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安德鲁·格林《放纵的资本主义》（2006）
4．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这意味着我们反对自由贸易吗？不，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通过自由贸易，经济规律及其最难以解释的矛盾将在全球范围内较高层面上发挥作用。
——卡尔·马克思
经济不行了，我们应付不了了，我们不像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有纪律。
——约翰·厄普代克 |
迄今为止，在分析大多数发达国家应对20世纪70年代的挑战中，我们并没有更多地强调各国间的经济关系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习惯上称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全球化，将占据经济辩论的中心地位。在这一章，我们将首先考察美国经济命运的变迁——现在，美国又回复到它先前在发达国家中的领先地位。然后，我们将讨论中国的迅猛崛起及其给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的挑战。最后，我们将分析国际经济一体化这一更为广泛的议题，它将构成了下一章所讨论的工人运动压力的背景。
美国及其竞争对手
如第一章所述，在“黄金时代”，欧洲和日本在追赶美国生产力水平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80年代。这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为此组建的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力委员会于1989年发表了一份简报，开篇这样写道：
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其国人的生活水平。近年来，许多观察者指责美国工业生产并没有达到其应达到的水平，或者没有达到其过去的生产水平，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尽力去发展工业生产。假如这些指责是真的，并且这种趋势不能够逆转，那么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迟早必定会降低。
……
据说美国制造的产品是劣质产品……美国的工厂也被指责为效益低下、劳动力积极性不高、培训不当。管理经营行为也被批评为只速求眼前利益，而不追求更为合适的长期目标和利益。
该委员会对8个工业案例，包括汽车、计算机和生活电器产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每一个产业的企业都面临着来自于欧洲，或者更多来自于日本的压力。鉴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沉浸于迅速发展的喜悦之中，该委员会对于半导体产业的评论令人震惊：“竞争是在由政府资助的规模小、生产单一、毫无经验的起步产业和日本产业巨人之间展开的，侏儒不可能击败巨人。”
1995年以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趋势发生了转变，美国的生产力加速发展，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日益落后。图4.1显示，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都非常接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洲和日本的生产力为美国生产力的80%~90%，而后又下降到65~75%。下降的原因我们将在第六章进行讨论，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探讨强劲的生产力发展如何极大地鼓励了美国经济的自信。
图4.1 欧、日、美制造业生产力对比（1979~2003）
美元与美国国际收支
美国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美国金融界。这便提高了美元的价值，在1995年~2001年期间，美元对其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增值了29%。美元在世界货币制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其他国家都拥有美元外汇储备，并且在非美国企业与银行的国际交易中都使用美元。所以，应从长远的背景和角度来考虑分析美元的波动，当然也包括2004年5月的美元下跌。
如图4.2所示，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名义汇率和衡量美国制造业竞争成本的实际汇率都发生了转变，从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对实际汇率起压制性的作用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名义汇率。
图4.2 美元的汇率：名义的和实际的（1975~2003）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元实际汇率增值40%，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下降。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美国成本相对地提高，美元贬值只是票面价值贬值。尽管如此，对于美元每一次大的震荡，都是名义汇率的跌宕占主导地位。
沃尔克在联邦政府实施了提高美元利率的政策，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元的升值。又因美国财政预算赤字的提升，美元进一步升值（见第二章）。直至1984年，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其开放资本市场，美国政府对于汇率一直采取“善意的忽视”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本意是使资本流向了日本（因此，降低美元价值），但是却在让日本投资者更容易追逐上涨的美元方面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华尔街想借此进入日本市场，因此对这种反效力视而不见。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表面上看起来美国银行对于工业上存在的问题漠不关心……一些银行的CEO希望，拥有了联邦政府储备金，美元的增值能够促使他们所感知的资本合理化和节约的成本变成任意挥霍的、毫无纪律的制造业。尽管如此，到1985年初期，对于制造业忽略美元的控诉力度加大了，同时对当局政府向能动政策转变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85年，美国制造业利润份额增加了24.8%，非常接近经济危机和经济恢复前1979年的水平。假如美元的增值意味着美国竞争力的降低，利润率很可能会急剧降低。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美国的制造业是极其合理化的。
一直以来，关于美元增值的原因的理论实质上都很模糊，而且备受争议，一直持续到1985年美元利率相对于其他竞争方面的投资开始降低。1985年2月，泡沫经济导致通货膨胀，美元回落下跌。1985年9月，在美国财政部没有专家组的情况下，G5金融峰会在广场酒店举行，大会一致认为，将来美元以外的货币很有可能会依次正常地增值，美国国家财政部会抓住有利时机，密切合作鼓励其他货币增值。官方报纸报道说美元贬值了10%~12%。美国中央银行包括联邦政府在内，销售额为100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立即下跌了4%，随后再次下跌。1986年末，日本出口商感到了美元紧缩，1987年2月，在罗浮宫G7金融部宣布，先前美元的持续下跌使货币与主要的经济基础相一致，未来货币的波动极具破坏性。虽然没有将这些消息公布于众，但很明显，其意思是通过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汇率须保持在可以掌控的基准范围之内，如有必要，也可通过宏观政策进行协调。美国中央银行的大量干预受到了限制（包括日本政府购买的1000亿美元的保证金），美元停止下跌。1985年后，美元的下跌促使制造业的利润份额由5%上升至1988年9月的30%。
克林顿当政的前两年，美元也是一直在持续下跌。1995年，克林顿对外宣布，要改变政策，希望美元坚挺。经游说，G7金融部也宣称美元对日元的贬值将来很有可能发生逆转，并利用外汇大量干预来支持美元。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指出，如果美元下跌会导致金融市场缺少自信，那么将会削弱生产力发展的必要规则，如4.2所示，美元再次增值，虽然没有任何地区出现20世纪80年代美元增值的水平[1]。强有力地支持美元的政策最初促进了美元的增值，但最重要的作用是导致了一个新的经济繁荣时期的到来。2000年，海外购买美国资产，例如股权和债券的数量是20世纪80年代经济繁荣末期的4倍。如一位观察者指出，资本流入是外商享有更高的利润份额以及未来高科技带来的利润的一条途径。随着股票市场和美元的上涨，在美国的投资回报将会变得非常高，这同样也吸引了许多投机资本流向美国。
[1] 制造业的利润分成从10年前的30%增加到1999年的35%，如果没有美元升值的压力，增长的幅度还会更大。
汇率的波动说明，以上所述只是资本重新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如第三章所述，经济的发展也牵涉到出口贸易和就业，我们现在转向讨论美国的贸易收支差额。自从1982年以来，美国的流动资金每年都出现赤字（见图4.3）。对比图4.3和图4.2可知，20世纪80年代末期，当美元贬值时，流动资金赤字方面有所改善。但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账赤字一点也没有改善。2003年，赤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远远大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实际汇率极大地增值，制造业竞争力有所下降。
图4.3 美国的经常账户与国内投资（1980~2003）
20世纪90年代末期，消费高峰期来临，大量的生活消费品被消耗，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消费品，在1995年~2000年期间，美国进口的生活消费品增加了75%。2000年，进口产品占美国制造业市场的26%，其中，80%为皮革和鞋袜产品，57%为服饰产品，51%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33%为汽车和大量的机械产品[1]。
[1] 美国政府（2002）。
对美元过高的期望和高科技高峰的瓦解，极大地推进了国际贸易中心产品的出口，同时也使美国出口产品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2000年~2003年间损失了世界市场份额的1/5。持续上涨的经常账赤字反映了产品日益上涨的赤字，甚至劳务项目也少许下降至21世纪初的水平。到2004年，美国政府和海外企业的债务已经超过了美国国内外企的总资产，债务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0%。即便如此，海外投资的净收益仍有富余，尤其是美国企业直接投资的海外企业及其子公司的回报率最高。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有大量的投资资本流入美国，尤其是在新经济高峰期，大量的资本注入美国现有的资产，产生的回报却低于美国跨国公司在新的生产设施方面直接投资所得的回报。不过，如果流动资金持续降低，海外债务继续堆高，那么投资收入将入不敷出，使经常账赤字进一步恶化。如果基本的经济名义增长率为5%（即增长率3.5%，通货膨胀率为1.5%），长期持续的经常账赤字为国民生产总值的5%，则意味着海外负债率持续上涨，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00%。
除非经济增长的形式由消费型进口转变成出口，债务增长才会停止。尽管美元面值有所下降，但2005的分析报告表明，未来若继续贬值1/3，美国经济便处于合理的平衡状态。自从一些竞争优势被频繁的通货膨胀逐渐销蚀掉，随着进口产品美元价值的上涨，美元虚拟面值的下跌幅度远远大于必要的美元实际价值的波动[1]。
[1] Godlley等（2004）；Obstfeld和Rogoff（2004）。
图4.3表明，美国企业在建筑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固定投资净额超过贬值额。贸易支付差额的经常账赤字相当于整个国民经济在海外债务的总和。2002年，美国的国际债务等于净商业投资。这好比美国微薄的储蓄被政府预算赤字和房屋建设所抵消，而美国的净商业投资是靠企业的国际债务来维持的[1]。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是相当令人惊讶的。
[1] 限制“净”投资和储蓄的附加条件也很重要。许多商业投资都以货币贬值而筹得资金，但确实是净投资扩展了经济的能力。
美国借贷了那么多债务，那么谁是债权国呢？表4.1显示，2003年以来，平均经常账赤字一直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这些资金可能的来源之一是海外企业投资于美国的新工厂和收购美国企业的资金多于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这种直接投资（资本流入减去资本输出）的种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相对较少。从2003年起，随着美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逐渐大于其合作伙伴在美国的投资，这种直接投资变成了净资本输出。另一个资金来源是，外商或海外企业购买美国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债券、美国企业的股份，或简单地在美国银行存钱。问题是以这种方式流入美国的资金和美国私人、金融企业资金输出之间是否平衡。事实上，在20世纪80~90年代，海外私人企业为美国平均经常账赤字注入了相当量的资金，当2000年2月赤字减小时，也注入了额外需求的资金。美国股市的崩溃和对新经济繁荣期望的破灭并没有削弱早期私人企业资金的注入，这很令人惊讶。第三个资金来源是，当国外政府积累资金时，外汇却以美国国库的汇票和债券的形式发生了逆转。2003年4月，官方额外持有的汇票和债券数量较少，此时，亚洲政府在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时却开始需要大量的美元，以销售掉此时供过于求的本国货币。这样能够防止本国货币对美元升值，但是这却削弱了他们的出口产品的竞争力。2003年~2004年，亚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准备积累大量的美元资本，作为出口盈余，防止美元下跌。2003年末，海外政府拥有1474亿美元的资本，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
表4.1 美国国际收支赤字（1984~2004）
国际清算银行强调了2005年美元位置的不稳定性。
美国普遍的经常账赤字是一个长期的严重的问题，最终会导致美元无序地下跌、其他金融市场的骚乱及最终的经济危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也许在将来，能导致保护贸易主义者压力的重现。赤字空前的规模、外在债务增长的速度、对官方赤字财政的依赖以及美国主要依靠消费（而不是投资）资助经济，说明了美国经济存有问题。不过，如果现代金融市场相互依赖，很可能这样的问题就不仅仅局限于美元、局限于美国了。
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投资的增加通常是推动需求扩大的最主要的动力因素，尤其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的出口就是另一个国家的进口。在供求方面，股本的增长对于扩展生产量是必要的。投资与新技术是共生关系，新技术使投资变得有利可图，同时，新技术通过投资进入生产系统[1]。表4.2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积累速度开始下降，工业国以低于整个世界平均速度的速度积累资本，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积累资本的速度显然较快。需要强调的是，以下计算是基于部分信息和许多假定，增长率细微的差别可忽略不计。
[1] 资本积累和增长之间明确的因果关系正在热烈争论中。近期研究（Bond等，2004）辩称，计量经济学证据证明了积累在决定增长中的重要性。
表格中的黑体数字是一些国家的资本积累速度，预计比同时期世界资本增长率高出1%。OECD成员国的股本增长率普遍下降，尤其是日本。超级资本积累大国在20世纪60年代为日本，70年代和80年代为韩国，90年代为中国。21世纪初期，中国资本的增长率为12%或高于12%。
表4.2 资本积累：固定股本增长率（1960~2004）
在中国高速发展初期阶段，就业率大大提高，尤其是在充满活力的、重要的制造业。尽管如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蒸蒸日上的就业形势开始急剧下滑。通过管理方法与个人买断股份使企业由国企变为私企，一些破产企业和大量裁员的国营企业以及国有制造产业类的企业基本上裁员3/4[1]。因此，虽然国家通过控制信贷制度，实施在诸如汽车制造业和钢铁产业创建国营企业产量第一的政策，但是私人资本积累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占主要地位。
[1] 显然，那些国有企业的失业工人们很不情愿在新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工厂里工作：“据说，城市里的工人们尤其是在国有企业里工作的工人们，他们都习惯于这样的理念——工人就是主人、社会主义没有剥削。因此，他们希望得到离家近、高工资、工作时间不长又容易的工作（Imamura 2003：59）。
资本存量的快速发展要求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较高。麦迪逊（1998年）调整了官方数字，1978年~1994年间中国的投资收益大约为1/3，这非常接近日本和韩国的投资收益[1]。事实上，机械制造和设备投资看似是发展的主要动力，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比日本和韩国经济发展最快时期还低6%点，比法国和德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高3%~4%[2]。因此，在2003年和2004年投资份额得到飞速发展和提高。虽然亚洲的其他国家在生产力投资发展方面作出的努力跟中国一样，但是中国在超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比亚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也能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力。
[1] Maddison排除了那些大的修理费和不经常作为投资分类的军事投资。在中国，股市投资、住房投资都很高，韩国、日本和中国资本投资模式与Maddison的观点是一致的（1998）。
[2] Maddison（1998）。
20世纪90年代末期，利润率下降，产业利润的货币价值在1999年~2004年间上涨了5倍，分配部门的利润率增长速度更快。产权持有者回报率的传统计算方法说明，2004年的资本回报高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据报道，尽管因税收问题而有小、少报收益的倾向，但中国国内企业的收益低于外企收益很多，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投资的企业收益最高。其中外企出口额占总销售额的1/3，是国内企业的3倍[1]。
[1]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2005）。
中国总就业人数预计7.5亿，是OECD成员国的1.5倍，是日本和韩国总数的10倍。但是中国整个就业人数中有一半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当沿海工业地区劳动力吃紧时，有大量来自于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储备可以涌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收入较低，预计从农业转向工业和服务行业的人数，按一定时间的比例计算，高达1.5亿~3亿[1]。现在已有大量的工人在城市的非正式部门从事工作，其中包括从农村新招来的工人和国企下岗的工人。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说，他们组成了中国劳动力储备军的另外一个部分。
[1] Brooks（2004）。
资本的快速积累使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急剧上升，从5%升至14%，25年内增长了将近3倍。中国一直独自在补足前苏联和东欧失去的输出份额以及欧洲和日本缩小的份额[1]。从图4.4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按目前的形势再发展10年左右，中国将会威胁到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
[1] 欧洲、日本构成了大部分“非美国经合组织”范畴。表中不包括石油生产国、发展中国家以及印度等中低收入国家，尽管在过去10年中印度也赢得了很多市场份额。
图4.4 世界总产值的份额（1950~2004）
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经济必须要飞速发展，但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意味着，要想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必须要低于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4。如图4.5所示，在亚洲国家长期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美国过去的20年里翻了一番，中国的经济水平还是落后于美国、韩国30年前快速发展追赶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水平，低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时的经济水平[1]。
[1] 根据Maddison的估量，中国绝对水平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在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等。当然，这样的估量只是笼统性的。
图4.5 赶超美国的亚洲各国人均GDP（1950~2001）
与日本、韩国之类的亚洲国家比起来，中国确实是一个人口大国，经过20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水平仍然落后于它们开始快速发展时的经济水平。经济飞速发展与人口数量巨大，都是中国未来经济腾飞的潜在力量。当然，中国经济也不一定继续在目前的轨道上发展。如果发生变化，适应世界贸易结构的转变的问题和生产产量的问题也会相应地更加恶化。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潮流和前景，主导了世界经济的潮流和前景。例如，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为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作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努力[1]。中国大多数的穷人在实际收入方面都有所增加，在世界收入的底层国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虽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在中国也有所加剧，但是数亿贫苦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有所改善，这对在世界上缩小收入差距很重要。但是，改善穷苦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中国发展进程中更广阔的问题都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2]。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是消费人群和失业救济队伍。
[1] Sutcliffe（2004）。
[2] Qian（2003）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讨论，探讨中国的发展演变模式，尽管这是一条违反传统的改革道路。
中国的出口高峰
表4.3反映了在过去的20多年里，在世界出口总额中，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了10倍。自1990年，中国出口在数量上的增长超过了9个低收入、制造业出口国的出口数量总额[1]。并且，自2000年以来，它们的出口总额一直下降，而中国的出口额却一路飙升。在分析中国出口对亚洲其他竞争国的影响时，发现以低工资为基础生产生活消费品的国家苦不堪言，而像韩国这样生产资本货物的国家从中国的扩大的市场中获利颇丰。在1980年~2000年间，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中国服饰、旅游用品、鞋袜和玩具劳动集约型的产业方面出口额增长，同时，使韩国和新加坡的出口遭受挫败，现在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也日渐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中国1/3的制造商是外资生产厂家，大多数是日本人。形成了从日本进口机械和零部件，加工生产后再出口的潮流。2003年，中国相对于美国（包括香港地区），为100亿美元贸易顺差；相对于日本、韩国，却是极大的贸易逆差。虽然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企业的一半，但大多数产品是销售到国内扩大的市场，而非出口[2]。
[1] 6个亚洲国家包括韩国、波兰、捷克和墨西哥，它们的工资水平不是很低（此处“亚洲国家”的表述明显有误——录入者注）。
[2] Eichengreen等（2004）；Boltho（2004）；Ito和Yoshida（2004）；Rumbaugh和Blancher（2004）。
表4.3 中国的出口（1980~2003）
在日本，相对有限的工业产品进口中，来自中国的工业产品占了将近1/3。中国对欧洲和北美的出口量大于日本。10年内，每一种产业的市场份额都或多或少翻了一番。中国进口以玩具和游戏产品为主，40%服饰从低收入国家进口，目的是在“多纤维协定”结束之际，配额正在逐步减小时，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办公室设备中有一些已经采用高科技装备，并且发展迅速。2002年，中国取代了欧盟和墨西哥，成为美国在计算机、电子生活产品和其他IT产品方面最大的出口国（虽然大多数出口产品是从国外进口的组装品或高科技零部件）[1]。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以生产更多高精尖产品。到2010年，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博士可能要比美国多。在4种高新技术的研究发表物方面，中国位居第4，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许多跨国公司都使研究设施置于中国。这将使中国更快地发展，因为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博士毕业。
[1] Lardy（2003）。
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世界贸易活动中是显著的，但是，也有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出色的国家。比如，中国在资本积累方面是模仿日本，在出口方面模仿韩国。图4.6指出，中国出口额还没有达到日本其次是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世界贸易中的出口额。即便如此，日本的出口收益增加过程与中国相比，是缓慢和漫长的，中国的出口收益增加过程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新兴工业国家才能与之相媲美。在过去的40年里，新兴工业国家竞争力的迅猛增强成为一个持续的趋势，中国的出口增加只是这种趋势的新表现，而不是一种新现象。
图4.6 世界商品出口的份额（1948~2003）
尽管如此，如先前谈到的，中国的发展规模以及目前尚靠后的排名，意味着中国有潜力使出口贸易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几十年内，中国经济在利率方面的发展，要求中国扩大出口贸易，为日益增多的进口产品买单，如食物、材料、燃料、半成品、资本货物以及名贵品牌的生活用品。随着中国贸易额的增加，出口产品越来越多，对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的影响越来越大。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出口额大致增加了一倍，上升了约1.5%；90年代，又增加了一倍，出口额提高了3%。如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每年都能持续在6%左右，未来10年里中国的出口额将翻一番，足可以为日益上涨的进口汇票买单，出口额将增加6%，其影响远远大于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虎”（见图4.6）。而且，如果中国经济再飞速发展10年，虽然中国的生产力落后于发达国家，但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会受制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当然，每一个国家都会受到经济危机的困扰。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经济停滞，随后亚洲也发生了经济危机（见第三章）。除了经济长期停滞崩溃阶段，中国依然在促进世界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贸易出口的扩大发展，会加剧OECD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引发南部工业国家与其竞争时面临的严重的问题。中国在某一个阶段也会用跟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大国一样的方法，提升价值链。工资水平提高时，工业在低价值市场中不具有有效的竞争优势，因为低收入的无技术工人是低价值市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以往经验表明，在某一个阶段，在追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资会飞速上涨。目前，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比经济繁荣时期的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大国的工资水平低，但并不影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因为低收入国家也同样可以很优秀（见图4.7）。
图4.7 赶超时期的制造业工资（1950~2003）
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市地区的实际收入每年平均增长5%，这便快速促进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他们面临着要支付教育和医疗等高昂的费用。这些预估没有包括那些农村来的农民工，他们是出口企业里主要的劳动力。在广东省，有大量的出口企业，而工人工资据报道每月80美元，工作时间为每周80个小时。虽然就业率一直在增加，工资在10年内在名义上也有所提高，但是通货膨胀使工资实际提高了30%。这表明，一部分工人并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享有的生活水平[1]。农民工必须经历严格的官僚程序获得许可，才能在城市工作，跳槽换工作对他们而言很难。劳动纪律和法规很严厉苛刻，尤其在韩资和台资企业。一些地区的韩资和台资企业通常被这样描述：“工人都是在严格的军事制度下，驱赶着往返于食堂和宿舍之间。”
[1] Meng等（2004）；Gough（2005）。
农民工到小城镇的限制一直都很宽松，据报道因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像一些缝衣工、制鞋工第一次被给予谈判的权力。厂方不能轻易地辞掉不满意的工人，因为激进的罢工能够削弱企业的日产量或周产量。大多数工人开始尝到了厂方让步的喜悦。
如果经济繁荣持续发展，而劳动力储备削弱，在某一阶段，市场力量将推翻这些压制性的措施，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将像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大国一样，开始提高工资。而且，持续的高出口额使人民币升值，同时也会使美元工资增值，并进一步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上涨的工资成本使中国企业开始转向生产和要求有技术的劳动力生产出口产品。这会缓解低工资出口国面临同中国竞争时承受的压力。好处是它可以生产中国生产的高端产品。在北部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大国，也日渐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中国进口增长很迅速，占世界农产品（食物和材料）和矿物（金属和燃料）进口总额的5%，包括占世界钢铁进口总额的12%[1]。用于制造业的进口产品、钢铁能量储藏短缺以及中国对石油的大量需求和用于其他方面进口产品，在中国都备受关注。中国制造业进口新产品的价值是农业和矿业产品价值的4倍。高科技零部件的进口，如计算机，是为了大量加工后再次出口。进口资本货物用于国内投资，进口生活消费品用于国内消费，也越来越重要。最基本的是，中国对于OECD成员国而言很重要——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便宜的、具有潜在性的进口货物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市场。虽然OECD成员国没有垄断中国的进口市场，但如果石油大国波斯湾、巴西大豆种植商出口产品到中国的税收比较高的话，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寻求其他更多的出口机会。所以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国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是越来越重要。
[1] 根据WTO国际贸易计算所得（2004）。
国际经济一体化
中国一批又一批的出口商品出现在发达国家的市场上，有力地体现了中国日益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这部分作为一个前奏，先讨论经济受到国际性竞争化影响的程度，下一章再讨论国际性竞争是否破坏了市场规则和平等的政策。资本循环在最后一章讨论，这一节主要讲述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动和国际移民[1]。
[1] 本节引自Sutcliffe和Glyn（2003）。
贸易
产品是否适合世界市场直接体现在出口方面。世界出口比世界生产的发展速度要快，这种对比经常用来衡量日渐兴起的经济全球化。事实上，世界出口产品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自1960年以来翻了一番，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5%[1]。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出口产品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增长速度慢了许多（受到了高油价的影响）。这些增长反映出欧洲和美国的出口额也在增长（见图4.8），在上述两种情况中，1913年出口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才被超越[2]。自1950年以来，日本的贸易份额一直处于超常的稳定状态（伴随着油价高峰），这和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世界银行（2003），按不变价格对比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是常有的事。然而，由于制造业比其他经济产业生产率增长要快很多，所以制成品出口价格相对国内生产总值有下降趋势。直接从事出口的就业人数比例的增长速度比其他行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增长速度要慢很多。目前，相对国内生产总值，出口价格比率比较好地反映出从事出口的就业人数的演变。
[2] 这一序列等于佩恩表开放指标（按当前价格进出口价格占GDP的百分比，购买力平价价格）除以2。
图4.8 贸易占GDP的百分比（1950~2000）
很显然，进口产品对于国内市场制造业的渗透程度决定了国际竞争对于国内经济的影响（见表4.4）。
表4.4 国内制造业市场的进口渗透
在“黄金时代”，进口竞争日益激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日本是个例外。1974年后，它一直稳定地占有欧洲2倍的进口市场份额，是美国的3倍多。这些竞争大多数来自于一些OECD成员国。虽然从南部进口产品发展也很迅速，占美国国内市场近1/10，但在其他发达国家却很少，因为中国占有主导地位。
“通过贸易极大地提高国际经济一体化”，这一感想，毫无疑问来源于进口产品对于国内市场制造业的日益渗透。但是在2000年末，制造业的就业率约占OECD成员国的18%（美国15%、德国24%）。对于OECD成员国而言，这代表其就业率与1974年相比下降了1/3。对于一个经济份额显著、正在缩小且相对较小的国家，经济一体化等同于日益激烈的竞争吗？
制造业就业方面的作用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是因为其他部门作为工业的原料提供者没有发挥作用。农业、矿业、能源业、建筑业、交通业、金融业、商业和服务业正面临着制造业面临的国际性竞争。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造业部门能否成功地维持其在国内市场及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如果我们将服务行业也扩展到制造业，农业和矿业在国际上的交易价值极大地提高，这就意味着英国经济的30%将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国际贸易货物的生产。
当然，一些服务产品可直接进行交易，20世纪90年代末，商业服务新产品出口占世界或发达国家总出口的20%[1]。但是这只是集中在比较狭窄的专业化的服务（国际交通、国际金融、咨询、呼叫中心等等），一些国内新产品（如销售、教育和卫生保健）一般不用于出口。
[1] Findlay和O’Rourke（2003）。
根本没有具体的方法来确定哪一部分服务行业具有国际化的特征，但是这些不确定的推测使得OECD成员国的就业率提高，就业率的日益增长，并且没有受到国际贸易竞争的影响[1]。除农业、矿业和制造业外，只有一小部分工人就职于贸易部门，而直接或间接地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影响。批发和零售贸易团体、私人和社会服务行业，公用事业和建筑业的就业率总计占OECD成员国的60%，高于美国。这些部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际贸易竞争的影响。例如，最近有些公众信息称，在印度，一些外购服务活动、呼叫中心或金融部门的文员工作被重新进行了安置。这些预估表明外购之类的活动对于就业率的影响是相当有限的，估计这些新的外购活动在美国对于就业机会的影响只占1%。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计算机和商业服务的外购量每年都增加一倍，但只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0.4%。美国和英国的外购服务比较多，这些外购在海外的收支盈余特别高，而日本和德国在海外的外购服务收支为赤字[2]。
[1] 《金融时报》（Beattie，2004）引用现任IMF首席经济学家Kenneth Rogoff的话，美国只有1/5的经济受到国际竞争的影响。Bhagwati等（2004）曾引用过一个大致的估算，70%的美国就业机会是要求消费者和生产者处在同一地点的服务行业，这可能导致许多交易无法进行。尽管如此，1/5的估量似乎还是有所低估。
[2] Bhagwati（2004）；Amiti和Wei（2004）。
国际化对于贸易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个部门的经济由制造产业、供应商及其服务产业的专业部门组成。因贸易活动，国际经济一体化逐渐扩大。如果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际经济一体化也会继续发展扩大。同时，重大部门的经济包括社会和团体服务及零售业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不属于国际贸易。
北部工人贸易活动的迅速发展，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低收入国家依靠进口，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对于下岗工人的就业的影响也是极大的，这一点将在下一章具体讨论说明。
外国直接投资
在兴建工厂和收购国外企业方面，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过去的30年里发展迅猛，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末期。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分为两种：投资海外市场（外向投资）和投资国内市场以适应海外企业的竞争（内向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如果用数字来表示的话，可通过对比每年资本的流通量与同年用于接受国家的国内投资总额来进行评估。如果一个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每年都占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的话，最终也会占积累资本的一定比例。表4.5表明，如按最近趋势发展，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大约13%的资本将属于国外企业。这使外国直接投资的分配比例高于1914年前的历史最高比例（尽管利润不是太高）[1]。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在欧洲特别的高，大多数的投资都在欧洲（外向投资和内向投资）。但是在日本因为经济停滞，外国直接投资额特别的低。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企业对于外国投资也是非常谨慎的。美国经济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远远大于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投资。
[1] Bairoch和Kozul Wright（1996）。
表4.5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向（1992~2003）
虽然中国内向投资额不是太高，但是2004年总投资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高达50%，外国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入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占有很高的比例，达5%。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于海外的一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据报纸报道，大量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来源于中国本身，冒充外国直接投资只是为了获得税收优惠。另外，西方国家在工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如汽车和电子设备。中国企业也开始向国外投资，寻找能量供应商和引进一些名牌和制造业方面的专业技术。即使这只是再次投资，相当于流入国内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小部分，却也掀起了一阵狂热，尤其是中国在2005年开始投标成立一家中型的美国石油公司。
一部分外国直接投资是用于制造业，而非国外贸易，这是很公正的。在20世纪90年代，约一半的外向的外国直接投资用于服务部门。很显然，当麦当劳、沃尔玛投资于一个国家时，国外直接投资可用于服务行业的部分部门，如零售业、免于进口直接竞争的餐饮业。超过一半的流入OECD成员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用于跨国企业的合并和收购，而不是用于建立工厂或者办公机构。这也表明国内企业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外国直接投资代表着一种资格，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大多数部门不受国际竞争资格的影响。像美国和英国，拥有强大的服务性企业，但是服务条款自由化却很难实行。在世贸组织的国际经济谈判中，外国直接投资要求支持服务条款自由化[1]。以上信息有助于对外国直接投资有一个初步了解，也许外国直接投资最重要的是提高了发达国家企业流动性的潜在力量。当进行工资或就业谈判时，即使威胁只是定期存在，仍能服务于处于弱势的工人进行谈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1] Epstein（2003）和Sinclair（2003）。
移民
劳动力市场肯定是全球最不完整的市场。20世纪80年代，美国移民发展迅速，90年代内部移民只是1900年10月人口比例的1/3[1]。世界上出生于城市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比例预计在过去的30年里从2%多一点上升至接近3%，欧洲和美国在10%左右。对于越来越多的移民，发达国家对于无技术的移民采取了紧缩控制的政策。农村失业率相对较低，因为担心工资低不被接受，所以对于雇主而言，接受大量的无技术的移民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选择。我们下一章将要看到的是，移民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因为害怕极好的福利待遇会吸引更多的移民，所以要削减移民的福利待遇，这成为人们争议的话题。因为人口停止增长或人口数量下降和隐现的养老危机问题，使得发达国家提倡移民作为其人口结构合理化的解决方法。移民的政策在未来的10年里都会变得很重要，也会极具争议性。
[1] Chiswick和Hatton（2003）。
小结
这一章主要探讨了美国处于矛盾的地位：一方面发展极其迅速；一方面又依靠海外巨大的借贷来维持国内的消费。随后，我们描述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及其对于世界贸易形势日益增加的影响。发达国家各个产业的国际一体化程度都不相同，一边是极具竞争力的电子产品产业，另一边也包括美发服务行业。虽然出口服务、外国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发达国家大多数劳动力仍然分布在国际竞争相对较小的行业部门。移民对于就业、工作与工资支付方式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这将在下一章重点进行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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