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艾里克·威廉斯《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1944）

第三章 英国的商业与三角贸易


一、三角贸易
二、海运和船舶制造
三、英国港口诚市的发展
四、三角贸易中的商品
　　（一）羊毛
　　（二）棉纺织业
　　（三）制糖业
　　（四）甜酒烧制业
　　（五）“小玩艺”
　　（六）冶金工业


一、三角贸易


　　根据亚当·斯密的看法，发现美洲大陆和发现绕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线是“人类历史所记载的两个最伟大和最重要的事件。”他认为，“发现美洲大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能够提供大量的贵金属，而且在于它能够为欧洲商品提供新的、永葆兴旺的市场摆。”它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把商业活动推到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境地，没有美洲大陆，就完全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1]它促使全世界的贸易突飞猛进。如果说十九世纪是生产的世纪，那么十七世圮和十八世纪则是贸易的世纪。对于英国来说，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三角贸易。威廉·伍德在1718年说过，奴隶贸易是“万流之源”。[2]几年之后，波斯耳思威特把奴隶剧易描写成“一切事物的首要原则和基础，也是引起机器运转的主要发条”。[3]
　　在三角贸易中，英国，包括法国和殖民地美洲，提供出口货物和船只；非洲提供活人商品；种植园提供殖民地的原料。运奴船首先从英国起锚，满载工业品。用这些工业品在非洲海岸交换黑人，先赚得一份利润。接着把黑人运到种植园交换殖民地的产品，又赚得一份利润。最后，运奴船满载着殖民地的产品返回英国。随着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也曾出现过本国与西印度地区之间的直接贸易，以本国的工业产品直接换取殖民地的产品。但是这种贸易仅作为三角贸易的补充，从未取代过三角贸易。
　　因此，三角贸易三倍地促进了英国的工业。黑奴是用英国工业品买来的。他们被运到种植园后，在那里生产甘蔗、棉花、靛蓝、糖浆和其他热带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过程使英国产生了许多新兴的工业。同时，为供养种植园的大批黑奴和奴隶主又为英国的工业、新英格兰的农业以及纽芬兰的渔业提供了另一个市场。1750年以前，英国的每一个贸易市镇或者工业市镇没有不和三角贸易或者殖民地的直接贸易发生关系的。从这些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是英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之一，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资金。
　　西印度群岛成为英帝国的中心，这对英国的富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黑奴的劳动使这些甘蔗殖民地成为帝国主义历史上最有价值的殖民地。在波斯耳思威特的眼里，黑奴是殖民地的“支柱和栋梁”，是“宝贵的人”，他们的劳动为英国提供了种植园的一切产品。英帝国是个富丽堂皇的大厦，地面部份是美洲贸易和海军威力，下面的基础是非洲黑人的劳动”。[4]
　　乔赛亚·蔡尔德爵士估计，在西印度群岛，一个英国人“领着十个黑奴干活，连他们吃穿和开销的费用都算在内，在英国可以为四个白人提供就业机会”。[5]根据德维南特的估计，西印度群岛的一个人，不管是白人或是黑人，创造的财富等于英国七个人创造的财富。另一个作家认为，群岛上的每户人家能使五个海员得到工作，并使更多的工人就业，厂主办厂，商人经商。他还认为那里的每个白人每年给英国带来了十个英镑的纯利润，相当于国内一个白人的二十倍[6]。威廉·伍德计算出每人每年只要提供七个先令的利润就足以使国家富强起来，而海外殖民地的一个白人每年提供的利润却超过七英镑[7]。达尔比·托马斯爵士走得更远，他说甘蔗园里每个雇工的价值是英国雇工的一百三十倍[8]。皮特曼教授估计，1775年英国的西印度种植园价值五千万英镑[9]，到了1788年，甘蔗种植园主自己把这个数字提高到七千万英镑[10]。到1798年皮特计算每年来自西印度种植园的收入为四百万英镑，而来自其他地方的收入只有一百万英镑[11]。亚当·斯密写道：“不论来自西印度殖民地任何一个甘蔗园的利润总是大大超过当今在欧美出名的任何田庄”。[12]
　　据德维南特说，到十七世纪末，英国的全部贸易带来的利润达二百万英镑。种植园贸易占六十万英镑，种植园商品的再出口占十二万英镑；欧洲、非洲和地中海东岸的贸易占六十万英镑；东印度贸易占五十万英镑；东印度商品的再出口占十八万英镑。[13]
　　1776年，査理·惠特华兹爵士根据大不列颠1697——1773年进出口贸易的官方记录编纂了一本完善的资科汇编。这本书有极大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十八世纪加勒比地区殖民地，和美洲大陆殖民地在英帝国中的重要地位。1697年，西印度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百分之九的进口贸易，美洲大陆殖民地提供了百分之八。而英国对西印度的出口贸易为百分之四，对美洲大陆的出口略少于百分之四。西印度的贸易占英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七，美洲大陆占百分之六。到1773年，西印度还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作为一个出口市场，它已经抵不过白人众多的美洲大陆殖民地了。同年，英国大约四分之一的进口货物来自于加勒比地区，八分之一来自于美洲大陆。加勒比地区买进了英国出口货物的百分之八；美洲大陆则买进了百分之十六。英国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十五是与西印度进行的，百分之十四是与美洲大陆进行的。纵观1714年到1773年的全部英国贸易，包括它与新的殖民地的全部贸易，（这些新的殖民地是战时英国用武力占领的，）我们可以得到下列事实：英国进口总值的五分之一来自于加勒比地区，九分之一来自于美洲大陆。英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六运往加勒比地区，百分之九运往美洲大陆。英国与加勒比的贸易占它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十二，而与美洲大陆的贸易则占它全部贸易的百分之十。在同一时期中，从非洲进口的总值只占英国全部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一点五；对非洲的出口总值也只占英国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二；英国与非洲的贸易只占它全部外贸的百分之一点五。因此，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弗吉尼亚、马里兰、卡罗来纳、佐治亚，加上三角贸易和西印度贸易，等于英国从1714年到1773年全部贸易的七分之一。
　　与美洲大陆个别殖民地比较一下，西印度的有些殖民地就显得更加重要。1697年英国从巴巴多斯进口的货物是从那些谷物殖民地进口总和的五倍，英国对巴巴多斯的出口贸易略高于它的进口贸易。小小的巴巴多斯，面积只有166平方英哩，然而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来说，其重要性居然超过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总和。1773年英国从牙买加进口的总值超过了它从谷物殖民地进口总和的五倍。英国对牙买加的出口贸易比它对新英格兰的出口贸易多三分之一，只略少于它对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出口贸易的总和。1714年到1773年间，英国从蒙特塞拉岛的进口是它从宾夕法尼亚进口的三倍，从尼维斯的进口几乎等于从纽约进口的二倍，从安提瓜的进口为新英格兰进口的三倍。从巴巴多斯的进口为谷物殖民地进口的二倍。从牙买加进口几乎等于从谷物殖民地进口的六倍。在同一时期，作为英国的出口市场，牙买加小岛居然与新英格兰列为同等重要。对于英国的出口商来说，巴巴多斯加上安提瓜完全可以与纽约州相媲美。蒙特塞拉加上尼维斯组成的市场胜于宾夕法尼亚。在那个时期中，英国对非洲的出口比它对新英格兰的出口少十分之一多英国从非洲的进口比它从纽约州的进口多四分之一；比它从宾夕法尼亚的进口多二倍。[14]
　　重商主义者真是热情洋溢。由于他们鼓励海外贸易，使三角贸易以及与甘蔗岛屿的通商，对于英国来说变得十分重要，而且比国内的锡矿和煤矿的开采业更为有价值。这些殖民地十分理想。但是，英国与这些殖民地的贸易，除去从西属殖民地输入非法商品或者出现贸易逆差之外，常常无须动用金银。这些殖民地的热带产品不同于大陆北部的产品，不会与国内的产品发生竞争。那里工业的发展不显著，即使有点工业也关系不大，而在美洲大陆，工业的发展却常常令人担心。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有人口众多的黑奴，是一支足以确保遏制独立愿望的力量。在这里起着最大作用的是蔗糖。达尔比·托马斯爵士写道：“还有什么商品能象蔗糖那样，给英国带来这么多的幸福、光荣和威武呢！连羊毛都相形见绌”。[15]
　　当时的贸易受到垄断的限制。那时的经济理论不允许有门户开放的自由，殖民地的贸易必须受其宗主国的严厉控制。重商主义者对于这一点是坚定不移的。德维南特写道：“殖民地应该循规蹈矩，恪守宗主国的基本法律，紧紧依靠祖国，成为祖国的一支力量。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就比国内敌人更可恶，犹如一支叛离的军队，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转过来反对祖国”[16]。在波斯耳思威特看来，为了取得繁荣，殖民地应该感谢宗主国，它们的感激之情和义不容辞的义务都会使它们“紧紧依附于祖国而割爱自身的利益”。[17]
　　重商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完全是建立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殖民地不得不把贵重的产品送到英国，而且还必须使用英国的船只。它们只能买英国货，如果要买外国货，那只能在英国购买。这些殖民地如同孝顺的儿女，它们勤勉工作，为的是使双亲更加富有、光荣，而它们自己却沦为终身家奴，只能开发当地的农业资源。査塔姆说，它们连一根钉子、一个马蹄铁都不能制造，帽子、铁、精炼糖都不能生产。作为回报，英国仅作出一个让步，给殖民地产品以国内市场的垄断权。
　　重商主义最主要的法宝是“航海法”，该法旨在用“英国的手段为英国的目的服务”[18]。制定航海法是针对早期居住在英国殖民地的荷兰人。安德鲁斯称这些荷兰人为“养父”，他们在提供信贷、运送货物、购买殖民地产品又运往欧洲的活动中效率很高，在关税开放市场上，英国人无法与之匹敌。此外，航海法也是针对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苏格兰企图建立自己独立的非洲公司，在英格兰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从而产生了1707年的“合并法案”。甘蔗岛屿竭力反对控制他们的外贸。那些在1840年反对自由贸易调门最高的人，在1660年时却是自由贸易最热情的倡导者。1666年，巴巴多斯的总督请求“坦率地禀吿国王陛下，他的措施到处遇到困难，……自由贸易乃是一切殖民地的生命……，任何人，只要他劝说国王陛下限制和束缚殖民地，就不会是忠臣，而是图利的商人。”[19]这位总督的继承人重复了类似劝柬：“您一定要开辟一个自由港口，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和前来的商人进行交易。而目前对新种植园所采取的做法，卑职认为是有些缺陷的。陛下制定的'英国贸易与航海法'将会最终断送海外的种植园”。[20]英国的贸易大亨们，“鉴于他极力支持自由贸易原则，决心给他一点颜色看”。而且他们严加指责，说他赞赏的那些危险的原则，“是与王国的既定法律和明显的利益相抵触”。[21]
　　这种对国家不利的思潮，在当时可能是不能容忍的。那时还有人要求补充航海法的条款，规定贸易使用的船只必须是英国造的，而且必须用英国木材，使用英国制造的帆布。条款还应规定，死者在入殓时必须要用英国毛织品包裹。种植园里所有的奴仆和黑奴都要穿着英国的毛织品，以利于发展英国这一重要工业。非洲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黑奴；西印度群岛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蔗糖，这两种商品在航海法中也被列为主要商品。但是，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园主，在贸易中从未接受这种限制。1739年，他们终于获得了航海法的修正案，但是改动很少，只是开放了欧洲可怜的对外市场——菲尼斯特雷角的南端，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就连这点让步，虽说微不足道，也引起了商人们的强烈愤慨。在修正案生效之前，利物浦的亠份请愿书就指出：“修正案在许多方面会大大不利于钱庄和制造商，不利于整个大不列颠的贸易和航海，尤其不利于利物浦这个港口”。[22]一百年之后又发生了类似的冲突，是垄断与自由贸易、重商主义与自由竞争之间更为激烈的冲突。敌对的双方没有改变，一方是英国的贸易商和制造商，另一方是西印度的甘蔗种植场主。但是双方的立场有了变化，现在完全赞同垄断制的英国资本家在当时是完全支持自由贸易的，而西印度的种植园主把他们从前想往自由贸易的崇高感情忘得一干二净，转而死死抱住垄断原则不放。他们曾经谴责过这一垄断原则，说它使他们变成了“商人的奴隶”。

二、海运和船舶制造


　　对外贸易的开展自然地推动了海运和船舶制造的巨大发展。三角贸易对英国海军的贡献也是非同小可的。当时，商船与战舰之间的区分不象今天这么明显。在平时，“万里远航”是令人神往的培训海员的场所。在战时，商人能给海军以巨大的协助。因此，奴隶贸易支持者坚持说，如果取消奴隶贸易就会中断海员的重要来源，从而使海军蒙受损失。正如利物浦的一个奴隶贩子所述：“这个事业对我们王国来说太重要了，奴隶贸易一旦取消，我国海军的重要性也随之消失，我国的国旗也就不能在各大洋乘风破浪地前进了”。[23]
　　1678年，海关委员会提出报告说，发展与种植园的贸易是发展海运和培养海员的最好办法，也是英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项贸易。在这项贸易中，与蔗糖殖民地的贸易又超过了与谷物殖民地的贸易。开往蔗糖殖民地的船只多于开往所有美洲大陆的殖民地。1690年，蔗糖殖民地租用了114艘船，总吨位为13,600吨，海员1,203人；而大陆各殖民地租用了111艘船，总吨位为14,320吨，海员1,271人[24]。1710年到1714年间，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英国船只总吨位为122,000吨，而开往美洲大陆的船只总吨位只有112,000吨位[25]。1709年，对西印度的贸易租用了英国外贸运输船只的十分之一[26]。在1709年到1787年期间，从事外贸的英国海运船只增长了四倍[27]。其中，开往非洲的船只增加了十二倍，吨位增长十一倍[28]。
　　三角贸易直接推动了英国的船舶制造。一些适用于奴隶贸易的特种型号的货船造出来了。这些船只既能多装运又能快速航行，为的是减少奴隶的死亡率。利物浦的许多造船主本人就是奴隶贩子，其中贝克——道森造船公司是其中生意最兴隆的一家。这家公司曾为西印度群岛提供大量的奴隶，是最大的奴隶输送者之一。1783年之后，它又为西属殖民地输送奴隶。约翰·戈雷尔是利物浦非洲贸易商会的成员。约翰·奥克尔也是会员之一，他是利物浦最有成就的造船家，但是他没有介入奴隶贸易。还有一个名叫威廉·拉斯邦的商人，居然拒绝提供建造运奴船的木材[29]。利物浦海员中有一半人参与奴隶贸易[30]，利物浦的财富与奴隶贸易密切相关。威廉·拉斯邦的上述行为真令人费解。
　　在组织奴隶贸易的问题上，海运业一般分为两派。有一派人赞同皇家非洲公司，另一派人支持自由贸易者[31]。但是在取消奴隶贸易的问题上，海运业却持一致的态度，采取统一阵线。他们争辩说，取消奴隶贸易势必动摇英国海军和帝国权威的基础。1788年颁布的法案限制了奴隶贩子的权势，它对利物浦产生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使二十二名船长、四十七名大副和三百五十名水手失业，使他们的家族及与他们家族有关的商人脱离了非洲贸易[32]。
　　除了海员之外，海运业还有许多其他辅助行业。木匠、油漆匠、造船工、店主以及与维修、设施、装运有关的技工；还有经管佣金、工资、船坞费和保险的人等，他们都与开往非洲的商船多少有点关系。1774年，利物浦有十五家商店为运奴船提供绳索[33]。据说当地几乎没有人不受到废除奴隶贸易的影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甘蔗岛屿对海运业的发展还有另一方面的贡献。在西印度群岛，经济的发展是畸型的，集中生产出口作物，而食品必须依靠进口。其中最重要的进口食品是鱼。这可真是英国重商主义者的掌上明珠。英国通过了法律以鼓励吃鱼。星期五、星期六规定为吃鱼日。鱼是种植园奴隶的重要食物。因此英国的青鱼，在蔗糖殖民地找到了主要的市场。纽芬兰的渔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西印度居民出口干鱼。这些居民们被说成是废物，“破干鱼”，“不配吃其他食品”，[34]从此，在西印度群岛形成了一个吃鱼传统。直至今日，进口的咸鳕鱼仍是普通人家经常的佳肴。是否他们“不配吃其他食品”呢？谁也不知道。
　　海运业的不断发展，使十八世纪英国的海港十分繁忙和紧张。从1705年到1795年，进入伦敦港的船只增加了三倍。其吨位增长了四倍。这个数目还不包括在海边贸易的小船只。码头上的仓窟根本不够堆积逬口的物品。运煤船也不能及时卸煤，因而煤的价格飞涨。食糖在码头上堆积如山，六桶、七桶、八桶地往上堆，这样，很容易引起火灾和偷盗。一个有组织的偷盗集团形成了，有一万人牵涉进去。在码头上，每年被盗窃的财物估计达五十万英镑。其中一半是加勒比地区的海船所蒙受的损失。
　　西印度的商人尽力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组织了一支特别保安队来防备偷盗，并建立一套对装卸西印度船只的工人实行普遍登记的制度。他们在议会里游说，最终争得了议会通过一项有权建筑西印度码头的法令。在以后的二十一年中，他们独占了这个码头，专门装卸西印度贸易的船只。建筑这个码头的奠基礼在1800年举行时，仪式隆重，有许多知名人士出席并受到盛大款待。宴会上人们还特意为祝贺西印度殖民地未来的繁荣昌盛干杯。1802年，这个码头落成并公开启用。第一艘进港的船只以当时首相的名字命名，第二艘进港船装满了600吨蔗糖后出航[35]。

三、英国港口诚市的发展


　　三角贸易、海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导致了一些大港门城市的发展。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格拉斯哥这些港口和贸易中心，在贸易时代所处的重要地位完全可以和后来工业时代的曼彻斯特、伯明翰、设菲尔德所处的重要地位相比拟。
　　据说，在1685年，布里斯托尔的店主几乎没有人不在开往弗吉尼亚或安的列斯的船上搞点投机买卖的。甚至于牧师们也开口就谈生意经。因此当地人讽剌地说，布里斯托尔的货船不归商人所有，而属普通工匠所有。1634年，布里斯托尔的关税为10,000英镑，到1785年上升为334,000英镑。1745年到1775年期间，一艘60吨位以上的货船应付的码头停泊费，上涨了一倍[36]。
　　十八世纪头七十五年中，正是奴隶买卖和食糖贸易使布里斯托尔成为英国第二大城市。该市的一位分析家写道：“这个城市里没有一块砖不渗透着奴隶的鲜血。豪华的宅邸，奢侈的生活，穿着制服的仆役所需用的钱财都是靠布里斯托尔商人买卖那些痛苦呻吟着的奴隶赚得来的。……。市民们象孩子一样天真，他们并不觉得买卖这种活商品有什么罪恶，只觉得它有利可图。”[37]1789年成立了一个旨在对抗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委员会。对这个委员会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在当选的委员中有九名商人，曾一度当过布里斯托尔的市长；有五名是政府官吏；有七名是曾经当过或者以后当过商业冒险者协会的会长。[38]
　　后来当布里斯托尔经营奴隶贸易的地位被利物浦取代后，它的注意力就从三角贸易转向直接食糖贸易。由布里斯托尔开往非洲的船只大大减少了，而直接开到加勒比地区的船只日益增多。1700年布里斯托尔港从事西印度贸易的船只有46艘，到1787年增加到72艘，而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为30艘。前一类船的每艘平均吨位是240吨，后一类船的每艘平均吨位是140吨。[39]1788年布里斯托尔开往里华德岛的船只数目和开往牙买加以及开往非洲的船只数目几乎一样多。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进港吨位数和超过三分之一的出港吨位数是用来与产糖殖民地进行贸易的[40]。布里斯托尔有一个良好的传统，每年都要为抵达该港的第一艘装载蔗糖的货轮举行庆祝仪式，由这位走运的船主出钱买酒请客[41]。布里斯托尔从西印度贸易中获得的利润，等于它从所有其他海外贸易中获利总和的两倍。直到1830年，布里斯托尔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仍然占它全部外贸的八分之五。无怪在1833年有人说，“要是没有西印度的贸易，布里斯托尔只能成为一个渔港了。”
　　布里斯托尔设有自己的西印度群岛协会。市议会可以拨出市政基金弥补产糖岛因火灾造成的损失。该市西印度各商行的新手和晚辈按惯例要去种植园生活几年，然后再回国经管商务。十八世纪布里斯托尔在国会的议员经常通过各种途径与甘蔗园保持密切联系。西印度群岛对布里斯托尔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它在国会的代表总是由一位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商人担任，比如贝里、普洛赛洛和迈尔士。詹姆士·埃文·贝里曾告诫本市市民不要支持废除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制，否则就等于拿斧子砍断摇钱树。其实他自家的摇钱树也摇摇欲坠。他的家族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占有大量奴隶，后来得到了62,000英镑以上的赎金[42]。布里斯托尔虽曾坚决反对糖税均等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毕竟沉重地打击了它对西印度的垄断贸易。从此以后，布里斯托尔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就江河日下。1840年，它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货船吨位占全港货船总吨位的百分之四十，而从该群岛返航的货船吨位只占进港总吨位的百分之十一。1871年布里斯托尔再没有船只开往牙买加了，在它的全部进港货船吨位中，来自西印度的货船吨位不到百分之二。布里斯托尔与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直到十九世纪世界香蕉市场出现以后，双方贸易才得以恢复。
　　西印度贸易对布里斯托尔产生的影响也和奴隶贸易对利物浦产生的影响一样。1565年，利物浦有138户人家，居住在仅有的七条小街上。全港口的商船只有十二艘，总吨位223吨。一直到十七世纪末，该城镇才发生了对它来说是唯一的一起重大事件，即英国内战时期它曾遭受过围困[43]。在征收船税时，斯特拉福德仅向利物浦征收了十五英镑，而布里斯托尔上缴的船税竟达二千英镑[44]，1709年到1771年期间，开进利物浦港的船只吨位增长了四倍半，出港的吨位则增长了六倍半。同一期间，该港拥有的船只数目也增长了四倍，总吨位和海员人数则分别增长了六倍[45]。1750年——1757年它的关税收入每年平均为51,00英镑。到1785年，这个平均数上升为648,000英镑[46]。1752年到1771年它的船坞费也増长了二倍半[47]。它的城镇人口则由1700年的5,000人增长到1773年的34,000人。到了1770年，利物浦已经变成世界上极负盛名的贸易城市，以至于阿瑟·杨在英国旅行时也要特地去看一看它。
　　废奴论者克拉克森认为，利物浦的兴起，原因很多，其中食盐贸易的发展，兰开夏人口的骤然剧增，还有曼彻斯特制造业迅猛的大发展是分不开的。这真是典型的恶意的本末倒置。事实只能是，利物浦的资本积累造成了兰开夏人口的增长，剌激了曼彻斯特的制造业。而利物浦的资本积累来源于奴隶贸易，这一来源的重要性当时的人比后来的历史学家了解的更清楚。
　　当时的普遍说法是，利物浦的几条大街是用镣铐开辟出来的，楼房的墙壁是用非洲奴隶的鲜血砌起来的。那里有一条街就起名叫“黑人街”。红砖砌的海关大楼刻着许多黑人的头像。据说有这么一个故事，利物浦有个男演员，经常因为喝得酩酊大醉遭到围观群众的喝倒采，但有时他会镇定而厉声的怒斥道：“我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让你们这帮小人侮辱的。你们的城市是座地狱，城里的每块砖头都凝结着非洲人的鲜血。”[48]
　　据1790年的估计，从利物浦开往非洲的138艘商船，其资本总额相当于一百万英镑以上。利物浦本身因废除奴隶贸易所造成的损失，按当时计算可能超过七百五十万英镑[49]。所以人们说，废除奴隶贸易就等于毁灭这座城市，而且还会摧毁它的商业基础，摧毁英国工业和财富的首要来源。利物浦有人这样责问：“这叫什么自由？完全是虚假的。国会的各项法令一直都是批准和鼓励奴隶贸易的，现在人们的头脑被虚假的自由弄晕了，竟然声称这桩贸易是不合法的。”[50]
　　利物浦对奴隶贸易的依赖性使那些敏感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十分为难。1939年，布里斯托尔有个历史家表白说，我们这代人目睹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掠夺，目睹了对中国的残暴肢解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抢劫，又何必去谴责奴隶贸易。利物浦的一个市文书也认为，利物浦因奴隶贸易而蒙受的耻辱太多，也太过份了。如果没有奴隶贸易的话，利物浦人的才能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也会在其他方面使他们的城市同样繁华起来的。可能速度没有这么快，但效果却是一样的。然而，如若没有奴隶贸易，这个港口的发迹即便不受到其他损害，可能也要大大推迟[51]。利物浦的另一位作家说，他们的祖先买卖过黑奴，这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奴隶贸易之令人胆寒还不及利物浦醉汉造成交通事故之令人战栗。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港口是靠非洲奴隶贸易积累起来的资本建成的，是以活人沽血肉为代价奠定了我们事业的基础。”有些靠奴隶贸易发家的人，虽然对利物浦的穷人有恻隐之心，可是，“奴隶贸易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可能没有想到要使这个商业城市消亡。”[52]
　　一直到1707年颁布了苏格兰、英格兰合并法之后，苏格兰才被允许参与殖民地贸易。从此，格拉斯哥这个名字就在地图上出现了。十八世纪，这个城市的繁荣是以食糖和烟叶为基础的。而与殖民地的贸易刺激了新兴工业的发展。1760年波科克主教访问了格拉斯哥之后，这样写道：“这座城市深感合并带来的优越性。人们可以从事西印度的贸易，这种贸易规模很大，特别是烟草、靛蓝和食糖的贸易。”[53]十九世纪中叶，在西印度群岛衰落之前，蔗糖加工业一直是苏格兰克莱德河谷的一项重要工业。

四、三角贸易中的商品


　　现在有必要回头来谈一谈英国的工业发展。这种发展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三角贸易商品的推动，也受到殖民地产品加工的影响。
　　英国工业与奴隶贸易有关的门类很多。例如，1787年出口到非洲的货物有：棉麻制品、丝织手绢、兰色和红色的粗毛衣、不褪色的红布、粗细草帽、绒帽、枪弹火药、砍刀、铅棍铁棍、合金脸盆、铜锅铜盘、铁壶，各种五金器具、陶器和玻璃器皿、各种珠子、金银耳环和装饰品、纸张、粗钢码脾、亚麻绉边衬衣和帽子，还有英国的和外国的烈性酒和烟草。
　　这批货物虽然很庞杂，却是当时奴隶贸昜的标准商品。生产非洲所需要的装饰品，家庭用具、各种服装、铁器和其他金属还有枪炮、手铐脚镣这些产品，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为英国劳工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利润。
　　（一）羊毛
　　在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棉纺工业的巨大发展之前，羊毛业曾是英国制造业的骄子。1680年以后整整一百年中，毛织品在奴隶贸易中，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极大。如果一条奴隶船没有装载毛哔叽、毛绒、毛呢、毛棉等毛织商品，这艘船就不能说是货物齐全。这些毛料有时就用它的最初产地来命名。布里德沃特公司代表了布里奇沃特在殖民地市场的股份。有一种编织简易的威尔士布兰将毛织品，就是威尔士和英格兰西部出产的。
　　1695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表达了公众的情绪，声称，对非洲的贸易促进了英国的毛纺织业。在人们提出的试图证明奴隶贸易重要性的各种论据中，都是把奴隶贸易促进了羊毛的出日作为首要论据。168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在阐明非洲贸易给公共福利带来好处时，开头话是这样写的：“原先羊毛等工业品大部份是从荷兰进口的，现在我国已经能大量出口了，而且羊毛在国内的消费也大大超过从前。这就使我国成千上万的穷人得到就业机会。”[54]1696年皇家非洲公司在一份请愿书上说，英国应该支持奴隶贸易，因为这种贸易有利于促进英国的毛纺工业和其他制造业。
　　皇家非洲公司与各个独立的贸易商之间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英国的毛纺织商一直居于重要地位。皇家非洲公司的主雇们坚持说，造成对外贸易混乱和分散状态的是那些私商；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一旦遭到削弱，整个贸易就会下降。1694年，维特尼的成衣商请求国会支持公司垄断。1696年，施鲁斯伯里的毛料工人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同年，基德明斯特的毛纺工人就同样请求竟两次陈书国会。170年埃克塞特毛纺工人和伦敦的羊毛商，以及1713年与毛纺织业利益相关的贸易商们也都站公司一边。
　　但是，从整体来说，在毛纺织业方面占优势的还是自由贸易商。不过公司的垄断却能“迫使自由贸易商限制其毛织品的数量、价格、尺寸和重量。”[55]垄断即意味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海关薯的一位调查者证实说，贸易开放时，羊毛出口量就增大。据两位伦敦商人在1693年的证词，垄断使羊毛的出口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萨福克每年出口毛纺织品25,000件，而在公司合并之后的两年，这个数目下降到每年只有500件[56]。1690年，萨福克和埃塞克斯的成衣商以及埃克塞特的制造商都上书要求反对公司的垄断。埃克塞特于1694年、1696年、1709年、1710年和1711年都再三请求准予进行自由贸易。1694年，英国的羊毛商抱怨说，垄断公司的限制措施大大减少了他们的销售额。1710年，伦敦和普利茅斯的羊毛商呈递请愿书反对垄断。1711年托纳斯和阿什伯顿的羊毛商，基德明斯特的毛纺制造商以及迈恩赫德从事毛纺生产的商会也都呈递过同样的请愿书。
　　呈递给国会的其他请愿书，还强调了殖民地市场对于毛纺工业的重要性。1690年，牙买加的种植园主对公司的垄断提出抗议，说公司的垄断妨碍贸易，特别是妨碍毛织品的贸易。在1704年，来自曼彻斯特的一份请愿书揭露说，英国的羊毛被贩卖到荷兰、汉堡和东方，用以换取那里的亚麻纱线和纤维，这些卖到那里的羊毛制成毛织品后，直接销往种植园。利物浦商人在1709年，后来在1715年又和其他市民一起抱怨说，公司的垄断损害了毛纺工业。1735年，北方工业区提出的请愿书表明，威克菲尔德、哈利法克斯、伯恩利、科恩和肯德尔等地，对于为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制造毛织品也十分感兴趣[57]。
　　毛纺织品居然会在热带市场畅销，这要完全归功于英国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1732年，代表大陆殖民地利益的人宣称，仅宾夕法尼亚一地，消费英国出口的毛织品，其数量超过了所有蔗糖殖民地消费的总和。纽约消费的毛织品，除牙买加外，也超过其他蔗糖岛屿。如果说毛织品适于宾夕法尼亚和纽约这些较寒冷地带的话，那么巴巴多斯的种植园主喜爱的则是印花布了，而且这种布也好洗。可是，羊毛是英国的主要产品，重商主义的思想家总不能为适应不同的气候而根本改变羊毛的出口罢。今天，任何熟悉英属西印度社会情况的人，都会理解这种由来已久的传统势力。比如群岛上的人，尤其在老年人当中，至今还经常穿着毛背心；藏青的毛哔叽西服仍然是穿着讲究的标志。加勒比地区属于中产阶级的有色人种，今天的衣着也不象北美殖民地的人，而象英国人。他们总是模仿英国的时装，喜欢穿着厚布料做的衣服。可是，在热带环境中穿着厚衣服，既不舒服还显得可笑。
　　但是，棉花后来在殖民地市场取代了羊毛，一如在国内市场一样。1772年，毛织品的出口总量为四百万镑，其中输出到西印度地区的不到百分之三，到非洲的不到百分之四[58]。欧洲和美国仍然是毛织品最主要的买主。1783年，毛纺工业逐渐开始运用棉纺工业革新的技术进行它为时已晚的改革。然而，在1783年以后的毛纺业改革过程中，三角贸易和酉印度市场对它没有起什么显著的作用。
　　（二）棉纺织业
　　正如十八世纪由于运输奴隶促进了利物浦造船业的发展一样，为了用棉织品换取奴隶，也大大促进了十八世纪曼彻斯特棉纺织业的发展。促进曼彻斯特这个棉纺城市发展的第一个动力，是非洲和西印度的市场。
　　曼彻斯特的发展，是与利物浦的发展、与利物浦的出海口以及整个世界市场都有密切联系的。利物浦靠奴隶贸易积累起来的资本，源源地输入内地，使曼彻斯特发展兴旺起来。曼彻斯特运往非洲的商品先要运到利物浦的海岸后，再装上贩奴船。兰开夏的外贸市场也主要是西印度的种植园和非洲。1739年，曼彻斯特的出口贸易为14,000英镑，到1759年，出口额增长了将近八倍。1779年，它的出口贸易达到303,000英镑。截至1770年止，它出口贸易的三分之一是输往非洲的奴隶海岸，二分之一输往美洲和西印度殖民地[59]。正是这种对三角贸易的巨大依赖，使曼彻斯特发展成为棉纺中心。
　　轻巧的毛织品在奴隶海岸深受欢迎，色彩绚丽、印有大花的丝织品也有销路。但其中最受人欢迎的还是棉织品。因为非洲人已经习惯于穿着他们自己生产的兰色和白色粗布。而且从贸易起始，一种叫“安纳巴斯”的条纹缠腰布就一直是每条奴隶船上必备的货物。印度的纺织品在英国遭到抵制，但在非洲市场上却很快确立了垄断地位。印度的服装，布罗士外罩、粗纱棉织品、卡坦呢、丝棉混纺，横条花布衣等，在非洲不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被当作奴隶贸易活动中又一个有保证的重大利益。曼彻斯特想要与东印度公司竞争，例如，它大量仿制了“巴夫特”这种原是东方生产的廉价棉织品，准备销往非洲市场。但是，英国的印染工艺落后，使曼彻斯特无法配制出不褪色的红、黄、绿三色，而这几种颜色正是奴隶海岸一带所喜爱的。曼彻斯特的尝试已经证明，它无力仿制印度棉纺品的那种颜色。据信，诺曼底的法国棉织品商也同样无法了解到东方人的秘诀。
　　曼彻斯特在推销方格花布或方格亚麻布方面倒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它的外销量看来是不稳定的。1739年——1748年，由于欧洲的战争和殖民地的战争，以及非洲公司在1750年前的不断改组，使曼彻斯特在非洲的棉布生意滞销。1750年以后，随着棉布生意的复苏之后，印度的棉布输出却不能满足市场的要求，于是英国的制造商就抓住这个机会，拚命推销他们的商品。1752年，英国仅出口棉麻方格花布一项，价值就达57,000英镑。到1763年，在七年战争结束时，其出口总值达到空前的302,000英镑。但是1767年以后，由于印度棉织品的竞争能力又一次超过英国的棉织品，使它的出口总值又下降到100,000英镑到200,000英镑之间。
　　虽然手头有一些统计数字，但是却无法对出口到非洲的英国方格花布和印度棉织品的价格进行比较。因为前者是以价值计算，后者则是以数量计算。但是，从印度与英国出口到非洲的棉织品增长数字中，我们多少可以看到非洲市场的重要性。1751年，棉织品的出口总值相当于214,600英镑；1763年，又增长了一倍以上；到1772年，又增长了四倍多。但是，由于美国革命的影响，1780年的出口价值下降到了195,906英镑。战争对于奴隶和对于种植园市场的影响一度是很明显的。到1780年，方格花布不再是棉纺生产的一个重要品种了。但这不能单单归咎于战争。只要印度的棉织品又贵又少时，曼彻斯特的棉织品就可以满足非洲市场的需要。对于种植园市场来说，价格便宜是最重要的。1780年之前，由于原棉的供应远远跟不上机器的发明创造，所以原棉的价格不断上涨。
　　但是据枢密院1788年所作的估计，曼彻斯特每年向非洲出口的商品价值为200,000英镑，其中单单卖给黑人的商品就值180,000英镑。制造这些出口商品意味着要投资300,000英镑，并使180,000名男女和儿童都能就业[60]。曼彻斯特生产的特种产品“几内亚”服装，由于物美价廉，给法国制造商印象很深，他们派遣专人来曼彻斯特谈判，提出，只要英国取缔奴隶贸易，他们愿出高价买下曼彻斯特制造商生产“几内亚”服装的专利权，并在鲁昂建立生产基地大力发展生产[61]。除非洲贸易之外，曼彻斯特于1788年还为西印度的贸易提供了每年价值300,000多英镑的工业品，这又使数千人获得了就业机会。[62]
　　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厂主与奴隶贩子之间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不像前面提到的利物浦造船主与奴隶贩子之间的联系那么密切。但是这里有两个例外。兰开夏有两位有名的棉纺织厂主：威廉·法扎克尔利爵士和塞缪尔·陶切特，这两人都是非洲贸易商业公司的成员。法扎克尔利在伦敦经营粗棉布生意，他于1726年曾代表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的各个独立商人反对非洲公司。陶切特是曼彻斯特一家巨大的花格布商号的成员，他在1753年至1756年期间曾代表利物浦参加该公司的理事会。他十分关心1758年占领塞内加尔的远征队的军事装备，并且千方百计促使英国出动军队。他曾经资助保罗发明纺纱机以革新棉纺工业，但没有成功，为此遭到了企图垄断进口棉花的指责。陶切特伙同他兄弟，入股经营二十条西印度贸易船。陶切特死后留下一大笔财产，其讣告描写他“是曼彻斯特一位显要的贸易商和制造商，为人精明干练，正直诚实，乐善好施，造福于人类。”两位近代作家对他也作了这样的描述：“他象神话中的伊加洛斯，高高地飞翔在蓝天。他是曼彻斯特贸易中成长起来的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是曼彻斯特人早年的榜样，他不但关心制造业，也关心全市的和全世界的贸易和金融事业。”[63]
　　从下面一些事例也很能说明陶切特事业的重要性。如罗伯特·迪格尔士虽是利物浦的非洲贩奴商，但其父兄都是曇彻斯特的亚麻布商。1747年有一个曼彻斯特商人和两个利物浦商人合股经办返往牙买加的贸易。曼彻斯特一家有名的“希伯兹商行”，在牙买加拥有甘蔗种植园，并且一度为从事奴隶贸易的非洲公司提供方格花布和仿造的印度货。
　　曼彻斯特从殖民地贸易中获得了双重的推动力。如果说它为奴隶海岸和种植园提供其所需的商品，那么反过来，它也需要种植园向它提供生产的原料。可见，曼彻斯特在西印度群岛有着双重的利益。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的入口原料主要来自地中海沿岸和西印度群岛这两个地区。十八世纪时，印度商品竞争力很强，它在奴隶海岸完全压倒了曼彻斯特的商品，甚至还严重地威胁着英国国内市场。但就整个英国来说，由于对印度的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有效地打击了它的竞争。这是第一步措施，从此，英国本土成为十九世纪兰开夏的主要市场。在十八世纪，这一措施曾使曼彻斯特垄断了国内市场，因此印度的私商得以开始为兰开夏的工厂提供原棉。1783年，印度的棉花被认为是所有棉花中质地最优者。因此，印度和巴西先后成了西印度群岛的竞争者。
　　十八世纪初期，英国依靠西印度群岛进口了其所需原棉的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但是，在西印度种植场主的心目中，棉花生产只列为第二个重点。尽管这些种植园主是多么羡慕印度、非洲或巴西的棉花种植，他们自己却从未考虑把棉花生产放在首位。1763年西印度的同业主在反对保留瓜德洛普的问题上，他们的论据是该岛只能种甘蔗。有趣的是，当代有人在小册子中，提出保留该岛的一个理由，就是该岛能向英国提供棉花。其实英国的消耗量并不大，西印度提供的棉花是令人满意的。1764年英国进口的原棉总数将近四百万磅，其中有一半来自西印度群岛。1780年英国进口原棉六百五十多万磅，其中由西印度群岛提供的占三分之二。[64]
　　直到1783年，西印度群岛仍然主宰着棉花贸易。但是一个的时代已经出现。为了满足世界穿衣需要，纺织工业突飞猛进，加勒比海的几个小小岛屿无法提供足够的棉花。这些岛屿生产的棉花纤维长，用手工容易清除棉籽，但它属于海岛品种，种植区狭窄，因此成本昂贵。后来有了轧棉机，能够提高清除棉籽的效率，也能够利用短纤维的棉花，生产的重心才由这些岛屿转移到美洲大陆，以便能满足英国新机器生产的巨大需要。1784年，一艘装载美国棉花的货船被利物浦海关当局截住，理由是美国棉花实属非法生产，用美国船只运输棉花进入英国也是不合法的。
　　这对西印度居民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与此同时，情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美国革命时期，曼彻斯特向欧洲出口的棉花几乎扩大了三倍。[65]这场美国革命为曼彻斯特开辟了另外一个重要市场，美国当时虽已独立，但有一段时间轧棉机还未付使用。因此曼彻斯特的棉花涌向世界市场，它的进口和出口都十分繁忙。阳光灿烂的加勒比海天空出现了小小的乌云，温和的西印度海风变得猛烈起来。这预示着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它将使神气十足的甘蔗种植园主变得俯首贴耳，如果不予阻止，埃德蒙·伯克所描写的当地自然风光就要变得面目全非。
　　（三）制糖业
　　对殖民地原料的加工促进了英国的新兴工业，也进一步扩大了海运事业，这对于发展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也作出了贡献。在所有要加工的原料中，蔗糖是最主要的一种。蔗糖的生产促进了制糖工业的发展。蔗糖的加工提炼过程，就是把蔗园里生产的 色粗糖加工成洁白的砂糖。这种白糖既能长期贮存，又便于运输，还便于远销世界各地。
　　英国最早提及制糖业的，是1615年枢密院发布的敕令。这项敕令禁止外侨设立糖坊，或者传授制糖技术。随着种植园蔗糖生产的不断发展，加上饮茶和咖啡的普及，食糖已经不再是王公贵族们的奢侈品，而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必需品。因而制糖业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
　　大约到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共有120个制糖作坊。每个作坊大约可以雇用九个男工。此外精制糖的批发分销工作又带来了许多相应的行业，也要求发展沿海和内陆的车船运输业。
　　布里斯托尔的制糖工业，是英国最重要的制糖基地之一。1654年，正是布里斯托尔的一个日誌家爱维林，谈到了他第一次看到制作方块糖的工序。从布里斯托尔的历史年鉴中，也可看到，食糖的生产数字经常作为赠品呈献给到该城来参观的贵客，如奥利佛·克伦威尔之子理查德，国王查理二世。查理二世还为此授予布里斯托尔的四名商人以爵士头衔。
　　1799年，布里斯托尔有20家制糖作坊，按人口和面积的比例来说，布里斯托尔的制糖业要比伦敦发达得多。布里斯托尔的食糖质量名列前茅。由于距离煤矿很近，容易得到燃料，因而其食糖的销售价格比伦敦要便宜。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布里斯托尔的食糖在爱尔兰、整个威尔士南部和英格兰西部找到了市场。制糖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布里斯托尔的一个主要工业。该市的制糖业主1789年曾上书国会反对取缔奴隶贸易，他们说：“西印度群岛之存在虽然不取决于奴隶贸易，但是它的繁荣和福利却完全有赖于奴隶贸易”。[66]1811年，市内还有十六家制糖厂与西印度群岛有贸易联系，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香蕉取代食糖时，这种联系才最后中断。
　　布里斯托尔的一些显贵名士与制糖工业有密切的联系。十七世纪的市参议员罗伯特·奥德华兹就与制糖工业关系密切，他同时又是一个商人，曾建造两个码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运业。[67]威廉·麦尔士是十八世纪有名的制糖业主。在同行业中，他的发家史具有典型意义。麦尔士初次来到布里斯托尔时，口袋里只有三个半辨士。他当过码头工人，也拜过造船工为师，于是积蓄了十五英镑。后来他又在一条开往牙买加的商船上当木匠。在商船返航时，他带回了两大桶蔗糖在布里斯托尔出售，获得了巨大利润。然后，他把这笔利钱购买了牙买加极需的商品。他如此反复进行这样的投资经营，过了不久就成为富翁，并且在布里斯托尔安顿下来开办制糖厂。这是一个出身低贱而在西印度贸易中发家致富的人。麦尔士变得如此富有，以致在他的儿子加入他的股份企业后，一次就给他儿子一张十万英镑的支票，让儿子得以与一位贵族牧师的女儿结婚。老麦尔士后来当了市参议员，最后寿终于财富和声誉之中。小麦尔士继续经商西印度群岛，主要贩卖奴隶和蔗糖。他死于1848年，留下了价值一百万英镑以上的财产。[68]还在1833年时，他在特立尼达和牙买加拥有奴隶663名，为此获得的赎金达17,850英镑[69]。
　　格拉斯哥的发展与烟草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十八世纪这个城市的繁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蔗糖工业有关。这里的制糖业开始于十七世纪下半叶。城西的糖坊开设于1667年，接着1669年开设了城东的糖坊。不久又开设城南等地的糖坊。1701年又接着开设了一个。但是格拉斯哥的发展有一个十分不利的因素，因在1707年之前，与殖民地的直接贸易是不合法的，这就使格拉斯哥的制糖业主不得不依靠布里斯托尔提供原糖。后来由于实施合并法案和下面要谈到的另外一桩美事，这种不偷快的局面才告结束。有两个苏格兰的军官，一个叫威廉·麦克道尔上校，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小儿子，另一个叫詹姆士·密利肯少校，他们二人在留宿圣基兹时，向寡妇托维和她的女儿求爱成功。这两个妇人乃是一笔大遗产的继承人，拥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园。中断的香火又被接上，这两位女继承人与她们的丈夫的出现，意味着格拉斯哥成为吞吐西卬度蔗糖的重要港口之一。就在发生这桩美事的同年，一座新的制糖厂建成了。
　　伦敦的八十家制糖厂，大多数座落在市区周围。而布里斯托尔只有二十家糖厂。1774年，利物浦有八家制糖厂，其中有一家布兰卡糖厂，又兼作经营奴隶贸易的商行，是全英国的最大企业之一[70]。此外，在曼彻斯特、切斯特、兰开夏、怀特黑文、纽卡斯尔、赫尔、南安普敦、沃林顿等地，也有一些制糖厂。
　　有人会问，炼制原糖为什么不在原料产地的种植园进行呢？在热带地区经营农业，在温带地区搞工业生产的这种分工状态，为什么会一直保留到今天？其实，这种状况形成的最初原因，既与劳动技术无关，也与自然资源无关。它是宗主国采取的特定政策造成的。这种禁止西印度群岛开办制糖厂的禁令，与禁止美洲大陆开办铁厂与纺织厂的做法完全同出一筹。1671年托马斯·克利福特爵士问道，究竟应该由英国还是由种植园来开办制糖厂？他的回答是：“现在有五艘贩黑奴的船开往西印度群岛，如果那里的种植园办起蔗糖加工，那么开回来的船只要两艘就够了。这样就会破坏海运业以及与它有关的一切行业。倘若英国一旦失去这个有利的事业，它就会失去一切”。所以英国对进口的精制糖所课以的重税，是粗褐糖进口税的四倍。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大抵成桶的原糖源源运来英国，制糖业的发展又需要消耗大量的煤和粮食，结果英国的国民收入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德维南特要求允许殖民地开办制糖厂的请求，只被当作耳旁风。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其结果也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取得了同样的胜利。起先，柯尔伯特允许法属西印度群岛办蔗糖加工业，而且对这些岛输入法国的精糖和原糖都征收同样的税。但是，到1682年，精糖的进口税提高了一倍。又过两年之后，法属各岛就不准开设新的糖厂了，有违犯者则罚款金3,000里弗。1698年颁布的命令比上述规定更为严历，对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原精所征的进口税，由每一百镑抽税四里弗降为三里弗；而对同样重量的精糖所征的进口税却从八里弗提高到二十二点五里弗。对来自其他国家的精糖也课以同等的进口税。“很明显，这种严厉的措施保护了法国的糖厂主。打击了他们在殖民地的同胞。”[71]英国制糖业的利益在法律上也受到同样的鼓励，但是，人们对于提供原糖的种植业的利益，看法并不总是相同的。在重商主义时期，蔗园主曾垄断英国的国内市场，并禁止其他国家商品的进口。蔗园主这个政策目的在于限制他们的产量，以保持高昂的价格。他们对国内市场的合法垄断，变成了他们手中一个强有力的武器。他们慷慨地运用这一武器，即使全体英国人蒙受损失也在所不惜。当时法国、西班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都已种植了大量甘蔗，致使蔗糖产量骤增，国际市场的糖价于是被迫下跌。可是英国殖民地的蔗园主们还想在国内极力保持食糖的垄断价格。
　　蔗园主的友人吿诫他们说，他们正在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指出，“如果英国的蔗园主不能提供又多又便宜的蔗糖，那么法国、荷兰和葡萄牙的蔗园主就会来提供。”[72]早在1730年，许多作家就曾督促政府打开“法律的禁锢”，让法国的食糖进来竞争，以便使蔗园主出售的糖与邻国由售的糖同样便宜。[73]1739年，牙买加向宗主国请求给手援助。外贸和种植园委员会对此发出了明确而直率的警告。牙买加岛的面积是里华德群岛面积总和的两倍，但是里华德群岛的出口却超过了牙买加的出口。“出现这种情况是毫不足怪的，因为牙买加岛的土地有一半至今仍未耕种；英国从这个殖民地获得的好处也就不到一半。如果牙买加得到充分开发，那么英国也可能会充分受益的。”[74]
　　然而蔗园主们对这些忠告听不进去。在十八世纪时，他们还没有必要听这些忠吿。伦敦、威斯敏斯特、南华克以及布里斯托尔的糖厂主于1753年向国会提出了抗议，抗议蔗园主自私自利的行为；指出，英国糖价的昂贵，引起了“高额的糖税”。他们督促国会设法扩大甘蔗的耕地面积，增加原糖生产，以便使蔗园主也有利可得。这些糖厂主的言行十分谨慎小心，以表明他们不想“与蔗糖殖民地的居民争夺产量、财富和社会影响。”但是国会缓议了他们的提案，而只通过了一个决议，鼓励白人前往牙买加定居。
　　在美国革命期间，原料生产者与加工者之间，还发生了另一次危机。从1774年到1780年，英国原糖的进口量减少了三分之一，加上糖价又很高，使糖厂主陷入了困境。他们于是请求国会允许进口能盈利的原糖，以摆脱困境。我们在读到国会委员会收到的有关这方面的证词时，从文中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糖厂主和蔗园主之间的利害冲突。蔗糖价格高固然对蔗园主有利，然而糖厂主对蔗糖所提出的愈来愈多的要求，蔗园主却不愿提供，或者无法提供。如果他们不愿提供，就设法使他们提供。所以布里斯托尔的糖厂主就建议实行“受益法”。这个"受益法”，将使英属蔗糖殖民地同样受益。办法是扩大甘蔗的耕种面积，以便能大大提高产量，更多地向英国提供蔗糖，这对宗主国的贸易、海运和国库都会作出更大贡献”。[75]如果蔗园主办不到这点，那么只好到别处，例如到法国殖民地购买蔗糖了。当时一位杂货批发商表明态度说：“如果我是制糖业主，我当然是最欢迎圣多明各的蔗糖”。[76]蔗园主的脚下已经裂开了一条深沟，但是他依然抬起高傲的头，继续走他的老路，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背诵着重商主义者的教诲。他背得真烂熟，但是学得不甚精通。
　　（四）甜酒烧制业
　　殖民地出产的另一种原料，使英国相应产生了一种工业。蔗糖的又一种重要的副产品是糖浆。糖浆经过蒸馏可以得到兰姆甜酒。但是兰姆酒从未像棉花那样重要，更远不及蔗糖。它对英国工业所起的作用不大，也许因为大部分进口的兰姆酒事前在西印度群岛已经加工完毕。英国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酒量不断增加。1721年它的进口为58,000加仑，1730年的进口为320,000加仑，1763年进口总数达一百二十五万加仑。1765年到1779年，进口数字继续稳步上升，最后达到二百万加仑以上[77]。
　　兰姆酒是渔业、皮毛业和航船水手不可少的东西。而且它与三角贸易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兰姆酒是贩奴船上必备的一种货物，特别是开往非洲殖民地的贩奴船。任何一个奴隶贩子都不愿意放弃兰姆酒这种货物。在非洲海岸大兴饮酒之风真是有利可图。把大量兰姆酒带给当地黑人掮客，怂恿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失去理智，然后一笔生意也就做成了。当地有个奴隶贩子，口袋里装满了用奴隶换来的金子，他十分愚蠢地接受了一艘贩奴船船长的邀请，前去共进午餐。结果他被灌得晕头转向。待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发现他的锐袋和金子不翼而飞，他本人也被剥得精光，打上标记，与他自己的受害者一起沦为了奴隶。这件事在船员中一直被当作茶余饭后的笑谈。1765年，利物浦办起了两个烧酒厂，就是专为满足开往非洲的贩奴船所需的甜酒。对于重商主义者来说，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事实是，从糖浆中不但能提取兰姆酒，还能提取白兰地和低质酒，这些酒通常是从法国进口的。布里斯托尔也办起烧酒厂，这足以证明这个城市在甘蔗种植园有直接的利益，他们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多次向国会申诉自己的困境，并且反对从法国进口白兰地。关于这一点，伯克利主教的话可以代表公众的情绪，他用地地道道的重商主义的语言，尖刻地问道：“难道痛饮美酒是不可缺少的魔鬼吗？难道人们不喝醉，他们的国家就不能发展吗？”
　　十八世纪的英国酗酒成风。当时人们爱饮的是杜松子酒。霍迦斯写的《酒巷》一书使杜松子酒负有盛名。南沃克的杜松子酒店经常贴出这样的广告：“花一辨士可痛饮，花两辨士可醉入梦乡，所躺的干草垫分文不取。”杜松子酒和兰姆酒之间互争名牌销路。
　　西印度的种植园主争辩说，他们生产的兰姆酒占所有其他产品价值的四分之一。因此，如若禁止他们出售兰姆酒，将会使他们破产，而且也会驱使人们去找其他外国酒来喝。这些种植主们希望，对喝烈性酒的酒鬼的惩办不要破坏蔗糖贸易。在他们看来，问题不是在于人们该不该喝酒，而在于喝什么样的酒。一个无名氏作家论证说：“杜松子酒对人体的危害远远超过兰姆酒。”“杜松子酒是烈性酒，又酸又辣，喝了烧心。而兰姆酒则温和、芳香、又无害。如果饮用适当，还会有惊人的效果，既可健身，又可精神愉快。”[78]这是对兰姆酒所作的奇妙说明，但是巴巴多斯人却给这种酒起了一个更为恰当的浑号，叫做“鬼见愁”。
　　与种植园主意见相反的人却坚持说，西印度的兰姆酒贸易虽无足轻重，但我们不能再允许进口罪恶的杯中物来毒害大不列颠人民的身体和精神。这当然也与其他因素相关，如兰姆酒与玉米酿造的白酒发生竞争的问题。这种竞争使西印度的利益与英国农业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蔗园主指责说，用玉米酿酒就会导致面包价格的上涨。对吃面包的穷人表示这种关心虽令人感动，但却是出自吸血鬼之口，而他们的目的不过是要穷人花更多的钱买他们的糖而已。随后的一百年，英国农场主与工业家之间，又发生类似的、更加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原由是给工人阶级以廉价的面包呢还是低微的工资。糖浆曾使西印度的蔗园主与美洲大陆的殖民者之间关系恶化。现在又使蔗园主与英国地主之间的关系恶化。前者抱怨说，每当英国粮食短缺时，他们马上推荐粮食的代用品，可是运来的却是大量的糖。1807年，大麦产区一个不署名的支持者写道：“这些嘴甜的绅士们总是拐弯抹角地寻找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蔗糖事业。”[79]1831年，迈克尔·萨德勒也反对这种主张，即：“蔗糖虽然能够酿造出健身的饮料，但英国人并不喜欢饮它”。[80]
　　其实，西印度烧酒商的真正敌人，不是英国的农场主，而是新英格兰的同行。新英格兰的商人拒不购买兰姆酒，而坚持要买进糖浆以便自己来烧酒。然后再把他们烧的酒推销给纽芬兰和印第安部落，特别是推销到非洲。在奴隶海岸，兰姆酒生意实际上为新英格兰所垄断。1770年，新英格兰向非洲出口的兰姆酒，占当年殖民地总出口的五分之四[81]，这是新英格兰从三角贸易中获得的又一个重大好处。不过，这里也就埋下了后来分裂的种子。法属西印度的糖浆比英属西印度的糖浆更为便宜，因为法国不允许用殖民地糖浆提取的酒与本国产的白兰地竞争。而种植园主又不想拿糖浆去喂马，他们就把它卖给美洲大陆的殖民者。于是，这些殖民者就转向与法属殖民地的蔗园主打交道，糖浆也就成为美洲大陆与甘蔗殖民地之间贸易中的一种主要商品。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件事对英国的蔗园主有着深远的影响。
　　（五）“小玩艺”
　　贩奴船上的货物，总是少不了这些“小玩艺”的。这些杂七杂八的、华丽而不值钱的装饰品或玩具，对于喜爱鲜艳色彩的非洲人来说，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为了这些小玩艺，非洲人出卖了自己的同胞，后来在十九世纪则是割让王地、授与矿产租让权。在奴隶海岸，玻璃制品和玻璃串珠总是被抢购一空。在种植园，对玻璃瓶子的需求量也很大。这些物品大部分是在布里斯托尔生产的。有一个奴隶贩子从黑人王子手中换到了一个十分健壮的黑人，而他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十三颗珊瑚珠子、半串琥珀、二十八个银玲，以及送给王子女眷的三双手镯。为了感谢王子的慷慨大方，他又送给王子的宠妾几串玻璃珠子和四盎司紫红羊毛。这些东西，单个分开价值微不足道，但是集中起来，在奴隶交易中就具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影响之大，以至于今天在西印度群岛，人们仍旧使用“小玩艺”这个词，来称呼一种用以换取贵重物品的华丽而价廉的小东西。
　　（六）冶金工业
　　奴隶贸易还需要一些令人生畏的商品，虽说它们的用途并不亚于毛织品和棉织品。这些商品就是脚镣、铁链和扣锁。运奴船上需要用这些东西锁住奴隶，以防止他们哗变成自杀。为了辨认奴隶，还要用炽热的烙铁给奴隶们烙上印记。在任何一艘开往非洲东印度或西印度的船上都有明文规定：“四分之三的啤酒要放在带有铁箍的大桶里，上面要加上铁盖，或者其他结实的盖子。”[82]非洲海岸许多地区使用铁棍作为交易手段，而一架铁棍，价值相当于四条铜棍[83]。1679年，“燕子号”货船上运载的铁棍为其全部货物价值的四分之三。1690年“玛丽号”上的铁根为其全部货物价值的四分之一。1733年，另一艘奴隶船上的铁棍为其货物价值的将近五分之一。[84]皇家非洲公司1682年这一年就出口了一万条铁棍。[85]由此可见，制铁商在非洲也找到子一个有利的市场。
　　枪枝也是开往非洲的每条货船上必备的货物。如果说曼彻斯特是棉纺中心，那么伯萌翰就是枪枝交易的中心。伯明翰与伦敦之间为争夺枪枝贸易所展开的斗争，只不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普都与外埠之间，围绕奴隶贸易究竟是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垄断贸易而进行的总的斗争。1709年和1710年，伦敦的枪枝制造商，向国会请求支持皇家非洲公司的垄断。伯明翰的造枪商和制铁商则一再施加压力和影响，反对主张垄断的皇家非洲公司和伦敦的同行。1708年、1709年、1711年，他们三次向国会请愿，反对恢复1698年修订的公司垄断权。在为他们的贸易自1698年以来得到了发展，他们担心恢复公司的垄断后，又会迫使他们不得不把商品卖给“一个买主或任何一个垄断会社，而不许卖给其他人。”[86]
　　十九世纪，伯明翰是用枪枝换取非洲的棕榈油。但是在十八世纪是看不到这样的公平交易的。伯明翰在十八世纪是用枪支交换活人的，当时通行的价格是，一个黑奴值一支枪。非洲人用的滑膛枪主要是伯明翰出口的。它每年的总出口量达十万至十五万枝。非洲也与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一样，被列为伯明翰枪枝的最大买主。
　　种植园对铁器的需求量也不容低估。十七世纪末，德比郡锡特韦斯制铁商制出的铁器中，就有供应巴巴乡斯的熬糖锅炉和甘蔗轧压机。显然，伯明翰对种植园这个市场也颇感兴趣。他们向种植园出口熟铁和钉子。其出口数量常常随着蔗糖贸易的行情而发生变化。正如1737年一个制铁商所说：“有些甘蔗岛的处境不佳，有些人对铁器贸易有偏见，因为这些岛屿需用铁器的多少，完全取决于甘糖贸易的好坏。”[87]伯明翰一位老历史学家，这样描述该城市从殖民制度中得到的好处：“它制造的斧子运往印度，制造的砍刀卖给北美的印第安人，卖到古巴和巴西的铁链、手铐和铁环是给黑奴戴的……。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头砍倒古老的大树；在澳大利亚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铃的铃声；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用着伯明翰的锄头耕耘那无垠的蔗田。”[88]
　　与铁器同时出口的还有铜、黄铜和铝制品。早在I660年之前，铜锅、铜壶就向非洲出口了，只是在1698年开放贸易自由后，其出口量才不断增加。此后，伯明翰开始大量岀口刀具而黄铜器。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殖民地市场上，英国的这类商品一直与其他国家的进行竞争抗衡。1719年在斯塔福德郡北部成立的启德尔公司，不久就成为英国最大的铜器公司之一。它经营广泛，其中包括用于非洲贸曷的商品，如当时起名“几内亚杆”的铜丝和非洲部族喜欢戴的金属环“曼纳罗”。这家公司的资本，从1734年到1780年增长了十一倍。1780年，公司实行改组。“它白手起家，……逐渐兴旺发达，既使不是十八世纪最大的铜器公司，也算得上名列前茅。”据传，开往非洲的船只，货舱里常常装满了冒牌货和金属环，在客舱里则住满了传教士，“这是令人深思的一个例子，它说明物质商品与精神商品在进行竞争。”[89]布里斯托尔浸礼会所属的工厂，生产出大量的黄铜，然后把它抽成铜丝，制成电池，在非洲市场大量出售。霍利威尔工厂，除为利物浦的船只生产护船铜板以外，还制造铜锅以满足西印度糖商和东印度茶商的需要。同时还为非洲贸易生产各种物美价廉的黄铜器具。铜锅铜壶主要是出口到非洲和美洲的种植园。在一张出口货单上，在“铜锅”项目下，可以看到“洗澡用大铜盆”这一品名。[90]现在这些大澡盆都是用电镀锡做的。它在今天西印度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广为使用。造船业发展的需要，也进一步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利物浦有许多铸造铁链、铁锚的工厂，就是附属于造船厂。生产护船用的铜板，既促进利物浦地方工业的发展，又能使周围一些地区为满足利物浦的需要而得到发展。因为要把兰开夏和切斯郡冶炼的铜从霍利威尔的冶炼厂装运到利物浦的货栈，就需要租用三、四十艘船。
　　在整个十八世纪，制铁业一直从奴隶贸易中得到好处。当国会提出讨论废除奴隶贸易问题时，利物浦的铁、铜和铝器制造商以及贸易商们纷纷向国会呈递请愿书，反对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废除了奴隶贸易，必将影响本市居民的就业，因而将使成千上万的人“沦为孤苦零丁的流浪者，去异国他乡寻找职业。”[91]同年，伯明翰宣称，它的各种制成品，有相当一大部分主要是依靠奴隶贸易，如果取缔奴隶贸易，就会毁灭这个城市，也将使大批市民贫穷潦倒。
　　这种担心，未免过份夸张。制铁商在为十八世纪的贸易战提供军火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生产更多的军火，以满足“美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需要。此外，由于新技术的发明，军火的生产不断提高，殖民地的市场出现了饱和状态。从1710年到1735年，英国铁器的出口虽然增长了几乎三倍。但1710年，英属西印度只买进了英国出口铁器总数的五分之一，到1735年，这个比例数下降到不足六分之一。1710年，英国出口到种植园的铁器，有三分之一是倾销到甘蔗岛屿，而1735年，则只有四分之一。西印度群岛进口英国铁器数量的高峰是在1729年，这年它买进了英国出口铁器总数的将近四分之一，其中近一半的铁器是出口到所有的种植园。英国国内铁器的生产发展了，但各个甘蔗岛屿对铁器的需要量却在缩小。到1783年，制铁商自然也开始另找出路。但是，他们犹如童话里的灰姑娘，穿上美丽的盛装匆匆参加舞会后，只顾尽情地跳舞，竟忘了注意时钟马上就要敲响子时。



[1] Adam Smith, pp. cit., 415-416, 590-591.

[2] W, Wood, A Survey of Trade (London, 1718). Part II,193.

[3] J. F. Rees, “The Phases of Britis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conomica (June, 1925), 143.

[4] Postlethwayt, The African Trade, the Great Pillar…… 4, 6.

[5]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 565.

[6] J. Bennett, Two Letters and Several Calculations on the Sugar Colonies and Trade (London, 1738), 55.

[7] Wood, op. cit., 156.

[8] Sir D. Thomas,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West India Colonies, and of the Great Advantages they are to England, in respect to Trade (London, 1690). The essay is printed in the Harleian Miscellany, II, 347.

[9] Pitman, The Settlement…of British West India Plantati-ons…271.

[10]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1788, Part IV, No. 18,Appendix.

[11] J. H. Rose, 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 1911), 370.

[12] Adam Smith, op. cit., 366.

[13] Whitworth, op. cit., II, 18.

[14] 下列表格的编篡材料来源于惠特沃思爵士的《自1697-1773年以来，大不列颠进出口贸易的逐渐滞迟的情况》(伦敦，1776年)，第二部分，第 1—2, 47—50, 53—72, 75—76, 78, 82—91页。表格中的贸易数字以英镑计算。
在正文中提到的西印度群岛和大陆贸易的百分比总数里，我把1714-1773年西印度群岛与圣克罗伊斯，蒙特克里斯蒂和圣尤斯特修斯这些小地方的贸易数字都计算在内;其中也包括英国在战争中占领，后来又归还的古巴、瓜德罗普等岛屿的贸易数字。此外，在1714-1773年西印度群岛与大陆贸易的数字中也把加拿大、佛罗里达等的数字计算在内。至于对这些不同地区进行比较的重要性，参见第六章，第114-115页和第36条注释。
为了确切地说明这些统计数字，必须把英国贸易的总数计算进去。这些数字如下，（同上，第一部分，第78-79页）

年份英国进口货 美国出口货
1697年 3,482,586 3,525,906
1773年 11,406,84114,763,252
1714—1773年492,146.670730,962,105

殖民地年 份向英国出口 占英国入口
总额的百分比		从英国进口占英国出口
总额的百分比		占英国贸易
总额的百分比
西印度群岛1697年326,536 9.3% 142,7954%7%
大陆1697年279,852 8%140,1293.9% 6%
非洲1697年6,615 ……13,435…… ……
西印度群岛1773年2,830,853 24.8%1,270,846 8.6%15.5%
大陆1773年1,420,471 12.5%2,375,797 16.1%14.5%
非洲1773年　 68,424……662,112 ……
西印度群岛1714-1773年101,264,818 20.5%45,389,988 6.2%12.0%
大陆1714 - 1773年55,552,675 11.3%69,903,613 9.6%10.2%
非洲1714—1773年2,407,447 0.5%15,235,829 2.1%1.4 %
　　　 　　 　 单位：英镑


[15] E. D. Elli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ugar as a Commodity (Philadelphia, 1905), 82.

[16] Whitworth, Works of Davenant, II, 10.

[17] H. See, Modern Capitalism, its Origin and Evolution(New York, 1928), 104.

[18] L. A. Harper,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New York, 1939), 242.

[19] Collins, op. cit 143.

[20] Ibid., 157. In 1697 the governor of Jamaica asked for a relaxation of the Navigation Laws for seven years to ensure recovery.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XV, 386. Beeston to Blathwayt, Feb. 27, 1697.;
英国对各个殖民地的入出口数字如下：

殖民地英国从……的进口 英国出口到……英国从……进口 英国出口到……　
　1697年1773年 1697年1773年 1714-1773年1714-1773年
安提瓜28,209112,779 8,02993,323 12,785,2623,821,726
巴巴多斯196,532168,682 77,465148,817 14,506,4977,442,652
牙买加70,0001,286,888 40,726683,451 42,259,47916,844,990
蒙特塞拉特14,69947,911 3,53214,794 3,387,237537,831
尼维斯17,09639,299 13,0439,181 8,636,504549,564
卡罗莱纳12,374456,513 5,280344,859 11,410,4808,423,588
新英格兰26,282124,624 68,468527,055 4,134,39216,934.316
纽约10,09276,246 4,579289,214 1,910,79611,377,696
宾夕法尼亚3,34736,652 2,997426,448 1,115,1129,627,409
弗吉尼亚与马里兰227,756589,803 58,796328,904 35,158,48118,391,097
佐治亚85,39162,932 622,958①746,093① 　　
圣基茨150,51262,607 13,305,6593,181,901 　　
多巴哥20,45330,049 49,587②　122,093② 　
格林纳达445,041102,761 3,620,504③1,179,279③ 　　
圣文森特145,61938,444 672,991235,665 　　
多米尼加248,86843,679 1,469,704④322,294④ 　　
西属西印度群岛35,94115,114 　　　 　
托尔托拉岛48,00026,927 863,931⑤220,038⑤ 　　
安圭拉岛29,933⑥　 1,241⑥　　 　
整个西印度群岛220,448⑦7,193,839⑦ 　　　 　
赫德森湾583,817211,336 　　　 　
　　　　　单位：英镑　

① 1732—1773年的统计数字　　　　　　　 ⑤ 1748—1773年　　　
②1764—1773年的统计数字　　　　　　　 ⑥ 1750—1770年　　　
③ 1762—1773年的统计数字　　　　　　　 ⑦ 1714—1768年　　　
④1763—1773年的统计数字

[21] Calendar of State Papers, Colonial Series, IX, 474-475.Oct. 26, 1676.

[22] Stock, op. cit., IV? 828. May 30,1739.

[23] Holt and Gregson Papers (Liverpool Public Library), X, 429. Letter entitled”Commerce,”in Cregson’s handwriting, undated.

[24] Ibid., I, 43 n.

[25] Stock, op. cit; III, 355.

[26] This proportion is obtained by taking the average of the 122,000 tons for the West Indies in the five years 1710-1714,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figure of 243,600 tons engaged in foreign trade in 1709, given in A. P. Usher, “The Growth of English Shipping, 1572-1922,”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28), 469.

[27] Usher, op. cit., 469. In 1787, 998,637 tons.

[28] Pitman,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66.

[29] R. Stewart-Browne, Liverpool Ship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iverpool, 1932), 117,119, 126-127,130.

[30] 恩菲尔德，上引书，第26页提到1771年共有海员5,967名。格雷格萩说，奴隶贸易雇用的海员为三千人。霍尔特与格雷格森文件集，第10卷，第434页，致布鲁克议员的信，未注明日期。

[31] 1708年，伦敦海运业请求支持垄断权。1709年和17.10年，怀特黑文的船主递呈了两份反对垄断的请愿书；1708年和1710年，伦敦及其附近地区的造船工递呈三份请愿书，1709年其他几个城市的造船工也递呈一份请愿书。
　　Stock, op. cit., Ill, 204 n, 207 n, 225 n, 226,249,250 n,251.

[32] Holt and Gregson Papers, X, 375, 377.

[33] Enfield, op. cit., 89.

[34] Pari. Hist., XXIX, 343. Alderman Watson, April 18,1791.

[35] J. G. Broodbank, History of the Port of London (London 1921), I, 76-82, 89-108; W. S. Lindsay, A History of Merchant shipping and Ancient Commerce (London, 1874-1876).II, 415-420.

[36] W. N. Reid and J. E. Hicks, Leading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ort of Bristol (Bristol, n. d ), 106; J. Latimer,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ristol, 1900),334;
　　W. Barrett, The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the City of Bristol (Bristol, 1780), 186; J. A. Fraser, Spain and the West Country (London, 1935),254-255.

[37] J. E. Nicholls and J, Taylor, Bristol Past and Present (Bristol, 1881-1882),111, 165.

[38] Maclnnes, op. cit., 202.

[39] Ibid., 233.

[40] 　　 Ibid.
　　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入港船只，占其总吨位48,125吨中的16,209 吨;出港开往西印度群岛的船只占其总吨位46,729吨中的16,913吨。

[41] Maclnnes, op. cit.,t 358,370.

[42] H. of C. Sess. Pap,, 1837-8, Vol. 43. The exact figure was £ 62,335.0.5. The family owned 954 slaves outright, and was part owner of another 456 (pages 117,120,132,168).

[43] Enfield, op, cit., 11-12.

[44] P. Mantoux,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28),108.

[45] Enfield, op. cit., 67.

[46] Fraser, op, cit., 254-255.

[47] Enfield, op. cit., 69

[48] G. Williams, op. cit., 594.

[49] Holt and Gregson Papers, X, 367,369,371,373.

[50] J. A. Picton, Memorial of Liverpool (London, 1873),1,256.

[51] J. Touzeau,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Liverpool from 1551 to 1835 (Liverpool, 1910),11,589,745.

[52] “Robin Hood,""The Liverpool Slave Trade,” The Comme-rcial World and Journal of Transport (Feb. 25, 1893), pp. 8-10; (March 4,1893),p. 3.

[53] G. Eyre-Todd, History of Glasgow (Glasgow, 1934),III, 295.

[54] Donnan, op. cit., I, 267.

[55] Donnan, op. cit., I, 379.

[56] Ibid., I, 411,418 n.

[57] Stock, op. cit., II, 20; III, 90, 224 n, 298; IV, 293-297.

[58] J. James, History of the Worsted Manufacture in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London, 1857), appendix, p. 7.

[59] A. S. Turberville, Johnson’s England (Oxford, 1933), I, 231-232.

[60] Holt and Gregson Papers, X, 422-423.

[6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1788, Part VI. Evidence of Mr. Taylor.

[62] Holt and Gregson Papers, X, 423.

[63] Wadsworth and Mann, op. cit., 149, 156-157, 231, 233, 243-237,447.

[64] The British import figures are given in J. Wheeler, Manchester,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Commercial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Manchester, 1842), 148,170; the West Indian Imports in J. J. Ragatz, Statistics for the Study of British Caribbean History, 1763-1833 (London, n. d.), 15, Table VI.

[65] Wadsworth and Mann, op. cit., 160.

[66] Donnan, op.cit., II,602-604.

[67] Latimer, Annals of Bristo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44-45, 88.

[68] Bourne, op.cit., II, 17-18; Botsford, op.cit., 120,123.

[69] H.of C. Sess.Pap., 1837-8, vol. 48.The exact sum was £ 17,868.16.8 (pages 68-69, 167-168).

[70] Enfield, op.cit.,90; T.Kaye, The Stranger in Liverpool；or, an 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View of the Town Liverpool and its environs (Liverpool, 1829), 184. For the Branckers and the slave trade, see Donnan, op.cit., II, 655 n.

[71] C. W Cole, French Mercantilism, 1683-1700 (New York, 1913), 87-88. The Prohibition is still in operation today .See J.E.Dalton, Sugar, A Case Study of Government Control (New York, 1937),265-274.

[72] Bennett, op. cit,, Introduction, p XXVII.

[73] Anonymous, Some Considerations humbly offer’d upon the Bill now depending in the House of Lords, relating to the Trade between the Northern Colonies and the Sugar-Islands (London, 1732),15.

[74] F.Cundall, The Governors of Jamaic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7), 178.

[75] Stock, op.cit., V, 559.March 23, 1753.

[76] H.of C.Sess.Pap., Reports Miscellaneous, 1778-1782,Vol. 35,1781.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to whom the Petition of the Sugar Refiners of London was referred. See especially the evidence of Frances Kemble.

[77] Stock(op.cit., IV, 132 n；Ragatz, Statistics... ,17, Table XI.

[78] Anonymous, Short Animadversions on the Difference now set up between Gin and Rum, and Our Mother Country and Colonies (London, 1769),8-9.

[79] Windham Papers (British Museum), Add. MSS. 37886,ff. 125-128 .”Observations on the proposal of the West India Merchants to substitute sugar in the distilleries instead of barley. "Anonymous, probably 1807.

[80] Hansard, Third Series, V, 82.July 20, 1831.

[81] E.R.Johnson, et al., Histor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1915), p. 231 1,118.
　　其出口总量为349,281加仑，对非洲的出口为292,966加仑.

[82] Stock,op.cit.,II,264n.

[83] Donnan, op.cit., I, 234 n, 300 n.

[84] Ibid., I, 256,262;II, 445.

[85] Ibid.,I,283.

[86] Donnan, op. cit., II, 98.

[87] Stock,op. cit., IV, 434.

[88] R.K.Dent, The Making of Birmingham：being a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Midland Metropolis (Birmingham, 1894),147.

[89] H.Hamilton, The English Brass and Copper Industries to 1800 (London, 1926),137-138,149-151,286-292.

[90] Donnan, op. cit., I,237.

[91] Donnan, op.cit.s II,61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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