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0．在卡姆别列耶夫卡河畔
弗拉季高加索正如巴狄尔别克说的那样，是一个慷慨好客、天气晴朗、阳光普照的城市。至于听不见枪声的平静生活等等，这里比起国内其他地方来，也不见得好多少。
说不定，还比别的地方更不平静……边区的情形非常复杂。一个村落一个民族：有的是俄罗斯人，有的是沃舍梯人，有的是切禅人，有的是印古什人，有的是卡巴尔达人，有的是巴尔卡尔人。巴狄尔别克每天都要从城里带回一大堆新闻来，他告诉住在他家的李振东，为什么沃舍梯人对，而印古什人不对；为什么哥萨克不饶切禅人；切禅人为什么要开枪打哥萨克；哥萨克虽然和外地人住在一起，为什么总仇视外地人。
老李诚心诚意地想搞清这个不可思议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但总搞不明白，于是就固执己见地说道：
“沃舍梯族的穷人反对沃舍梯族的有钱人，这我懂得，这是革命。可是沃舍梯族的穷人反对印古什族的穷人，这我就不懂了，这可不是革命。”
“唉，别提那个了！”巴狄尔别克激昂地说道，“你大概活上一百岁也不会明白沃舍梯人是什么样的人，印古什人是什么样的人，巴尔卡尔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区别可大啦！……”
李振东不作声了。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同。
其实李振东用不着抱歉。他和巴狄尔别克这场争论，实际上正确的是他，而不是他的朋友。
帮助李振东弄清这个问题的，不是别人，是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说实在的，正是靠了基洛夫的帮助，李振东重新走上了他在病后已经离开了的正确的道路。
这是一九一八年三月间的事。捷列克的局势越来越动荡不安。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甚至发展成械斗。
弗拉季高加索城附近的两个村子——印古什族的巴卓尔基诺村和沃舍梯族的奧尔庚斯科耶村——的生活变得特别令人不能容忍。只由几座果木园和一条卡姆别列耶夫卡小河隔开的两个邻村，变成了两个彼此敌对的阵营，互相疯狂地用机关枪扫射着。人们好像都沉醉在渴望流血和盲目的仇恨里。要到河边去挑水，就非得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可。
有一天，巴狄尔别克十分兴奋地跑回家来，碰到老李和小李正在心平气和地谈着话，就对他们大声喊道：
“我们一块去奥尔庚斯科耶村看看，有人说基洛夫要到那儿去，和他一块去的还有几个省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们想调解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的争端，只怕不能成功。”
这两个中国老乡只听说过基洛夫是城里几个主要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关于他其余的事就不知道了。
巴狄尔别克和小李一块儿到奥尔庚斯科耶村去了。老李的病体还没完全复原，所以就留在家里。
两个朋友搭了一辆顺路的马车到了奥尔庚斯科耶村。村里的人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他们躲在地下掩蔽部里，监视着巴卓尔基诺村，不时打上几枪，以表示他们决不罢休。巴卓尔基诺村的人呢，也像奥尔庚斯科耶村的人一样，绕着村子挖好战壕，筑起胸墙，也隐蔽起来，也在观望，也不时打上几枪。
过了一会儿，小李从掩蔽部里往外一看，只见在“真空”地带，两村之间那块狭窄的、受到双方夹攻的地方，出现了一群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壮实的、中等身材、光着脑袋的人，手里拿着一顶制帽。
“那就是基洛夫。”巴狄尔别克说道。
跟在基洛夫后面的是一个长着黑头发、穿着咖啡色大衣的人，他手里拿着一根长竹竿，竹竿上系着一面白色的休战旗。小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巴尔卡尔人苏尔坦·加米德·卡拉别柯夫。
自从两村结下仇恨以来，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当众在两个村子之间走过。走在交叉火力之下，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这件事情的发难看来是那样地不平常，巴卓尔基诺村人和奥尔庚斯科耶村人居然也有那么一会儿停止了射击。
周围静悄悄的。春风吹拂着竹竿上轻轻飘扬的白旗。四周静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比打着枪的时候还令人感到不安。小李几乎全身都感到了这种寂静中的不安。他明白：决不会这样持续下去，一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事情”果然发生了。十声枪响划破了这万籁无声的宁静。谁也弄不清这一枪是从哪边打来的一是从奥尔庚斯科耶村呢，还是从巴卓尔基诺村？
穿咖啡色大衣的人摇晃了一下，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一步，就倒下了。
小李看见基洛夫拾起系着白旗的竹竿，朝这位同志俯下身去，把制帽放在他的头底下，站了一会儿，仿佛犹豫了一下，接着，便倔强地晃了一下他那堆满了不驯服的卷发的脑袋，挺起胸脯，以坚定的步伐，从容不迫地继续向前走去。
基洛夫继续向巴卓尔基诺村人走去。他在离战壕几步远的地方停下了，开始对他们讲道理。
印古什人起初躲在掩蔽部里听着，可是后来一个、两个、三个、十个……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大概巴卓尔基诺村所有的男人都围到基洛夫的周围来了。
巴卓尔基诺村的人没有朝奥尔庚斯科耶村那面望一眼，也不管危险不危险，只是细心地听着基洛夫同志讲话。
基洛夫和印古什人谈好了以后，就到沃舍梯人那儿去。这时，小李更清楚地瞧见了这位讲了许多比子弹更有力量的真理的人。
基洛夫所讲的话生动而正确，同时又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他呼吁他们停止械斗，对他们解释，民族纠纷对谁有利，是为了什么人的利益而被煽起的。
奥尔庚斯科耶村人仔细地听着基洛夫讲的道理，小李看见，人们怎样在沉思，他们的眼睛怎样逐渐变得明亮起来了。他们恍然大悟了。他们是不是受了双方的敌人的挑拨呢？当然是的。有什么东西隔断沃舍梯族的劳动人民和印古什族的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系吗？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能隔断他们。有什么东西能联合他们吗？共同的利益能联合他们。无论沃舍梯人也好，印古什人也好，他们都希望沙皇的旧秩序一去不复返，希望从地主手里夺回的田地留在耕者的手中，希望俄罗斯的各族人民不再彼此仇视，都能在自由的国土上自由地生活。
既然这样，那么，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之间还有什么不好商量的呢？这只是因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也就是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的敌人从中破坏。基洛夫给奥尔庚斯科耶村人讲了一个寓言：一位父亲叫他几个不能和睦相处的儿子折断一捆树枝，不管他们费了多大力气，没有一个人能把它折断。后来这位父亲把树枝分开，他们就毫不费力地把一根根树枝折断了。
基洛夫开导他们说，沃舍梯族的大地主、大商人、沙皇的将军们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来分化你们。他们企图先在北高加索的几个民族之间制造分裂，然后再一一对付他们。
随着基洛夫越来越有说服力的开导，奥尔庚斯科耶村的人越来越多地从掩蔽部里走了出来，他们毫无顾虑地望着巴卓尔基诺村那一面，巴卓尔基诺村的人也越来越向奧尔庚斯科耶村的人靠拢。这两股人流虽然还没有汇合为一，但他们已经站在一起，彼此认识的人们互相打着招呼，有的伸出手来和对方握手。
沃舍梯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的和平就这样恢复了。
小李回来后，就把他在奥尔庚斯科耶村看到的事情讲给他的老乡听，李振东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多有魄力的人啊！”李振东想到基洛夫，“他是多么相信他说的那些真理啊！他几乎是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但他却毫不畏缩，毫不动摇。为什么他能这样呢？这是因为他把革命的利益看得比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而我李振东呢，只害了一场病，身体有些虚弱，就意气消沉了；就想回自己那平静的故乡去了。难道‘十月革命’不是我应该参加的革命吗？基洛夫不是说过吗，全世界的命运现在就要在俄国的土地上决定了，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在这儿取得的胜利将导致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在其他国家取得胜利。”
老李和小李认为基洛夫谈到其他国家的时候，首先就是中国。他们非常希望俄国革命成功后，中国也能建立苏维埃政权。
但这只有在俄国革命战胜了自己的敌人之后才能实现。现在，威胁着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时刻来到了，每一个人都应当为保卫苏维埃政权献出力量。
李振东决定重新拿起武器，做一个革命的战士。他和小李一起来到了当时居住在弗拉季高加索的许多中国人都踊跃奔赴的那个地方——营房，那儿驻扎着一个中国营。
“我姓李，沈阳人，我会打枪，我要参加作战。”李振东说。
“你要打谁呢？”指挥员问。
“打白军。他们是我的敌人。”
“为什么他们是你的敌人？”指挥员问。
“因为他们拥护旧生活，而我拥护新生活。我希望革命取得胜利。如果革命在这儿取得了胜利，那么革命在中国也会取得胜利。”
“说得对。”指挥员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也做得对。你很合乎我们的要求。”
这就是李振东和中国营营长包清山的第一次谈话。现在李振东和我们谈着他，离那时已经有四十年了。
“他们按照命令把我编入营里，”李振东接着讲自己的故事，“发给我一支步枪、一套军服，叫我在司令部门口值班，不准任何一个没有通行证的人进去。”
我们想向李振东打听一下包清山的详细情形。关于包清山的情形他知道些什么？包清山是怎样来到弗拉季高加索的？他怎样当上指挥员的？
李振东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他只知道包清山是沈阳人（战士们都管他叫沈阳人），士兵们非常爱戴这位营长。他们喜欢他，因为这个沈阳人的俄语说得不比任何一个俄国人差，喜欢他在俄国指挥员中有许多朋友，喜欢他能读俄文报纸和大部分的俄文书，不管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
“但是，”李振东接着说，“我们的营长并没有因为自己知识渊博就拿架子，觉得自己比战士们高一头，或者筑起一道高墙，把自己和战士隔开。战士们总把这位沈阳人看做自己的老同志。他既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善于提出忠告，如果需要的话，还能给予严正的批评。”
关于这位中国营营长的更详细的情形，能告诉我们的还有弗拉季高加索城的老人、包清山的朋友、退休的上校巴维尔·约瑟弗维奇·柯巴依则；老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德娜·伊里尼奇娜·索洛古布（一九一八年八月鏖战的日子里，她在中国分队和战斗在库尔斯克郊外的其他部队担任通信员）；过去的赤卫队兹维亚金、涅乌沃鲁耶夫、柯瑟罗夫、库奇耶夫和许多其他的人。
我们不仅在奥尔忠尼启则市遇到过许多知道包清山的人，在第比利斯，内战时期的格鲁吉亚英雄萨沙·盖盖奇柯里的妻子薇拉·艾尔涅斯托夫娜·盖盖奇柯里也和我们谈到了他；在埃里温，少年时代就在他父亲（著名的基里尔·凯萨耶夫）领导的沃舍梯革命队伍里开始走上自己的战斗道路的少将阿历克塞·基里洛维奇·凯萨耶夫也谈到过他；在塔什干，和我们谈到他的有伊达·里沃夫娜·士里奇，她的丈夫包格丹·马卡罗维奇·巴拉耶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里曾当过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的政委；在莫斯科和我们谈到他的有塔玛拉·米哈依洛夫娜·列扎柯娃，她过去是弗拉季高加索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人民政权》的工作人员。
这样，根据许多人的描述，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了包清山的形象。这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身材矮小、体格健壮、行动敏捷、性情豪爽、精力充沛，有一张生气勃勃的知识分子的面孔，两只洞察秋毫的黑眼睛显露出正直勇敢的神情。黑皮短大衣外面挎着一支毛瑟枪，这是谢·米·基洛夫送他的礼物。他常常用牙齿叼着一只海泡石烟斗。
包清山和他那些被革命风暴吹到卡兹别克山麓来的同胞不同，他们只能说一二十句俄语，而他的俄语却说得非常流利。
这一点使所有遇到他的人都非常惊讶。关于包清山的生平虽然谁也不十分清楚，但人们还是用各种不同的说法把考斯嘉（朋友们都这么称呼这位中国营营长）的一切告诉给我们。据说，当包清山还是少年的时候，一位沙皇的将军，不知是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呢，还是在日俄战争之后，把他带到了第比利斯；考斯嘉进了那儿的中学。后来他从将军家里逃了出来，到了彼得格勒，并在彼得格勒参加了革命……
我们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好像是当包清山还是小孩的时候，一位有学问的旅行家，不知是个地理学家还是个地质学家，把他带到了彼得格勒。
中国营营长包清山
还有的人这么说，包清山的青年时代住在弗拉基高加索，当过远航船的水手，环游过全世界，英语说得并不比俄语差。
总之，关于包清山早年的生活，人们说得很多，因此很难确定哪些正确，哪些不正确。
看来，在我们遇到的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向包清山认真地探问过他青年时代的情况。
可是，他的战斗事迹却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同。打仗打得好极了，是个异常英勇的人，而且是个优秀的组织者。
我们在打听中国营的指挥员的时候，也打听了这个营的政委。李振东告诉我们，中国营的第一任政委是个俄国同志，因为他戴了一副眼镜，士兵们都管他叫“四眼政委”。他的姓名李振东记不得了；他只记得这个政委很年轻，很勤勉，整天都和士兵在一起。常常操练一完毕，他就来到营房里，叫来一个翻译，给大家读读报，讲点什么，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带来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画，指着图画说：在这个国家人们是这样生活的，而在那个国家人们又是那样生活的……战士们从他那儿知道了很多东西。
我们好久好久都无法查明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第一任政委的名字。可是有一天我们接到叶卡杰林娜·库兹明尼奇娜·切尔宁柯从基辅寄来的一封信。她在《文学报》上看到我们的启事，就来帮助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九一八年，叶卡杰林娜·库兹明尼奇娜在弗拉季高加索的中国营当过护士，至今她还记得好些事情。她也记得营政委——叶甫庚尼·叶林涅夫斯基。他那时二十三四岁。
“‘四眼政委’在你们营里的时间长不长？”我们问李振东。
“不长，很短。不久他被调到别的部队去了，以后他就到了格罗兹内。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给我们派来新政委。大概是找不到人。因此，包清山除了指挥员的工作外，还兼做政委的工作。他肩负双重任务，不管什么事都得做。”
李振东沉吟了片刻，开始给我们讲述另一位政委的故事。这位政委经常到他们营房里来，他们管他叫大政委。这就是基洛夫。是他把营旗授给中国战士，并在授旗以后讲了话。
我们问李振东，还记不记得基洛夫讲了些什么。
李振东回答说记得。当然，只能记得个大意。基洛夫当时说，中国战士在这里参加红军作战，不仅是为了使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且也是为了使革命在中国取得胜利。还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巨雷在他们祖国轰鸣的时刻就要到了。
“战士们听了他的话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喊道：‘那时，我们这个营就回去参加革命。’基洛夫也答应和我们一块去。”
“基洛夫大概是说着玩的吧？”
“怎么会是说着玩的？”老头子有些生我们的气了，“他一本正经地说的！”
以后又谈到了基洛夫和中国士兵们一块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情形。那一天，弗拉季高加索其他分队的红军战士们都到中国战士这儿来做客——有俄罗斯人、沃舍梯人、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印古什人。红军战士合唱的嘹亮歌声荡漾在城市街道的上空，响彻了四面八方。
基洛夫和大伙儿一块儿唱歌。他快乐地唱着，充满了热情。中国战士按照自己的叫法，亲切地把基洛夫叫“老基同志”，他走了以后，他们都这样夸奖他：“老基同志又英明又朴实。只有真正的伟人才能这样。”
“五一”以后一个多月，包清山营又庆祝端午节——五月初五。在中国，每年阴历五月初五就庆祝这个节日。
“端午”是一个双重的节日：一方面祭祀司水之神——龙王爷，求他保佑田地不遭旱灾，五谷丰登；另一方面纪念倾诉了人民疾苦的歌手——两千多年前的伟大诗人屈原。在中国，过端午节这一天，老老少少都要来到江边，把粽子——一种用苇叶包成的三角形糯米团——投到江里去，并且举行郊游、唱歌，在笙笛的伴奏声和均匀的鼓点声中翩翩起舞。
包清山的战士们自从来到俄国后，这是第一次庆祝端午节。过去，在做苦工的工棚里，在彼得留拉和邓尼金的皮鞭下，这些中国人都不曾庆祝过这个传统的节日。
但是，在弗拉季高加索，照李振东讲的，中国红军战士才痛快淋漓地乐了一阵。营里的炊事员擀了许多面条，包了许多三角形的粽子；有些手巧的人用红斜纹布、箍环和竹竿做了一条十五米长的龙。他们费了不少力气，想使这位司水之神的可怕的大嘴同时露出凶恶和仁慈的表情。这些心灵手巧的艺人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们想抬着龙去游街，但是，包清山起先赞成，后来又取消了这个计划。
“会吓着人的，”他说，“而且会给那些迷信的谣传提供资料，不值得……”
司水之神停放在营房的院子里，中国营下了操，交了班以后，在营长的领导下，全体到捷列克河去。在这山地里，在这条汹涌的捷列克河的河岸上，中国战士们舞的舞，唱的唱，从这堆篝火跳到那堆篝火。这个节日过得开心极了。一切都像在祖国那样。
大家都等着基洛夫和他们一块儿来过节，可是他没有来。
“为什么老基同志不来？”战士们问包清山。
“他走了。”营长答道。
“很远吗？”
“到莫斯科去了，去见列宁，有要紧事……”
中国营的营长没有谈到详细的情形，虽然他明明知道促使基洛夫去莫斯科的原因。
事情确实非常重要。决战的日子已经逼近了，可是弗拉季高加索的武器却十分缺乏。在许多新的分队里三个战士才有一支枪。弹药的情况还要糟，根本不准用子弹来练习射击。包清山的战士们常常到市场上去向山民和哥萨克人偷偷地买子弹，而每次只能买到十几颗。
基洛夫就是为了武器的事上莫斯科去的。
在捷列克河畔庆祝端午节后，李振东对许多事情都有了不同的看法。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寄居异国了，他心里也不再愁闷了；当他看到卡兹别克巍峨的山峰时，他就想起他童年时代就已经熟悉了的群山的轮廓；或者，在他倾听捷列克河喧闹的时候，就极力从它潺潺的流水声中听出祖国河流的声音；或者，在呼吸高加索附近草原的芳香时，会用它们去和东北开满鲜花的原野上的清香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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