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七章 卡贝和伊加利亚共产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这一阶段,需要特别提到一个地位不如圣西门或傅立叶,甚至也不如比埃尔·勒鲁的人物。如果在十九世纪三十或四十年代后期的巴黎有人谈起“共产主义者”的话,这十之八九是指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年)的信徒。伊加利亚主义者,就是由于卡贝在1840年发表《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而得名的,他们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个“学派”,同圣西门派和傅立叶派分庭抗礼,以远比后两派明确的方式宣传彻底社会主义化的主张。
正像巴扎尔、舍伐利埃、毕舍等等其他一些空想社会主义的领袖一样,卡贝在投身群众事业的初期也曾积极参加著名的秘密同盟烧炭党的活动。烧炭党是意大利和法国的各种密谋活动和地下抵抗运动的组织者,1789年以前由弗朗歇-孔德着手组织,1806年前后在那波利王国重新活跃起来,它的这一段历史完全不属于社会主义史范围。在烧炭党人发表的宣言(不论是意大利文的还是法文的)中,除去采取革命反对派的立场以外,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或者统一的理论和政策。他们的团结基础只是反对共同的敌人,先是反对拿破仑和他的卫星国统治者,1815年以后则是反对正统王朝的复辟以及企图统治整个欧洲的“神圣同盟”。他们对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只在于下列两个事实:其一是他们为革命者提供了一个训练基地,某些革命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烧炭党瓦解以后加入了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团体;其二是他们成立密谋组织的方法为1830年革命前后在法国出现的许多秘密社团树立了榜样。
卡贝受过律师教育。他参加了1830年的革命,被政府任命为科西嘉的首席检察官。但是由于激烈抨击“资产阶级”君主国的政策,不久便被撤职。1831年,他被选入众议院,并且创办了一种专门面向工人阶级的杂志——《平民》。由于严厉指摘政府,《平民》不久就被封禁。此后几年,卡贝流亡英国,在1833—1834年间伟大的工会运动中受到欧文主义的影响。当他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已经不仅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改信了英国激进派左翼的更加极端的观点,坚信彻底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化和“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卡贝深受莫尔的《乌托邦》一书共产主义因素的影响,着手把他的新学说整理成为一套包罗广泛的理论体系,并且写了一部乌托邦式的小说把它表达出来。在整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他和他的信徒一直在宣传他的学说。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卡贝也想在当时地广人稀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土上试办他所规划的乌托邦。1848年,卡贝的一群信徒离开法国,想在得克萨斯州按照卡贝在他的乌托邦小说中构想的模型创办“伊加利亚”。翌年,卡贝本人同他的另一批信徒也来到美国;于是伊加利亚便正式建立起来,但地点不是在得克萨斯州,而是在伊利诺斯州的诺伏地方,这里原先是摩门教徒的活动中心。但是伊利诺斯州的伊加利亚只是卡贝想象中的城市的一个暗淡的缩影而已。按照他的计划,这样的城市要有一百万人,而这个移民区实际上却从未超过1,500人。这个伊加利亚并不是按照卡贝心目中的彻底公社制建立起来的,而是不得不采取一种折衷的安排,在容许个人拥有财产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共同生活和集体制。不过,事实证明它远比同一时期的大多数其他乌托邦移民区都更持久。由于方针政策上的分歧,卡贝本人在他逝世的那年离开了移民区,但移民区以后还是继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它的后身——“新伊加利亚”,一直维持到1895年。
埃蒂耶纳·卡贝并不是一个创始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几乎全部源自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托马斯·莫尔爵士和十八世纪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如马布利等人。卡贝的重要性在于他力图建立——至少是鼓吹——建立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社会,那里的一切主要活动都由国家掌握。跟实际上以折衷方式建立起来的伊加利亚不同,他所设想的伊加利亚根本没有私有财产。在那里,所有公民都绝对平等,在同等条件下为公社劳动;衣着也必须完全一致,以防止有人突出。男女几乎完全平等,例外的只是卡贝希望仍然保持家庭组织作为他的理想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父亲则是公认的一家之主。一切公职人员和地方首长都由公众推选,而且公众可以随时投票罢免他们。生产工具归集体使用,并且有一个广泛的公共社会服务系统。公社每年先对各种需要作出估计,然后据以制定一份详细的生产计划,委托各种公民组织执行分内的公共任务,同时允许这些组织自行掌管必需的资本、设备和材料供应。劳动产品全部存入公共仓库,每个公民都可以自由地从公共仓库中领取所需的任何东西。卡贝不像傅立叶,并不认为公社将以农业为主,他赞成发展工业,不过他又认为大部分公民都将运用现代机械和技术知识从事农田耕作。
一般所说的政治在伊加利亚主义者那里没有什么用处。他们的代表会议只负责向各个分散的专业组织分派任务,由它们去执行各种生产任务和集体服务工作;除此以外,代表会议本身别无其他职责。公社里报纸很少,而且只限于单纯报道具体事件,而不是舆论的喉舌,因为卡贝旨在建立一个没有党派纷争、在公共政策方面也没有分歧意见的社会。他完全相信,正确的行动道路只有一条,找到之后,就不再有任何争论的余地。因此,他根本不重视言论自由,主张对新闻和意见交流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并依靠对群众普遍进行的思想教育以保证伊加利亚社会生活的顺利发展。
伊加利亚社会怎样才能实现呢?卡贝在移居美国以前的早期著作中认为,过渡阶段不能完全依靠自觉自愿的努力,他希望说服国家对资本和遗产课征高额累进税,利用这种收入以及废除军队而节约下来的经费建立伊加利亚公社。同时,他希望由国家采取行动,规定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使私人剥削劳工的做法不再有利可图,从而排除资本主义生产。卡贝鼓吹由国家负责保证改善住房条件,实施普及教育和保证劳动者的“充分就业”,作为走向他的理想社会的一个步骤。
综上所述,卡贝是一个先进的社会激进派。不过,他在脱离烧炭党以后,便不再赞成任何涉及暴力行动的革命。事实上,他已经走上另一个极端。他曾经写道:“如果革命在我的手中,我一定会紧紧地把它握住不放,即使那样做意味着我将被流放到死”。他坚信新社会一定要通过辩论和说服而产生,绝不能借助于暴力。他在法国实现理想的希望破灭以后,这种和平主义的信念便促使他去美国,力图不依赖国家的帮助把公社建立起来。但是跟傅立叶不同,卡贝并不是一个专门仰仗他人自愿捐助的人,他希望能得到国家的帮助,但又不主张通过暴力取得这种帮助。为此,他坚决主张把实现政治民主制当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
同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卡贝也信仰上帝,认为革新基督教将是实现他的梦想的必要条件。他在所著《真正的基督教》(1846年)一书中,吁请教会革除目前的行为作风,以耶稣·基督为榜样,恢复早期贫民教会时代基督徒的“共产主义”。卡贝学说的这一部分具有圣西门某些学说的色彩,但更多的是体现了拉梅耐的学说,他无疑受到拉梅耐的《一个信徒的话》(1834年)一书的影响。不过,对卡贝的社会学说影响最深的还是托马斯·莫尔和罗伯特·欧文的理论,我指的是1832年以后欧文的理论,当时英国“全国统一工会”的领袖们正期待着“新道德世界”立刻到来,而实现新世界的方法并不是通过暴力革命,而是由工人阶级全体拒绝在旧条件下继续劳动,同时把各行各业联合起来,建立一套在集体管理下进行合作生产和分配的新制度。卡贝的共产主义远比欧文主义更接近彻底的公社生活。他一方面吸收了欧文派的千年至福论,另一方面又通过原始基督教文献,通过中世纪和天主教复兴时期的社会激进主义文献确立了共产主义抱负,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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