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拉梅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 -> 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1789—1850年）

第十八章拉梅耐

　　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历史学者必然而且常常会遇到一个难题，究竟怎样才能最恰当地划定研究课题的范围。有许多著述家虽然在一般意义上说来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还可能自称是反社会主义的，可是他们跟那些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以致略而不提他们即使是可能的，那也至少会造成误解。我们已经谈过，汤姆·潘恩就是这样的著述家；距我们的时代较近的那些“分产主义者”，特别是G·K·切斯特顿和希莱尔·贝洛克，也是这样的著述家。后面提到的这两位著述家同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以本章篇幅专门讨论的那种不可抑制的社会势力的思想就有某些共同之处。
　　雨奎斯-费里西德-罗伯特·德·拉梅耐（1782—1854年）肯定不是社会主义者。^[1]他猛烈攻击当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学派，可是这种态度本身并不足以确定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还不仅限于他那个时代），各个流派的社会主义者总是在不断地互相攻击。拉梅耐之所以不是社会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攻击了欧文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伊加利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实际上，他攻击了当代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而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系统地提出过任何明确的社会学说，而且实际上还有意地拒绝这样做。在某些方面，他同蒲鲁东相似，因为后者也轻视那些理想社会的设计者；但是他又跟蒲鲁东不同，因为他后来深信参政权——普选权——是获得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不可缺少的第一步。他后来坚信，人民得到投票权以后，就能够通过他们的代表获得他们解救自身苦难所需的法律，因此，他总是不断地要求充分的民主政治。然而，他同蒲鲁东一样，也不期望国家在实现充分民主以后在建立新社会中起建设性作用。他相信，限制自由的法律一旦取消，人民就能够而且应该自己来建设新社会。但是，蒲鲁东所期望的主要是在自由接触和“无息信贷”的条件下，由个人采取行动来做到这一点，而拉梅耐则坚决主张“协作”，这是为了集体完成共同的事业，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劳资集体谈判。他相信通过集体谈判能够把工资提高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并击败资本的垄断势力。
　　由此可见，拉梅耐是工会主义和合作主义最热烈的鼓吹者之一，同时他也支持极左派的政治要求，除非这些要求所采取的革命形式有可能失去大部分人民的同情。他的著作显然是两种思想的混合体：一方面竭力谴责现存制度，并要求彻底变革社会基础；另一方面又温和地告诫说，如果社会变革跑到了人民舆论主体的前面，就势必招致灾难。虽然他的用语往往很激烈，但是他的社会哲学实质上却是渐进主义的。他认为，要人们采取行动或者是认可别人的行动——哪怕是善意的行动，就必须首先使他们心悦诚服。他相信个人自由是人类的最终目的，因而往往怀疑每一项需要运用权力的计划都包藏篡夺权力的祸心，其目的是向人民行使权力，而不是让人民行使权力。
　　拉梅耐走过一条奇特的道路才形成自己的极端的基督教激进主义，因为他在一生事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教皇极权主义的拥护者，支持天主教会的主张，他早期写的都是神学著作，最初他的商船主父亲要他经商，可是他后来当了神甫。他的第一部著作是1808年匿名出版的，要求进行伟大的宗教复兴，以反对国家控制教会。这本书遭到拿破仑的取缔，于是拉梅耐在1814年又同他兄弟合写了另一本书，就国家声称有权不经教皇批准而指派主教的问题进行抨击。这一年，他欢庆了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而当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他逃往伦敦，直到滑铁卢战役以后才回到巴黎定居下来。1817到1824年间，他在巴黎分册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之作《论忽视宗教的态度》。这部著作猛烈攻击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以及新教和笛卡儿哲学所颂扬的个人判断权，还谴责了信教自由，要求普遍服从教会权力。他的著作得到教皇的嘉许，教皇延请他入教廷枢机主教团任职，但是他辞而未就。他和夏多布里安互相提携，为《保守党人》杂志撰稿，并在1815年以后的浪漫主义运动中成为领导人物。但是，他由于反对君主专制和世俗国家的专制统治，很快就同《保守党人》决裂了。他退出了政治活动，聚集了一批宗教徒，其中有拉科台尔和蒙塔朗贝尔，主要想在教会内掀起一次同国家决裂的运动。可是，他的身体不久就垮了，等他恢复健康时他的思想已大大改变了，这时，他宣布反对君主制，主张实行他所设想的神权路线的充分民主。他创办了一个新的杂志《前途》（1830年），上面有“上帝与自由”的题句，并且彻底改变态度，要求绝对的宗教自由。拉梅耐同蒙塔朗贝尔一起建立了“宗教自由保卫总会”，这个组织在法国各地获得了大批信从者。拉梅耐主持的杂志和“总会”很快就同法国教会的领袖们发生了纠纷；于是，拉梅耐、拉科台尔和蒙塔朗贝尔亲往罗马诉诸教皇。教皇拒绝接见他们，并在写给爱兰主教的信里劝告人们服从世俗政权。1832年，教皇在写了这封信以后又发出教谕——警世箴言，明确地谴责了拉梅耐的学说。拉梅耐暂时屈服了；《前途》杂志和“宗教自由保卫总会”也关闭了。但是到了1834年，拉梅耐从他的退休地发表了著名的《一个信徒的话》，在这部著作中，他以引人入胜而往往带有诗意的散文体裁表示完全支持激进主义的信念。这本书是一篇热情洋溢的宣言，它反对压迫人民，反对君主和豪门所控制的政府，也同样反对所有不信奉神意的激进主义者。《一个信徒的话》是一本非凡的著作，充满着对穷人所受苦难的怜悯和对权要胡作非为的愤激，同时热烈地呼吁劳动者联合起来挣脱那个使他们屈居人下和剥夺他们基本人权的奴隶枷锁。这部著作大声疾呼，全力维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教义所蕴含的权利，同时这本书也富有国际主义精神。拉梅耐坚决主张，人类的博爱是全民平等主权——人在上帝之下唯一正当的主权形式——的基础。
　　但是，拉梅耐在强调人的权利的同时，也同样强调人的义务。他说，权利是对个人而言的，其本身并不完整，而义务则以相互友爱合作的纽带把人们联合在一起。协作的力量就在于人们天然地承认彼此都承担义务，而这也正是人们用以取得权利的手段。如果穷人都本着彼此尽责的精神进行协作，那就会无往而不利，因为压迫者的力量就是以穷人的彼此隔绝为基础的。穷人的彼此隔绝是利己主义的恶果，也就是蔑视上帝意志的魔鬼力量所造成的恶果。拉梅耐大声疾呼：团结起来，争取普选权！团结起来，把工资提高到过得去的水平！团结起来，互助合作，反对一切压迫势力！
　　关于《一个信徒的话》就谈这些，这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主义意识的著述家以上帝的名义发出的雄辩滔滔的呼声。继这部著作之后，拉梅耐又于1837年发表了《人民书》。他在这本书里进行了同样的鼓动，只是行文不再那么富有诗意，而是用比较明朗的语言提出劝告。书中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普选权，紧接着就是要求废除那些禁止或限制结社的法律以及纵容任何形式的特权或垄断权的法律。此外，拉梅耐还要求“分散资本”，并且把信贷交给公众支配，使人人都能得到劳动工具。他宣称，这些措施将会重新建立起“财富的自然流程”，由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这个流程已经被颠倒了。他说，采取了这些步骤，消灭贫困和压迫的日子就会到来。“劳工获得了选举权，成了自身的主人，就能主宰世界，因为正是人类的劳动完成了造物主交给人类的任务。”在这样的条件下，个人的小利益就会逐渐合并为一个归全体所有的大利益，因为人人都会受到友爱团结精神的感染。
　　拉梅耐于1839年发表的《现代奴隶制》和《为民所用的政治》两部著作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见解，这特别是因为他更全面地叙述了自己见解的历史背景。在前一本书中，他把现代工资劳动者的处境同古代奴隶和中世纪农奴的处境做了对比，然后宣称劳工的基本状况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他们照样听凭主人摆布，虽然主人进行剥削和奴役的方式有了改变。然而，由于有了基督教（尽管基督教中也出现堕落现象），关于人类关系的理论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在理论上——但还不是在实际上——承认，一切人的权利基本上都是平等的。人类精神方面的这一进步甚至灭了特权者的威风，使他们在穷人准备团结起来断然要求自己的权利时不敢顽抗。拉梅耐说，任何形式的奴隶制都会摧毁人格，破坏全体人类的天赋主权。自从大革命以来，即使是反对民主主义的人也被迫宣称他们多少也相信天赋主权；而穷人联合起来，以上帝的名义，要求政府实施基督教原则，那么，只要持之以恒，就能不使用暴力而获得效果。拉梅耐在这篇不同凡响的论文中继续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对立同昔日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绝对对立毫无二致。他刻画了劳苦大众受法律和经济暴君压迫的惨状。拉梅耐在《现代奴隶制》一书中描写这些社会关系时所用的词句往往同《共产党宣言》不相上下，而词锋之犀利也肯定不在《共产党宣言》之下。但是，这本书的结论并不是号召起来革命，倒是他的《一个信徒的话》看起来多少还隐含着这样的号召。这本书只是断言现代的无产阶级不必效法斯巴达克，发动一次奴隶起义，他们的苦难只能在普选权的影响下随着舆论的发展，一步一步地求得解决，舍此不能希冀其他。
　　继《现代奴隶制》之后，拉梅耐在1841年发表了《人民的过去和未来》。在这部著作中，拉梅耐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历史观，同时也抨击了当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各个学派。我们在阅读他的这部著作时，不能不一再想起圣西门——特别是圣西门所著的《关于人的研究》和《新基督教》。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对中世纪教会的历史性作用及其分裂的原因持相同看法，两人同样坚信科学探讨精神的发展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也同样承认教会和科学这两大历史性因素的局限性。拉梅耐也像圣西门一样坚持，必须把人类进步的两个方面——精神的和科学的——联系起来。拉梅耐说，科学本身导致人们强调唯物主义的和决定论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满足于本身只局限在实际知识领域，而侵入了人类精神世界，而当它自称掌握了精神准则的范畴时，实际上是毁灭了精神准则。正像圣西门一样，拉梅耐希望教会更生，不再反对科学，也不再反对通过自由探讨扩大知识，而是同这些科学研究和自由探讨的力量通力合作，并在科学家为增进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和运用自然力量为人类服务而进行努力时给予指导，使他们的努力富有意义。拉梅耐说，把自然力量纳入为人类服务的轨道这一点尤应成为社会研究和经济研究的目的。这两方面的研究以及其余科学研究由于把功利主义作为判断标准已经误入歧途。他谴责说，功利主义学说实质上是一种利己主义学说，这种学说否定了义务，从而也否定了上帝。他也同样谴责那种对科学采取冷漠态度或否定科学见解的“超自然主义”。
　　拉梅耐正是在对各种社会主义学派的批评中，极其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未来的看法。他指责欧文主义者（他好像对他们并不十分了解）完全否定上帝的态度，说他们完全陷入了一团漆黑的纯粹自然主义之中，把人类看作是单纯听任外力摆布的机器。关于圣西门主义者，他说他们承认上帝，但又否定上帝创造万物的教义，从而切断了上帝与人类之间的联系，并用一套抽象的宿命论代替了自然主义者的宿命论，而抽象的宿命论可能沦为唯物主义，同时也提不出任何关于责任义务的理论作为道德行为的依据。至于傅立叶主义者，他说他们把人类的一切情欲都一律看成是正当的，从而否定了善与恶之间的根本区别，走上了歧途，堕落为绝对的个人主义，他们同边沁学派一样，承认功利的虚伪标准，把义和利混为一谈。至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拉梅耐没有一一分析，只是笼统地说，它们不屑于在基本观念上动脑筋，而是让临时涌上心头的想法去支配它们的计划。他说，所有这些“思想体系”都缺乏真正解决社会问题所必需的两大要素——权利与义务，因为它们没有按照上帝对人的要求把权利和义务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他指责这些流派的拥护者只是一些不自觉的因袭主义者，说他们只是从基督教教义中借用了人类平等的概念而没有接受这一概念的基督教基础，从而给这一概念加上了一个完全从自然界得来的抽象而绝对的形式。他说，从自然界不可能得出这一原则，因为自然界所显示的平等和不平等的证据同样比比皆是。唯有上帝是全人类之父这一观念才是平等主义观点的适当基础，而不致陷入无尽无休的矛盾。按照大自然的指导行事，就会引出暴力的统治，而不是引出友爱或正义的统治。依靠大自然的指导，就会促使人们单纯强调权利而不是同时强调义务，从而也就会乞灵于暴力来调和互相冲突的权利。这样就产生了建立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政府迫使人民就范的想法，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去组织政府实行集体自治。因此，这些流派都持有控制社会的等级制度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只能产生新的暴政。
　　拉梅耐接着说，这些流派大都由于违背政治原则而犯了错误，它们孜孜以求的不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普遍主权，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财产关系的计划上。从这一点出发，拉梅耐攻击卡贝及其伊加利亚派信徒的共产主义，因为这种共产主义主张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他说，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因为财产同人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财产应该分散而不应该集中。人人所共有的财产根本就不能称其为财产；财产的根本概念就意味着个人占有。人没有财产就没有自由，因为财产是自由地进行劳动和鼓励努力工作的手段。为了让大家实际享有劳动权，财产必须是可以积累的，以便把它当作一种生产资料使用；财产也必须是可以承继的，因为社会的真正单位是家庭，而家庭则是代代相传的。由此可见，把财产集中在国家手里就意味着国家对家庭和个人的专制统治。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通过废除财产权来消除无产阶级，而是要设法建立一种“使人人都成为有产者”的制度。拉梅耐说，共产主义不会带来自由和博爱，而将导致“等级的重建”——统治等级支配着受奴役的人民。
　　然后拉梅耐又谈到收入平等的问题。他提到各个社会主义流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些流派主张根据“工作”来分配收入，有些则主张根据“需要”。他说，一切自然法则都对平等分配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那些主张平等分配的人在设法废除财产权时就发现自己是同自然法则相抗争，因为财产是人们对外界的物质施以劳动，使之归己所用的结果，是人类生活中的自然现象。此外，上帝和大自然使人生而不平等，因而任何社会安排都无法消除人的天然不平等。但是，按才能付给报酬的原则也并不更为高明，试问又由谁来评定才能的高下呢？那些赞成这种解决方案的流派不得不提出由某种优等人物来担任评判者（这是对圣西门主义者的嘲笑），这样我们便又回到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上去了。
　　接着拉梅耐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通过普选来实现绝对的政治平等，各种代表和管理人员不断接受人民意志的选择，废除一切限制自由经济活动的法律，并且容许最充分的协作自由。拉梅耐高呼：“主张协作即主张自由。”他说，现存社会缺乏宗教信仰，而没有宗教信仰，既谈不到永恒得救，也谈不到社会得救。除了这一点以外，还缺乏三个条件。这三个根本条件就是人民参政，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及“财产的物质条件”。只要实现第一条，另外两条就会很快得到实现。
　　拉梅耐继续说道，为了成为有产者，穷人并不需要去攻击富人的现有财产，因为大部分财产并不是一种贮存，而是劳动的流动产品。没有财产的各个阶级只要能获得政治权力和协作权利，也就能获得财产，而且能把富人的现有财产降低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劳工只要能自由地站在平等地位同雇主讨价还价，就可以拒绝接受任何剥削性的条件。同样，劳工也就可以坚持争取普及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及接受其本身所能掌握的技艺和科学训练的权利。富人将失掉获得知识和较高生产技能的垄断权；劳工将成为自己的主人，并且能够通过协作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本。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一蹴而就，但是只要劳工一旦把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他问题就必然会迟早得到解决。
　　上述全部观点都是拉梅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当时法国正处于1830年大革命以后的多难年代。1840年，拉梅耐因发表《国家与政府》一书，被路易-菲力浦政府监禁了一年。他在狱中写成《狱中的呼声》一书，于同年问世。这本书的风格同《一个信徒的话》一样是启示录式的。他在狱中还写了《哲学初稿》（1840年）一书，其中对艺术同宗教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在四十年代，他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宣传工作，并为路易·勃朗的《进步评论》撰稿，对勃朗在《劳动组织》一书中所鼓吹的“协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深表同情。随着新的革命日益临近，拉梅耐担任了“共和主义者团结协会”主席，协会立即得到大量的信从者。1848年革命以后，他被选入制宪议会。拉梅耐在议会中和左翼共和派站在一起，并草拟了一部宪法草案，草案被认为过于激进而遭到否决。他本人还创办了杂志《制宪的人民》，这个杂志在血腥的六月巴黎工人的力量被摧毁以后，遭到封闭。拿破仑三世的政变结束了拉梅耐的政治生涯；他在世的最后几年，直到1854年去世时为止，主要工作是翻译但丁的诗篇。他至死没有同天主教会妥协，死后一个巨大的送葬行列把他的遗体送到贝尔拉雪斯公墓，下葬时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
　　拉梅耐自始至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道德热诚，为文雄健有力，因而在法国文学史以及法国民主政治史上都占有不朽的地位。他的思想始终具有浓厚的宗教性质，他不能理解任何不以信仰上帝为根据的德性。他坚信人类进步的必然性，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仁慈的造物主和全人类之父。虽然他猛烈抨击当时的种种罪恶现象，但是他在改弦更张，信仰民主主义以后，就毫不怀疑自己所处的时代优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他还坚信，人类即将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一信念的产生是由于他坚信思想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他在早期根本就没有这种信念）。他生前看到人们接受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概念，但没有把它付诸实现；他相信，这种矛盾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而且在思想同私利的冲突中，思想必然会取得胜利，因为上帝的旨意必然是如此。他笃信上帝是仁慈的，因而他把世界上的种种罪恶都归咎于魔鬼，在他看来这个魔鬼就是唆使人们背离其对上帝和同胞的责任的活力。但是他认为魔鬼的统治肯定是临近末日了；在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中，人类所面临的任务首先就是启蒙工作。他说，包括工资奴隶制在内的奴隶制一直使人民处于黑暗和愚昧之中，但是他们很快就会看到黎明的曙光了。因此，他坚决主张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也坚决主张通过协作来改进物质条件。尽管拉梅耐一贯坚持个人自由和家庭自由，但是他不同于蒲鲁东，丝毫不担心协作组织会造成“集体”对个人的专制统治。正如同他相信可以制定宪法使人民掌握实际权力（即实际参加政府和行政管理工作）一样，他也同样相信自治的协作组织只要是以普选权为牢固的基础，就能够扩大人的自由而不是限制人的自由。蒲鲁东也相信人民，但是他担心人民一旦通过代表采取行动时，就会丧失良好的判断力。拉梅耐同样珍视个人自由，但是他却认为在许多方面人们只有采取联合行动才能获得个人自由。他相信，集体行动的危险性是由那些本着利己主义的精神——他称之为“功利”精神——而纠集力量的人们造成的。在他看来，协作的真正基础是承认人人对他的同类都负有义务，对人来说，承认这种义务同承认私利是同样自然的。我们已经谈过，拉梅耐的义务观完全是国际性质的，虽然他颂扬“祖国”的权益，但是他始终认为祖国仅仅是组成家庭的个人的集合体而已，并且坚持构成全人类的更大的集合体的权益应该高于祖国的权利。上帝普施人类的父爱使人人都成为兄弟，因此，战争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总是违反普通人民的意志，导致颂扬国家及其统治者的权威。
　　我在本章开头就已经指出拉梅耐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确实不是，但是他却是许多基督教社会主义学说的直接创始人，并且远比许多后来自称或被称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我认为，拉梅耐的历史著述以及他所刻画的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处境的特征给予马克思的影响远远超过马克思本人对这一点的认识。他的《现代的奴隶制》一书确实是阶级斗争思想史中的伟大文献之一。这部著作构成了圣西门和马克思之间的重要联系，前者有历史进化的概念，但是没有资本家和劳动者相冲突的观点，而马克思则比拉梅耐又进了一步，把这两种概念融合成唯物史观。当然，拉梅耐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所想象的阶级斗争是由上帝鼓舞无产阶级十字军去进行的。

^[1] 1837年以年以前，拉梅耐的名字的写法是“La Mennais”（“拉·梅耐”），后来改写成“Lamennais”（“拉梅耐”），表示同贵族断绝关系。