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六章 傅里叶和傅里叶主义
圣西门和傅立叶虽然都被推许为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但是就他们所主张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而言，差异极大。圣西门倾向于纵观全局，在他的全部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统一的观念。他采用的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应用的范围是整个世界。他认为即将来临的工业时代，是以人类知识的发展与统一为基础的人类进化伟大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与此相反，傅立叶考虑问题往往从个人出发，从个人的爱憎好恶、追求幸福，能从创造活动中得到乐趣以及易于厌倦等倾向出发。在傅立叶看来，人的根本需要还不仅仅在于使劳动的结果有益于人类，而且还在于把维持人类所必需的劳动本身变得愉快而引人入胜。同时，还必须创造各种手段使人们——更确切地说，使家庭——能共同过社群生活，而社群的组织方式则应能适合各个成员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爱好。圣西门和他的信徒总是拟订规模宏大的计划，强调高产量和有效率的生产，强调大规模的组织，全面的规划和充分利用科学与技术知识等等。而傅立叶对科学技术则毫不感兴趣，他厌恶大规模生产、机械化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中化。他相信，最能满足普通人的实际需求的社会组织是小规模的公社。圣西门的许多最热诚的信徒都是综合技术学校的学生和校友，而傅立叶的信徒则大都鄙薄大规模工业的最新发展而笃信简朴生活之可取，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
傅立叶本人对以安凡丹为首时期的圣西门信徒极其轻视。他谈到他们时曾经这样说过：“上星期日，我参加了圣西门派的礼拜仪式。这些扮演圣职的家伙居然能够左右这么多的信从者，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他们的教义使人无法接受，他们都是些令人耸肩侧目的怪物。不妨想一想：十九世纪的今天，竟然要求废除财产权和继承权！”（摘自傅立叶1831年写的一封信）。傅立叶认为他懂得怎样解决财产问题而无需废除财产权和继承权。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天赋的权利，也符合人类本性根深蒂固的愿望。
弗朗斯瓦-玛丽-沙尔·傅立叶（1772—1837年），出生于贝桑松的一个中产商人家庭，傅立叶的家庭在大革命时期丧失了大部分财产。因此，他不得不当店员并四处经商以谋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著述。他的一套思想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前辈著作家的影响；他从分析人性，尤其是从分析影响人类幸福的各种情欲出发。他的基本理论是：一个合理的社会组织不应当建筑在压制人类自然欲望的基础上，而应当以一种足以导致和谐和避免倾轧的方式来设法满足这些欲望。有些伦理学家以理性同情欲相对立这一概念作为立论的基础，或者是把社会组织看作是迫使人勉强为善的工具，凡是持这种观点的，傅立叶都表示反对。他认为人性实质上不会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变化，从而否定了许多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欧文和葛德文）的学说，这些人认为环境几乎可以把人的性格塑造成任何形态。这并不是说傅立叶不像他们那样强调环境在创造或破坏人类幸福方面的重要性，不，绝不是那样。但是，在他看来，问题在于应该创立那种适合而不是企图改变人类固有本性的社会环境。
傅立叶认为，就事物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浪费在做某事或制某物上，而这些事和物不但不能使他们获致幸福，反而使他们感到厌倦，或者是只能满足虚幻的需求。而当所制之物确能满足实际需要时，其供应方式则又是极其浪费的。在竞争中，尤其是在傅立叶最了解的分配过程中所浪费的劳动，更使他惊讶不已。他希望人们取消这一切浪费生命的买卖过程，设法以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只生产和消费人们真正感到称心如意的东西。傅立叶绝不是苦行主义者，而是希望人人都能过美好的生活。根据他的人性学说，他承认追求快乐是完全正当的旨趣。就傅立叶本人来说，他是非常爱好精美的饮食的；我们将谈到，这一点对他学说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人们既然喜欢口腹之乐，自然也就会认为从事一切能获致这种乐趣的工作也是一种享受，例如种植和制备精美可口的食物或饮料就是这样的工作。他对衣着和住所很少注意，只要足够温暖和不虑风雨就行了。因此，在对待工业生产这一问题上，他的主导思想是：住宅，衣着和家具之类的东西应该坚固耐用，手工精致，无需经常更换，从而避免把本来可以过得更加愉快的时光消耗在讨厌的劳动上。他憎恨粗劣的商品，因为制造起来既没有乐趣，又浪费人力。他认为商品之所以这样快就损坏，主要是因为在竞争制度下，制造者希望它们很快就损坏，以保证持续不断的需求。如果制造出来的商品精美到制造者和使用者都感到满意的程度，就自然能经久耐用。因此，他看不到有雇用大量人力进行工业生产的必要，人们可以把大部分劳动时间更好地用来生产和制备令人愉快的饮食。
在傅立叶看来，人类的主要事务是经营农业，而他心目中的农业主要只是园艺活动和小规模的家畜家禽饲养工作。傅立叶所向往的是一种主要利用熟练劳动力从事各种单一产品生产的高度集约的耕作体系。他不大考虑主要作物和用以交换的产品的生产。他希望他理想中的公社生产本身所食用的精美食物——特别是水果和蔬菜。他本人就非常爱吃凉拌菜。他相信这种集约耕作制能够生产出大量食物，足够所有生产者（包括那些不从事耕作的劳动者）的食用。
傅立叶学说的一个主要部分是：任何劳动者都不应该只从事一种工作。他认为，人人都应该从事多种工作，而且每一种工作都不应当持续过久。每个居民的日常工作应该不断变换，以避免单调的工作使人产生厌烦之感。他们可以在提供他们挑选的多种工作中自由选择工作，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愿参加各种专业小组——他称之为“谢利叶”。正是因为工作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而且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同时他们又完全明白劳动果实归自己享用，所以他们会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在傅立叶看来，提供多种多样的工作任人选择是符合爱好多样化的人类本性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以志愿为原则的社会中，“肮脏的工作”由谁来干呢？这是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经常碰到的问题。傅立叶自有其答案。他说，只要看一看儿童游戏的情况，就会明白儿童都喜欢摆弄脏东西，并且天生有“成群结队”的倾向。既然如此，只要承认这种自然倾向，让儿童自由地结成一伙，然后把虽经适当安排而仍然无法避免的肮脏工作交给这些儿童队去做就行了，难道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吗？不让儿童成群结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是天生的欲望；正确的途径是引导他们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工作。
傅立叶的教育观同上述看法是不可分割的。他主张让儿童按照他们的自然倾向发展，让他们以一种多面手的学徒身份自由地跟随长辈学习各种技能。在这方面，傅立叶是现代教育思想——特别是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位重要先驱者。他认为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实践，诱导儿童产生学习要求的方法就是给他们实践的机会。他说，给儿童以选择的自由，他们就会相当容易地学到那些他们天生喜欢的知识。他认为，儿童具有制作东西和模仿长者行动的天然爱好，而这种爱好就为推行正确的生活技能教育提供了天然基础。
傅立叶的上述各种论点都以他对人性所作的基本分析为基础，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种分析。他自以为已经发现了一条使人们的各种倾向各得其所的完全实用的法则，并且着手设计一种同这一法则相符合的社会组织。他所设计的公社在规模和结构上都满足这样的要求：既不过大，也不过小，让每个社员恰好都有选择工作的余地。他想象中的公社的理想人数约为1600人，耕种5000英亩左右的土地。这些数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把人数增加到1800人。在他看来，这个数字适足以使人们的各种不同的性格和爱好各得其所，从而可以保证自由选择的原则不致造成不同工种之间劳力分配的不平衡。这种规模的公社也将使成员有足够的选择范围，从而使意气相投的人和睦结合，避免性情不合的人由于日常接触过多而发生冲突。
傅立叶所设计的公社叫做“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s”），这个名词衍生自希腊文的“Phalanx”（密集队）。这些公社都将拥有一座巨大的公共建筑物或建筑群，拥有一切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公社教养幼儿的托儿所(creches)。但是，公社居民的共同生活完全是出于自愿的。每个家庭都将有自己的一套住所，并将按照自己的愿望或是独家过日子，或是利用公共食堂和公共厅室。公社成员住所的大小并不相等，占用这些住所的人的收入也不一样。住所将适应不同的爱好、需要和收入水平。傅立叶并不主张经济上的绝对平等，也不反对资本所有者不劳而获的收入。恰恰相反，他准备付给有技术，负责任和有管理才能的人以特殊报酬，也准备向投资发展“法伦斯泰尔”的人支付利息。事实上，他设想人人都成为拥有大小不等的股本的投资者。
关于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问题，傅立叶也自有一套理论。他在早期著作中曾提出以总产值的5/12作为普通劳动的报酬，4/12作为投资的利息，3/12作为特殊才能的酬劳——包括付给经营管理者的酬劳。他有时又改变这种比例，提出以总产值的一半作为普通劳动的报酬，特殊才能的报酬只占2/12，支付投资利息的4/12则保持不变。然而，傅立叶也确实看到了听任不劳而获的收入无限制积累的危险，因而提议按照个人财产的多寡定出不同的资本报酬率，借以限制不劳而获的积累。这样，当一个人增加投资时，他从每一份额外增加的股本中得到的收入就递次减少。实质上，这同对不劳而获的收入课征累进税完全相同，而且傅立叶心目中的累进率是很高的。
法伦斯泰尔并不是由国家或任何公共机构出资创办，而是依靠人们自愿组合。傅立叶经常向资本家呼吁，希望他们了解他的理想制度的美妙之处，了解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欢乐愉快，从而慷慨解囊，为妥善建立公社提供所需的资金。他刊登广告征求愿意出资创办公社的资本家，并请他们光临一家饭店同他商谈；若干年中，他一直在这家饭店单独进餐，虚席以待他所期望的客人，可是却始终无人光临。只是在他死后，而且主要是在美国以及（令人奇怪的是）俄国、罗马尼亚和西班牙，才有信徒愿意拿出金钱和生命来从事这一冒险事业。
由于傅立叶提出股本应按不同利率获得股息，并且希望每个劳动者都拥有资本，这就使他的学说远远不是像第一眼那样具有不平等的色彩。但是傅立叶从不主张绝对平等，认为这同人的天性不相符。在他看来，人天生就具有一种按劳取酬的愿望，违反这种愿望行事既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傅立叶始终坚信他的主张既同人的天性相一致，也符合上帝傅立叶的意志。他认为人类之有情欲完全是上帝的创造；因此，这些情欲也一定同人类共始终。此外，上帝是这样安排事物的：人类的各种各样好恶实际上正是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社会哲学家只要研究人类好恶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就能计算出一个公社究竟要多大规模才能胜任愉快地分配必要的工作而又使人人都能毫不受限制地循其所好。傅立叶就这样继承了十八世纪的一种癖好，喜欢论证上帝跟人类本性的一致，至少是喜欢论证人性具有受上帝意志激励和指导的属性。他也甚至把这一观点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找到正当的出路并提供这种出路，人类的一切自然欲望实际上都可以为美好的生活作出贡献。他实际上是“升华”说的头一名鼓吹者，而且以包罗最广的形式鼓吹它。
傅立叶的著作中有许多异想天开的东西——他的后期著作更不乏显然荒唐的内容。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那些荒诞无稽的想法，因为它也同傅立叶学说并无实质上的联系。“魔狮”[1]和柠檬汁海洋同法伦斯泰尔制度的优缺点毫不相干；这些无稽之谈在他的大多数著作中也并不多见。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傅立叶晚年流于想入非非就对他的全部理论一笑置之，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无疑是一个严肃的社会思想家，不仅对社会主义和合作主义思想作出了具有永久价值的贡献，而且对劳动、劳动的刺激因素以及与此有关的人类关系等全部问题的解决，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傅立叶的基本理论是以一条心理学法则为依据的协作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相信他已经发现了一条社会“引力”定律，这是对牛顿所发现的物质世界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的补充。他认为上帝创造人类就是为了使他们具有一种社会秩序，使他们能够按照一种符合上帝意志的“神意安排”而生活。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就是要发现这种神意安排，并按照这种安排行动。傅立叶断言，在行星系跟人类世界之间有共同之处，人的一切情欲就像星辰一样，在人类生活的体系中各有自己的位置。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即使是一向被目为邪恶的人类情欲实质上也是良好的；只要导之有方，让情欲脱离使之堕落的不良社会组织，就能用来造福人类。在傅立叶看来，社会组织之所以不良，是因为没有得到平衡和调整，以致不能为人提供满足其基本心理需求的无害机会。因此，必须加以改变的不是人的天性而是人的环境，而改变之道则在于使社会组织符合“协作”的原理。
傅立叶的学说是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的：只要组织安排适当，大多数必要的劳动都可以变得引人入胜，不需要也不应该让任何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任何工作。在法伦斯泰尔中，一切工作都将由劳动者组成的小组或“谢利叶”根据自愿原则共同分担；“谢利叶”会自然而然地开展竞赛，把工作做好。当然，他并不相信任何一种劳动都能变得吸引人，即使劳动时间很短也是这样。他所坚信的，是那些本质上令人厌恶的劳动大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所包含的不愉快成分远远大于产值。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主张取消不必要的消费，把衣着器物之类都制造得经久耐用，借以减少制造过程中的劳动量。他相信妇女也像男人一样天生地能从劳动中得到乐趣，因而希望妇女也同男人一样有选择工作的自由。事实上，在他所向往的新社会中，男女之间将完全平等。
傅立叶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在提出具体的革新建议时极为谨慎，这同他幻想未来时的大胆作风恰恰形成了对照。他并没有要求国家或任何政治团体来建立他的新制度，虽然他认为在他的新制度建立以后，就会产生一个由各个法伦斯泰尔联合组成的松散的联邦机构，这个联邦机构由一个他叫做“奥姆尼阿克”(Omniarch)的负责统筹工作的总裁担任领导。如果不能直接建立法伦斯泰尔的话，他还提出了一种过渡的组织形式——也就是他所说的“保障制”；这是一种经过修正的公社生活方式，可以由个别愿意一试的资本家着手建立。戈丁[2]在古玆创办的著名的“法米利斯泰尔”就是受傅立叶思想的启发，也是把傅立叶所说的“保障制”付诸实践的一个突出例证，许多人访问过“法米利斯泰尔”，并且常常谈到它。傅立叶之所以愿意推荐这种过渡性组织，是由于他考虑到人们也许不可能一下子就摆脱他们长期所受的腐化影响。
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傅立叶本人就希望富翁会慨然莅临，帮助他创办法伦斯泰尔。他有时也向君王呼吁，可是从来没有求助于民治政府、劳苦大众或革命。他也像欧文一样，是一个公社缔造者，相信只要能使人们倾听他的话，只要他不厌其烦地向他们反复进行解说，就能够证明他的计划是无往而不胜的。
在将近30年的时期内，傅立叶写出了一卷又一卷内容基本雷同的著作，再三申述他的理论，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出版于1808年，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其他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反复说明和发挥的始终是相同的理论，但所用的语汇却经常改变。因此，有许多后来出现在社会主义理论词汇的用语都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从傅立叶的著作中找到来源。他后期最重要的著作是：《论家庭农业的协作》，后来改名为《关于普遍和谐的理论》（1822年）：《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9年）和《虚伪的工业》（1835—1836年）。
傅立叶使用的术语真是变化多端。他在早期著作中把自己的全部理想制度有时称为“和谐”或“和谐制”，有时称为“协作”，有时称为“合作社团”，有时又称为“连锁组合”。后来，他在谈到这种制度时又把它叫做“综合单位”或“统一制”，偶尔也叫做“集体制”。他把这种制度的过渡性组织有时称为“保障制”，有时又称为“社团制”；而且这两个名词有时还指接近他理想制度的全部内容的两个不同阶段。此外，他还使用“Mutualisme”和“Mutuellisme”这两个名词来表示一个大致相同的意义——互助制。他把自己的理想公社称为“法朗吉”和“法伦斯泰尔”，前者主要指人们的团体，后者则是指这种团体的住所，“谢利叶”主要是指从事同一种工作的劳动者协作小组。
同样，傅立叶信徒的自称和别人对他们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有“法朗吉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合作学派”、“人性主义者”、“人性论者”、“融洽主义者”、“协作主义者”、“谢利叶主义者”、“谢利叶谬论拥护者”等等。在英国，傅立叶派的领袖休·多赫尔蒂称傅立叶主义为“联谊论”，又把它叫做“普遍主义”、“教化主义”、“法伦斯泰尔主义”或“连锁主义”。在美国，傅立叶主义常被称为“协作主义”、“融洽主义”或“谢利叶主义”；但是，最常见的名词则是“法朗克斯”。有时候，它也被称为“集体主义”，而“互助主义”则是一个总称，并不限于傅立叶的过渡性建议。这里列举的一大堆名词，并没有把用来称呼傅立叶主义的各种不同名称包罗无遗。除去“傅立叶主义”以外，最常用的名称也许就是，“协作主义”、“和谐主义”以及它们的衍生词了。
直到傅立叶晚年，他的信徒也是寥寥可数的。不过，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便有一小群人追随他的左右，并且同圣西门主义者展开激烈的争论。1830年法国革命以后，傅立叶和圣西门的信徒都大大增多，两个“学派”彼此相轻，敌意很深。傅立叶谴责圣西门主义者剽窃他的观点而又不认帐。圣西门派则反唇相讥，说他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者，完全不理解知识的进展或科学的使命。不久以后，傅立叶主义开始在国外产生了某些影响。在德国，它被当作法国新兴的社会思潮的一个变种来研究。它也传播到英国，而其追随者也就势所必然地同欧文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发生对抗，虽然这两种学说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欧文派和傅立叶派都标榜自己学说的优点，并为此而争论不休，但又时常发现彼此在反对共同的对手方面是互相一致的。有时候，傅立叶信徒说欧文窃取了他们老师的观点，因为傅立叶的观点见之于书刊的时间早于欧文；不过并没有事实证明欧文在发表自己的主要著作以前曾经听说过傅立叶。然而。我认为，傅立叶派的观点确曾对后期的欧文主义——特别是欧文在奎因伍德所办的事业——发生过某种影响，虽然这些观点同欧文早期的“合作村”计划毫无关系。
在英国，傅立叶派的主要代表是休·多赫尔蒂，他翻译和编纂了傅立叶的某些著作，并且在1840年创办了一个宣传傅立叶主义的期刊——《晨星》杂志。傅立叶派在英国发表的最重要的作品是傅立叶重要著作的摘译本——《人的情欲》（1851年），其中包括一篇休·多赫尔蒂所写的傅立叶学说的全面概述。傅立叶派同欧文派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他们对人性的看法根本不同。傅立叶坚持人性不变论，强调必须创立一种能够适应人性的社会环境。与此相反，欧文派则要求创立一种能够深刻改造人性的社会环境。不过，这种分歧并不是绝对的，因为我们将要谈到，欧文也完全了解自然倾向的重要性，同时又深信这些自然倾向在表现为行为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几乎其有无限的适应性。就傅立叶来说，虽然他认为人性是不变的，而且相信各种各样的倾向和情欲的分类情况也是确定的，可以用统计学予以证实的，可是他也同欧文一样，始终要求有一个虽不能改变这些偏好、但能把它们导入正轨的社会环境。然而，两人之间的差别还是重要的，因为傅立叶特别强调使劳动适应人们的自然倾向而成为乐事的重要性，而欧文则主张教育人们，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劳动有利于公共福利，从而具有道义感，并因此而努力工作和感到快慰。同欧文一样，傅立叶也强调教育儿童养成良好的社会习惯和态度的重要意义，但是他的重点并不在于培养儿童对公共利益具有应该具有的信念，而在于引导他们主动愉快地去做社会利益和他们本身的欲望要求他们去做的事情。正是傅立叶学说的这一方面后来吸引了克鲁泡特金和威廉·摩里斯之类大多数自由主义者。
傅立叶主义在美国的影响远远大于美国，甚至也远远大于法国。美国傅立叶派的最重要代表是文伯特·布里斯班（1809—1890年）。在1837年经济萧条以后，他把傅立叶学说介绍到美国。他的《人的社会命运》一书出版于1840年。《纽约论坛报》的霍勒斯·格里利支持布里斯班的主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按照傅立叶主义的原则至少建立了29个移民村，然而却没有一个能存在几年以上。布里斯班对C·H·达纳、玛格丽特·富勒、纳撒尼耳·霍索恩和爱默森等人也发生了巨大影响。著名的布鲁克农庄公社就是由一群包括玛格丽特·富勒在内的新英格兰知识分子在1832年建立的，霍索恩在他的《乐土的罗曼斯》一书中曾对它作了描述。这个公社主要是受傅立叶主义的启示而创建的，虽然它的组织并不完全符合傅立叶的学说，因为它建立在合资经营而不是全部移民入股的基础上，而全部移民入股在傅立叶看来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同许多更符合傅立叶学说的公社一样，布鲁克农庄也没有存在很久。农庄由于资金缺乏而解体，它所吸收的知识分子则在公社赖以生存的体力劳动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布里斯班在北美创建的“法朗克斯”一直存在到1856年，此后，美国的傅立叶主义运动就逐渐消失了。关于这些傅立叶主义公社的介绍，可以从任何描述美国社会主义实验的著作中看到；其中最新的著作是A·J·贝斯特先生所写的《边远地区的乌托邦》。
在法国，傅立叶的最重要信徒是维克多·普罗斯珀·孔西得朗（1808—1893年）。他的主要著作是：《社会的命运》（1834年），《合作派宣言》（1841年）《旧世界的社会主义》（1848年）。孔西得朗是《法伦斯泰尔》和《法朗吉》两种期刊的编辑，傅立叶学派后期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发表在这两种刊物上。孔西得朗在早期的作品中鼓吹完全摆脱政治的观点，认为旧的“政治”社会注定要消灭，代之而起的招是以完全自愿原则为基础的新公社协作制。但是他后来放弃了这种见解，开始呼吁民主党派用“社会”观点来代替“政治”观点。1848年，他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并且参加了路易·勃朗所主持的卢森堡劳工委员会。法国革命失败以后，他应布里斯班的邀请前往美国，在得克萨斯州试办一个法伦斯泰尔式的移民区。这个移民区于1854年失败了。此后，孔西得朗的观点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他放弃了过去对科学工业发展的敌视，试图对傅立叶主义作出新的解释，使它同科学知识的发展相适应。他生于1808年，死于1893年。
很明显，傅立叶学说最有力的论据在于指出：必须使社会制度适应人类的实际欲望。他认为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中，可以为任何一种已知的情欲找到使之有利于人类的表现方法。即使这种立论失之偏颇，他所坚持的下列说法则显然是智者的卓见：只要为人提供满足自然欲望的充分机会，而不强迫他们按照伦理学家以理性的名义人为规定的行为规范去生活，他们便能很愉快地生活。特别是在今天，当社会心理学家新近对工业关系和工业情况的注意正在发生日益巨大的影响时，傅立叶把上述理论应用于劳动组织的重要意义仍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到。他认为劳动可以而且必须成为一种产生有益的愉快感的泉源；而这一看法大概同大规模生产的实际情况不相容，同工程师把人看作好像是劣等机器的想法也不相容。但是，如果社会主义确曾更多地注意“劳动问题”的这一面，它早就会成为一套内容更加丰富的理论体系了。此外，傅立叶强调，我们不应该要求任何人始终只做一种工作或从事一种行业；如果说这种看法错了，则我个人仍有待高明者指正说服。大多数人都完全能够在几种完全不同的工作方面获得十分熟练的技能。如果从年青时就开始训练，这一点就尤其容易做到。傅立叶相信，从事多种职业比单调地从事一种不需要什么技巧的职业愉快得多；我认为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毫无疑问，一定有若干天生爱钻一门的人，他们宁愿只干一行或在狭窄的范围内从事工作。但这种人是不是很多就值得怀疑了，我相信他们决没有现代工业组织所假定的那样人数众多。
[1] “魔狮”（anti-lions）是傅立叶著作中的许多怪论之一，是一种专吃狮子的狮子。——译注
[2] 戈丁（1817-1888年），法国的政治家和实业家。——译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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