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为苏俄而战的中国志愿军》（1961年）
苏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1918年-1920年）
B·M·乌斯钦诺夫
〔说明〕本文刊载于《苏联共产党问题》1961年第4期。本书转载时，注释略加补充。
苏联共产党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研究得比较薄弱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外国干涉与内战年代里广泛发展起来的俄国共产党（布）所属各个外国小组的活动情况。弗·伊·列宁在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对各个外国小组的工作曾高度评价为“俄国共产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在当时侨居于苏俄境内的外国劳动人民国际主义教育方面，这些小组的功绩特别伟大。
中国党组织在俄国共产党（布）所属其他各个外国小组中居重要地位。近年来有许多著述充实了历史文献，那些著述中表明中国劳动人民曾参与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不受外国侵略军及白卫军的侵袭。那些著述中对于1917年-1922年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运动各个问题也相当重视。但是这方面的问题，——阐述得总是远远不及例如有关中国志愿军战士参加红军和苏维埃游击队的战斗行动那么详细。其原因首先是历史学家们所依据的那项文献来源不够丰富。尤其是，很少利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所”的“中央党档案局”的文献，这样就不能使研究人员们足够详尽地阐述俄国共产党（布）所属中国组织的建立问题、这些组织在侨居于俄国的中国劳动人民中间所进行的政治及军事工作情况、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所属中国共产党人中央组织局的活动情况等等。
本文将简略叙述1918年-1920年苏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兴起与活动过程中若干主要因素。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当时面临的其他许多迫切任务中，发展与巩固年轻的无产阶级国家与外国劳动大众的国际关系占重要地位。党非常重视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由于种种原因来到俄国境内的为数众多的外国劳动人民代表们中间的工作。其中也有许多中国人，他们还是沙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廉价劳动力招募而来的。他们来自中国各个省份（新疆、山东、河北和各个城市如哈尔滨、大连等）。据远远不够完备的资料计算，他们为数达20-30万人。
中国人当时在下列各地干活：莫斯科、彼得格勒、乌拉尔、顿巴斯、北部地区和远东。当时中国工人们实际处于无权地位。通常把他们用在最艰苦的劳动上，而他们的劳动报酬却大大低于其他工人们的劳动报酬。摩尔曼铁路建筑工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当时由各国招募来的许多外国工人都在工地上做工。当地英国人每天赚7-8个金卢布，俄国人每天1卢布20戈比，而中国人每天80戈比。同时英国人的工作日规定为8小时，而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工作日则为10小时和10小时以上。
十月革命使中国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十月革命把他们从社会和民族压迫下解放了出来。苏维埃政权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工作来彻底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条件。
中国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很快就有了深刻的认识。保卫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成为成千上万中国人民代表人物们的血肉相关的事业。其中有些人在俄国工人与农民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们当选了地方苏维埃成员。例如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中就有侨居在俄国的中国工人著名领导人物刘泽荣[1]和徐才。外贝加尔湖的阿尔巴格尔煤矿区各苏维埃中均有中国代表。
弗·伊·列宁1918年11月30日会见中国工人代表们，他接见了华南和华北代表刘泽荣和张玉川。他们把中国问题报告了弗·伊·列宁并且向他保证，中国劳动人民将竭力支援苏俄，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反革命势力进行正义的斗争。
共产党一方面极力设法把苏俄革命性改革的深远意义灌输到广大中国劳动大众的意识里，一方面在他们中间大力开展政治及文化教育工作。党在这一方面首先是依靠中国工人中间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的那些先进的中国工人们，曾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们尽了他们一切努力使中国籍劳动人民联合起来，积极投入俄国所发生的伟大的革命事件。一部分中国同志们（俄国共产党（布）党员）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使得最早一批中国劳动人民革命组织建立起来。
远在1918年初，这种革命的工人组织已经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许多大型工业中心和俄国东部某些地区诞生了。起初这些组织的活动是支持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政府的措施，组织援助年轻的红军。1918年6、7月间，莫斯科成立了一个“莫斯科中国同乡会”。该会会员们（中国劳动人民）毅然决然挺身而出来反击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苏维埃国家的内政。他们全力支持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并声称：“只有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才是世界上来自人民和为人民的唯一无二的政权”。1918年初，曾在乌拉尔中国劳动人民中间进行了大量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叶卡捷琳堡和别尔米都成立了中国革命组织。
在1918年差不多全年当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都很紧张，要在苏俄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革命组织。俄国共产党（布）慕苏里曼分部中央局在这方面曾做出巨大贡献，该中央局设有“东方各民族国际宣传处”，其中有一个中国部。在中国部的协助下，有关在中国工人中间普遍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以及有关国际劳动人民的团结等方面的工作安排，得到大大的改进。到了1918年底，在苏俄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组织的筹备工作完成了。12月间中国工人革命组织的代表们聚集在彼得格勒开了大会。他们奠定了“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事业基础。联合会由许多地方分会组成。这个联合会不久就成为真正的群众组织，成员达6万人。共产党组织在这个联合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展开了工作。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科在他们一份文件里说明那个联合会的特征时指出：联合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合法登记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进行活动，这个组织……从他们中间选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中文版共产主义机关报《中国工人》，不但在俄国，而且也在中国进行宣传，和工农政府携手工作。”
设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捷琳堡、维尔赫涅乌丁斯克、彼得格勒、乌克兰、中亚细亚和其他各地的联合会的地方分会也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它们很快就都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地方党组织的组成部分。它们声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事业就是它们的切身事业。例如，斯留江卡车站（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中国工人大会上由于建立党小组而通过的决议中指明：“我们从我们当中选出一些同志，他们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地方组织保持联系，引导我们加入一个共同的共产主义工人大家庭”。在另外一次大会上（在维尔赫涅乌丁斯克）中国工人们在他们的决定里曾强调指出：“我们认为俄国工人和农民同志们的利益是我们的共同事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维尔赫涅乌丁斯克市委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共同进行党和文化教育工作。”
跟俄国资产阶级有联系的一些中国包工头和商人们曾企图分化瓦解工人组织。但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使得资产阶级想利用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组织为他们服务没有得逞。群众是跟共产党人走的。资产阶级分子陷于孤立。例如，1918年9月底，别尔米的中国工人们退出了旧中国公民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是以资产阶级倾向出了名的。凡是阶级敌人试图使中国工人脱离革命道路的地方，他们都遭到应得的反击。
第一批中国工人共产主义组织为数不多，但是它们产生在俄国共产党（布）队伍中这一事实的本身却具有重大意义。工人阶级先锋队在反击资本主义斗争中是作为一个统一集中的战斗组织出现的，它依靠的是不分语言和民族的整个无产阶级。中国同志们在俄国共产党（布）队伍中工作期间，他们经受了严格的实际政治领导的培育，以及为改造社会而斗争的一个阶级大家庭成员之间友好合作的锻炼。
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忠实于国际义务，为了提高侨居于苏俄的中国劳动人民各组织的工作效率曾创造了一切必需的条件，曾给他们提供印刷所、物资、房舍。中国工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共产主义小组自1918年11月份起出版了《中国工人报》，该报曾以大量篇幅报道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并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问题。
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出版了许多中文版政治读物。例如，阿穆尔省自1920年5月份起，《共产主义明星报》开始每月出版三期，每期印发5000份。从1920年5月5日到11月1日期间，单单是阿穆尔一省就普遍散发了中国共产党人各种宣言及传单2.03万份，中文版小册子5000册，《共产主义明星报》5.08万份，中国共产党人们为了进行革命宣传，广泛实地组织劳动人民群众大会和集会，他们出席讲解和报告中国革命运动、国际形势、侨居于苏俄的中国劳动人民的任务。俄国共产党（布）中国部为了培训宣传干部，曾开办党务讲习所和鼓动员训练班。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和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外国小组中央联盟的外国共产党人共同进行学习。例如，匈牙利鼓动员讲习所里就有39名中国学员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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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期间，侨居于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活动具有更为鲜明的组织形式。党组织大大发展起来，就要求必须建立一个中央机构来直接联络和指导这些组织的活动。1920年6月间，共产党人党团在中国工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关于成立这样一个中央机构的提案。6月25日，也就是第二天，在代表大会工作结束以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央组织局”[2]。因此中国工人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党团就在第二天曾给弗·伊·列宁写了一封信，信中称：“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我们一定要达到解放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目的，到那时全体中国劳动人民都要向俄国无产阶级伸出援手。”
中国共产党人中央组织局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外国小组一个组成部分。1920年7月1日，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批准中国共产党人中央组织局为侨居苏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唯一的中央机构。这个组织局在莫斯科成立，它跟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密切联系进行工作。根据中央组织局的决定，侨居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最高党机构为全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大会每年至少必须召开一次。组织局制定侨居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的规章条例。主席团是组织局的执行机关，负责处理一切日常工作。主席团与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经常保持联系，共同商讨有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进行政治、思想与组织工作的各项原则性问题。主席团也领导负责处理组织技术工作的书记处的工作。组织局由5个委员和2个候补委员组成。这些委员都是经历了严峻的革命斗争途程的人物。组织局有个委员叫商贝福，他在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的年代里指挥过一个团；另一个委员叫张福荣，他是个很有才能的国际部队的组织者。
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批准侨居于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央党机构，而地方组织则由俄国共产党（布）各省委员会来批准。为了加强各地组织工作，中央组织局曾派出50个共产党员到彼得格勒、叶卡捷琳堡、齐略宾斯克、伊尔库茨克、乌克兰、中亚细亚及其他地方。为了领导党组织，成立了地方局，它与俄国共产党（布）各党委相互配合进行工作。例如，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里就有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地方组织局。这个局是共产党员赵永禄组织起来的。
中央组织局的活动是多种多样的。组织局历次会议上曾讨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问题、中国人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侨居于苏俄的中国劳动人民中间的工作问题。例如，1920年7月31日组织局曾讨论侨居于俄国的工人状况问题，8月7日曾讨论参加义务星期六集体劳动问题，10月5日曾讨论有关在奥穆斯克中国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宣传鼓励和群众工作问题。但是中央局并不局限于侨居于苏俄境内的中国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党工作的范围。中央局也设法与中国国内革命组织取得联系。大家知道，1920年中央组织局就派遣过近10名中国共产党人到中国去跟革命组织进行联系。中国国内革命组织方面，也竭力设法跟在苏俄工作的国中国共产党人建立联系。他们的同胞们参加俄国工人和农民反抗国际帝主义势力的正义战争，以及向布尔什维克学习革命斗争的本领，他们以此而自豪。在华南工人告侨居苏俄的中国同胞书里说：“如果你们回到祖国着手在你们祖国同胞中间传播俄国革命种子的话，这样就能唤起他们去进行共同斗争，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样一来，就会发生东亚革命，就会改造全世界。”为了详细了解中国劳动人民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进程，中国代表们曾离华专程访问苏俄。1921年春，刘少奇同志率领数十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首次来到苏俄，为的是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
侨居于苏俄的中国共产党人领会孙中山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的革命意义。他们设法与孙中山取得了联系。1920年度中央组织局的一份通报汇编里载明，曾派遣一名中国共产党人直接与孙中山进行联系。
中央组织局进行活动的初期就与共产国际建立密切联系。1920年7月间，中央组织局曾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准许该局代表去参加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满足了这项要求。中央组织局派出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代表取得了发言权。他们担任了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1920年7月28日，代表刘泽荣登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讲台，他代表侨居于苏俄的中国劳动人民和全体中国人民发了言。他详细报告了中国国内的革命运动。刘泽荣向代表大会呼吁时说：“支援中国革命，不但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于全世界革命运动均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当前最突出的事实是，激烈与壮大的中国劳动大众的革命运动，足以对抗侵入亚洲已根深蒂固而且将其帝国主义阴谋奸计伸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各岛屿甚至南美洲的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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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反击干涉军及白卫军的英勇斗争中实际支援苏维埃共和国，乃是他们主要的革命义务。中国共产党人亲身加入红军队伍和游击队，并且把他们的中国同胞们也都吸收了进去。中国的国际支队，也如同所有其他各国的国际支队一样，都是绝对根据志愿建立起来的。
必须指出，苏维埃政府为使中国侨民由俄国自由出境创造了一切条件。1918年5月以前，有4万多中国公民出境归返祖国。但是捷克斯洛伐克暴动，后来高尔察克反革命叛乱，长时期破坏了通过西伯利亚到达中国的交通。通过敖德萨港口水路也被切断了：外国干涉军及协约国舰队占领了该港口。这样留在苏维埃国家境内的中国工人们就与他们的阶级弟兄——苏俄工人们如同一家人了。他们积极参加保卫苏维埃国家，并且坚强不屈经受了战时的一切苦难。1919年期间，有将近4万中国同志参加了红军队伍、游击支队以及全俄肃反部队。
在共产党人们领导下大量组织起中国国际部队。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协助地方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做好军事委员部建立国际部队方面的工作。像张福荣、任辅臣、沈成和、商贝福这几位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创立国际部队立下特大功勋。
中国志愿军战士军事编制自1917年开始建立起来。最初的编制之一是组成了一个中国营。在共产党人张福荣领导下这个营成立起来。最初一批中国支队的建立，确为建立国际部队取得了宝贵经验。这在1918年秋天，根据中国共产党人的倡议，莫斯科成立了一个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建立所有中国支队的特别司令部。共产党人沈成和担任了筹建中国支队的政治委员。所有有中国居民侨居的苏俄各个城市都有特别司令部特派全权代表。特别司令部在组织上虽然不属于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外国小组中央联盟，但是它与负责建立国际部队的中央联盟各机构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司令部也得到建立红军国际小组委员会必要的帮助（1919年春起设立了建立红军国际小组管理局），内战英雄捷克共产党人斯拉伏亚尔·查斯杰克领导该委员会工作。
在1919-1920年期间，中国连队和团队曾经在俄国东线第3、第4和第5苏军部队中、在南方第10和第11苏军部队中、在西北和北方第6和第7独立军队伍中英勇战斗。中国支队的优点是崇高的战斗豪情、大无畏精神和勇猛气概。他们和红军其他国际部队并肩英勇捍卫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给予苏维埃国家工人阶级和劳苦农民无可估量的支援。
具有崇高革命精神的人、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的培育者及真正带头者，那就是共产党人。按照红军党小组方式建立起来的党组织在所有中国军队里进行工作。他们在各军政治部领导下，在本支队和部队本部人员中间进行日常政治和文教工作。各军政治部给予他们巨大帮助。例如，东线第5军政治部设有一个外国特别科。共产党人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担任科长，他后来成为捷克著名作家，而中国陈章海同志在指导员和宣传员中间进行工作。外国科指导中国国际部队战士们中间的政治教育工作。1920年12月间，陈章海考察了中国籍红军战士们中间的工作以后指出，中国国际部队中经常开会、读报、开大会和讨论各种题目的座谈会。例如，1920年11-12月间曾召开“谈谈反迫害斗争中的中华民国和中国无产阶级的状况”、“作为全世界革命先锋队的红军的任务”等大会。
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们政治教育道路上严重的障碍乃是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而且俄语水平不高。要消除这种障碍，确是一个繁难的问题，特别是在前线条件下。但是依靠共产党人及各军政治部的首创精神和坚强的毅力，自1919年秋天起，每一个国际连里和每一个国际营里都开始有扫盲班进行活动，成立了俄语学习小组和文化教育小组。各个支队里普遍散发中文版和俄文版报纸及小册子。中国战士们对于学习文化非常热心。例如从下面西伯利亚第3步兵师和第1步兵团里拥护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国籍红军战士大会的一个决议里就可以证实这一点：“由于我们希望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积极的和拥护正义事业的工作人员和战士，我们决定立刻着手组织文化教育小组，因此，从我们中间推选出一些同志，他们将负责进行第1步兵团中国籍红军战士全体同志们的教育组织工作。”
除了加入红军正规军的部队以外，中国共产党人还组织了为数众多的游击支队。在东部西伯利亚和远东历次战役中他们起了特殊重大的作用。当地曾有大规模游击部队，队伍中有为数达数百名的战士，这与共产党人孙迪五和老宋所建立的支队相仿。许多中国游击队员参加了C·Γ·拉佐、Φ·H·慕辛、Д·И·包依柯-巴甫洛夫、M·I·舍甫丘克的支队和联队。
1920年5月间，由红军部队和游击支队组成了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以后，中国游击支队也加入了这支队伍。例如，西伯利亚第3步兵师里有几个中国连，另有3团中国战士和朝鲜战士加入朝鲜旅编制。
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及其白卫军走狗们曾千方百计屡次想要搞垮大规模组织起来的中国国际部队，从而破坏真正实现了的无产阶级大团结。他们散布挑拨离间诽谤诬蔑的谣言说，仿佛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施加压力迫使中国人站在红军一边。
但是中国战士们满怀愤怒驳斥了敌人这种恶毒的谗言。各中国支队的代表们在莫斯科集会，为揭穿阴谋，他们在他们的决议里写道：“根据中国工人组织本身的倡议，安排自己的人力和自己的指挥人员，在俄国进行建立中国红军国际支队，而且只有中国革命志愿者才能参加，所以得到协约国的默许。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匪帮诽谤中国人的任何谣言中伤、威胁恐吓、残暴行为都吓不倒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要为解放被压迫各民族洒下自己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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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是，一个国家无产阶级斗争的利害应当与国际工人运动的利害紧密结合起来。苏联共产党一方面确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方面动员人民力量来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然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克尽本身的国际职责，因而对国际无产阶级及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援助。全世界我党友军不可胜数。这在内战期间弗·伊·列宁就根据充分理由来说明这一点时曾经指出：“……我们要联合而又联合全世界多而又多的千百万劳动人民……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同盟军，应当善于对历史赋予它光荣而艰苦的任务的那个国家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使得空前的浩劫得到千百倍的补偿，因为我们能在自己国家里生存的任何一个月份，那都是各国千百万同盟军给予我们的。”
“我们同盟军中一支最忠诚的队伍，就是共产党人所领导的那批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人唤起自己的同胞投入反击苏维埃国家敌人的斗争中去，因为他们知道，俄国工人和农民的事业就是他们的切身事业，因为是在俄国战场上来决定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命运。”[4]
注释：
[1] 刘泽荣，1892年生于广东省广州。他父亲是茶树培植专家，应邀在格鲁吉亚茶场工作。刘泽荣1909年毕业于巴屠穆斯克中学，进入彼得堡大学数理学院。他从1916年起至1917年2月止，一直在彼得格勒工学院，而同时也在实科中学担任数学教授。二月革命以后，他投入革命运动并且成为侨居俄国的中国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物。他参加过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
[2]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中央党档案局”资料部，排架编码第461号，编目第1号，专案报告第47,842号，第3页。
[3] 参阅《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记录》，莫斯科，1934年，第125页。
[4] 弗·伊·列宁：《俄国共产党（布）第九次代表大会》（3月29日中央委员会报告）。刊载于《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0卷，第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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