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伊文思，1978）
第十五章 新的党领导人
中共十一大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开时，新的领导人—至少在目前—就柀公布了。这次党大会并没有甚么使人吃惊的事，但是对毛死后的领导人阵容提供了一点暗示，它也显示了毛嫡系被整肃的程度，因为被整肃的人不限于“四人帮”。
中共执政将有三十年了，但是它的处事态度还像受迫害的反对党一样—完全秘密。中国人民只在会议结束以后才知道党开了大会。在开会以前，根本没有公布任何文件，作为党员讨论的基础。
根据中共的党章，党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是党员能够决定政策及选择领导人的场所。这不但是个神话，而且还是可笑的事，因为两次大会相隔时间是如此的长，以致上次大会的决定经过多少年后还没有受到检讨。
譬如，一九四五年七大的主要决定是指示党领导人去和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这个决策在下一次大会以前还是有效—下一次大会在一九五六年举行，是在推翻蒋介石政权以后的第七年。
一九五六年的八大赞同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报告。以后北京又认为这个报告使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个赞同的政策直至一九六九年才被党大会提出检讨，这事几乎发生在赫被中国报纸骂了十年以后。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通过林彪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甚至把这事写进党章之内，这党章一直有效到一九七三年，林彪死后的第二年。
一九七三年的十大标志了林彪系的被排除，以及毛嫡系的巩固。但是，当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开幕时，四年前所采取的许多政策现在被指责为“法西斯主义”，而且大部份由毛所提升的党最高领导人已被逮捕。
新的党大会的议程是有限的：政治报告—由华国锋宣读；新的党章—由七十九岁的叶剑英报告；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简短的闭幕词—由邓小平作出（邓在七月正式被平反）。
新华社发布的公报说，华国锋在报告中着重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寳库的最新财富，是毛主席贡献给我们时代的最寳贵的遗产。”[1]）
然而，华的报告事实上是对毛在最后十年所发动的所有运动的否定。华还宣布：“文化大革命，以粉碎文革的主要领导人‘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他接着说：“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2]）
华在这里所谓毛的“指示”，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每个中国人都会回忆起，毛指责邓小平为“资产阶级的代表”的原因是，邓没有把“阶级斗争”这个“主要的纲”，放在“安定团结”之前。
虽然许多中国的问题没有在华所亲手挑选的大会上公开地讨论，领导层的更换却反映了对这些问题的关心。事实上，在中国掌有权力的不是党大会，也不是中央委员会，而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
一些西方的记者注意到，从十大政治局的剩余成员差不多都成为十一大政治局的委员，这个高度的连续性跟中央委员会本身的新的大整肃是个尖锐的对比。事实上这个表面的连续性只是个虚象而已，因为政治局中的整肃，早已在毛死后不久就实行了。只要比较一下一九七三年十大所选出的政治局成员，与一九七七年十一大再度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就可以看出毛嫡系的解体了。
在十一大开幕以前，十大的五个副主席只剩下二个—叶剑英和李德生。李是沈阳军区司令，本是个死硬的毛派。新的党大会没有让李连任为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大所选出的九个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二个剩下来：叶剑英和李德生。
中央委员会的情况就不同了。八月份所公布的中委名单显示了有那些人已被整肃。在一九七三年所选出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中，有八十五名中委不再当选，除了六人死亡以外，被逐出的中委人数占党领导层的百分之四十。[3]）
这些被逐的中委大都是毛在文革中用来整老干部的“群众组织”的年纪较轻的代表。他们的中委位置现被毛在一九六六年指责为“走资派”的年老行政人员所代替。
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变动的目的是使新的中央委员会更不民主或者更民主。被逐的中委中，很多是毛的工农劳模。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群众代表。他们之能够在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三年两次党大会上被提升为中委，一方面是跟毛的个人崇拜的兴起有关系，另方面是因为中国官僚层把中国旧有的反动的统治阶级的传统带进中国工人国家的行政机构，他们是因为对毛的忠诚而被选上，并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甚么群众组织。
而且，像所谓四人帮一样，这批“工农劳模”是官僚层中最无知的狂热分子。
毛嫡系之被官僚层其它部份踢走，是毫不稀奇的。不过，重要的一点是，回朝的老干部，除了是文革浩刧的残存者以外，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甚么新的东西可以贡献。新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六十八岁，这可说是世界上最年老的党领导层。
政治局的“新面孔”有以下几个人：许世友，七十五岁；聂荣臻，七十八岁；二位陆军元帅；科学院院长方毅，六十八岁；余秋里，六十三岁，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耿飙，六十八岁，四人帮粉碎后接管全国传播媒介。新政治局的最年轻的，也是唯一在五十岁以下的委员，是倪志福，四十四岁。
以官阶而论，前届委员会遗留下的委员继续占最高位置。华国锋的主席地位算是“合法化”了，因为在十一大以前，他只靠毛草率地写的“你辨事我放心”六个字当上主席。四个副主席是国防部长叶剑英，邓小平，经济计划专家李先念，和中央委员会总辨公室主任汪东兴。
连任的政治局委员中，最出名的有北京军区司令陈锡联，北京市长吴德，中南局书记韦国清，和广东军区司令许世友。
北京来的两个人，陈锡联和吴德，在毛死前跟“四人帮”特别接近。吴德在北京的电台上下令，要求天安门的游行群众离开广场。陈锡联的军队实施了镇压。这两个人在一九七七年及一九七八年被大字报点名攻击了几次，要求撤他们的职，而且应该为镇压天安门事件受到处罚。我们不知道这些攻击到底是来自真正的反对分子，还是在天安门事件以后受到毛嫡系打击的邓派人士。
至于中委会内的人事变动，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罗瑞卿的平反而当选为新的中委。罗瑞卿曾任秘密警察头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整肃时，他是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们可以回忆起，在一九五四年向第一届人大解释利用苏联顾问建立中共的奴工营制度的就是罗瑞卿。
整个领导层的组成是很清楚的。它包括年老的军人、技术人员、警政人员、市政人员、对外贸易专家、经济学家、和国家计划人员。
毛喜欢说中国妇女能顶半边天。他的继承人却没有遵照他的话来分配最高层的位置。二十三个政治局委员中没有一个是女性。二百零一名中央委员中，只有十四人是女性，占百分之七。
党大会以后，五届人大接着在北京召开。这已经是事先安排好的事，只不过向全国表示一下大家在新领导层周围团结起来而已。华国锋被选续任总理。叶剑英辞去国防部长，专任比较空闲的人大主席。徐向前接任国防部长。
人大有两个主题：四个现代化及替新政权寻求人民的支持。大会通过一个十年计划（从一九七五年算起）及新宪法。
大会只公布了两个经济计划的目标。华指望到了一九八五年，谷物产量可以达到四亿公吨，钢产量可以达到六千万吨[4]）这两个目标都需要在今后七年中比过去二十年的成就有更大的增产。但是大会没有说明如何达到这些目标。
新宪法代替了三年前在四届人大所通过的宪法。一般说来，新宪法比较接近一九五四年通过的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宪法，因为它允诺民主权利和重新确立（形式上的）党与国家的分离。在一九七五年的宪法上，这两件事都不存在的。
虽然邓小平没有成为这几次官方会议的注意中心，但他在新政权中的重要性仅次于华国锋。他重新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他又担任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
[1] 新华社公报（英文），1977年8月21至22日合刊。
[2] 同上，1977年8月23日。
[3] 同上，1977年8月21至22日合刊。
[4] 同上，1978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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