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8．“俄罗斯妈妈”
汽车向东行进。我们从捷列克河岸来到松查河岸。群山耸立在远处的地平线上。道路蜿蜒在绿色的山岗、果木园、田野、葡萄园之间。
四十年前，包清山营的一些中国战士，曾向这个方向急行军。当时他们没有直接穿过哥萨克白匪占领的村镇，而是绕道走的。他们疾速前进，因为在格罗兹内正在进行着后来国内战争史上称之为“百日战斗”的保卫战。
在松查盆地，大炮和步枪的声音在那一百天里昼夜不停地响着，极目看去，到处是火光一片，城市上空浓烟滚滚，直冲云霁。
这次我们来到这里后，第一天就遇见了一位格罗兹内历史的编写者，故乡史料的积极收集者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库钦。
他那所不大的住宅，简直像个地志博物馆的分馆。墙上挂满了百日战斗的英雄相片，和敌人进行过殊死战斗的地点的照片，城市的平面图，防御线示意图，参加这次长期防御战的部队与工人自卫队的番号等。
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向我们指出了中国志愿兵和格罗兹内无产阶级一起保卫过的那些地方。他告诉我们，他看见过中国战士怎样在格拉尼奇街的战壕中，在构筑于戈里亚切沃街上的胸墙后面进行战斗；他说，他了解中国志愿兵怎样帮助工人自卫队防守贝利科夫桥、斯塔罗康桥、巴朗诺夫桥、铁路桥，怎样参加进攻火车站的战斗。
格罗兹内的这位历史研究者所叙述的情况，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在奥尔忠尼启则市，人们告诉我们，八月里从包清山营派去支援格罗兹内的兵力只有一个连，不过一百人左右；但是根据库钦的叙述，中国士兵却比这个数目多几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只是我们，就连库钦本人也觉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谜。
我们想去中国战士战斗过的那些地方看看。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带我们去参观了铁路桥。
在城市保卫战中，这座桥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座桥使得格罗兹内的防守者能够乘上一辆铁甲列车深入敌后，对叛乱分子的司令部、机车厂以及许多敌人据点进行轰击。这辆铁甲列车有一个很长的名字：“保卫劳动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战士”。
铁甲列车的指挥员是水兵费道尔·奥里科夫。
有一天白天，“战士”号铁甲列车正停在侧线上。一个中国侦察兵跑到奧里科夫跟前，告诉他白匪正准备将一油槽车推向铁路桥，前头，一辆油槽车上，不知何故横钉着一根很长的铁轨。
“他们多狡猾，这些坏蛋。”奥里科夫说，“他们想用这个办法破坏铁路桥。把油槽车烧着，向我们这边推过来。而那根横钉着的铁轨在油槽车经过铁路桥时，必然会卡在桥架上，使油槽车挡住通路。这就是他们的打算！不让‘战士’号再过去。当几万普特[1]正在燃烧着的煤油流满了整座桥梁，这座桥还会留下什么呢……”
于是决定用计策来对付白匪。铁甲列车不顾白天暴露在敌人火力下的危险，开过桥去，向敌人进行猛烈的射击。车站附近各个线路上一点动静也没有。哥萨克不敢从掩体背后伸出头来。这正是奥里科夫所希望的。几个战士爬到白匪的那列油槽车旁边，一齐动起锯子来。他们把那根紧紧地铆在先头那辆油槽车上的铁轨的两端锯开，但又不让它断掉。
这个工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士”号停止了射击，隆隆地通过铁路桥开了回来。白天里只有一些零星的射击。夜里，哥萨克白匪开始执行他们的破坏计划，他们把油槽车点燃起来。用一个火车头把油槽列车推了一下，随后油槽车由于惯性作用，便向铁路桥冲了过来。
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完全不像敌人所期待的那样，而正遂了奥里科夫的心愿。铁轨被锯开的那两端，刚一碰上桥架就断了，油槽车没有阻拦地驶过了铁桥。哥萨克白匪从自己的观察所看见中国士兵从四面八方奔向油槽车，把木板和石头放在它的轮子下面，阻住了列车。他们不顾车上的火焰，爬上车顶，紧紧地盖上已经烧红了的油槽车的铁盖。空气不能进去，火马上就熄灭了。
第二天早晨，白匪从远处看见了一种使他们十分伤心的景象。在他们打算用来破坏铁路桥的那列油槽车旁边，站着一长列工人区的居民，几个中国战士在叫嚷的人群中间往村民带来的瓶子和罐子里装油。一切都显得是那样平和。好像谁也猜不到这些煤油是战士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才弄到手来供给谢别林诺夫克居民的。
过了一个多星期，哥萨克白匪采取了新的破坏计划。当时从山上往格罗兹内保卫者这方向刮起了大风，白匪炸毁了松查河上游的几个巨大的油池，那儿比城市高，他们利用这个条件，将千百吨的石油引进河中，点燃起来。为了使火焰烧得更旺，他们往火流中扔了许多绑成木筏形的木材和木板、锯倒的树木、大捆的干草。
笼罩了整个松查河的烈火继续向贝利科夫桥涌来。通红的火光照在它的守卫者的面孔上。情况变得极为严重。正在燃烧的木材和干草很可能堵塞在桥洞里，由于大火而产生的高热将会迫使战士们离开桥梁，从而放弃自己的阵地。
这一地区的首长喊了几个战士的名字。战士们，跑到他的跟前。
“弟兄们，”他说，“你们都是石油工人。石油工人知道怎样和火斗争。现在应当保护桥梁……”
“首长同志，”站在旁边的中国连连长插了进来，“你有和大火作斗争的人，我有从松花江来的弟兄。”
“怎么这儿又来了松花江？”这一地区的首长惊讶地耸了耸肩膀，“现在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松查河。”
“我想，”连长进一步做了说明。他开始解释，他的连里有些战士过去在松花江上运过木材。
“他们不仅知道应该怎样运木材，甚至对烧着了的木材，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办。”
“让他们来吧。”首长答应道。
接着响起了俄语和汉语的口令。
战士们执行了命令，脱下身上的制服，堆在十二个俄罗斯和中国勇土的近旁。战士们那充满了汗味的制服，很快就堆成了一堆。松查河和松花江的儿子们开始不慌不忙地将它们一件一件穿在身上……四件……五件……战士们活动了几下，将手臂试着向旁边伸出去……不，第六件怕穿不上了，否则会妨碍行动……
穿完衣服以后，现在该在靴子上下功夫啦。他们在靴子外面缰上几层麻袋布。
战士们的样子很像下水前的潜水员，只是没有戴潜水头盔罢了。
但是人们不会忘掉潜水头盔的。每个人在头上缠上一条毛巾，接着再缠一条。他们的脑袋都变成了白色的大球，只是给眼睛留下了一道小小的缝。
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个手压灭火啷筒，指挥员命令打开啷筒的橡皮管子。十二位勇士依次站在水龙头的旁边，用凉爽的井水把身上浇湿，然后他们便下到烈火熊熊的河边去。他们手里拿这钩竿，拨动燃烧着的木材，使他们顺流而下。
包上几层湿毛巾的头部给炽热的火焰烧伤了；子弹哟哟地在头顶飞过，落在旁边的水中；但是战士们都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没有让燃烧的木材堵塞在桥下。
由于衣服上浇了水，很快，他们周身就蒙了一层水汽，不大一会儿，衣服被烤干了；尽管靴子上包了一层厚厚的麻袋布，脚掌仍然感到土地在发烫。
到了不能支持的时候，他们就一个个地跑上来，站在水龙头前浇上一阵。然后又下到河边去。
哥萨克白匪没能在桥下水面上烧起大火来。中国志愿兵和格罗兹内的工人一步也没有退却。
“由于共同的努力，桥保存下来了。”当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贝利科夫桥时，库钦说道。松查河水平静地从下面流过。
格罗兹内的同志们给我们介绍了过去的石油工人赤卫队的指挥员瓦西里·叶甫敏诺维奇·米哈里克，曾经担任过“战士”号铁甲车的机枪班班长的伊凡·格利果利耶维奇·瓦西连科，以及从前是一个勇敢的炮兵瞄准手的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格列奇金。他们对我们谈了许多关于中国志愿兵的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他们所谈的故事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人名。
如果说在奥尔忠尼启则市曾成功地查明了许多中国志愿兵的名字，那么在格罗兹内遇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格罗兹内的人们谈到中国战士被围期间的功绩时，总是这样说：“中国的指挥员”，“一个中国侦察员”，“一个中国机枪手”……
既没有姓，又没有名……
然而，未知数并不永远是未知数。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当我们和“列宁的卫士”李富清会晤时，我们还认识了另一位中国老战士季寿山。他的名字斯梅尔多夫在《文学报》上的一篇特写里提到过。这篇特写叙述一个激动人心的“俄罗斯妈妈”的故事。这个“俄罗斯妈妈”是格罗兹内居民阿尔切敏娜。多亏她救了季寿山的性命。
事情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年初。季寿山由于得了伤寒病，在格罗兹内的医院里躺了很久。当时，白匪已经冲进城了。夜里，他们就把这些连衣服都没有穿好的红军伤病员押到城郊的墓地去，将他们枪毙了。季寿山由于身体虚弱晕倒，刽子手们以为他已经死了，因此他得了救。
黎明时分，季寿山恢复了知觉，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他用尽最后的一点力气，爬到了工人住宅区，倒在一户人家的门口了。
后来，他鼓起全身的力气，敲了敲窗子。季寿山明白，这是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但是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人的帮助他是不会得救的。
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应声向外瞧了一下。
“谁？”她问道。
“我，自己人。”季寿山用他那半通不通的俄语说道，“中国志愿兵。”
老妇人二话没说就把季寿山带进屋子。她首先帮季寿山脱去那身湿漉漉的破衣服，再把他的伤口洗净，抹上一种自家配制的草药，把伤口包扎好；接着，又喂他热牛奶；然后，将他安顿在炉炕上，盖上暖和的被子。季寿山一直处在昏迷状态中，他哼呻着，老说梦话，甚至要跑出去；弄得这位老妈妈一夜都没有合眼。
季寿山在这个萍水相逢的妇人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有人走进屋子，他就藏在黑暗的炉炕角落里，不露一点声息。他将搭救自己的恩人叫妈妈，她呢，就叫他儿子。老妇人对季寿山谈起了自己的几个儿子。他们也在红军里，一共有三个，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的屋子受到了监视，”她说，“托老天爷的福，伤寒病帮助了我们。我的几个女儿得了伤寒，躺在厢房里。白匪怕传染，不敢进来。”
尽管白匪怕传染上伤寒，但是让一个中国战士待在城里，尤其是在这幢已经受到监视的屋里，终归是危险的。所以当季寿山躺了几天，觉得比较有力，能够走路的时候，这位“俄罗斯妈妈”就找了几个可靠的人，请他们帮忙把季寿山渡过河，送到切禅人的山村——郭特[2]，在那儿有些善心人又帮助这位红军士兵到山里去找游击队。
光阴似箭，一眨眼就是几十年！现在我们和季寿山坐在一间华丽的大厅里，听他谈从前的故事，谈他亲身参加过的百日保卫战。
有了季寿山的帮助，我们终于消灭了采访计划中的不少“空白”点。
我们问他：“参加格罗兹内保卫战的中国士兵多不多？”
“我看，起码有三百人。”他答道。
“可是人们告诉我们，在那儿作战的包清山的战士总共不超出一百人。”
“对，他们是从弗拉季高加索来的。除了他们以外，格罗兹内还有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一个中队。他们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而且还有一些中国机枪手。他们被分配到连队里，每个连队两三个。我自己也是个机枪手。在‘勇士’号铁甲车上服务。”
现在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库钦所说的和我们所知道的参加格罗兹内保卫战的中国士兵的人数不符。
季寿山还谈到一件使我们非常高兴的事，那就是他说出了我们渴望知道的几个，人的名字。他记得当白匪从蓄油池将石油引入河中并使整条松查河燃烧起来的那些日子里，和格罗兹内工人自卫队一起防守贝利科夫桥的中国连连长的名字。他叫刘法亮。“战士”号铁甲车的侦察员叫王琪，他是个勇敢的士兵。他们后来一起在“红色的阿斯特拉罕”号铁甲车上作过战，一九二〇年这辆铁甲车曾参加解放巴库的战斗……
我们访问过季寿山之后，来到格罗兹内，打算寻找那位救过他的“俄罗斯妈妈”。
但是，寻找一个叫阿尔切敏娜的人并不容易。格罗兹内住址查询处里，姓阿尔切敏娜的人太多了。
我们坐着汽车跑遍了城市，访问了所有年老的姓阿尔切敏娜的人，但是没有一个像我们中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的人。
我们去找格罗兹内的广播电台帮助。我们在麦克风前讲述了季寿山遇救的事，请求知道这些情况的人跟我们联系。
一个名叫阿娜斯塔席雅·季洪诺夫娜·卡琳斯卡雅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她目前靠领取特种养老金生活。
她毫不犹豫地来找我们。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事和她母亲救过一个中国人的情形相仿。这事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三月，那时卡琳斯卡雅得了伤寒病，在她快好的时候，她母亲告诉她一个秘密：她收留了一个年轻的中国红军士兵，他是从邓尼金匪徒手里逃出来的。这位中国战士在她们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后来把他送进山里去了……她有三个兄弟，全是共产党员……她的一个姐姐当时也得了伤寒……她所说的一切全都符合，只有一点不对——她母亲的姓不是阿尔切敏娜，而是霍赫洛娃。或许，那位来到莫斯科的中国同志谈的是另外一个人。
“大家怎样称呼你的母亲？”
“娜杰日达……娜杰日达·阿尔切莫夫娜……”她脸上泛起了笑容。“等等，我现在有些明白……当时，村子里的人们想必一直用我妈妈的父名称呼我妈妈——阿尔切莫夫娜，阿尔切莫夫娜……那位中国战士大概也只记得这个称呼。
毫无疑问，娜杰日达·阿尔切莫夫娜·霍赫洛娃就是救过那位中国战士的“俄罗斯妈妈”。她活了八十六岁，前几年才去世。
[1] 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约等于16.38公斤。——译者注
[2] 郭特村的人们认为，掩护中国志愿兵，帮助他们逃出白眶的毒手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他们认为这样对待中国人才是以德报德。一位格罗兹内的老居民，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格列奇金对我们说：一九一八年八月，哥萨克白匪曾因此以枪毙威胁过郭特村的村民。为了保护这个切禅族的山村，红军从格罗兹内调了几门大炮到那儿去（格列奇金当时就在那个炮兵连里服务）。一个约一百五十人的中国连曾担任掩护工作。
当地的切禅族支队，俄罗斯的炮兵和中国志愿兵一起作战，迫使哥萨克白匪从山村撒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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