹“不劳而得的土地增益”及其产品应当整个交给社会。大萧条时期中，不仅在农业而且在整个经济部门中一再发生的尖锐的危机更加刺激了先进的激进主义者，特别是“爱尔兰土地联盟”的土地改革的思想。“土地联盟”的领袖迈克尔·达维特试图把改进劳工地位的计划和民族解放以及土地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
随着1879年亨利·乔治写的《进步与贫困》的出版，群众骚动达到了新的顶点。亨利·乔治是一个美国人，他主张废除地租税以外的一切捐税，实行“单一税”。这种主张当然未免过分简单化了，但是他以美洲西部拓荒者那种朝气蓬勃的热诚坚持认为土地和劳动——而不是资本——是财富的源泉的论点，却使一个古老的其理复活起来，并帮助许多人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乔治的书销售达10万册左右。1882年，他到英国来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讲旅行，有意思的是他在爱尔兰的旅行是以他的被捕而结束的，释放后他继续在英国各地演讲。对于大多数未来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土地改革是他们从激进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中途站。
社会批评和激进民主思想就是这样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发展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复活。在这以前，社会主义思想几乎完全局限在少数勇敢地继承了第一国际旧日传统的人和小团体里面（特别是流亡在伦敦的德国工人集团里面）。1877年“圣马太基尔特”的成立便是这种新趋势的象征。“圣马太基尔特”是伦敦一位副牧师为了发起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而作的尝试。但这只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强有力的趋势所引起的群众舆论的一部分。
在伦敦，赶车工人约瑟夫·累恩按照“施特拉幅德激进俱乐部”的做法创立了“劳动解放同盟”。这个同盟在伦敦东区的露天下进行鼓动，宣传“建立社会的自由社会条件”和土地及财富生产工具的公有制。汤姆·曼恩（当时他还是一个年青机器工人，作为革命的工会运动者，他后来曾经进行过50多年极为广泛的活动）回忆说：他当时“狼吞虎咽”地读了亨利·乔治的书。他之所以能修看出和他一起的技术工人思想上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本书。他在读了这本书以后还组织了一个讨论社会问题的研究会。同时，他说，他也很幸运地能够看到不仅把土地而且把机器和资本也变为公共所有的必要性。就这样，通过“崎岖不平的道路”，通过在公园和其他地方举行的露天集会，他找到了自己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汤姆·曼恩著《我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
另外一位青年技术工人詹姆斯·麦克唐纳，后来也变成了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和工会运动者。詹姆斯·麦克唐纳原来是爱丁堡的成衣匠。1881年他来到伦敦，参加了一个在托顿罕街一家酒馆里聚会的“苏格兰俱乐部”，这时候他才第一次和几个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有一天晚上”，他写道，“酒馆主人告诉我们说，有些狂热的芬尼党人和英格兰的恐怖党人正在另一阿房里开会……他们猛烈抨击自由党政府的强制法案……我们注意着这些人举行的会议，并形成了一个反对派。……但是我们发现自己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阵地，后来我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其他的人联系起来，组成了‘中央马利波恩民主协会’。”不过真正把他吸引到社会主义这方面来的还是马克思的朋友兼合作者恩格斯在伦敦各业理事会机关报《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J.麦克唐纳著《我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第51—60页。）
先进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局限在伦敦，虽然伦敦在这一阶段是走在前面的。1879年初，“密德兰社会民主协会”在伯明翰成立。它的纲领包括废除皇室、上议院和英国国教等主张。它和英国广大地区的人民保持着通信联系。在它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曾经宣读了来自渥京、华尔沙尔、梅德斯通、吉尔德福特、普鲁姆斯梯德、彻斯特菲尔德及其他地方的来信。从彻斯特菲尔德来的信中强调指出了成立“主要行业的全国性组织以相互保障、反对资本的专横统治，以准备最后镇压资产阶级的必要性”。吉尔德福特的来信提出了“在社会民主主义基础上建立南方各郡的联合组织”（见1879年1月5日和26日的《雷诺新闻》）的问题。[6]
对当前的问题进行明确的分析、传授科学的社会主义和准备成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时机现在已经成熟了。这也是恩格斯在《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文章的目的。工人阶级，他说，逐渐了解到他们有一个时期“走错了道路”，了解到像现在这样把斗争局限在工资和工时方面，只是把斗争卷入一个“我不到出路的恶性循环”里，了解到“根本的弊害，不在于工资的低微，而在于雇佣劳动制度本身。”
这种理解一旦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工会的地位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它们将失去作为工人阶级唯一组织的特殊作用。同各个产业部门的工会并列，或者在它们的上边，一定会出现一个总的联合会，一个整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只要英国工人阶级能够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对它进行一天的抵抗。”经济上的大萧条说明资本家阶级已经“无法管理这个国家的巨大的生产系统”。必须让工人阶级有机会来试一试。（见1881年6月4日和8月6日的《劳工旗帜》周刊；这些文章后来重印于1934年出版的恩格斯所著《英国工人运动》一书中。）
这种看法对于控制着各业理事会的老派自由党人来说是“太过火”了。恩格斯拒绝缓和自己的语气，他和这家报纸断绝了关系。但是，就像我们已经从一个例子上看到的那样，这些文章对那些渴望找到前进道路的、有思想的工会运动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社会民主同盟
现在，需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了。正在这时，富有、能干而又野心勃勃的证券交易商人亨利·迈尔斯·海德门提出了建立新政党的创议。1880年他阅读了马克息的法文版的《资本论》（英文版直到1887年方始出现），以后又花了原书作者很多时间来和他讨论这本书所阐述的理论。
第二年春天，他在伦敦激进派俱乐部之间发动大家进行讨论，并成立了“民主同盟”。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激进派组织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同盟的成立大会。海德门是同盟的主席。与会的代表们都得到了他写的一本题目叫做《大家的英国》的小册子。这本书概括了马克思的观点，但是没有说明这些观点的来源。这件事促成了海德门和马克思关系的破裂。马克思认为海德门是一个野心家。
“社会民主同盟”首先站在激进主义的观点上，以外交事务、土地国有化、特别是爱尔兰问题为中心发动斗争，他们抗议自由党政府逮捕巴涅尔[7]和其他爱尔兰领袖、封闭“土地联盟”等加紧镇压的活动（这在当时一般被称为“强制”活动）。
《大家的英国》只是海德门在以后几十年中以文章、书籍、小册子等形式发表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无数通俗著作中的第一本。这些著作尽管有缺点，但仍然很可宝贵，因为它们向英国工人阶级介绍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分析。例如，他在1885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奴役》中写道：
“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不是纯属空想的计划，也不是在受苦受难的阶级中煽起普遍不满的企图。它的代表已不再是那些自以为可以使人类一蹴而就地达到几乎无法达到的幸福的人，也不是那些自以为可以在无政府主义竞争的沙漠中能够建立起由可爱的合作者组成的小块绿洲那样的人了。社会主义是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进化为基础的一种明确的科学的历史理论。它既考虑了过去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进步，也注意到我们现在的生产制度所引起的苦难和不可避免的矛盾，并且预测运动的未来发展，以掌握人类对自然界的日益增大的支配力，使它为整个社会服务而不是为资本家阶级和他们的附庸积累财富。当然，要造成这种变化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一方面要制止现在上层人士之间为了个人或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竞争，同时也要停止下层人士为取得仅可糊口的工资而进行的竞争。用争取生存的有组织的合作来代替……阶级统治，用国际友好代替国家之间的敌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因此在我们面前进行的阶级斗争和影响到一切阶级的生产方法的变革——蒸汽、机械、电气等等——在人们思想中就表现为集体主义的原则和个人主义原则之间的斗争，公有财产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之间的斗争。”
海德门是在英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的某些著作，如《社会主义与奴役》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有着巨大的价值。他那本讨论印度问题的书是英国人指出专制和剥削之间的联系方面所作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在1911年写的文章中说海德门“曾经坚决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并且赞扬了他从1878年起进行的暴露英国帝国主义暴行的“高尚的揭露运动”（《海德门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89页。），列宁在对海德门作全面评价时，说他是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的庸人”，“他虽然是本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终于找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从来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的传统、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成见。”（《海德门谈马克思》。《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1页。）
海德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基本弱点，因此也就是“社会民主同盟”中（他在这个同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他的大部分追随者在理论观点方面的基本弱点在于：他认为曾经由马克思精辟地加以分析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将自动地造成资本主义的崩溃。例如，他在1889年写道：
“要不了几年，我们就会看到另一次经济危机……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应当不断地向工人们指出：如果他们能教育自己、认真地准备好结束阶级斗争，那么这一次经济崩溃将使他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掌握巨大的生产和运输工具……这些工具那时将从地主和资本家的无能的手中掉下来。”（见霍勃斯邦著《工人的博折点》，第43页所引，1889年11月23日《正义报》。）
因此，海德门不是一个组织者和领袖——即一个能够领导人民通过自己的日常需要和愿望而参加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护民官”——他只是一个宣传家。由于鼓吹上面所说的这种消极等待思想，这种思想也逐渐影响到他自己，常常使他做出有损工人阶级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在有关英国外交政策问题上。因此，当“社会民主同盟”于1900年正在进行反对波尔战争（南非战争）的英勇斗争时，海德门突然建议放弃这一斗争，“把它留给自由党人去做”。（这件事典型地说明了“社会民主同盟”内部海德门领导集团和盟员群众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在1900年的年会上，海德门在这个问题上陷于孤立，以致没有参加执行委员会的竞选。）海德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客，最后终于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原则总是要比个别人物更伟大，许多从海德门那里初步得到对社会的科学认识的工人阶级战士在英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曾经是海德门多年以来最亲密的拥护者之一的伦敦工会运动者哈利·奎尔奇。正如列宁所说，在他1913年去世时，“在那些不屈不挠、满怀信心地反对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治的人们中间，奎尔奇走在最前列。”（《哈利·奎尔奇》。《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70页。）
“社会民主同盟”内社会主义思想的蓬勃发展使这个组织的政策和成员的成分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它反对自由党并日益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关于住宅、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的斗争，结果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中老派的自由激进主义者都逐渐脱离了这个组织。另一方面，这个同盟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吸引了那些认清只有工人阶级运动才有前途而激进主义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极有才于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和1883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的卓越的艺术家兼作家威廉·摩里斯一样，感觉自己“必须行动起来”摧毁贫富悬殊的“令人无法容忍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要摧毁这样一种制度，只有“联合一切不满现状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通过这个制度所培养出来的、摧毁这一制度的自然而必要的工具——阶级矛盾。”
“社会民主同盟”这时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社会主义浅释》，说明它的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据的。《社会主义浅释》共销售了10万份。不久，在另一个从上层阶级转面信奉社会主义的人H.H.钱皮恩（他是一个退休的炮兵军官，父亲是一个少将）的主持下，开始出版《今天》月刊和同盟的机关报《正义》周报。在伦敦，詹姆斯·麦克唐纳已经把“马里波恩民主协会”带过来。强有力的宣传不仅在伦敦而且在许多外地的中心城市展开了。例如在布莱克本举行的一次棉业罢工中，“社会民主同盟”中5位领导人：J.L.乔埃尼斯（前伊顿学校的数员），J.E.威廉斯（一个曾经参加过伦敦旧“德国社会民主俱乐部”的工人），海德门，摩里斯和麦克唐纳，进行了宣传活动，后来就成立了同盟的支部。在爱丁堡，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斯赫参加组成了“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这个联盟在1884年并入“社会民主同盟”。同年，“劳动解放同盟”也参加进来。在这一年的年会上，“社会民主同盟”的社会化纲领所包括的范围从土地、铁路、银行扩大到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为了标志出这一阶段的发展，他们通过了“社会民主同盟”这个名称。新的纲领是由一个委员会拟订的，委员会的成员是：钱皮恩、摩里斯、累恩（“劳动解放同盟”）和贝耳福德·巴克斯（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会赢得这个理论的创始者的最热烈的称赞）。
由此可见，英国的社会主义绝不是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模糊不清的浑沌的愿望（人们常常特别喜欢用这种说法来污蔑摩里斯），也不像某些人有时说的那样：只关心最直接的、短时期的具体改革。英国的社会主义从披荆斩棘的草创时期起实际上就处在马克思的影响之下。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以英国的经验为基础并且用英国的情况来作为例证的。恩格斯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都住在伦敦，他和英国许多积极活动的先驱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欧文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已经烟消云散，费边社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还没有诞生。所以早期的英国社会主义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整个说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有缺点的；他们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运用这种理论时缺点就更多了。
必须记住“社会民主同盟”，像它的名称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同盟——我们已经谈到组成这个同盟的几个团体。这个同盟里面，特别是在早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和个人观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同盟盟员中那些工会运动者，他们在建立和形成现代劳工运动方面起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获得了广阔的视野和理论认识，而并没有让自己领导群众的能力受到狭隘的、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侵蚀（而这正是同盟的主要弱点）。汤姆·曼恩和约翰·伯恩斯两人共同领导了1889年的伦敦码头工人大罢工（后面我们将看到这次罢工在英国劳工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并创立了码头工人的群众组织，即后来的“运输与一般工人工会”。伦敦煤气工人魏尔·桑恩（同盟的盟员，马克思的女儿艾琳诺娜曾帮助他提高文化水平）后来创立了煤气工人工会。“全国一般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就是从这个工会成长起来的。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后来成为“伦敦各业理事会”书记的詹姆斯·麦克唐纳、未来的《正义报》编辑和“伦敦各业理事会”主席哈利·奎尔奇和“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的约翰·L·马洪。后来受到若干代劳动者特别是伦敦东区的劳动者的爱戴的乔治·兰斯伯雷也是通过“社会民主同盟”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
但是，尽管许多盟员都具有伟大的才能和前途，当时还没有可能把“社会民主同盟”变成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企图用个人手腕来保持独裁统治的海德门支配着这个组织。
这种情况是合人无法容忍的。危机很快就发生了。1884年底，同盟的执行委员会里的大多数委员集体辞职并着手建立一个新的组织——“社会主义联盟”。这些委员中包括摩里斯、艾琳诺娜·马克思、爱德华·埃夫林、巴克斯、马洪和一些工人领袖。他们发表了谴责海德门集团的宣言。宣言说：社会主义的组织并不需要“强使一切人和一切意见都服从自己的、诡计多端和阴谋善变的领袖”。它指责“社会民主同盟”的领导“政治上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如果发展起来将使我们陷入和这个或那个政治派系的同盟关系——无论这种关系是如何短暂”。同时，“在拥护这种政治冒险观点者中间有若一种过分强调本民族的倾向，这种倾向是社会主义的死敌。”随着这一政策的执行，“同盟内部的独裁统治”发展起来了，企图“扼杀所属团体在自己范围内的自由”。
于是，在伦敦的“劳动解放同盟”、“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许多支部的支持下，这个新的团体，作为一个宣称社会主义的组织，开始了自己的短促然而光辉的事业。它的心脏和灵魂是威廉·摩里斯。联盟本身和它的机关报《公益报》（这个报是由摩里斯资助出版的）都反映了摩里斯的才能和他对资本主义的罪恶的不可遏止的愤恨。他们是力图在英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最伟大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同一群工人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他们的人数在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几百人。
工党右翼分子曾经到处散播谣言，说摩里斯和他的朋友之所以同海德门分道扬镳，是因为海德门处在马克思的“肮脏的唯物主义”影响之下，而鼓舞若摩里斯的却是一种朦胧的、不切实际的对人类“善良”的爱——他们把这种爱当作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以别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这种谎言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些退出“社会民主同盟”的人所发表的宣言，没有丝毫暗示他们和海德门的分歧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上。相反地，他们批评的正是海德门的“机会主义”，认为这种机会主义最后必将导致和某一统治阶级的政党结成同盟。
摩里斯本人是一个艺术家、诗人和工艺家。我们都知道他所以参加到“社会民主同盟”里来，是因为这个同盟的阶级斗争理论使他理解了很多问题并给他指出了结束资本主义统治的丑恶而令人窒息的压迫的道路。1894年，（当他和“社会民主同盟”消除隔阂以后）他写到自己转向社会主义的经过。他说：
“过去的希望已成过去，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结果只落得这一片肮脏的、盲目的、丑恶的混乱景象。在最近的将来，目前存在的一切罪恶似乎还要变本加厉，把这种污浊、肮脏的文明盘据这个世界以前那个时期所残留下来的一点东西也一扫而光。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黯淡的前景；作为一个个人，而不仅仅作为一种类型，我感觉对于一个具有我这样性格的人，一个既不理会形而上学和宗教也不理会科学分析，但对大地和大地上的生命具有深挚的爱、对人类过去的历史有深厚感情的人来说，这种前景就尤其恶劣了……因此那时我对生活有过一种颇为悲观的看法。幸而我多少开始了解到在这一切龌龊的文明中，一次伟大的变革——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已经开始萌芽。这一发现改变了我对事物的整个看法。而我所需要作的，就是亲身参加实际斗争，做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是尽我所能地这样做了。”（《威廉·摩里斯百年纪念文集》，第658页。）
摩里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曾经有过困难——“我读《资本论》的历史叙述部分时感到心旷神怡”，他说，“但在我读到这部伟大著作中纯经济学部分时，简直觉得头昏脑胀。”但是他终于掌握了经济学，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也有深满的了解，这可以从他的主要散文著作看出来。他对英国历史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并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梦见约翰·保尔》（1888年）。《乌有乡的消息》（1890年）是一篇充满想象力的叙述，它一部分是根据摩里斯自己对伦敦街头战争、对英国革命和革命后将要到来的幸福社会的体会写成的。摩里斯在1893年与贝尔福德·巴克斯合写的《社会主义：它的成长与成果》是这种著述中的典范。
“现在是战斗的年代”，摩里斯在1884年一次在题为《艺术和社会主义》的讲演中说。“当你听见四周传来的象征着不满、希望和恐惧的高亢或低沉的声音、象征着觉醒起来的勇气和觉醒起来的良知的声音时，难道你能怀疑这一点吗？……说英国统治阶级并不害怕言论自由，因此我们就不要自由地谈论：这种说法我感觉是奇怪而荒谬的。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从勇敢的前人为我们打开的缺口中冲进去。如果我们踌躇不前，就会使他们的劳动、他们所受的苦难和他们的牺牲都付之于流水……”中等阶级的人怎么能帮助工人呢？他自问自答地说：“办法就是背叛自己的阶级，在一切发生阶级斗争的场合下，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受苦受难的人的命运结合起来……别的办法是没有的。”（同前书，第643页。）
最后，我们也可以用摩里斯和“社会民主同盟”决裂后在1885年发表的进行曲《工人之歌》中的两节歌词来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感情：
啊，财主们，你们听吧、战栗吧！
因为这声音充满了音信，
为了你们和死亡我们曾经汗流满面；而现在斗争已经改变。
我们是人，我们要为人的世界和生命而斗争；
我们的军队正迈步前进……
于是我们，我们工人迈步前进。而你们将听到的传闻
是日益临近的战斗和解放交织在一起的声音；
因为我们的旗帜是一切人的希望，
世界在迈步前进。
当时无论是摩里斯还是“社会主义联盟”都并没有拒绝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和其他“社会民主同盟”里的同志所遇到的困难，是如何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由于对海德门的阴谋和机会主义感到憎恶——不久就揭发出来“社会民主同盟”在1885年参加竞选时接受了保守党的钱的骇人听闻的丑事，这就更加证实了他们最坏的估计——他们马上转到另一个极端，（这也是海德门的主要论调，也是早期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认为目前唯有进行宣传，等候革命的到来。
退出“社会民主同盟”执行委员会的10位人士发表的宣言说：
“在目前形势下，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作用只是教育人民和进行组织，以便在危机到来迫使我们采取行动时不致手足无措。我们认为：把利用特权统治集团相互竞争的必然性来改善工人状况的希望当作诱饵，是有害的自欺欺人的作法。”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联盟”继承了“社会民主同盟”的基本弱点——就是不能使理论结合实践，不能通过工人为实现“改善生活的希望”所进行的日常斗争来教育工人并领导他们走向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当时社会主义先驱者所组成的小团体力图在英国人民中间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和政治哲学，一种可以说明社会罪恶根源和指出通向新世界的道路的完善的新观点。必须声讨和摒弃资本主义。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正确地认为必须和数十年来在劳工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就是认为劳工运动的目的是通过局部改革为工人阶级，至少是为那些比较富裕的有组织的工人团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较为舒适的地位。）毫不妥协地断绝关系。多少世代以来资产阶级改良派一直在工人阶级中间培植这种倾向，利用它动员群众来支持自己的目标——这种目标基本上是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事实也是如此，前面已经谈过，张伯伦派的激进分子就在这个时期，拟订了这样一种纲领。因此，在“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社会主义者之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当前的改革，即使是那些他们准备为之而斗争的改革，是一贴“止痛剂”——这个名字意味着这些改革不但不是一种政治斗争，而且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们掩饰了资本主义的真面貌，分散了工人对真正目标的注意。
这种态度使他们在初期以及长时期内都不能—用恩格斯形容“社会民主同盟”的话来说——，“抓住人民的真正需要”。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对工会采取超然态度的原因。在那期问只有个别的人由于他们生性喜欢做群众工作，才在工会方面多少做出些成绩。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了解，对于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旧工会里工作绝不是件容易事，因为这些工会处在自由党和保守党“工人贵族”的统治之下，而且由于不断要支付失业津贴而陷于瘫痪，有时甚至因此垮台。同时，由于工人群众在政治观点上都带着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社会主义的先驱者自然应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但他们的缺点在于：其中许多人到此为止，没有再前进一步。
这种态度的另一重要结果，就是除了直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以外，对一切政治活动和政治策略都不相信。摩里斯在这方面尤其严重，特别是在议会问题上，他曾经有一个时同把议会看成仅是统治阶级设下的陷阱。联盟对政治活动的不信任沾上了一种强烈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这种色彩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影响了摩里斯，终于使他脱离了“社会主义联盟”，使联盟陷于瓦解。在这个组织成立的初期，恩格斯曾经希望它会成为一个“具有理论修养的人士的核心”。摩里斯在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以后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和“社会民主同盟”重新言归于好。这件事无论是对摩里斯还是对“社会民主同盟”都是意义重大的。
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第三个集团——费边社——也在1884年宣告成立。成立之初，它就是伦敦中等阶级知识分子的一个研究团体。它和“社会民主同盟”以及“社会主义联盟”的区别在于它的成员中几乎完全没有工人。最初，它并没有自己的政策或纲领，它的成员的观点也各不相同，有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也有拥护无政府主义的。费边社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对社会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由悉尼和皮阿特里丝·韦伯发起的。在1887年以前，费边社实际上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组织。但是从1887年起，其中的一伙人，主要是韦伯、萧伯纳和格拉姆·华纳斯，在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的基础上，开始发展一种有意识地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逐步过渡的社会主义。最后终于变成了工党右翼领导的理论基础。费边派对日常的工会斗争实际上毫无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甚至不惜采取破坏行动来阻碍成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尽管“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盟员犯过错误，但他们总还在人民中间传播了社会主义的真理（“社会主义联盟”的活动深入约克郡、苏格兰、英格兰东北地区和诺威治；同时“社会民主同盟”在伦敦、密德兰和兰开夏有坚强的阵地）。但是费边派却想尽一切方法“渗入”或“打进”自由党，从内部进行活动，使它信奉自己的改良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只是自由党改良主义的进一步发挥。因此，费边社领袖人物的行为使人怀疑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亟于想使资本主义在改善工人状况方面取得足够的进展以遏制社会主义。
3．破浪前进
这时，内部问题尚未解决的“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卷进到大萧条时期人民群众的贫困所引起的汹涌的社会冲突中来。大萧条的影响在伦敦显得特别尖锐，后来许多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在伦敦发生的。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把“社会民主同盟”从它曾一度陷入的坏名声中拯救出来。两个组织在这几年中都在宣传方面做了辉煌的工作。摩里斯孜孜不倦地工作，为《公益报》写文章（他不但编报，而且还在街上推销），在“劳动者俱乐部”讲课，进行露天演说。
统治阶级和有关当局也注意到了风雨欲来的轰鸣雷声，因此社会主义先驱者经常面临警察的干涉，结果不是罚款就是坐牢。1885年，社会主义者在莱姆豪斯区的杜德街取得了一次最大的胜利。“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的演说者曾经在这里屡次遭受逮捕，还有一次，警察在这里袭击并驱散了他们的集会。这些每星期都发生的事件激起了伦敦工人阶级的愤慨。于是激进派俱乐部在杜德街举行了一次联合集会来支持社会主义者。这一次由于参加集会的人太多，警察无法把演说者逮捕起来。摩里斯事后仍然受到逮捕，但很快就释放出来了。第二个星期天“警察让步了。一次有组织的游行从斯特普尼广场出发：‘激进派俱乐部’、‘社会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联盟’的队伍奏着乐打着鼓、高举着旗帜涌向莱姆豪斯区的杜德街。伦敦东区的街道从来没有这样出名，群众多得挤满了整条街，一直伸延到波尔德特路上去”。（H.W．李和E．阿契波尔德合著《英国的社会民主》，第101页。）他们在杜德街上赢得了言论自由的权利，这件事为全国各地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大规模斗争立下了榜样。
在接踵而来的严寒的冬天里，失业工人中间的深沉的动荡情绪逐渐增长。1886年2月，“社会民主同盟”在特拉法加广场上组织了一次反示威大会，来反对保守党“公平交易”的拥护者支持保护关税的骚动。警察强迫“社会主义同盟”把群众带到海德公园去。但是在途经蓓尔美尔大街[8]时，衣着褴褛的游行者为富有的俱乐部游客的讥嘲所激，向俱乐部的窗户投掷石头。在混乱中，流氓们混水摸鱼，抢劫了商店。海德门、伯恩斯、钱皮恩和威廉斯等“社会民主同盟”领袖遭到逮捕。后来，在审判中，伯恩斯作了一次出色的辩护演说。结果他们都被宣告无罪。“悲惨的星期一”的骚动在上层阶级中引起了惊慌。伦敦西区[9]的有钱人在谈论着断头台和街垒的事，同时伦敦市长负责筹募的失业基金激增至75，000英镑。
但是失业者只是造成伦敦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日益紧张的局势的因素之一。所有工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越来越动荡不安。他们正在为标志着80年代的结束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作准备。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中间展开了一个广泛的民主运动，积极地为改革伦敦当地的狭隘、腐化和缺乏效率的政府而进行斗争。人们，特别是激进派工人和为数甚多的爱尔兰移民都为政府在爱尔兰采取的高压政策和在国内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所激怒。80年代末，劳动者的激进派俱乐部和他们的成员的数目都大为增加。艾琳诺娜·马克思、爱德华·埃夫林和其他社会主义者在这些俱乐部里面进行着最有效的宣传鼓动活动。1885年，这些俱乐部联合组成了势力雄厚的“首都激进派联合会”。当局在惊悸之余采取了加强镇压的政策来对付他们。这种镇压是由首都警察局长查尔斯·华伦爵士执行的。特拉法加广场上的集会被禁止了。
但是，他们所策划的镇压不但没有拦住浪潮，反而使人民的愤激从分散的小河汇聚成汹涌的洪流。随着爱尔兰民族主义议员威廉·奥布林的被捕，“首都激进派联合会”发出号召，要求人们不顾禁令在1887年11月13日在特拉法加广场举行联合示威。伦敦的民主主义者大力响应这个号召：有8万到10万人从伦敦各区带着乐队和旗帜向特拉法加广场前进。只是由于政府当局戒备森严，他们才没有能够占据这个广场。当时在广场里和周围布置了4，000名警察岗哨，把走近的游行队伍驱散。摩里斯在克勒肯威尔草场的队伍集合处宣布了自己要尽可能突破警戒线的决心。他的队伍被极为猛烈的进攻驱散了，但是他终于到达了广场。另外一个包括约翰·伯恩斯、杰·肯宁汉—格拉姆议员和安尼·贝赞特夫人在内的队伍也几乎冲破了警戒线。伯恩斯和肯宁汉—格拉姆都被抓去了。后来，一个携带着子弹、枪上装好刺刀的近卫步兵团的队伍和两小队近卫军骑兵先后开到广场。人们对他们高呼着这样的口号：“我们要求言论自由”，“我们是真正的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我们要求伦敦公民应有的合法权利”，“英国人不应该受无用的刺刀的统治”。这场斗争一直进行到深夜，许多人受伤，其中有3个后来死掉了。有一个名叫阿弗雷得·林讷耳的人在第二个星期中被警察打伤致死。政府当局想把这件事隐瞒起来。这时，人们举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殡仪，大家跟在尸体后面从索哈区一直送到弯弓公墓。摩里斯是在墓前演说向死者致敬者之一。他为了纪念这一事件而写下了感人肺腑的《死之歌》。这首歌不但是悼歌，也是战斗的号召。
“血腥的星期天”绝不是进步力量的失败。在“法律与自由同盟”领导下，一次伟大的联合斗争展开了。这个同盟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和激进派组织在一起合作的第一个团体。1888年伦敦市议会成立时，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联盟赢得了这个议会里的多数席位。这次胜利的取得主要是由于包括特拉法加广场事件在内的广泛的人民活动的结果。1892年，政府正式承认了在特拉法加广场集会的权利。
1886年和1887年是有关工人阶级政治活动的战术和战略思想发展的关键阶段。英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着大萧条中情况最恶劣的时期，工人们正在进行反击。失业工人不仅在伦敦，而且在外省的伯明翰、曼彻斯特和莱斯特等各大中心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比利时和荷兰也发生了罢工和街头斗争。在美国某些地方爆发了暴风雨般的骚动。爱尔兰革命运动进入了高潮，并且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英国群众中引起了强有力的响应。1885年的选举增加了工人阶级和爱尔兰人的代表权。这次选举不但明确地表现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也为未来提供了教训。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怀疑论者还是冒险主义者，都从这里认识到工人阶级是一股在自由党和保守党轮番当政的小天地中愈来愈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次选举也提醒大家：如果他们在竞选中有一个适当的纲领和组织，而不是依赖于大自由党分散地提出候选人的话，赢得的席位将远不止11个。其次，下议院中那些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爱尔兰议员所拥有的强有力的地位，说明一个不依赖两个统治阶级政治集团的坚强的少数党可以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如前所述，毕生参加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恩格斯是明确提出独立前进路线的第一个人。1881年他在《劳工旗帜》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工会几乎完全没有利用1867年改革法令通过后扩大了的选举权作为斗争武器。工会应当真正走在前面。工人阶级终有一天会要求在议会中取得充分的代表权，那时候他们就会了解争取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斗争“以及工会在日前的形式下所从事的全部活动，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虽然是一种很必要而且很有效的手段，但毕竟不过是为达到一种更高的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手段中的一种：这更高的目的便是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恩格斯指出这样的一天很快就要到来。各个阶级的有识之士都开始认识到开辟新路线的必要性。“但是在工农业工人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英国，民主只能意味着工人阶级统治权。”按照当时的户主选举权制度，工人阶级可以选出四、五十名代表自己的议员。这些代表本身不一定都是劳动者，“但是没有任何民主政党……能有成功的希望，除非它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的性质。抛弃这一点，那就只是一种宗派和冒牌的政治活动”。
80年代后期工人活动的不断增涨和选举权的扩大日益明确地、有力地证明了这些看法的正确。选举权的扩大使工人们得到的权力等于普选给予德国工人的权力。而普遍选举权，正如恩格斯在一封关于英国和德国状况的信中所说，“是目前无产阶级运动最好的杠杆”。（1885年10月28日给倍倍尔的信，见1941年版《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42页。）1886年，美国工人的政治运动也得到很大的进展。密切注视着这些发展的恩格斯，坚持认为必须帮助工人阶级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认识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的必要性，而且这个政党必须以建立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
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他引用《共产党宣言》的话说，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02页。），并且在各个发展阶段和整个运动中携手前进，同时，“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同前书，第504页。）
他在一封寄给住在美国的一位朋友的信里强调说：最重要的是
“让运动有时间巩固起来，不要强迫人们接受他们现在还不能正确了解而将来很快就可以了解的事物，以免加剧运动刚开始时不可避免的混乱。11月间如果有一、二百万劳动者投票赞成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现在看来，要比10万个人投票赞成一个纯理论的完美无缺的政纲有大得无限的价值。”（1886年12月28日和1887年1月27日给弗罗伦斯·凯利·韦斯奇韦斯基的信，见《恩格斯书信选集》，第543—545页。）
美国的发展在英国激起了巨大的兴趣。当爱德华·埃夫林和艾琳诺娜·马克思于1886年年底从美国演说旅行归来时，最近在数量和实力方面都有迅速发展的伦敦各个激进俱乐部都邀请他们去演说。他们在伦敦东区进行的强有力的鼓动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在鼓动工作中，他们设法把爱尔兰、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的工党等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在1887年复活节期间，他们在海德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反对在爱尔兰实行高压政策。当时会上提出的纲领至少有15种之多。事情是真正搞起来了。恩格斯指出：“现在，组织一个拥有独立的、代表本阶级的纲领的英国无产者的政党已经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如果成功，它将使‘社会民主同盟’和‘社会主义联盟’都退居次要地位，并使目前的争论得到最令人满意的结局。”（1887年6月4日给索尔格的信，转引自赫特著《最后的危机》，第109页。）
工人阶级进行独立政治活动的思想得到了日益强大和坚决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来自伦敦，而且来自英国各大中心城市和全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对于将来的发展来说，这一点或许更有意义。工会活动家开始从他们自己特殊的立场出发，对公共事务表现出更广泛、更深入的兴趣，于是各种小册子和《棉织工厂时报》等报纸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各地都开始成立地方性的委员会和联合会来争取劳工的独立代表权，虽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即“布拉德福德劳工联合会”——是两、三年以后才成立的。
1886年，“全国职工大会”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和在前一年取得的选举上的胜利，成立了“劳工选举委员会”。当时有各种迹象表明，这个委员会和它的前身“劳工选举联盟”一样将唯自由党马首是瞻。1887年它更名为“劳工选举协会”，把自己称为“全国工党中心”。它在宣言中提到爱尔兰党时说：近来各种事件“表明一个团结一致的、积极活动的政党可以在下议院中做多少工作。这个政党成功地使一个民族获得解放。如果英国劳动者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必须采用类似的方法。……劳动人民必须自行组成‘劳工选举协会’作为组织人民的中心”。（1954年出版的H．培林著《工党的起源—1880年至1900年》。）
这时，在“保守党黄金”事件时担任“社会民主同盟”书记、并且是海德门的得力助手的H.H.钱皮恩已经和这个同盟脱离关系。他决定以自己巨大的才能和资力来支持这个以工会为基础建立政党的新运动。这个在后来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行动是各个社会主义组织人员和机构的广泛改变及政策的变革的一部分。当这些社会主义组织各自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政治行动问题时，就在进行着这种变革。
在1886年至1887年期间，“社会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政党来说基本上仍然以宣传作为它主要的工作。当然，失业工人问题是一个例外。在这个问题上，“社会民主同盟”曾经在伦敦和各省组织游行，派代表向议员和“济贫委员”请愿，并且在《正义报》上为之大肆宣传。《正义报》在《劳工札记》标题下每周特辟专栏报导工会活动消息。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同盟”作为一个政党在支持它的工人盟员进行多种多样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是少得可怜的。这种弱点产生的原因可能要直接追溯到海德门的影响和他对工人阶级面对的日常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隐藏在这种弱点后面的思想是：革命会通过资本主义的崩溃而自行到来；一个社会主义组织的任务是促使人们改变思想，而不是领导他们展开行动。汤姆·曼恩后来回忆说：1886年当他在巴特西亚地方支部提出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时，约翰·伯恩斯立刻对他的建议表示不赞成。“他说：尽管社会民主同盟的局部止痛性质的建议中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但争取这种枝节性改革的时期早已过去。他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穷途末路；我们的责任是准备夺取全部生产资料，同时把所有的资本家都消灭干净。”在另一位发言人发表了一篇甚至更“革命”的演说以后，伯恩斯的观点就在雷动的欢声中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10]
当“社会民主同盟”无法取得进展并失去曼恩等工人阶级杰出领袖的支持的同时，“社会主义联盟”也因为在政策问题上发生内部冲突而陷入四分五裂状态。这些冲突主要是集中在争取当前的改革还是进行革命、进行议会斗争还是不进行议会斗争等老问题上。在1886年，摩里斯仍然以鄙视的眼光看待议会活动和那些“一有机会就和某些直接的敌人结成同盟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以为可以用诱说或恫吓的方法使这些敌人来做社会主义者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工作”。（摩里斯著《1886年的政治展望》。）
这时，摩里斯在对待改革的态度上正在摸索前进，逐渐接近并且最后终于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年，他表示：如果其他的人争取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法案等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社会主义者不能加以反对，虽然他们可以指出这种法案对人民好处很少；如果人们可以联合起来使这种法案得到通过，“他们也就可以联合起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把雇主们一脚踢开，为自己生产商品……社会主义者绝对不能公然和反动派一起反对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措施。如果他们反对，群众会认为他们不是自痴就是无赖，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见18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联盟”克勒肯维尔支部机关报《劳工之页》，转引自霍勃斯邦著《工人的转折点》，第53—54页。）
“社会主义联盟”的某些成员正热烈地转向恩格斯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建立独立的政党的思想，其中有工会活动家J.L.马洪和托马斯·宾宁。这两个人和A．K．唐纳德在1886年“社会主义联盟”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工作中起了领导作用。翌年，在诺森伯兰矿工罢工期间，他们和“社会民主同盟”的成员共同在诺森伯兰建立了“北英格兰社会主义同盟”。这个同盟在最强大的时候曾经拥有24个支部。但这个新同盟并没有得到巩固的发展，罢工解决以后不久就消失了。但是它说明“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民主同盟”中最优秀的成员方面有一种健康的愿望，他们希望摆脱伦敦发生的争执和海德门式革命理论所造成的沉郁气氛，在工人的日常斗争中同工人形成真正的联系。“北英格兰社会主义同盟”曾公开宣布它的目标是：争取建立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工党，通过努力把社会主义者选举到议会和其他公共团体中去的办法来取得政权，并且支持工会运动、合作运动以及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劳工结盟。
这个纲领的拟订使“社会主义联盟”陷入一次五大的内部冲突。摩里斯本人虽然支持给予工会运动和合作运动以帮助的思想，但却强烈地反对把社会主义者选入议会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在1887年“社会主义联盟”举行的年会上，支持进行议会斗争的人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击败。1888年，他们遭到另一次失败并受到大会正式的反对，从此以后，这个集团就从“社会主义联盟”中消失了。有艾琳诺娜·马克思和爱德华·埃夫林参加的布鲁姆斯柏雷支部被“社会主义联盟”开除了，这个团体以“布鲁姆斯柏雷社会主义协会”的形式继续进行活动。同时，马洪派和过去的“劳动解放同盟”残存的盟员也退出了“社会主义联盟”，另行成立了“劳工联合会”。这个“劳工联合会”始终只是霍克斯顿地方上的一个工人俱乐部，没有得到任何更大的发展。
同时，在1886年和1887年期间，费边社的立场也明确起来。它采取了通过议会斗争争取眼前改革的政策。但是在建立新政党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的意见。以韦伯为首的多数派赞成把社会改良和公有制——国家和市的公有制——思想“渗透”到自由党人中去。这种政策的产生是由于费边社大部分成员出身于中等阶级，和自由党人有着密切的个人联系，并且都居住在伦敦。譬如在伦敦，悉尼·韦伯在自由党人和激进主义者共同进行的争取市政改革的巨大运动中占据着领导地位，这次运动的结果使这个联盟在1888年创立的伦敦市议会中获得了多数。但在不存在这种条件的外省，和自由党实行联盟和“渗透”的战术就没有这样的吸引力。
这时，日益增加的征象表明，重点正在从社会主义组织转移到更广泛的、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方面去。社会主义者促进了劳工运动活动的发展和觉悟的提高。许多社会主义者作为个人来说都转而支持两种不同的然而互有关联的政策：扩大和加强工会运动，和在广泛进行迫切的改革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钱皮恩当时已经取得“劳工选举协会”伦敦地区的领导权，他在某些最优秀的青年社会主义工作者的支持下沿着这两条路线向前推进。这些支持者中有曼恩（1886年钱皮恩曾经出版曼恩写的关于八小时工作制的小册子）、伯恩斯和从“社会主义联盟”中脱离出来的霍克斯顿的“议会主义者”小组。在1888年，钱皮恩开始出版《劳工选举人》。出版这个刊物的目的是想在工人阶级中造成广泛的、进步的影响：它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进行斗争，并且刊载了曼恩揭露卜内的诺威治化工厂的状况的文章。在伦敦以外的地区，劳工运动也开始露出了活跃的端倪。
诺森柏兰的矿工们在经济萧条、罢工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之下拒绝支付他们的自由党领袖伯特和范威克的议员薪俸。在苏格兰，詹姆斯·基尔·哈第——一个坚决的青年矿工，“埃尔郡矿工工会”和“苏格兰矿工联合会”的建立者——通过他自己的经验和亨利，乔治以及“社会民主同盟”的出版物认识到仅限于工会运动是不够的，他必须和他所在地区的传统的自由主义断绝关系。在1887年，他会见了伦敦的社会主义领袖，其中包括恩格斯，创办了《矿工》月刊，并且把新的思想第一次带进“全国职工大会”——他攻击议会委员会书记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在一次补缺选举中支持一名“吮引工人血汗”的雇主充当自由党的候选人。第二年春天，他在密德拉纳克一次补缺选举中担任了矿工的候选人。哈第在“劳工选举协会”支持之下申请提名为自由党候选人；他在这个阶段采取的纲领和一些激进派议员的纲领区别甚微，在他的传单上有一句口号是：“投哈第一票就等于投格莱斯顿一票”。但他坚持矿工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使他和自由党发生了冲突。自由党人挑选了一位伦敦律师为他们的候选人。他们建议在下次选举中提名哈第充当另一选区的候选人，如果哈第被选入议会，每年还给他300英镑的津贴。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收买哈第，使他不要参加竞选。但是他们的企图并没有成功。
当哈第拒绝这个建议以后，“劳工选举协会”的全国领导机构就放弃了对他的支持，结果他只能得到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的支持。为他竞选的人中间主要有钱皮恩、马洪、曼恩、默多克（小佃农的领袖）、肯宁汉—格拉姆和迈克尔·达维特的少数朋友。这次补缺选举的真实历史意义在于：尽管哈第在数千票中仅得到几百票，尽管他的纲领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并无显著区别，但是他对工人阶级代表权的坚持空前第一次表明和自由党的机构在组织上脱离关系是可能的。
不久以后，苏格兰工党创立起来了。这个党的主席是肯宁汉—格拉姆，副主席是G.B.克拉克博士（代表凯士纳斯的激进派议员）和约翰·福格逊（达维特的支持者），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肯·马克斯威尔（亨利·乔治在苏格兰的支持者），书记是基尔·哈第。“苏格兰土地与劳动联盟”（它的领导人是现已重新参加“社会民主同盟”的马洪）和这个新的组织合而为一。因此，可以看出，苏格兰工党代表着各种进步的、社会主义的倾向。它并没有宣布社会主义的目标：它的纲领是争取政治和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实行法定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不仅在英国，而且在好几个欧洲国家，这种改革正在成为团结富有战斗性的工会运动者和非宗派的社会主义者的焦点。无论这个新的政党有什么弱点，它的力量的源泉在于它对工人阶级政治上的独立性的强调，在于它是从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经验中成长起来的。当时最引人注目的迹象之一就是：自由党的工人阶级群众中最活跃的分子开始和上层和中等阶级的成员脱离关系，尽管自由党领导机构对他们提出了无数次劝告，进行了各种宣传想使他们改变主意。这个争取政治独立的运动和继之而来的热火朝天的群众性的工会运动的新阶段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它对于正在进入它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狂风暴雨的一个时期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1] 这里指的是1867年英国议会通过的选举改革法案。按照这个法案规定，在伯爵领地，选民财产资格山15镑降到12镑；在城市中，一切房东和租房人以及后作一年以上，纳付租金不少于10镑的房客都获得了投票权。——译者
[2] 25年以后，在1911年，同一地区内的40，000，000人口中只有7，200，000人有选举权（1955年，51，000，000人口中选民有34，000，000多万）。
[3] 英国议会所在地。——译者
[4]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是第一国际常务理事会理事。这个现事会常常在克勒肯威尔·格林路37号“激进俱乐部”（现在是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开会。莫特斯赫德是这个俱乐部的书记。
[5] 指狄斯累利，意思是糊涂蛋。此处有双关的意义。——译者
[6] 德国从1869年起就存在着一个社会民主工人党，这时由于它所进行的争取工人阶级权利和反对帝国总理俾斯麦的斗争而在整个欧洲博得好评。
[7] 巴涅尔是当时英国议会内爱尔兰民族主义占的领袖。——译者
[8] 蓓尔美尔大街是伦敦有钱人士的俱乐部集中区。——译者
[9] 伦敦东区是工人等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西区是富豪和商业集中区。——译者
[10] 但是三年以后，伯恩斯本人在为争取实现工人实际而迫切的生活要求而举行的伦敦码头大罢工中起了领导作用。这个例子说明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如何不断冲海德门等徒劳无益地力图建立的障碍。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