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陈玉琦《论陈独秀》
大革命统战矛盾中的陈独秀
在1925-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高潮推动下，形势骤变，风云谲诡，扑朔迷离。事态发展，错综复杂，使陈独秀难以捉摸，史学家何文辉在《1926年：陈独秀的无奈与困厄》[1]一文中，描写陈独秀处理一些具体革命矛盾的事件：“扶蒋呢？抑倒蒋呢？……退出国民党呢？抑听从国际指示仍留在党内呢？……开展土地革命呢？抑听从上级指示限制群众运动呢？……”就显得进退两难，左右失措，彷徨苦闷，束手无策。
一些史学家究其原因，认为陈独秀是一介书生，治学崇尚主见，实事求是，不盲从他人。他具备这些学者的特点，作为一个大学问家是绰绰有余，但他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特定“服从上级党纪”运行体制下的政治家，却缺少了一些应有必备的气质，况他个性倔强，脾气暴躁，刚毅正直，高傲愤世，不善奉承吹捧玩弄权术。虽说他奋勇直前，大刀阔斧，夙夜勤奋，呕心沥血，从不计较个人成败得失，但力不从心，无奈终走不出这险境。
史学家们从陈独秀的学者气质与个性来分析他遇到工作矛盾表现出无奈与困厄，仅是次要原因之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当时《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资料文件丛书》（以下简称《丛书》）未出版，很难洞悉矛盾产生的原因，现在根据《丛书》资料透露，可以找出矛盾产生的根本症结及其对革命工作的影响。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改变为共产党领导的反资本主义的世界苏维埃革命。共产国际二大虽承认初期的殖民地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却强调领导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不能“交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2]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排除了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革命领导作用。
但当国共进行合作初期，正值德、保、奥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列宁病重不理事后，苏联从世界革命立场转变为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将国外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隶属于新兴苏维埃的外交要求，牺牲殖民地落后国家无产阶级的利益，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政策非出于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而是孟什维克一贯所主张的。
中共三大根据1923年1月12日国际执委会下达的《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的精神通过宣言：“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3]很明显，资产阶级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中共仅作为它的附属品而已。
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在于扶植国民党统一全中国，有利于远东方面防御帝国主义入侵。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说：“……我们为什么工作？我们想建立一个革命的，强大的国民政府，这是总的计划，总的任务，这是我们前进的目标。”[4]当时为国共两党合作事宜进行串联的国际代表马林，不明白对大家说，怕引起共产党员群众失望，但在事后的三十年代，对来到他家乡荷兰访问的历史学家多伊彻说：“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式那样的政府，因此只需要第三国际及中共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存在。”[5]从加拉罕与马林的话可证实斯大林采用斯内夫利特（即马林）战略的目的。
斯大林为达到在中国建立基玛尔式的国民政府，便不同意中共二大全体一致同意的党外合作的战略；党外合作虽然也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种形式，但两党组织各自独立，仅在反帝反封建革命策略协调一致时取得临时合作，若遇双方利益冲突时便行分手；而采取斯内夫利特战略可就不同了，统一战线领导权操纵在国民党手中，中共没有独立自主权，只要共产国际不允许中共退出，统一战线不易破裂。把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形式提到最高原则，不允许中共越雷池一步，如稍有逾越，便遭国际指责阻止，这就影响中共开展革命工作。担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的中共党员谭平山说：“我们必须保障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持和巩固国民革命运动的联合战线。在这样矛盾的局势里，维护一个正确的路线最不容易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采纳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同时又在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中，维持人民中一切阶层的联合战线。”[6]
布哈林就是企图化解不能和解之事，发展农民运动而仍然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盟这是不可能的，犹熊掌与鱼翅二者不可兼得。因为农民群众压在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大山下，一旦开展运动，就能象火山爆发一样，势不可挡。随着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轨道奔腾直前，谁也封杀不住，必然没收地主土地，就会抵触武汉军官和士绅的土地利益，破坏统一战线。陈独秀之所以无奈与困厄，就骑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匹背道而驰的马上，也即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对立斗争的路线交口上，这就是矛盾的症结所在。
魏金斯基对此深深地感叹说：“中国的解放是多么的与众不同，在这种斗争中保持真正的革命策略有时多么的困难，一方面要冒陷入机会主义的危险中，另一方面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危险”，他身经十月革命的艰难岁月，经验丰富，尚感到困难，而对未有经验的中共和陈独秀来说：“那么就会明白，中共需要在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条件下进行工作。”[7]他从事中国实际革命工作多年，比较了解中共的困难处境，曾一度支持陈独秀退出国民党，并请求将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未得国际批准。至此更深感中共在革命矛盾中愈陷愈深，难以解脱，于1926年11月6日在上海又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申诉了他在中国革命工作中经常遇到的矛盾，举出主要三方面，笔者在下面论述革命矛盾时，顺便将他提出的一并加以阐述于后：
一、为什么共产国际要中共放弃革命领导权？
传统史学著作都指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身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领导，竟将运动关系重大的革命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国民党。自苏联解密档案公诸于世后，人们才知道是国际执委会指示并命令代表监督中共绝对要放弃领导权。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中共三大正式通过国共党内合作议案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却“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适宜的”。但是，中共“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的独立性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 “中共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8]加入国民党后，中共要保持其组织独立性，举起自己的阶级旗帜，这就是不可能的事，下文详细阐述。
中国工人阶级有没有力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去认识：乘省港、长江海员及上海纱厂罢工胜利形势，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动于1922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62人，代表一百多个工会23万会员。中共二大后，各地工人罢工高潮继续高涨，有上海丝厂、纱厂、英美烟厂、汉阳铁工厂，开滦煤矿等工人罢工，铁路有京奉、津浦、粤汉、京绥、正太、唐山铁路工人罢工。工运迅猛发展，使继后1926年5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增至500多人，代表450个工会和124万工人。京汉铁路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被军警包围，移至湖北江岸办公；2月7日工人反对复工，遭军警枪杀40多人，伤300多人，长辛店也发生惨案，被杀4人。
以二七斗争为顶点的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使世界工人阶级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鼓舞了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正如共产国际为二七斗争发表的宣言中所说：“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9]从上面分析可知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国际执委会有意抬高国民党地位，而贬低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把国民党确立为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中共只不过是一个附属品，完全违背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提纲：“共产国际必须和殖民地及落后国的革命运动建立暂时的关系，甚至建立联合，但不是和他们混合，而是维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尚处在萌芽状态中。”[10]国际对中共三大的指示就使中共从二大布尔什维克立场上降低到三大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投降的立场上去。
中共三大的决议宣言激怒了中共旅莫支部与共产国际东方支部的同志，他们共同讨论了中国问题的一个提纲，由彭述之于1924年8月返国时带回交党内讨论，其内容：“……一个目标是确立我党的领导方针，使其重新奠定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这立场要严格符合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形势的要求上，我们决不同意加入国民党，也决不同意以任何方式为国民党工作。……我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力图把我们的党，在政治上隶属国民党这一内容清除掉。……因为隶属于国民党的路线是共产党国际强加给我们，我们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的。……”[11]
陈独秀和中共领导人重视这个提纲意见，于1925年1月向中共四大提出，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上通过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会后彭述之说：“三大决定国民革命领导者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而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领导者，标志着中共回到布尔什维克主义。”[12]
四大后不久孙中山逝世，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中共中央制定国民党二大选举方案，要使中共和左派占领导优势。但是莫斯科认为当时国际上出现反苏浪潮和冯玉祥国民军失败，忧虑中共这样做，中国民族统一战线便有破裂的危机，于1925年9月28日指示中共立即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
（1）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
（2）党内不应发号施令。
（3）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
（4）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而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本国民族解放事业的领导工作。[13]
共产国际执委会并通过在华代表顾问在工作中严密监督中共不能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12月指派魏金斯基要陈独秀等中共代表向国民党保证，在国民党二大上“不增选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委人数”。布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由于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而爆发的，为了保持统一战线，对中山舰事件作出妥协退让，并写信给即将回广东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谨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正由于广东共产党的领导人听从了这一“结论性”意见，统一战线终于得到保持。[14]
1926年5月15日鲍罗廷为了维护统一战线，未经中共领导层的同意，接受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规定：（1）对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2）共产党在国民党各级党支部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委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3）共产国际对中共指示和中共对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指示，均须交国共两党联合会讨论通过后方能发出，等等。[15]这就使中共在国民党内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再看国民党领袖对中共党员的态度，孙中山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的纪律，不应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便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共，我便要反对苏俄。”又说：“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的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去。”[16]蒋介石更露骨地叫嚣：“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17]
有了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就知道中共党员手足被捆缚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再枷上沉重的纪律铁锁，使人不能动弹。正如斯列帕克给魏金斯基的信中所说：“……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进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一切却都不屑一顾。”[18]从斯列帕克的话可知中共组织只是国民党的尾巴，什么工作也无法开展，无产阶级独立的旗帜已被践踏在地下，哪能允许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批判三民主义。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的决议（见前）说：“要保持自己组织的独立性，不能卷起自己的旗帜。”不过因为要中共三大将国民革命领导权让给国民党，中共党员会不服气，说些空话来安慰而已。鲍罗廷是实际了解中共加入后的地位，不是叫喊吗：“你们只能到北伐前线当苦力。”意即指中共党员及工农只能在蒋总司令领导下替资产阶级打天下当炮灰卖命罢了。
斯大林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说：“中国革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中国农民的领袖，必不可免地要由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担任。”[19]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无产阶级是这联盟的领导成分。”[20]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共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提出是指潜在的，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领导权，不是现实的，直接的领导权；是战略性口号，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共这时还不能独立地掌握领导权，只有通过国民党来实现领导权。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在原则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后，连忙又说：“巩固左派，并与之建立密切合作，但共产党人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21]这就清楚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完全是空话，根本不允许中共党员取得国民党的领导权，这不过又一次9·28的指示而已。
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这个问题公开言论与具体实践的裂隙是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的结果。它抽象地公开承认马列有关无产阶级政治独立的原则，但它却具体实行孟什维克投降资产阶级的政策，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他们充满空话和狡猾的决议案中，把潜在战略发展方向性的口号与现实直接行动的口号正相反的元素，统一在一起，而且把他们表现成俨然一个统合的整体，等到大革命的实践失败的时候，他们就往往可以引证他们过去的公开言论，而诿过于陈独秀及鲍罗廷等代表顾问的实践的错误，来推卸他们自己的罪责。
二、维护统一战线抑或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
斯大林认为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的压迫主要形式，正因为如此，现在中国正经历着一个按其力量和规模来说是最伟大的土地革命，所以“土地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北伐）的基础和内容”[22]
既然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关系到革命的成败，为什么斯大林于1926年10月中电令中共中央，在占领上海之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革命运动。[23]
鲍罗廷在第二次北伐河南进军时，宣布不进行土地革命，等到北伐军攻克北京革命成功以后才进行土地革命。
斯大林与鲍罗廷遇到困难是一致的。现在以俄国二月革命的情况说明，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革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号召农民群众听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来解决土地问题，也有少数布尔什维克认为只有监督政府便可实行土地革命，结果临时政府一再拖延不解决，使农民失望。列宁的四月提纲具体的说清楚：俄国资产阶级是软弱妥协的，不能解决土地这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后俄国才逐步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说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中一并完成。中国就是这样的问题。统一战线由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北伐军越向北方进军到上海、南京、武汉等一带长江沿岸，这些地区正是我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势力密集的中心地域。中国资产阶级由封建地主脱胎而来的，与地主有千丝万缕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北伐军进军长江沿岸时，斯大林电令停止土地革命。他那一套土地革命理论仅是用马列词句写的文章说得使人好听的空话，遇到实际情况，斯大林也好，鲍罗廷也好，都一样无办法可施。只有维护统一战线，抛弃土地革命。
魏金斯基说：“第三个矛盾是，中共现在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确切地说，是国民党的组成部分（附属品），因此它不得不从现阶段革命利益出发，竭力维护全民族的统一 战线来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进行斗争。这一任务要求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进行某种约束，而革命的胜利本身取决于这一斗争。很难想象上述情况造成了怎样的矛盾条件。”[24]他并举例说，有些过去拥有武装，曾镇压过农民的地主豪绅，现在凭老关系的国民党军官（以前是军阀）介绍，加入统一战线中来。如果我们保护这些统一战线内的地主豪绅以及武汉政府的军官及官员本人及亲属的利益，要冒陷入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如果侵犯他们的土地利益，又要冒过左和破坏必要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危险；这正是鲍罗廷要放弃土地革命，等到打下北京再谈土地革命的原因。
他又说，“国民党要想在反对中国其余未占领地区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得到民众的支持，只有在自己的地区支持民众争取经济解放的斗争才有可能，但这在农村必然会导致内战的爆发，削弱国民党政权的战斗力。”[25]这就是说，如果在我们这里支持农民没收地主豪绅军官的土地，必然引起统一战线破裂，削弱国民党政权的战斗力。不这样做，很难引导军阀占领区的群众起来斗争，对我革命军进攻军阀产生很大阻力，这是他提出的第一个矛盾。
三、莫斯科为什么不武装工农而把蒋军武装到牙齿？
莫斯科称赞并竭力武装国民革命军，目的在扶植一个有实力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中国，以作它的战略伙伴。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一批又一批军火从海参威运到广州武装蒋十五个军；又在北方武装冯玉祥和岳维峻部队40万人，计有带子弹的步枪、机枪、手榴弹、掷弹炮、无烟火药，还有飞机，购买的总金额达20557136卢布。[26]设立黄埔军校配备教官团200人，培训军队将官。北方也设军校。
斯大林大加称赞。认为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革命通常是大批没有武装或武装很差的人民举行起义，他们和旧政权的军队发生冲突，他们竭力瓦解这种军队，或至少把一部分军队拉到自己方面来，这是过去革命爆发的典型形式。1905年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是现在中国的革命，却以革命军队来代表武装人民。这些广东的军队向北推进占领湖北时，局面根本改观有利于革命了。它们每一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这就给工人及广大群众的集会、罢工、出版、结社的自由。中国革命军队极重要意义就在这里。他并称：“这种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27]
有的史学家把蒋的武装军队当作工农或红军武装队伍来赞扬。他们认不清它们二者之间有质的区别。
苏联红军的士兵都是经过十月革命和内战考验的工农战士，可是蒋的部队是新旧军阀的队伍，由买办，土豪的雇佣兵的大杂烩编成的。打着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招牌，实质上是为新军阀向旧军阀争地盘而打仗。斯大林完全为蒋介石的假革命谎言所迷惑。
莫斯科既然把蒋武装到牙齿，为什么不武装工农呢？他们怕吓跑资产阶级，破坏统一战线，因而他们只好应付这种矛盾，举例说明如下：
（1）1925年7月28日联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会议决定“关于红色部队的问题眼下仍不作决定，将来不放弃加以实现。”半个月后，政治局都认为由于资金短缺，组建工农武装不了了之。[28]鲍罗廷有的是钱，武装蒋军费去几千万卢布，但武装工农便是资金短缺。不过这样，他们仍捞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声望：他们也曾帮助中国组建工农红军，不过资金不足未彻底实施而已。
（2）三．二O后鲍回到广州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运到。当时陈独秀要求鲍将他供给蒋的军火勾出5000支枪武装农民，鲍硬是一支不给，回答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而主张“我们应将所有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29]这就说明武装工农会破坏统一战线，只能用来武装蒋。
（3）1927年2月1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时，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给莫斯科皮亚特尼茨基的信中说：“当时上海的革命形势非常好，工人还将举行罢工，游行示威，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是“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30]
因而1927年2月24日，联共政治局举行会议曾作出决定，“拨给在上海的同志10万元卢布，指示他们非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这笔款项。”[31]
但3月3日中共中央准备上海第三次武装暴动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撤销政治局今年2月24日关于拨给在上海的同志10万元卢布的决定。”[32]，不拨款就是不支持，免得以后给资产阶级抓到把柄，说联共政治局在离间统一战线。
（4）1927年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胜利，24日举行的联共政治局才作出一个事后的追认决定：“给鲍罗廷同志发出以下电报并转国民政府”：“建议颁布关于根据工会的倡议在工业中心城市建立极少的工人纠察队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33]
武装工人纠察队起义是布尔什维克具有重要意义的策略，这样追认一下，不失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但为数极少，限制它就是表示反对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又可维持统一战线，以讨好资产阶级，求得它原谅斯大林的苦衷。斯大林处理这种矛盾的方式一举两得，可谓机关算尽，妙不可言。
（5）莫斯科不仅不拿一文钱不发一根枪，武装中国工农，就连中国各大城市工人纠察队追击旧军阀，用溃兵丢弃的武器，装备有限的武装，国际执委会也不放过，怕刺激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3月31日，曾电令上海工会藏匿武器，就是命令上海工人纠察队束手就擒，等待缴械，罗亦农接到电文，气愤得将电文掷之于地。[34]武汉工人纠察队武器也因鲍罗廷逼使中共中央下命令缴交司令部。
共产国际这一策略，中共代表曾在六大会上提出批评：“苏联无产阶级制造的子弹，不武装工农而武装军阀，结果射击了中国工农的头颅。”[35]造成了全国到处堆积如山的被屠杀阶级兄弟的骷髅，这正是尖锐的对国际领导自夸指导大革命策略绝对正确的莫大讽刺。
这里必须搞清莫斯科既然不武装工农，也必然禁止组织苏维埃。因为苏维埃是武装工农进行夺取政权的群众组织。斯大林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是唯一存在的革命的政权，就不能成立苏维埃来推翻它。所以不允许组织苏维埃是不武装工农的措施之一。
纵观上述资料，可知以前传统史学家及毛泽东仅批评陈独秀忽视武装工农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而不批评共产国际只武装国民革命军而不武装工农的错误路线，不深入检查由于不武装工农，造成大革命紧要关键时刻无法防御而遭受失败的原因，以及追究谁应负责任的问题。
四、共产国际只相信国民党上层，不相信中共和工农群众，导致北伐中途变质。
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先信任蒋介石，以后转向汪精卫，对他们大力援助，积极提拔，这完全由于国民党领导游说莫斯科，博得联共领导人赞赏。蒋介石在同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会晤时说：“国民党按其精神与俄罗斯共产党很接近。”因而“国民党一向认为，苏联共产党是自己的姐妹党。”蒋介石向共产国际代表提交了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国民党的报告（第87号文件）。报告结尾部分是：“国民党与俄罗斯共产党合作的必要性，”这种合作的理由是苏俄和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远东和中国的侵略威胁的斗争中利益的一致性。孙逸仙主张俄中合作促进中国国民革命以及未来的世界革命。[36]
蒋介石特别谈到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构想”。他承认支持德国革命的重要性，并表示希望共产国际要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给予重视。如果德中两国革命成功之后，俄、德、中组成了三国联盟，以联盟的力量“我们就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消灭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国的真正独立就没有希望，因此中国革命不只是反对军阀，而且也反对帝国主义。”[37]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披露了它的支部报告说：“一个非常类似于苏维埃组织的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成立于广州。”并且它还光荣地引证蒋介石和汪精卫在国民党大会的演说，蒋介石说：“我们之联合苏联及世界革命实际上就是联合一切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的革命党。”汪精卫说：“假如我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者，我们一定不要翻过来反对共产党人。（喝彩）假如我们反对共产党人，我们就不能同时自称为帝国主义的敌人。”（喝彩）[38]
1926年2月，后来成为屠杀中国工农群众的大批国民党领袖之一的胡汉民，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的讲台上，此时他正是刺杀廖仲恺逃亡的凶犯，竟穿全副粤军大元帅的戎装登台演讲，博得与会者一阵一阵的掌声，几分钟无法开展演讲。通报说：“西方革命的无产阶级与东方被压迫人民之间的团结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39]胡汉民说:“……世界革命只有一个，中国革命就是这个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与马列主义的口号一致。……国民党的口号是：拥护群众，即与工农联合夺取政权！所有这些口号都与第三国际政策相一致……我觉得我是世界革命战士之一分子，我庆祝这次共产国际会议。世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世界所有共产党万岁！出席此会的同志万岁！”胡汉民代表中国资产阶级，他之所以滥施他的万岁愿望，是藉共产国际支持的威望来掩饰自己，即他之感恩知遇是有充分理由的。同时国际执委会第六届全会为了答谢胡的善良心愿，宣布“广州政府是中国民众解放斗争中的先锋，（而且）是全国未来的革命的民主秩序的模范。”（同上）
前面几个国民党要人在共产国际会议或国民党大会上，装扮成世界革命的战士，慷慨陈词，这是由于广州国民政府虽被工农群众拥上政权，但北方吴佩孚南下窥探广州，造成局势不稳，急需要苏联金钱援助及中共动员工农支持，因此他们施展变色龙的技术，放出左倾色彩的花言巧语烟幕，迷得斯大林等重要领导人神魂颠倒，不清他们反革命的庐山真面目。
1926年2月15日-17日鲍罗廷就中共政治局使团在联共（布）会议报告上还说：“我们在广州好象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这个政权的首领始终是最忠诚最积极的左派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蒋介石和湘军谭延闿是极左派领袖。[40]”因此，大家便公认蒋介石汪精卫是左派。
鲍向来认为国民党是四阶级联盟，不是资产阶级政党，党内的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另一面受它剥削的大多数工农群众在共同的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认为广州其它军阀大多数为私利争夺，有一部分资产阶级能够真正进行反帝斗争，鲍认为蒋就是这派比较正统的代表。有一回，蒋对鲍说，孙中山生前曾向他说的一句话：他采纳鲍罗廷的话就是采纳他（孙文）的话。鲍知恩酬答，在1925年8月20日召开国民党中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建议由蒋介石、许崇智和胡汉民三人组成有政治、军事和警察的全权的代表会，四天后蒋排除许、胡二人。蒋欺骗鲍罗廷而独揽党政军的全权，登上权力的顶峰。此时，蒋不难听到已故大领袖阴魂的声音，出自他的俄国顾问官（即鲍）之口。鲍罗廷受到蒋的蒙蔽，更死心塌地一味信任蒋，并将这情况向斯大林汇报，使斯大林深信蒋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唯一的中坚人物。因而斯大林谈到蒋介石北伐便说：“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41]
其实，北伐刚一开始，对广州一带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特别是罢工自由实行了严格管制。在蒋领导下的“广东军队的推进”，根本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而是他取得有利的地位以便同帝国主义讨价还价达成协议的方法。
当斯大林谈到蒋的国民政府时，他强调说：“问题不仅在于广东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运动的打击。”[42]与这话却相反，斯大林未预料“广东政权”是“未来全中国反革命政权的萌芽”，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
斯大林不仅口头赞扬而已，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为共产国际同情党，授予蒋介石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使蒋介石捞到十月革命红色的头衔，成为共产国际有威望的人物。反看陈独秀参加国际四大时，季诺维也夫怀疑他有左倾幼稚病，严密的监视他，他又受到拉狄克的训斥：“滚出孔夫子的书斋”。整个会议期间，陈是受到冷遇。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不同看待，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
列宁不是说农民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是跟无产阶级走，便是跟资产阶级跑吗？当时北伐军来到每个地方，那个地方早已有一阵风把国民党的旗帜展现出来，蒋介石身穿莫斯科红色时装，威风凛凛，到处招摇哄骗，“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来扶助共产党的。两党一定要奋斗合作到底。”[17]群众欢迎蒋的到来，要求这位共产国际大员给他们翻身的利益。
汪精卫由于鲍罗廷的相识与宣扬，竟成了中国政治舞台的大救星，人们认为他四月一日回国，中国便有了救的样子。鲍罗廷不是这么说过：“汪精卫的名字可以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43]。汪以国民党执委会主席的领导身份，说服了陈独秀放弃武装反蒋的预谋。
其实一种革命，不仅是把汪精卫放在蒋介石的位置上就够了，若不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结果只是证明他们是一样的。因为更换人不是能解决问题的，列宁不同意他哥哥刺杀沙皇，换了一个沙皇是没有用的。四一二政变后，斯大林指蒋是反革命的，汪的武汉政府是革命的，同样是无根据的。但汪凭斯大林恩赐武汉革命主席的名义与权威，压平了两湖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以后事实，不是证明“七一五”跟着“四一二”大屠杀发生了吗？
总结以上分析如下：
中共三大奉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加入国民党，从那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屈服于国民党资产阶级领导支配之下，不能开展革命工作，稍越雷池一步，便会破坏统一战线。对此陈独秀曾力争在中共四大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开展五卅轰轰烈烈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惹起斯大林的忧虑，认为中共越权领导，下达9．28指示要国际代表严格检查监督，中共党员不能作领导与助手，鲍罗廷曾指出限定中共党员及工农只能作国民党资产阶级的苦力，彻底回复到中共三大规定由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立场上去。中共开展土地革命，农民占领土地，侵犯农村统一战线的士绅、武汉军官的利益，1926年10月共产国际命令停止土地革命，限制群众运动过火，指示由国民政府领导土地革命，国民政府是由地主资产阶级掌权，它不会革自己人的命，一再拖延，不了了之，农民的巨大革命潜力便不能发挥出来。国际只武装蒋及冯玉祥的军队，对工农一枪不发，一毛不拔，连对工农从军阀溃兵收缴的武器装备自己，也被命令缴械。苏维埃是实行团结工农群众和兵士，形成革命的组织中心，准备武装群众进行夺权的指挥部，斯大林不准组织苏维埃，工农兵便不能通过苏维埃团结一致，产生强大的革命战斗力量。以上是中国大革命的策略，俄国十月革命前夜列宁是否执行同样的革命策略呢？
当1917年孟什维克设法将革命引入资产阶级的河床中的时候，列宁在远方来信中写道：“在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资产阶级政客都给人民以空口允诺并麻醉工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必须拥护资产阶级；这就是取消派阵营中那些不值钱的政客所说的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们必须叫人民睁开双眼，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欺骗，必须教他们不要相信空话，要依赖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结，自己的武器。[44]”
列宁信中的布尔什维克精神的讲话，给东方落后的我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正确方向的指标。中国大革命时期国情体制与俄国十月革命前一样同属东方落后国家，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中国的国民革命直接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正纳入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一环，理应沿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道路前进。但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采取恰好与列宁在远方来信中的讲话精神相反，走上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孟什维克的道路上去。中共是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只有跟着它走向反列宁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去。
正因为国民革命是按照孟什维克路线由国民党资产阶级领导进行的，随着北伐军占领势力范围的扩大，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便出现，正如魏金斯基所说的第二个矛盾：“随着国民党势力范围的扩大，打着国民党旗帜的独立的军事集团越来越多，而它们这些集团之间将发生争斗，竭力争取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便对它加以利用。除了军事集团以外，还有来自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也越来越开始依附于国民党。……不能不警觉地注意解放运动中日益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45]
北伐军进军时，各军事集团竞相招降纳叛，扩大势力。其中以唐生智发展最迅速，他投靠武汉左派国民党中央，与在南昌蒋介石所拥的国民党分庭抗礼。从前反对国民党，仇视革命的许多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及其代表如交通系、研究系、外交系、国家主义派等如黄郛、贺德霖、龚德柏、马文车、段锡朋等，眼看北伐军已经占领长江上游，半个中国已入于革命势力范围，不得不摇身一变而投入革命旗帜之下，与其站在革命外反对革命，不如利用革命名义来破坏革命。党内稳健派乐于容纳他们，因为前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想争得革命绝对领导权，但现在眼看到工农势力发展客观上已超过自己的支配力，不得不接纳与自己利益较接近的买办官僚地主了。
黄郛在庐山向蒋密谋献策：（1）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2）北伐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3）外交上弃俄亲日；（4）军事上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46]
蒋接受黄郛进言，于1月20日指派吴铁城秘密赴日谈判合作问题，并公开宣布“中国人永不反日”；不久戴季陶去日做“转风试探”。蒋向由黄郛介绍的日外务省条约局局长佐分利贞南表示，“我和共产派和武汉方面存在着尖锐的对立，总有一天我会向共产党开刀的，请日本朋友放心”（同上）。蒋介石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及公使马慕瑞洽谈后，他们就向国务院报告：“如果列强要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应当现在就同蒋将军建立直接的联系。”
南北阴谋妥协主要是由北方奉系杨宇霆通过中间牵线人李石曾、梁士怡、孙宝琦、杨度等人与南方蒋介石商谈结果。（1）停止反军阀的北伐战争；（2）停止反帝国主义的争斗；（3）南北一致讨赤——即讨伐一切真正革命份子：（4）南北一致反俄。
江浙财阀虞洽卿、陈光甫、王晓籁等人来南昌进见蒋介石，提供一笔又一笔的巨额捐款。
1月初，江西省召开国民党第三次省代表大会，由蒋非法圈定政客官僚段锡朋，周利生，洪轨（以上三人为常委）王镇寰，程天放等人为执委，熊育锡，姜伯彰等人为监委。又以总司令的名义，改江西临时政务委员会为江西省政府，任命李烈钧为省主席。以后，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并捣毁了南昌市党部和农民协会。1月27日，蒋攻击鲍罗廷意在反苏。
中国国民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即魏金斯基所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业已开始中国人民民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不是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倾向取得胜利，而是使民主发展倾向取得胜利。”[47]
但从上面资料看，共产国际将革命领导权让给国民党，必然要中共严格维护统一战线，纵容蒋利用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反动势力，使北伐战争中途日益严重的资产阶级倾向化：招纳买办官僚地主，向北方军阀妥协，投靠帝国主义，开始反共反俄，这就必然导致革命性质完全变了。
这是由于北伐军深入各地，工人为了争取较合理的生产工作的条件与待遇，农民为了争取土地的分配，社会大众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生活环境，而奋起战斗；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眼看失去了他们寄生的天堂，纷纷投奔麕集于稳健派蒋介石的麾下，增强了资产阶级反动阵营的力量，进行挑拨离间或明或暗的反抗。这就激化了统一战线矛盾的力度，双方对立尖锐化。
五、矛盾尖锐激化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
当北伐军进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心脏——上海，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双方阵营对垒的斗争已趋白热化。当时面临的革命形势以及双方斗争策略部署的变化等情况，拙著《谁扼杀了上海的巴黎公社》[48]一文已作详细阐述，无须再费笔墨。这里仅把斗争高峰时“拥蒋与倒蒋”的矛盾交代清楚。
蒋介石在上海有了帝国主义兵舰与武装的靠山，江浙财团的金钱援助，与流氓打手的帮凶，发动政变清共迫在眉睫。中共因应武装反击蒋对策，部署等候共产国际批准。莫斯科已暗示鲍罗廷，“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战线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49]”同时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陈独秀的部署策略，说这样的策略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50]
真理报1927年3月20社论称赞蒋介石服从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蒋介石声明》：“保证忠于革命原则，服从国民党的领导。”[51]莫斯科4月5日斯大林在一次大会上说蒋：“除率领军队在反对帝国主义外，不能有其它作为”。但还把利用蒋比作挤柠檬，要充分利用他的反帝积极性，把它的汁水挤干净后，再把它抛弃[52]，斯大林利用蒋就是拥蒋来保持统一战线。
这是一幕中共倒蒋与共产国际拥蒋的矛盾斗争，毕竟中共抵不过莫斯科铁的纪律指挥棒，蒋就乘机发动“四一二”政变夺权了。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仍被逼加入武汉左派国民党，这时矛盾形势有增无减，根本无法开展工作，现就武汉政府中任农民部长的共产党员谭平山举例来说明。
两湖地区几千百万农民都把共产党的行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解放农民的土地革命等量齐观。但共产国际执委会训令共产党，必须团结左派国民党，应接受武汉政府的维护农村统一战线命令和政策，必须放弃它的阶级任务和历史使命，不能提出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等革命行动纲领。
谭平山就职时宣布实现政府的农业政策，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则“严罚”[53]
实际上农政部与其它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农政部长的共产党的工作，成了最腐烂的资产阶级的官僚们统治，在群众面前失去了共产党员的革命形象。
地主与资产阶级的舆论就这样经过“革命的”国民党的“革命的”政府的传声筒传达出来——又由共产党的发挥和散布到群众中去。
6月30日谭平山终于无法干这丢脸的“纳农运于正轨”的工作向政府请假：“自从我就任农政部长以来，我已尽我所能，完成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重责。我已不断尽我所能，指正农运，但最近的发展已使政局愈趋严重，纳农运于正轨，这个责任于我未免太重，因为我的体力不适于继续我的工作，故此请假”。[54]不是体力不适应，而是矛盾无法克服。
矛盾形势发展，根本无法再干革命工作，五月紧急指示就是一例，国际既要中共夺取军权、党权、政权，又要它与左派国民党维护统一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例如国际要动员共产党员2万，工农5万，组建武装代替不可靠军队。唐生智、许克祥等是武汉政府的靠山，难道武汉政府会允许拨款来组建工农武装来推翻自己吗？当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全体同志及列席会议鲍罗廷，鲁易和樊克（斯大林特别使者）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电报只好这样回答：“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实时都能实现”｡国际明知不可能、分明以后把不武装的罪责推给陈独秀身上。这是否不能实现的呢？陈独秀在1929年12月10日书写《告全党同志书》中追忆说：“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但是他认为这些政策可以立即执行，只要“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提出退出国民党，结束党内合作，以后“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55]
陈认为彻底结束国际强加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统一战略，消除矛盾根源，方可推行布尔什维克革命路线：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兵士苏维埃可以改选军官，由革命士兵代替反动军官，这样这支国民革命军就成为工农武装了。同时农村无反动军官，可以展开土地革命，发挥广大农民革命的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基础，进而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成立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代替左派国民党武汉政府的政权。
当时陈也曾提出退出国民党，鲍罗廷说莫斯科是不会允许的，陈在矛盾困厄中，一筹莫展，最后只得提出辞呈：“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56]。”
谭平山及陈独秀的辞呈充分阐明了本题的主旨：执行我们自己的革命政策，就是遵循布尔什维克的战略前进。维护党内合作统一战线，不许退出国民党，就是要我们服从孟什维克路线——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领导支配下，后者绝不会允许前者干革命的，矛盾的死结造成陈独秀“无奈与困厄”，实在没有出路。
注解
[1] 《1926年陈独秀的无奈与困厄》《陈独秀研究文集》第一集169页新苗出版社 1998年8月
[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资料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二辑] 121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165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年
[4] 《丛书》 [三辑] 81-82
[5] 《郑超麟回忆录》88页 东方出版社 1996年
[6] 1926年11月23日《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会议 谭平山演辞
[7] 《丛书》 [三辑] 617-619
[8] 《丛书》[二辑] 436-437
[9] 胡华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83年6月 第93页
[10] 《丛书》[二辑] 118
[11] 彭述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起飞》1983年法文版 第五章369页
[12] 《丛书》[六辑] 561
[13] 《丛书》[一辑] 695
[14]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 （14） 316
[15] 同上319
[16] 《丛书》[六辑] 558
[17]、[17a] 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89年7月 299页
[18] 《丛书》[一辑] 267
[19]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有关资料》（一）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64页
[20] 同上279
[21] 同上279
[22] 《斯大林全集》9卷259
[23] 同上 10卷 17
[24] 《丛书》 [三辑] 618
[25] 《丛书》 [三辑] 617
[26] 《丛书》[一辑] 623
[27] 《斯大林全集》8卷 326
[28] 《丛书》[一辑] 611 643 650
[29] 《丛书》[六辑] 352
[30] 《丛书》[四辑] 128
[31] 同上123
[32] 同上136
[33] 同上157
[34] 《丛书》[六辑] 353
[35] 向青《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第135页，北大出版社1988年
[36] 《丛书》[一辑] 273-275
[37] 同上279
[38] 1926年3月18《国际通讯》转引《中国革命悲剧》第四章注20 2001年1月新苗书店
[39] 1926年3月4日《国际通讯》1926年2月17日国际执委会第6次全会首次会的报告
[40] 《丛书》[二辑] 116-119
[41] 《斯大林全集》8卷325
[42] 同上327
[43] 《丛书》 [三辑] 371
[44] 《列宁全集》英文版20卷 33-34
[45] 《丛书》 [三辑] 617-618
[46] 《四一二政变前的庐山密谋》文史精华11总126期
[47] 《丛书》 [三辑] 617-618
[48] 《谁扼杀了上海巴黎公社》戴《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第232页，唐宝林编新苗出版社2000年10月。
[49] 《丛书》[四辑] 167
[50] 《陈独秀著作选》三卷89-90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51] 《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国民党的状况》1927年3月16日真理报社论
[52] 《国际共运研究资料》第四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 140页
[53] 《八七告党员书》《中国革命悲剧》十三章[注]46 香港新苗出版社2001年1月
[54] 1927年7月18日《民众论坛》同上书十五章（注）42
[55] 《丛书》六辑356
[56] 《丛书》六辑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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