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1961年）
第一部分 苏联历史学家论中国志愿军
俄国内战中的中国无产者
H·A·波波夫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的胜利。这次胜利证明了各个不同的国家与人民在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成立工农志愿战斗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口号在十月革命中真正实现了。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得到国际支援，这无论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都是极为重要的事情。当时苏维埃共和国处于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之中，当然需要政治上与物质上的支援，而全世界劳动人民也都懂得，俄国革命的命运，不但对于俄国，而且对于全世界革命运动来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国际无产阶级方面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援助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有的用宣传方式来表示，有的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苏维埃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表示，有的用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为制止反苏干涉与为本身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方式来表示。凡此种种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就是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建立起红军国际部队以及这些部队参加作战来粉碎国内外反革命势力。
在对俄国革命表示支援的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被剥削群众当中也包括中国劳动人民。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给中国劳动人民指出了摆脱封建、资本主义与殖民地奴役的道路。当时中国人民优秀人物们都懂得，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只有和苏联人民友好与亲密联盟，才能够获得本国的自由与独立。
苏维埃国家的正义的与热爱和平的对外政策，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间产生强烈的反响。远在1917年10月间，苏维埃政府就废除了沙皇俄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订的旨在束缚中国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沙皇政府所享受的赔款、所有租界与特权。
苏维埃政府一贯执行的权利平等、和平以及与各国人民合作的政策（特别是在对待中国方面表现得更加鲜明），不但对于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而且对于处在苏俄境内并且亲眼看见与直接参加这伟大历史事件的那些中国人来说，当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他们对于俄国无产阶级所表现出积极的无私的支援并且和苏维埃人民携手并进行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他们在国际劳动人民团结的伟大事业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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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期，迫于贫困与失业的许多中国工人与农民为寻求生计流亡到国外去，其中也包括流亡到俄国。根据《黑龙江考察报告》这篇文章中公布的资料看来，从1906年到1910年，由中国流亡到远东约有55万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在当地定居下来安了家。在1912年，单单是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就有20多万中国人居住下来。其中有许多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金矿上做工。
在俄国沙皇政府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俄国就迫切感到劳动力缺乏。在1915年10月以前，资产阶级报纸上发表过工业资本家们的意见，他们打算至少雇用15万中国工人在俄国工业部门做工。1916年，单单经由中东铁路就运送了将近5万人到俄国欧洲部分。根据中国公民联合会的资料看来，从1915年到1917年秋天，有将近8万人流亡到俄国。
中国人在俄国各个地区做工，在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上，在乌拉尔矿山上，在顿巴斯矿井上，在白俄罗斯和卡连里亚木材加工厂里，在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敖德萨、卢甘斯克、马里乌波尔等地各工厂里。某些企业部门也有大批中国工人。例如，乌拉尔“阿巴马列克-拉扎连夫”公司有将近5000中国人做工，“那杰日定”工厂有将近2000中国人做工，在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上有1万中国人做工，在彼得格勒有将近5000中国人做工。在战争年代里，林斯克金矿上中国人和朝鲜人占工人总数70％以上。
北线、西线、西南前线、罗马尼亚前线和高加索前线的第一线地带建筑工程义勇队里，以及伐木场上、筑路与防御工事工地上也都有中国无产者做工。
中国工人们在俄国遭受到特别残酷的剥削。例如，在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上，中国工人的工作，长达12小时，即使遇到节日，他们也没有休假。中国工人住在土窑里和小木棚里，他们没有工作服，享受不到医疗。甚至根据一种资料看来，中国工人在筑路工地上每天工资大约1卢布50戈比。铁路当局还厚颜无耻地说：“根据对黄种人劳动价值法定观点看来，这种工资应当认为是相当高的了”。其他地区中国工人的工资还要低廉。埃基巴斯图兹矿场上中国采煤工人每天工资90戈比。林斯克金矿上的中国工人，他们的工资比俄国工人的工资一般要低百分之二十。中国劳动人民在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影响下提高并且加强了阶级觉悟。1915年11月，古巴赫夫煤矿矿场上中国人曾闹过风潮；1916年2月，魁什穆矿山工厂股份公司所属的米阿斯地区煤矿矿场上中国工人搞过罢工；乌苏里矿区“杰丘海”公司矿山上780个中国工人和举行罢工的俄国工人联合起来。1916年5月，阿拉帕耶夫矿山工厂的木材加工厂有2600名中国工人举行过罢工。
1916年秋季的特点是，奥尔希、明斯克等地区第一线地带和维杰布省的留岑县里的中国工人曾进行过一连串的起义。中国工人在尤里耶夫县和维津堡县（分别属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举行过罢工。西南前线建筑工程义勇队里的中国工人闹过风潮。在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上，曾多次发生过中国工人参加的大规模的罢工。
二月革命以后，流落在俄国的中国无产者的处境并没有好转。当时中国工人的表现是，具有组织性较强的群众运动的特征，这就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
当俄国共产党采取了准备武装起义政策的时候，中国工人们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同时参加了俄国先进工人们的行列。
1917年10月，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俄国工人和农民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宣判了社会与民族压迫的死刑，从此苏俄劳动人民的权利得到了同等的保障。
侨居在苏俄的许多中国无产者，坚决永远居留在政权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里，而且和俄国工人阶级来共同保卫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
单单在1918年10月间，彼得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批准了128名中国人关于要求接受他们为苏维埃公民的申请。莫斯科、彼得格勒及俄国其他大城市均成立了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这些组织后来并入1918年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当时苏维埃政府竭力支持这个联合会的活动，并且认为这个组织有权代表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同时苏联政府还要求地方政权机关对于在俄国的中国居民及其社会组织给予援助。例如，1918年12月5日，外交人民委员部给各劳动者苏维埃的信里曾强调指出：“必须向你们所属各机构交代清楚，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的公民，绝对不得列入资产阶级，而且他们对于他们本国的腐败政府的政策不负任何责任……苏维埃政府要尽一切可能发动亚洲民众来对帝国主义作共同斗争”。
1919年3月8日司法人民委员部颁布过一项决议来保护居住在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中国侨民的权利。
苏维埃政府对于中国劳动人民的亲切关怀，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工人先进代表人物们早在1917年就勇敢而坚决地奋起保卫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参加了彼得格勒、莫斯科、别尔米、弗拉季卡夫卡兹、彼得罗扎沃茨克以及俄国其他许多城市的赤卫军支队。下列这几位彼得堡赤卫军支队战士对待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刘福辰、冯扎瓦、秦金山、孙林海、施家宪、富子章、王永富、李欧书、刘友臣、马友尊、张日山、张乔河。刘福辰与冯扎瓦，自1916年起就在彼得格勒造船厂做工，他们是第一批报名参加赤卫队的战士，他们曾参加突击进攻冬宫。他们和俄国同志们在一起为工人阶级事业与苏维埃政权而共同斗争，这就引导他们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刘福辰自1919年起就是俄国共产党（布）党员了，他是红军中中国战士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1921年3月间，他参加过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叛乱。
“新巴尔维爱宁厂”工人秦金山也是共产党员。他和他的同乡孙林海在1918年初与厂内赤卫军战士们并肩作战来反击拉乌塔车站波兰白卫军，1918年夏天他们编入中国特别支队并参加镇压彼得格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并且击溃了西北前线尤登尼奇白卫军匪帮。
1917年11月，有一大批中国工人（其中有仇三旺、唐利芳、刘宝山等）参加了莫斯科赤卫军支队。于风前1917年在明斯克地区各木材加工厂做过工。他还记得，当时中国工人们听说巴赫马契成立赤卫军支队，他们就选派他们的代表前往，代表回来以后，就有1000多中国人前去巴赫马契。一部分人编入赤卫军支队，另一部分人派到高加索与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1918年初，俄国各地均纷纷成立中国部队。第一个中国营是在普里德涅斯特罗维耶建立起来的。这个营的创建人就是中国青年革命家共产党员孙富元[1]。在他侨居俄国期间，他和布尔什维克很亲密，所以在1918年1月间罗马尼亚人发动进攻的时候，他就向当时正在蒂拉斯波开会的第二革命军代表大会提出建议，成立一个中国营。他在《红军报》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是在本杰拉赫市各工厂做工的工人，由于他们参加革命，工资停发：资本家出面对付他们，所以他们就起来反抗资本家，他们先参加赤卫军，后来就转入红军了”。
在孙富元指挥下的中国营并入蒂拉斯波红军支队编制，这个营由于追击装备良好的德军，在战斗中进入俄国腹地。在拉兹杰里纳亚-敖德萨地区与德国侵略军初次战斗中，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就不愧为他们的战友们（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工人与农民）的榜样，他们表现出英勇豪迈与奋不顾身的精神。
在拉兹杰里纳亚-敖德萨一线作战斯间，还有1918年初在敖德萨成立的一个中国人支队加入了蒂拉斯波支队。这个支队的成立过程颇有意义。1917年末敖德萨有许多中国人。他们在码头上和采石场上当搬运工人并在各工厂做勤杂小工。布尔什维克组织在他们中间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效果很好。十月革命以后不久，敖德萨就成立了中国独立支队，队长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姓张的中国同志（后来这个支队并入庞大的国际赤卫军支队）。这个支队成员中除了中国人而外，还有塞尔维亚人（由内战英雄奥列科·董季契指挥）和捷克人。
“鲁穆杰罗德”所属的国际支队，成功地镇压了敖德萨军官学校学生的叛乱，而且在1918年3月中旬以前，协同其他赤卫军支队遏制住拉兹杰里纳亚-敖德萨一线上大批德军的进犯。当德军把这个支队冲散以后，国际支队中一部分中国战士并入蒂拉斯波支队，而另一部分中国战士退到敖德萨，不久就撤退到克里米亚。
后来蒂拉斯波支队在连续作战中从别连佐夫卡-伏兹涅辛斯克-比亚梯哈特卡方面退到顿巴斯，然后奉派到卢甘斯克保卫顿巴斯矿区。孙富元在当地吸收中国矿工来补充人数减少了的中国营，并且与德国侵略军进行殊死战斗来保卫莫斯科-罗斯托夫铁路线段。1918年4月底，蒂拉斯波支队各部队与德军之间连续鏖战了两天。蒂拉斯波支队战士们被迫撤退到米列罗伏-捷尔特科伏地区，而且由此经由顿河草原并通过哥萨克各村镇向卡拉契-波古查尔和沃龙涅什进发。蒂拉斯波支队战士们由于连续作战而疲劳不堪，几乎断绝给养，饥肠辘辘又衣服破烂，就开到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在米古林与卡赞村镇地区他们被哥萨克白卫军包围并要他们缴械投降。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牺牲了500名俄国战士和225名中国战士。当时曾担任全俄组建红军部队委员会主席的H·N·波德伏依斯基回忆起蒂拉斯波支队中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光荣而英勇的业绩时着重指出，在这次战斗中，中国战士们“如雄狮般进行搏斗”。
蒂拉斯波支队伤亡惨重进行突围，孙富元指挥的中国营跟他们一起由罗马尼亚边境通过整个乌克兰进入苏俄。孙富元在莫斯科为了成立中国新部队及红军分队做了许多工作。1918年5月9日《真理报》上发表了孙富元签署的《向全体中国籍革命社会主义战士呼吁书》，号召参加红军队伍。同年5月22日孙富元在莫斯科国际大会上热烈发言。他说，中国赤卫军战士们要英勇而坚强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到了6月初，孙富元所建立的新中国营里已经有了180名战士。这个营的人数一天天增多起来。夏波洛夫卡一座石头建筑的大楼拨给新中国营战士们使用。1918年6月6日的《红军报》上这样写道：“到处都非常清洁，井井有条，战士们服装整洁，严守纪律”。
孙富元的活动得到俄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的支持。弗·伊·列宁很关心中国支队的成立。当时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作战处处长的C·M·阿拉洛夫回忆时说：“我记得很清楚，弗·伊·列宁曾集中精神倾听有关组织中国国际部队的消息。孙富元当时在莫斯科奔走这项工作，他经常到作战处来，他在作战处领到中国战士们所需的各种装备”。
不久中国营装备齐全，于是在1918年9月间编入莫斯科第21特别旅团队建制，奉派到南线诺伏霍别尔区。当地有一人数较多的白卫军精锐部队与我军对抗。敌人猛攻这个前线地区的右翼。为了挽救战局，派出最后一个后备队——中国营和警卫队。当时中国营冒着机关枪炮火冲击敌人封锁线，敌阵很快被冲垮。这时第21团其余部队立即跳出防御工事也向敌人猛冲，迫使敌人狼狈逃窜。孙富元所指挥的、经过了与俄国南部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的一段光荣而英勇的途程的中国营的经历，就是足以证明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具有勇敢无畏精神的光辉的一页。1918年初，彼特罗扎伏得斯克有一个中国人隋齐山（他在1917年以前，曾在西伯利亚安得列耶夫斯克地区各个稀有金属矿山做过工，后来又在摩尔曼铁路上干过活）建立了一个中国支队，后来并入彼得格勒И·Д·斯比里多诺夫支队。这个中国支队在波维涅茨-马塞里斯卡亚-赛盖热-缅得维日耶戈尔斯克-万卓泽罗-马雷格地区以及北线其他地区有效地击溃了英美侵略军与白卫军。1918年12月间，斯比里多诺夫支队改编成为乌鲁索泽尔第41护路步兵团。隋齐山所指挥的中国连也编入这个团的建制。这个团队经历了一段光荣的战斗途程。在某一次战斗中，隋齐山所指挥的向前推进的战斗警戒部队，总共只有14名战士。敌人布置下纵深迂回阵线并且用强大兵力包抄前哨阵地。当时双方兵力悬殊。但是隋齐山组成圆周形防御阵地，然后使用集中突击战术冲破敌人包围圈，突出重围并与团队取得了联系，他带领的战士全部归队。
在北线另一个地段，在申库尔斯克-比丘格-乌斯契-瓦耶尼格-霍尔莫戈雷-阿尔罕格里斯克地带，内战英雄哈真-慕拉特·扎拉霍赫夫支队里有相当大一批中国战士作过战。内战结束以后，过了许多年（到了1934年），哈真-慕拉特还记得在反击白卫军与英美侵略军的历次战斗中，中国战士们所表现出来的英勇豪迈与奋不顾身的精神。当他谈到其中一个中国战士时，这样写道：“冉文奇是一个特别忠诚与勇敢的战士，在那战斗最艰苦的时刻，他总是站在最前列并且鼓舞自己的同志”。曾在北线和西线作过战的赤卫军老战士彼得格勒人尼基亭和斯科罗波格托夫也是非常热诚地谈论他们的战友冉文奇。用他们的话来说，冉文奇在“前哨火线上表现出英勇精神”。冉文奇由于表现出英勇豪迈精神而荣获“红旗勋章”。
彼得格勒在沈成和领导下也成立了一个国际支队，在1918年10月以前，这个支队拥有410名步兵。这个支队的主要核心力量是在摩尔曼铁路建筑工地上做过工的中国工人。任命了鲁文与柳永久为支队长。彼得格勒党政军各界机关都非常关注中国志愿军战士们的政治教育。该支队驻扎在基罗契大街15号旧宪兵营的营房里，10月初，抽调这个支队的战士装备了一个补充连，拨归南线指挥员管辖。1918年春天，弗拉基卡夫卡斯成立了一个中国支队。谢·米·基洛夫在庆祝支队成立大会上讲了话。他把一面红旗授与支队并说道：“祝你们为俄国革命成功而斗争，同时也为解放被压迫的中国而斗争罢！时间就要到来，当俄国工人向中国人民伸出他们兄弟般援手的时候，中国人民就会把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一扫而空”。俄国共产党（布）党员、中国营营长包清山在大会上致了答词。他代表中国志愿军战士声称：“革命的俄国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誓愿做革命俄国的忠诚战士，做革命的小兵”。这个支队划归杰尔斯克共和国军事委员部管辖，派赴前线主要战区。该支队参加过下列战役：弗拉基卡夫卡斯与格罗前诺依防卫战，纳里契克、普罗赫拉得纳依、莫兹多克和基兹里亚尔近郊战斗，以及第9军部队由北高加索向阿斯特拉罕的英勇转移战。1921年颁发给浦基山的服役证明书是反映出中国支队的英勇豪迈精神与该支队队长的大胆果敢的作风：“包清山同志所指挥的中国支队虽然物资供应没有保证，赤身露体，而且有时还得挨饿，离乡背井远在异国，但他们在北高加索山区却是毫无怨言地多次胜利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不管是与小股匪徒作战也好，不管是与反革命匪帮的装备精良的部队周旋也好，他们都是真正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和忠诚保卫劳动人民权益的战士榜样”。
在那些年代里，中国爱国志士们在俄国其他城市里（包括伏龙涅什、唐波夫和巴拉绍夫）也成立了国际部队来和白匪军进行斗争。韩希舜在伏龙涅什建立了一个中国小分队。1918年春天，他又建立了一个人数将近200名的支队。到了1918年8月，这个支队并入西维尔斯旅建制，并且在巴拉绍夫方面和克拉斯洛夫将军的哥萨克白卫军部队进行过连续战斗。
内战英雄B·И·基克维则所指挥的举世闻名的红军第16步兵师里有不少中国战士。1918年夏天，当哥萨克白卫军切断查里岑-波伏里诺铁路并迫使苏维埃军队向叶兰尼撤退时，以H·M·波德伏依斯基为首的最高军事监察院指派生力军去支援，其中就有一个中国连队和在伏龙涅什成立的那个国际营。中国人（基克维则师的战士们）在马索哈、特罗斯强卡、弗洛诺夫近郊以及南线其他许多地区都与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匪帮作过战。由中国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德国人与匈牙利人组成的这个师的第2国际团，B·M·基克维则称作“光荣战斗团”，而且他还强调指出，这些国际主义战士们“不惜性命如同雄狮般进行搏斗”。
就在那个1918年的夏天，伏龙涅什又成立了一个中国独立营。这个营起初只有170名战士，但是过了三个星期，这个营就发展成为奥斯特罗戈日基团，就是后来的伏龙涅什第一步兵师第6团。
另外一个拥有300名战士的中国支队，在半年期间，一直在南线巴拉绍夫地区作战。到了1918年秋天，第9军指挥部指派中国支队（当时已改编成为第二中国独立连）去保卫巴拉绍夫-卡门中地区的前线铁路。1918年12月16日连政委向工农红军最高军事监察院报告说，中国红军战士们“确切执行一切命令并且誓愿坚决捍卫苏维埃政权……”。
在1918年间，除了俄国南部而外，无产阶级控制的乌拉尔也是建立起强大的中国支队的一个地区。许多中国劳动人民本来就在乌拉尔各工厂做工。别尔米、叶卡捷琳堡、塔吉尔、兹拉托乌斯特、基泽尔、左巴赫等地均成立了红军部队。中国的无产阶级和俄国弟兄们并驾齐驱。他们建立起独立战斗支队，那些支队均编入已经在前线作战的红军部队。
1918年春天，别尔米成立了一个中国志愿军支队。1918年7月28日，这个支队250名战士参加了派赴前线部队的大检阅。深夜里他们和俄国红军战士们组成特遣支队，开赴喀马河下游去镇压伏特金县社会革命党徒白卫军的叛乱，扫清喀马河两岸的敌人，在第2军与第3军两翼之间建立了联系。查斯兑耶、巴基、叶咯伏、诺饶夫卡、巴尔达、克雷洛伏、叶拉普奇哈各村镇地区都有接触，而且相当激烈。单单是巴布基村外的战斗，这个支队就有140多名中国战士阵亡，他们的支队长商福臣包括在内，他第一个冲入敌人阵地。在巴尔达村附近的激战中，中国支队那位令人敬爱的政委郭旺琴失踪了，他是负了伤被白卫军俘获。白卫军对他进行野蛮的迫害，然后杀掉并碎尸段段。在叶洛伏村地区，俄国游击队员和水手们协同中国战士长期坚守阵线，反击来犯的白卫军匪帮。在曾经作过战的地方，在叶洛伏村，在喀马河畔均建立起纪念碑。纪念碑上的题词是：“1918年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殉难的中国国际营战士、‘鲁斯洛’号轮船船员及游击队员之公墓”。
别尔米省的阿拉帕耶夫、伊尔比特、夏德林和卡门什洛夫各县也成立起中国支队。荣膺第3军光荣战斗团称号的下列各团队就是在这些地方产生的：有“第一农民共产主义‘红鹰’团”，有“第29步兵师卡门什洛夫团”，这些团队里有不少中国志愿军战士。“第一农民共产主义‘红鹰’团”的中国战士们，1918年在连什近郊历次战斗中均表现出英勇豪迈精神。
第29步兵师内有一个中国团，那是红军中最为强大的中国志愿军联队之一。这个团是由阿拉帕耶夫斯克、纳杰日丁斯克和别尔米各地成立的各支队装备起来的，在1918年10月间，在上述各地还有南乌拉尔各工人支队中的中国战士们加入这个团队，他们曾在B.K.布盟海尔指挥下完成穿过白卫军占领区的英勇转移战役，在1918年9月间，他们和东线部队合并起来。此团成立时乌拉尔党组织曾大力协助。俄国共产党（布）阿拉帕耶夫县委曾发起在阿拉帕耶夫斯克城召开中国群众大会，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发言并号召支援苏俄。中国无产者们当时热烈响应这一号召并且誓愿在战斗中不惜自己的生命来保卫俄国革命事业。曾任别尔米和维亚特两省中国工人全权代表的中国团创始人共产党员任辅臣出席了大会。他的助手有：郭万钧、耿新五、张成孝。1918年秋天，第三军《红警钟》报上报道中国战斗支队的组织与训练水平都很高，并且强调指出说，这一点，我们“应当归功于任辅臣，他是一位杰出的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他建立起来的各军及部队都以英勇豪迈和坚韧不拔而著称。《乌拉尔工人报》，1918年8月1日这样写道：“在我国前线作战的中国各连队，其特点是顽强不屈和异乎寻常的刻苦耐劳精神”。
中国战士的战友、俄国红军指战员们对于中国战士们的战斗能力曾给予崇高的评价。当年是第29步兵师里一个战士，而现在当上了苏联元帅的菲·伊·戈利科夫，在1918年10月17日他的前线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的战士们很喜欢谈论中国同志们的事情。大家知道，中国战士们很爱护武器而且永远手不离枪。他们尤其宝贵‘马申卡’。因而他们把它叫作机关枪。步枪上的刺刀，他们保留下来的要比我们的战士保留的多。他们很注意服装，经常佩戴大红花。”
“据我所知，中国战士们纪律性很强。他们总是不声不响来完成不但是营长或连长，而且还有排长和班长的任何要求。红军战士们自己严格维持秩序。对待我们像亲兄弟一般。大家碰面时他们总是笑笑，拍拍肩膀，握握手。”
任辅臣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团编入了乌拉尔混成师，后来这个师改称为第3军第29师。这个团在师部建制内，起初在叶卡捷琳堡，后来在东线维尔霍图里耶。别尔米方面均参加过艰苦的战斗。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一周年纪念前夕的1918年11月6日，中国团接到命令，派赴某一地区去换防当地的驻军，于是在11月7日早晨4点钟开始行动，然后向敌人进攻，其目的是驱使敌人钻出“他们固守的战壕而且进行跟踪追击”。
命令是完成了。但是中国团所追击的那股白卫军，过了几天调来了预备队，于是敌人又投入严酷的战斗并企图占领维亚车站和尼日涅-图林工厂。在这次战斗中，第29师炮兵部队弹药耗尽。中国连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顽强坚守阵地。师长的这道命令足以证明中国战士们所表现的英勇豪迈精神：“在维尔霍图里耶方面近期历次战斗中，中国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即中国团曾经数次被围困在敌人钢铁般包围圈中，但是由于这个团具有坚强不屈精神，组织严密，革命纪律性强，指挥人员调度得当，所以这个团每次总是凭着火力与刺刀为自己杀出一条血路，而且边战边退转入新阵地。因此，企图夺取维亚车站与尼日涅-图林工厂的敌人一切努力，就是为对我军后方（戈布拉戈达特车站）给予直接威胁，摧毁中国团坚忍不拔精神而已。中国战士们在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精神、英勇豪迈气概以及沉着应战优点。情况越是艰险，中国战士们的战斗纪律性越是坚强……我很荣幸代表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向中国团及其指挥人员致以深切的感谢”。
1918年底，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东线北区展开强大攻势，力图穿越别尔米和维亚特卡向科特拉斯进犯，要与由北方进犯的外国侵略军勾结起来。对维亚车站和沙尔达村及拉亚村发动了总攻。诺伏-图林村发生了拉锯战。左翼战区长官所派遣的由任辅臣指挥的中国团也在这个战区里作战，英勇杀敌。
在争夺诺伏-图林村的战役中，中国团的战士伤亡损失将近100人。后来白卫军连忙包围了中国团以及彼得格勒第17团和前来支援他们的卡门什洛夫第1团。这次战役，中国团只剩下62人。团长任辅臣英勇牺牲了。1918年12月28日的《公社社员报》上这样写道：“任辅臣同志在中国战士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把一切威信和声望等等，均用来为苏俄服务……革命战士们对这位异国人民的好男儿、这位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任辅臣同志，奉若神明，永远怀念。”
第29师部队遭受敌人攻击向西撤退。中国团剩下的战士成立了一个营，营长是李泽根。这个营参加过别尔米近郊的历次战斗。
第一批中国支队顺利建立及其在内战前线的战斗活动，这是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以及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其他各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影响的范例。1918年9月15日的《武装人民报》上曾经这样报道过：“居留在俄国的中国工人，现在拿起步枪，建立起国际支队并且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一批支队的组织与活动，取得了后来成立国际部队所需的宝贵经验。1918年中期，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国外小组联盟[2]里成立了一个筹建国际红军部队的军事委员会。过了不久，根据中国同志们的倡议，设立了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中国支队司令部。这个司令部的活动（其全权代表分派在全国各地）对于顺利建立中国志愿军部队及其战斗训练和政治教育均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沈成和担任建立中国支队方面的政治委员，他远在1917年就指挥过为反击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匪帮而作战的中国支队。H·И·波德伏依斯蒂提请授与他红旗勋章以资奖励时写道：“沈成和同志是中国红军部队以及国际部队的杰出的创始人。沈成和曾率领这些部队光荣参加过多次战役和战斗，保卫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免遭德帝国主义、哥萨克白军匪帮、彼得留拉匪帮、协约国雇佣军的袭击……”
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担负建立、训练与补充红军中各个中国支队的任务，这具有重大意义。1918年下半年，在各政治部积极参与及各军事委员会领导下进行了这项工作。同时由于进行了不屈不挠和坚决果断的党工作，年轻的红军就拥有了将近100万名战士。中国劳动人民欢欣鼓舞投入了红军队伍。成千上万中国志愿军战士来到红军战斗旗帜下面，就把这些战士组建成中国连队、支队和营队。
1919年3月间，莫斯科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于加强苏维埃共和国与其他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联系起了重大作用。
大会以后迅速建立起国际部队，其中就有中国部队。建立的红军国际部队事务管理局，设立在下诺夫哥罗德，通常也在当地装备一些军事小分队。1919年当中，中国战斗支队的数量大大增多起来。在1919年1月至8月期间，新成立了8个中国国际部队，其中包括“中国模范团”。中国部队编入东线第3军、第4军、第5军，南线第10军、第11军、第12军，北线第6军与第7军，他们积极参加击溃了协约国的历次进犯。
在1919年至1920年期间，在击溃高尔察克匪军时，中国战士们参加占领了伊热夫斯克和沙拉普尔，布古里马和别列别依，叶卡捷琳堡和齐略宾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茨克。中国战士们的坚忍不拔、奋不顾身与忘我的英勇精神，使得他们的同志们（红军战士们）由衷钦佩。内战期间神勇英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恰巴耶夫所指挥的那个举世闻名的第25步兵师的国际团里就有许多中国战士。中国战士们和俄国无产者以及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德国人并肩作战来反击反革命势力。
在南线与邓尼金匪帮进行过斗争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们，载入红军史上许许多多光辉的篇页。1919年5月底，杰尔宾斯克第292团的中国营由阿斯特拉罕调防到顿河地区。红军中国战士们在与哥萨克白军作战中，在和敌人优势兵力厮杀时，均表现出豪迈精神与英雄气概。1919年8月间，属于基克维则第16师的唐波夫社会主义工农第1团的一个中国连，奉派去清剿钻到我军后方的匪首马蒙托夫骑兵军团，中国战士们在战场上全部牺牲。以连长常福为首的中国连连本部全体人员也英勇殉难。1919年中国营在李昌指挥下协同黑海水兵顺利反击邓尼金匪军，在阿波斯托洛伏和罗斯托夫近郊及其他地区战斗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
1919年夏天以乌克兰第3军各部队为基础而建立的第45师第397团建制内就有许多中国志愿军战士。这个团编制中有一个中国支队，这个支队是1918年底韩希舜在顿巴斯组织起来的。1919年秋天，中国战士们协同本师部队完成了由敖德萨到瑞托米尔400公里英勇转移，并与击溃了波兰白军和彼得留拉匪帮的第12军部队取得了联系。
伏伦斯克第45步兵师在内战前线光荣高举红军战斗旗帜。《第45红旗师史》这部著作中介绍了该师的战斗历程，本书划出专篇来纪念中国战士们的英勇功绩。后来曾把这本书赠给本师各位优秀老战士作为珍贵纪念品。
忠心耿耿的革命战士韩希舜也领到这本书。书上的题词是：“曾参加第397团红色游击支队的第45师老战士韩希舜同志留念”。由于韩希舜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与豪迈精神，曾授予记名武器（马刀与勃朗宁手枪）以资奖励。指挥部也表扬了另外一位中国战士——第397团排长李路。由于他在敖德萨与瑞托米尔近郊历次战斗中表现出英勇与豪迈精神，曾授予他金表与记名战斗武器以资奖励。
在这个举世闻名的步兵师的史册上永远记载着中国人民英勇男儿们的姓名：隋第法、宋有余、程玉森、程勇、顾鸿儒、苏宝堂、唐宝印、唐希奇、王毓秀、屠宝泰、乔友文、王腊路、邱虎兰、诸阳林、蒋第顺、夏玉寿以及其他许多战士。
1919年夏天和秋天，在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策源地时，中国爱国志士们也曾英勇奋战来反击尤登尼奇的白卫军。有一支为数300人的中国军事部队，曾积极参加彼得格勒保卫战。这支军队编入曾在伊若拉-罗曼诺夫卡击溃尤登尼奇匪军的红军第6步兵师，还有第461团的中国营，中国特别营和由南线转移到彼得格勒近郊的第45步兵师一个强大的中国支队。许多中国战士英勇牺牲了，他们埋葬在战友公墓。在曾与白卫军剧烈战斗过的伏洛索伏站（属于列宁格勒省）就安葬有为苏维埃共和国献出自己生命的9位中国志愿军红军战士。
列宁城的劳动人民忘记不了红军中的中国战士们的功勋。在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10周年纪念日里，列宁格勒苏维埃把荣誉奖状授予红军老战士李赞明、马玉珍、宋林祥。刘满山、熊赛及其他许多中国战士——指挥员、政治委员和红军战士们，由于在战斗中表现出豪迈与英勇精神也受到奖励。
在西伯利亚与远东解放战斗中，中国志愿军战士起了不小的作用。在1919年7月间，人民委员会就曾通过告中国人民及中国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书来说明红军将要解放东方各民族，并指出，俄国的工人与农民以及俄国红军都是中国人民为其自由而斗争中最好的同盟者与兄弟。苏维埃政府这份宣言书在中国劳动人民中间，特别是在居住在远东的和在红军队伍中服役的中国无产者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当红军一天天接近西伯利亚和中国边境时，处在远东的中国工人们欢欣鼓舞来迎接红军部队及其同乡人红军战士们，积极而热诚地补充红军中国支队。
1920年5月间，维尔赫涅乌丁斯克城（现名乌兰乌德）中国居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声称：“我们认为俄国同志们关心工农利益是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认为必须保卫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因此，在与俄国和西伯利亚工人及农民取得联系时，我们就要为保卫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权益而并肩战斗。”
在1920年5月16日伊尔库茨克省斯留江卡车站大会上中国工人们通过一项决议，其中强调指出，他们要跟俄国工人们联合起来“以便对工人阶级的敌人们——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谢苗诺夫反革命匪帮进行共同斗争……”
1920年中期，全俄建立中国国际主义战士支队司令部由莫斯科迁到伊尔库茨克。司令部附属有中国部队，由张海成指挥。1920年8月间，一个拥有700人的朝中混成团奉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司令员瓦·康·布柳赫尔的命令开到了伊尔库茨克。后来这个团与第5军第35师国际团合并，其中中国战士占65％。为了培养中国部队指挥人员，团内设立指导员训练班。当时有163名中国人和朝鲜人在班里学习。
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一份作战报告里载明，大部分中国人和朝鲜人“热切盼望参加红军到任何前线作战”。志愿军部队立即编入为数1210人（指挥员51人，红军战士1159人）的中朝团建制。其余人员准备用来装备所谓“东方师”，曾指定第5军中朝团作为这个师的核心力量。
第5军其他部队里也有中国志愿军战士。他们在第5军队伍中曾经跋涉过一段光荣途程，直达蒙古与中国边境以及太平洋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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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人民在敌人后方的活动也很顺利，在苏联人民反击国内外革命的敌人的斗争中曾给予支援。为了使乌克兰从奥德占领军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们曾积极参加乌克兰人民的斗争。1918年10月16日，乌克兰复辟的反动政府国家防卫厅曾给各省省长拍了一份电报，其中声称布尔什维克分子在中国居民中间进行大量工作，借助中国人来收集所需的情报，训练他们“遇到武装暴动时积极出动”。防卫厅下令立刻逮捕所有私通布尔什维克分子嫌疑的中国人，并把他们移送德军指挥部。在10月下半个月内，单单在基辅一地，由于私通布尔什维克分子以及“对抗乌克兰现行国家制度与秩序的行为”就逮捕了87名中国人。暗探局加紧搜查中国人靳古存，该局得到情报，说他私通布尔什维克分子，而且领导着基辅中国人中间的革命工作。出大价格悬赏要捉拿他，但是逮捕靳古存并未得逞。
在远东与西伯利亚跟白卫军匪帮与外国侵略军打游击战期间，中国工人们表现得特别积极。
关于中国劳动人民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参加游击战及其在对敌战斗中的英勇豪迈精神，许多游击运动领导干部都曾大加赞扬，其中有C·Γ·拉卓、II·H·如拉弗列夫、H·M·马蒙托夫、H·A·卡兰达拉什维里、M·II·舍甫丘克等等。滨河省所属维亚泽穆区游击支队队长Γ·Φ·柯瓦里说，远东每一个游击支队里都有中国同志参加作战。他们在辽阔的原始森林深处完成袭击敌人后方的任务，协助俄国工人和农民建立苏维埃政权。
中国人共产党员孙季武是远东中国居民中间一位著名的游击运动组织者。他根据党的要求建立了一个中国营，当远东苏维埃政权遭到暂时挫折以后，这个营和其他游击支队一齐退入原始森林里，孙迪五的支队参加过多次跟敌人的肉搏战。外国侵略军曾出很高赏格来要这位指挥员的首级。黑龙江沿岸与外贝加尔湖的“老头儿”（指A·布特林）支队里起初有97名中国人。在短时间内这个支队里的中国游击队员增加到400名。陈宝全领导这些中国队员。1919年底，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在陈宝全领导下在别斯赫列波夫卡、尼古拉耶伏、别洛戈尔卡、勉德维杰伏等村庄附近，以及在叶尔科符岑和达尔巴格达依市镇近郊打过好多仗。伯力游击支队里约有150名中国人；一支庞大的中国游击支队在刘良开指挥下在斯连领斯克和伊尔库茨克地区出没活动。
滨海省中国居民中间的游击运动开展得特别广泛。有一支为数达700人的俄华革命支队在奥里格港口地区活动频繁，有两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游击支队在离开丘古耶夫卡不远的地方与白卫军作过战。鲁赫洛夫、奥里德戈依和莫戈钦各县曾建立起几个中国支队，其中最大的一个队是为数在200人以上的顾马成支队。张常义所指挥的一个游击支队驻扎在离开苏中边境约40公里的叶尼塞河畔，这个支队里除了俄国人而外，中国战士有160人。以矿工出身的王英中为首的几个武装支队，曾在滨海省萨维钦和库马罗一捷尔尼亚夫地区打过游击。
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党组织及苏维埃机关都非常重视中国游击队的活动。1919年12月间，阿穆尔省第7次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曾向“参加过跟伪政权和日寇作斗争的全体外国人民”表示感谢。
远东的解放斗争对于邻邦中国的劳动人民产生了巨大的革命化的影响：中东铁路就发生了中国工人与俄国工人的联合大罢工，中国华北与东北地区也开展了游击运动。
同时许多中国支队参加了俄国的内战，这也促使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劳动人民提高了政治觉悟。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在红军队伍中跟俄罗斯、乌克兰及其他劳动人民并肩反击白卫军和外国侵略军的战斗中，经受了伟大的革命的锻炼。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工人联合会在强调俄国红军战士对中国志愿军战士的重大影响的同时指出：“中国人跟俄国红军部队接触以后，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而且具备极大的沉着刚毅精神……”。红军部队及游击支队里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们中间曾进行了极为重要的宣传工作，其目的在于培养政治觉悟与尽军人天职的责任感。
慕苏里曼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所属的中国部，在最初阶段曾在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居民们中间，特别是在红军中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们中间进行过政治工作。莫斯科、彼得格勒以及西伯利亚许多城市里，地方党组织里均设立了中国民族部，负责在中国居民中间进行政治鼓动与宣传。
在红军部队及游击支队里讲述政治课程并普遍发行中文报纸和小册子。例如，1919年1月间，在前线一个地区及接近前线的一个地区里就普遍散发了2700份中文报纸。俄国共产党（布）阿穆尔省委员会中国部在布拉戈维辛斯克城曾出版中文报纸《共产主义之星报》。
在侨居俄国的中国居民们与中国籍红军战士们中间曾普遍散发苏维埃政府和俄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文件。1919年1月间，外交人民委员部宣传科曾印发过1万册中文版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到了3月间，俄国共产党（布）第8次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纲中文翻译版问世。
由于在中国人中间进行了政治工作，促使他们提高了思想水平，其中有许多人入了党，成为共产党员。中国部队里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为了领导这些小组，在1920年6、7月间，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国共产党员中央组织局”，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局里设立了“东方科”。东方科促使中国战士们中间的政治教育工作水平有所提高。第5军里有许多中国籍红军战士，这个军的政治处在政治教育方面的活动非常突出。军政治处里设立一个国外科，捷克人共产党员作家亚罗斯拉夫·格舍克担任科长。国外科在国际团里设立了一个训练班，有200名中国战士入班学习。除了普通教学课程以外，他们还学习政治常识。
根据国外科的倡议，在国际主义战士们中间进行大规模的讲话和宣传工作。普遍发行外文（其中包括中文）报道与传单。根据政治处指导员陈章海所提供的材料，在1920年11月到12月期间，国际团里曾举行下列讲话和报告：《谈谈中华民国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谈谈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告红军书》等等。
由于1920年底与白卫军匪帮及外国侵略军的斗争集中在远东，朝鲜和中国志愿军战士的洪流大大壮阔起来。按在此以前，第5军政治处与东西伯利亚军管区政治局合并起来。在这个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内设立了一个国际党校（共计245人），党校学员有中国人、朝鲜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拉脱维亚人。党校中国部有60名学员。党校培养出几班毕业生，这对国际部队来说，在培养干练的党工作人员方面，而首先是在中国人和朝鲜人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有了妥善组织的党政工作，就是以促进国际主义者志愿军战士们高度政治道德品质的教养，就能保证中国战士们的战斗能力。
在内战年代里，许许多多中国战士们在跟反革命势力战斗当中都表现出英勇豪迈气概和坚强不屈精神。苏联报刊对中国友人们的支援曾做出崇高的评价，曾屡次报道内战各线上中国部队的英勇行为，并且指出，中国人是勇敢的豪迈的战士。1919年7月15日维里科鲁克斯克苏维埃《消息报》曾登载有关在西线作战的中国机枪手组异常英勇的事迹。在那艰苦的战斗期间，红军步兵团有的连队被包围，所有的射击手几乎全部英勇牺牲，剩下几个负了伤还活着的机枪排里的中国籍红军战士，继续用近战火力冲破敌人的封锁圈。当这些英勇的战士们弹药耗尽时，他们不愿当俘虏，“他们当着敌人的面，挺直腰杆，相互开枪射击而殉难”。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与奋不顾身的行为，使得友军部队有可能做好反攻和击败敌人的准备工作。
1920年初，在卡通河上的战斗中，白匪部队迫使一个红军战士连退到河边。当时虽然河里的冰已解冻，但必须过河求援。红军中国战士李旺向我们部队这边挥一挥手说：“我要过去……去找红军”。他说着就跳到河里去了。白卫军开枪凶猛射击，但是李旺并不在乎炮火，只管拨开冰块给自己开辟出一条通道向对岸游去。他的双手被冰块割破，头部鲜血淋漓。看样子，像这样在敌人狂风暴雨般的火力下泡在冰水里“旅行”恐怕比任何一种死都还要难过。但是李旺终于游到对岸，找到部队并搬来了援军。连队得救了，敌人也被打垮了。这位勇敢的英雄由于负伤与失血而牺牲了。
中国志愿军战士们在为俄国苏维埃政权而英勇作战，以及在反击外国侵略军与国内反革命势力战斗中而流血的同时，他们绝对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会从封建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远在1920年5月间，侨居在维尔赫涅乌丁斯克的中国籍工人们就在他们通过的决议里声称：“解放的红旗飘扬在中国农民的茅屋上与北京的宫殿上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1920年6月22日至24日，中国工人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号召要跟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与苏联人民加强联系，向他们学习，用尽一切办法来支援世界上首次社会主义革命。第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向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们热烈祝贺。接着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也发了言，当时他指出出席大会人员与侨居在俄国的全体中国革命志士们所负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格·瓦·契切林指出：“目前他们面临着中国现在已经存在的与最近期间就会必然出现的那两种运动的中间环节。”
这样的时刻不久就来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反抗反动的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中，利用了苏俄的经验以及与俄国工人共同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成千上万中国志愿军战士们的经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为巩固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友谊创造了新的条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借助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支援来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在中国人民取得新的成就的这些日子里，苏联人民满怀敬仰与感激的心情来怀念曾为他们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们的英名。
作者注：
[1] 有关会同红军其他部队完成通过整个乌克兰到达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英勇转移的这个第一支著名的中国支队的建立及战斗历程，许多文献史料及档案史料中均有记载（《内战回忆录》，И·Э·亚基尔，莫斯科1957年版；《伏雷斯克第45红旗步兵师》，载《战斗时期》第1卷，第45师政治部出版社，基辅1929年版；1918年5月9日《真理报》；1918年5月30日《贫民报》）。苏军中央国家档案局、莫斯科州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局、列宁格勒州国家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档案局、基辅州档案局、顿涅茨克州国家档案局等也均藏有关于这个支队的文件。
[2] 1918年5月间，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了“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外国小组联盟”，这个组织是在苏维埃国家侨民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工作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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