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七章 弗洛拉·特莉斯坦
直到十九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还没有一位妇女荣居领导地位。圣西门主义者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教母”。虽然许多社会主义流派心目中都十分重视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但是各个流派的女信徒的实际贡献，不论在运动的具体工作方面还是在思想观点的发展方面，都平平不足称道，在本卷所述的时期，曾经出现过少数几个杰出人物：例如法国的乔治·桑，美国的弗兰西斯·赖特；在一定的范围内，还应该算上玛格丽特·富勒，但是她们没有一个曾对某种具体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来以前，英国还没有一位才智堪与上述几位媲美的妇女。当然，曾经有过若干“先进妇女”和鼓吹女权的先驱者，例如理查·卡莱尔的女教师“伊西斯”。但是，有一个妇女，一个本身就非常奇特的人物，显然有权在本卷所述的这段历史中占有一席地位，哪怕只是次要的地位。她就是弗洛拉·特莉斯坦。
弗洛拉·赛莱斯梯纳·德勒撒·特莉斯坦（1803—1844年）的父亲是秘鲁人和西班牙人混血种，母亲是法国人。在法律上，她是私生子，她的双亲在西班牙结合虽经一个法国移民神甫证婚，但是不合当时不可或缺的礼法。弗洛拉的父亲出身于富有的秘鲁人家庭，他的兄弟曾任秘鲁总统，他本人原是西班牙军队中的一名上校，退休后客居巴黎。他在巴黎突然逝世，遗下孤儿寡妇几乎无以为生。他在秘鲁的亲戚对于他的婚事显然一无所知。弗洛拉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不过略具艺术才能。顺便提一下，她是画家戈冈的外祖母。为了谋生，她曾为一个画家兼雕刻家做着色工作，这个画家爱上了她，就像大多数年轻人同她接触后都倾心于她一样。弗洛拉听从母亲的主张同他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弗洛拉和她的丈夫安德烈·沙扎尔经常吵闹：男的嗜赌；女的好花钱，而且脾气暴躁，易于激动。几年以后，弗洛拉带着孩子出走。她丈夫找到了她，先是要求她回去，后来就要求把孩子交给他管。弗洛拉提出离婚，但是法国在波旁王朝复辟年代，离婚是不许可的，甚至连得到合法的分居也非常困难。沙扎尔夫人把孩子送去同她母亲一起生活，在1825—1830年的几年间，她浪迹世界，看样子是为某一富有的英国家庭做某种工作，这虽然有损她的自尊心，但使她得以饱览各国的生活情趣。
沙扎尔夫人在1830年回到巴黎，随即就同她丈夫在未来关系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系列剧烈而复杂的争执。沙扎尔再次要求她回去，然后又要求把孩子交给他管。她同意把儿子交给丈夫管，但是不放女儿走。后来，她决心到秘鲁去，设法得到她自己家庭的承认。她把女儿托付给她当时寄居的公寓的看守人照管，便在波尔多上了船。那艘船的全部船员和乘客都是男性，她是其中唯一的妇女。船长爱上了她，因为不知道她是有夫之妇（虽然知道她有孩子），一再向她求婚，甚至在她到达秘鲁以后还追求她。直到她最后把他打发走为止。她伯父若干年来一直供给她和她母亲一小笔津贴，这时在他的大宅邸内接待她，但是拒绝今后再供养她。她回到了法国，在那里又历尽艰辛，随后发表了自传《贱民流浪记》（1838年），非常坦率地叙述了自己的奇异经历，只是只字未提她为那个英国家庭服务那几年的情况。她的丈夫看到这本自传大为震怒，其中关于他的叙述使他深为激愤，竟致企图加害于她，并因此而被判处强迫劳动。她随即又发表了她写的唯一一部小说《麦菲斯》（1838年），叙述了更多的生平事迹。此后，她到了伦敦，写了那本脍炙人口的《伦敦漫步》（1840年），在伦敦和巴黎两地发行。这部著作对英国工人的苦难和早期宪章运动作了最感人最生动的描绘。
这时，弗洛拉·特莉斯坦已经深信不疑自己负有使命，要同时为妇女和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斗争。然而，她同法国工人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她读了木匠阿格立柯尔·倍尔德里居的诗篇，知道了过去的法国手艺工人联合会或俱乐部的一些情况（也正是受到倍尔德里居的启发，乔治·桑才写出小说《周游法兰西的手艺人》）。过去也曾有人做过努力，要把那些手艺工人联合会纳入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由于这些联合会互相排挤和尖锐对立而先后失败了。1830年成立的法国流动工人协会，由那些在各个城市设有寄宿舍招待外乡谋生弟兄的行会联合组成，赢得许多追随者；与此同时，人们纷纷提出各种计划，要把手艺工人联合会改组成为更有效率的组织。弗塔拉·特莉斯坦在阅读了那些关于手艺工人的诗篇和小册子以后，就设想建立一个规模更为宏大的工会：不仅要把一个国家的而且要把世界各国的全体工人阶级联合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之中。1843年，她在一本名为《工人联合会》的小册子中发表了她的主张；这是破天荒第一次提出的世界性“工人国际”的计划。
弗洛拉·特莉斯坦的主张本身十分简单，不过实行起来却非易事，她建议，法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经过说服愿意采纳这个主张的工人，每人每年缴纳小量的钱，以便积累一笔足够的资金，用以把工人阶级从屈从的地位解放出来。这笔基金首先用来在每个城市建立“工人宫”，其次用于合作生产计划。工人宫既是学校，又是医院、老弱残废收容所和工人阶级的文化中心。工人宫应该把工人团结起来，给他们以保障和不依附于他人的地位，使他们得以改进自己的经济状况。在小册子的结尾，弗洛拉把自己的建议归纳为以下几点：
1．通过一个组织严密的坚如磐石的联合会把工人阶级组织[1]起来。
2．由工人联合会选派一名“辩护人”代表工人阶级，以确保工人阶级的生存权利得到国家及其他各阶级的承认。辩护人的薪金由工人联合会支付。
3．以工人阶级生存权利的名义，反对侵害和特权。
4．确保财产权在于人的双手这一原则得到法律承认。在法国，有2500万工人除了双手以外别无其他财产。
5．确保不分男女人人享有劳动权这一原则得到法律承认。
6．研究在现存的社会条件下建立劳动组织的可能性。
7．在各县建立工人联合会宫，对工人阶级子弟进行文化和技术教育并收容遭受工伤事故和老弱的男女工人。
8．承认妇女迫切需要获得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权利，以便能在精神上帮助男人。
10．原则上承认男女平等是实现人类团结的唯一手段。
弗洛拉·特莉斯坦自己说过，她所提出的工人普遍捐款的想法是从丹尼尔·奥康奈尔的爱尔兰天主教协会那里学来的，而关于付给报酬的工人“辩护人”的主张也来自这个协会。英国的宪章主义者也曾采用这些想法；1839年弗洛拉在伦敦逗留期间曾同他们会晤。我们已经说过，约·弗·布雷也鼓吹过与此颇为相似的主张；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的“偿还主义者”采纳了类似的做法。他们在里兹和其他一些城市创办了“偿还社”，并且呼吁每个工人每周捐助一便士以积累基金把劳工从资本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1848年，里兹偿还社实际上创办了一个合作移民区，移民在那里除了耕种土地以外还建立了工场，并进行了其他一些实验。但是这个运动最后转变成了承办福利事业的互助会。弗洛拉·特莉斯坦是否听到过布雷的计划和偿还主义者的早期宣传，我还无法肯定，但是这些计划的相似之处是很明显的。当然，弗洛拉的计划比布雷和偿还主义者的计划抱负更大，
为了传播她的主张，弗洛拉·特莉斯坦后来开始周游法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到处同工人俱乐部或劳工协会接触，希望取得它们的帮助。正当她仍然身负使命，风尘仆仆的时候，她竟得了伤寒症而死于波尔多，终年四十一岁。她的计划也就随着她而溘然长逝了。
弗洛拉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为工人阶级团结而奔走的使徒。她十分美丽动人，但生性傲慢，而且尽管对劳动者非常同情，却对自己的家庭渊源有强烈的意识。她对于自己被迫用双手劳动和沦为女仆一事感到莫大的屈辱，对于剥夺她的合法地位的法律也深感忿恨。在私人关系中，她对任何屈从于下、听命于人的状况——包括她对自己丈夫的屈从——都起而反抗。她自己的婚姻关系使她强烈地反对当时的婚姻制度。她是女权的热情鼓吹者，但是对妇女选举权却不感兴趣，因为在她看来，这无关重要，不能同劳动和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权利相提并论。弗洛拉由于母亲沦于贫困境地，自己没有受过教育和培养，因而十分重视工人教育，始终不忘坚持工人教育必须包括文化和技术两个方面。此外，她还非常善于观察世态人情，有恒地记日记，对于自己的经历也描绘得十分生动感人。尽管她的计划流于空想，她对企业了无所知，因而她的组织“工人联合会”的计划一无成就，但是她在这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却有权占有一席之地，因为就我所能发现的资料来看，她毕竟是明确提出一种无所不包的无产阶级国际计划的第一人。她曾一再指出，虽然法国大革命解放了“第三等级”，并使第三等级成了僭主，新的革命的使命是要解放“第四等级”，即“工人”；而且她还看到——尽管非常模糊——这次革命还意味着在国际范围内和在每个国家内都建立起全面的组织。
[1] 即赋予工人阶级以公认而巩固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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