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的先知——罗莎·卢森堡与陈独秀

苏联剧变的先知

——罗莎·卢森堡与陈独秀——

一．卢森堡、陈独秀对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的认识

　　卢、陈二人虽互不相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却有相同的实践经验，对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有极高的评价，但对之也有一些批评，而以后的历史事变验证了他俩预见的正确。
　　卢在1904年至1919年牺牲时为止，在其两篇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和《论俄国革命》（1918）提出批评意见；而陈在卢死后才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至1942年之间，在他发表的论文及予友人书信中，以《我的根本意见》和《给西流的信》较为突出。把他俩的著作联系在一起观察，可以预见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潜藏的危机表现在它形成，发展及其衰亡的全过程。在他俩共识的核心 “民主与专政” 问题上，卢在建党初期就犀利严密地观察到党的极端集中制必然引起党内民主式微。陈对后来以独裁代替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蜕化到个人独裁，尤对三十年代苏联大镇压时期所作预测，句句应验。我曾在《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之我见——（以下简称陈文）谈到陈是坚持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本文进一步把陈摆放在国际共运史上展开我们的研究。卢、陈二位都盛赞十月革命，卢说：“他们由此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宣布为实际政治纲领。”因此，列宁的党是“唯一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党”，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实际上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主义的荣誉”。（1）陈也称十月革命乃世界无产阶级专政的序幕，“当时全世界劳动人民被压民族都看着莫斯科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灯塔，是全世界革命运动的参谋人”。（2）因而他们组建共产党并参加第三国际，积极开展本国的革命事业。列宁称罗莎·卢森堡为革命雄鹰，她的传记与全集“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3）

二．对建党的“民主与集中”组织问题的一致意见

　　陈在卢死后才投身党的革命工作，我未发现陈评论过卢的著作。而他俩对列宁建党的“民主与集中”问题及夺取政权后的“民主与专政”问题所提出的批评意见，竟不谋而合。
　　卢在关于必须建立一个集中制的党这一点上，同列宁的主张是一致的，而她对于党的集中制的原则，即在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的性质上，同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书中的观点是有分歧的。
　　西欧由于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促成工人团结，而落后的俄国没有经过这样的历史阶段。且卢说在俄国沙皇专制的残酷统治下，不像西欧党及工会可以公开活动。因此，她认为集中制的条件：“拥有政治上受过训练的无产阶级，拥有直接施加影响的手法，如公开的党代表大会，党的报刊等，以表现无产阶级的活动能力”并不具备，在党内无法形成有政治觉悟工人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只能暂时委托中委会来管理。而列宁则认为对此必须强调集中，因而卢批评列宁搞集中主义，认为把布朗基主义的原则机械地搬进党内来。

　　“白朗基主义的策略和具体任务，是同自发的阶级斗争的基础没有联系的，它都是随意制定的，预先编制固定的计划，连细节也都作了规定。这样组织里的普通成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自然的活动范围以外地执行预定的意志的纯粹的执行机器；成了中委会的工具。因此就产生了密谋的集中主义的第二个要素，党的各组织对中央机关的绝对的盲目的服从和中央的决定大权一直扩展到边远地区的党组织”。（4）

　　卢对上述当时社会民主党把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错误的倒置，向列宁提出调整的意见：“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的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5）
　　并且她总结说：“领袖们自己放弃自己的领导地位，使群众成为领袖，他们自己则成为执行者即觉悟的群众的工具”。（6）
　　陈深入观察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工作方法，如党内合作战略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1922年8月国际执委会命令马林来华在杭州西湖会议上传达《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要中共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是违背列宁在国际二大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暂时合作，甚至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的主张，以及中共二大通过的党外合作决议的。当时出席会议的全体中委一致反对，由于马林以国际纪律相威胁才由会议通过，事后全国各地党组织同志都强烈反对。
　　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达指示给马林转给中共的战略和策略，不是根据中共党员群众在革命实际斗争环境中的首创性和积极所表达的情绪和意志，而是由远在千里以外的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少数人运筹帷幄，擅自决定编订的。据此陈说：“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自由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和意志”。并且共产国际以中共各级组织和党员为执行工具，陈说：“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共命令传达机关”。（7）命令党员群众盲目的服从，机械的执行，至于这样会削弱党的组织与力量，却一概不管。
　　因而陈积极的向共产国际提出改进的建议：“应该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问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的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8）
　　上面两人在纠正党的过分集中领导的白朗基主义倾向，回复到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立场上，认识是根本一致的。

三、俄国无产阶级民主制及社会主义受到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与内战严重的影响

　　列宁表明无产阶级国家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对无产者与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9）这就是《陈文》所述卢、陈二人所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是同一概念的二种表述形式。三人对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解是一致的。
　　因而列宁加上阐释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胜利了的社会主义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而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0）
　　那么在十月革命胜利仅半年后，列宁就因内战发生宣布限制民主与自由，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除孟什维克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束了多党制苏维埃宪政，实现一党专政，导致以后斯大林个人独裁的严重恶果。这就发生了对列宁（包括托在内）等领导人应承担的责任问题，进而人们要追问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是否正确问题。这就是陈独秀晚年一再提出要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的价值问题。
　　我们要探索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限制民主的责任问题，就要认识到俄国一个国家革命胜利后树立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就要牵涉到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托洛茨基不是这么说过吗？“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完成，而是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展开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在资产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引起爆炸，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国外引起革命战争。这里就包含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质，不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昨天才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在民主革命后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制与议会制时代的老资本主义国家。”（11）

　　（甲）俄国无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国际共同行动的革命事业。

　　近代资本主义已建立世界市场，它的重要原料，石油、矿产等的供应及推销商品都依赖海外殖民地，这说明它已立足于世界的分工，其生产力发展已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了，所以陈说：“在今天落后民族无论要发展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都非依赖先进国不行”。（12）他又明确指出：“所以我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是不可想象的。必须在民族舞台上开始，然后发展到几个国家的舞台上完成，带有不断性质的。陈说：“真正社会主义运动，是要根本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统制”。（13）他认为“十月革命只看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始终认为它的成败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斗争胜负相连的，胜利的第二日，他们即利用苏俄无产阶级胜利之精神与物质，促进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与斗争”。（14）这对国际主义者卢看来，肯定无疑的是：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俄国只能提出”但是它不能在俄国得到解决，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恰恰只能在国际规模上实现”。（15）因此她讨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战略说：“布尔什维克在确定自己的政策时完全着眼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正是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的原则坚定性，他们的政策的魄力的光辉证明”。（16）
　　十月革命乃是工人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世界历史性试验，正是在一场国际帝国主义残酷屠杀的世界战火和混乱之中，在欧洲最反动的军事强国的铁蹄蹂躏之下，在国际无产阶级彻底软弱不起作用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卢说：“如果认为在如此不正常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工人专政的试验中，俄国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顶峰，这确实是一种荒谬的设想”。

　　“甚至依靠最伟大的理想主义和最经得起风浪的革命毅力也不能实现民主制和社会主义，而只能实现二者的微弱的，歪曲的开始阶段”（17）。

　　我们认识了这一情况的全部深刻的相互关系的影响，才能衡量出国际无产阶级为俄国革命命运所承担的特殊责任的全部分量，不能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等来承担全部责任。另一方面，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才能使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团结一致的国际行动发挥其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意义，乃是一个基本条件，但当时正缺乏它，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具有最伟大的才能和最崇高的牺牲精神，也不可避免陷入一团混乱的矛盾和错误之中。

　　“如果还打算期待他们在这样不幸的情况下用魔法召唤出最美好的民主制，最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是对他们提出超人的要求”。所以卢森堡作出了恰当的评估：“他们通过自己坚决的革命态度，模范的行动毅力，不可动摇的忠诚，确实为国际社会主义充分作了他们在如此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18）。

　　俄国当时击退了帝国主义入侵，平息了国内叛乱，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又一次重大胜利，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功勋。卢在1919年1月牺牲，未能全面看到胜利的结局，但对它英勇抗击入侵者和叛乱者的精神，表示高度的赞扬。
　　列宁在战时采取限制民主与自由的措施，仅是俄国独裁制产生的主观因素，现在再谈战争形势造成的二点客观因素。

　　（乙）战争紧张形势妨碍正常民主程序运行

　　在战火纷飞军事倥偬的岁月里，党政军各级领导人员无法通过选举，只能按入党迟早与对革命贡献大小来分等级制订金字塔式的官员花名册委派工作，因而出现了一大批只对委任者负责而基本上不受同级党组织和党员群众监督的干部。由于战火阻隔交通，召开中全会有困难，只有实行极端集中制的领导体制和战斗命令制的工作方法，委托少数中委会委员商讨下令执行，在当时困难情况下取得积极效果，因此高度集中的中央命令制应运盛行起来。联共党四大通过的民主集中制至此时只有集中，党内讲纪律不提民主了。三年内战，积重难返，“许多行政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行政人员，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和要求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命令，因此，三年的内战在苏维埃政府本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权欲熏心的阴谋家野心家斯大林，1922年4月在党十一大上被选为总书记，就延续了这种战争特殊环境形成的独裁制，更由一批无知之徒哄抬，火上加油，将独裁推向极端。“没有疑问，斯大林像其它许多人一样，是由内战的环境以及后来帮助他建立个人独裁的整个集团——奥尔忠尼启泽、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以及一整批上升到指挥员和行政人员的工人与农民所塑造成的”。（19）这就是陈说的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

　　（丙）工人阶级经历战争后人心涣散

　　产业工人阶级原是被指望去实现其专政的，现在也被彻底摧垮了。最勇敢、最有觉悟的产业工人不是在内战中献出生命，就是在战后新的行政机关、企业管理和公共团体中担任要职。这些从无产者中来的官员职员，原意识到自己的出身而引以为荣，但日久便被官僚主义环境所同化而不再属于工人阶级了。
　　当内战结束后，工人阶级已经涣散并失去其阶级地位时，所谓“无产阶级民主裁定”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它无法通过苏维埃选举，或是通过苏维埃民主的“正常”程序来表现其自身。最后，他们事实上以自己的党取代了工人阶级。
　　在革命初期，无产阶级民主成份在布尔什维克的特性中还居主导地位。而现在，独裁的领导倾向已经成为它的主要特点。这完全是由特殊的空前浩劫的内战所造成的。

四．列宁晚年采取防止权力高度集中的积极斗争

　　（甲）列宁采取防止权力高度集中的措施

　　列宁明白由于战争紧张和混乱造成体制日趋独裁，深为忧虑，必须积极采取措施，以防止权力高度集中，他的建议分述于下：

　　（A）党政分开

　　内战发生后，就结束了多党制苏维埃宪政，由于党中央对苏维埃实行了高度集中的领导，逐渐产生了党的少数人过多集中了苏维埃日常行政权力，出现以党代政的现象，这就以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联共党八大建议：“联共党十一大通过列宁的建议；”“当前极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之间的正确分工，明确地划清权利和职责方面的界限”。（20）联共党十大通过工人民主制，实行普选制，报告制和监督制，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

　　（B）选拔有政治觉悟，较高文化水平的工农集体领导与监督党与苏维埃

　　列宁对管理苏维埃与建党初期管理党一样遇到困难，他说：“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但当时俄国未达到西欧先进国家的历史阶段，劳动者政治觉悟文化水平这样低，而实际上却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21）沙皇专制统治时期开展工农文化教育艰难而缓慢，内战时更谈不到，一直到内战结束才开展文化革命来培养经过革命考验的工农，选拔到扩大中委会的中委名额几十人到百人，监察委员75——100名，以便形成工农多数的集体领导和监督党及苏维埃，因为依照中央监委会的地位，权限与作用来看：（1）中监委由党大会选举其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2）监委享有中委的一切权利，有权参加中委会会议并有发言权。（3）中监委在自己主席团的领导下，有权审查政治局的一切文件并派一定数额的委员直接出席政治局的会议并有发言权。（4）监委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不得加以撤消。这样工农可以监督中委会及同级党委。

　　（C）撤消斯大林总书记职位

　　《陈文》中提到1922年12月24日列宁担忧斯大林任总书记是否慎用权力他没有把握。1923年1月4日他又说：“斯大林的粗暴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他建议他的追随者们 “把斯大林从这位置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较为耐心，较为谦虚，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将发展得更尖锐，最终危及全党。（22）列宁毫不怀疑他的调开斯大林的建议只能确立托洛茨基的领导地位。

　　（乙）斯大林的阴谋抵制

　　斯大林知道列宁所采取的措施不利于他推行个人集权制，便拉拢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施展阴谋伎俩，保留总书记职位。把自己亲信塞到扩大中委会及中监委会，以代替选拔工农的补充委员名额。又把中监委会与工农检查院合并置于中委会领导之下，先前监督中委会（包括政治局及书记处）的工作变为在中委会领导下工作，即先前被它监督的对象变成了它的领导。这样再没有任何机构或人可以对党中央和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监督了。监委会成了维护斯大林个人集权和镇压反对派的工具。
　　斯大林强调“党是政权的核心”，以党代政自然就合理了。他认为党做出的决议、批示与口号具有法律效力。而最高苏维埃实际的作用，只不过是作为履行法律程序的机构而已。工人民主制，由于列宁病危，斯大林抵制，便无法贯彻了。斯大林背叛列宁的指示及遗嘱，就是中断了列宁主义的连续性。以后他个人独裁，祸害党国，决不能由列宁负责。

五、苏联剧变危机的预见

　　（甲）卢森堡预见苏维埃的瘫痪
　　前面分析了卢森堡对列宁在战时俄国采取取消民主与自由的措施，抱着非常同情的理解，但为什么卢又批评俄国无民主自由的生活必导致苏维埃瘫痪，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乘机假借阶级名义进行派别活动呢？因为各国社会主义者热烈学习苏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榜样，把它的战略与策略绝对化、模式化。卢森堡对此指出：“后来把他们被这些致命条件所迫而采取的策略的一切部分都从理论上确定下来，并且打算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策略的样板推荐给国际无产阶级，要他们加以模仿，从这时起危险就开始了”。（23）另一个方面，俄国少数人乘机以阶级名义来进行的非法活动，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白郎基集团专政之界限。因而卢森堡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严厉的提出了批评。

　　她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唯一生命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呢？她解释说：“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如果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那么她断定：“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24）正是三十年代陈所感触的苏联的“苏维埃一文不值”。苏维埃仅在苏共通过的决议上盖个橡皮图章，履行一个法律手续而已。足见卢森堡在1918年就预见到这一点。更深远一点来说，她在1904年就向列宁批评过党权力高度的集中必然引起这样结果。原西德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伊林•恰尔在为弗勒利希的《卢森堡思想和事业》一书（1973年出版）写的“后记”中说：“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罗莎•卢森堡是清楚地看到这种危险的第一个人”。（25）

　　（乙）陈独秀预见斯大林个人独裁必导致亡党亡国

　　（A）二十年代末斯大林政权的二重性，陈就预见热月政变的危险。

　　列宁死后由斯大林执政时期，就开始出现二元政权的势力增涨的主要特征，其客观的原因是新经济政策实现后，物质生活逐渐提高，国内军事状态的停止，及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群众需要恢复疲劳，市场促使小生产者重新复活，并一部分成为中等资产阶级，耐普曼及农村的富农势力抬头。曾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经过内战反而涣散，被甩到后面去了。而出现了非无产阶级成份，却在政权上占领了大部分势力，这些就是职工会，合作社的职员以及其它自由职业者和办事员等。他们的生活条件、习惯、思想方式，是与无产阶级分离的。现在斯大林的委任制以吹捧他为原则，一些投机分子蜂拥到党与国家机关内，更加速了国家机关与党内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此时党对国家机关已不能起领导及监督的作用，倒转过来，国家机关反用官僚的系统和势力来支配党”。
　　陈说：“斯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保守的理论就在这个环境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宁主义战术之主要的教训，都被斯大林加以严厉的修正，以适应党内党外新生的小资产阶级的职员之安富尊荣及其畏难苟安避免革命震动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之下，‘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与全世界无产阶级有不可分离的真实联系’之‘不断革命论’，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会层，因为他们认定已经把他们抬到社会上高高地位的革命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之保守理论为出发点的斯大林派乘时得势，对于以‘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的托洛茨基派，不断的加以攻击与迫害。”
　　当时正值苏联社会大转变的前夜，斯大林打败了反对派，新反对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右派布哈林，把托洛茨基驱逐到阿拉木图，置反对派于流放与监狱中，斯大林基本上扫除了个人集权制前进的障碍，开始放弃新经济政策，加速工业化及强迫农业集体化。陈独秀说：“中派斯大林的政权在此时机之左倾右倾，都是受了两大阶级（工人贫农及富农城市新有产阶级）的压迫，他只是聚集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决这些矛盾，大斗争的爆发即在前面；若没有从左边来的工农群众力量来克服富农新有产阶级及官僚的反动，使十月革命复兴，使无产阶级专政更臻巩固；则从右边来的特尔米多（法国罗伯斯庇尔殁落的政变）终不免到来，将成立一反革命的独裁政府，无产阶级专政将宣告灭亡，苏联回到资产阶级的统治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斯大林派‘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即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在苏联内部所造成的危机是如此。其对外政策，也为着要安宁的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国主义，因而就不敢积极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与帝国主义的外交家做和平运动的周旋”（26）。
　　陈在1929年12月15日《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指出当时政权的二重性中，从右边来的势力有形成热月政变的危险。

　　（B）陈认为苏联三十年代的大镇压就是热月政变

　　陈说：“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她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27）他之所以推断苏联已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国内存在着靠剥削的官僚阶层：“苏俄虽然经过了社会革命，变更了财产关系，变更了国家的阶级性，剩余劳动在名义上归了工人自己的国家，而实际上远远优裕过一般工人工资和生活的高级职员及寄生官僚这一阶层还存在着，如此便不能够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28）。
　　依照巴黎公社两项措施：公社委员由普选产生，不称职可随时罢免；取消高薪，公社委员工薪不得超过熟练工人，但也不是搞平均主义，其最高与最低差别为5倍。
　　在苏联，1922年最高与最低差距已是8倍，到1934年已扩大为相差30倍。1953部长级工资是5000至6000卢布，加特定工资6000至8000卢布，合计11000至14000卢布，而最低工资约为250卢布，相差44至56倍。苏联党政官僚集团成员还享有高薪以外的很多特权，如住房、别墅、汽车、游艇、特殊食堂、特供食品、特供商店、海滨休息、狩猎等。斯大林公开地宣布，“平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出来为不平等辩护，为官僚主义的显贵们的特权辩护”（29）。
　　当存在苏维埃民主时，苏维埃体现无产阶级政权，但当斯大林把它的代表由自己亲信来替换，它已名存实亡，其权力沦于官僚阶级手中。官僚特权是来源于他们掌握的权力，这种权力基础不仅是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包括由他们掌握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资产。因此苏联的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已发生变性与变形，公有制变为官有制，即官僚阶级的私有财产，官僚们把公有制变为私有制，就是剥夺了无产阶级的产权。这样国营企业和农庄在高级干部、厂长、经理、主席和党委书记的支配下，劳动阶级创造的财富成为掌权人随意享有的剩余价值。
　　斯大林为了巩固其极权统治而使领导集团终身制。据米高扬揭发，1934年十七大中委会选举，基洛夫得票最多，只得三张反对票，而斯大林得了292张反对票，得票最少。斯大林即派人剌杀了基洛夫，凡投基洛夫票的中委83名（该届中委及候补中委共139名）及1108位党代表（原共1966名）均遭杀害，以这样残酷手段保存他的终身职位。同时诬称基洛夫为反对派暗杀，掀起大镇压高潮，党员革命干部及进步科学家作家罹难者2000——2500万人（30）。尤以列宁的近卫军为主，几乎全被斩尽杀绝，6400万人遭监禁流放。斯大林主义及后斯大林主义祸及全世界。中国文革之后叶剑英说：“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31）。1945—1953年东欧各国大清洗，1956年匈牙利的军事镇压，1968年布拉格的军事占领，各国有数十万至几百万人被难，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残杀二百多万人。斯大林对世界各国人民之残杀远胜过希特勒在奥尔威辛等集中营残杀几百万人。陈说首创独裁本土是苏联，第一采用这个观点是墨索里尼，第二便是希特勒。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32）意即斯大林是独裁者希特勒、墨索里尼门徒的导师。斯大林背叛了布尔什维克马列主义的光荣革命传统，成为党的掘墓人。陈在1929年预见到热月政变的危险，到1934年苏联掀起了镇压高潮，几千万人人头落地，被镇压。虽无武装反抗，但存在思想不满的反抗，这就是一场内战——热月政变。陈说：“那个目前只是形式上存在的无产阶级政权，一旦被苏联各种反动势力最后压倒后，不一定要导致特米多的。无论如何，斯大林派会完成它。斯大林的立场与奥国的陶尔夫斯的立场相似”（33）。
　　过去帝国主义要武装干涉苏联的原因何在？陈说：“它们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但现在帝国主义却放弃武装进攻苏联，这又是为什么呢？陈解释说：“在斯大林派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理论所产生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觉着有这一威胁了”。所以陈推断说：“帝国主义并不一定要采用武装进攻政策，也可以使无产阶级的苏联不能长久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巍然独存”。（34）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很清楚：“无论苏联内部资产阶级怎样弱，它是很自然地做世界资产阶级的支派，并构成世界帝国主义的传达机”（35），并且他又发现”“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陈独秀明确的指出：“苏联是被骑在无产阶级背上的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着的，它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打开门户，帝国主义如今不再需要拿起武器来反对苏联，他们可以通过斯大林主义者达到这个目的”。（36）杜勒斯和平演变的战略就是据此应运而生。
　　1991年8月19日事变正为陈所预言，帝国主义不放一枪一炮，苏联及东欧，多米诺骨牌似的崩塌了。曾是斯大林主义党的政治局委员叶利钦与布什握手言欢，接受哈佛大学改革苏联的计划。苏东几千万党员一亿多团员竟无一人出来反对取缔党，也无一个工人出来保卫“工人国家”。这就是陈所说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或工人国家，斯大林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已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
　　苏联剧变后，国内外出现探讨剧变原因的热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近因，远因，内因，外因，五花八门，主要归罪于戈尔巴乔夫一人身上。苏共痼疾固然发生于戈氏执政时暴亡，但病因早就潜伏在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时期，虽说联共{布}在1925年、1934年、1939年和1952年先后四次修订党章并都以同样的条文规定“党的组织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斯大林在幕后以独裁伎俩剥夺党的各级组织的权力，使党遵循：“首先是党组织以自己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这样的逐步取代”。所以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是领袖的独裁”。依民主集中制原则条文，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但它的代表由中央书记处挑选、推荐和指定，不仅使它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与意义，而且使得中委会的地位无形高于它。
　　代表大会行使职权最起码的条件：它应按章定期召开，从三大到十七大按规定为年会，但斯大林任总书记后，从十八大（1939年）到十九大（1952年）竟相隔13年。实际上，代表大会只是在斯大林认定自己推行的方针、路线顺利执行或是控制党内大多数时才召开，因此大会实际职能不过是确认斯大林以中央或政治局名义提出的各项决定而已。
　　中委会按八大规定每月召开二次，但从1934—1953年的20年里，总共只召开过23次全会。中委会不能正常地发挥集体领导作用，实际上被政治局特别是书记处所取代。
　　在斯大林个人集权的操作下，依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民主精神建党的各个重要机构的权力被颠倒了：中委会的权力实际上大于全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的权力实际上大于中委会，而总书记斯大林的权力实际上大于政治局。所谓组织原则，实际上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服从个人。民主集中制名存实亡，其组织制度方面必然是个人集权制、领导终身制和干部委任制了。
　　这种制度的推行，必然导致无产阶级民主不能实现，无产阶级独裁制依逻辑发展结果，正如陈所说：“在苏联，斯大林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随着客观历史发展，赫鲁晓夫发动政变仅更换了几个领导人，苏联独裁制度原封不动，一直延续到戈尔巴乔夫，帝国主义不费一枪一炮，苏联自动崩坍了。有人认为是戈氏改革开放化、民主化的右倾机会主义所引起的后果。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高放教授在《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6期发表《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否必然失败》一文中很有见地地谈到苏共败亡缘于斯大林的专政：“如果苏共真正是一个强大有正常党内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那么戈氏转向右倾路线时，早就可以把他罢免掉。可是，从斯大林以来苏共长期扼杀民主自由，党政官僚特权集团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奉行“各个党组织服从中央，实际就是全党服从总书记的错误纪律”。当总书记要解散苏共时，全党大多数人就只好俯首听命，没有什么作为了”。最后结论说：“若从历史的发展全面来看，与其说是戈氏一个人葬送了苏共，毋宁说是苏共吞下斯大林酿制的个人集权制和官僚特权的苦果和毒果而终于自尽的”。
　　高放精辟的分析证实了1934年陈独秀预见帝国主义不放一枪一炮，苏联国家与党就自行崩坍了的正确。

注释：
（1）第69页——《国际共运研究资料》1982年2月人民出版社，卢森堡专辑增刊（以后简称卢专）
（2）第607页——《陈独秀著作选》人民出版社 1993年4月，卷三（以后简称陈著卷三）
（3）《列宁全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33卷181页
（4）第43页（卢专）
（5）第5页（卢专）
（6）第5页（卢专）
（7）第52-53页（陈著卷三）
（8）第57页（陈著卷三）
（9）第31卷第33页（列宁全集）
（10）第28卷第168页（列宁全集）
（11）第224页（《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72年2月）
（12）（13）第606页（陈著卷三）
（14）第181页（陈著卷三）
（15）第141页（《国际共运研究资料》1982年2月人民出版社）
（16）第61页（同上书）
（17）第62页（同上书）
（18）第93页（同上书）
（19）第540页。（《斯大林全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2月）
（20）第151-181页（《苏共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
（21）第36卷第155页（列宁全集）
（22）第43卷第338-340页（列宁全集）
（23）第93页（《国际共运研究资料）
（24）第90-92页（同上书）
（25）第20页（同上书）
（26）第125-129页（陈著卷三）
（27）第593页（同上书）
（28）第519页（同上书）
（29）第542页（同19注释）
（30）第22页（《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31）第9页（《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
（32）第556-557页（陈著卷三）
（33）第345页（同上书）
（34）第340-341页（同上书）
（35）第125页（同上书）
（36）第344-345页（同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