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英国工人运动史（1770-1920）》（1956年）
第四章 帝国主义时代
1．帝国全义的过渡时期
十九世纪最后的25年和二十世纪初期，在英国的历史和工人运动史上是一个分界线。的确，这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规模宏大并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与工业革命时期相比拟，但是它们的性质却又完全不同。在早期，年轻和生气蓬勃的工业资本主义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发展，它不但影响了生产技术，而且影响了社会关系、阶级构成以及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因而除非使生产关系，亦即除非使全部社会关系革命化，便不能生存下去”，1848年《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宣布的。“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9页。）
而在我们将要谈到的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正趋于成熟，同时也露出了逼近衰微的征象。形成本世纪初国内发展背景的英国世界工业垄断地位，现在就要结束了，并且正在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垄断和势力范围所代替。在国内也是一样，工业的结构，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随着大托拉斯、大联合企业和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资本的出现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二十世纪中叶所看到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种错综交织互相紧密联系的发展中形成的。随着大规模工业进一步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力量都比过去壮大了，它现在又开始转向群众性的工会和政治活动，期望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同时，正如帝国主义暂时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一样，它也延长了与资本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工人贵族”的寿命。如果不把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的因素考虑在内，要想正确地了解这个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思想的演变是不可能的。本章将讨论这个新阶段的某些主要特征和它们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作为对本书第二部分所讲述的这一时期（1875—1920年）的一个前言。
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英国的绝对经济优势结束了，并且在世界市场中开始日益受到威胁。世界经济在许多国家同时发生的技术迅速改进的基础上，开始具备了二十世纪的雏形，同时把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推入资本主义的竞争轨道。当代的人虽然不能了解这些新因素的性质和结果，也看出了它们活动速度和范围，并对他们所看见的景象感到迷惑和惊异。当代的一个美国经济学家D．A．威尔斯在他所著的《近代的经济演变》（1890年）的序言中对新形势的主要面貌总结得很好。他说，在上一世纪最后25年中的经济变化，“无疑的比过去世界历史上任何时代的经济变化都更重要和复杂。在这样一段短短的时间中有这样规模的经济扩张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可是这种经济扩张带来了不断的动荡和不协调：价格下降了，利润和利润率跌落了，新发明破坏了资本，你死我活的竞争，国际上的冲突和工潮。”威尔斯说，从这些变化中，可能会产生进一步的动乱，许多人认为这种动乱将“充满了威胁”，将危及“目前整个的社会组织，甚至文化本身的传播”。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统治世界的胜利，将导致使资本家感到沮丧的发展。
在1873—1896年间，英国工业尖锐地面对它在世界市场垄断地位结束的后果。德国和美国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奠定它们的重工业基础，并使它们国家全部工业化了，其他国家在较小的程度上作同样的努力。所有大的工业生产国家都在向外找寻出路，以维持国内市场的价格，并尽力从它们经营的巨大投资中榨取利润。现在英国工业在国外市场上体验到了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外市场一向是它独占的领域，甚至是它国内市场的一部分。
价格趋向下跌，市场上充斥的商品达到了饱和点，利润小了。严重的危机发生了，尤其是重工业和出口业。不景气时期愈来愈长，愈来愈严重，而繁荣时期愈来愈短，并且不能像前一时期那样令人满意了。商人们模模糊糊地感到一种新的变化在酝酿中，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抱怨，这个时期才获得了“大萧条”的这个称号。他们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自然只得服从这个体系的冲击，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例如降低价格，减低生产成本，削减工资和加强竞争，只能使他们所恐惧的结果更加迅速的到来。
英国经济的一个部门经验到了一次真正的长期的不景气，而且它永远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这就是英国在世界上最资本主义化的农业，经过了25年的繁荣和扩张，遇到了来自新兴农业地区的猛烈竞争。铁路和轮船的廉价运输，使得某些农产品生产成本低的国家，主要是美洲、澳洲和新西兰，把大量的农产品送到了英国农人的大门口。由于其他利益的考虑而不得不维持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英国无法防止国内粮价暴跌的后果。农村收入和地租下降了，于是大批农业工人流入城市。从此以后，英国的粮食供应渐渐需要仰给于国外，同时由于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肉类和奶类也须要从外国输入。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的财富和势力进一步被削弱了。
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现在进入了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阶段”。在十九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达到顶点的最高阶段。当时垄断组织还只有一点不甚明显的萌芽”。1873年危机之后，是卡特尔广泛发展的时期，但是卡特尔当时还只是一种例外。在十九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时，“卡特尔已经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一种基础。资本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4页。）
应当记住，列宁为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所作的分析和所下的定义是一般性的，是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讲的，而不是专指英国的资本主义。列宁在对帝国主义下定义之前就申明过，他所下的这些定义“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现象的全部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8页。）因此下面列宁为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的五个特点，当然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用来解释英国帝国主义的特别情形。
列宁的定义列举了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
“1．生产和资本的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垄断组织；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而为一，在这个‘财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
“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8—259页。）
这里要注意的是，上述五个特点中的前面三个与后面两个不同，前三个特点讲的是各大国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迫使它们向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侵略或政治征服，也就是最后两个特点的内容。后面两点适用于一切情况。因此，在评价英国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它的世界地位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前三个特点。
当这三个特点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发展中变得日益明显的时候，与其他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特别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最初阶段，以第三个特点为最突出——即资本输出的日益重要性。
这是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强国发展的结果。在1914年以前，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有无可匹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统治的地位。它得到这个地位是由于较早的工业化，它的海军优势，十七和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商业时期形成的庞大的殖民帝国的地位，以及它在伦敦市设立的无可比拟的国际银行金融机构。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是最大的、独一无二的买主，它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意味着英国的资产阶级具有巨大的资本储备，可以在国内和海外任意使用。他们每年从国内和殖民地的工人农民身上榨取了大量的金钱。
在大萧条时期里，英国抛弃它在商业中和事老的身份，加紧帝国主义掠夺和攫取海外投资新市场，企图以此来解决它的经济危机。
英国对它的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进一步的榨取；新领土如埃及和南非洲的获得，以及新取得的势力范围，例如在中国，加上集中的金融力量：使得英国能从它在世界贸易的地位中压榨到巨大的利益。奉行这种政策的结果，英国控制了原料和粮食供应的宝贵来源，为它的工业生产品取得了独占或优惠市场。增加国内投资，固然会增加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但同时也会减低利润率和进一步使市场商品充斥。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增加国内投资：因为这与维持资本主义和统治阶级的势力是不相容的。帝国主义是英国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帝国主义引起新的可怕的巨大难题，但它也消弭某些其他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英国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一个条件。从90年代后期起，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的倾向已很明显并收到了效果。1914年世界大战前10年中—这段时期有时被称为是英国资本主义的“回光反照”时期—曾几度出现繁荣景象，使得颓丧的资本家们又恢复了信心。
我们已经看到，英国资本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所占有的优越条件，是英国国内（殖民地当然不在此列）经济和政治发展中具有显著“自由”特征的原因，这是和欧洲大陆或美国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所不同的。
英国的世界地位和巨大的财富，使它有可能执行灵活和让步的政策，而放弃过去危险而且也是费钱的露骨的镇压政策—虽然，我们以后看到镇压并没有完全停止。英国帝国主义初期的优越条件和顺利发展，也使得英国在它丧失了绝对的商业霸权很久以后，甚至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了保护关税之后，仍然保持了自由贸易政策。大量的进出口贸易、海上运输、国际金融和保险事业，以及从这些事业中取得的大量利息、股息、利润和佣金，使得英国资本家不得不维持自由贸易——当然，这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英国资本家必须在国际银行业、投资和贸易上，能够基本上保持领导地位。的确，从80年代起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就有分歧，可是他们之中比较有势力的人士在1914—1918年大战结束之后还认为采取关税政策将得不偿失。直到二十世纪20年代，这个外表上的“自由”政策才被毅然绝然地放弃。
可是“回光反照”的繁荣已从根本上被动摇了。二十世纪第一个10年中就发生了两次商业萧条，当大战爆发以后又呈现出另一次更严重的危机的征象。国家经济现在依赖殖民地已经到了不健康的程度。从70年代中期由于不断再投资的资金积累而成长起来的海外投资，现在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展着，这也就是这个时期中能够出现普遍繁荣的原因。到了1914年，英国的资本家握有40亿镑的海外资产，每年平均能有2亿镑的收入。可是另一方面，与英国人民的生活福利密切相关的基本工业却遭到忽视。许多经济部门处于寄生或奄奄一息的状态，虽然其他部门仍在迅速发展着。
此外，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已经完毕。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和军备竞赛预示世界再分割的开始。帝国主义的代价是陆海军费日益增加的重担，实际工资水平的停滞，以及世界大战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
我们再看一看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定义的前两个特点——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成长—就可以看出，与德国和美国（列宁经常拿这两个国家的情况做他的例子）相比，英国在这两方面的经济发展是显然“落后”的。根据手头的资料来看，当时英国虽然某些企业很集中，并且采取了限价的措施，竞争状态却继续盛行于大多数其他企业中。这种在发展上的“落后”情况主要是由前面所提到的英国经济发展中的那些特点促成的：即英国在工业化上的优先地位，和它在金融和商业领域中的国际领导地位。
大部分的英国工业历史都很悠久，这是妨碍集中的一个因素。英国的工业是在技术因素造成高度集中和合并之前，在竞争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因此，在较老的企业部门中存在着许多小型或中型的厂商，大鱼吃小鱼的过程只是缓慢地进行着。这些厂商的领袖们保持着高度“个人主义”的思想。
所以，虽然纺织工业管理单位的平均规模正在变大，虽然十九世纪90年代中也出现了一些发展到最后阶段的大联合企业组织，但依然存在着广泛的竞争性。同样，钢铁业方面，虽然出现了几个强大的企业，但整个说来，它仍旧强烈地带着古老的标志。完善的大型工厂还是少数，限价也是不稳定的。煤矿工业继续保持古老的管理分散的特性，虽然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巨大的企业，但和德国的“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煤矿辛迪加”是不能相比的。而且英国的煤矿业也还没有显著地控制在钢铁生产者的手中。
英国经济由于需要向国外发展，才保留了自由贸易，但这意味着国内市场可能发生竞争，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将会阻碍或影响垄断的建立和价格协定。从国内资源取得主要原料的企业是不多的，同时有可能通过取得原料储备和设立像美孚石油公司那样的康采恩以建立垄断势力的只限于次要的企业。
英国许多工业产品出口的重要性也起了推迟企业集中的作用。这一部分是由于许多企业的出口贸易掌握在富商巨贾手中，而不是掌握在制造者手中。商人们喜欢与许多小厂商打交道，同时许多国外市场的专门性也阻碍把生产集中成少数几个制造标准产品的大型单位。
虽然由于这些或其他原因，英国的合并和垄断过程发展比较缓慢，但决不是完全没有。在某些企业部门里，早在1914年前就出现了垄断势力并迅速的发展着，主要是在某些新兴的或在技术上经过改造的企业中，如运输和公用事业，军火业，造船业，以及需要庞大资本的联合的重工业。在这个时期中，甚至当全部或部分实行垄断的条件还远没有成熟的时候，大规模的企业就出现了。它们沿着新路线向前发展，并每每受德国和美国榜样的强烈影响；许多各不相同的部门，例如化学品、橡胶、烟草、可可、肥皂和电气材料制造业都是如此。许多企业实行了价格协定，在生产者之中划分市场，或进行密切合作外（但不真正进行合并），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在一个生产阶段获得成功以后，就会使其他竞争单位在另一阶段采取防守和进攻措施。另一方面，当一个垄断“集团”或“同盟”形成以后，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它就要设法使和它有交易关系的企业保持竞争，并竭力阻止它们组织起来。
此外，当垄断势力占据了某些重要经济部门以后，虽然其他部门继续保持竞争，关系也就不大了。小买卖人、分承包商，以及在伦敦和伯明翰这种大城市中接零活的人，常常只有名义上的独立。“存留下来的小手艺工匠、做零工的铅管匠或砖瓦匠、设菲尔德的磨刀工人或伯明翰的黄铜铸工、在自己家里做活的裁缝或家具制造工人，虽然人数很多，但他们愈来愈依附制造者的各大公司或承办商，这些承包商接他们的活并贷款给他们。”（霍布森著《近代资本主义的演变》〔1898年〕，第213页。）渐渐地，开酒馆的也“依附”酿酒商，零售商店“依附”小商品制造商了。在某些情况下，保持一群相互竞争的为自己图谋利润的小买卖对大资本是有利的，否则的话，这些利润将为小型厂商赚去用来发展和解放自己。
所以，英国垄断企业发展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1914年前，各大财团的确是朝着那列宁所说的“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发展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到处都成功的，同时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不如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在那些国家的经济中那样大。但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大地促进了这种发展的速度：战争对军火、装备和其他物品的无限要求，给大财团提供了用大规模生产方法从事“长距离赛跑”的巨大可能性；使他们通过合并和吸收较小的同行企业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机器制造业，就是这种大财团发展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这个企业的规模和重要性长期以来就在不断地增长。从1913到1921年，维克司公司的股份和借贷资本从950万镑升到3，100万镑，同时维克司集团的股本和借贷资本则从2，000万镑升到5，300万镑。1919年，某政府委员会开出的名单上就有93个卡特尔、辛迪加和联合组织，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声称各企业均有进行合并和联合以限制竞争的趋势。在大战后几年内，在铁路、煤、棉、汽车、粮食和纺织业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的显著例子。
技术和组织发展的步调和性质在各个企业中的差别很大，所以很难做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概括。但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机器技术在三个主要方面取得了日益增长的重要性：
第一，它渗透了那些范围广大的小规模和手工业的生产，例如制鞋、成衣、家具制造、书籍装订和印刷业。
第二，在较老的机器工业中，技术发展得相当慢，但仍向前发展。例如在铜器制造中采取了印压的方法，在铁器铸造中采用了机器模型：在这方面显著的特征是机械制造业发展的迅速，和纺织业发展的缓慢，而纺织业原是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
第三，在一系列的新兴企业中，机器技术无疑占着重要地位。由于这些工业是新建的，所以能够把科学更有系统地应用到生产上来：这些企业包括脚踏车、汽车、飞机、橡胶、化学品、电气及其设备、军火等生产，以及群众消费品如烟草、肥皂和纺线。恰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第三类中，垄断的发展最快。
——财政资本——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第二个特点也日益取得了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银行资本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控制了工业。自十九世纪早期以来，金融集中的情况一直在进行着，而国际金融资本集中在伦敦城的几个大银号如“巴林斯”或“罗斯柴耳德”手中的这个事实，决定了1914年前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
伦敦城[1]的主要活动是海外投资、短期贷款、政府贷款、铁路和公用事业的投资。英国工业本身的资金，至少在十九世纪后期以前，大多都不经过伦敦的金融和银行组织。主要都在这些工业巨头和他们的亲友之间解决。一直等到固定企业和设备、规模和复杂性发展到现有资金难以应付开销和交纳保险金时，才开始大规模无限制的接纳外资组织股份有限公司。
80年代和90年代以后，企业发展到了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伦敦城的金融家和保险人对这种发展所提供的营业机会，感到兴趣日益浓厚。另外，公司形态的组织特别适合企业的大规模和垄断性的发展，可被用来完成合并和集中。
这样，金融和企业巨头之间进一步混合，结果是增强了金融资本的力量。可是英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为缓慢。在1914年前，英国的企业家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向资本市场和银行要求经济援助。这个出现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新的重要特征，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危机的年代中才取得其统治地位。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各大国帝国主义发展的三个突出的特点正在英国发展着，虽然速度和别的国家不完全相同。但帝国主义的成长是一种影响全世界的现象：国际垄断的大联合企业和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已经完毕。
垄断统治发展得较快的国家，由于他们的性质，在争夺世界市场、殖民地和投资地区方面，与英国发生了日益尖锐的竞争和矛盾。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愈来愈难保持它的统治地位了，到了由于这种冲突而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终于超过了它，一跃而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
同时，帝国主义的成熟也带来了全世界被压迫国家的工人和农民的反抗，特别是在1905—1906年和1917—1921年，这些新运动给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鼓舞和无比巨大的力量。
2．帝国主义发展的社会影响
这个时期，这些正在发展的帝国主义特征愈来愈多地影响着英国内部的社会演变。在十九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抱着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和自由经营理想，并与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结成同盟的那个资产阶级阶层曾经承担了使英国变成一个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但现在它开始盛极而衰了。1832年以来的整个改革——选举权的扩大，贵族垄断文官、高等教育、军队和教会的结束，以及工人阶级中平时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分子对自由党人的资本主义正当性和必然性的基本思想的接受——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成功。但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力量使这种局面不过是昙花一现。大商贾和金融巨头正在社会上取得优势地位，那些不承认现实的资本家发觉自己日益陷于孤立的地位。
在政治方面，自由党分裂了，1914—1918年的大战加速了自由党的最后垮台，保守党慢慢地逐一把自由党集团吸收过来，而变成了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政党。统治阶级更换了。由旧贵族团体组成的保守党，在遭受了农业萧条的严重打击以后，联合了大商贾和金融巨头（因为他们和这些人比和工业和商业中等阶级有更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保守党人改变了战略，支持进一步扩大选举权，借助政治和帝国主义蛊惑宣传骗取了下中层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援。
他们发展了一套帝国主义的理论，企图以此来为他们侵占和渗入海外领土的行为进行辩护，和取得群众对这种政策的支持，因为海外领土现在已成了关系统治阶级生存的事。为了寻找根据，他们歪曲如达尔文学说等科学理论。篡改英国历史。歌曲作家、新闻记者、学者、教士、诗人参加了对帝国主义的讴歌。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把帝国主义宣传成是英国的一种新信仰。理想主义的言辞，诸如“白种人的责任”、“传布文明的使命”、“引导落后民族走向自治”等等不一而足。但也有比较坦白的供状，如在1895年约瑟夫·张伯伦就说，殖民地是“用英国人自己的钱”开发起来的“财产”。又如路加德勋爵在1893年说，“争夺非洲”是由于“日益增涨的商业竞争使得文明国家不得不侵占这块唯一剩下来的领土来从事企业投资和扩张”。
他们希望帝国主义的事业能通过为“过剩”人口提供“出路”，为固定就业提供市场一事来说服群众相信在开拓帝国的疆土一事上，他们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从而缓和阶级矛盾。赛西尔·罗德斯在1895年说，他在出席了伦敦东头失业工人的集会，听到了“等于是叫喊‘面包！面包！面包！’的愤怒发言”后，他比以往更相信帝国主义政策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帝国”，他说，“是一个关系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假使你想避免内战，你就要做一个帝国主义者。”
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帝国主义不论是作为一个经济政策，还是一个思想体系，都是英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影响了整个社会结构。工业资产阶级及其工人阶级同盟者在十九世纪中的传统政策，旧自由—激进派的反帝国主义思想并没有立即消灭，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力量而被迫采取守势。自由党人最后一次反对战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巨大运动发生在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期间，当时在“排外侵略主义者”的攻击下，好几个进步团体不得不团结起来进行自卫。
现在只有坚决和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能够进行这样一个斗争。这个新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从80年代就开始了，但直到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才出现反对战争和反帝国主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我们将在下面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完全摆脱帝国主义思想。独立工党的战士彼特·柯伦，在他于1900年第二国际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这种迷惑工人的宣传和如何予以抗击的情况：
“现在英国正在大力展开宣传，企图使工会运动者相信殖民政策对他们是有利的。说殖民政策创造了新市场，从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工资。但英国的工会运动者都没有被这些甜言蜜语所迷惑。他们回答道：只要英国还有儿童饿着肚子上学，还有工人衣衫褴褛流浪街头，顺困而死，英国工人就不会对把他们生产品输往殖民地感到兴趣。如果帝国主义者对英国现已变成一个领土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国而得意非凡，那末我要说，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对他们说太阳还从来没有升起来过呢。”（J．伦茨著《第二国际的兴衰》，第51页。）
这时候，在其他阶层的人民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些变化为帝国主义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是投资债券和股票的小食利者的人数的日益增多。这些“报纸金融栏的奴隶”（这时债券和股票的价格已成了报纸每日新闻的一个项目），把他们的利益与掌握国家实权的金融家和董事们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他们所买的多半都是海外投资的股票，这便使他们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命运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第二，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小企业主、分承包商、自由工人等已经失去或正在失去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趋附于大企业，并日益依赖统治着国家经济的大联合企业和大厂商。
第三，经济结构的日渐扩大和复杂化，大大增加了薪资阶层、专门职业者和办公职员的人数。他们如今形成我们一般称为“中等阶级”的大部分，虽然其中一部分只不过是“穿着黑礼服”的无产者罢了。工业、商业和金融事业要求日益增多的文书工作和日益复杂的组织。从数量上说，一支逐渐增大的职员、簿记员、小贩、代理商、经理和工头的队伍正在阶级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这里面也包括着数量在不断增加的妇女，特别是在低级职员和店员的阶层中。在这个阶层里，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有一双白洁的手和穿着白色的衬领就比干粗活的工人高一头，但也有许多人积极地参加工人运动。
最后，上述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构成、分布和人生观。同时机器化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团结和消灭了他们相互之间的隔阂。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工会会员的人数尚不足100万，及至这时期末竟增至800万人。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的规模日趋扩展，尤其是在正在发展的工业部门中，结果使数目愈来愈多的工人在一起工作—新兴的工厂雇用了数百甚至数千工人，这和在这个时期初大规模生产开始以后仍然残存在某些部门中的小作坊适成鲜明的对比。机器化的第二个结果，是企业组织的进一步合并，使工人的工作环境更加一律。
机器化“使生产过程具有一种集体的性质，一种半机器半人力的集体活动”。劳动中的分工发展到了“往日所未有过的错综混杂的程度”，而且日益要求工人的动作符合机器的节奏。这反映在资本日益成为一种团结和组织工人的力量上。（多布著《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年，第259页。）在许多工业部门中，需要经过长期学徒训练的全能技术工人的场合，愈来愈少了。工厂中正在出现一种后来被称为“半熟练”的工人，一种不同于受过全面训练的手艺工匠的机器操作者。这种新倾向渐使工人阶级中许多部门的工人在拔能、工资和立场上彼此趋向一致，虽然直到1914年以后，“工人贵族”们才完全体会到了机器化的作用。在这以前，工厂中“贵族”的老基础依然存在——那就是机器本身的不完善——虽然这个基础已受到了威胁和破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机器也须要新的技术。一般讲来，1914年前，工厂中所发生的情况是“减少了最低工资的工人，而增加了工资稍高的工人”（E.J.霍勃斯邦著《民主与工人运动》一书中《十九世纪的工人贵族》一章，1954年。）
制造业在继续扩张，虽然它雇用工人人数的增加不如运输、售卖、服务性行业和类似的各业那样快，所以大部分工人（这样的工人或许还要增多）并不在工厂里工作，而是仍然在工业化以前的状态下在小规模的作坊里工作。这种雇用情况至少一部分是由于薪资分配的不平均和英国帝国主义的寄生地位所引起的。
在工业中，以就业人员的数目来看，发展得最快的莫过于开矿、建筑、机器制造和造船业。矿业和建筑业技术改进相当缓慢，同时生产量的增加和劳动力的变化成正比例。人员增加得最惊人的要算机器制造、造船业和成品加工（尽管在这些部门中技术改进也很显著），并且在“大萧条”结束之后，它们一再得到繁荣。在另一面，钢铁工业工人的增加比全部人口增长的比例还要小。
除了制造业而外，运输部门—包括铁路、码头搬运、市内运输、航运—的雇用人员增加得非常迅速。在伦敦和其他的大港口和城市中，有一大群非熟练的和临时雇用的工人，他们都是从农业中招来的。十九世纪中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几占全国人口的14，等到这世纪末竟不到1/10了。
这个时期内，工人阶级大约可分成三类：现在我们概括地谈一下，由于上述的巨大发展在这三类工人内部所引起的变化。
首先是上层的“工人贵族”，他们约占全部工人人数的15％，他们的工资比较高，职业稳定。从40年代到80年代，参加工会的差不多都是这些工人。
第二类工人人数很多，差不多占工人阶级的半数，他们是普通的熟练工人，工资较高的劳工，以及随同机器化在日益增加的半熟练工人。
第三类是各行各业里的所谓“不熟练”工人和“卖力气活”的工人。这个时期历史的特征是工会组织在第三类工人中戏剧性的飞跃发展（这种发展后来扩大到第二类和第一类工人），和这个富于战斗性的“新工会主义”与手艺技术工人的保守的“旧工会主义”之间在思想、目的和组织方面的矛盾。
从1840年以来，工人贵族这个阶层添加了生力军，原因是新崛起的行业带来了大批熟练工人，例如机器制造业、建筑业和印刷业。同时，从80年代起，纺织业女工人数的增加使高度技术性的男工人有了更为突出和优越的地位。在这世纪的下半期，工业重心从工业革命前的老式手艺行业转到了金属工业，其次是棉纺业。1906年的工资情况调查（此次调查不包括煤矿业）表明工人贵族最多（占20％或更多些）的企业是：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和锅炉制造业、造船业、各种金属工业、棉纺业、建筑业、细木工制作业、印刷及针织业。
这些工人的社会观点是非常保守的，结果他们的工会当然也是如此。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十分敏感，并一心希望通过谨慎的政策和声望来保持他们似乎在70年代从雇主那里争得的地位。“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总书记罗伯特·奈特会生动地说明了他们的看法。奈特在90年代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说，他的工会会员与泰赛德工会会员在利益上不应该彼此有任何分歧，“我们一定要使壮工循规蹈矩……铁甲工人是技匠，打下手的自然应当听技匠的指挥。”他同意铁甲工匠对做辅助工序的工人的地位有几分雇主的味道，他认为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也有类似熟练工人与雇主之间的那种利益矛盾。因此，从未有过不做过几年学徒的工人请求加入为该工会会员的。奈特还讲，“我认为人应当各安本分，一个阶级的人不应跑到另一个阶级里去。”（E.J.霍勃斯邦著《工人的转折点》，1948年，第4—5页。）
我再举一个棉纺业中的例子，以进一步说明工人贵族与其他工人的关系。詹姆斯·莫德司雷也是一个顽固的旧派工人，同时是政治上的保皇党人。他对委员会说，一个纺织工人至少要带3个学徒工，但其中只有一个能成为纺织工人。
“雇主有充裕的选择余地，他们可以挑选能力最优秀的来做纺织工。其余的，即能力稍差的，很多都改行干别的去了，有的去干翻砂工，有的去作叫卖小贩，有的去做搬运工人，有的则当了煤矿工人—在其他行业中也是如此。有一部分学徒工一辈子都作学徒工，只在纺织工生病的时候才临时代替他一下。”（同前书，第5—6页。）
因此，由于工人贵族的特殊地位和他们所怀的希望，他们热中于阶级合作的思想。兰开夏的棉纺工人和特赛德造船工人都在各自的企业中进行投资，他们的工会也是如此。廉价的“利润分沾”的策略，通过房屋协会购买房屋的办法，以及通过教育和报纸对接受至少是一部分帝国主义好处的大力宣传，凡此种种都助长了工人贵族那些早已经有的思想。
“经济萧条”对工人贵族发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它给许多企业部门带来了广泛的失业，增加了就业的不稳定性。而雇主们立即利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有计划的延长工时和加紧剥削。
奈特在1886年的《锅炉制造工人年会报告》中写道：
“在每个造船港口都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失业工人找不到工作。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所忍受的艰苦贫穷是不堪想象的。疾病流行，同时，数百张饥饿瘦削的脸显示出他们的痛苦和辛酸，这是任何乐观的人都无法否认和缩小的。”（韦伯夫妇著《工会史》，1920年版，第378页。）
同年，莫德司雷在巴黎的“国际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称：
“工资下降了，失业人数很大……每天都有亚麻厂在倒闭……整个建筑业的景况都不佳……铸铁厂困难重重，1／5的造船工人无工可做……不景气影响了无数的主要企业，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同前书，第379页。）
“全国店员工会”的R．戴维斯于90年代早期在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的证词中，生动地叙述了工人在与雇主交涉中被削弱的地位。
“店员及其他企业的工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常常有工人于失业一星期或两星期后，为了供给他妻子儿女一家人的面包和黄油，愿意在任何条件下接受工作。”
由于市面一再萧条，工人遭受失业，各工会在失业津贴的沉重负担下均摇摇欲坠，甚而至于瓦解。例如在1879年经济不景气的风浪中，“混合机器工人协会”的会员失业人数为13.3％；“伦敦排字工人工会”为14.3％；“翻砂工人协会”达22.3％；“锅炉和轮船制造协会”为20.4％。
但在另一面，十九世纪最后数十年中物价不断降低，给能设法继续保持就业的工人带来了实际利益。加之，从1840年以来巨大的工资差一直保持到1914年世界大战，因此一个赚40先令的工人，在每次降低生产成本后比一个赚20先令的工人能多获2倍以上的利益。但只有工人阶级的上层才能享有如表、家具、书籍和自行车这种落价最多的机器制造的半奢侈品。
这就是“旧工会主义”在经济大萧条之后还能继续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经济萧条使这些旧工会捉襟见肘，暴露出它的理论不足以作这个历史新时代中整个工人阶级的指南。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帝国主义的发展为英国资本主义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利润，从而延长了产生工人贵族的条件。像机器制造业和造船业一再得到发展，上层阶级的兴隆富裕维持了小规模服务性企业的成长。一直到大战以后，这个时期内出现的趋势才使工人贵族最后垮台。
但是在这之前，这些动摇工人贵族的势力和社会地位的趋势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十九世纪中叶工人贵族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它仅次于雇主的、而与店主、小作坊主和工头等平行的牢靠地位。这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继续保持自由激进派观点，和不能组成一个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原因。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管理人员和“白领”职员阶层开始扩大，而且慢慢与体力劳动者区别开来，他们代替了工人贵族所享有的特权地位。这是使熟练工人转向独立工人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有熟练技术的工人贵族和其余工人阶级的关系也在变化之中。从70年代以后，分合同（就是一个熟练工人承担一宗活以后，再把工作分配给他的助手，助手的工资由他去付）制度开始衰落。很容易瞧得出来，这种制度的衰亡如何削弱了工人贵族与雇主间的联系。继之而起的是计件制度，它虽然也维持着工资的差别，但它打倒了以前那种几乎是阶级的障碍。自动机器的采用也增加了半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同时也破坏了熟练技术工人的特殊地位。
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内，上述的普遍的技术改革和人力分配降低了旧工人贵族在整个工人阶级内的重要性。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在工人贵族较少的企业中（例如矿业、运输业、服装和制鞋业、化学品业、公用事业、食品业、饮料和烟草业）、在半技术性企业中（如正在发展中的密德兰机器制造厂），以及在像电机和机器模型铸造业这种新的企业中，工人的人数都增加了。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工人阶级中的后两个阶层。
除工人贵族之外，就是包括工人阶级半数的广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普通的熟练工人，工人贵族很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用“宝石工人协会”书记H.阿兰在对“老年贫民皇家调查委员会”作证时的话来说——“虽然诚实，有向上心，但由于缺乏教育，或由于缺少毅力和魄力”，是不能和“第一级的工人”同日而语的。这个中间阶层也包括机械化企业中日益增长的半熟练工人和工资较高的工人（即那些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非技术企业中的有特殊技能的工人）。这个中间阶层与工人贵族之间的区别在逐渐缩小，因为这一部分工人也在较小的程度上享受到了这世纪末物价下降的好处。事实上，这个时期总的趋势之一，就是出现了一个扩大的混合的工人贵族阶层，它包括了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上半部分的工人。工人阶级其余的部分，约为40％，系“非熟练工人”，包括码头工人、煤气伙夫、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路工人、造船工人和普通的壮工，以及大部分的矿工。在“混合”工会的全盛时期，大家认为在大部分这些企业部门中工会组织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但是事实上，许多企业中的广大工人群众渐渐有了共同一致的利益，特别是在矿业、铁路、码头和煤气各业。所以在80年代后期，一旦出现了工会组织之后，立刻就迅速蔓延起来。这世纪的下半时中，这些主要企业部门不断地从乡间招募新工人，他们（其他部门这个阶层的工人也是一样）失业和就业不稳定的情况甚至比在技术企业中尤为严重。他们又没有互助金可拿，一旦失去工作，就只有典当、借债、指望慈善舍施和行乞一道了。据估计这部分工人2／3在老年时流浪街头。我们有绝对可靠的关于当时情况的材料，证明工人阶级约有40％生活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查尔斯·布思，在80年末和90年代初对伦敦作了大规模调查后结论说，伦敦约有1／3的人口在艰难与贫困线上挣扎，在该市的各大区域内几乎有2/3的人口属于这一类。自由党领袖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在1903年评论说“约有30％的人口吃不饱，处于饥饿的边缘……生活在长期贫穷的铁掌之中。”经济学家里欧·吉柴·马尼爵士在他于1905年出版的《富与贫》一书中会说到：“多数人一贫如洗，少数人纸醉金迷”，这“从两端腐蚀我们的国民生活”，“在一端有1，300万人陷于饥饿的边缘，并由于生活穷困和无人照顾，造成了他们在道德上的堕落。”政府的调查报告里也显露出同样一幅图画，二十世纪初大家所熟知的“血汗制度”证明工业主义最坏的恶果仍然存在于大城市的小街背巷中。
这部分工人在富于战斗性的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下所作的有力反抗，以及他们在80年代后期所组织起来的“新”工会，在工人运动史上标志着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他们发展新会员和坚持斗争的决心也感染了现在壮大起来的老工会。从此以后工会运动不是几万、几十万，而是几百万人的事了。而且不久，工会运动作为一个主要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旧”工会主义者的基础仍然很强大，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又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命。数十年来，他们一直垄断着工会运动，几十年来丰富的组织经验使他们能够在斗争中取得胜利，坚持他们的政策，而他们的政策是以打入中等阶级，宁愿妥协不愿斗争和相信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当此工人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发展的时候，这派工会领袖不仅控制着扩大了的工人阶级上层部分，也影响了新组织起来的非熟练工人。雇主们立刻乘机利用了这种倾向。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直接腐化堕落的例子[2]。但对工人运动来说，更其严重的是工人接受了统治阶级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这是这一阶层的工人在帝国主义时代的特点。
“有了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因为这个利润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自然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上层工人贵族。‘先进’国家的资本家，就是这样千方百计地、直接和间接地、公开与秘密地收买他们。
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的、资产阶级化的工人或‘工人贵族’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而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理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5—186页。）
有眼光的雇主看到在劳资关系中，在驯服的工会领袖控制下的工会是很有用的工具。例如由大承包商组成的“全国建筑包工者协会”的书记诺克斯就对“皇家劳工调查委员会”说，劳资双方争端的减少当归因于工人和雇主都有较好的组织的这一事实。他认为“与工会代表安排事宜比不分皂白地与一群工人商量来得容易。”
“与工会代表安排事宜”的倾向与全薪的工会专职干部人数的增加同时发展着，在1850年尚未出现的专职工会干部到1892年已发展到600或700人，而且在继续增加。这些在思想上已经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工会干部渐渐地变成了一种专门职业者。他们关心的只是本企业中的技术性和眼前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方针。这种思想的一个极端例子，就是棉纺业的许多工会干部在高薪聘请之下，常常愿意到雇主所组织的俱乐部里去当干部。
“不问他们是为雇主还是为工人服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使集体协定在工厂与工厂之间取得一致。有人说这个工作和评价人或会计员的工作一样，完全与个人的思想与信仰无关，他可以忠于任何一方。工人们对这个很有意见，在某些企业中工人提出，这些工会干部‘完全听雇主的话’”。（韦伯夫妇著《工会史》第9章，第479页。）
一个“富有思想的技术工匠”曾经对工会干部所受的这种影响和他们以后的蜕化作了很好的描述：
“以前手艺工匠所过的穷困和奴役生活的生动情景，渐渐地在他们脑海中变得谈薄了。他们开始渐渐认为所有工人们的抱怨都是荒谬和不合情理的。随着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可能发生更加叫人气愤的变化。今天大工会里的专职干部都受中等阶级的包围和阿谀。他们邀请他们登门赴宴，于是他们就会羡慕雇主们精致的住宅，美丽的地毯，安适而奢侈的生活。慢慢地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觉得自己与工会会员们格格不入了。……他把这种隔阂归之于不满分子的影响，或是归之于年轻工人的激烈思想。而年轻的工人则认为他们高傲、‘自大’，过分谨慎，甚至对工会事务感觉迟钝。”（同前书，第469—471页。）
当这些工会干部“感觉自己与他们工会会员格格不入”的同时，资本家圈子里也流行着一种强烈的看法，尤其是在自由党人中，他们主张接纳和利用这些工会干部。1886年两名工会运动者，“矿工工会”的托马斯·伯特和“石工工会”的布罗德赫斯特被任命为自由党内阁的次长，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个有力的证明。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1871年机器工人“九小时运动”的领袖约翰·伯纳特。1886年他在商业部新设立的劳动局中做了官。
“他原是‘九小时罢工’中的一个富于斗争性的铁匠，当时既无组织又无经费，但伯纳特发动了男女工人向强大的英国兵工厂阿姆斯特朗挑战。可是他后来竟做了给格莱斯顿和自由党竞选运动的宣传员，并对工会设置互助金一事表示遗憾，说‘这是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他还极力主张劳资双方在‘谈判桌’上解决彼此的争端，认为劳资双方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他肯在商业部自由党部长下面任职，和他过去的行径是并不矛盾的。”（J．B．杰弗里斯著《机器工人》，1946年，第110—111页。）
[3]
同时，两大统治阶级的政党都想用小小的改革来收买工人阶级，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或者至少使他们不致反对政府。创立这种“赎买”（驯服工人阶级的代价）学说的是激进帝国主义工业家约瑟夫·张伯伦。他甚至盗用了社会主义的名义，说：“社会用来履行它的责任的每一项善意的法令都是社会主义，而且并不因为是政府颁布的法令而有所减色。”自由党领袖劳合乔治在1914年大战前工会运动如火如荼的期间，把这种伎俩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更为成功。
因此，这个时期是一个充满了复杂而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对工人阶级具有重大的意义。在70和80年代里，英国的庞大和日益扩展的经济在激烈竞争的冲击下受到了震动，但继之而来的代替了工业能断的帝国主义垄断暂时稳定了英国的资本主义。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而重新调整的负担落到了工人的身上。问题搁置起来了，而没有解决。这个以“经济萧条”开始的时代，结果以世界大战的屠杀和战争年代中第一个毁灭性的经济危机而告终。可是，当旧社会在经受改变，在被它自己的矛盾弄得千疮百孔时，工人阶级却变得比以前更集中和更团结了，也更壮大更有觉悟了。这种发展当然势必要引起与那些以传播和培养资本主义思想为其政策的一小撮有势力的工人贵族的冲突。尽管有统治阶级的威吓和谄媚，尽管有帝国主义的蛊惑宣传，尽管老工会领袖迟钝甚至堕落腐化，可是当英国工人阶级由争取独立的时代进入夺取政权的时代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和斗争性还是在工人队伍中成长起来了。
[1] 伦敦城 （City of London ）是最早的伦敦，在现伦敦市的中心，方圆不过一、二平方哩，大银行均集中于此。—译注
[2] 例如1889年，《劳工选举者》报纸揭露，“职工大会”及其议会委员会的书记亨利·布罗德赫斯特曾支援了自由党候选人约翰·卜内（“卜内门公司”的领导人之一，该公司后为庞大的“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一个构成部分）。不久之后，卜内就把他的十五份“普通股票”转让给布罗德赫斯特，股份的利息是49%。
[3] 在这时候，同样的趋势席卷了全欧洲：德国的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中攻击马克思主义，法国的米勒兰和饶莱士主张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的政府，俄国出现了主张让自由党人去搞政治的“经济主义”。这些全都发生在1898—1900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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