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0．冬天，草原，阿斯特拉罕
第十一军的供应来源被切断了，又受到邓尼金的钳形夹攻。战士们忍受着各种艰难困苦：脚上无鞋无袜，身上褴褛不堪，饿着肚子，有的还害着伤寒病。就这样向大草原进军。这不是百花盛开、芳草如茵、空气中弥漫着花香的春天的草原；也不是赤日炎炎、百草被炙烤得枯黄的夏季草原；也不是酷暑消退后初受雨水滋润而苏醒过来的秋天的草原；而是北风刺骨、大雪飞舞、天寒地冻、茫茫无路、饿了没得吃，累了没处歇的冬天的草原。
凄凉的灰暗的天空，无精打采，愁眉不展的队伍，载着冻伤的、衰弱无力的、患伤寒的伤病员的载重车队一眼望不到头。包清山的士兵们走在缓缓越过大草原的人流的末尾。其中就有我们认识的常杨清。
起初，当行军休息的时候，战士们总是久久地围坐在篝火旁边，回忆着遥远的故乡，讲述着他们参加过的战斗。
可是，部队越走进草原深处，篝火旁的闲谈就越来越少了。不久，就连篝火也几乎烧不起来了：柴火不够。寒风像针一般刺彻骨髓，双脚深深地陷在混着干雪的泥沙中。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了。每到早晨，医疗车上的温度表就指在零下十五度、零下二十度和零下二十五度上。人们开始用死马肉来充饥。破烂的军大衣也御不住严寒。他们的体力日益衰弱，连迈步都困难了。
但是必须走。于是，战士们彼此搀扶着，朝目的地前进。
在这冰封千里的荒野里，极目四望，看不到一户人家。人们走了一天之后，就倒在冻得梆硬的地上，彼此紧紧地挤在一起，用军大衣盖住头，以伙伴的背脊和自己呼出的气息来取暖，昏昏沉沉地打起盹儿来。每天早晨，当起床号吹响的时候，地上都要留下几个生病的红军战士。人们把他们抬到装满了伤寒病员的医疗车上。因病离开行列的同志的武器都交给载重车队。
可是，载重车队也开始停止收枪了：无处可放，也没有马匹来驮运。
部队就这样走了一个月。饥饿、寒冷和疾病使得死亡率大大增加了。部队越过草原的道路已经不是以篝火的余烬作为标记，而是以那些安息在旷野里的人们的坟堆作为标记了。他们的武器就搁在坟堆旁边。
战士们一看到这些积满了白雪和泥沙的步枪和机枪，他们的心就抽紧了。那些自顾不暇的人，不忍回头地从坟堆旁走了过去；还有一点余力的人，就放慢了脚步，拾起了那无主的武器。
俄国人这样做，中国人也是这样做。包清山的士兵们把拾来的武器放在一辆两轮马车上，自己拉着车子走，每隔半个钟头换一次班。为了拉起来方便，他们除了在前面加了一对辕杆外，又在后面加了两根。这样，车前车后的人就能够平均分担车子的负荷了。在车前掌辕的那部分士兵一齐用力拉车，在车后掌辕的那部分士兵也同心协力地往前推车。
战士们不仅只把牺牲了的同志的武器带走。曾经告诉过我们“四眼政委”姓名的叶卡杰林娜·库兹明尼奇娜·切尔宁柯，在另一封信中给我们叙述了她对这次越过大草原的英勇进军的回忆。
“在中国营里”，她写道，“有八百个中国人和二十个俄国人。我和娜杰日达·米哈依洛夫娜·庚费尔那时是营里的医务工作者。不同民族的人们被一个共同愿望团结在一起——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中国人和俄国人相处得非常和睦，就像亲兄弟一样。在向阿斯特拉罕进军的艰苦的行军途中，护士娜杰日达·庚费尔染上了斑疹伤寒。没有运输工具，于是，中国士兵就用自己的军大衣做了一副担架，抬着她走了几十公里。”
他们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走着。
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常杨清听见了包清山和连长刘法亮之间的一段谈话。营长问：“连里有多少武器。”
“两轮马车上的步枪堆满了，”刘法亮答道，“机枪么，目前有十挺。”
“连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机枪。”营长说，“多余的武器到阿斯特拉罕以后得上缴。”
这时，坐在旁边的战士们听到两位指挥员的谈话，忍不住插嘴了。他们说，在草原上拾的那些武器总归是拣来的，希望司令部把机关枪永远留给他们。
包清山不懂他们的意思。
“‘永远’——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战士们回答他说：
“包同志，我们是这么想的。俄国的内战一结束，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回老家去，我们在老家也需要武器。步枪么——那就算啦，不要也行，那儿可以弄得到，机枪我们可得随身带走。在中国，机枪对我们非常有用。”
这是行军的第二十九天。冰冷的寒风仍旧卷起一阵阵沙子和像沙子一样的干雪，狠狠扑打在战士们的脸上，阻碍着战士们前进；破旧的、磨薄了的、在行军的篝火旁烤坏了的军大衣的长摆仍旧那么拂打着双脚，仿佛在协助严寒透入骨髓似的；饥饿折磨得人们头昏眼花，步枪压痛了双肩，破靴子磨得双脚血淋淋；日益衰弱的身体越来越直不起腰杆。所有的一切，都和四星期来这段草原行军的漫长的日子里的情形一模一样，可是今天不知为什么，人们显得分外精神，脚步稳健了，甚至还有人讲起了笑话，发出笑声。
“杨迪柯夫卡”。人人嘴里都念叨着这个词儿。这个词的音调听起来像音乐一样。行军快结束了，难以忍受的艰苦快到头了，不久，再过几个钟头，前面就会出现杨迪柯夫卡村——去阿斯特拉罕的大道上的第一个大村庄。
“杨——迪——吉！”中国战士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反复念着这个词，还竖起了大拇指表示高兴：“顶好！顶好！好极了！”
在这片死气沉沉、丘陵起伏的荒野上，出现了一座高耸的钟楼，一片无叶的光秃秃的树木，和铺着薄木板的斜屋顶以及长脖子的汲水吊杆。
包清山走在减员严重的队伍前头。看到村子的时候，他命令旗手打起旗帜，副旗手们各就各位。全体战士都振作起精神来，迈着整齐的步伐朝村里走去。
他们就这样走进了杨迪柯失卡。在村口的井旁，战士们看见一辆破旧不堪的带篷汽车。高耸的座位使得这辆汽车看来很像一辆卸去了马匹的轿式马车。
基洛夫就站在这辆汽车上：不高的个子，乌黑的、奕奕有神、充满鼓舞力的眼睛，宽阔的额头和严峻的、意志坚强的下颌。他凝视着并渐渐走近中国志愿兵。在这胜利会师的时刻，他的眼中流露出悲喜交集的神情。
是的，包清山和他的士兵们在弗拉季高加索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看着他们，就可以了解到，部队这次冬季行军取得的胜利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一副副须发丛生的、疲惫不堪的面容；缠在冻坏了的手脚上的肮脏的绷带；变成了缕缕破布的衣裳——这支人数不多、已经筋疲力尽、饿得四肢无力的队伍，和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在一次隆重的大会上授予他们营旗的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红军战士们是多么不同啊！
看到这面穿过战火，越过冰天雪地和荒无人烟的草原的旗帜，看到英勇地高举着这面旗帜的人们，基洛夫的脸上泛起了若有所思的微笑。也许，就在那一刹那，基洛夫回忆起了遥远的托姆斯克，回忆起了动荡的一九〇五年，回忆起了他所经历的第一次战斗的洗礼和他抢救的红旗。
那时他还非常年轻，他参加了以工人队伍为首的示威游行。工人队伍担任”了保卫旗手约瑟弗·科诺诺夫的任务。但是，没有能够保卫住。警察和哥萨克袭击了游行队伍。冲突发生了，哥萨克挥动马刀朝基洛夫背上砍去，但却把约瑟弗砍死了。
当哥萨克发动攻击的时候，科诺诺夫赶忙把红旗藏在怀里。这一切，基洛夫都看到了。夜里，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爬过警察的警戒线，来到了停尸房，找到了亲爱的同志的尸体，把这面染满了烈士鲜血的红旗找回来了。
现在，这面红旗已经紧握在无数坚强的人手里——这是工人的旗帜。它骄傲地飘扬在祖国大地的上空。
基洛夫打量着走到他跟前的这些士兵。他们虽然疲惫不堪，但仍然保持着军人的姿态；许多人实在虚弱已极，眼看就要倒下去，可是他们都背着枪。甚至不是一人背一支，有人背两支，有人背三支……可不是么，在弗拉季高加索的时候，营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武器！
战士们瞧见基洛夫了。这消息像一阵风似的吹遍了所有的队伍。
“老基！……老基！……”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笑了，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齿。他打了个手势，叫大家站住。他下了汽车，紧紧地拥抱着包清山。中国红军战士们围住基洛夫，和他一一握手。
“老基！老基！”战士们激动地对他欢呼着，在他们的心目中，基洛夫是他们的朋友，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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