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19．撤退前夕
一九一八年年底，在高加索刮着猛烈的暴风雪，响着隆隆的炮声，还有伤寒病人发出的呓语。第十一军撤退了。“恐怕，这是所有红军部队中处境最困难的一个部队，”阿·伊·叶果洛夫后来谈到这次撤退时写道：“当时的十一军无论在战略上或是战术上都处于最不利的境地。既没有供应充足的后勤部队，也没有占有交通线和交通工具，更不能作出任何安全的保证，而这些都是作战的基本条件……[1]
包清山对曾经保卫了弗拉季高加索以后由于连续作战而疲倦不堪的士兵说：“鼓起精神来，我们的任务是帮助红军团队往草原撤退。我们也要跟着他们]撤到阿斯特拉罕去，到那里找老基同志。”
包清山像全体中国战士一样地称呼基洛夫。李振东和常杨清的回忆帮助我们明确了那些艰苦的日子里的情形。当时营长对战士们说，基洛夫打算运送武器到捷列克来，但是道路给切断了，运不到。现在他带着这些列宁送来的武器在阿斯特拉罕等大家。他们到了那儿以后一切就都好啦，可以领到新的制服；谁需要换步枪就可以换；子弹多得很，可以把子弹袋装得鼓鼓的。而且还可以休息一下，好好吃一吃，暖和暖和。阿斯特拉罕在这方面是个理想的城市，要想另找一个这样的城市可不是容易的。
战士们坚定地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斯枯罗的凶猛的哥萨克骑兵连向我们轮番冲击，我们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敌人却不能前进一步。这样坚持好几天，直到军司令部下令：中国营向基兹里亚尔撤退。
于是出现了安置伤员的问题。其中最困难的是中国伤员的问题。切禅人和印古什人的士兵很容易在山村中安顿下来。山民们不会把他们交给白匪的。俄罗斯伤员也可以安排。但是中国人怎么办呢？可以把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但是任何一个白匪一眼就可以认出中国人来，这样他必然会遭到杀害。邓尼金有命令，不论由于什么原因滞留在白匪后方的任何中国人都要交付野战军事法庭审判。当时《真理报》上的文章写道：“白匪抓到他们，强迫他们给自己掘好坟墓，然后将他们枪毙。"[2]
邓尼金匪徒有时也采取别的方式。在格罗兹内的一个哥萨克镇里，村长巴宾科就杀了两个中国俘虏，并且将他们的头插在木桩上，竖在自己的门口。
当放弃捷列克的命令下来之后，对于首先必须撤退中国伤员的问题，没有一个人有丝毫的怀疑。当然，不是向草原撤退。通过冬天的草原，对他们来说就等于死亡。
指挥员集合起来开会了。
加宝·卡尔山诺夫记得在这次会上大家谈了些什么，而且也记得以后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领导游击队的尼古拉·吉卡罗在这次会议上对包清山说：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你的伤员交给我们。我们把他们带进山里，在那儿设法给他们治疗。”
包清山耸了耸肩膀。将伤员送入山里需要马匹。可是，哪有马！在游击队里，甚至像谢里波夫连队和卡尔山诺夫骑兵连的骑手们也常常没有马。加宝后来常常看见，一个山区的士兵在战斗中丢失了马以后是怎样地难过。没有马，这对一个骑兵战士来说是最大的不幸，那就是说他必须徒步作战！……
中国营营长不能想象山区的士兵们会把自己的马让给别的人。可是事实却偏是这样。吉卡罗和谢里波夫商谈了一下，后者就将自己的骑兵游击队员集合起来。
在群山环绕的绿色草地上，聚集着一群骑士。谢里波夫对他们说，中国的劳工们为了生计远离祖国来到这里，他们在这儿和在祖国一样受到无情的剥削。他们热情地迎接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真心诚意地挺身保卫这个革命。
“你们在郭特，在格罗兹内，在弗拉季高加索也都亲眼看见了，”他说，“中国志愿兵为了我们的事业是怎样英勇战斗的。现在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在军医院里躺着二十六个中国伤员，他们应当送进山里去。可是没有马却不行。所以我来问你们：我们用什么来回答中国伤员兄弟？我们中间能不能找出二十六个愿意把自己的马让给中国兄弟的人？”
阿斯兰别克的马队矫健地挺立着；山区战士的骏马不耐烦地挪动着蹄子，摇动笼头，甩着尾巴。草地上一片寂静。战士们好像有些犹豫。但是突然一个、两个、三个……下了马，把自己的马缰递给谢里波夫：
“把我的马牵去，阿斯兰别克，”一个声音说，“交给包清山，让他的战士骑。我的马走得稳极了，骑在上面就仿佛躺在摇篮里一样，对伤员最适合。”
“这是我的马，阿斯兰别克，”另一个说，“让它去救中国同志的生命。”
“我的马也牵去，阿斯兰别克！……”
“还有我的……”
第二天，在包清山的士兵住的那个医院门口拴着二十六匹马，一匹匹都刷得干干净净，马鬃梳得整整齐齐，背上都备有专门运送伤员的马鞍。
中国伤员撤退到山里去了。其中的几个途经郭特村，就是“俄罗斯妈妈”——娜杰日达·阿尔切莫夫娜·霍赫洛娃将被她救护的那位中国战士送去的那个地方。在这个好客的山村里，不只有十几个中国志愿兵，还有几百个红军伤病员、党的工作者、游击队员。
在格罗兹内档案馆内，我们找到了一份文件，证明占领了格罗兹内的白匪将军夏吉洛夫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他向郭特村村民发出了一封最后通牒：红军战士中的非山地居民应全部交出，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和中国人。给予二十四小时作考虑，逾期不交，必将全村老小斩尽杀绝。
山民们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可考虑的。我们的回答只有一个：‘不交！’”
黎明时分，哥萨克白匪开始向郭特村进攻，但是郭特村得到了临近山村的支援。所有的切禅入都动员起来了。这就是白匪战报中所谓“地区性的警察行动”的郭特村的战斗，而这个战斗却变成了一场大战。结果白匪吃了个大败仗。夏吉洛夫将军吃了第一次败仗后，在给山民的信中不得不这样写道：
今天我对郭特村发动了进攻，以便抓出潜藏在那里的布尔什维克，并消灭那儿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但是，附近的山村全都起来反对我，并从四面八方向我进攻……
如果切禅人不愿回心转意，如果郭特村的居民不派代表来接受我的条件，交出布尔什维克等等，那么，我将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镇压一切抵抗。
白匪将军什么也没有等到。切禅人既没有派去代表，也没有接受他的条件。整整四天，郭特村和附近山村的居民，用步枪和猎枪抵抗了白匪正规部队的进攻；整整四天，他们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们为一个思想所鼓舞，要保护那些情同手足的人们。
切禅人地区的战斗直到郭特村人所收容的人们全部被转移到山里以后才停止。
包清山营离开了弗拉季高加索之后；参加了捷列克车站的战斗。这是我们从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戈比达什维里所写的回忆录中得知的，这份回忆录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省委档案馆寄来的。
戈比达什维里谈到了第十一军司令员列万多夫斯基在捷列克车站上召开的红军大会上讲的话。
司令员号召要不惜任何代价阻止白匪的进攻，以便救出伤病员。
“列万多夫斯基宣布，”戈比达什维里写道，“列宁团和中国战士一定会来帮助我们，他们有很好的武器和装备。夜里，增援部队果然来到了。列宁团在右翼，中国士兵在战线的中央。他们坚守阵地，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中国战士在弹药用完后，便带上伤员向基兹里亚尔撤退，然后在那里和第十一军一同撤退到阿斯特拉罕去。”
当包清山营在保卫捷列克车站的时候，一个印古什人的小村落多拉科沃正在和敌人继续进行着殊死的、力量悬殊的战斗。多拉科沃战斗在北高加索的国内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在北沃舍梯基洛夫和奥尔忠尼启则陈列馆中和格罗兹内地志博物馆中保存着不少关于多拉科沃防御战的材料。那儿有回忆录、照片册以及许多档案文件。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在参加保卫多拉科沃的战斗中，有弗拉季高加索红军指挥员学校的学员，格罗兹内工人自卫队以及这个英雄村庄的全体男女老少居民们。
我们打算在这些博物馆里寻找有关中国士兵参加这次战斗的资料，但是没有找到。人们也许会因此认为中国战士不曾参加多拉科沃的保卫战。
事实并非如此。这个谜是由库尔曼·科齐辽夫揭开的。四十年前，他是弗拉季高加索红军指挥员学校的学员，参加过多拉科沃的保卫战，他听说有人来搜集有关中国战士的材料，就亲自来找我们。
库尔曼·科齐辽夫登上旅馆的三层楼并不容易。他歇了一口气，说道：
“你们要写中国战士的书吗？大概，我的话也可以写进去。我要说的是关于多拉科沃。那儿没有几个中国人。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十二个，也可能是十五个。不过，反正得写进去，因为他们都是英雄。打起仗来一个顶十个。”
库尔曼·科齐辽夫对我们谈的中国士兵参加这个印古什村保卫战的事并不多。他只记得他们参加了战斗，打得非常英勇；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和他们谈过话。但是，他讲出了多拉科沃保卫战参加者的互助精神与忘我的英雄主义。因此，值得在这里谈谈。
多拉科沃的保卫者团结得非常紧密。这儿有俄罗斯人、印古什人、沃舍梯人、格鲁吉亚人、中国人——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彼此是兄弟。
建立这种兄弟关系还要举行古老的印古什人的仪式。这个仪式在所有的战士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仪式是这样的：所有携带武器的人都集合在广场上，宣誓保卫多拉科沃，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随后，最年长的战士，一个白发苍苍的八十岁的山民将一个盛满奶的大杯子高举在头顶上。他首先喝一口，然后将它递给旁边的一个格罗兹内工人，接着又传给一个沃舍梯战士，再传给一个中国志愿兵，就这样一个个地轮下去。每一个人都尝了这个杯子中的奶，大家便成了兄弟。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和第十一军一起撤退，他留在捷列克了，以便和山民们一起继续战斗。他在举行了结盟仪式的第二天来到多拉科沃。当人们将这件事告诉他之后，他请求将战士们喝过奶的杯子拿来，他自己也喝了奶。特命人民委员和印古什村的保卫者结成了兄弟。
后来，当他巡视战壕的时候，他对战士们说：“兄弟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让敌人知道，苏维埃的多拉科沃到底是怎么个样子。”
当他在匆匆掘成的战壕中看见了几个中国士兵时，他感到很惊奇，高兴地大声说：
“你们好，中国兄弟！”他握了中国士兵的手，然后转身向陪伴他的一个山民温厚地说：
“听你说，仿佛中国士兵全都撤退到阿斯特拉罕去了，在印古什的土地上一个中国人也没有了。”
中国人中间有一个年轻战士比别的中国士兵的俄语说得好，科齐辽夫记得，多拉科沃的人都叫他做谢尼亚。谢尼亚听了特命人民委员的话，就对他说：
“大队长（他叫奥尔忠尼启则‘大队长’），我说，哪儿需要，中国人就到哪儿去，需要谁去阿斯特拉罕，谁就去阿斯特拉罕，需要谁留在这儿，谁就留在这儿。这个村子不是叫多拉科沃吗？多拉科沃现在对我来说就是故乡。”
“为什么？”谢尔戈问。
“因为昨天俄罗斯人、切禅人、印古什人、中国人在这里一同喝了奶，发了誓，结成了兄弟。一个兄弟的家，也就是其余兄弟的家。”
“那么说，多拉科沃就是你的家了？”
“当然。”谢尼亚点了点头。
“你愿坚决保卫它吗？”
“正是这样！”这位年轻的红军战士紧紧地握住两个拳头。
后来，激烈的多拉科沃保卫战证实了中国战士说的话。
多拉科沃的保卫者坚守了整整十二天。格奥尔吉·扎马塔耶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很详细。这份回忆材料现在保存在基洛夫和奧尔忠尼启则陈列馆里。
“在他们将要牺牲的时候，他们明明知道一点胜利的希望也没有了，但他们却深深地懂得，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两天内不让白匪向前推进，挡住他们的道路。”
年轻的中国战士谢尼亚和其他中国红军士兵，全体在多拉科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 见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东方曙光》报。——原注
[2] 见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五日《真理报》二二二期。——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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