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9．十六个地址
成千成万的中国志愿兵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捍卫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这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越来越广阔而全面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人们传诵着的已经不是在保卫弗拉季高加索时表现了英雄主义的一支小小的中国志愿兵部队，而是在红军的旗帜下英勇战斗的几十个中国连、中国营和中国团了。国内战争时期，中国红军支队在许多战线上战斗过——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在伏尔加河沿岸和顿巴斯，在彼得格勒附近和北极圈内，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要想了解全部情形并讲述全部事实，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因此，我们的探索不得不限制在一个极其精确而严密的范围内。
我们这样决定：既然已经开始，那么就得继续干下去；我们是从包清山领导的弗拉季高加索营着手的，那么就沿着它的足迹前进吧。
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二十来个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中国老战士的地址，这些老战士散居在苏联各地。但是，据调查所知，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在弗拉季高加索营服务过。而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个营的战士，正是这个营的辉煌战绩的活生生的见证人。
忽然间，正像经常遇到的那样，机会帮了我们的忙。苏联内务部档案总局古文献学家弗拉基米尔·罗曼诺维奇·柯培洛夫给我们寄来一封公函的抄本（原函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保障部寄给档案总局的）。公函里谈到中国公民刘棣宗从中国寄来一份申请书。刘棣宗写道，在国内战争时期，他和他的两个哥哥刘继宗和刘茂宗，都在弗拉季高加索的中国支队里服务过。一九一八年七月，他的两个哥哥都在保卫普罗赫拉德纳亚车站的战斗中牺牲了。申请书要求发给牺牲了的刘氏两兄弟居住在中国的家属以抚恤金。
发给烈属抚恤金需要有红军战士刘继宗和刘茂宗牺牲的证明文件。因此社会保障部才函询档案局。
有两个原因引起了我们对这份申请书的注意。写信的人我们是知道的。关于他的情况，阿斯特拉罕省国家档案局收藏的红军与红色游击队员花名册里这样写道：”刘棣宗，中国人，证件二四六号。联共（布）党员。文化程度：中国——中等教育，俄国——初等教育。一八九九年生。家庭成员——二人。”
但最重要的是刘棣宗在他的申请书里开列了十六个参加过红军的中国志愿兵的姓名，并附有他们的住址一红里曼、雅辛诺瓦塔雅、塔干罗格、玛尔采沃村、利斯接、沃龙涅什、卡拉齐、第比利斯卡雅村、纳尔契克、涅文诺麦斯克、波科沃—安特拉奇特、什帖罗夫卡、戈尔洛夫卡、塔干罗格、克拉斯诺达尔、别洛格林斯卡雅——命运把中国老战士们带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
这份申请书写得不太清楚。不过，它至少说明了刘棣宗所开列的那十六个人过去都在弗拉季高加索营服务过。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也许，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很想这样来理解。于是我们决定：按地址一一访问。
我们先到塔干罗格，那儿住着单堂方和王树山。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篇幅里写过在塔干罗格领取养老金的这两位老人的一些事情。有一位老人见到我们时给我们讲述过指挥员任夫成的英勇事迹；另一位老人给我们讲述了会见过列宁的红军战士李富清的故事。
可是，当我们向他们打听弗拉季高加索营的情形时，才知道这两位老战士都不曾在捷列克战斗过。
我们采访路线的第二站是涅文诺麦斯克。在那儿的合作社街住着李宝桑。我们确信这一次决不致于白跑路。因为，我们在两个地方得到了关于他的消息：第一，从那封领抚恤金的申请书中；第二，斯塔夫罗波尔边区军务部政治部主任柯兹洛夫上校的报告里。上校在呈报过去参加过国内战争而今住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国老战士的资料中提到过他。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涅文诺麦斯克，找到了合作社街，并在街尾找到了他的家——五十二号住宅。这是一所舒适的小泥房，有几个不大的窗户和一个种满櫻桃树的花园，花园周围围着篱笆。
李宝桑正好在家。他活泼健壮，精力旺盛，看样子完全不像六十二岁高龄的人。他的俄语说得很好。在他工作的手工业合作社里，共产党员们一致推举这位有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做他们的党组织书记。
我们谈了起来。李宝桑讲了一些当时的情形。革命爆发的时候，他正在普斯科夫。白军来了，情况变得糟透了。找不到工作，简直没法生活。
尤登尼奇和邓尼金不同，最初他不仅没有迫害中国人，甚至还尽力诱骗他们参加他的反革命军队。他答应发给中国人薪饷、丰富的口粮和漂亮的制服。
但是，李宝桑没有参加白军。他的同乡们（在那一带地方有很多很多）也没有参加。尽管中国工人的俄语说得不好，但白军和红军的区别他们却非常清楚。饥饿的、无衣无鞋的他们，宁愿参加饥饿的、无衣无鞋的红军，也绝不受尤登尼奇优厚的薪饷、丰富的口粮和漂亮的制服所诱骗。
李宝桑从普斯科夫偷偷地来到了红军的驻地，自愿参加红军。他先被派到炮兵部队里服务，后来又调到步兵部队里。在许多战线上作过战。
“你怎么到包清山队伍里去的呢？”
“到包清山队伍里去？就是指挥一个中国营的那位包清山吗？我没有在他那个营里待过。”
我们失望地对看了一眼。
“怎么没有待过？刘棣宗的申请书里明明有……”
“哦，你们说的是请求发给刘氏兄弟家属抚恤金的申请书吗？是的，我在申请书上签过名。这没错。我知道刘家三兄弟都在红军里干过，也知道其中有两个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这全都没错，我还认识刘棣宗本人。不过，我和他是在国内战争结束后才认识的，李振东给我们介绍的。李振东现在住在纳尔契克。他和刘棣宗一起在弗拉季高加索，在你们要打听的包清山部下服务过……”
就这样，我们知道了李振东。
涅文诺麦斯克离纳尔契克很近，我们决定到纳尔契克去。在那儿，除了李振东外，我们还可能会到一位有俄国姓名的中国老战士一伊凡·伊凡诺维奇·莫森科。罗斯托夫民警局少校阿夫吉恩科写给我们的信里曾提到过他。
我们不知道李振东的地址，也不知道莫森科的地址。于是，我们就去问纳尔契克的住址查询处。
关于李振东的情形，住址查询处什么都不知道——“这儿没有这个人”，莫森科的住址卡片他们很快就拿来了。我们径直奔向目的地。我们的推论非常简单：如果这位尚未晤面的伊凡·伊凡诺维奇是中国人，他一定知道李振东。因为住在纳尔契克的中国人并不很多，也许，就只有他们两个。
我们到了伊凡·伊凡诺维奇的家里。接待我们的是一位瘦个子、秃脑门的老人。他的眼皮上布满了皱纹，细细的老花眼睛里闪耀着活跃的神色。
“您就是伊凡·伊凡诺维奇吗？”
“是的。”
我们互相问过好。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李振东。因此，我们就开门见山地问道：
“伊凡·伊凡诺维奇，听说纳尔契克住着一位叫李振东的人，您知道他吗？”
伊凡·伊凡诺维奇满脸的皱纹活动起来了，眼中闪露出笑意，接着他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知道，怎能不知道……我就是李振东。我的俄国姓是莫森科，中国姓名就是李振东。”
误会完全消除了。原来伊凡·伊凡诺维奇就是我们专程寻访的人。关于包清山营的故事，除了常杨清（稍后我们就要把他介绍给读者）外，谁也没有他给我们讲得详细。
现在我们先讲讲伊凡·伊凡诺维奇的事。不过最好还是叫他李振东吧，因为这是他生下来就用的真名实姓。
李振东也和他的几万个同乡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随着包工头招募的劳工队来到了俄国。他的经历和我们所听说过的许多人的经历完全相同。
他在中国东北一个穷困的农村里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他只求能弄到一把白米，哪怕一天能尝到一口也好……后来他跟随招工人员来到了劳工集合所集合。经过从东往西的漫长的旅程，然后就到了某某工地、矿井或是森林采伐场；接着是在工棚里做艰苦繁重的工作，他对于家乡的怀念……一句话，凡是来到俄国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所遭受过的一切，我们这位纳尔契克的朋友也都遭受到了。
后来李振东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卡累利森林里当伐木工人。当时他觉得这位沙皇的叔父就是神，领地管理人是半神，甚至采林区的一个最小的执事——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可是忽然间爆发了革命。大公已经不再是大公，领地管理人逃跑了，而那个素来只用棍子和不懂俄文的中国人谈话的执事，说话时也是满嘴的巴结调调儿了。这个执事非常清楚，伐木工人的利斧要比他那根木棍厉害得多。
李振东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还懂得有一样东西比斧子更厉害，那就是步枪。李振东撇下了大公的森林和阴暗的工棚，来到了爆发革命的那个城市，那儿的工人们，正像他听说的那样，臂上箍着红臂章，肩上扛着步枪，在世界上最漂亮的马路上走来走去。
李振东来到彼得格勒后就达到了他的目的。他领到了步枪，箍上了红臂章。红臂章上写着“赤卫队”三个大字。这是值得骄傲的三个字。在这三个字里，可以感觉出一股已经掌握了，并且将永远掌握政权的阶级的力量。
李振东第一次体验到了热情澎湃的生活。他开始站岗放哨，倾听群众大会上报告人的演说，和赤卫队员们一起巡逻城市，参加示威游行，为保卫无产阶级的秩序向匪徒射击，并进行自卫。
后来，李振东病了，在医院里躺了好久。这场大病使他的身体变得衰弱无力，精神也有些颓丧。在漫长的不眠的夜晚，他不断地想起自己的小房子，回味着那一段熟悉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这样，他难以抑制地怀念起祖国来了。回家，只要能回家就好！什么赤卫队啦、步枪啦、写着值得骄傲的字眼儿的红臂章啦，愿上帝保佑它们吧！不错，俄国正在创建伟大的事业，可这总归是俄国人的事。他现在除了回家外，什么都不想要了。
瘦骨嶙峋、面如土色、勉强能站得住脚的李振东出了医院，走到了阴暗的、遍地积雪的彼得格勒的大街上。这时正是翻天覆地的一九一七年年底。
李振东来到了谢尔盖耶夫大街的中国大使馆，洽谈回国的事。在接待室里值班的大使馆官员嫌恶地斜睨着这个穿着破衣烂裳的同胞，爱理不理地说，像李振东这样的人太多了，大使馆不能帮助他们。关于回国问题，他也没作肯定的答复，却说谁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自己设法、自己出钱回到那个地方去。只有一点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提出警告：路途很远，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到远东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振东站在这位官员的面前，正像他世世代代的老祖宗站在他们的统治者面前一样。不过，他的老祖宗们从来没有呼吸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空气，而李振东却呼吸过了。李振东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盯着这个文质彬彬、衣冠楚楚的同胞，直盯得他畏缩起来，然后李振东转过身，径直向门口走去。这种举动本身就是勇敢的行为。重富贵轻贫贱的旧礼教中有这么一说，当你离开那些显贵的大人物时，不能让大人物看见你的背脊，只应该让他老是看到你感激的微笑和告辞的表示。
但是李振东却蔑视这些旧礼教。在他看来，这位官吏已经不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人物了。在革命的彼得格勒度过的那几个月的生活，对他已经起了作用。
李振东从中国大使馆出来后，在车站一带徘徊了很久，仍然一心一意想回东方，想回老家去。
但是李振东没有回东方，却到南方去了。这全是因为巴狄尔别克的缘故。巴狄尔别克和李振东一样，在大公领地上的伐木场当过工人。他们在一个采伐区干过活，在一堆篝火旁烤过火；有时候甚至笑着闹着打起架来，好活动活动筋骨。李振东学俄文比他的大部分同胞学得快些，因此他和巴狄尔别克的友情也深厚一些，虽然不算知心朋友，但交情总是有的。
他们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突然相遇了。大个子、宽肩膀、性情豪爽的巴狄尔别克一把抱住虚弱的李振东，拍着他的背脊，大声地嚷着。李振东只是困惑地微笑着，简单地回答着巴狄尔别克提出的各种问题。
等巴狄尔别克兴奋激动了一阵之后，李振东才把自己的烦恼告诉这位朋友，说他的情况糟透了，一点力气也没有，快要死了。死就应该死在老家。只可惜他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到老家去。眼下路上很难走，连健康的人都受不了。
“我说，老弟，你说得对。”巴狄尔别克说，“我看得出，你的情况很糟，简直糟透了，连站都站不住。你要留在这儿挨饿吗，那准死无疑。回远东吗，路又太远，也是死路一条。”
“真的，我这人算完了。”李振东毫无异议地应声道。
“干嘛要完呀？不该完！”巴狄尔别克激烈地反驳道，“一个人只要有同志，他就永远不会完。我们合伙吃过一块面包，一块儿挨过冻，一块儿在大公领地上受过奴才们受的窝囊气。这就是说，我们是同志，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互相帮助。你说对么！”
李振东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
“这就对啦，老弟！”巴狄尔别克激动地拍子拍李振东的肩膀，“我们这么办吧：我也想回家去，我们就一块儿走吧。我去弗拉季高加索，你也去弗拉季高加索。你知道，弗拉季高加索是个什么样的城市啊……那儿谁也不放枪，谁也不打仗，谁也用不着排什么队。天气暖和极了，水果多得要命，一斤羊肉只值几个戈比。一天可以吃两次串烤羊肉，一星期后你就会精力充沛起来。等你身体复原了，你爱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离我们那儿不远就是大海，你可以从水路回中国去。”
决定这件事的不是串烤羊肉，而是他可以不必孤零零一个人到处流浪。衰弱无力的李振东害怕踏上漫长的旅途，要是身边没有一个自己人，能指望什么人帮助呢？再说，从水路回国的希望看来还是比较现实的。
于是，李振东跟着巴狄尔别克走了。在离弗拉季高加索不远的地方，又有一个中国人加入了他们这一伙。他的名字叫李善金。他和李振东一样，也是沈阳人。眼下他刚由南方来，他在那儿修建黑海铁路。
李振东和李善金成了巴狄尔别克的好朋友。为了有个区别，他管李振东叫老李，管另一个新来的、比较年轻的李善金叫小李。
小李的俄语说得非常流利，还能阅读书报，他的政治水平比他的同乡高得多，也比巴狄尔别克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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