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萨利斯勃里（HARRISON SALISBWRY）跟上海文汇报的一位编辑，朱西奇（译音），讨论这个问题。朱被毛政权从一九六八年起一直关到“四人帮”倒台的那一天，才从劳动农场逃出来，回到上海。他马上被派去改组他过去被整肃出来的报纸。朱描写江青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的那天晚上的情形如下：“那天晚上，我跟朋友庆祝四人帮的被捕，饮酒到通宵。上海一千万市民也是如此。到了第二天早上，店铺里所有的茅台酒及米酒都喝光。”（纽约时报杂志，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在一个紧要关头，一位跟女英雄建立了‘很密切的同志关系’的男飞行员，在飞行训练时死了。
　　“当她听到这消息时，先开始大哭。一会儿后，她突然停止哭了，用严肃的口吻说：‘这没有甚么，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在这时候，观众听了哄堂大笑。”^[1]）

　　“根据某方面的资料，当地的毛派干部对这份大字报不知所措，他们把这件事情及大字报的内容，呈报给党中央，等候指示。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发下指示，说这份大字报‘反动透顶，恶毒至极。’
　　“作者的命运就这样子给决定了。广州公安局逮捕了李正天，把他当作反革命罪犯及‘反面教员’带到各单位及群众大会，接受公开的批评及侮辱。他们还要他写自我批评给当局审核。
　　“因为这份大字报的影响是如此的深，所引起的争论是如此的大，李的自我批评书还不够平息当局的怒火。于是，当局即以宣集文为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来企图对李一哲集团作致命的打击。虽然这份官方的大字报可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解决这种问题的最高机构—所写的，但它的内容远敌不过李一哲大字报。”^[2]）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及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实际的世袭地位……”^[3]）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地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面皮硬说‘事事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是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4]）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了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借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5]）

　　“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
　　“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6]）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有开，现在还是无法无天了！”^[7]）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8]）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9]）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吗？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项目，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11]）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公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份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偿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12]）

　　“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他们要求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及尊重人民的宪法权利，使群众至少有喘息的机会，而且可以依据法律，不是依据几个领导者的狂想，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及行动呢？
　　“这就是当局认为不可容忍的挑衅吗？但是，如果在今天还要说主张社会主义民主和维护人民宪法权利是犯罪的话，那末到底是为了谁的利益去‘安定团结’呢？自吹‘社会主义新阶段’有甚么用呢？
　　“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们打扰了领导者的安宁，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危机表示合理的关心，及对人民的生活状况表示真诚的忧虑呢？
　　“是不是因为李一哲把不许人民讲的话大声地呼喊出来？……许多‘不怕死’的年青人、镇压制度的‘幸存者’，就是因为打扰了领导者的安宁，被送进牢狱或劳改营，他们并没有，而且也不会，放弃对人民的关心及对更好社会的希望—不是昨天，不是今天，而是明天！
　　“我们这一群在中国度过少年及青年时期的人们，决不能让这些事情永远被遗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