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二章 黑奴贸易的发展
黑奴是“西方世界的力量和肌肉”。[1]实行黑奴制，就需要进行黑奴买卖。因此，维护和促进对非洲的奴隶贸易对于王国及其所属种植园“自始至终是十分重要的”。[2]在1783年以前，这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1562年，约翰·霍金斯爵士开创了英国的贩奴探险活动。这次探险和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许多其他冒险一样，也是一次海盗式的探险。因为它冒犯了1493年教皇所作的许诺葡萄牙独占非洲的裁决。英国获得的奴隶最初都转卖给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人。当时，在加勒比地区还没有英国的殖民地，也没有蔗糖生产，所以英国的奴隶贸易还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到1660年，英国内战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结束后，它就准备专心致志地开展这桩贸易了。因为，这时英国开始充分认识到，商业贸易对于它在新大陆的蔗糖和烟草殖民地所具有的重要性。
根据斯图亚特王朝制定的经济政策，当时把从事奴隶贸易的权利授予了一家垄断公司，即皇家非洲贸易探险者公司。该公司于1663年组成时，曾期望千年不衰。为此克拉雷顿的伯爵表达了当时同人的一般热情：“这家公司在发展英国贸易方面将成为榜样，它要与其他公司一道前进，甚至要与东印度公司并驾齐驱”。[3]然而这一乐观的预言未能实现，原因主要是英、荷两国开战，造成了该公司的亏损和衰落。于是在1672年，建立了皇家非洲公司这个新的贸易公司。
但是，垄断政策仍然奉行不变。因而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坚决抵制。一方面是中小港口的商人极力要打破对商业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是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他们要求自由买卖黑人。后者主张自由买卖黑人之激烈，与一百五十年后他们激烈反对自由买卖蔗糖，在程度上完全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重商主义学者之间发生了分歧。重商主义的多产作家波斯耳思威特支持垄断公司，而且毫无保留地支持。[4]乔沙·吉却强调小贸易商的勤俭和善于经营。作为当时最精明的经济学家和财务专家之一的德维南特最初反对公司垄断，后来则改变了态度。他为自己辩白说，其他国家都懂得了组织统一公司的必要性，“而这样的公司，在培训大量具有各种对非洲贸易知识的人材方面，可以起一个专科学校的作用”。[5]
1711年，当时被称作“非法私商”的自由贸易商向利物浦贸易局直截了当地提出反对垄断的提案。垄断，意味着把一切都置于一个公司的控制之下，诸如购买销往非洲沿海的英国商品，租用贩奴船只，向种植园出卖黑奴，以及从种植园输入货物。而由此形成的海上大循环贸易，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几千个自由商人的生计[6]。除自由贸易商反对垄断之外，种植园主也抱怨货物的质量、价格的不稳定，以及交货的不及时[7]。并拒绝向公司偿还债务。
当时，对奴隶贸易的垄断已引起最强烈的反对。垄断这个字眼有着丑恶的含义，它使人想，起査理一世的残暴政治。可是，还没有一个自由贸易商能想象到，这个字眼与一百五十年之后西印度甘蔗种植园主的残暴经济相联系，不知要丑恶多少倍”到了十七世纪的最后十几年，经济潮流已完全不利于垄断了。1672年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突然打开，东方公司的垄断权也被打破。1688年的光荣革命和放逐詹姆士二世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促进了自由贸易原则的产生。1698年，皇家非洲公司丧失了垄断权利，奴隶贸易自由被确认为英国人天经地义的基本权利。同年，伦敦商业冒险家协会的布料出口垄断权被褫夺了。一年以后，又废除了莫斯科公司的垄断权，对俄贸易改为自由贸易。这样，自由贩卖奴隶与自由贩卖其他商品之间只有一个区别，即前者的商品本身是活人。
皇家非洲公司实在无力与自由贸易商抗衡，不久宣告破产。而且不得不依靠国会的津贴维持。1731年，这家公司不再经营奴隶贸易，改为专营象牙和砂金。1750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叫“非洲贸易商公司。”它的九人董事会，分别由伦敦、布里斯托和利物浦各出三名董事组成。1755年该公司注册登记的奴隶贩子中有237人属于布里斯托，147人属于伦敦，89人属于利物浦[8]。
随着自由贸易的开放和甘蔗种植园日益增长的需要，英国的奴隶贸易大大地发展了。1680年，皇家非洲公司每年平均输送了5,000名奴隶[9]。自由贸易开放后的头九年，仅布里斯托一处就给甘蔗神植园运去了160,950名黑奴[10]。1760年，由英国港口开往非洲的运奴船有146艘，可以运载36,000名奴隶[11]。1771年，运奴船只增至190艘，运载的奴隶增至47,000人[12]。1700年到1786年输入牙买加的奴隶为610,000人。据估计，从1680年到1786年，输入西印度英属殖民地的奴隶，总数超过二百万[13]。
但是，奴隶贸易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它本身也是一种目的。英国的奴隶贩子不仅为自己的种植园，也为他们竞争者的种植园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这种为外国效劳的做法不但愚蠢，而且也不符合重商主义的宗旨。但说到向西班牙殖民地提供劳动力，倒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十九世纪以前，西班牙一直是依靠外国为其殖民地提供奴隶的。这可能是西班牙恪守教皇的裁决，不得插足非洲，也可能因缺乏资本和必要的货物，无法进行奴隶交易的缘故。阿西恩托条约授予英国向西属殖民地提供奴隶的特权，成为国际外交中一个最令人垂涎和激烈争夺的目标。英国的重商主义者极力保护本国同西属殖民地的贸易，不管它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英国用黑人和工业品与西属殖民地进行交易。而西班人用硬币支付，这使英国得到明显的好处，流入它国库的金很因而大为增加。然而，英国为法属殖民地提供奴隶，就说不上什么道理了。它那样做的结果，显然造成了英国的贩奴商与本国的蔗园主之间的利益冲突，正如1825年以后，英国出口机器，引起了它的船主与制造商之间的利益冲突一样。
在这场冲突中，甘蔗园主有理，贩奴商失理。但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这一点唯有远见者才能看岀来。波斯耳思威特曾把1713年的阿西恩托条约斥责为可耻的、邪恶的、以实物换取幻影的条约。并说：“想不到居然能够搞出这样一个对本国毫无益处的条约”。[14]在七年战争中，英国曾占领古巴九个月。在此期间，它输入了10,700名奴隶。这一数目，相当于1512年到1763年古巴输入奴隶总数的六分之一，或相当于1763年到1789年输入奴隶总数的三分之一[15]。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在三年内向瓜德洛普输送了40,000名黑奴[16]。1788年，英国枢密院特别注意到，英国每年从非洲运出的大量奴隶中，有三分之二转卖给了其他国家[17]。根据布莱恩·爱德华兹援引的材料，在整个十八世纪，英国的贩奴商为法国和西班牙的甘蔗种植园提供了五十万黑奴。因此他对“执行这样的非洲贸易政策是否明智提出了正当的怀疑。”[18]当时，英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贩奴国家，而且，用拉姆齐的话来说，它还是自己对手的“可敬的运奴船。”[19]
奴隶贸易的发展史，大体上也是利物浦的发展史。利物浦的第一艘运奴船于1709年开往非洲。这是一艘30吨位的中等运输船。它的出航是利物浦发展的开端。及至十八世纪末，利物浦显然成为欧洲最大的贩奴港口。这一发展进程起初是缓慢的，因为该城镇当时热衷于烟草贸易和贩私货去西属殖民地。但后来发展速度加快了，据当地一位历史家的说法，是由于最大幅度地降低成本，使利物浦的商人得以低价出售其货，因而能与英国其他商人和欧洲大陆的商人进行竞争。1730年，利物浦仅有15艘运奴船，到1771年，运奴船增加了六倍。1709年该港拥有的全部船只中，运奴船仅占百分之一稍多。到1730年，这一比率为十一分之一，1763年为四分之一。而1771年，则为三分之一[20]。1795年，利物浦占有了英国全部奴隶贸易的八分之五，占有了全欧洲奴隶贸易总额的七分之三[21]。
关于三角贸易由非洲到西印度群岛这段中途航程“充满恐怖”的说法，是被过份渲染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的废奴论者起了很大作用。他们喋喋不休地咒骂当时收入已减少、重要性已衰微的奴隶贸易，这多少说明了他们的无知或者虚伪，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一位西印度种植园主曾提请英国国会注意：一个民选的国家代表靠在奴隶贸易中饱私囊，居然还诬蔑奴隶贸易是罪恶，这太不应该了[22]。对契约白奴的遭难司空见惯的年代里，对黑奴的大量死亡又何必大惊小怪呢。何况，黑奴在种植园里所受的剥削与封建主之剥削农民、欧洲城市中之虐待穷人，本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运奴船上发生的反抗与自杀事件，肯定大大超过其他船只。虐待奴隶，严格限制其活动，……无疑使死亡率大增。但运奴船上死亡率高的根本原因，也与运载契约奴和自由旅客的船只一样，首先是由于传染病。而传染病之蔓延，又系旅途漫长，食物和饮水不易保存所致。其次，是由于船上过分拥挤。奴隶贩子唯一关心的是让他的船舱里装满黑人[23]。我们从书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一艘90吨的船竟运载了390名奴隶，或100吨的船运载了414名奴隶[24]。克拉克逊在布里斯托的调查中曾揭露，一条25吨的帆船居然要装载70名奴隶。另一条仅11吨的帆船则要装载30名[25]。在横渡大西洋时，船上每个奴隶分得的空间只有5呎半长、16吋宽。克拉克逊对此作了如下描述，他们一个挤着一个，就象书架上排列的书本一样。”每两个奴隶并锁：右腿对左腿、右手对左手地锁在一起。每个奴隶躺的地方比棺材还小。这简直是在装运黑牲口。如果船上还有没装满黑奴的空地，通常就用牲口来填补。奴隶贩子一心想的是赚钱、哪管受害者的舒适与否。1788年制定的一项关于需按船体的容量载运奴隶的温和措施，竟引起了奴隶贩子的狂叫怒吼。有个奴隶贩子写信给他的代理人说：“倘若该办法生效，生意必将受损，故望你及早见机行事。”[26]
一位曾侨居在非洲的奴隶贩子，在其日记中承认：“我去过许多地方，英国、爱尔兰、美国、葡萄牙，还有加勒比群岛、佛得角和亚速尔群岛等地，可是唯有在非洲我才能这么快地发财致富。”真是金钱造就贵人。浪子回家，囊中如洗，只好甘心被人称作“来自几内亚的野鸭”。反之，“如若他满载黄金而归，就可出人头地，化恶为善，所有的至爱亲朋都会蜂涌而至，听候他的使唤。人们就会尊称他为‘来自非洲的绅士’并得以出入于贵族名门。他的言辞还会被详细记录下来，就象人们详细记载克利斯多佛·哥伦布在美洲的探险活动一样。”[27]
据估计，布里斯托在1730年前后，开出一艘装载约270名奴隶的货船，如果航行顺利，一次可获利7,000到8,000英镑，其中还不包括返航后贩卖象牙的利润。同年，一艘普通货船返航时，因未载货，景况不佳，但所获利润仍然超过5,700英镑。在利物浦，赚取百分之百的利润并不稀罕。有时一次出航所得净利可达百分之三百。1737年，“活跃号”货船首次处女航，装载了价值1,307英镑的货物，它返回利物浦时，运来了殖民地的产品和总额为3,080英镑的汇兑支票，其中还未把随后提交的棉花和蔗糖计算在内。利物浦的另一艘船“安号”，1751年出航，该船的设备及所载货物共值1,604英镑，完成航行归来共获净利3,287英镑。1753年“安号”再次出航，船上货物和设备价值为3,153英镑，获得利润8,000英镑[28]。
十八世纪的一位作者估计，从1783年到1793年，利物浦有878艘船只，运载过303,737名奴隶，价值共达1,500多万英镑。这位作家的结沦是，扣除了佣金、杂费，再扣除船上设备和维持奴隶生活的费用之后，每年的利润平均在百分之三十以上[29]。现代学者往往不恰当地指责当时的观察家言过其实，但是即使按唐培尔教授缩小了的估计来看，1803年“企业号”船在扣除了设备和货物的价值之后，所得净利为百分之三十八。而“幸福号”在同年，仅仅贩运一船体弱的奴隶，就获净利百分之十六。根据同样是缩小了的估计，1802年，“中彩号”从每个奴隶身上获利36英镑，“企业号”获利16英镑，“幸福号”5英镑[30]。估计在整个八十年代，单单利物浦市，从全部奴隶贸易中所获得的净利润每年可达30万英镑。利物浦流行过这样的说法：尽管西印度的贸易利润不大，但还是有利可图，船主出航的船，若三艘中有一艘归来，他不赚也不赔；若有两艘归来，他就大赚一笔。因为历来的平均数是每五艘船中仅有一艘出事故。
上述的利润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其历史上曾获得百分之五千的神话股的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奴隶贸易所获得的利润甚至可能比英国东印度公司所获得的利润要少，然其他贸易远不及奴隶贸易重要。这是因为，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对印贸易是一桩糟糕的买卖，它耗费了英国大量的金银去购买多余的商品。这使许多人一度想过：“对基督教世界来说，要是没有发现绕过好望角通往东印度的航线，那才好呐。”[31]与此相反，奴隶贸易倒合乎他们的心意。因为通过奴隶贸易可以销售英国制造的商品，又可以把英国与其殖民地种植园之间的贸易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英国无须依赖外商为它提供热带产品。荷兰的香料贸易之所以取得了巨额利润，主要在于严格控制生产，以确保高昂的价格。英国的奴隶贸易则不仅创立了英国本土的工业，还创立了它的热带殖民地的农业。
当时利物浦有一位史学家把奴隶贸易称作“迷人的非洲流星！”这一称谓后来广为流行。利物浦的奴隶贸易，虽然大部分为十家大商行所垄断，但是该市的律师、布商、杂货商、理发师和裁缝也有不少人派岀小船参与经营奴隶买卖。这项冒险生意的股份一再重新分配，有的人拥有八分之一股，另一个人拥有十五分之一股，第三个人可能仅拥有三十二分之一股，等等。“几乎每个利物浦的市民都成了商人。他们中拿不出一大捆货物者就拿出一小箱……，几乎各个阶层的人对几内亚的买卖都兴趣浓厚。这真是一股浪潮，无怪利物浦的小船多如牛毛。”[32]
在购买奴隶时既要会作生意，又要善于鉴别。来自安哥拉的黑奴一钱不值；来自黄金海岸的科罗曼丁人或阿散蒂人干活出色，但是反抗性太强。塞内加尔的曼丁哥人惯会偷东西；尼日利亚的伊博人十分腼腆和消沉；达荷美的波波人或怀达人则很驯从听话。由于奴隶必须从事繁重的田间劳动，因此妇女和儿童的实用价值就不及强壮的男人。妇女一旦怀孕就要停止工作，而男人只要稍加照顾马上就能自食其力。利物浦的一个商人嘱咐他的代理大留神，不要买进肚子肿胀的奴隶和白痴，以及“瘦腿蜘蛛似的黑人。”西印度的一位诗人还指点过奴隶贩子察看和挑选那些舌头要红的、胸肩要宽的和腹部扁平的奴隶[33]。来自尼维斯岛的一个监工忠告说：“要买年轻的奴隶，那些成年家伙，没有养成干活习惯，难以驯服。要训练年轻的，否则他们笨得什么都干不了”。[34]
但是从事奴隶贸易总是一件冒险生意。1795年有人写道，“非洲贸易不保险，使人的神经一直紧张。启运奴隶的时间不固定，漫长的中途航程命运莫测，船只可能部份或者全部被撞毁，死亡率可能很高。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事故都会发生。”[35]况且，经营甘蔗种植也是不能确保生财。种植园主的负债、破产、求助于长期贷款，使商人焦虑万分。有一个商人写道：“诚如你所知，靠贸易为生贵在办事神速。这一年来，我常常坐立不安，既使能赚得双倍利润，我也不愿再受这份罪了。”[36]自1763年起至1778年，伦敦的商人极力回避与利物浦的贩奴商打交道，因为他们认为奴隶贸易在经营上日趋亏损。据说从1772年到1778年利物浦的商人共损失了700,000英镑[37]。自1773年起一度控制了奴隶贸易的30个大家族，到1788年，其中的12家破了产，其余的许多家也都蒙受了相当的损失[38]。此外，美国的革命也严重地中断了奴隶贸易。1775年利物浦一家报纸哀叹说：“一朝兴隆的非洲贸易现在已处于停顿状态。那些美观的船舶停靠岸边，一无所用。”利物浦的奴隶贩子纷纷改行，从事海上私掠[39]。他们焦急地期待着昔日荣华的再现，却根本没有想到他们正在亲身经历着旧时代的奄奄一息，和新时代诞生的阵痛。
1783年以前，英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在奴隶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完全一致的态度。国王、政府、教会和一般公众舆论都支持奴隶贸易。虽然有一些反对者，但影响不大。
西班牙国王开创的路子一直为欧洲其他王室所效仿。马德里和托莱多的宫庭要塞，就是西班牙国王用出售运奴许可证得来的金钱盖成的。1701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君主就西班牙送给葡萄牙一万“吨”黑奴的合同所引起的计算问题，举行了一次讨论会[40]。十九世纪中期，西班牙女皇克里斯蒂娜公开参与向古巴贩卖奴隶的活动。葡萄牙王室为了不落在拿破仑手里而撤离到巴西以后，他们并没有发觉这块殖民地进行奴隶买卖的现象有什么不顺眼的地方。路易十四十分重视奴隶贸易对法国大都市和海外省所起的重要作用。普鲁士选帝侯的对外扩张计划就包括了非洲奴隶贸易这一项[41]。
霍金斯进行的奴隶贸易探险活动是得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赞助的。女皇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如果黑人本人不同意，不要强行把他们运走，“不然就会令人感到厌恶，还会招致上天的严惩。“但是如若采取集体交易，讲价钱等民主做法，在贩运黑奴时效果可能要好得多。皇家探险者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就如他们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是得到皇家支持的，而且皇家成员也经常参加投资。据威尔伯福斯说，乔治三世后来也反对废除黑奴制度[42]。克莱恩斯公爵——后来的威廉四世，坚决址护黑奴制度，并且攻击威尔伯福斯，说他不是空想家就是伪君子[43]。对此，利物浦的奴隶贩子和牙买加的蔗园主都欣喜若狂。
1783年之前，英国政府始终一贯地鼓励奴隶贸易。当时它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荷兰。荷兰差不多垄断了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与荷兰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英国的目的是要打破荷兰遍布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贸易网。孟克带着好战的口吻说：“我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在贸易方面必须超过荷兰[44]。”不管是处在正常和平时期还是在开战的情况下，荷兰西印度公司和英国皇家非洲公司之间一直进行着明争暗斗。这场斗争前后达三十年。
英国战胜荷兰之后，又与法国发生了冲突。英法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贸易进行的战争构成了十八世纪历史的主要内容。这是两个敌对的重商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一直扩展到加勒比地区、非洲、印度、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两岸。斗争的原因是为了掠夺印度，控制某些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一一黑奴、蔗糖和烟草、鱼产、皮毛，以及占据海岸仓库。他们争夺的重点地区是加勒比和非洲；争夺的主要商品是黑奴和蔗糖；其中最尖锐的争夺是占有阿西恩托条约关于向西属美洲殖民地提供奴隶的权利。根据1713年签订的乌特勒克条约，这个权利转让给英国。这是英国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战胜法国的结果。英国曾为这一胜利举国欢庆。查塔姆因此骄傲地吹嘘说，他对法国的一仗，使英国几乎控制整个非洲海岸以及奴隶贸易。
殖民地的立法会议经常设法阻挠奴隶贩子，对他们输入的奴隶课以重税。此举既是为了增加岁入，也是出于担心奴隶人口的增长。但这些立法都为英国政府所反对，因为英国商贾坚决反对向本国的贸易征税。1708年贸易局做出决定：“奴隶贸易是必不可少的，它使王国如此受益，必须最大限度地进行下去。我们认为，向种植园和殖民地提供足够数量的黑奴，并做到价格合理，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1773年，牙买加议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并减少人们对奴隶叛变的担心，决定对每一个输入的奴隶再征税。结果遭致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商人的抗议，贸易局也指责这项增税法不公正、不合时，是对英国贸易的歧视。该岛的总督受到了严厉训斥，因他未能制止那些人想要“中断、破坏对英国极有利的贸易的行为。”[45]后来甘蔗种植园主的一位律师争辩说：“掌管公共事务的历届政府和各个政党，对待奴隶贸易政策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在我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各种政治气候中，每个党派和每个政党人物都相继表示赞同这一贸易，投票支持发展这一贸易，并认为它对英国十分有利。”[46]
英国国会也认识到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对英国及其拥有的种植园十分重要的。1750年贺拉斯·渥尔波辛辣地写道：“英国上院——这个自由的庙宇、新基督教的堡垒，一直在冥思苦想寻找办法以便更有效地进行可怕的黑奴买卖。”[47]国会在壮丽的大厅里就废除奴隶制和解放黑奴问题举行了多次辩论。国会的记录表明，奴隶贩子和奴隶主有不少的骁勇的捍卫者。他们中有埃德蒙·伯克。他在美洲是调解纠纷的能手，而在非洲却是残暴行为的帮凶。1772年，众议院讨论一个提案。内容是，不准与奴隶贸易无关的局外人控制非洲委员会。伯克对此案提出抗议，但他并不是反对奴隶贸易，而是反对剥夺那些人合法买来的投票权。他认为，那些人当中该受指责的是少数几个。“我们不能仿造圣旨，发现十个人不行就取缔全体。……我们还是不要违反前人的智慧行事罢，前人对这个问题是深思熟虑的。自由贸易的做法也不必跟着垄断贸易走。”[48]布里斯托尔真应该与大家一起感谢这位伟大的自由战士。
教会也是支持奴隶贸易的。西班牙人看到这是使异教徒改宗的一个机会。耶稣会、多明我会和圣芳济会的信士们都积极参与了甘蔗种植业，这意味着他们占有奴隶。据说新港的一位教会长老，每当运奴船抵港之后举行的礼拜，他总要感谢上帝，“又送来了一船无知的生灵，他们在这块国土上可以得到上帝的福音。”[49]一般说来，英国的种植园主不愿让他们的奴隶成为基督信徒。因为信基督会使奴隶们变得任性、不好管，因而变得毫无价值。同时这也意味着不同的部族由于统一使用英语得以聚合在一起，并策划叛变。支持这种反对意见的还有许多经济上的原因。1695年巴巴多斯总督说，种植园主不肯给黑奴放假去做礼拜，或过其他宗教节日。直到1823年，种植园主为了取消黑奴的星期日集市，竟拒绝每一周放假一天的建议，这使英国的公众舆论感到十分吃惊[50]。教会也完全仿效类似的做法。“福音布道社”禁止巴巴多斯的基督教徒对奴隶进行传教，并且它对新来的奴隶都要烙上“福音社”的印记，以资区别；而它原先有的一批奴隶都是克利斯多夫·科·德林顿的遗产。后来当了伦敦主教的希洛克向种植园主保证：“对基督和福音的信仰不会使公民的财产发生任何细小变化，”[51]它当然也不会妨碍神父的任何行动。希洛克是签订乌特勒克条约的英国全权代表，由于他的努力，使英国获得了阿西恩托条约规定的那份权利。为此，布里斯托的主教罗宾逊也被提升到伦敦教区。在布里斯托尔，当传出威尔伯福斯关于废除奴隶制的提案在国会遭到否决后，教堂的钟声发出了悅耳的声响，传报这一好消息。奴隶贩子约翰·牛顿在利物浦教堂入教时一再谢恩。他因上次的贩奴冒险已获成功，他祈求上帝保祐他下次的冒险成功。他在自己的贩奴船上每天亲自主持规定的两次公众礼拜。他每周还要斋戒一天，并跪下虔诚祈祷。这样做当然不是为那些船上的奴隶，而是为他的船员。他承认”前两次航行去几内亚做生意时我感到十分满意，觉得时常能感受到与上帝同在，这些是以往从未有过的。”[52]十九世纪著名的卡迪奈尔·马宁是西印度富商之子。这个富商经营的是奴隶生产的产品。许多传教士发现以邪治邪更为有效。据英国最近论述奴隶贸易的作家说：“传教士们认为补救滥用黑奴弊病的最好办法，是给种植园主提供一个样板，让黑奴经营农庄和管理他们自己，这样既可以拯救种植园主又可以发展种植园的基础。”[53]西印度群岛的摩拉维亚传教士毫不犹豫地占有奴隶。一位史学家微妙地写道：“浸礼会教派不允许他们早期的传教士反对奴隶制，埃克塞特主教在寿终前还拥有655名奴隶。1833年这批奴隶使他获得了12,700英镑的赎金[54]。
教会史学家为教会支持奴隶制之举进行了十分拙劣的辩护，说什么对实行奴隶制所造成的错误，良心上的发现是很迟缓的。还说什么教会人士维护奴隶制是出于对道德的微妙领悟[55]。其实进行这样的辩护是多余的。教会人士的态度是门外汉的态度。十八世纪与其他世纪一样，都不能超越当时的经济局限性。正如怀特费尔德在鼓吹废除乔治亚宪章中禁止奴隶制的条款时所申辩的：“事情很明白，没有黑奴，热带国家根本无法开发。”[56]
教友会的新教徒并没有发展到对奴隶贸易持不同态度。1756年，教友会有八十四个教友当上了非洲贸易公司的成员，其中有巴克雷和巴林两个家族[57]。对英美教友会来说，奴隶买卖是最赚钱的一项投资。1793年来自波士顿的报告说，在塞拉利昂，有一艘运奴船的船名就叫“自愿教友”，这表明在教友会教派内，奴隶贸易是得到认可的。教友会里最早也最激烈反对奴隶贸易的，不是来自英国，而是来自美国，特别是美国北部那些不依靠奴隶劳动的小农业团体。加里博士写道：“人们很自然地认为，首先反对奴隶制的是一批没有直接从奴隶制得到好处的人，他们持反对态度是当然的。”[58]
英国海军深感西印度殖民地的重要性，所以不愿去干扰和破坏殖民地的安全。西印度基地是值得尊敬的基地，有很多海军将领受到了奴隶主的款待。海军将领罗德尼就反对废除奴隶制[59]；圣·文森特伯爵争辩说，比起非洲来，生活在种植园的黑奴犹如生活在真正的天堂里。废奴论是“令人咀咒的邪说，只有伪君子才会提出来。”[60]这位高贵将领的感情与他实在的物质考虑不会全然无关。他在牙买加拥有418名奴隶，因而在1837年获得了6,000英镑的赎金[61]。纳尔逊的妻子是西印度群岛人，无怪他对奴隶贸易的观点十分直率。他说：“我是在出名的旧式学校长大，我受到的教育使我懂得了西印度殖民地的重要性。只要我手握武器，我就保卫它；只要我能说话，我就反对威尔伯福斯那一帮伪君子的可恶说教。不管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国会里，我决不能让殖民地的正当权利受到侵害。”[62]
奴隶制在十八世纪的英国人眼里真实存在着。英国有一种金币叫做“几内亚”，虽然过去和现在人们都难得见到，但是它的起源确实与非洲贸易有关。威斯敏斯特的金匠为黑奴与狗制作银锁，黑人与大象的雕像装饰着利物浦的市政厅。这是奴隶贸易的象征。奴隶贩子的标记和装备在报上公开登广告，在商店里毫无顾忌地展出、销售。奴隶在拍卖市场公开拍卖。奴隶被视为宝贵财富，得到法律的承认。邮局总长有时甚至被雇来追捕逃亡的奴隶。当地政府的报纸上经常刊登处置奴隶的广告。使唤家用黑奴相当普通。黑人男孩是奴隶船船长、漂亮太太或放荡女人的附属品。霍迦斯的小说“娼妓的发展”，书中的女主人公就是由一个黑孩子伺候的。玛格丽特·斯丁写的主人公奥莱培拉·伯梅斯特，也期望得到一个小黑孩子，她表示会像爱她的长毛小猫一样地爱他。这些都是十八世纪英国人典型的想法。在伦敦行乞的自由黑人很惹人注目，人们称之为圣·加尔的黑鸟。其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国会不得不于1786年设立一个委员会专司救济穷黑人。
诗人考珀写道：“奴隶在英国无法呼吸。”这当然是诗人的随意夸张。但1677年时期的人们却认为“黑奴同商品一样可以买卖，而且黑奴又是异教徒，商人是可以把他们当作私有财产的。“1729年检察长作出决定：浸礼会不得给予奴隶以自由，也不能任意改变奴隶的现状，此外，奴隶不能因为被带到了英国就成为自由人。奴隶即使到了英国，主人还有权把他赶回种植园。象威廉·布莱克斯顿爵士这样著名的权威人士也认为“根据法律，主人有获得永久使用某个奴隶的权利。生活中的这种主仆关系，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不应有任何改变。”[63]
1772年，一个名叫詹姆斯·沙默塞特的黑奴即将被主人从伦敦遣回牙买加时，热心肠的格兰维尔·夏普坚持要求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处理这起案件。当时已有许多先例证明英国舆论对这类案件态度不一致。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想极力避开这个问题，他建议释放这个黑奴，并十分温和地说：“英国法律不赞同也不批准这起案件。”这个黑奴于是被宣告无罪。热衷于追求人道主义的人们，在这个事件上大做文章。库普兰教授断言，这场法律审判的后面有着良心的审判。黑奴沙默塞特的案件标志整个大英帝国的奴隶制开始走向结束[64]。这只不过是把诗人的感情倾注到近代史中去罢了。本杰明·佛兰克林辛辣地指出，“这个国家的虚伪在于，一面鼓励罪恶的奴隶贸易，另一方面为法庭释放一个黑奴而自豪，还自以为兼有热爱自由和善良公正的美德。”[65]沙默塞特案件发生后的两年，英国政府驳回了牙买加的关于限制奴隶贸易法。1783年教友会的一份要求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也遭到了国会的正式拒绝。
1783年，述那位曼斯菲尔德又处理了一艘运奴船“宗格”号案件。这艘船因途中缺水，船长下令把132名黑奴扔进大海。船主要求得到保险费，理由是，这些奴隶的死亡符合“海上遇难”保险法的条例。在曼斯费尔德看来，“把奴隶扔进大海如同把马匹扔进大海。”结果，给每个损失的奴隶赔偿三十英镑。至于船长和船员大量残害奴隶，是否应受制裁，对此人道主义者从未加以考虑。1785年另外一起保险案件摆到了曼斯费尔德面前。这是一艘英国船，船上的奴隶发生叛乱。这位法官作出的判决是，凡在叛乱中被打死或受伤致死的奴隶应由保险商赔偿损失。至于跳海，呛水或忧伤而死的奴隶，免付保险费。因为后者不是叛乱中受伤致死的。叛乱后幸存的奴隶，如果价格下跌，保险商不承担责任。
在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并不是社会的下等人。有个奴隶贩子的女儿向我们保证说，她父亲虽然是运奴船和私掠船的船长，但他是个善良的公正的人，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朋友。这或许是实情。因为积极经营这项买卖的人大多是家庭中干练的父亲、社会里优秀的公民。废奴论者拉姆塞痛心地认识到这个事实，他只好辩解说：“这些人对奴隶贸易的本质未作研究就投身其中。他们不过是仿效前人的做法，至于个中原因，今世不得知，后世也不会知道。”[66]这样的辩解完全是多余的。奴隶贸易是一种贸易，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贸易。从事这项贸易的一个官员曾说：“现实的观点是，要能确实在运奴途中，到黑人舱里耽上一分钟，这比罗伯逊的笔杆更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也比英国国会全体议员的夸夸其谈更为实际。”[67]这种说法模棱两可。正如后来辩论古巴和巴西的奴隶贸易一样，说这种贸易是罪恶的、反基督的职业，顶什么用。只要它还是一种挣钱的贸易就行了。事实证明奴隶贸易甚至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想想它的影响吧，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出海航行，装运奴隶，这对一个农家子弟会有多么大的教育，对一个村野男童来说，又增添了多少阅历。当他重返自己的村庄时，他的整个人生观已发生了变化。他离家时还是个毛孩子，归来时成了男子汉。”[68]
在当时出名的人道主义者当中也有奴隶贩子。约翰·卡里是个奴隶贸易的吹鼓手，但却以正直和奉行人道著称。他还是人们称作“穷人合作社”协会的创始人[69]。以布里斯托尔有一艘叫“索思韦尔”的运奴船，思韦尔纪念馆里，人们讲述他对国王与国家的赤胆忠心，对自己信仰的始终不渝。利物浦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布莱恩·布伦德尔，同时从事奴隶贸易和西印度贸易，他不仅当了多年的受托人、司库和保护人，而且1709年建立的慈善机构“布卢科特医院”最热心的资助人。利物浦的另一个奴隶贩子福斯特·坎利夫也给这家慈善机构以慷慨捐献。此人是奴隶贸易的开拓者。1752年，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当中利物浦非洲贸易商委员会的委员。他们父子拥有四艘船，可装运奴隶1,120名，他们用从这批奴隶身上赚来的利润买下足以装满十二艘大船的蔗糖和罗姆酒，然后往回运。在圣·彼得教堂有一块纪念福斯特·坎利夫的碑文这样描写他：“无论在履行公众的抑或私人的职责方面，他都是一个虔诚的、模范的基督教徒。他是穷人之友，不幸者之恩人，但他视邪恶和懒散为仇敌。生前他备受结识者的崇敬，死后深为善人智者所哀悼。……。”[70]当过利物浦市长的托马斯·莱兰德也是最大的奴隶贩子之一。他对于垄断者、抢购者和行贿者毫不留情，对于干坏事的嫉恶如仇。黑伍德一家也是奴隶贩子，是他们第一个输入美国奴隶种植的棉花。阿瑟·黑伍德掌管曼彻斯特学院的财政，他的两个儿子在该学院读书。他还有一个儿子本杰明，被选为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社的成员，还加入了弹子球俱乐部。这是当地独一无二的最高雅的俱乐部，只有那些有风度、有地位、有成就的优秀人物才得以加入。加入了这个四十人的有影响的社团就意味着毫无疑问地被承认为绅士。后来，本杰明·黑伍德自己组织了曼彻斯特首届工业和艺术品展览会。
这些奴隶贩子在英国还担任着要职。1667年的皇家非洲探险者贸易公司，就是以皇族为首，包括两名长老议员、三名公爵、八名伯爵、七名勋爵、一名伯爵夫人和二十七名爵士[71]。在1739年的一份奴隶贩子请愿书上，可以看到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两市长的签名。1789年布里斯托尔成立了抵制废除奴隶贸易委员会，委员中就有五名长老议员，一名原运奴船船长[72]。许多奴隶贩子在利物浦的市政府里位高爵显。奴隶贩子在英国上下两院也是根基很深，从1755年到1767年，埃利斯·坎利夫一直是利物浦在国会的代表[73]。在奴隶贸易中发迹的塔尔里顿家族，在国会中代表利物浦起来反对废除奴隶制。一贯保守的贵族院准许那么多封有贵族头衔的奴隶贩子出席，证明它本能地反对废除奴隶制。贵族院还十分同情地聆听威斯特摩兰伯爵的陈词，陈词中说，他们之所以获得上院的席位，都多亏了奴隶贸易。还说，废除奴隶制是雅各宾派的激进主义。如此看来威尔伯福斯不敢冒犯上院是有道理的。有鉴于此，牙买加议会就满怀信心，于1792年明确地声明：“西印度群岛的安全不但取决于奴隶贸易之保存，也取决于贵族院及早.项宜布，决不允许取消奴隶贸易。”[74]
十八世纪有一些知识分子和牧师对奴隶贸易也提出过抗议。
笛福在他的《改革社会风俗》一书中谴责了奴隶贸易。诗人汤姆逊在他的诗作《夏天》里描写了一幅阴暗的景象，那里有一条大鲨鱼追逐着一艘运奴船。考珀几经犹豫之后在他所著《任务》一书中，写下了值得纪念的章节；布莱克在《小黑人》一书中写下了美丽的诗词；索西的《为奴隶贸易尽过力的海员》一书，谱写了几行辛辣的诗句。但是西弗尔教授透彻地分析了这些十八世纪的文学作品[75]后指出，这些作品大多描写的是“高贵的黑人”，不幸被俘的王子，这些黑人即使在当奴隶时也比捕捉他的人高贵。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典型伤感情绪。这种情绪往往含有险恶的用意，即奴役下贱的黑人是理所当然的。博斯维尔却从另一方面强调指出，取缔奴隶贸易就是关闭怜悯人类的大门。他还给威尔伯福斯起了个绰号，“大名鼎鼎的矮子。”[76]
十八世纪的两名商人本特利和罗斯科，早在1783年以前就反对奴隶贸易。他们并非一般商人，而是利物浦的商人。迪安·塔克和亚当·斯密这两位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指责奴隶贸易花费大、收效少。他们是敲响了旧时代的警钟、吹起了新时代的号角。然而，这些不合潮流的调子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十八世纪的人赞赏坦·勒特雷尔所写的请愿书，书中说：“诚然，有些绅士先生们反対奴隶贸易，指责这种贸易不人道，而且邪恶。可是，让我们考虑一下吧，如果我们想要保持和开发殖民地，而且只能用黑奴来开发，那么最好还是由英国的船只给我们提供黑奴劳力！不必通过法国、荷兰或丹麦的代理商购买。”[77]
有一次，毛里求斯的一位绅士因急于想说服废奴论者巴克顿，就说“黑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紧接着求助于他的妻子，要她用亲眼见到的慣况来证实他的说法。这位贤妻马上回答：“啊，是真的，这些黑奴都很幸福，这是肯定的。不过我常常感到纳闽的是，为什么要把黑人厨子锁在炉子旁边？”[78]1783年以前，只有很少的英国人象巴克斯顿的贤妻那样对奴隶贸易的道德发生一点怀疑。波斯耳思威特说过，那些认识到反对奴隶贸易意义的人，对政治家凡乎没有发生影响，这些政治家只看到奴需贸易给国察带来了巨大收入。”我们应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观察事物，并从事物当时所处的状态中寻找原因，而不能凭主观愿望，希望事物处于某种状态，从而寻求原因……。我们不能想象奴隶贸易会自行取消，尽管我们有着善艮的愿望。“后来，某些髙尚的、仁慈的基督徒也许想过要攻变这种制度，“但是事情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要加以改变也并不是那么容易。”[79]在“美国革命”之前，英国的公众舆论普遍接受奴隶贩子的下列说法：“初看起来贩卖活人似乎有点野蛮、不人道，违反天性，但是商人们也有好多理由可以申辩，如说奴隶贸易也和某些其他贸易一样，是利多益大的。……，总之，奴隶贸易所带来的好处，大大超过了它实际存在或者虚构的缺陷和罪行。”[80]
[1]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V, 167. Renatus Enys to Secretary Bennet, Nov. 1, 1663.
[2] C, Whitworth (cd), The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Works of Charles Davenant (London, 1781), V, 146.
[3] G. F. Zook, The Company of Royal Adventurers trading into Africa (Lancaster, 1919), 9,16.
[4] M. Postlethwayt, Great 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 Explained and Improved (London, 1759), II, 148-149, 236; Postle- thwayt, The African Trade, the Great Pillar and Support of the British Plantation Trade in North America (London, 1745), 38-39; Postlethwayt, The National and Private Advantages of the African Trade Considered (London, 1746), 113, 122.
[5] Ibid., V, 140-141. The whole essay, “Reflections upon the Co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African Trade，”Will repay reading.
[6] E. Donnan (ed.),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lave Trade to America (Washington, D. C., 1930-1935),11, 129-130.
[7] Ibid., 1, 265. 1681年，这批债务估计达271,000英镑。E. D. Collins, Studies in the Colonial Policy of England, 1672-1680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00),185.
[8] J. Latimer,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stol, 1893), 271.
[9] Higham,op. cit.,158.
[10] Latimer,op. cit., 272.
[11] Anonymous, Some Matters of Fact relating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African Trade (London, 1720), 3.
[12] Pitm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1700-1763 (New Haven, 1917), 67.
[13] Ibid., 69-70, 79.
[14] Postlethwayt, Great 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II, 479-480. See also pp.149-151, 154-155.
[15] H. H. S. Aimes, A History of Slavery in Cuba, 1511 to 1868 (New York, 1907), 33, 269.
[16] W. E. H. Lecky, A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892-1920), II, 244.
[17] 枢密院上院委员会关于考察全部贸易与海外种植园问题的报吿，1788年，第六部分，贝利，金·卡姆登和休伯特先生的证词。下列数字引自同一报告的第四部分（第四、第五号，第六号补遗，以及提出报告后收到的文件），这些数字多少说明奴隶再输出的范围：
殖民地 年份 输 入 再输出
牙买加 1784—1787 37,841人 14,477
圣基茨 1778—1788 2,784人 1,769
多米尼加 1784—1788 27,553人 15,781
格林纳达 1784—1792 44,712人 31,210
据邓达斯估计，1791年英属西印度群岛输入的奴隶总数达74,000人，再输出的奴隶为34,000人。参见科贝特的《英国国会史》，第二十九卷，第1206页，1792年4月23日。
[18] B. Edwards, the History, Civil and Commercial,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the West Indies (London, 1801), I, 299.
[19] J. Ramsay, A Manuscript Entirely in His own Hand Mainly Concerned with His Activities towards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1787 (Rhodes House Library, Oxford), f. 23 (v). “Memorial on the Supplying of the Navy with Seamen.”
[20] W. Enfield, An Essay towards the History of Leverpool (London, 1774), 67.
[21] Donnan.op.cit.,II, 630.由下表可以看到利物浦贩奴船的发展情况：
年份 利物浦 伦教 布里斯托
1720 21艘 60艘 39艘
1753 6艘 13艘 27競
1771 107艘 58艘 23艘
1756年至1786年期间，布里斯托发往非洲的船只为588艘，利物浦为1858艘；1795年1804年期间，利物浦发往非洲的船只为1099艘；伦敦为155艘，布里斯托为29艘。（表中1720年的数字引自《无名氏的若干事实……》，第3页；其余数字引自麦金尼斯，上引书，第19页。）
[22] Cobbett’s Parliamentary Debates (Referred to hereafter as Parl. Deb.), IX, 127. George Hibbert, March 16, 1807.
[2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Bostock, master mariner and merchant, and others, giving particulars of Liverpool ships in the West Indies, 1789-1792 (MS. Vol., Liverpool Public Library). Bostock to Capt. James Fryer, July 17, 1790.
[24] MacInnes, op. cit., 202.
[25] T. Clarkson, History of the Rise, Progress, and Accomp-lishment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by the British Parliament (London, 1839), 197.
[26] Journals of Liverpool Slave Ships (“Bloom” and others); with correspondence and prices of slaves sold (MS. Vol., Liverpool Public Library). Bostock to Knowles, June 19, 1788.
[27] E. Martin (ed). Journal of a Slave Dealer. “View of some Remarkable Accidents in the Life of Nies. Owen on the Coast of Africa and America from the year 1746 to the year 1757”(London, 1930), 77-78, 97-98.
[28] A. P. Wadsworth and J. de L. Mann, The Cotton Trade and Industrial Lancashire (Manchester, 1931), 228-229.
[29] Donnan.op, cit.,II, 625-627.
[30] Ibid., II, 631.
[31] Quoted from Sir Thomas Mun in J, E. Gillespie, The Influence of Oversea Expansion on England to 1700 (New York, 1920), 165.
[32] J. Wallace, A General and Descriptiv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Town of Liverpool … together with a Circumstantial Account of the True Causes of its Extensive African Trade (Liverpool, 1795), 229-230. For instances of subdi-vision see also Wadsworth and Mann, op, cit., 224-225.
[33] W. Sypher, Guinea’s Captive Kings, British Anti-Slavery Literature of the XVIIIth Century (Chapel Hill, 1942),170.
在斯密菲尔德市场上，奴隶的体检象检査牲口一样的仔细，基本的质量要求是身材高大，牙齿健全，四肢灵活，未患花柳病。
[34] E. F. Gay, “Letters from a Sugar Plantation in Nevis, 1723-1732,”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Nov., 1928), 164.
[35] Donnan, op. cit., II,626.
[36]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bert Bostock …, Bostock to Cleveland, Aug. 10, 1789.
[37] T. Clarkson, Essay on the Impolicy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London, 1788), 29.
[38] W. Roscoe, A General View of the African Slave Trade Demonstrating its Injustice and Impolicy (London, 1788), 23-24.
[39] A. Mackenzie-Grieve, The Last Years of the English Slave Trade (London, 1941), 178.
[40] F. Caravaca, Esclavos,El Hombre Negro： Instrumen to del progreso del Blanco (Barcelona, 1933), 50.
[41] 这是指布兰登堡公司。它的总公司有时把它称为艾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682年，它在非洲海岸建立了两处居民点；它还试图在西印度群岛获得殖民地，但未能得逞。Donnan，op., I, 103-104.
[42] R. I. and S, Wilberforce, The Life of William Wilberforce (London, 1838),I, 343.
乔治三世有一次在接见这位废奴主义者时，打趣地低声问他：“威尔伯福斯先生，你所保护的黑人，现在过的怎样？”1804年，威尔伯福斯写信给芒卡斯特说，“看到上院有四位皇族决定投票反对可怜的、无依无靠的奴隶，真是丟人”。同上，第三卷，第182页，1804年7月6日。
[43] Pari. Hist.,XXX, 659. April 11, 1793.
[44] Andrews, op. cit., IV, 61.
[45] H. of C. Sess. Pap., Accounts and Papers, 1795-1796. A. & P. 42, Series No. 100, Document 848, 1-21.
[46] Add. MSS.12433 (British Museum), ff. 13, 19. Edward Law, May 14, 1792.
[47] P. Cunningham (ed), The Letters of Horace Walpole (London, 1891), H, 197. To Sir H. Mann, Feb. 25, 2750.
[48] Pari. Hist., XVII, 507-508. May 5, 1772.
[49] R, Terry, Some Old Papers relating to the Newport Slave Trade (Bulletin of the Newport Historical Society, July, 1927),10.
[50] 参看以下第198页。巴巴多斯总督反对建立教堂的理由是，允许黑人有这样集会的场所，将会使他们萌生密谋反叛的念头。殖民部文件，第28,92号（档案馆），1832年11月4日。种植园主用这样的申诉、来为自己的态度辩解。他们说，传教士把各种危险的念头灌输给黑人，这对种植园的法纪起了破坏的作用。
[51] Sypher, op. cit.f 65.
[52] S. H. Swinny, The Humanitarianism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its Results, in F. S. Marvin (ed). Western Races and the World (Oxford, 1922), 130-131.
[53] Mackenzie-Grieve, op. cit., 162.
[54] H. of C, Sess. Pap., 1837-8, Vol. 48. The exact figure was £12, 729. 44 (pp. 19, 22).
[55] Wynne, op. cit., 120; C. J. Abbey and J. H. Overton, The English Churc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878), II, 107.
[56] Abbey and Over ton, op. cit., II, 106.
[57] A. T. Gar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Quakers, 1750-1785 (Oxford University D. Phil. Thesis, 1935), 506.这本査阅过的副本保存在伦敦友好大楼图书馆。
[58] Gary, op. cit., 173-174.
[59] See Liverpool Papers, Add. WSS. 38227 (British Museum), t 202.
枢密院院长霍克斯伯里勋爵致罗德尼勋爵一封未注明日期的信，同意使用罗德尼的委任状。霍克斯伯里答应“充分利用这份委任状来保护牙买加和其他西印度群岛。阁下在4月12日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英勇地抵御了外敌”。同时，他对罗德尼竟因痛风病突然发作，不能出席国会，给予那些急待得到支持的人以他个人的支持，表示遗憾。
[60] F, J. Klingberg, The Anti-Slavery Movement in England (New Heven, 1926), 127.
[61] H. of C. Sess. Pap., 1837-8, Vol. 48. The exact figure is 6, 207. 7.6 (pp. 49,62).
[62] Bready.op, cit., 341.
[63] Bready, op. cit., 104-105.
[64] R. Coupland,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Movement (London, 1933), 55-56.
[65] Sypher, op. cit.,63.
[66] Ramsay, MS. Vol., f. 65. “An Address on the Proposed Bill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
[67] G. Williams, op. cit.,586.
[68] H.W. Preston, Rhode Island and Sea (Providence, 1932), 70,73. The author was Director of the State Bureau of Information.
[69] Latimer, op. cit., 142.
[70] For Cunliffe, see Bourne, op. cit., II, 57; Botsford,op. cit.,Enfield op. cit., 43, 4; Donnan, op cit., II, 492, 497.
[71] Donnan, op. cit., I, 169-172.
[72] Latimer, op. cit., 476-477.
[73] L. B. Namier, “Antony Bacon, an Eighteenth Century Merchant,”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Nov., 1929),21.
[74] C. O. 137/91. Petition of Committee of Jamaica House of Assembly on the Sugar and Slave Trade, Dec. 5, 1792.
[75] Sypher, op. cit., 157-158, 162-163, 186-188, 217-219.
[76] Ibid., 59; Bready, op. cit., 341.
[77] Pari. Hist.,XIX, 305. May 23,1777.
[78] Bready, op. cit., 102.
[79] Postlethwayt, Great Britain's Commercial Interest…, II, 217-218; Savary des Bruslons, 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With large additions and improvements by M. Postlethwayt (London, 1751), I, 25.
西弗尔在上引书（第84页）中说，波斯耳思威特对奴隶贸易“持暧昧态度”，是不确实的。
[80] W.Snelgrave, A New Account of Guinea and the Slave Trade (London, 1754),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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