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

一、绪论

　　人们对空前浩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曾作了不同的结论：第三国际一部分人认为德侵苏战前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以后才转变为民主反法西斯战争；第四国际一部分人认为自始至终是帝国主义战争，战争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因而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采取失败主义。陈独秀否定有震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局势，以论证此次战争始终是全世界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的反法西斯战争。
　　要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的必要前提，所以列宁说：“首先必须确定这次战争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怎样的，必须把这次战争和产生它的历史环境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对它的态度。”[1]
　　陈独秀考察二战的性质时也曾说，“现在呢？我们也不应该抄袭列宁对1914年大战之现成的理论，也应该用自己的脑子观察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与特质，一切理论与口号都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是不能随便抄袭的。”[2]
　　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对这次战争发生的背景与原因进行分析；进而考察交战双方各国发动或参与战争的目的与动机，这才是鉴别战争性质应循的方法与途径。
　　陈独秀之所以论断二战的性质是民主反法西斯，是有其思想根源的，自从他步入政治舞台后，民主思想一直是他思想脉络的主线，从五四时期急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思想。他认为民主是被压迫劳苦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人类历史就是民主发展的历史。
　　陈独秀在《再论世界大势》一文中，将人类进化的民主发展列成一表，依照此表，“每个时代民主制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这是他对人类社会民主发展史的一个独特发现的见解。
　　当上古世界的氏族社会民主制要向前发展到古代世界的城市市民的民主制（希腊罗马），必经过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政时期；古代世界的城市市民的民主制要发展到近代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必经过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近代世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要发展到未来世界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必经过法西斯蒂专政。
　　他说“照上表，则将来法西斯蒂专制会和以前的专制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3]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专制黑暗时期。
　　希特勒发动二战独霸世界的企图，不外乎使他们少数法西斯统治阶级攫取全世界劳苦大众多年流血斗争所获得的自由民主的果实，陈说：“这已经不是某一民族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民主自由存亡的问题。”[4]如果人们尚抱安乐侥幸的幻想，听任纳粹存在发展，“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一黑暗的时期到来之可能。”[5]如此则会真是罗斯福总统所说民主自由将丧失数百年才能恢复，人类又面临法西斯与格柏乌的黑暗专制统治，全世界人民大众为了维护自由民主必须团结一致向这种黑暗势力作殊死的斗争。

二、二次大战发生原因分析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各帝国主义为解决国内所遇到的急迫困难，在本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上来制定参与战争的战略方案的国策，凭战争来实现它以化解国家的困境。陈曾经分析当时国际形势所涉及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国策，分别作扼要的阐述。
　　（a）法西斯轴心国的崛起
　　一战后通过了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体系是在掠夺战败国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基础上来维护战胜国主要是英美法的利益。因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根本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英美利用德国对苏联和欧洲革命运动的仇恨，以它作为反共的先锋队，而大量援助它恢复经济。到1937年德国工业发展已超过英国，居美国之后。这个变化反映出一战后帝国主义经济发展又出现不平衡。德国工业迅速发展，而它的所有殖民地在一战已丧失殆尽，又要负担巨额赔款，碰上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危机过后，接踵而来的不是经济复苏和繁荣，而是特种萧条。到1937年又爆发了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只有对内加紧恐怖统治，残酷榨取，对外利用人民对凡尔赛体系的仇恨，以统一日耳曼民族的号召来发动战争，要求重新分割殖民地，以摆脱经济危机困境。1938年3月7日希特勒退出国联及裁军会议，撕毁洛迦诺条约，进军莱因河非军事区，向法复仇，又一步一步向英殖民地伸手。所以陈说：“统一日耳曼民族，对法复仇，以收复德奥在上次大战中的失地，这是德国的国策。”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军国主义份子们便制定五期向外扩张侵略的计划：一期台湾，二期朝鲜，三期中国东北，四期全中国，五期全世界。它的计划前两期早已完成，第三期计划也在经济危机逼迫下，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来完成，陈说：“吞灭中国及南洋，独霸远东，这是日本的国策。”发动战争以继续完成第四、五期计划。
　　德日发动扩张侵略构成世界东西二大战争策源地。
　　意大利自墨索里尼上台后，在经济危机逼迫下，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扩张，他不顾意大利国小力薄的实际弱点，野心勃勃，妄图把地中海变为意大利内湖，建立“大罗马帝国”。为了实现他的野心，墨索里尼对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和非洲步步进逼。1935年侵占埃塞俄比亚，1939年9月7日在德国怂恿下占领阿尔巴尼亚，对英法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范围构成了严重威胁。陈说：“向北非中欧近东发展，以成为地中海的主人，这是意大利的国策。”
　　德日为了征服世界，共同结伙打劫，于1936年11月签订德日“反共国际协议”，一年以后意大利加入。这个协议表面上是针对苏联，同时也是针对英美法的，三个轴心国从此形成。此后德日在1938年1月，德意在1939年5月22日为了彼此呼应，互相支持，以巩固战斗实力，都签订了军事政治同盟条约。
　　（b）英美法的绥靖政策
　　二战前英法美已把亚非拉大部分的殖民地占为已有。为了保住他们既得的利益，避免在一场新的大规模国际冲突中受到损害，而处于守势，不同于德意日处于攻势。这完全由于他们在争霸世界的态势上处于不同地位所决定的。
　　英法美通过经济改革调整政策，将经济危机损失转嫁于殖民地人民身上，以缓和国内矛盾，没有走上企图依靠侵略战争以转嫁危机的道路。因而在三十年代在斗争手法上主要采取牺牲弱小民族，力图保全自己的特殊策略——绥靖政策，这样，当德日意步步进逼时，他们一再妥协，退让，姑息，竭力避免冲突。陈说：“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维护大英国在全世界各处的利益，这是英国的国策。”法国在绥靖政策上，何以亦步亦趋追随英国呢?陈说：“在避免战争的条件下，尽可能的联合任何国家，尤其是英国，以防御德国复仇，这是法国的国策。”[6]法与英为了相互支持，在1939年3月22日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以提高防御德国复仇的实力，他们推行绥靖政策过程：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英美法策划由国联通过了一个谴责日本，表示以“道义支持”中国的决议，此后便听任日本侵占大半个中国。1936年夏，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扼杀了西班牙资产阶级民主政府。1938年3月11日，德国吞并奥地利，4月7日，意大利在德国的支援下，侵占了阿尔巴尼亚，英法两国对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都装作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最可耻的要算张伯伦为了满足无底的法西斯欲壑，与德签订慕尼黑阴谋协定，不惜牺牲整个捷克。
　　希特勒原定在1943年后发动战争，但是他摸清了英法步步退让，是“由于英国怕全欧范围内的战争，由于他对中欧事务的漠不关心。”1939年5月，希特勒又蠢蠢欲动窥探波兰，他认为：“英法不会履行支持波兰的义务。”[7]于是认为良机不可失，才取提前发动世界大战。战后相当的时期内英法两国都厌恶战争，沉浸在和平主义的情绪中。然而，自从德国并吞奥地利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两国人民要求遏制法西斯侵略的呼声日渐高涨，至慕尼黑妥协牺牲捷克的警钟进一步唤醒了英法人民，英法国内要求惩罚侵略者的呼声更加强烈，连张伯伦都感到形势对政府很不利，他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传来，英法再也无法容忍，两国朝野一致谴责政府软弱妥协，要求立即对德宣战。至9月2日下午，英政府已陷入十分狼狈的窘境。“下院怒气冲天，使张伯伦感到坐立不安……他的政府很有可能被推翻。”[8]张伯伦在朝野相互指责下，警告达拉第如再不宣战，两国政府都可能被推翻，法国政府才同意和英国一道宣战。
　　美国以地理位置远离战区的优越条件，陈说：“自己极力避免陷入战争的漩涡，而利用他人的战争销售军火，这是美国的国策。”[9]美国乘鹬蚌相争，坐收渔人之利，按兵不动。而对外宣称，美其名曰采取中立政策。实际上与英法是一道的变相绥靖政策而已。待日军偷袭珍珠港，全军舰队覆没，国内舆论哗然，当局与英法政府一样狼狈，被人民逼迫，仓皇应战。
　　（c）苏联对日妥协与德国联盟，背叛国际社会主义利益
　　“苏俄因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为中心的政策。人们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踏社会主义了。”[10]苏联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为了不名誉的和平而不惜牺牲受法西斯侵略的弱小民族国家。因而陈说“不惜牺牲各国的革命（下一节谈到），不惜忍受不名誉的和平，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安全，这是苏俄的国策。”[11]陈独秀具体批判苏俄这种革命变节行为于后：
　　（1）亚洲战场：“假使我国仍旧艰苦的守着当年国际社会主义的立场，中日战争一开始她便应该以全力援助中国。”这就是说，不应该和英美帝国主义一样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弱小民族站在局外指手画脚，不积极援助中国，“而应该以领导中国对日抗战为她自己的责任，并且应该出兵参加战争，拼着苏联和中华民族共存亡，这才是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这才是领导国的态度。”如果是这样，中国的战局不会败得这么快，“日本便没有这么容易占领上海和南京；至迟在张鼓峰事变发生时不再和日本妥协，武汉也决不会陷落。”苏联日本一再妥协，使日本很容易实现第四期侵略中国的计划，而且寻衅远东和太平洋，进一步侵略世界。陈接着说：“中俄一直共同抗战到今天，日本便无力横行南洋，蹂躏菲律宾、马来亚、瓜哇、缅甸这一大群弱小民族了。”
　　当1941年4月，希特勒发动对苏战争的阴霾笼罩苏联上空的时候，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成立的伪满洲国，以图换取日本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进攻苏联，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
　　（2）欧洲战场：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后，纳粹军队便入侵波兰。陈说：“苏联若仍旧站在国际社会主义立场，便不会和希特勒妥协，便不会把代表民主主义，领导被压迫被侵略民族向法西斯蒂进攻这一伟大事业，说成为他人在火中取粟，更不会伙同法西斯蒂瓜分波兰！”[12]1939年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借口“波兰国家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为由，“苏不得不担当起保卫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居民的使命。”其实，根据附加秘密协议书：“属于波兰国家的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与苏的势力范围将大体上以纳雷河，维斯杜拉夫和桑河一线为界”18日《消息报》刊登地图，该图明示波东部属于苏联，西部属于德国。28日签订《德苏边境友好条约》，苏联与纳粹合谋肢解波兰。赃证俱在，何容抵赖。口头上曾声明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协议联合抗德，入侵是保卫居民，但以后在卡廷一夜之间屠杀几万波兰被俘军官又作何辩解呢？
　　瓜分波兰后，苏联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实行武装占领，把它们变成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1940年2月1日苏军入侵芬兰，3月12日强迫签订停战协议：
　　（1）把包括维堡在内的整个卡利累阿地峡，维堡西部沿海地带，拉多加湖以北地区，芬兰湾大部分岛屿，北部渔人半岛的芬兰部分割给苏联，约41880平方公里，约占芬兰领土的11%，居民45万，限12天迁出。
　　（2）汉科半岛租给苏联30年
　　1940年6月28日，苏联占领罗马尼亚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约5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由于苏联扩张侵略的结果，从波罗的海沿岸到喀尔巴阡山的苏联国界，向西移三百至四百公里。[13]
　　苏联破坏别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粗暴地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陈认为苏联把民族利已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作为立国基础，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把它与法西斯相提并论，就是根据当时它的行径与纳粹一样侵略他人。这是具有高度科学正确性的见解。
　　“这时英法比联军还未崩溃，希特勒并未曾认为能够在东西两战场同时得到胜利，孤立的波兰失败后，东战场没有问题了，希特勒才有力量去击溃英法比联军，才有力量征服挪威、荷兰、丹麦、南斯拉夫、希腊这大群小国。”[14]
　　不仅苏联遵守条约而不对德用兵，英法1939年9月2日虽在人民逼迫下对德宣了战，但绥靖幽灵未散，仍按兵不动，失了两面夹击德国的大好时机，使德国法西斯在侵占波兰后得以养精蓄锐，才有力量采取速战速决的闪电战，在短短两个半月内，打败了法国，以及西欧和北欧大部分国家。
　　苏联为求自身安全而牺牲别国利益的行为，同英法美绥靖政策并无二致。陈说：“不错，英法美苏是一致避免战争希望和平的；然而它们所希望的和平，是跟在侵略者的后面，承认侵略者侵略弱小民族的既成事实，以避免战争。这是对于侵略者的和平。它们对于国内的反对派或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很不和平的。”[15]这些行为完全不利于世界人民正在进行的反法西斯战斗，是造成希特勒之所以在欧洲大陆直冲横撞，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的根本原因。
　　陈独秀说：“单就俄国前后立场不同其结果也不同这一串历史故事，已足够说明国际社会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了。”“俄国在欧洲，毕竟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民族，她的全民族政策之后果如何呢？”它放弃了国际社会主义政策，而采取民族利已主义政策，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陈加以概括地说：“（A）她为俄国安全计，以向法西斯蒂妥协代替了向法西斯蒂进攻；其结果俄德战争不开始于希特勒在欧洲孤立时，而开始于希特勒击败了欧洲各国之后，俄国不但向法西斯蒂妥协的代价之半个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小国仍为希特勒所有，连欧俄的大部分土地人民也都沦陷于法西斯蒂军队之手；若没有英美的援助，莫斯科也未必守到今天。”他又说：“（B）（中国方面）：她为俄国安全计，始终避免和日本开战，连中国共产党都因此被人加以游而不击的恶名；其结果，明天日本仍会协同希特勒夹攻俄国，陷俄国民族于不很安全的地位，那时将不能得到中国有力的声援，因为她已坐视中国被日本削弱了。“他最后指出说：“任何落后民族，若以民族政策自限，必至陷于孤立（民族政策实际上就是孤立政策）而没有前途，就是苏俄也不例外。”[16]
　　总结二战爆发的原因如下：
　　（1）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不恰当处理，埋下二战祸根，使帝国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战败国德国及分赃亏损者意日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谋求霸权的战争，把法西斯恐怖带到全球各地。
　　（2）英美法绥靖政策及苏联与德国法西斯联盟不惜忍受不名誉的和平，牺牲被法西斯侵略的弱小民族，纵容法西斯，挑衅战争，加速战争的爆发。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认识

　　从大战形成的局势来分析，可看出参战双方国家对战争表现出极大相反的态度：轴心国疯狂备战，到处煽风点火，穷兵黩武。而同盟国英美法逃避战争，一再妥协、退让、姑息，牺牲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民族，采取绥靖政策，这完全同它们在国内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列宁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它的政策制度分不开的。[17]
　　这次大战是民主反法西斯的特殊性质的战争，高喊此次仍是上次大战的重演——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将交战双方集团国家都视作是相同性质的国家，而对其政治体制重大差异视而不见。所以陈独秀称他们：
　　（甲）“是不懂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是：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以鲜血斗争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民主’，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另外他提到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垄断其选举区，而各党仍须发布竞选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当的讨论争辨。
　　德国的法西斯政治体制是由取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逐步走向纳粹独裁的：
　　（a）架空议会权力：1933年3月23日国会通过“授权法”，该法案给予政府四年为期不必商诸议会的立法，甚至修改宪法的全权，并于1937年期满颁布法令延长，使国会的立法权转到了希特勒内阁手中。
　　1933年10月14日解散议会，按纳粹党统一的候选人的名单，举行新的议会选择，661议席几乎清一色由纳粹党徒占据。
　　（b）取消人民基本权利：1933年2月28日颁布一道“保卫国民和国家”的法令，宣布取消魏玛宪法中人身自由，出版、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等基本民主权利，允许搜捕，查抄和检查邮件。
　　1934年1月20日纳粹颁布《国家劳动制度法》禁止组织工会和工人罢工。
　　（c）权力集中于中央：1933年4月7日颁布《联邦摄政法》，规定由联邦总理提议任命各邦的行政长官，1934年1月30日又颁布《联邦新组织法》规定将各邦主权集中于联邦。同年2月14日废除由各邦代表参加的联邦参议院。从此德国变成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国家。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逝世，颁布《国家元首法》，元首兼总统的职务。希特勒集党政一切大权。
　　（d）一党独裁：1933年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禁止纳粹党以外的党存在。
　　1933年12月1日通过《为确保党和国家统一的法制》规定，纳粹党作为德国国家观念的主持者，同国家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领袖代表应成为政府的官员。
　　由上可知，确立领袖“绝对权威”的原则作为独裁统治的思想理论依据及衡量各种政治行为、法律手段和行政措施的准绳，实行领袖全面一体化控制，把党政（司法、行政、立法）军事大权全集中于希特勒一人手中。这种政治体制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为它准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扫清了内部障碍。
　　所以陈独秀在《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一文中说：“法西斯的统制，是要停止人们思想之自由，全德国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言，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言，企图把全国人变成无知的牛马，随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转动。”[19]只许有它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许任何异已的存在。
　　（乙）欧美金融资本主义与法西斯封建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之不同：“是不懂得法西斯和英美法帝国主义阶级作用不同（帝国主义是金融寡头结合中产阶级，只能容忍无产阶级的组织宣传至某种限度；法西斯则是金融寡头结合流氓无产阶级及右派急进小资产阶级，根本铲除无产阶级组织与宣传），不懂得法西斯的经济制度比起英美帝国主义来，是由日渐国际化的局面，回转到国家化自给自足的封建化，而认为只是简单的政制不同。政制是由它阶级的推动，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以政制的表面论，德意俄的格柏乌政治和英美法的议会政制，是小小的不同吗？[20]”
　　陈独秀认为两种经济制度的差异是由于阶级作用不同产生的。纳粹党招收流氓无产阶级，一战战败的600万退伍军人，失去阶级性的长期失业工人及右派急进小资产阶级。纳粹政权勾结垄断集团头头及以国防军为代表的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包括右翼保守政党、陆军军部官吏和大地主。容克军国主义势力和以500万退伍军人为基础，勾结大地主、金融寡头，构成法西斯军事封建独裁的支柱。
　　三十年代德国战争经济总办沙赫特主张放慢扩军速度，加入世界经济市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一度把经济推向繁荣阶段。而以军事封建势力为背景的戈林为了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放弃经济原则，实行经济的国家统制，原材料要自给自足，主张在四年计划中绝对优先发展军备。因而二人意见分歧，沙赫特只得辞职由戈林取代。从此原与英、法同性质国家的德国便由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退转到“自给自足”封建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1933年7月15日组织强制卡特尔，令各公司加入，一切依政府规定，造成中小企业大批破产，这与英、美依靠中产阶级不同。陈独秀曾指出纳粹禁止马克思主义宣传，取缔共产党，镇压工人运动；而英、美、法可以容许不同政党存在，甚至允许共产党在议会宣传，说明由于阶级作用不同而影响两种政治体制的差异。
　　（丙）“是不懂得‘中间斗争’的重要性，我们若一眼只望最后斗争，以为只有最后斗争可能消灭法西斯及其复活，才能解决问题。则中间斗争若反法西斯运动、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等，都是无益之举。只好静候着最后斗争从天下降了。”（同上）
　　在德国国内及纳粹占领区内，由于法西斯的恐怖统治严格的军事控制，禁止罢工、出版言论集会之自由：议会为纳粹一党控制，无法进行反法西斯宣传以团聚群众。这完全不同资产阶级民主制之英美法，可以容许罢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在议会宣传鼓动群众营造革命形势，进行在夺取政权前之准备工作的中间斗争。因此陈独秀说：“如果忽视‘中间斗争’之重要性，一举消灭法西斯，仅仅是幻想而已。”
　　（丁）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的失败主义幻想：“英法失败后，革命起来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之假定。这完全是幻想奇迹。”（同上）
　　（A）“各国的革命力量，已为斯大林摧残干净。”[21]苏联三十年代的大镇压时期，以莫斯科三大审判案牵涉有关党员、革命干部、工人被枪杀2千万人左右，特别是列宁的近卫军被斩尽杀绝；苏联国内经过这一次清洗，革命前卫力量基本上被摧毁殆尽。
　　再以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为例说明，内阁中两名共产党部长赫劳斯·埃少南德斯和维森特·乌里维指控马克思统一工党为暗藏的法西斯组织，断然要求解散。总理卡马列罗反对这一指控，声言他自己也是工人，决不会去镇压任何一个工人组织。由于当时政府依赖于苏联援助，不能没有共产党人参加，于是只得辞职。由“俄国总督”物色胡安·奈格林继任总理，建立了新的秘密警察组织，全部是西班牙共产党人古斯塔沃·杜兰领导的军事调查处的人马，执行苏联保卫总局的任务，对几十万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份子、社会党人开展残酷杀害。[22]除了残杀政治异已外，并牺牲西欧各国无产阶级组织。（下文另述）
　　（B）“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1871年和1917年的经验，战败后宁肯把武装交给国外的敌人，免为国内的敌人所利用。”
　　（C）“此时德国的武装和战术及统治征服地的方法，均非1871年和1917年可比，英法政府军失败后，民间一时决不能苍头特起。”[23]
　　帝国主义战争必伴随着革命，一战以后爆发俄国十月革命及德、匈、保一系列世界革命，二战战争激烈程度远胜于一战，第四国际一部份人认为二战后失败国必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采取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的战略。而陈独秀认为这次战争没有震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原因何在？陈独秀经过中国大革命的痛苦经验教训。斯大林为了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安全，巩固在东欧的特殊利益，放弃世界革命，与国际资产阶级上层妥协，把在它势力范围之外的西欧、巴尔干各国共产党当作苏联外交工具来牺牲。正如陈独秀所说：“斯大林不惜牺牲各国革命，以谋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安全。”
　　（1）二战后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被叛卖。1942年11月法共加入戴高乐领导的联合阵线，组成了全国抵抗委员会，各派武装力量统一成为法国内地军，共50万人，其中法共游击队有25万5千人（最多达40万人）和人数众多的爱国民兵。1944年8月游击队解放巴黎及大部份国土，并建立解放委员会。戴高乐从阿尔及利亚回国，马上宣布将游击队编入正规军，抵抗委员会应解散，并入由阿尔及利亚迁回的临时议会中去。法共部分领导和各地战士坚决反对，杜克洛于10月宣布要将爱国民兵改为爱国警卫队，不能解散。许多城市还爆发了连续不断的示威游行，双方争执。1944年11月戴高乐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磋商后回国，立即对多列士颁发了特赦令。1944年11月27日多列士受斯大林指示从苏回国，向党的各个组织发出关指示要它们解散民兵和交出武器。1945年1月在法共中央全会上说：“在反对希特勒占领者及其同党维希份子大起义的前后经过，已经证明这些武装团体有存在意义。但是目前情况已经变了。保证公共安全的，应该是为此目的成立的正规警察力量。平民自卫队以及一般地说，各种非正规团体不应长期保持下去了。”法东南11个解放委员会反对把解放委员会降为协商者的角色。而多列士说：“各地和各省的委员会不应当代替省、市行政机关。解放委员会的任务不是去统治，而是去帮助统治者。现在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和一支警察。”
　　所以戴高乐称赞说：“多列士从回到法国时起，一直在帮助清除‘爱国民兵组织’的残迹。他反对解放委员会篡夺政权的企图和一些激进团体的暴力行为。”[24]
　　（2）二战后意共革命由于萨莱诺大转弯而失败：意大利在1943年7月国王免去墨索里尼职务，任命保皇党人巴多里奥组织大资产阶级军事专政政府，投降英美。德入侵北部和中部，扶植墨索里尼成立傀儡政府。
　　1942年9月9日意共倡议将反法西斯各党派的民族阵线委员会改组为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6月北意各游击队合并成“自由义勇军”约40万人；意共领导的加里波第纵队有153600人。1944年7月意共曾入阁，政府的后盾是英美盟军，意共从此被管束。1945年4月23日，游击队解放米兰、都灵等200多个大小城市。民族解放委员会处决了墨索里尼，接管了北意的政权。
　　1944年3月陶里亚蒂自苏回国，坚决实施三强（英美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对意大利政策，使意共政策来一个大转弯——萨莱诺大转弯。提出民族团结政策，接受美兰地区英美军队政府命令解散游击队，收缴全部武器；不顾意共党员及游击队员反抗。1945年12月他在意共第五次大会上说：“我们大家是根据在党派斗争中不使用武力的协议而联合起来的。这个协议要求所有的人都解除武装，我们已和游击队一道为此目的采取了措施，我们第一个执行这个协议的。”[25]
　　西欧各国在英美及本国资产阶级势力要挟之下，强行解散共产党游击队，收缴武器。比利时抵抗运动战士和布鲁塞尔工人联合会抵制资产阶级政府，拒不交出武器，比共内阁代表也退出政府以示抗议。但由于法共及意共的投降，比共只好停止斗争。
　　（3）希共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遭到更最惨痛的悲剧。
　　二战中希腊国王及以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逃往国外。希共联合人民民主同盟、农民党、社会主义党等左翼党派于1941年9月建成民族解放阵线，把各地游击队联合组成希腊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77535人，后备队5万人，国民警察6千余人。1944年希共党员40余万，民族解放阵线超过160余万人。1944年11月德军最后撤出，人民解放军已控制90%以上领土。
　　以希共为领导的民族解放阵线有五个代表参加内阁。政府与英国在1944年5月签订黎巴嫩协议，促使英和金融寡头集团坚持要求重建旧制度和阻止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1944年9月又与英签订卡塞塔决定，把军队交给盟军希腊战区部队总指挥官斯科比领导。1944年10月18日民族团结政府迁回雅典。科斯比下令解散人民解放军。民阵代表集体辞职，拟建立以希共领导的联合政府，于12月3日举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达到雅典中心警察大楼被警察扫射，死伤多人。4日总罢工。12月6日全国人民解放军企图实行政变未成，与英盟军展开激战。一心幻想苏联会出面调解，殊不知莫斯科三强外长会晤，早把希腊划归英国势力范围，因而一再延误戎机。1945年2月15日被迫签署瓦尔基札和谈协定。全国人民解放军同意解散并缴械投降，造成后果严重。政府利用缴获武器，迅速武装约75000反动军警，杀害5000余战士，7500余人遭逮捕，6500人受追缉，其余10万战士逃亡他国或山区，进行再次战斗。
　　二战前全世界仅有400万共产党员，战争中增加到2000多万，法共100万，意共176万（1946年212万），希共40万，西班牙100万……西欧各国的解放阵线成员都有几百万人，正规解放军总共近二、三百万人：南共80万，法共25万6千，西共20万，荷共25万，意共15万3千，希共7万，比共6万，挪共5万……各国都有民兵。大战开始，法国资产阶级政府流亡伦敦，军队随英军由敦刻尔克退往英国，法国主力军远在北非。西欧战败国国内政权真空，群众在战争中生活困苦，人心思变。正是列宁在一战中所谓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的大好形势，震惊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来临，资本主义的末日指日可待。何以陈独秀作出相反的结论，其故何在？
　　（1）纳粹武器先进，统治严密：德国利用先进机械化武器及闪电战术，而解放军武器低劣，战术落后。德国占领区内所扶植傀儡政权推行纳粹的专制统治方法，严禁反法西斯运动、罢工运动、国民议会运动等中间斗争；群众不能营造革命形势，达到起义以夺取政权。这正是陈独秀所说：“均非1871年和1917年可比。”
　　（2）斯大林右倾机会主义阶段论：斯大林为了本国安全，争取帝国主义上层头子的欢心，采取阶段论战略，放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仅允许进行有限的民族民主革命。早已命令法共屈从戴高乐的联合阵线领导，意共希共参加被英军控制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工农革命群众手足被缚，不能激发革命斗争意志，充其量为资产阶级护国守土卖命而已。
　　（3）斯大林协同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待1944年6月英美盟军在诺曼弟登陆后，解放军配合盟军进攻，很快建立解放区政权：法巴黎及全国90%领土，希腊90%，意北、中部地区。当时欧洲已沉浸在胜利气氛中。但自1945年在德国宣告投降后，局势发生大转变，西欧、巴尔干人民与法西斯的矛盾已转变为和英美盟军及本国资产阶级的敌对矛盾。革命人民一旦有了自己的江山，个个意气风发，誓死守护。戴高乐着了慌，于1944年11月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密谋后，多列士、陶里亚蒂奉命自苏回国为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效劳，共同镇压工人革命，劝说解放军退出解放区，向国外敌人盟军缴交武器投降。中国也曾发生同样的事，王明在1937年11月29日自苏回国时，传达国际指示：“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八路军受蒋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经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抵制，才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法意情况不同，游击队战士及党员群众不会放弃以头颅与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江山，游行示威，激烈的反抗。但正是陈独秀所说，各国的资产阶级有了1871年和1917年的经验，自己政权不稳，金身难保，求助莫斯科以官职笼络法共意共领导，加强压力，使其就范。1943年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放弃世界革命，以保证交易信誉。1944年10月莫斯科三强会议及1945年2月4日雅尔塔会议上，又牺牲西欧巴尔干工人革命，换取东欧势力范围，让帝国主义头子放心。可见这场震动世界的法、意、希三国无产阶级革命是早已被共产国际右倾机会主义预谋出卖了，曾受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右倾机会主义痛苦教训的陈独秀也是早已摸透斯大林叛卖，预言二战结束必然“没有震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历史最终应验他预言是完全正确的，也证明他论苏联国策“不恤牺牲各国的革命”的正确性。
　　（D）陈独秀对德国形势的预测：“德国尚未获得世界霸权，一败战事即可了结。纳粹失败后，继之者不会为法西斯政权；届时社民党及其它自由派会抬头。然此只能说有利于革命运动之开始，很难说希特勒失败德国马上便会起革命，以无革命政党故。”[27]
　　德国由于纳粹党严禁马克思主义宣传，摧毁工人政党；希特勒失败后，国内无革命政党，并未引起革命。1945年6月新教徒、天主教徒成立基督教民主联盟。10月在巴伐利亚成立基督教社会联盟。1945年2月小职员、高级职员成立自由民主党。1948年10月工人阶级重建社会民主党。1949年联盟及自由民主党成立议会，选举基民盟领袖阿登纳为总理。东德1946年4月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统一社会党，1949年10月人民院选举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战后德国较纳粹统治时有利于革命运动之开展。陈独秀对战后德国之预见基本上符合。
　　从以上陈独秀说的（A）（B）（C）（D）四点原因看，“以前我们相信的，帝国主义大战后失败国将引起革命这一公式完全被推翻，只有迷信公式对历史事变发展闭起眼睛的人们，才会做1917的梦，才会说此次大战是上次的重演。英法革命既已无望，若在英法等国采取失败主义，这只能帮助希特勒胜利。”
　　过去德共听共产国际的话，采取错误策略，1932年11月德国大选，社民党得700多万票，德共得票近600万张，合起来1324万多票，纳粹党得1172万多票，而当时共产国际视社民党为法西斯一样的敌人，因而德共未与它组成联盟。纳粹党得票少200多万张反而取胜，导致希特勒上台执政。所以陈独秀说：“以前认为布朗宁内阁和希特勒一样，社民党与国社党一样；因此，帮助希特勒取得政权；现在认为纳粹的德国和民主的英法是一样的，又帮助希特勒征服了民主传统的法兰西。”[28]

四、二战自始至终是民主反法西斯的

　　从主体与目的来看，两次世界大战各自具有独特的客观条件和具体环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一战前德意奥同盟国和英法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为争夺非洲、亚洲和巴尔干，早已剑拔弩张，对双方来说，都想通过战争来争夺殖民地和霸权，从而战争一触即发，那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明白无误的。
　　二战爆发前的情况与此完全不同。1938年“五月事件”由于英法同苏联态度一致，希特勒伸向捷克的魔爪终于缩了回去。这一事实说明，若英法美同苏联合作，足以制止法西斯侵略的发生，可是上面已分析英法为了保全既得利益与霸权，以绥靖政策把祸水东引；苏为了国家安全将战火西移，各打自己的算盘。由此产生互相矛盾的仇视心理，使它们很难有共同的语言，去实行真正的合作。所以当德国侵占捷克后，在苏联敦促下召开的英法苏三国政治军事谈判，终于宣告失败，它为德国法西斯的各个击破战略铺平了道路。陈独秀不是说过“在这样各国各自利害不同的现状之下，简单化的两个对立的战争集团自然不易形成，虽然他们都在各自寻找与国，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时决不会到来的最大原因”。[30]
　　我们史学工作者应将全世界人民视作一个整体。二战前反法西斯各大国仍犹豫不决，消极逃避战争，而我们应看到亚非欧三大洲各弱小国家人民奋起投入积极战斗最早，历时又最久，应是二战的主体，不仅是各个反法西斯的各大国事实上的屏障，而且为它赢得了时间，准备了比较充分有利的战略地位。1939年美英军队人数仅为德日的1/3，军用物资总值也只是1/3强，但尚能安全立足于世界之林，究其原因就是弱小国家拖住了法西斯侵略者。特别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的抗日，它的武装队伍与全国各阶层人民紧密配合下开展了可歌可泣的反法西斯斗争，长期拖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泥足，使之不敢贸然发动入侵苏联东部的计划，放慢侵略亚洲和太平洋大地区的步伐。在非洲，埃塞俄比亚浴血苦战，缠住意大利不放。在苏德战争前的欧洲，尽管大部分国家被德吞并压在铁蹄下，而南斯拉夫、希腊等国的抵抗运动的烈火时刻在法西斯脚下燃烧。我们决不能低估在大战前亚非欧各国人民局部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不管这些是国家或集团，是殖民地或帝国主义，是阶级或个人，只要不愿被法西斯奴役与蹂躏而反抗德日意的侵略战争，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德日意法西斯侵略的力量，显示了各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为德苏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组织，奠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国家人民发动反法西斯战争对德日进攻苏美的牵制行为，苏美所要承受的压力不知要大多少倍，全世界人民民主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能否建立，恐怕是一个大问题。
　　从二战的全过程来看，是互相统一关联和前后的作用一致的，不但德苏战争的发生或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以后才是民主反法西斯战争，就是在此以前的所有战争，无一不是世界人民为维护民主自由而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前哨战。所以陈独秀认为第三国际部分人士以德苏战争的发生或以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作为二战民主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是不恰当的。
　　再来研讨陈独秀提出世界人民在二战中的总目标是什么？它与世界人类最终的走向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作为当时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是世界人民最危险的敌人，在当时的国际三大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帝国主义国家与所谓苏联“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中，它们与世界人民的矛盾处于矛盾的焦点，是主要的矛盾，是造成空前规模的残酷大战的罪魁祸首，理应承担战争爆发的主要责任。所以陈独秀说：“全世界各国（德国也当然在内）有良心的进步分子，在大战一开始，以及现在与将来，都应该以‘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目标，其它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因为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民主主义，什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31]
　　从这见解出发，他认为“不但在英、法、美国内反对战争是反动的，即令印度独立也是反动的。民族斗争一脱离了世界斗争的利益，便不能是不反动的，而且在事实上，印度一旦脱离了英国，必然转入日本或俄国的统治，使希特勒对英取得决定的胜利，这不是反动是甚么？”[32]
　　从这便可知，当大战方酣时，时空条件已发生变化，和平时期的国际三大矛盾，已退居于次要地位，只能解决总目标所提出的人民与法西斯的主要矛盾，才有进步意义。从大战开始时的形势估计，德日胜利的可能性很大，法西斯蒂的帝国主义专制会普遍发展而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之危险。因而陈独秀主张在胜利尚未决定之前，加紧主观上的努力，彻底击溃希特勒及其伙伴的势力，而加以严厉的惩戒。“以民主自由的巨大潮流淹没法西斯蒂的思想，使之不在战后胜利的国家内，以别种形式复苏而蔓延。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转向另一种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转到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令不可能，也要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下一代的青年，继续努力缩短将来的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
　　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所以陈独秀不顾旧日同路人的讥评，“而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之理由”[33]。
　　这就是陈独秀力争“以民主集团代替法西斯蒂走向未来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之过渡”[34]的战争设想的动机。

注解：
（1）列宁全集第二版36卷291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陈独秀著作》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4月版
（2）539-540 （3）599 （4）595 （5）599 （6）524-525
（9）524 （10）607 （11）524 （12）607-608 （14）608
（15）526 （16）608 （18）547 （19）521 （20）548
（21）552 （23）552 （27）522 （28）533 （29）562
（30）525 （31）561 （32）541 （33）600 （34）602
（7）《武汉大学史学文稿》第4期第29页转引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三期
（8）《第三帝国的兴亡》威廉·夏伊勒上册第847-840页
（13）《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于振武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0-70页
（17）《列宁选集》第三卷《战争与革命》第71-74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
（22）《国际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5月第553-555页
（24）《战后国际共产主义简明教程》解放军出版社 1987年11月第91-98页
（25）《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求实1982年下册第51页
（26）《王明到达延安之后》《百年潮》2001年11月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