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探索国共合作路线的演变——从中共二大至四大

论探索国共合作路线的演变

——从中共二大至四大

　　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而落后东方民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不同了，它受到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入侵，本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控制不能充分自由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非常软弱，不能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任务。如俄国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便拥护二月革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仍无力解决土地面包和平问题。列宁自1917年4月回国后，提出四月提纲，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领导才可将资产阶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一并完成。所以共产国际二大虽承认初期的殖民地革命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民主革命，却强调领导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掌握，不能交由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

一、中共二大党外合作的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共产国际二大根据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通过决议，其中有关第五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1]
　　为了向远东各国劳动群众阐明与实践国际二大的决议精神，1922年1月21日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张国焘、邓培、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出席，列宁召见他们，勉励他们回国后以大会精神促成国共两党合作进行民主革命。
　　陈独秀根据张国焘的汇报，起草并发表对时局的主张：“……同国民党等革命党派，以及其它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2]并发表《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经中共二大通过，其中阐明了三点联合原则：（1）联合民主派，然亦只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2）无产阶级联合民主派必须在自己的旗帜下，独立地工作；（3）不能做资产阶级的牺牲品，只能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3]这个决议所指的联合战线是国共两党平行的党外合作，双方共同协商进行革命工作，互不干涉对方，中共可以在自己的旗帜下独立自主的掌握革命领导权，不受国民党牵制。抗战中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是党外合作。中共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可以迅速开展革命工作，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它符合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是列宁布尔什维克的统一战线战略。

二、党外合作转变为党内合作，埋下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一）采用国共党内合作，促成联共与国民党结盟，纵然牺牲中共利益，在所难免。
　　马林来华最初的使命，曾对30年代来荷兰访问他的伊萨克·多伊彻说：“当时俄国外交利益需要中国有个像土耳其基玛尔那样的政府；因此只需要第三国际及中共支部努力促成这个政府存在。”^[4]
　　那时联共急需物色中国实力派国民党作为盟友，共同防御北方入侵的日本，但那时国民党孤立盘踞南方广东一隅，地理形势阻隔，指派马林来华考察并促成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方可达到防御的目的。无论莫斯科或马林都知道中共刚成立几十个人的小党，若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政党，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那时急需的情况下，中共作为小党，与国民党党外合作，起不了影响国民党的作用。只有全体中共以个人名义加入，方可影响国民党进行改组，促成它与联共联盟。1921年12月底马林来华，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把自己在爪哇将社会民主联盟加入伊斯兰联盟的经验向孙中山介绍，这正合孙中山的资产阶级胃口，同意共产党以个人名义全体加入国民党，拒绝党外合作。1922年1月下旬至广州，正值国民党为了海员们经常联络华侨，筹募资金，传递信息，运输武器，因而大力支持香港海员大罢工，并非出于阶级意识。马林仅表面看到国民党与海员有密切关系，便错误的判断共产党应该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更方便的门径。^[5]马林2月7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陈独秀等领导人建议党内合作。这一重大战略，仅友党领袖孙中山点头同意，未获国际执委会决议指示，下级人员是不会贸然自作主张的，显然足见他来华时已获准莫斯科领导指示。
　　不仅国内党员被迫加入国民党，怨气难消；国际东方部党员群众也因加入后进行群众运动，易引起统一战线破裂；如维护统一战线，则无法开展革命工作。斯列帕克给魏金斯基的信曾提出，“而近来由于这个倒霉的国民党奸党，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大家都被套在孙逸仙的马车上，对其他的一切都不屑一顾。近来在党内由此发生了重大的争吵。”……马林在党代会上，建议完全与国民党合并，因此后来他被追问得直推托。^[6]马林被群众责问，只好推托说：“我提出这些意见时，从来没有从莫斯科得到什么具体专门指示的问题。我离开莫斯科时没有什么指示，我只是以我自己在爪哇伊斯兰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7]马林会见国共二党领袖而没有莫斯科指示是有意推托，这是因为马林明白党内合作悖离国际二大决议，不愿把这个战略涉及国际。他只是以他自己在爪哇伊斯兰联盟运动中取得的经验作为依据，抹杀了有强烈政治性的国民党与松散的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伊斯兰联盟的不同。不提他与孙中山会谈时首先推荐他将社会民主联盟加入伊斯兰联盟的爪哇党内合作经验；只提孙中山拒绝党外合作，允许中共全体以个人加入国民党作为依据。国际执委会便可借口马林在华考察经验才正式作出国共党内合作决议，掩盖它早已定下为民族利己主义而牺牲中共的外交需要。孙中山有时也可能接受党外合作的。张玲在《党内合作政策之缘起》^[8]一文中认为孙中山在1922年6月遭陈炯明叛乱避居上海，孤苦无援，急需苏联物质援助与中共发动群众支持，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马林感觉孙中山“他变得容易于接受意见了。”^[9]此时马林向孙中山提党外合作也有转圜的余地。但他未乘机行事，足见他心中明白非采取党内合作是行不通的。
　　列宁起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规定民族和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不可和民主派党内合作，仅松散的英国工党是例外的。提纲并指明当民族殖民地国家共产党的运动处于萌芽状态时与民主派只能暂时采取党外合作，不能采取党内合作。但马林以中共刚成立几十个人的小党，就逼使它加入国民党，显然是违反国际二大决议的。
　　须知列宁制定提纲草案，早已知历史上1848年、1905年与1917年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都证明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然反过来屠杀工农的血的历史教训，尤其最近中国革命的“基玛尔式”结局的幽灵也一直萦绕着苏联领导人。^[10]
　　1922年1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马林时说：“中共加入国民党就应该不能另有共产党存在。”^[11]越飞同意孙中山在《孙越宣言》的话：“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12]这说明孙中山代表资产阶级的本性说话，要吃掉共产党的，所谓联共，就是溶共，最后要溶化共产党的目的。越飞和马林都是苏共内党性很强的高级党员，何以会迁就资产阶级国民党呢？
　　原来魏金斯基1925年4月25日给加拉罕的信中就说过：“鲍罗廷的通报中都应该给予共产党的实际作用以相应的注意和位置……其实前几天，（我）在同斯大林同志的一次长时间交谈中就了解到，在他的印象中共产党人已溶化在国民党内，没有自己的独立组织，一般都受国民党的‘虐待’，斯大林同志对共产党的这种寄人篱下的处境表示遗憾，以为也许在中国现在的这种处境是历史的必然。^[13]”这就可说明马林和越飞之所以能容忍孙中山这种露骨的话，实乃斯大林一贯重视国民党，轻视中共的反映。
　　（二）马林在西湖会议及中共三大以共产国际纪律压服中共全体加入国民党
　　马林拜访孙中山后于2月7日返回上海后，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遭到抵制。4月6日陈独秀将反对理由六条，两党之宗旨及所据基础不同等致函吴廷康，声明他本人及全国各地党员决不赞同。
　　马林回国汇报中共党员反对的意见，请来国际执委会指示在8月杭州西湖会议上传达，中共执委会一致反对说：“党内联合乃混合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治。”^[14]马林请出尚方宝剑：“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众人只得服从加入。而全国各地党员仍不服从，只有少数人加入。
　　国际执委会于1923年1月12日通过“关于国民党与中共关系问题”决议案，再次由马林下达中共三大。会的前期是比较民主的，代表们对全体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马林主张全体加入国民党，把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共产国际曾支持过陈独秀，陈独秀应该尊重共产国际，而他却与共产国际保持相当距离，他还始终怀疑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主要政策的正确性。”而后期由于马林的干预，使会场出现不民主的气氛和家长制的作风。因此代表们对马林与陈独秀主张的右倾错误倾向，不能给予应有的批判，这就大大降低了决策的科学性。
　　张国焘、蔡和森和刘仁静等人主张已在国民党中工作的党员加入国民党，保持党的独立性；除少数必要的产业工人外，一般不加入国民党，保持党对工运的独立领导，这个意见并非反对国共党内合作，是有理可据的。当时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认识。马林指责一切低估国民党和夸大工人阶级力量的说法都是左倾空谈，最后仍用西湖会议一样的威胁口气说：“陈先生的报告是否通过，就是大会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训令，抑或准备违反的证明。”^[15]大会在马林的权威与陈独秀特殊地位的影响下，以微弱多数通过。三大代表杨章甫1967年给梁复然的信中说：“……一切主张总是国际方面拿出大权决策。”^[16]证实中共三大也在马林以国际纪律强迫通过党内合作决议的。实际上党员群众内心是不满的。尤其蔡和森气愤地说：“马林把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就是C．P不存在了。”^[17]这就是俄国孟什维克的主张：把一切权力归临时政府立宪民主党，与列宁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尖锐的对立。孟什维克没有加入立宪民主党仍有自主独立性。但中共三大通过的党内合作路线比孟什维克更加具有右倾的危害性，与中共二大路线尖锐的对立。
　　马林的右倾谬论来自他一贯的思想：国民党是中国唯一民族革命团体，而中共是早产儿，“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过份拔高国民党而有意贬低共产党。因而三大通过宣言：“中国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18]显然资产阶级国民党是统一战线领导者，中共失去了无产阶级领导权，仅作为它的附属品而已。
　　列宁创立的苏维埃世界革命体系，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然而，从中共二大到三大的转变，却退回到以资产阶级领导的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孟什维克路线上去了，埋下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三）党内合作之严重后果及党员不满
　　甲、严重后果：
　　根据中国国民党关于共产党加入本党的训令（第十号）

　　“三民主义之理论与实施方针更必须以总理自着之三民主义为标准……有不遵守总理遗教者，中共党员如行动违反党纲章程，概当以本党纪律绳之。”^[19]

　　孙中山对此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的纪律，不应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便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共，我便反对苏俄。”^[20]
　　斯列帕克给魏金斯基的信中叹气说：“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孙逸仙想把陈开除出党，原因是后者在《向导》上批评了国民党的行为。”^[21]
　　自国民党中央及孙中山制定严格的纪律约束中共党员后，右派份子猖狂弹劾。
　　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委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孙中山及中执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他们发现1923年8月印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决议案及宣言和1924年4月印发的团刊第七号，内容主要涉及中共党员表面上发展国民党，同时在党内发展共产党团组织活动有碍本党的发展。”他们的弹劾案被否决后，又通过干涉中共事务《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决议案第4条：“因本党之外存在着中共，国民党内之共产主义者有从事为发展共产党组织活动之嫌。故中央政治局下设国际联络委员会，（经共产国际和中共执委会承认）其任务之一是尽力弄清共产党对国民党之态度，以达到相互了解，清除误会之目的。”^[22]这就是国民党管理中共不使其独立与自主，以后发展为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
　　中共丧失独立自主权后，无法开展革命工作，稍有逾越便受国际指责破坏统一战线，使人左右为难，犹熊掌与鱼二者不可兼得。陈独秀骑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背道而驰的马上，前后失措，局蹐不前。这种情况可参见（6）斯列帕克给魏金斯基的信。
　　但国际执委会下达1923年1月12日决议却说：“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也决不能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同年5月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三大会后才到达的指示：“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23]但中共三大已奉令决定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因此，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就是为了将来推罪中共及陈独秀不争取领导权的罪证。
　　陈独秀已觉得在国民党内一筹莫展而怨愤道：“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24]
　　这里叙述国民党对加入的中共在政治上残暴迫害，绝对与松散的宗教团体伊斯兰联盟对待社会民主联盟不可相比较的。
　　乙、党员群众不满的反应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上海召开扩大中央全会反对共产国际对待国民党的方针：（1）鉴于国民党内右派反动分子明显优势，因而要把它看作是已经丧失革命作用的政党；（2）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3）要求中止对国民党军事措施的任何支持和消灭国民党政权及其在广东的根据地，并开始逐步准备“工农兵全面起义。”^[25]鲍罗廷、瞿秋白及中共广东支部反对提法过激，未获通过，但足以说明当时党员群众不满共产国际迁就国民党的愤懑情绪。
　　国际东方部和中共旅莫支部党员对中共三大领导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丧失国民革命领导权深表不满，共同讨论中国问题的提纲：“讨论的一个目标是结束已经深入到我党领导层中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倾向，另一个目标是确定我党的领导方针，使其重新奠定在一个正确的立场上，要严格符合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形势的要求。……我们决不同意加入国民党，也绝不同意以任何方式为国民党工作，……我们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力图把我们的党在政治上隶属国民党这一内容清除掉。但我们是不能公开的，因为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共产国际强加给我们，我们内心深处是不能接受的。”^[26]

三、中共四大在党内合作的束缚下争取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中共中央接到彭述之1924年8月带回国际东方部及旅莫支部共同讨论提纲后，陈独秀非常重视，决心争取革命领导权，先通过舆论提高群众对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视。
　　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过《对于民族革命之决议》分析了中国各阶级的现状及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表现，指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运动的目的和作用，决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27]
　　蔡和森指出：“四大的理论的根据和党的政策都非常正确，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也减少了。所以这次大会的理论和政策都变正确了。”^[28]彭述之说：“三大决定国民革命领导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而这次代表大会决定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领导者，标志着中共回到布尔什维克主义。”^[29]不过大会没有废除党内合作的决定。四大之所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起源于党受到党内合作绞索的束缚，无法开展革命工作，又不准退出国民党；只有撇开党内合作以争取领导权，并非四大已实现了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因未经统一战线另一方在联席会议上同意。如果获准退出国民党改变为党外合作，方可实现统一战线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
　　大会后不久就掀起了中共领导以工农为主体的波澜壮阔的大革命高潮；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震惊了中国资产阶级。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运动强大的威力，会引起统一战线的破裂，乃于1925年9月28日下达指示草案（182号）：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相反，共产党应当竭力广泛吸引（未加入共产党的）国民党员首先是左派分子参加国民解放斗争事业的领导工作。^[30]并指示魏金斯基，要中共对国民党二大、勃波诺夫对中山舰事件、鲍罗廷对“党务整理案”作出妥协让步，致使中共失却了实现领导权的先决条件——独立与自主，造成大革命的惨败。
　　纵观上述，党外合作是中共二大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通过的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斯大林为达到民族利己政策，强迫中共三大通过党内合作，使中共失却领导权，无法开展革命工作。因此四大在未退出国民党的情况下，通过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推动五卅及省港大罢工高潮，这说明四大仍同意党内合作路线，实际行动上却以党外合作的姿态来开展的。但共产国际下达的9．28指示，重新剥夺无产阶级领导权。这是从二大到四大国共合作路线的演变。

注释：

^[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辑第142页至第14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2] 《回眸世纪潮——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珍典纪实》第171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1998年4月。

^[3] 《二大到三大》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

^[4] 《郑超麟回忆录》第88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

^[5]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

^[6]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26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7]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辑第25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8]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三辑，第121页，中国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

^[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辑第256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1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35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11]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36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

^[1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二辑第40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13]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607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14] 《陈独秀著作选》（三）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

^[15] 《中共三大资料》第188-19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 《二大到三大》第6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

^[17]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

^[18] 《中共三大资料》第1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 《第一次国共合作资料》第197页至第198页，广东省委党史研究会1984年12月。

^[2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辑第55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2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26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22]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52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23] 《二大到三大》第1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8月。

^[2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辑第50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2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362至第363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26]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起飞》1983年法文版，第五章第369页。

^[27] 《回眸世纪潮——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珍典纪实》第595页，国家行政学院出版1998年4月。

^[28]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

^[2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六辑第56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

^[3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辑第69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